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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創新取決於基層的參與

SciDev
・2012/05/28 ・1892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SR值 588 ・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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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Lawrence Gudza(實踐行動組織在辛巴威的「新技術回應專案」團隊領導人)

Lawrence Gudza 寫道,不能把技術創新強加於窮人身上——必須讓他們參與,從而選擇適合其生活的構想。

技術創新通常被視為解決發展中國家問題的萬靈藥。其結果是,在辛巴威等國家,來自富國的機構傾向於根據自己的規劃來「推動」技術——但這些技術並不適合當地社區。

如此一來,便拒絕了這些社區實現技術民主與公平的機會——也就是開發、選擇和使用技術,幫助人們以自己所重視的方式生活,而不會削弱其他人與未來世代也這麼做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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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技術的代價是損害社會永續性及基層的持久解決方案。儘管已經有了幾十年的努力,人們仍懷疑透過技術改善生活的目標,是否會藉由這種方式實現。

這種處方式的技術發展和改造方法,在第一個阻礙面前就失敗了,而這個障礙就是人們的接受程度。當這些技術發展在社會中無法永續下去,就會受到貧窮社區隱性抵制;當人們感到它們破壞了社會文化和傳統規範時,則會遭到積極抵制。

例如,滴灌技術沒能形成影響力,是因為村民缺乏獲取地下水的水泵。與此同時,在收集排泄物為花園施肥的觀念違反當地文化規範與信仰的社會中,生態衛生廁所(ecological sanitation (ecosan) toilets)就不被接受。

我們需要能包羅萬象、以社區為基礎的方法,來考慮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技術。科研機構的關鍵是要與社會各界進行關於技術的對話,這包括了弱勢群體、傳統領導階層、政治決策者、科學家和商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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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更廣泛的議題

透過社區推廣技術是一個社會過程,讓社區在辯論中為其自身之發展負責。這促進了在地方建立技術議程的優先事項,並加強集體行動的聯盟。

這個過程是透明的,並將重點放在社區的優先事項和需求上。它接受並整合參與所帶來的成果,如此一來便可避免僅將注意力集中在特定技術的情形發生。相反地,那些圍繞在技術可幫助解決問題的議題,便可廣泛地接受檢驗。

例如,在 2006 年,由英國實踐行動組織主辦的一場為期 3 天的研討會中,便研究了奈米技術是否能夠幫助實現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到了 2015 年,讓無法獲得乾淨用水的人數減半。

直至這次研討會的最後一天前,組織者一次都沒有提及奈米技術。這場對話將重點放在更廣義的水資源問題上——例如,獲取、可用性和水質——而非某種特定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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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果是,幾種較為可取的技術受到討論——在提到奈米技術的時候,面臨的問題比組織者在研討會之前所想像的更多。

研討會中也提到了社會議題,像是無論離水源多遠都要負責打水的婦女和女孩的角色。

會中還討論到傳統技術,以及在社區維持了數十年的知識體系。我們需要找到的是將地方已開發的體系與新技術整合起來的方式,進而增加它們為人們所採用的機會。

擴大規模的政策

同樣的方法還必須引導國家的科學技術決策。所有利益攸關方,包括地方社區在內,都應該在這個過程中進行合作。這將會運用地方知識的力量,並確保政策與基層人們的需求相關。新技術的實施和改造也應該由使用者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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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技術為人所採用時,會運作地更好:農民藉由當地語言的播客(podcast)獲取資訊,幫助保持母牛健康。(圖轉載自原文)

2008 年在辛巴威 5.1 萬農村人口中所進行的一項實驗性研究「用地方的聲音分享地方內容」——實踐行動組織的另一項專案計畫——便測試了用於發佈與農民有關之播客資訊的行動裝置,這些資訊與農作物、牲畜生產,以及食品處理和保存等相關,並使用地方聲音和語言進行錄製內容。

這項計畫所帶來的影響超乎預期:除了透過提升產品產量的方式改善生計之外,還幫助買主和供應商建立了市場。

該技術如今正被推廣至幾個地區中,將對 45 萬人帶來影響。接受過社區發展官員訓練的農民們,正在傳播這些內容,同時也收集地方知識,讓專家可以將之與科學內容結合,再讓所有的社區成員使用。

幫助確保這項技術為社會採納及擁有的其他作法,還包括了農民對農民的「看與學」的訪視,讓發展中國家行政區和省層級的利益攸關方參與,開發內容並依事情優先順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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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為了因應地方需求的技術改造,是由社區自身完成的,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新技術的構想也是由社區所提出。

自從在辛巴威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推行技術這至少 40 年以來,不論在社會中累積了多少技術,其對窮困者生計的影響仍然難以捉摸。成功與失敗的分別,還是在於用於選擇和評估技術的方法。

本文為〈支持基層創新〉專題文章,原發表於 SciDev [2012-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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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發展網絡(SciDev.net),提供有關科學、技術以及發展中國家的新聞、觀點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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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PD-L1到CD47:癌症免疫療法進入3.5代時代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7/25 ・4544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本文與 TRPMA 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如果把癌細胞比喻成身體裡的頭號通緝犯,那誰來負責逮捕?

許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可能是化療、放療這些外來的「賞金獵人」。但其實,我們體內早就駐紮著一支最強的警察部隊「免疫系統」。

既然「免疫系統」的警力這麼堅強,為什麼癌症還是屢屢得逞?關鍵就在於:癌細胞是偽裝高手。有的會偽造「良民證」,騙過免疫系統的菁英部隊;更厲害的,甚至能直接掛上「免查通行證」,讓負責巡邏的免疫細胞直接視而不見,大搖大擺地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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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問世,為癌症治療帶來突破性的進展,成功撕下癌細胞的偽裝,也讓不少患者重燃希望。不過,目前在某些癌症中,反應率仍只有兩到三成,顯示這條路還有優化的空間。

今天,我們要來聊的,就是科學家如何另闢蹊徑,找出那些連「通緝令」都發不出去的癌細胞。這個全新的免疫策略,會是破解癌症偽裝的新關鍵嗎?

科學家如何另闢蹊徑,找出那些連「通緝令」都發不出去的癌細胞。這個全新的免疫策略,會是破解癌症偽裝的新關鍵嗎?/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免疫療法登場:從殺敵一千到精準出擊

在回答問題之前,我們先從人類對抗癌症的「治療演變」說起。

最早的「傳統化療」,就像威力強大的「七傷拳」,殺傷力高,但不分敵我,往往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副作用極大。接著出現的「標靶藥物」,則像能精準出招的「一陽指」,能直接點中癌細胞的「穴位」,大幅減少對健康細胞的傷害,副作用也小多了。但麻煩的是,癌細胞很會突變,用藥一段時間就容易產生抗藥性,這套點穴功夫也就漸漸失靈。

直到這個世紀,人類才終於領悟到:最強的武功,是驅動體內的「原力」,也就是「重新喚醒免疫系統」來對付癌症。這場關鍵轉折,也開啟了「癌症免疫療法」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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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不知道,就算在健康狀態下,平均每天還是會產生數千個癌細胞。而我們之所以安然無恙,全靠體內那套日夜巡邏的「免疫監測 (immunosurveillance)」機制,看到癌細胞就立刻清除。但,癌細胞之所以難纏,就在於它會發展出各種「免疫逃脫」策略。

免疫系統中,有一批受過嚴格訓練的菁英,叫做「T細胞」,他們是執行最終擊殺任務的霹靂小組。狡猾的癌細胞為了躲過追殺,會在自己身上掛出一張「偽良民證」,這個偽裝的學名,「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配體-1 (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 」,縮寫PD-L1。

當T細胞來盤查時,T細胞身上帶有一個具備煞車功能的「讀卡機」,叫做「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受體-1 (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PD-1) 」,簡稱 PD-1。當癌細胞的 PD-L1 跟 T細胞的 PD-1 對上時,就等於是在說:「嘿,自己人啦!別查我」,也就是腫瘤癌細胞會表現很多可抑制免疫 T 細胞活性的分子,這些分子能通過免疫 T 細胞的檢查哨,等於是通知免疫系統無需攻擊的訊號,因此 T 細胞就真的會被唬住,轉身離開且放棄攻擊。

這種免疫系統控制的樞紐機制就稱為「免疫檢查點 (immune checkpoints)」。而我們熟知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作用就像是把那張「偽良民證」直接撕掉的藥物。良民證一失效,T細胞就能識破騙局、發現這是大壞蛋,重新發動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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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的癌細胞為了躲過追殺,會在自己身上掛出一張「偽良民證」,也就是「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配體-1 (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縮寫PD-L1) 」/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目前免疫療法已成為晚期癌症患者心目中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理由是他們的體能可能無法負荷化療帶來的副作用;標靶藥物雖然有效,不過在用藥一段期間後,終究會出現抗藥性;而「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卻有機會讓癌症獲得長期的控制。

由於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是借著免疫系統的刀來殺死腫瘤,所以有著毒性較低並且治療耐受性較佳的優勢。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有治療反應的患者,也能獲得比起化療更長的存活期,以及較好的生活品質。

不過,儘管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改寫了治癌戰局,這些年下來,卻仍有些問題。

CD47來救?揭開癌細胞的「免死金牌」機制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雖然帶來治療突破,但還是有不少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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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藥費昂貴。 雖然在台灣,健保於 2019 年後已有條件給付,但對多數人仍是沉重負擔。 第二,也是最關鍵的,單獨使用時,它的治療反應率並不高。在許多情況下,大約只有 2成到3成的患者有效。

換句話說,仍有七到八成的患者可能看不到預期的效果,而且治療反應又比較慢,必須等 2 至 3 個月才能看出端倪。對患者來說,這種「沒把握、又得等」的療程,心理壓力自然不小。

為什麼會這樣?很簡單,因為這個方法的前提是,癌細胞得用「偽良民證」這一招才有效。但如果癌細胞根本不屑玩這一套呢?

想像一下,整套免疫系統抓壞人的流程,其實是這樣運作的:當癌細胞自然死亡,或被初步攻擊後,會留下些許「屍塊渣渣」——也就是抗原。這時,體內負責巡邏兼清理的「巨噬細胞」就會出動,把這些渣渣撿起來、分析特徵。比方說,它發現犯人都戴著一頂「大草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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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巨噬細胞會把這個特徵,發布成「通緝令」,交給其他免疫細胞,並進一步訓練剛剛提到的菁英霹靂小組─T細胞。T細胞學會辨認「大草帽」,就能出發去精準獵殺所有戴著草帽的癌細胞。

當癌細胞死亡後,會留下「抗原」。體內的「巨噬細胞」會採集並分析這些特徵,並發布「通緝令」給其它免疫細胞,T細胞一旦學會辨識特徵,就能精準出擊,獵殺所有癌細胞。/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而PD-1/PD-L1 的偽裝術,是發生在最後一步:T 細胞正準備動手時,癌細胞突然高喊:「我是好人啊!」,來騙過 T 細胞。

但問題若出在第一步呢?如果第一關,巡邏的警察「巨噬細胞」就完全沒有察覺這些屍塊有問題,根本沒發通緝令呢?

這正是更高竿的癌細胞採用的策略:它們在細胞表面大量表現一種叫做「 CD47 」的蛋白質。這個 CD47 分子,就像一張寫著「自己人,別吃我!」的免死金牌,它會跟巨噬細胞上的接收器─訊號調節蛋白α (Signal regulatory protein α,SIRPα) 結合。當巨噬細胞一看到這訊號,大腦就會自動判斷:「喔,這是正常細胞,跳過。」

結果會怎樣?巨噬細胞從頭到尾毫無動作,癌細胞就大搖大擺地走過警察面前,連罪犯「戴草帽」的通緝令都沒被發布,T 細胞自然也就毫無頭緒要出動!

這就是為什麼只阻斷 PD-L1 的藥物反應率有限。因為在許多案例中,癌細胞連進到「被追殺」的階段都沒有!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科學家把目標轉向了這面「免死金牌」,開始開發能阻斷 CD47 的生物藥。但開發 CD47 藥物的這條路,可說是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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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精準殺敵,更不能誤傷友軍

研發抗癌新藥,就像打造一把神兵利器,太強、太弱都不行!

第一代 CD47 藥物,就是威力太強的例子。第一代藥物是強效的「單株抗體」,你可以想像是超強力膠帶,直接把癌細胞表面的「免死金牌」CD47 封死。同時,這個膠帶尾端還有一段蛋白質IgG-Fc,這段蛋白質可以和免疫細胞上的Fc受體結合。就像插上一面「快來吃我」的小旗子,吸引巨噬細胞前來吞噬。

問題來了!CD47 不只存在於癌細胞,全身上下的正常細胞,尤其是紅血球,也有 CD47 作為自我保護的訊號。結果,第一代藥物這種「見 CD47 就封」的策略,完全不分敵我,導致巨噬細胞連紅血球也一起攻擊,造成嚴重的貧血問題。

這問題影響可不小,導致一些備受矚目的藥物,例如美國製藥公司吉立亞醫藥(Gilead)的明星藥物 magrolimab,在2024年2月宣布停止開發。它原本是預期用來治療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的單株抗體藥物。

太猛不行,那第二代藥物就改弱一點。科學家不再用強效抗體,而是改用「融合蛋白」,也就是巨噬細胞身上接收器 SIRPα 的一部分。它一樣會去佔住 CD47 的位置,但結合力比較弱,特別是跟紅血球的 CD47 結合力,只有 1% 左右,安全性明顯提升。

像是輝瑞在 2021 年就砸下 22.6 億美元,收購生技公司 Trillium Therapeutics 來開發這類藥物。Trillium 使用的是名為 TTI-621 和 TTI-622 的兩種融合蛋白,可以阻斷 CD47 的反應位置。但在輝瑞2025年4月29號公布最新的研發進度報告上,TTI-621 已經悄悄消失。已經進到二期研究的TTI-622,則是在6月29號,研究狀態被改為「已終止」。原因是「無法招募到計畫數量的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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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二代也有個弱點:為了安全,它對癌細胞 CD47 的結合力,也跟著變弱了,導致藥效不如預期。

於是,第三代藥物的目標誕生了:能不能打造一個只對癌細胞有超強結合力,但對紅血球幾乎沒反應的「完美武器」?

為了找出這種神兵利器,科學家們搬出了超炫的篩選工具:噬菌體(Phage),一種專門感染細菌的病毒。別緊張,不是要把病毒打進體內!而是把它當成一個龐大的「鑰匙資料庫」。

科學家可以透過基因改造,再加上AI的協助,就可以快速製造出數億、數十億種表面蛋白質結構都略有不同的噬菌體模型。然後,就開始配對流程:

  1. 先把這些長像各異的「鑰匙」全部拿去試開「紅血球」這把鎖,能打開的通通淘汰!
  2. 剩下的再去試開「癌細胞」的鎖,從中挑出結合最強、最精準的那一把「神鑰」!

接著,就是把這把「神鑰」的結構複製下來,大量生產。可能會從噬菌體上切下來,或是定序入選噬菌體的基因,找出最佳序列。再將這段序列,放入其他表達載體中,例如細菌或是哺乳動物細胞中來生產蛋白質。最後再接上一段能號召免疫系統來攻擊的「標籤蛋白 IgG-Fc」,就大功告成了!

目前這領域的領頭羊之一,是美國的 ALX Oncology,他們的產品 Evorpacept 已完成二期臨床試驗。但他們的標籤蛋白使用的是 IgG1,對巨噬細胞的吸引力較弱,需要搭配其他藥物聯合使用。

而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總部在台北的漢康生技。他們利用噬菌體平台,從上億個可能性中,篩選出了理想的融合蛋白 HCB101。同時,他們選擇的標籤蛋白 IgG4,是巨噬細胞比較「感興趣」的類型,理論上能更有效地觸發吞噬作用。在臨床一期試驗中,就展現了單獨用藥也能讓腫瘤顯著縮小的效果以及高劑量對腫瘤產生腫瘤顯著部分縮小效果。因為它結合了前幾代藥物的優點,有人稱之為「第 3.5 代」藥物。

除此之外,還有漢康生技的FBDB平台技術,這項技術可以將多個融合蛋白「串」在一起。例如,把能攻擊 CD47、PD-L1、甚至能調整腫瘤微環境、活化巨噬細胞與T細胞的融合蛋白接在一起。讓這些武器達成 1+1+1 遠大於 3 的超倍攻擊效果,多管齊下攻擊腫瘤細胞。

結語

從撕掉「偽良民證」的 PD-L1 抑制劑,到破解「免死金牌」的 CD47 藥物,再到利用 AI 和噬菌體平台,設計出越來越精準的千里追魂香。 

對我們來說,最棒的好消息,莫過於這些免疫療法,從沒有停下改進的腳步。科學家們正一步步克服反應率不足、副作用等等的缺點。這些努力,都為癌症的「長期控制」甚至「治癒」,帶來了更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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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以科學意見做為單一參考,危險嗎?
活躍星系核_96
・2016/01/07 ・4554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SR值 593 ・九年級

作者 /「Hao有趣」(英國薩塞克斯大學 科學與科技政策 碩士 MSc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SPRU, Uni. of Sussex)

活在現實世界與夢想不斷衝突的人生劇場裡,對科學內容本質有一點恐懼,但對科學政策又感到很有興趣,特愛漁業永續以及食物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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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Roger Pielke Jr.’s Blog

許多人認為影響人類生活的政策僅需依賴科學證據與知識;但有另一些人認為非科學的考量也是必須的,因為決策者在這個民主社會裡應該要採納多元的聲音與意見。實務上來說,公眾意見經常成為政策制訂的參考方向。過度採納公眾意見往往倍受爭議,在科學證據和群眾意見之間究竟要如何取得平衡呢?

接下來的文章裡將以海洋政策為主軸來探討政策制定的流程。首先,從科學相關意見對於政策的重要性、知識的轉移與整合科學意見的困難度討論;接著,從一個歷史中的漁業失策「紐芬蘭鱈魚漁場」案例來探討僅參考單方科學意見制定政策的缺失。而第三部份,則藉由 MPA 也就是海洋保護區的設立(GBRMPA)來討論:將公共意見等其他非科學因素做為政策決議考量的重要性 ,最後下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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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意見對於政策決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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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epthinktank.eu

遠從七零年代起,Lasswell (1971)、Brunner 以及 Ascher (1992)就已經指出現今社會中科學意見常被密切的做為政策決定的參考。 Graffy(2008)也指出「科學家對於建構公共認知、公眾論述與決策制定有本質上的貢獻」由此我們可以大致認同科學在政策的制定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Graffy 也聲稱在過去,科學提供了有效的資料(訊),這些資料可能可以概略性的提出可能會對社會上的人們或其生計的影響,也就是說科學意見可以是決策者的初步參考。

在 2000 年,Norse 與 Tschirley 的研究指出科學對於政策的幫助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是科學提供政策制定者藍圖般的概念,可在問題初期時有跡可循,以作為參考意見;其二是對於政策的有效性,例如可幫助預測對於社會的可能影響以及未來修改政策的監督與衡量。換句話說「科學」在政策制定的過程當中從頭到尾都應參與。

另一方面,科學資料與知識也有連結政策與公共參與的作用。Resnik 於 2011 年時指出「信任感」常建築於證據上,當科學家參與官僚體制提供知識、專家意見時,社會大眾會有比較大的認同感。這樣的現象尤其可以在針對新科技的政策中被發現,社會大眾寄託科學家以確定新科技可能會帶來的風險或優點。 總結來說,科學意見不僅僅是在政策擬定上給予制定者基礎的背景認知,更可以幫助連結社會大眾與決策者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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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意見作為單一政策參考的困境

Source: sciencediplomacy

即使我們已經知道科學意見的重要性,但仍然有許多的困難值得被討論。

在將科學應用到實務的過程當中,知識的轉移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2011 年時 Curran 等人對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lation)定義為「從研究的結果應用於政策制定的過程」,而主要的步驟就是在於知識轉移的過程中認清並評估證據與採納辦法間的差距。 如果科學家所擁有的知識是很初階的、很概念化的,那麼決策者就無法將其應用於政策之中。也就是說,知識應該被轉化成可以讓人理解的資訊才得以被運用。

然而,在知識被轉化的過程當中 Henke 於 2002 年時曾指出政策制定者通常比較在乎能夠有快速的成果,這與科學是比較牴觸的,因為在驗證的過程當中,時間是品質管理很重要的因素。在漫長的知識轉移過程當中,不同角色有不一樣的責任,這也是困難的所在之處,導致政策制定上變得較為複雜。更何況,在許多時候研究領域與研究方向不見得完全符合政策的需求,溝通與參與便成為科學家與政策制定者間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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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兩者之間如果相互涉入其實是會有所阻礙的,學者 Graffy 在 2008 年時說到政策制定者通常對於科學所提供的含糊概念感到無力僅能做為「參考用」,而偏偏政策制定過程往往又有急迫的時間限制。這樣的困境可大致歸究於兩方人馬的認知失衡。決策者本身往往不具備專業的科學知識,並且不認為科學是自己應該具備的常識;而科學單位往往也有相似的問題:對科學單位來說,政策制定不在它們的專業範疇之內,而缺乏經驗也會導致他們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產生焦慮。總結來說,如果科學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可被吸收的、甚至是不符時宜的,那麼,不僅政治家及科學家雙方之間無法取得共識,科學意見對於政策的制定也很容易淪為錯誤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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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芬蘭漁場 Source: ictm2011

從漁業史中著名的例子「紐芬蘭鱈魚漁場」的浩劫,便可以知道錯誤的科學知識可能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根據 Bavington 於 2010 年提出的報告,約莫在 19 世紀末到 1930 年代,漁業科學專注於單一魚種的總數,那是一個德國的科學家 Heincke 所倡議的。從那時候起,總體數量的考量以及生物經濟學成為漁業科學的研究主流,而當時的研究主要致力於最大化單一魚種的年捕獲量,這個概念是當時編列國際漁業相關法時的主要參考依據。

然而 19 世紀末的科學偏頗造就了 20 世紀末的慘痛。鱈魚一直是人們熱愛的海鮮,隨著漁業經濟規模越來越大,技術越漸成熟,紐芬蘭鱈魚紅極一時,該區鱈魚漁場快速的被開發,大把大把的鈔票被商人賺入口袋裡,政府也當然獲得了不錯的稅收,看似一個雙贏的局面。不料,漁獲量在攀至高點後突然銳減,之後能捕到的鱈魚越來越少。加拿大漁業與海洋部門不得不於 1992 年時頒布紐芬蘭漁場禁捕令,學者 Binkley 於 1995 年與 Corbin 於 2002 年都嚴正地指責,鱈魚魚場的崩壞以及迫不得已之下頒布禁捕令的捕救手段不僅僅造成了無可挽回的環境損失,更導致 4 萬人民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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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vington 認為這場浩劫可以說是受到不健全的科學研究方向所致;過度相信單一科學意見的結果,決策者未能將漁夫、自然史學家等非科學觀察、意見當作政策制定時的參考,使得當時的政策制定時僅著重於漁業經濟的發展,其他因素皆不在核心考量之中。供予政府的漁業科學知識多半偏重於年漁獲量的變動而並非物種生活史的總體考量。這樣子的科學研究趨勢使政府、投資人致力於加速漁業經濟發展而沒有考慮到保育等其他的觀點。日復一日後,不同的研究視角出現、新的理論證明了先前主流的科學知識不健全。如此可以知道,科學考量如果被用於政策決定時的單一考量是非常風險的,畢竟,今日科學真理也可能在數年之後成為不健全的壞科學,實在不得不謹慎。

是否該將不同的考量納入考慮

在上面的例子中已經說明了政策制定如果只考量單一科學面向是不夠的。有鑑於此,其他層面的考量也是相當重要的,例如社會的參與等。 以下我們就用海洋環境保護區作為討論。

從科學角度來說,環境保護區可以維持資源並增進永續發展(Brown 等人 2001)。而科學議題如生物多樣性、生態保護等應該要被強調。 Brown 等人也提到在地居民的生計永續以及不同的環境發展策略都會受到水資源、土地利用、以及沿海環境的影響。 再說,Voyer 等科學家於 2012 年時曾提到從經濟與社會角度來看待規劃流程是必要的,通常來說設立環境保護區所影響到的層面相當的大、複雜且有爭議,評估自然保育與社會信念、社會傳統、社會觀點與措施都很重要,因為人與環境之間的微妙關係,不能僅考量單一面向。縱使科學意見可以提供基礎背景知識,來自於其他地方的公共意見也同樣對於政策制定有所幫助。如果預先考慮到來自不同地方的疑慮並且給予意見,決策者便可以在過程中納入不同專業的考量已獲得更高度的共識。

如果說要找出一種較好的方法來做為政策發展的模組,2009 年由英國學者 Millstone 所提出的「Co-evolutionary Model」(共同演化模式)應該是比較好的方法。他說:共同演化就是讓科學與非科學的考量應被相互依賴而不應該分別於各自的領域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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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1. The model of co-evolutionary (Millstone, 2009)

在澳洲的「大堡礁海洋公園」(GBRMPA)計畫中,有四個被主要看重的議題:水質與海岸發展、漁業、旅遊休閒以及生態多樣性保育與世界遺產。從這四個議題來看,可以知道 MPA 的政策發展並不是只有環境相關,有更多更多的其他利害關係人參與。例如,從事家計型漁業的小家庭或是商業捕魚的業者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其他從事海洋休閒產業的業者也會受到發展限制。我們也就可以知道,來自多方領域的意見有多麼重要。

2012 年 Voyer 所提及,為了在政策制定上能夠涵蓋不同的面向,GBRMPA 在 2003 年時執導了來自不同領域的分析計畫,並將該海洋保護區的草案呈給聯邦政府,這之中的分析就包括對於旅遊業、漁業等的影響以及海洋保護區對於社會以及居民的影響。

Figures2. MPA in Co-evolutionary model (Modified from (Millston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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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確定成立「海洋保護區」是政策的最後目標,而科學意見想相當然爾會在這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生物知識、生態狀況、環境議題等科學相關考量會被用來評估海洋保護區是否能產生有效的保護作用。然而,科學以外的風險考量也是同等重量,社會經濟的影響便是其中的一環,諸如漁業、旅遊業的業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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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大堡礁海洋公園 Source: GBRMPA

當時 GBRMPA 計畫舉辦了 600 場會議,包含了不同的區域與數千名的人參加。而總諮詢階段 GBRMPA 更發了 9 萬份協議書的手冊、在網站上有 7 萬 3 千次的點擊、接了 6 千通免費電話,透過電視、廣播以及印刷產生了 2000 多個媒體消息(Jago et al. Thompson et al. 2004)。從這個經驗裡,不難發現非科學意見在重大政策的決定過程佔有很重要的比例。從以上這個模型也可以看出有別於過去「由上而下」的政策制定發展模式,反而是採取匯整多方意見的方式來制定及推動這個政策。

結論

科學考量對於政策決定來說仍然非常重要。科學不僅提供了核心的知識與有用的資訊給決策者,並且也擔任起連結決策者與公共參與者的角色。然而,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單獨參考科學意見的風險是相當高的。 而另一個海洋相關政策「GBRMPA」則反映出採取科學依據之外,其他各方面的考量,例如社會與經濟的因素也是同等重要的。總結來說,政策的制定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他應該要包含不同的面向並且找到一個最理想的方法來制定之。對決策者來說,需要考量多少面向,邀請多少專業類別加入將是一個相當具有挑戰性的關鍵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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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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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_96
778 篇文章 ・ 128 位粉絲
活躍星系核(active galactic nucleus, AGN)是一類中央核區活動性很強的河外星系。這些星系比普通星系活躍,在從無線電波到伽瑪射線的全波段裡都發出很強的電磁輻射。 本帳號發表來自各方的投稿。附有資料出處的科學好文,都歡迎你來投稿喔。 Email: contact@pansci.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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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意見誤導科學政策?
國科會 國際合作簡訊網
・2012/06/03 ・1225字 ・閱讀時間約 2 分鐘 ・SR值 556 ・八年級

2009年九月康乃狄克州西哈特福市舉行市民大會(town hall meeting),主題為衛生保健改革。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市民大會或共識會議常被政府機構用來作為制定或影響政策的工具。包括美國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美國農業部(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都曾採用。這本來是設計讓政府制定決策的過程中,公眾能有發聲的機會,在某些特定的地方議題上提供一些洞見與意見。

但是,面對具爭議性的發展中的新技術時,這類的公眾參與往往不能達到其目的。例如,在一個社區裡是否建一座具爭議性的核廢料儲存區、在哪裡建,是否應該進行可能有致命性的生物病原體研究、在哪裡進行?這類的議題很難透過公眾會議達成協議。最常見的對立意見是:大眾有需要的最新設施對立於個別社區希望這些設施(如:行動電話基地台、電廠、廢棄物棄置場)設在別人家的後院。

政策制定者想利用市民會議多聽各方意見解決歧見,下場就是強化各自的意見、增加衝突、不能達成共識。可是政策制定者還是很喜歡採用這種方式。支持採行公眾會議的人認為這種集會有可能達成共識,並且提供了一般大眾、專家和決策者之間雙向對話的管道,可以及早發掘並辯論相關的倫理、法律、和社會(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ELSI)關注;最終能夠對於新興科學領域和它們的社會應用性進行一個長期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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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發生的議題有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DHS)下的國家生物與農業防禦設施(National Bio- and Agro-Defense Facility,NBAF)的選址問題。其實採行市民會議,反而得到與大眾意見相反的結果。這個由北卡州立大學科技公眾溝通計畫中心和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生命科學溝通系合作的研究,發現最後選出的六個可能 NBAF 場址的排名和沒有明確界定的「社區接受度」這個要項有關。他們比較 DHS 排名和最後選的六個社區人口普查,以及對媒體人、決策者、和社區領袖作深入訪問。

這些資料顯示 DHS 評估的「社區接受度」低估了實際上大眾同意度,可能是被發聲的反對團體蓋過了。DHS 的排名也會被個別意見和對於其它人的想法的看法所影響。被少數反對聲浪透過媒體的散播的意見,常常掩蓋過沉默的大多數的意見。因此公眾會議並不一定能代表大眾的意見;尤其是有爭議的科學議題。

由於科學政策面臨的科學挑戰越來越複雜,從個人化的醫藥、奈米科技、到合成生物學,這個問題也更為棘手。這些議題有個共同點:圍繞在這些議題的社會辯論比較少集中在它們的科學可能性,而較多集中在倫理的、法律的、以及政治的爭議性,和它們最後的市場應用性。有必要多花時間與資源主動地、有系統性地對於社區中的各個成員評估其意見;對於具有重大社會與政治衝擊的決策不應該讓有強勢意見願意用各種方法發聲的團體來決定!

作者: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科技組
參考資料:
[1] Opinion: Misguided Science Policy?—The Scientist [2012-04-10]
[2] Modern Citizenship or Policy Dead End? Evaluating the need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policy making, and why public meetings may not be the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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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國科會國際合作簡訊網 [2012-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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