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創新取決於基層的參與

本文與  益福生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昨晚，你又在床上翻來覆去、無法入眠了嗎？這或許是現代社會最普遍的深夜共鳴。儘管換了昂貴的乳膠枕、拉上百分之百遮光的窗簾，甚至在腦海中數了幾百隻羊，大腦的那個「睡眠開關」卻彷彿生鏽般卡住。這種渴望休息卻睡不著的過程，讓失眠成了一場耗損身心的極限馬拉松 。

皮質醇：你體內那位「永不熄滅」的深夜警報器

要理解失眠，我們得先認識身體的一套精密防衛系統：下視丘-垂體-腎上腺軸（HPA axis） 。這套系統原本是演化給我們的禮物，讓我們在面對劍齒虎或突如其來的危險時，能迅速進入「戰鬥或快逃」的備戰狀態。當這套系統啟動，腎上腺就會分泌皮質醇 (壓力荷爾蒙)，這種荷爾蒙能調動能量、提高警覺性，讓我們在危機中保持清醒 。

然而，現代人的「劍齒虎」不再是野獸，而是無止盡的專案進度、電子郵件與職場競爭。對於長期處於高壓或高強度工作環境的人們來說，身體的警報系統可能處於一種「切換不掉」的狀態。

在理想的狀態下，人類的生理時鐘像是一場精確的接力賽。入夜後，身體會進入「修復模式」，此時壓力荷爾蒙「皮質醇」的濃度應該降至最低點，讓「睡眠荷爾蒙」褪黑激素（Melatonin）接棒主導。褪黑激素不僅負責傳遞「天黑了」的訊號，它還能抑制腦中負責維持清醒的食慾素（Orexin）神經元，幫助大腦順利關閉覺醒開關。

然而，當壓力介入時，這場接力賽就會變成跑不完的馬拉松賽。研究指出，長期的高壓環境會導致 HPA 軸過度活化，使得夜間皮質醇異常分泌。這不僅會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更會讓食慾素在深夜裡持續活化，強迫大腦維持在「高覺醒狀態（Hyperarousal）」。 這種令人崩潰的狀態就是，明明你已經累到不行，但大腦卻像停不下來的發電機！

長期的睡眠不足會導致體內促發炎細胞激素上升，而發炎反應又會進一步活化 HPA 軸，分泌更多皮質醇來試圖消炎，高濃度的皮質醇會進一步干擾深層睡眠與快速動眼期（REM），導致睡眠品質變得低弱又破碎，最終形成「壓力－發炎－失眠」的惡行循環。也就是說，你不是在跟睡眠上的意志力作對，而是在跟失控的生理長期鬥爭。

從腸道重啟好眠開關：PS150 菌株如何調校你的生理時鐘

面對這種煞車失靈的失眠困局，科學家們將目光投向了人體內另一個繁榮的生態系：腸道。腸道與大腦之間存在著一條雙向通訊的高速公路，這就是「菌-腸-腦軸 (Microbiome-Gut-Brain Axis, MGBA)」，而某些特殊菌株不僅能幫助消化、排便，更能透過神經與內分泌途徑與大腦對話，直接參與調節我們的壓力調節與睡眠節律。這種菌株被科學家稱為「精神益生菌」（Psychobiotics）。

在眾多研究菌株中，發酵乳桿菌 Limosilactobacillus fermentum PS150 的表現格外引人注目。PS150菌株源於亞洲益生菌權威「蔡英傑教授」團隊的專業研發，累積多年功能性菌株研發經驗的科學成果。針對臨床常見的「初夜效應」（First Night Effect, FNE），也就是現代人因出差、換床或環境改變導致的入睡困難，俗稱認床。科學家在進行實驗時發現，補充 PS150 菌株能顯著恢復非快速動眼期（NREM）的睡眠長度，且入睡更快，起床後也更容易清醒。更重要的是，不同於常見的藥物助眠手段（如抗組織胺藥物 DIPH）容易造成快速動眼期（REM）剝奪或導致睡眠破碎化，PS150 菌株展現出一種更為「溫和且自然」的調節力，它能有效縮短入睡所需的時間，並恢復睡眠中代表深層修復的「Delta 波」能量。

科學家發現，即便將 PS150 菌株經過特殊的熱處理（Heat-treated），轉化為不具活性但保有關鍵成分的「後生元」（Postbiotics），其生物活性依然能與活菌媲美 。HT-PS150 技術解決了益生菌在儲存與攝取過程中容易失去活性的痛點，讓這些腸道通訊員能更穩定地發揮作用 。

在臨床實驗中，科學家觀察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當詢問受試者的主觀感受時，往往會遇到強大的「安慰劑效應」，無論是服用 HT-PS150 還是安慰劑的人，主觀上大多表示睡眠變好了。這種「體感上的進步」有時會掩蓋真相，讓人分不清是心理作用還是真實效益。

然而，客觀的生理數據（Biomarkers）卻揭開了關鍵的差異。在排除主觀偏誤後，實驗數據顯示 HT-PS150 組有更高比例的人（84.6%）出現了夜間褪黑激素分泌增加，且壓力荷爾蒙（皮質醇）顯著下降，這證明了菌株確實啟動了體內的睡眠調控系統，而不僅僅是心理安慰。

最值得關注的是，對於那些失眠指數較高（ISI ≧ 8）的族群，這種「生理修復」與「主觀體感」終於達成了一致。這群人在補充 HT-PS150 後，不僅生理標記改善，連原本嚴重困擾的主觀睡眠效率、持續時間，以及焦慮感也出現了顯著的進步。

了解更多PS150助眠益生菌：https://lihi3.me/KQ4zi

重新定義深層睡眠：構建全方位的深夜修復計畫

睡眠從來就不只是單純的休息，而是一場生理功能的全面重整。想要重獲高品質的睡眠，關鍵在於為自己建立一個全方位的修復生態系。

這套系統的基石，始於良好的生活習慣。從減少睡前數位螢幕的干擾、優化室內環境，到作息調整。當我們透過規律作息來穩定神經系統，並輔以現代科學對於 PS150 菌株的調節力發現，身體便能更順暢地啟動睡眠開關，回歸自然的運作節律。

與其將失眠視為意志力的抗爭，不如將其看作是生理機能與腸道微生態的深度溝通。透過生活作息的調整與科學實證的支持，每個人都能擁有掌控睡眠的主動權。現在就從優化生活型態開始，為自己按下那個久違的、如嬰兒般香甜的關機鍵吧。

本文由 肺纖維化(菜瓜布肺)社團衛教 合作，泛科學撰文

在現代醫學的警示清單裡，乳癌、大腸癌這些疾病大家都不陌生；但有一個「隱蔽且致命」的威脅卻常被忽視，那就是「肺纖維化」。其中最常見的類型「特發性肺纖維化」（IPF），其預後往往不太樂觀，確診後的五年存活率甚至比許多常見的癌症還低。

首先，我們得先破解一個迷思：肺纖維化並不是單一疾病，而是許多種間質性肺病的共同表現。當我們聽到「肺纖維化」，腦中常浮現「菜瓜布肺」的形象，患者的肺部外觀充滿一個個空洞與疤痕，像極了乾燥的絲瓜。這精準描繪了肺部組織逐漸硬化、失去彈性的過程。

更重要的是，IPF 這類肺纖維化的威脅在於「不可逆」的特性，一旦形成就很難逆轉。這跟部分 COVID-19 康復者身上、仍有機會復原的肺纖維化，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

肺部為何會變成「菜瓜布」？

為什麼好端端的肺會變成菜瓜布？這其實是一場身體修復機制失控的結果。

「纖維化」的組織，就是肺部間質組織（interstitium）的疤痕化。間質是圍繞在肺泡周圍，包含血管與支持肺部結構的結締組織。在正常情況下，肺部損傷後會啟動修復機制，並再生健康組織。但在肺纖維化的患者體內，這套修復機制卻「當機」了。

身體會不斷地發出訊號，導致負責修復工作的「纖維母細胞」（fibroblasts）被過度活化，進而失控地沉積膠原蛋白疤痕組織，最終在肺部形成永久性的纖維化。

科學家發現，這個過程之所以棘手，在於它是一個「惡性循環」，肺部同時存在著「發炎反應」與「纖維化」這兩條路徑 ，它們相互加乘，演變成難以阻斷的強大破壞力。

雖然特發性肺纖維化 (IPF) 的具體成因不明 ，但已知某些特定族群的風險更高。例如抽菸，特定年齡與性別(50歲以上男性)、長期暴露於粉塵環境的工作者(農業、畜牧業、採礦業…)、胃食道逆流者。此外，患有自體免疫疾病（如類風濕性關節炎、乾燥症、硬皮症、皮肌炎/多發性肌炎，）的患者，他們併發肺纖維化的機率遠高於一般人，必須特別警覺。

打斷惡性循環的挑戰，為何只對抗「纖維化」還不夠？

面對這個不可逆的疾病，醫學界長年束手無策，直到 2014 年才迎來一道曙光。美國 FDA 批准了兩種機制不同的新藥：Nintedanib 和 Pirfenidone。這兩種藥物的出現是治療史上的分水嶺，首度被證實能夠「延緩」IPF 患者肺功能的惡化速度。

然而，這場戰役尚未結束。現有的治療雖然帶來了希望，卻也凸顯了「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從機制上來看，這些藥物主要抑制的是「纖維化路徑」。

這讓科學界開始思考這個未被滿足的棘手問題：既然疾病的本質是「發炎」與「纖維化」的雙重打擊，那麼，我們是否能找到「同時抑制」這兩條路徑的全新策略，從而更有效地打斷這個惡性循環？

找到同時調控「發炎」與「纖維化」的新靶點

為了解決難題，科學家將目光鎖定在一個細胞內的酵素：磷酸二酯酶 4B（PDE4B）。

為什麼鎖定它？讓我們看看它的「雙重作用」機制：

1. 關鍵位置： PDE4B 同時存在於免疫細胞（與發炎有關）與纖維母細胞（與纖維化有關）當中。
2. 作用機制： PDE4B 的主要工作是降解細胞內一種叫 cAMP（環磷酸腺苷） 的訊號分子。cAMP 可以被視為細胞內的「穩定信號」。
3. 雙重抑制： 當我們使用藥物抑制了 PDE4B 的活性，細胞內的 cAMP 就不會被分解，濃度會隨之升高。高濃度的 cAMP 能穩定免疫細胞和纖維母細胞，同時產生抗發炎與抗纖維化的雙重效應。

簡單來說，鎖定並抑制 PDE4B，就像是同時抑制了免疫風暴與纖維化的工程，有望從雙從抑制打擊這個惡性循環。

全球臨床試驗帶來的新希望

近十年來，全球在肺纖維化領域投入了大量的臨床試驗，我們相信，在科學家逐步破解肺纖維化惡性循環的複雜難題後，期盼未來能為無數患者爭取到更安全、健康的生活與未來。

最後，我們必須再次提醒，特發性肺纖維化（IPF）與漸進性肺纖維化（PPF）是極具破壞性、且不可逆的疾病。面對這個比癌症更致命的對手，雖然現有的治療手段能延緩惡化，但無法逆轉已經形成的肺部疤痕組織，因此「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仍是對抗肺纖維化最重要的黃金時刻。

作者 /「Hao有趣」（英國薩塞克斯大學 科學與科技政策 碩士 MSc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SPRU, Uni. of Sussex）

活在現實世界與夢想不斷衝突的人生劇場裡，對科學內容本質有一點恐懼，但對科學政策又感到很有興趣，特愛漁業永續以及食物相關議題。

許多人認為影響人類生活的政策僅需依賴科學證據與知識；但有另一些人認為非科學的考量也是必須的，因為決策者在這個民主社會裡應該要採納多元的聲音與意見。實務上來說，公眾意見經常成為政策制訂的參考方向。過度採納公眾意見往往倍受爭議，在科學證據和群眾意見之間究竟要如何取得平衡呢？

接下來的文章裡將以海洋政策為主軸來探討政策制定的流程。首先，從科學相關意見對於政策的重要性、知識的轉移與整合科學意見的困難度討論；接著，從一個歷史中的漁業失策「紐芬蘭鱈魚漁場」案例來探討僅參考單方科學意見制定政策的缺失。而第三部份，則藉由 MPA 也就是海洋保護區的設立（GBRMPA）來討論：將公共意見等其他非科學因素做為政策決議考量的重要性 ，最後下個總結。

科學意見對於政策決議的重要性

遠從七零年代起，Lasswell （1971）、Brunner 以及 Ascher （1992）就已經指出現今社會中科學意見常被密切的做為政策決定的參考。 Graffy（2008）也指出「科學家對於建構公共認知、公眾論述與決策制定有本質上的貢獻」由此我們可以大致認同科學在政策的制定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Graffy 也聲稱在過去，科學提供了有效的資料（訊），這些資料可能可以概略性的提出可能會對社會上的人們或其生計的影響，也就是說科學意見可以是決策者的初步參考。

在 2000 年，Norse 與 Tschirley 的研究指出科學對於政策的幫助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是科學提供政策制定者藍圖般的概念，可在問題初期時有跡可循，以作為參考意見；其二是對於政策的有效性，例如可幫助預測對於社會的可能影響以及未來修改政策的監督與衡量。換句話說「科學」在政策制定的過程當中從頭到尾都應參與。

另一方面，科學資料與知識也有連結政策與公共參與的作用。Resnik 於 2011 年時指出「信任感」常建築於證據上，當科學家參與官僚體制提供知識、專家意見時，社會大眾會有比較大的認同感。這樣的現象尤其可以在針對新科技的政策中被發現，社會大眾寄託科學家以確定新科技可能會帶來的風險或優點。 總結來說，科學意見不僅僅是在政策擬定上給予制定者基礎的背景認知，更可以幫助連結社會大眾與決策者的橋樑。

科學意見作為單一政策參考的困境

即使我們已經知道科學意見的重要性，但仍然有許多的困難值得被討論。

在將科學應用到實務的過程當中，知識的轉移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2011 年時 Curran 等人對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lation）定義為「從研究的結果應用於政策制定的過程」，而主要的步驟就是在於知識轉移的過程中認清並評估證據與採納辦法間的差距。 如果科學家所擁有的知識是很初階的、很概念化的，那麼決策者就無法將其應用於政策之中。也就是說，知識應該被轉化成可以讓人理解的資訊才得以被運用。

然而，在知識被轉化的過程當中 Henke 於 2002 年時曾指出政策制定者通常比較在乎能夠有快速的成果，這與科學是比較牴觸的，因為在驗證的過程當中，時間是品質管理很重要的因素。在漫長的知識轉移過程當中，不同角色有不一樣的責任，這也是困難的所在之處，導致政策制定上變得較為複雜。更何況，在許多時候研究領域與研究方向不見得完全符合政策的需求，溝通與參與便成為科學家與政策制定者間的催化劑。

然而兩者之間如果相互涉入其實是會有所阻礙的，學者 Graffy 在 2008 年時說到政策制定者通常對於科學所提供的含糊概念感到無力僅能做為「參考用」，而偏偏政策制定過程往往又有急迫的時間限制。這樣的困境可大致歸究於兩方人馬的認知失衡。決策者本身往往不具備專業的科學知識，並且不認為科學是自己應該具備的常識；而科學單位往往也有相似的問題：對科學單位來說，政策制定不在它們的專業範疇之內，而缺乏經驗也會導致他們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產生焦慮。總結來說，如果科學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可被吸收的、甚至是不符時宜的，那麼，不僅政治家及科學家雙方之間無法取得共識，科學意見對於政策的制定也很容易淪為錯誤的意見。

從漁業史中著名的例子「紐芬蘭鱈魚漁場」的浩劫，便可以知道錯誤的科學知識可能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根據 Bavington 於 2010 年提出的報告，約莫在 19 世紀末到 1930 年代，漁業科學專注於單一魚種的總數，那是一個德國的科學家 Heincke 所倡議的。從那時候起，總體數量的考量以及生物經濟學成為漁業科學的研究主流，而當時的研究主要致力於最大化單一魚種的年捕獲量，這個概念是當時編列國際漁業相關法時的主要參考依據。

然而 19 世紀末的科學偏頗造就了 20 世紀末的慘痛。鱈魚一直是人們熱愛的海鮮，隨著漁業經濟規模越來越大，技術越漸成熟，紐芬蘭鱈魚紅極一時，該區鱈魚漁場快速的被開發，大把大把的鈔票被商人賺入口袋裡，政府也當然獲得了不錯的稅收，看似一個雙贏的局面。不料，漁獲量在攀至高點後突然銳減，之後能捕到的鱈魚越來越少。加拿大漁業與海洋部門不得不於 1992 年時頒布紐芬蘭漁場禁捕令，學者 Binkley 於 1995 年與 Corbin 於 2002 年都嚴正地指責，鱈魚魚場的崩壞以及迫不得已之下頒布禁捕令的捕救手段不僅僅造成了無可挽回的環境損失，更導致 4 萬人民失業。

Bavington 認為這場浩劫可以說是受到不健全的科學研究方向所致；過度相信單一科學意見的結果，決策者未能將漁夫、自然史學家等非科學觀察、意見當作政策制定時的參考，使得當時的政策制定時僅著重於漁業經濟的發展，其他因素皆不在核心考量之中。供予政府的漁業科學知識多半偏重於年漁獲量的變動而並非物種生活史的總體考量。這樣子的科學研究趨勢使政府、投資人致力於加速漁業經濟發展而沒有考慮到保育等其他的觀點。日復一日後，不同的研究視角出現、新的理論證明了先前主流的科學知識不健全。如此可以知道，科學考量如果被用於政策決定時的單一考量是非常風險的，畢竟，今日科學真理也可能在數年之後成為不健全的壞科學，實在不得不謹慎。

是否該將不同的考量納入考慮

在上面的例子中已經說明了政策制定如果只考量單一科學面向是不夠的。有鑑於此，其他層面的考量也是相當重要的，例如社會的參與等。 以下我們就用海洋環境保護區作為討論。

從科學角度來說，環境保護區可以維持資源並增進永續發展（Brown 等人 2001）。而科學議題如生物多樣性、生態保護等應該要被強調。 Brown 等人也提到在地居民的生計永續以及不同的環境發展策略都會受到水資源、土地利用、以及沿海環境的影響。 再說，Voyer 等科學家於 2012 年時曾提到從經濟與社會角度來看待規劃流程是必要的，通常來說設立環境保護區所影響到的層面相當的大、複雜且有爭議，評估自然保育與社會信念、社會傳統、社會觀點與措施都很重要，因為人與環境之間的微妙關係，不能僅考量單一面向。縱使科學意見可以提供基礎背景知識，來自於其他地方的公共意見也同樣對於政策制定有所幫助。如果預先考慮到來自不同地方的疑慮並且給予意見，決策者便可以在過程中納入不同專業的考量已獲得更高度的共識。

如果說要找出一種較好的方法來做為政策發展的模組，2009 年由英國學者 Millstone 所提出的「Co-evolutionary Model」（共同演化模式）應該是比較好的方法。他說：共同演化就是讓科學與非科學的考量應被相互依賴而不應該分別於各自的領域裡。

在澳洲的「大堡礁海洋公園」（GBRMPA）計畫中，有四個被主要看重的議題：水質與海岸發展、漁業、旅遊休閒以及生態多樣性保育與世界遺產。從這四個議題來看，可以知道 MPA 的政策發展並不是只有環境相關，有更多更多的其他利害關係人參與。例如，從事家計型漁業的小家庭或是商業捕魚的業者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其他從事海洋休閒產業的業者也會受到發展限制。我們也就可以知道，來自多方領域的意見有多麼重要。

2012 年 Voyer 所提及，為了在政策制定上能夠涵蓋不同的面向，GBRMPA 在 2003 年時執導了來自不同領域的分析計畫，並將該海洋保護區的草案呈給聯邦政府，這之中的分析就包括對於旅遊業、漁業等的影響以及海洋保護區對於社會以及居民的影響。

所以，確定成立「海洋保護區」是政策的最後目標，而科學意見想相當然爾會在這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生物知識、生態狀況、環境議題等科學相關考量會被用來評估海洋保護區是否能產生有效的保護作用。然而，科學以外的風險考量也是同等重量，社會經濟的影響便是其中的一環，諸如漁業、旅遊業的業損等。

當時 GBRMPA 計畫舉辦了 600 場會議，包含了不同的區域與數千名的人參加。而總諮詢階段 GBRMPA 更發了 9 萬份協議書的手冊、在網站上有 7 萬 3 千次的點擊、接了 6 千通免費電話，透過電視、廣播以及印刷產生了 2000 多個媒體消息（Jago et al. Thompson et al. 2004）。從這個經驗裡，不難發現非科學意見在重大政策的決定過程佔有很重要的比例。從以上這個模型也可以看出有別於過去「由上而下」的政策制定發展模式，反而是採取匯整多方意見的方式來制定及推動這個政策。

結論

科學考量對於政策決定來說仍然非常重要。科學不僅提供了核心的知識與有用的資訊給決策者，並且也擔任起連結決策者與公共參與者的角色。然而，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單獨參考科學意見的風險是相當高的。 而另一個海洋相關政策「GBRMPA」則反映出採取科學依據之外，其他各方面的考量，例如社會與經濟的因素也是同等重要的。總結來說，政策的制定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他應該要包含不同的面向並且找到一個最理想的方法來制定之。對決策者來說，需要考量多少面向，邀請多少專業類別加入將是一個相當具有挑戰性的關鍵課題。

參考文獻：

• BAVINGTON, D. 2010. From Hunting Fish to Managing Populations: Fisheries Scienc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Newfoundland Cod Fisheries. Science as Culture, 19, 509-528.
• BROWN, K., ADGER, W. N., TOMPKINS, E., BACON, P., SHIM, D. & YOUNG, K. 2001. Trade-off analysis for marine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Ecological Economics, 37, 417-434.
• CORBIN, C. 2002. Silences and lies: how the industrial fishery constrained voice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7, 7-32.
• CURRAN, J. A., GRIMSHAW, J. M., HAYDEN, J. A. & CAMPBELL, B. 2011. Knowledge translation research: The science of moving research into polic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the Health Professions, 31, 174-180.
• CURREY, K. & CLARK, S. G. 2010. Roger A. Pielke, Jr., The honest broker: making sense of science in policy and politics. Policy Sciences, 43, 95-98.
• GBRMPA. 2011. How we currently manage the Great Barrier Reef. [Accessed 11 Feb 2002].
• GRAFFY, E. A. 2008.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Policy-Relevant Science: Bridging Theory and Practi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8, 1087-1100.
• HADFIELD, L. & SEATON, R. A. F. 1999. A co-evolutionary model of change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utures, 31, 577-592.
• HAEDRICH, R. L. & HAMILTON, L. C. 2000. The fall and future of Newfoundland’s cod fishery.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13, 359-372.
• HOPPE, R. 2005. Rethinking the science-policy nexus: from knowledge utilization and science technology studies to types of boundary arrangements. Poiesis & Prax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Ethics of Science, 3, 199-215.
• MILLSTONE, E. 2009. Science, risk and governance: Radical rhetorics and the realities of reform in food safety governance. Research Policy, 38, 624-636.
• NORSE, D. & TSCHIRLEY, J. B. 2000. Links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cy making.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82, 15-26.
• RESNIK, D. 2011.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Public Trus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17, 399-409.
• THOMPSON, L., JAGO, B., FERNANDES, L. & DAY, J. 2004. Barriers to Communication– How these critical aspects were addressed during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for the rezoning of the 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unpublished report, GBRMPA, Townsville, Australia.
• VOYER, M., GLADSTONE, W. & GOODALL, H. 2012. Methods of social assessment in Marine Protected Area planning: Is public participation enough? Marine Policy, 36, 432-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