成功的創新取決於基層的參與

本文與財團法人臺灣生活美學基金會合作。 

AI 有可能造成人們失業嗎？還是 AI 會成為個人專屬的超級助理？

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AI 與人類之間的關係，成為社會大眾目前最熱烈討論的話題之一，究竟，AI 會成為人類的取代者或是協作者？決定關鍵就在於人們對 AI 的了解和運用能力，唯有人們清楚了解如何使用 AI，才能化 AI 為助力，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與生活品質。

有鑑於此，目前正於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C-LAB 展出的「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特別將展覽主題定調為奇異點（Singularity），透過多重視角探討人工智慧與人類的共生關係。

C-LAB 策展人吳達坤進一步說明，本次展覽規劃了 4 大章節，共集結來自 9 個國家 23 組藝術家團隊的 26 件作品，帶領觀眾從了解 AI 發展歷史開始，到欣賞各種結合科技的藝術創作，再到與藝術一同探索 AI 未來發展，希望觀眾能從中感受科技如何重塑藝術的創造範式，進而更清楚未來該如何與科技共生與共創。

從歷史看未來：AI 技術發展的 3 個高峰

其中，展覽第一章「流動的錨點」邀請了自牧文化 2 名研究者李佳霖和蔡侑霖，從軟體與演算法發展、硬體發展與世界史、文化與藝術三條軸線，平行梳理 AI 技術發展過程。

藉由李佳霖和蔡侑霖長達近半年的調查研究，觀眾對 AI 發展有了清楚的輪廓。自 1956 年達特茅斯會議提出「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詞，並明確定出 AI 的任務，例如：自然語言處理、神經網路、計算學理論、隨機性與創造性等，就開啟了全球 AI 研究浪潮，至今將近 70 年的過程間，共迎來三波發展高峰。

第一波技術爆發期確立了自然語言與機器語言的轉換機制，科學家將任務文字化、建立推理規則，再換成機器語言讓機器執行，然而受到演算法及硬體資源限制，使得 AI 只能解決小問題，也因此進入了第一次發展寒冬。

之後隨著專家系統的興起，讓 AI 突破技術瓶頸，進入第二次發展高峰期。專家系統是由邏輯推理系統、資料庫、操作介面三者共載而成，由於部份應用領域的邏輯推理方式是相似的，因此只要搭載不同資料庫，就能解決各種問題，克服過去規則設定無窮盡的挑戰。此外，機器學習、類神經網路等技術也在同一時期誕生，雖然是 AI 技術上的一大創新突破，但最終同樣受到硬體限制、技術成熟度等因素影響，導致 AI 再次進入發展寒冬。

走出第二次寒冬的關鍵在於，IBM 超級電腦深藍（Deep Blue）戰勝了西洋棋世界冠軍 Garry Kasparov，加上美國學者 Geoffrey Hinton 推出了新的類神經網路算法，並使用 GPU 進行模型訓練，不只奠定了 NVIDIA 在 AI 中的地位， 自此之後的 AI 研究也大多聚焦在類神經網路上，不斷的追求創新和突破。

從現在看未來：AI 不僅是工具，也是創作者

隨著時間軸繼續向前推進，如今的 AI 技術不僅深植於類神經網路應用中，更在藝術、創意和日常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而「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第二章「創造力的轉變」及第三章「創作者的洞見」，便邀請各國藝術家展出運用 AI 與科技的作品。

例如，超現代映畫展出的作品《無限共作 3.0》，乃是由來自創意科技、建築師、動畫與互動媒體等不同領域的藝術家，運用 AI 和新科技共同創作的作品。「人們來到此展區，就像走進一間新科技的實驗室，」吳達坤形容，觀眾在此不僅是被動的觀察者，更是主動的參與者，可以親身感受創作方式的轉移，以及 AI 如何幫助藝術家創作。

而第四章「未完的篇章」則邀請觀眾一起思考未來與 AI 共生的方式。臺灣新媒體創作團隊貳進 2ENTER 展出的作品《虛擬尋根-臺灣》，將 AI 人物化，採用與 AI 對話記錄的方法，探討網路發展的歷史和哲學，並專注於臺灣和全球兩個場景。又如國際非營利創作組織戰略技術展出的作品《無時無刻，無所不在》，則是一套協助青少年數位排毒、數位識毒的方法論，使其更清楚在面對網路資訊時，該如何識別何者為真何者為假，更自信地穿梭在數位世界裡。

透過歷史解析引起共鳴

在「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規劃的 4 大章節裡，第一章回顧 AI 發展史的內容設計，可說是臺灣近年來科技或 AI 相關展覽的一大創舉。

過去，這些展覽多半以藝術家的創作為展出重點，很少看到結合 AI 發展歷程、大眾文明演變及流行文化三大領域的展出內容，但李佳霖和蔡侑霖從大量資料中篩選出重點內容並儘可能完整呈現，讓「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觀眾可以清楚 AI 技術於不同階段的演進變化，及各發展階段背後的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狀態，才能在接下來欣賞展區其他藝術創作時有更多共鳴。

「畢竟展區空間有限，而科技發展史的資訊量又很龐大，在評估哪些事件適合放入展區時，我們常常在心中上演拉鋸戰，」李佳霖笑著分享進行史料研究時的心路歷程。除了從技術的重要性及代表性去評估應該呈現哪些事件，還要兼顧詞條不能太長、資料量不能太多、確保內容正確性及讓觀眾有感等原則，「不過，歷史事件與展覽主題的關聯性，還是最主要的決定因素，」蔡侑霖補充指出。

舉例來說，Google 旗下人工智慧實驗室（DeepMind）開發出的 AI 軟體「AlphaFold」，可以準確預測蛋白質的 3D 立體結構，解決科學家長達 50 年都無法突破的難題，雖然是製藥或疾病學領域相當大的技術突破，但因為與本次展覽主題的關聯性較低，故最終沒有列入此次展出內容中。

除了內容篩選外，在呈現方式上，2位研究者也儘量使用淺顯易懂的方式來呈現某些較為深奧難懂的技術內容，蔡侑霖舉例說明，像某些比較艱深的 AI 概念，便改以視覺化的方式來呈現，為此上網搜尋很多與 AI 相關的影片或圖解內容，從中找尋靈感，最後製作成簡單易懂的動畫，希望幫助觀眾輕鬆快速的理解新科技。

吳達坤最後指出，「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除了展出藝術創作，也跟上國際展會發展趨勢，於展覽期間規劃共 10 幾場不同形式的活動，包括藝術家座談、講座、工作坊及專家導覽，例如：由策展人與專家進行現場導覽、邀請臺灣 AI 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以「人工智慧與未來藝術」為題舉辦講座，希望透過帶狀活動創造更多話題，也讓展覽效益不斷發酵，讓更多觀眾都能前來體驗由 AI 驅動的未來創新世界，展望 AI 在藝術與生活中的無限潛力。

展覽資訊：「未來媒體藝術節——奇異點」2024 Future Media FEST-Singularity 
展期 ▎2024.10.04 ( Fri. ) – 12.15 ( Sun. ) 週二至週日12:00-19:00，週一休館
地點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圖書館展演空間、北草坪、聯合餐廳展演空間、通信分隊展演空間
指導單位 ▎文化部
主辦單位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本文由 建研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當你走進一棟建築，是否能感受到它對環境的友善？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但現今建築不只提供我們居住和工作的空間，更是肩負著重要的永續節能責任。

綠建築標準的誕生，正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匱乏問題，確保建築設計能夠減少資源浪費、降低污染，同時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然而，要成為綠建築並非易事，每一棟建築都需要通過層層關卡，才能獲得標章認證。

為推動環保永續的建築環境，政府自 1999 年起便陸續著手推動「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以及「綠建材標章」的相關政策。這些標章的設立，旨在透過標準化的建築評估系統，鼓勵建築設計融入生態友善、能源高效及健康安全的原則。並且政府在政策推動時，為鼓勵業界在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綠建築手法，自 2003 年特別辦理優良綠建築作品評選活動。截至 2024 年為止，已有 130 件優良綠建築、31 件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涵蓋學校、醫療機構、公共住宅等各類型建築，不僅提升建築物的整體性能，也彰顯了政府對綠色、智慧建築的重視。

說這麼多，你可能還不明白建築要變「綠」、變「聰明」的過程，要經歷哪些標準與挑戰？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綠建材標章

第一招：依循 EEWH 標準，打造綠建築典範

環境友善和高效率運用資源，是綠建築（green building）的核心理念，但這樣的概念不僅限於外觀或用材這麼簡單，而是涵蓋建築物的整個生命週期，也就是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和維護階段在內，都要貼合綠建築的價值。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臺灣在綠建築的制訂上不落人後。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溫高，濕度也高，得要有一套我們自己的評分規則——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應運而生，四個英文字母分別為 Ecology（生態）、Energy saving（節能）、Waste reduction（減廢）以及 Health（健康），分成「合格、銅、銀、黃金和鑽石」共五個等級，設有九大評估指標。

我們就以「台江國家公園」為例，看它如何躍過一道道指標，成為「鑽石級」綠建築的國家公園！

位於臺南市四草大橋旁的「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第8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唯一的濕地型的國家公園。同時，還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其外觀採白色系列，從高空俯瞰，就像在一座小島上座落了許多白色建築群的聚落；從地面看則有臺南鹽山的意象。

因其地形與地理位置的特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則成了台江國家公園的首要考量。園區利用既有的魚塭結構，設計自然護岸，保留基地既有的雜木林和灌木草原，並種植原生與誘鳥誘蟲等多樣性植物，採用複層雜生混種綠化。以石籠作為擋土護坡與卵石回填增加了多孔隙，不僅強化了環境的保護力，也提供多樣的生物棲息環境，使這裡成為動植物共生的美好棲地。

第二招：想成綠建築，必用綠建材

要成為一幢優秀好棒棒的綠建築，使用在原料取得、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綠建材」非常重要。

這種建材最早是在 1988 年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被提出，一路到今日，國際間對此一概念的共識主要包括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廢棄物減量（reduce）和低污染（low emission materials）等特性，從而減少化學合成材料產生的生態負荷和能源消耗。同時，使用自然材料與低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建材，亦可避免對人體產生危害。

在綠建築標章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於 2004 年 7 月正式推行綠建材標章制度，以建材生命週期為主軸，提出「健康、生態、高性能、再生」四大方向。舉例來說，為確保室內環境品質，建材必須符合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等條件；為了防溫室效應的影響，須使用本土材料以節省資源和能源；使用高性能與再生建材，不僅要經久耐用、具高度隔熱和防音等特性，也強調材料本身的再利用性。

在台江國家公園內，綠建材的應用是其獲得 EEWH 認證的重要部分。其不僅在設計結構上體現了生態理念，更在材料選擇上延續了對環境的關懷。園區步道以當地的蚵殼磚鋪設，並利用蚵殼作為建築格柵的填充材料，為鳥類和小生物營造棲息空間，讓「蚵殼磚」不再只是建材，而是與自然共生的橋樑。園區的內部裝修選用礦纖維天花板、矽酸鈣板、企口鋁板等符合綠建材標準的系統天花。牆面則粉刷乳膠漆，整體綠建材使用率為 52.8%。

在日常節能方面，台江國家公園也做了相當細緻的設計。例如，引入樓板下的水面蒸散低溫外氣，屋頂下設置通風空氣層，高處設置排風窗讓熱空氣迅速排出，廊道還配備自動控制的微噴霧系統來降溫。屋頂採用蚵殼與漂流木創造生態棲地，創造空氣層及通風窗引入水面低溫外企，如此一來就能改善事內外氣溫及熱空氣的通風對流，不僅提升了隔熱效果，減少空調需求，讓建築如同「與海共舞」，在減廢與健康方面皆表現優異，展示出綠建築在地化的無限可能。

在綠建材的部分，另外補充獲選為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新建工程，其採用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較低的建材，比方提高高爐水泥（具高強度、耐久、緻密等特性，重點是發熱量低）的量，並使用能提高混凝土晚期抗壓性、降低混凝土成本與建物碳足跡的「爐石粉」，還用再生透水磚做人行道鋪面。

同樣入選 2023 年綠建築的還有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首先，他們捨棄金屬建材，讓高爐水泥使用率達 100%。別具心意的是，他們也將施工開挖的土方做回填，將有高地差的荒地恢復成平坦綠地，本來還有點「工業風」的房舍告別荒蕪，無痛轉綠。

等等，這樣看來建築夠不夠綠的命運，似乎在建材選擇跟設計環節就決定了，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建築是活的，需要持續管理–有智慧的管理。

第三招：智慧管理與科技應用

我們對生態的友善性與資源運用的效率，除了從建築設計與建材的使用等角度介入，也須適度融入「智慧建築」（intelligent buildings）的概念，即運用資通訊科技來提升建築物效能、舒適度與安全性，使空間更人性化。像是透過建築物佈建感測器，用於蒐集環境資料和使用行為，並作為空調、照明等設備、設施運轉操作之重要參考。

為了推動建築與資通訊產業的整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4 年建立了「智慧建築標章」制度，為消費者提供判斷建築物是否善用資通訊感知技術的標準。評估指標經多次修訂，目前是以「基礎設施、維運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智慧創新」等六大項指標作為評估基準。
以節能管理指標為例，為了掌握建築物生命週期中的能耗，需透過系統設備和技術的主動控制來達成低耗與節能的目標，評估重點包含設備效率、節能技術和能源管理三大面向。在健康舒適方面，則在空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空氣品質、水資源等物理環境，以及健康管理系統和便利服務上進行評估。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建築應用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及智慧創新 8 大指標先進技術，來達成兼顧環保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是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打造的指標性建築，受到國際矚目。

在興建階段，為了保留基地內 4 棵原有老樹，團隊透過測量儀器對老樹外觀進行精細掃描，並將大小等比例匯入 BIM 模型中，讓建築師能清晰掌握樹木與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確保施工過程不影響樹木健康。此外，在大樓啟用後，BIM 技術被運用於「電子維護管理系統」，透過 3D 建築資訊模型，提供大樓內設備位置及履歷資料的即時讀取。系統可進行設備的監測和維護，包括保養計畫、異常修繕及耗材管理，讓整棟大樓的全生命週期狀況都能得到妥善管理。

智慧建築導入 BIM 技術的應用，從建造設計擴展至施工和日常管理，使建築生命周期的管理更加智慧化。以 FM 系統 ( Facility Management，簡稱 FM ) 為例，該系統可在雲端進行遠端控制，根據會議室的使用時段靈活調節空調風門，會議期間開啟通往會議室的風門以加強換氣，而非使用時段則可根據二氧化碳濃度調整外氣空調箱的運轉頻率，保持低頻運作，實現節能效果。透過智慧管理提升了節能效益、建築物的維護效率和公共安全管理。

總結

綠建築、綠建材與智慧建築這三大標章共同構建了邁向淨零碳排、居住健康和環境永續的基礎。綠建築標章強調設計與施工的生態友善與節能表現，從源頭減少碳足跡；綠建材標章則確保建材從生產到廢棄的全生命週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並保障居民的健康；智慧建築標章運用科技應用，實現能源的高效管理和室內環境的精準調控，增強了居住的舒適性與安全性。這些標章的綜合應用，讓建築不僅是滿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成為實現淨零、促進健康和支持永續的具體實踐。

作者 /「Hao有趣」（英國薩塞克斯大學 科學與科技政策 碩士 MSc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SPRU, Uni. of Sussex）

活在現實世界與夢想不斷衝突的人生劇場裡，對科學內容本質有一點恐懼，但對科學政策又感到很有興趣，特愛漁業永續以及食物相關議題。

許多人認為影響人類生活的政策僅需依賴科學證據與知識；但有另一些人認為非科學的考量也是必須的，因為決策者在這個民主社會裡應該要採納多元的聲音與意見。實務上來說，公眾意見經常成為政策制訂的參考方向。過度採納公眾意見往往倍受爭議，在科學證據和群眾意見之間究竟要如何取得平衡呢？

接下來的文章裡將以海洋政策為主軸來探討政策制定的流程。首先，從科學相關意見對於政策的重要性、知識的轉移與整合科學意見的困難度討論；接著，從一個歷史中的漁業失策「紐芬蘭鱈魚漁場」案例來探討僅參考單方科學意見制定政策的缺失。而第三部份，則藉由 MPA 也就是海洋保護區的設立（GBRMPA）來討論：將公共意見等其他非科學因素做為政策決議考量的重要性 ，最後下個總結。

科學意見對於政策決議的重要性

遠從七零年代起，Lasswell （1971）、Brunner 以及 Ascher （1992）就已經指出現今社會中科學意見常被密切的做為政策決定的參考。 Graffy（2008）也指出「科學家對於建構公共認知、公眾論述與決策制定有本質上的貢獻」由此我們可以大致認同科學在政策的制定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Graffy 也聲稱在過去，科學提供了有效的資料（訊），這些資料可能可以概略性的提出可能會對社會上的人們或其生計的影響，也就是說科學意見可以是決策者的初步參考。

在 2000 年，Norse 與 Tschirley 的研究指出科學對於政策的幫助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是科學提供政策制定者藍圖般的概念，可在問題初期時有跡可循，以作為參考意見；其二是對於政策的有效性，例如可幫助預測對於社會的可能影響以及未來修改政策的監督與衡量。換句話說「科學」在政策制定的過程當中從頭到尾都應參與。

另一方面，科學資料與知識也有連結政策與公共參與的作用。Resnik 於 2011 年時指出「信任感」常建築於證據上，當科學家參與官僚體制提供知識、專家意見時，社會大眾會有比較大的認同感。這樣的現象尤其可以在針對新科技的政策中被發現，社會大眾寄託科學家以確定新科技可能會帶來的風險或優點。 總結來說，科學意見不僅僅是在政策擬定上給予制定者基礎的背景認知，更可以幫助連結社會大眾與決策者的橋樑。

科學意見作為單一政策參考的困境

即使我們已經知道科學意見的重要性，但仍然有許多的困難值得被討論。

在將科學應用到實務的過程當中，知識的轉移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2011 年時 Curran 等人對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lation）定義為「從研究的結果應用於政策制定的過程」，而主要的步驟就是在於知識轉移的過程中認清並評估證據與採納辦法間的差距。 如果科學家所擁有的知識是很初階的、很概念化的，那麼決策者就無法將其應用於政策之中。也就是說，知識應該被轉化成可以讓人理解的資訊才得以被運用。

然而，在知識被轉化的過程當中 Henke 於 2002 年時曾指出政策制定者通常比較在乎能夠有快速的成果，這與科學是比較牴觸的，因為在驗證的過程當中，時間是品質管理很重要的因素。在漫長的知識轉移過程當中，不同角色有不一樣的責任，這也是困難的所在之處，導致政策制定上變得較為複雜。更何況，在許多時候研究領域與研究方向不見得完全符合政策的需求，溝通與參與便成為科學家與政策制定者間的催化劑。

然而兩者之間如果相互涉入其實是會有所阻礙的，學者 Graffy 在 2008 年時說到政策制定者通常對於科學所提供的含糊概念感到無力僅能做為「參考用」，而偏偏政策制定過程往往又有急迫的時間限制。這樣的困境可大致歸究於兩方人馬的認知失衡。決策者本身往往不具備專業的科學知識，並且不認為科學是自己應該具備的常識；而科學單位往往也有相似的問題：對科學單位來說，政策制定不在它們的專業範疇之內，而缺乏經驗也會導致他們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產生焦慮。總結來說，如果科學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可被吸收的、甚至是不符時宜的，那麼，不僅政治家及科學家雙方之間無法取得共識，科學意見對於政策的制定也很容易淪為錯誤的意見。

從漁業史中著名的例子「紐芬蘭鱈魚漁場」的浩劫，便可以知道錯誤的科學知識可能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根據 Bavington 於 2010 年提出的報告，約莫在 19 世紀末到 1930 年代，漁業科學專注於單一魚種的總數，那是一個德國的科學家 Heincke 所倡議的。從那時候起，總體數量的考量以及生物經濟學成為漁業科學的研究主流，而當時的研究主要致力於最大化單一魚種的年捕獲量，這個概念是當時編列國際漁業相關法時的主要參考依據。

然而 19 世紀末的科學偏頗造就了 20 世紀末的慘痛。鱈魚一直是人們熱愛的海鮮，隨著漁業經濟規模越來越大，技術越漸成熟，紐芬蘭鱈魚紅極一時，該區鱈魚漁場快速的被開發，大把大把的鈔票被商人賺入口袋裡，政府也當然獲得了不錯的稅收，看似一個雙贏的局面。不料，漁獲量在攀至高點後突然銳減，之後能捕到的鱈魚越來越少。加拿大漁業與海洋部門不得不於 1992 年時頒布紐芬蘭漁場禁捕令，學者 Binkley 於 1995 年與 Corbin 於 2002 年都嚴正地指責，鱈魚魚場的崩壞以及迫不得已之下頒布禁捕令的捕救手段不僅僅造成了無可挽回的環境損失，更導致 4 萬人民失業。

Bavington 認為這場浩劫可以說是受到不健全的科學研究方向所致；過度相信單一科學意見的結果，決策者未能將漁夫、自然史學家等非科學觀察、意見當作政策制定時的參考，使得當時的政策制定時僅著重於漁業經濟的發展，其他因素皆不在核心考量之中。供予政府的漁業科學知識多半偏重於年漁獲量的變動而並非物種生活史的總體考量。這樣子的科學研究趨勢使政府、投資人致力於加速漁業經濟發展而沒有考慮到保育等其他的觀點。日復一日後，不同的研究視角出現、新的理論證明了先前主流的科學知識不健全。如此可以知道，科學考量如果被用於政策決定時的單一考量是非常風險的，畢竟，今日科學真理也可能在數年之後成為不健全的壞科學，實在不得不謹慎。

是否該將不同的考量納入考慮

在上面的例子中已經說明了政策制定如果只考量單一科學面向是不夠的。有鑑於此，其他層面的考量也是相當重要的，例如社會的參與等。 以下我們就用海洋環境保護區作為討論。

從科學角度來說，環境保護區可以維持資源並增進永續發展（Brown 等人 2001）。而科學議題如生物多樣性、生態保護等應該要被強調。 Brown 等人也提到在地居民的生計永續以及不同的環境發展策略都會受到水資源、土地利用、以及沿海環境的影響。 再說，Voyer 等科學家於 2012 年時曾提到從經濟與社會角度來看待規劃流程是必要的，通常來說設立環境保護區所影響到的層面相當的大、複雜且有爭議，評估自然保育與社會信念、社會傳統、社會觀點與措施都很重要，因為人與環境之間的微妙關係，不能僅考量單一面向。縱使科學意見可以提供基礎背景知識，來自於其他地方的公共意見也同樣對於政策制定有所幫助。如果預先考慮到來自不同地方的疑慮並且給予意見，決策者便可以在過程中納入不同專業的考量已獲得更高度的共識。

如果說要找出一種較好的方法來做為政策發展的模組，2009 年由英國學者 Millstone 所提出的「Co-evolutionary Model」（共同演化模式）應該是比較好的方法。他說：共同演化就是讓科學與非科學的考量應被相互依賴而不應該分別於各自的領域裡。

在澳洲的「大堡礁海洋公園」（GBRMPA）計畫中，有四個被主要看重的議題：水質與海岸發展、漁業、旅遊休閒以及生態多樣性保育與世界遺產。從這四個議題來看，可以知道 MPA 的政策發展並不是只有環境相關，有更多更多的其他利害關係人參與。例如，從事家計型漁業的小家庭或是商業捕魚的業者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其他從事海洋休閒產業的業者也會受到發展限制。我們也就可以知道，來自多方領域的意見有多麼重要。

2012 年 Voyer 所提及，為了在政策制定上能夠涵蓋不同的面向，GBRMPA 在 2003 年時執導了來自不同領域的分析計畫，並將該海洋保護區的草案呈給聯邦政府，這之中的分析就包括對於旅遊業、漁業等的影響以及海洋保護區對於社會以及居民的影響。

所以，確定成立「海洋保護區」是政策的最後目標，而科學意見想相當然爾會在這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生物知識、生態狀況、環境議題等科學相關考量會被用來評估海洋保護區是否能產生有效的保護作用。然而，科學以外的風險考量也是同等重量，社會經濟的影響便是其中的一環，諸如漁業、旅遊業的業損等。

當時 GBRMPA 計畫舉辦了 600 場會議，包含了不同的區域與數千名的人參加。而總諮詢階段 GBRMPA 更發了 9 萬份協議書的手冊、在網站上有 7 萬 3 千次的點擊、接了 6 千通免費電話，透過電視、廣播以及印刷產生了 2000 多個媒體消息（Jago et al. Thompson et al. 2004）。從這個經驗裡，不難發現非科學意見在重大政策的決定過程佔有很重要的比例。從以上這個模型也可以看出有別於過去「由上而下」的政策制定發展模式，反而是採取匯整多方意見的方式來制定及推動這個政策。

結論

科學考量對於政策決定來說仍然非常重要。科學不僅提供了核心的知識與有用的資訊給決策者，並且也擔任起連結決策者與公共參與者的角色。然而，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單獨參考科學意見的風險是相當高的。 而另一個海洋相關政策「GBRMPA」則反映出採取科學依據之外，其他各方面的考量，例如社會與經濟的因素也是同等重要的。總結來說，政策的制定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他應該要包含不同的面向並且找到一個最理想的方法來制定之。對決策者來說，需要考量多少面向，邀請多少專業類別加入將是一個相當具有挑戰性的關鍵課題。

參考文獻：

• BAVINGTON, D. 2010. From Hunting Fish to Managing Populations: Fisheries Scienc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Newfoundland Cod Fisheries. Science as Culture, 19, 509-528.
• BROWN, K., ADGER, W. N., TOMPKINS, E., BACON, P., SHIM, D. & YOUNG, K. 2001. Trade-off analysis for marine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Ecological Economics, 37, 417-434.
• CORBIN, C. 2002. Silences and lies: how the industrial fishery constrained voice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7, 7-32.
• CURRAN, J. A., GRIMSHAW, J. M., HAYDEN, J. A. & CAMPBELL, B. 2011. Knowledge translation research: The science of moving research into polic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the Health Professions, 31, 174-180.
• CURREY, K. & CLARK, S. G. 2010. Roger A. Pielke, Jr., The honest broker: making sense of science in policy and politics. Policy Sciences, 43, 95-98.
• GBRMPA. 2011. How we currently manage the Great Barrier Reef. [Accessed 11 Feb 2002].
• GRAFFY, E. A. 2008.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Policy-Relevant Science: Bridging Theory and Practi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8, 1087-1100.
• HADFIELD, L. & SEATON, R. A. F. 1999. A co-evolutionary model of change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utures, 31, 577-592.
• HAEDRICH, R. L. & HAMILTON, L. C. 2000. The fall and future of Newfoundland’s cod fishery.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13, 359-372.
• HOPPE, R. 2005. Rethinking the science-policy nexus: from knowledge utilization and science technology studies to types of boundary arrangements. Poiesis & Prax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Ethics of Science, 3, 199-215.
• MILLSTONE, E. 2009. Science, risk and governance: Radical rhetorics and the realities of reform in food safety governance. Research Policy, 38, 624-636.
• NORSE, D. & TSCHIRLEY, J. B. 2000. Links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cy making.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82, 15-26.
• RESNIK, D. 2011.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Public Trus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17, 399-409.
• THOMPSON, L., JAGO, B., FERNANDES, L. & DAY, J. 2004. Barriers to Communication– How these critical aspects were addressed during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for the rezoning of the 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unpublished report, GBRMPA, Townsville, Australia.
• VOYER, M., GLADSTONE, W. & GOODALL, H. 2012. Methods of social assessment in Marine Protected Area planning: Is public participation enough? Marine Policy, 36, 432-439.

文／Lawrence Gudza（實踐行動組織在辛巴威的「新技術回應專案」團隊領導人）

Lawrence Gudza 寫道，不能把技術創新強加於窮人身上——必須讓他們參與，從而選擇適合其生活的構想。

技術創新通常被視為解決發展中國家問題的萬靈藥。其結果是，在辛巴威等國家，來自富國的機構傾向於根據自己的規劃來「推動」技術——但這些技術並不適合當地社區。

如此一來，便拒絕了這些社區實現技術民主與公平的機會——也就是開發、選擇和使用技術，幫助人們以自己所重視的方式生活，而不會削弱其他人與未來世代也這麼做的權利。

推動技術的代價是損害社會永續性及基層的持久解決方案。儘管已經有了幾十年的努力，人們仍懷疑透過技術改善生活的目標，是否會藉由這種方式實現。

這種處方式的技術發展和改造方法，在第一個阻礙面前就失敗了，而這個障礙就是人們的接受程度。當這些技術發展在社會中無法永續下去，就會受到貧窮社區隱性抵制；當人們感到它們破壞了社會文化和傳統規範時，則會遭到積極抵制。

例如，滴灌技術沒能形成影響力，是因為村民缺乏獲取地下水的水泵。與此同時，在收集排泄物為花園施肥的觀念違反當地文化規範與信仰的社會中，生態衛生廁所（ecological sanitation (ecosan) toilets）就不被接受。

我們需要能包羅萬象、以社區為基礎的方法，來考慮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技術。科研機構的關鍵是要與社會各界進行關於技術的對話，這包括了弱勢群體、傳統領導階層、政治決策者、科學家和商業人士。

研究更廣泛的議題

透過社區推廣技術是一個社會過程，讓社區在辯論中為其自身之發展負責。這促進了在地方建立技術議程的優先事項，並加強集體行動的聯盟。

這個過程是透明的，並將重點放在社區的優先事項和需求上。它接受並整合參與所帶來的成果，如此一來便可避免僅將注意力集中在特定技術的情形發生。相反地，那些圍繞在技術可幫助解決問題的議題，便可廣泛地接受檢驗。

例如，在 2006 年，由英國實踐行動組織主辦的一場為期 3 天的研討會中，便研究了奈米技術是否能夠幫助實現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到了 2015 年，讓無法獲得乾淨用水的人數減半。

直至這次研討會的最後一天前，組織者一次都沒有提及奈米技術。這場對話將重點放在更廣義的水資源問題上——例如，獲取、可用性和水質——而非某種特定的技術。

其結果是，幾種較為可取的技術受到討論——在提到奈米技術的時候，面臨的問題比組織者在研討會之前所想像的更多。

研討會中也提到了社會議題，像是無論離水源多遠都要負責打水的婦女和女孩的角色。

會中還討論到傳統技術，以及在社區維持了數十年的知識體系。我們需要找到的是將地方已開發的體系與新技術整合起來的方式，進而增加它們為人們所採用的機會。

擴大規模的政策

同樣的方法還必須引導國家的科學技術決策。所有利益攸關方，包括地方社區在內，都應該在這個過程中進行合作。這將會運用地方知識的力量，並確保政策與基層人們的需求相關。新技術的實施和改造也應該由使用者驅動。

2008 年在辛巴威 5.1 萬農村人口中所進行的一項實驗性研究「用地方的聲音分享地方內容」——實踐行動組織的另一項專案計畫——便測試了用於發佈與農民有關之播客資訊的行動裝置，這些資訊與農作物、牲畜生產，以及食品處理和保存等相關，並使用地方聲音和語言進行錄製內容。

這項計畫所帶來的影響超乎預期：除了透過提升產品產量的方式改善生計之外，還幫助買主和供應商建立了市場。

該技術如今正被推廣至幾個地區中，將對 45 萬人帶來影響。接受過社區發展官員訓練的農民們，正在傳播這些內容，同時也收集地方知識，讓專家可以將之與科學內容結合，再讓所有的社區成員使用。

幫助確保這項技術為社會採納及擁有的其他作法，還包括了農民對農民的「看與學」的訪視，讓發展中國家行政區和省層級的利益攸關方參與，開發內容並依事情優先順序處理。

大多數為了因應地方需求的技術改造，是由社區自身完成的，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新技術的構想也是由社區所提出。

自從在辛巴威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推行技術這至少 40 年以來，不論在社會中累積了多少技術，其對窮困者生計的影響仍然難以捉摸。成功與失敗的分別，還是在於用於選擇和評估技術的方法。

本文為〈支持基層創新〉專題文章，原發表於 SciDev [2012-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