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創新取決於基層的參與

本文與 美商德州博藝社科技 HEART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提到台灣令人焦慮的交通，多數人會想到都市裡的壅塞車潮，但真正致命的「塞車」，其實正悄悄發生在我們體內的動脈之中。

這場無聲的危機，主角是被稱為「壞膽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 Low-Density Lipoprotein，簡稱 LDL ）。它原本是血液中運送膽固醇的貨車角色，但當 LDL 顆粒數量失控，卻會開始在血管壁上「違規堆積」，讓「生命幹道」的血管日益狹窄，進而引發心肌梗塞或腦中風等嚴重後果。

科學家們還發現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即使 LDL 數值「看起來很漂亮」，心血管疾病卻依然找上門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沿用數十年的健康標準是否早已不敷使用？

膽固醇的「好壞」之分：一場體內的攻防戰

膽固醇是否越少越好？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我們體內攜帶膽固醇的脂蛋白主要分為兩種：高密度脂蛋白（High-Density Lipoprotein，簡稱 HDL）和低密度脂蛋白（ LDL ）。

想像一下您的血管是一條高速公路。HDL 就像是「清潔車隊」，負責將壞膽固醇（ LDL ）運來的多餘油脂垃圾清走。而 LDL 則像是在血管裡亂丟垃圾的「破壞者」。如果您的 HDL 清潔車隊數量太少，清不過來，垃圾便會堆積如山，最終導致血管堵塞，甚至引發心臟病或中風。

因此，過去數十年來，醫生建議男性 HDL 數值至少應達到 40 mg/dL，女性則需更高，達到 50 mg/dL（ mg/dL 是健檢報告上的標準單位，代表每 100 毫升血液中膽固醇的毫克數）。女性的標準較嚴格，是因為更年期後]pacg心血管保護力會大幅下降，需要更多的「清道夫」來維持血管健康。

相對地，LDL 則建議控制在 130 mg/dL 以下，以減緩垃圾堆積的速度。總膽固醇的理想數值則應控制在 200 mg/dL 以內。這些看似枯燥的數字，實則反映了體內一場血管清潔隊與垃圾山之間的攻防戰。

那麼，為何同為脂蛋白，HDL 被稱為「好」的，而 LDL 卻是「壞」的呢？這並非簡單的貼標籤。我們吃下肚或肝臟製造的脂肪，會透過血液運送到全身，這些在血液中流動的脂肪即為「血脂」，主要成分包含三酸甘油酯和膽固醇。三酸甘油酯是身體儲存能量的重要形式，而膽固醇更是細胞膜、荷爾蒙、維生素D和膽汁不可或缺的原料。

這些血脂對身體運作至關重要，本身並非有害物質。然而，由於脂質是油溶性的，無法直接在血液裡自由流動。因此，在血管或淋巴管裡，脂質需要跟「載脂蛋白」這種特殊的蛋白質結合，變成可以親近水的「脂蛋白」，才能順利在全身循環運輸。

肝臟是生產這些「運輸用蛋白質」的主要工廠，製造出多種蛋白質來運載脂肪。其中，低密度脂蛋白載運大量膽固醇，將其精準送往各組織器官。這也是為什麼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的縮寫是 LDL-C (全稱是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

當血液中 LDL-C 過高時，部分 LDL 可能會被「氧化」變質。這些變質或過量的 LDL 容易在血管壁上引發一連串發炎反應，最終形成粥狀硬化斑塊，導致血管阻塞。因此，LDL-C 被冠上「壞膽固醇」的稱號，因為它與心腦血管疾病的風險密切相關。

高密度脂蛋白（HDL） 則恰好相反。其組成近半為蛋白質，膽固醇比例較少，因此有許多「空位」可供載運。HDL-C 就像血管裡的「清道夫」，負責清除血管壁上多餘的膽固醇，並將其運回肝臟代謝處理。正因為如此，HDL-C 被視為「好膽固醇」。

過去數十年來，醫學界主流觀點認為 LDL-C 越低越好。許多降血脂藥物，如史他汀類（Statins）以及近年發展的 PCSK9 抑制劑，其主要目標皆是降低血液中的 LDL-C 濃度。

然而，科學家們在臨床上發現，儘管許多人的 LDL-C 數值控制得很好，甚至很低，卻仍舊發生中風或心肌梗塞！難道我們對膽固醇的認知，一開始就抓錯了重點？

傳統判讀失準？LDL-C 達標仍難逃心血管危機

早在 2009 年，美國心臟協會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進行了一項大型的回溯性研究。研究團隊分析了 2000 年至 2006 年間，全美超過 13 萬名心臟病住院患者的數據，並記錄了他們入院時的血脂數值。

結果發現，在那些沒有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史的患者中，竟有高達 72.1% 的人，其入院時的 LDL-C 數值低於當時建議的 130 mg/dL「安全標準」！即使對於已有心臟病史的患者，也有半數人的 LDL-C 數值低於 100 mg/dL。

這項研究明確指出，依照當時的指引標準，絕大多數首次心臟病發作的患者，其 LDL-C 數值其實都在「可接受範圍」內。這意味著，單純依賴 LDL-C 數值，並無法有效預防心臟病發作。

科學家們為此感到相當棘手。傳統僅檢測 LDL-C 總量的方式，可能就像只計算路上有多少貨車，卻沒有注意到有些貨車的「駕駛行為」其實非常危險一樣，沒辦法完全揪出真正的問題根源！因此，科學家們決定進一步深入檢視這些「駕駛」，找出誰才是真正的麻煩製造者。

LDL 家族的「頭號戰犯」：L5 型低密度脂蛋白

為了精準揪出 LDL 裡，誰才是最危險的分子，科學家們投入大量心力。他們發現，LDL 這個「壞膽固醇」家族並非均質，其成員有大小、密度之分，甚至帶有不同的電荷，如同各式型號的貨車與脾性各異的「駕駛」。

早在 1979 年，已有科學家提出某些帶有較強「負電性」的 LDL 分子可能與動脈粥狀硬化有關。這些帶負電的 LDL 就像特別容易「黏」在血管壁上的頑固污漬。

台灣留美科學家陳珠璜教授、楊朝諭教授及其團隊在這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貢獻。他們利用一種叫做「陰離子交換層析法」的精密技術，像是用一個特殊的「電荷篩子」，依照 LDL 粒子所帶負電荷的多寡，成功將 LDL 分離成 L1 到 L5 五個主要的亞群。其中 L1 帶負電荷最少，相對溫和；而 L5 則帶有最多負電荷，電負性最強，最容易在血管中暴衝的「路怒症駕駛」。

2003 年，陳教授團隊首次從心肌梗塞患者血液中，分離並確認了 L5 的存在。他們後續多年的研究進一步證實，在急性心肌梗塞或糖尿病等高風險族群的血液中，L5 的濃度會顯著升高。

L5 的蛋白質結構很不一樣，不僅天生帶有超強負電性，還可能與其他不同的蛋白質結合，或經過「醣基化」修飾，就像在自己外面額外裝上了一些醣類分子。這些特殊的結構和性質，使 L5 成為血管中的「頭號戰犯」。

當 L5 出現時，它並非僅僅路過，而是會直接「搞破壞」：首先，L5 會直接損傷內皮細胞，讓細胞凋亡，甚至讓血管壁的通透性增加，如同在血管壁上鑿洞。接著，L5 會刺激血管壁產生發炎反應。血管壁受傷、發炎後，血液中的免疫細胞便會前來「救災」。

然而，這些免疫細胞在吞噬過多包括 L5 在內的壞東西後，會堆積在血管壁上，逐漸形成硬化斑塊，使血管日益狹窄，這便是我們常聽到的「動脈粥狀硬化」。若這些不穩定的斑塊破裂，可能引發急性血栓，直接堵死血管！若發生在供應心臟血液的冠狀動脈，就會造成心肌梗塞；若發生在腦部血管，則會導致腦中風。

L5：心血管風險評估新指標

現在，我們已明確指出 L5 才是 LDL 家族中真正的「破壞之王」。因此，是時候調整我們對膽固醇數值的看法了。現在，除了關注 LDL-C 的「總量」，我們更應該留意血液中 L5 佔所有 LDL 的「百分比」，即 L5%。

陳珠璜教授也將這項 L5 檢測觀念，從世界知名的德州心臟中心帶回台灣，並創辦了美商德州博藝社科技（HEART）。HEART 在台灣研發出嶄新科技，並在美國、歐盟、英國、加拿大、台灣取得專利許可，日本也正在申請中，希望能讓更多台灣民眾受惠於這項更精準的檢測服務。

一般來說，如果您的 L5% 數值小於 2%，通常代表心血管風險較低。但若 L5% 大於 5%，您就屬於高風險族群，建議進一步進行影像學檢查。特別是當 L5% 大於 8% 時，務必提高警覺，這可能預示著心血管疾病即將發作，或已在悄悄進展中。

對於已有心肌梗塞或中風病史的患者，定期監測 L5% 更是評估疾病復發風險的重要指標。此外，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代謝症候群，以及長期吸菸者，L5% 檢測也能提供額外且有價值的風險評估參考。

隨著醫療科技逐步邁向「精準醫療」的時代，無論是癌症還是心血管疾病的防治，都不再只是單純依賴傳統的身高、體重等指標，而是進一步透過更精密的生物標記，例如特定的蛋白質或代謝物，來更準確地捕捉疾病發生前的徵兆。

您是否曾檢測過 L5% 數值，或是對這項新興的健康指標感到好奇呢？

作者 /「Hao有趣」（英國薩塞克斯大學 科學與科技政策 碩士 MSc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SPRU, Uni. of Sussex）

活在現實世界與夢想不斷衝突的人生劇場裡，對科學內容本質有一點恐懼，但對科學政策又感到很有興趣，特愛漁業永續以及食物相關議題。

許多人認為影響人類生活的政策僅需依賴科學證據與知識；但有另一些人認為非科學的考量也是必須的，因為決策者在這個民主社會裡應該要採納多元的聲音與意見。實務上來說，公眾意見經常成為政策制訂的參考方向。過度採納公眾意見往往倍受爭議，在科學證據和群眾意見之間究竟要如何取得平衡呢？

接下來的文章裡將以海洋政策為主軸來探討政策制定的流程。首先，從科學相關意見對於政策的重要性、知識的轉移與整合科學意見的困難度討論；接著，從一個歷史中的漁業失策「紐芬蘭鱈魚漁場」案例來探討僅參考單方科學意見制定政策的缺失。而第三部份，則藉由 MPA 也就是海洋保護區的設立（GBRMPA）來討論：將公共意見等其他非科學因素做為政策決議考量的重要性 ，最後下個總結。

科學意見對於政策決議的重要性

遠從七零年代起，Lasswell （1971）、Brunner 以及 Ascher （1992）就已經指出現今社會中科學意見常被密切的做為政策決定的參考。 Graffy（2008）也指出「科學家對於建構公共認知、公眾論述與決策制定有本質上的貢獻」由此我們可以大致認同科學在政策的制定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Graffy 也聲稱在過去，科學提供了有效的資料（訊），這些資料可能可以概略性的提出可能會對社會上的人們或其生計的影響，也就是說科學意見可以是決策者的初步參考。

在 2000 年，Norse 與 Tschirley 的研究指出科學對於政策的幫助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是科學提供政策制定者藍圖般的概念，可在問題初期時有跡可循，以作為參考意見；其二是對於政策的有效性，例如可幫助預測對於社會的可能影響以及未來修改政策的監督與衡量。換句話說「科學」在政策制定的過程當中從頭到尾都應參與。

另一方面，科學資料與知識也有連結政策與公共參與的作用。Resnik 於 2011 年時指出「信任感」常建築於證據上，當科學家參與官僚體制提供知識、專家意見時，社會大眾會有比較大的認同感。這樣的現象尤其可以在針對新科技的政策中被發現，社會大眾寄託科學家以確定新科技可能會帶來的風險或優點。 總結來說，科學意見不僅僅是在政策擬定上給予制定者基礎的背景認知，更可以幫助連結社會大眾與決策者的橋樑。

科學意見作為單一政策參考的困境

即使我們已經知道科學意見的重要性，但仍然有許多的困難值得被討論。

在將科學應用到實務的過程當中，知識的轉移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2011 年時 Curran 等人對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lation）定義為「從研究的結果應用於政策制定的過程」，而主要的步驟就是在於知識轉移的過程中認清並評估證據與採納辦法間的差距。 如果科學家所擁有的知識是很初階的、很概念化的，那麼決策者就無法將其應用於政策之中。也就是說，知識應該被轉化成可以讓人理解的資訊才得以被運用。

然而，在知識被轉化的過程當中 Henke 於 2002 年時曾指出政策制定者通常比較在乎能夠有快速的成果，這與科學是比較牴觸的，因為在驗證的過程當中，時間是品質管理很重要的因素。在漫長的知識轉移過程當中，不同角色有不一樣的責任，這也是困難的所在之處，導致政策制定上變得較為複雜。更何況，在許多時候研究領域與研究方向不見得完全符合政策的需求，溝通與參與便成為科學家與政策制定者間的催化劑。

然而兩者之間如果相互涉入其實是會有所阻礙的，學者 Graffy 在 2008 年時說到政策制定者通常對於科學所提供的含糊概念感到無力僅能做為「參考用」，而偏偏政策制定過程往往又有急迫的時間限制。這樣的困境可大致歸究於兩方人馬的認知失衡。決策者本身往往不具備專業的科學知識，並且不認為科學是自己應該具備的常識；而科學單位往往也有相似的問題：對科學單位來說，政策制定不在它們的專業範疇之內，而缺乏經驗也會導致他們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產生焦慮。總結來說，如果科學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可被吸收的、甚至是不符時宜的，那麼，不僅政治家及科學家雙方之間無法取得共識，科學意見對於政策的制定也很容易淪為錯誤的意見。

從漁業史中著名的例子「紐芬蘭鱈魚漁場」的浩劫，便可以知道錯誤的科學知識可能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根據 Bavington 於 2010 年提出的報告，約莫在 19 世紀末到 1930 年代，漁業科學專注於單一魚種的總數，那是一個德國的科學家 Heincke 所倡議的。從那時候起，總體數量的考量以及生物經濟學成為漁業科學的研究主流，而當時的研究主要致力於最大化單一魚種的年捕獲量，這個概念是當時編列國際漁業相關法時的主要參考依據。

然而 19 世紀末的科學偏頗造就了 20 世紀末的慘痛。鱈魚一直是人們熱愛的海鮮，隨著漁業經濟規模越來越大，技術越漸成熟，紐芬蘭鱈魚紅極一時，該區鱈魚漁場快速的被開發，大把大把的鈔票被商人賺入口袋裡，政府也當然獲得了不錯的稅收，看似一個雙贏的局面。不料，漁獲量在攀至高點後突然銳減，之後能捕到的鱈魚越來越少。加拿大漁業與海洋部門不得不於 1992 年時頒布紐芬蘭漁場禁捕令，學者 Binkley 於 1995 年與 Corbin 於 2002 年都嚴正地指責，鱈魚魚場的崩壞以及迫不得已之下頒布禁捕令的捕救手段不僅僅造成了無可挽回的環境損失，更導致 4 萬人民失業。

Bavington 認為這場浩劫可以說是受到不健全的科學研究方向所致；過度相信單一科學意見的結果，決策者未能將漁夫、自然史學家等非科學觀察、意見當作政策制定時的參考，使得當時的政策制定時僅著重於漁業經濟的發展，其他因素皆不在核心考量之中。供予政府的漁業科學知識多半偏重於年漁獲量的變動而並非物種生活史的總體考量。這樣子的科學研究趨勢使政府、投資人致力於加速漁業經濟發展而沒有考慮到保育等其他的觀點。日復一日後，不同的研究視角出現、新的理論證明了先前主流的科學知識不健全。如此可以知道，科學考量如果被用於政策決定時的單一考量是非常風險的，畢竟，今日科學真理也可能在數年之後成為不健全的壞科學，實在不得不謹慎。

是否該將不同的考量納入考慮

在上面的例子中已經說明了政策制定如果只考量單一科學面向是不夠的。有鑑於此，其他層面的考量也是相當重要的，例如社會的參與等。 以下我們就用海洋環境保護區作為討論。

從科學角度來說，環境保護區可以維持資源並增進永續發展（Brown 等人 2001）。而科學議題如生物多樣性、生態保護等應該要被強調。 Brown 等人也提到在地居民的生計永續以及不同的環境發展策略都會受到水資源、土地利用、以及沿海環境的影響。 再說，Voyer 等科學家於 2012 年時曾提到從經濟與社會角度來看待規劃流程是必要的，通常來說設立環境保護區所影響到的層面相當的大、複雜且有爭議，評估自然保育與社會信念、社會傳統、社會觀點與措施都很重要，因為人與環境之間的微妙關係，不能僅考量單一面向。縱使科學意見可以提供基礎背景知識，來自於其他地方的公共意見也同樣對於政策制定有所幫助。如果預先考慮到來自不同地方的疑慮並且給予意見，決策者便可以在過程中納入不同專業的考量已獲得更高度的共識。

如果說要找出一種較好的方法來做為政策發展的模組，2009 年由英國學者 Millstone 所提出的「Co-evolutionary Model」（共同演化模式）應該是比較好的方法。他說：共同演化就是讓科學與非科學的考量應被相互依賴而不應該分別於各自的領域裡。

在澳洲的「大堡礁海洋公園」（GBRMPA）計畫中，有四個被主要看重的議題：水質與海岸發展、漁業、旅遊休閒以及生態多樣性保育與世界遺產。從這四個議題來看，可以知道 MPA 的政策發展並不是只有環境相關，有更多更多的其他利害關係人參與。例如，從事家計型漁業的小家庭或是商業捕魚的業者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其他從事海洋休閒產業的業者也會受到發展限制。我們也就可以知道，來自多方領域的意見有多麼重要。

2012 年 Voyer 所提及，為了在政策制定上能夠涵蓋不同的面向，GBRMPA 在 2003 年時執導了來自不同領域的分析計畫，並將該海洋保護區的草案呈給聯邦政府，這之中的分析就包括對於旅遊業、漁業等的影響以及海洋保護區對於社會以及居民的影響。

所以，確定成立「海洋保護區」是政策的最後目標，而科學意見想相當然爾會在這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生物知識、生態狀況、環境議題等科學相關考量會被用來評估海洋保護區是否能產生有效的保護作用。然而，科學以外的風險考量也是同等重量，社會經濟的影響便是其中的一環，諸如漁業、旅遊業的業損等。

當時 GBRMPA 計畫舉辦了 600 場會議，包含了不同的區域與數千名的人參加。而總諮詢階段 GBRMPA 更發了 9 萬份協議書的手冊、在網站上有 7 萬 3 千次的點擊、接了 6 千通免費電話，透過電視、廣播以及印刷產生了 2000 多個媒體消息（Jago et al. Thompson et al. 2004）。從這個經驗裡，不難發現非科學意見在重大政策的決定過程佔有很重要的比例。從以上這個模型也可以看出有別於過去「由上而下」的政策制定發展模式，反而是採取匯整多方意見的方式來制定及推動這個政策。

結論

科學考量對於政策決定來說仍然非常重要。科學不僅提供了核心的知識與有用的資訊給決策者，並且也擔任起連結決策者與公共參與者的角色。然而，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單獨參考科學意見的風險是相當高的。 而另一個海洋相關政策「GBRMPA」則反映出採取科學依據之外，其他各方面的考量，例如社會與經濟的因素也是同等重要的。總結來說，政策的制定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他應該要包含不同的面向並且找到一個最理想的方法來制定之。對決策者來說，需要考量多少面向，邀請多少專業類別加入將是一個相當具有挑戰性的關鍵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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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Lawrence Gudza（實踐行動組織在辛巴威的「新技術回應專案」團隊領導人）

Lawrence Gudza 寫道，不能把技術創新強加於窮人身上——必須讓他們參與，從而選擇適合其生活的構想。

技術創新通常被視為解決發展中國家問題的萬靈藥。其結果是，在辛巴威等國家，來自富國的機構傾向於根據自己的規劃來「推動」技術——但這些技術並不適合當地社區。

如此一來，便拒絕了這些社區實現技術民主與公平的機會——也就是開發、選擇和使用技術，幫助人們以自己所重視的方式生活，而不會削弱其他人與未來世代也這麼做的權利。

推動技術的代價是損害社會永續性及基層的持久解決方案。儘管已經有了幾十年的努力，人們仍懷疑透過技術改善生活的目標，是否會藉由這種方式實現。

這種處方式的技術發展和改造方法，在第一個阻礙面前就失敗了，而這個障礙就是人們的接受程度。當這些技術發展在社會中無法永續下去，就會受到貧窮社區隱性抵制；當人們感到它們破壞了社會文化和傳統規範時，則會遭到積極抵制。

例如，滴灌技術沒能形成影響力，是因為村民缺乏獲取地下水的水泵。與此同時，在收集排泄物為花園施肥的觀念違反當地文化規範與信仰的社會中，生態衛生廁所（ecological sanitation (ecosan) toilets）就不被接受。

我們需要能包羅萬象、以社區為基礎的方法，來考慮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技術。科研機構的關鍵是要與社會各界進行關於技術的對話，這包括了弱勢群體、傳統領導階層、政治決策者、科學家和商業人士。

研究更廣泛的議題

透過社區推廣技術是一個社會過程，讓社區在辯論中為其自身之發展負責。這促進了在地方建立技術議程的優先事項，並加強集體行動的聯盟。

這個過程是透明的，並將重點放在社區的優先事項和需求上。它接受並整合參與所帶來的成果，如此一來便可避免僅將注意力集中在特定技術的情形發生。相反地，那些圍繞在技術可幫助解決問題的議題，便可廣泛地接受檢驗。

例如，在 2006 年，由英國實踐行動組織主辦的一場為期 3 天的研討會中，便研究了奈米技術是否能夠幫助實現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到了 2015 年，讓無法獲得乾淨用水的人數減半。

直至這次研討會的最後一天前，組織者一次都沒有提及奈米技術。這場對話將重點放在更廣義的水資源問題上——例如，獲取、可用性和水質——而非某種特定的技術。

其結果是，幾種較為可取的技術受到討論——在提到奈米技術的時候，面臨的問題比組織者在研討會之前所想像的更多。

研討會中也提到了社會議題，像是無論離水源多遠都要負責打水的婦女和女孩的角色。

會中還討論到傳統技術，以及在社區維持了數十年的知識體系。我們需要找到的是將地方已開發的體系與新技術整合起來的方式，進而增加它們為人們所採用的機會。

擴大規模的政策

同樣的方法還必須引導國家的科學技術決策。所有利益攸關方，包括地方社區在內，都應該在這個過程中進行合作。這將會運用地方知識的力量，並確保政策與基層人們的需求相關。新技術的實施和改造也應該由使用者驅動。

2008 年在辛巴威 5.1 萬農村人口中所進行的一項實驗性研究「用地方的聲音分享地方內容」——實踐行動組織的另一項專案計畫——便測試了用於發佈與農民有關之播客資訊的行動裝置，這些資訊與農作物、牲畜生產，以及食品處理和保存等相關，並使用地方聲音和語言進行錄製內容。

這項計畫所帶來的影響超乎預期：除了透過提升產品產量的方式改善生計之外，還幫助買主和供應商建立了市場。

該技術如今正被推廣至幾個地區中，將對 45 萬人帶來影響。接受過社區發展官員訓練的農民們，正在傳播這些內容，同時也收集地方知識，讓專家可以將之與科學內容結合，再讓所有的社區成員使用。

幫助確保這項技術為社會採納及擁有的其他作法，還包括了農民對農民的「看與學」的訪視，讓發展中國家行政區和省層級的利益攸關方參與，開發內容並依事情優先順序處理。

大多數為了因應地方需求的技術改造，是由社區自身完成的，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新技術的構想也是由社區所提出。

自從在辛巴威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推行技術這至少 40 年以來，不論在社會中累積了多少技術，其對窮困者生計的影響仍然難以捉摸。成功與失敗的分別，還是在於用於選擇和評估技術的方法。

本文為〈支持基層創新〉專題文章，原發表於 SciDev [2012-05-02]。

市民大會或共識會議常被政府機構用來作為制定或影響政策的工具。包括美國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美國農業部（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都曾採用。這本來是設計讓政府制定決策的過程中，公眾能有發聲的機會，在某些特定的地方議題上提供一些洞見與意見。

但是，面對具爭議性的發展中的新技術時，這類的公眾參與往往不能達到其目的。例如，在一個社區裡是否建一座具爭議性的核廢料儲存區、在哪裡建，是否應該進行可能有致命性的生物病原體研究、在哪裡進行？這類的議題很難透過公眾會議達成協議。最常見的對立意見是：大眾有需要的最新設施對立於個別社區希望這些設施（如：行動電話基地台、電廠、廢棄物棄置場）設在別人家的後院。

政策制定者想利用市民會議多聽各方意見解決歧見，下場就是強化各自的意見、增加衝突、不能達成共識。可是政策制定者還是很喜歡採用這種方式。支持採行公眾會議的人認為這種集會有可能達成共識，並且提供了一般大眾、專家和決策者之間雙向對話的管道，可以及早發掘並辯論相關的倫理、法律、和社會（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ELSI）關注；最終能夠對於新興科學領域和它們的社會應用性進行一個長期的規劃。

最近發生的議題有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DHS）下的國家生物與農業防禦設施（National Bio- and Agro-Defense Facility，NBAF）的選址問題。其實採行市民會議，反而得到與大眾意見相反的結果。這個由北卡州立大學科技公眾溝通計畫中心和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生命科學溝通系合作的研究，發現最後選出的六個可能 NBAF 場址的排名和沒有明確界定的「社區接受度」這個要項有關。他們比較 DHS 排名和最後選的六個社區人口普查，以及對媒體人、決策者、和社區領袖作深入訪問。

這些資料顯示 DHS 評估的「社區接受度」低估了實際上大眾同意度，可能是被發聲的反對團體蓋過了。DHS 的排名也會被個別意見和對於其它人的想法的看法所影響。被少數反對聲浪透過媒體的散播的意見，常常掩蓋過沉默的大多數的意見。因此公眾會議並不一定能代表大眾的意見；尤其是有爭議的科學議題。

由於科學政策面臨的科學挑戰越來越複雜，從個人化的醫藥、奈米科技、到合成生物學，這個問題也更為棘手。這些議題有個共同點：圍繞在這些議題的社會辯論比較少集中在它們的科學可能性，而較多集中在倫理的、法律的、以及政治的爭議性，和它們最後的市場應用性。有必要多花時間與資源主動地、有系統性地對於社區中的各個成員評估其意見；對於具有重大社會與政治衝擊的決策不應該讓有強勢意見願意用各種方法發聲的團體來決定！

作者：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科技組
參考資料：
[1] Opinion: Misguided Science Policy?—The Scientist [2012-04-10]
[2] Modern Citizenship or Policy Dead End? Evaluating the need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policy making, and why public meetings may not be the answer

轉載自國科會國際合作簡訊網 [2012-05-03]

文／Lawrence Gudza（實踐行動組織在辛巴威的「新技術回應專案」團隊領導人）

Lawrence Gudza 寫道，不能把技術創新強加於窮人身上——必須讓他們參與，從而選擇適合其生活的構想。

技術創新通常被視為解決發展中國家問題的萬靈藥。其結果是，在辛巴威等國家，來自富國的機構傾向於根據自己的規劃來「推動」技術——但這些技術並不適合當地社區。

如此一來，便拒絕了這些社區實現技術民主與公平的機會——也就是開發、選擇和使用技術，幫助人們以自己所重視的方式生活，而不會削弱其他人與未來世代也這麼做的權利。

推動技術的代價是損害社會永續性及基層的持久解決方案。儘管已經有了幾十年的努力，人們仍懷疑透過技術改善生活的目標，是否會藉由這種方式實現。

這種處方式的技術發展和改造方法，在第一個阻礙面前就失敗了，而這個障礙就是人們的接受程度。當這些技術發展在社會中無法永續下去，就會受到貧窮社區隱性抵制；當人們感到它們破壞了社會文化和傳統規範時，則會遭到積極抵制。

例如，滴灌技術沒能形成影響力，是因為村民缺乏獲取地下水的水泵。與此同時，在收集排泄物為花園施肥的觀念違反當地文化規範與信仰的社會中，生態衛生廁所（ecological sanitation (ecosan) toilets）就不被接受。

我們需要能包羅萬象、以社區為基礎的方法，來考慮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技術。科研機構的關鍵是要與社會各界進行關於技術的對話，這包括了弱勢群體、傳統領導階層、政治決策者、科學家和商業人士。

研究更廣泛的議題

透過社區推廣技術是一個社會過程，讓社區在辯論中為其自身之發展負責。這促進了在地方建立技術議程的優先事項，並加強集體行動的聯盟。

這個過程是透明的，並將重點放在社區的優先事項和需求上。它接受並整合參與所帶來的成果，如此一來便可避免僅將注意力集中在特定技術的情形發生。相反地，那些圍繞在技術可幫助解決問題的議題，便可廣泛地接受檢驗。

例如，在 2006 年，由英國實踐行動組織主辦的一場為期 3 天的研討會中，便研究了奈米技術是否能夠幫助實現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到了 2015 年，讓無法獲得乾淨用水的人數減半。

直至這次研討會的最後一天前，組織者一次都沒有提及奈米技術。這場對話將重點放在更廣義的水資源問題上——例如，獲取、可用性和水質——而非某種特定的技術。

其結果是，幾種較為可取的技術受到討論——在提到奈米技術的時候，面臨的問題比組織者在研討會之前所想像的更多。

研討會中也提到了社會議題，像是無論離水源多遠都要負責打水的婦女和女孩的角色。

會中還討論到傳統技術，以及在社區維持了數十年的知識體系。我們需要找到的是將地方已開發的體系與新技術整合起來的方式，進而增加它們為人們所採用的機會。

擴大規模的政策

同樣的方法還必須引導國家的科學技術決策。所有利益攸關方，包括地方社區在內，都應該在這個過程中進行合作。這將會運用地方知識的力量，並確保政策與基層人們的需求相關。新技術的實施和改造也應該由使用者驅動。

2008 年在辛巴威 5.1 萬農村人口中所進行的一項實驗性研究「用地方的聲音分享地方內容」——實踐行動組織的另一項專案計畫——便測試了用於發佈與農民有關之播客資訊的行動裝置，這些資訊與農作物、牲畜生產，以及食品處理和保存等相關，並使用地方聲音和語言進行錄製內容。

這項計畫所帶來的影響超乎預期：除了透過提升產品產量的方式改善生計之外，還幫助買主和供應商建立了市場。

該技術如今正被推廣至幾個地區中，將對 45 萬人帶來影響。接受過社區發展官員訓練的農民們，正在傳播這些內容，同時也收集地方知識，讓專家可以將之與科學內容結合，再讓所有的社區成員使用。

幫助確保這項技術為社會採納及擁有的其他作法，還包括了農民對農民的「看與學」的訪視，讓發展中國家行政區和省層級的利益攸關方參與，開發內容並依事情優先順序處理。

大多數為了因應地方需求的技術改造，是由社區自身完成的，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新技術的構想也是由社區所提出。

自從在辛巴威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推行技術這至少 40 年以來，不論在社會中累積了多少技術，其對窮困者生計的影響仍然難以捉摸。成功與失敗的分別，還是在於用於選擇和評估技術的方法。

本文為〈支持基層創新〉專題文章，原發表於 SciDev [2012-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