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接線員：器官捐贈協調師的工作是什麼？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如果你的人生只剩最後一行話可說，你會說什麼呢？

數月前，德國衛生部拋出了器官捐贈的修正法案，希望改為「預設默許」（Opt-Out）（可見相關報導：地球圖輯隊、科技新報）。簡單來說，除非「有明顯的（如：書面遺囑）」拒絕捐贈器官，否則都視為同意捐贈，器官將捐給重病的病人¹。

而台灣與目前的德國，採用的是「主動登記」（Opt-In）。必須自行簽署同意書，否則將視為不同意。但事實上，台灣多數醫院，即便曾簽署同意書，若家屬強烈反對，醫院也不願執行捐贈。如同公視《生死接線員》第二集劇情裡，儘管死者生前已經進行了主動登記、妻子也同意捐贈，但最終因雙親的反對而未能完成大愛。

從「主動登記」改為「預設默許」，有人質疑會存在倫理上的問題，也有人主張這樣可以有效提升器捐數量，為什麼呢？

行銷中的漏斗效應：曝光→興趣→行動

這邊可以從行銷行為的概念講起，從廣告到消費行為實際出現，會歷經「漏斗效應」。比方說，我們從 FB 看到淘寶購物節廣告，最後到刷卡購買，簡化過程後可變成「曝光」→「興趣」→「行動」，每個階段都會流失一部分潛在客戶（出門太麻煩、不想掏零錢……）。事實上，民眾對器官捐贈的認識也是如此，如下圖：

若忽略其他因素，由於「預設默許」的制度裡，民眾不需要做任何動作，就會自動加入捐贈的行列，換言之也避免了轉換的流失。理論上採用「預設默許」的國家，器捐率會比「主動登記」高。歐洲國家中，德國的捐贈率遠低於實施預設默許的鄰居波蘭、比利時、法國等。

雖然從數據上，「預設默許」的國家，器捐率似乎多比「主動登記」高。但事實上，器官捐贈的風氣受到宗教文化、媒體、政府態度等影響，實難一以概之。制度不見得是萬靈丹，更何況政治人物多半不敢妄動這顆牽動台灣文化的炸彈。

而單看亞洲，韓國的器捐率比台灣、日本優秀許多。以台灣人的友善、高知識、傲視全球的醫術而言，捐贈率偏低，頗有深刻檢視的必要性^3,4 。

病床前，那兩枚擲筊的50塊硬幣

至此，忍不住想分享採訪亞東紀念醫院器官潘協調師時聽到的故事。受限於目前的民情，有時即使是早已簽好器捐同意書的死者也必須「再度表態」，可見死者的至親，在眾多親友之間的壓力下，即便有了同意書，捐與不捐，對至親心中都會是一個問號。

「兒子就跪在床前，用兩枚50塊硬幣擲筊啊」

「就一直被親戚們施壓；或是『簽的時候願意捐，現在躺在床上說不定不想捐了！』，這種情形也蠻常遇到的」

我腦中浮現著畫面，插滿管子的瀕死父親躺在病床上，床側架著手機，螢幕那端是人在美國的姑姑、嬸嬸或是弟弟。一名黑著眼圈、枯槁的年輕人，緩緩地借了兩枚銅板，跪在病床前揮出雙手，「鐺」。

我沒問結果是聖筊還是笑筊。死者早已離世，生者卻還需要生活。人生多無常，但更多的是無奈。我認為，器捐同意書雖然無法擋住親友的責難，或是舒緩至親的悲痛，但「器捐同意書」卻是讓生者感受到死者「對我說出她最後的心願」，鬆開一些壓力、解開一些自責的機會。

我支持「主動登記」制，因死者已無知覺，生者卻需要答案

日前對於台灣的器官捐贈是否可以考慮採「預設默許」制度，引起了一小番討論。筆者的立場一貫支持器官捐贈，但我主張維持「主動登記」制 ² 。

我支持更多的推廣、行銷方法讓更多人簽下「器官捐贈同意書」。現行在醫院也會視情況進行器官勸募，但「勸募」的重點在於「募」，也就是爭取家屬的主動同意。除了支持器官捐贈的態度，同意書也代表了發生意外者人生最後的一行話，給最愛、最掛念的人。也許是一夜白髮的母親、也許是六神無主的丈夫、也許是被自責壓垮的兒女。

我不贊成採用「預設默許」制，因為死者雖無知覺，生者卻可能因此受折磨。「捐贈同意書」是保護被留下的人，同意書繼承了死者的意志，讓生者的人生時鐘，因遺愛而再次轉動。

僅以本文向大愛者與家屬致上最高的感恩之意！感謝亞東紀念醫院潘瑾慧協調師協助

註釋

• 註1：細部法案亦包含「確保國民了解生死、器官捐贈等意義」、「明確退出的辦法」，詳情可自行查閱德國相關新聞。
• 註2：【志祺七七】頻道的說明簡易而清晰，建議完整觀賞。
• 註3：捐贈率受到眾多因素影響，需要深刻的研究，不見得「捐贈者少」=「必須要改進」。也有可能是我國國民較遵守交通、注重工安，因此意外致死率較韓國低；也可能是我國急救醫術較韓國驚艷，因此意外入院者多能順利出院。故本文不使用「檢討」，而使用「檢視」。
• 註4：台灣的器官捐贈登錄中心其網站上之數據非常不完整，數據定義也和世界各國不一致，很難進行跨國間的討論和改善。

1. 世界器官移植及捐獻註冊人數統計網站（IRODaT）http://www.irodat.org
2. Adam Arshad, Benjamin Anderson, Adnan Sharif (2019) Comparison of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rates between opt-out and opt-in systems. Kidney International. 95. 1453-1460.DOI: https://doi.org/10.1016/j.kint.2019.01.036

本文由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贊助，泛科學策劃執行。

作者：蔣維倫

「愛滋患者可以捐贈器官嗎？那不會很恐怖嗎？」

「本來嘛，愛滋患者的確是不能捐贈器官的。但在2013年之後，就不太一樣了……」

–美國在2013年成為全球首個開放愛滋患者捐器官的國家 （僅能捐贈給同樣HIV陽型的人）

那些關於器官捐贈 & 移植，不敢舉手問的問題……

死亡一直是台灣人所忌諱的話題，所以連帶著的許多關於器官捐贈和移植的問題也不知從何問起，今天藉由本文，來替大家補充一點相關的知識吧！

「為什麼我去每間醫院都會看到器官捐贈的勸募？有這麼缺嗎？」

是的，真的有這麼缺。單以美國為例，約有12萬名患者在等候器官，而在台灣，命懸一線的器官衰竭患者將近有9000人。但這些患者僅有約1/10的比例能夠等到器官，而剩下的90%的病人，就只能在名單上等到死神來臨的那天。

「不會有人買賣器官嗎？怎麼確定這些遺愛的器官都是給了最需要的病人，而不是出價最高的病人？」

對於器官買賣的態度，世界各國趨於一致，中國、日本、韓國和我國等，都以法律白紙黑字地規範器官買賣違法。我國在2015年修法，購買、販賣或仲介器官都屬於違法的行為，而且內文規定，即使是在國外買賣器官，仍然會被判刑。

而在台灣的移植醫學發展早期，每家醫院都各自為政，並沒有全國性的患者資訊系統。而2001年的5月，陳希聖教授之死引起了一連串的改革，促使政府成立了專職統籌器官分配的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而柯文哲醫師主導建置的器官分配軟體資料庫系統，更在2005年4月1號上線，從那天起，不論在任何一家醫院所捐贈的大愛器官，都會由系統進行分配，由軟體顯示目前最適合的患者以及所在的醫院，大幅地減少電話溝通的時間，以確保器官移植的公平、透明和專業性！

「會不會分配到有愛滋病毒的器官給我？」

醫學的考量上，部分疾病的患者是不能捐贈器官的，其中就包含愛滋病患者，所以並不會有感染愛滋病毒的器官進入移植手術裡。

「騙人！那當年的愛滋器官誤植事件怎麼來的？」

在2002年建立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之時，雖然規範愛滋等疾病的病人無法成為捐贈者，但並沒有納入疾病管制局的愛滋患者資料庫，此潛在的缺點在9年後的愛滋器官誤植事件完全暴露出來。因此現在捐贈者每登錄一個捐贈者的資料到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的登錄系統中，電腦會同時和疾病管制署連線，以排除愛滋病和庫賈氏病人的可能性，避免降低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的可能性。

「但，關於愛滋患者的就醫權益還沒結束」

愛滋病在1981年首次出現在世界上，兇惡的致死率以及無藥可醫的特性，震撼了所有人，也因此世界各國的移植醫學都將愛滋患者排除在外，於是愛滋患者和我們不一樣，他們無法享有移植醫學帶來的福利（這算是歧視嗎？）。但自從1995年何大一博士發展雞尾酒抗病毒療法之後，快速進步的醫學逐漸控制住愛滋病的發展，也因此愛滋患者的就醫權益等議題開始浮出檯面。移植醫學從以前的完全拒絕愛滋患者，如今已有少數歐美國家已經開放愛滋患者接受器官移植（美、英、義、法和西班牙），我國也極有可能在2016年開放，成為亞洲首個讓愛滋患者獲得器官移植機會的國家。

「我得了B型肝炎（或C型肝炎），那還可以簽署器官捐贈的意願嗎？」

可以！B肝帶原者的器官也可以救人！到了要真正捐贈之時，醫師會判斷捐贈者的器官狀況疾病毒量確定是否適合捐贈。事實上，目前僅有愛滋患者、狂牛症（庫賈氏病）和無法控制的傳染病患者，會被婉拒捐贈器官。而B型肝炎帶原者或癌症患者等，在目前醫學進度的時代，都可以簽署捐贈意願，適時地表達自己的意願和看法 [註1]。

而值得關注的是，經過漫長的科學評估，美國在2013年通過新法案－HIV Organ Policy Equity Act，簡稱希望（HOPE）法案，此法案開放病情控制良好的愛滋患者也能夠捐贈器官拯救他人。此法案開放之後，會對未來的移植醫學造成什麼影響，值得我們持續的了解和關注，也許有朝一日，台灣也能跟進美國的腳步，讓更多人獲得一線生機，重獲新生吧！

「腦死是什麼？」

「腦死」一詞是從法文的「超越昏迷（coma dépassé）」演化而來的。1929年時，德國科學家漢斯·伯格（Hans Berger）首次發現並記錄大腦的神經活動，也就是今日所稱的「腦電波圖」，而只要是存活的大腦組織，就會發送電波，因此可以藉由觀測腦電波圖來了解大腦的狀態。但醫學界也發現到，頭部傷勢嚴重的病人，大腦死亡後，心臟仍會短暫地跳動一陣子，但由於腦組織沒有再生的能力，病人其實已經是回天乏術了。

到了1959年，法文的醫學出版社（La Presse Médicale）和神經評論（Revue neurologique）期刊，先後登出了兩篇敘述神經系統死亡的論文，也就是我們今日熟知的腦死，作者不僅敘述症狀，作者也提出了「超越昏迷」的概念，醫學界逐漸對腦死的定義有了共識。

而腦死的概念不僅在法國醫界逐漸成型，宗教界的領袖更推了一把！天主教教宗庇護十二世（Pius ⅩⅡ）主張人的靈魂存於腦中，所以腦死之後，剩餘的軀體是不存在靈魂的。此思想逐漸被西方國家接受，1968年哈佛醫學院的醫師們在美國醫學協會（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期刊發表聯合報告－「無法回復的昏迷（A Definition of Irreversible Coma）」，陳述腦死的定義，並且說明了腦死的患者是無法存活的，促請各州政府將標準列入法規。從此之後，腦死在醫學、法律上都有了明確的定義，移植醫學開始大步邁進。

腦死概念的出現，對移植醫學非常重要，因為在此概念成型之前，法律僅接受心跳停止後才能捐贈器官，而心跳停止後消失的血液循環可能會對臟器產生許多不良影響（如：血栓、組織缺氧壞死或其他藥物的影響），導致捐贈器官的品質下降，進而影響移植手術的成功率。

「我看到國外有移植陰莖的手術，我想幫我的朋友問可不可以……」

在我國不行喔～雖然國外有移植陰莖和子宮的案例，但由於此二器官並未在我國開放，所以可能要專案申請才有機會喔！

寫在文末

在台灣，「死亡」的議題一直是個禁忌的話題，但一昧的逃避討論，無助於醫學的進步。在以色列、印度和韓國等，分別認為在校園推廣生死教育、結合宗教領袖宣導、以及配合媒體名人的親力親為，都能正面的提升器官捐贈在一般民眾的接受度。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國也應該學習他們的做法，讓更多的民眾認識移植醫學以及它們背後的故事。

• 註1：若是有眼睛腫瘤的病史，仍無法捐贈眼角膜，在不同的器官將會有類似的規定，預知詳情，歡迎前往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粉絲團發問！

參考文獻

• Bram P Wispelwey, Ari Z Zivotofsky, Alan B Jotkowitz (2015) The transplantation of solid organs from HIV-positive donors to HIV-negative recipients: ethic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41, 367-370, DOI: 10.1136/medethics-2014-102027
•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官方網頁。
•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法規查詢系統。
• 人體器官移植分配及管理辦法，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官方網頁。
• HIV Organ Policy Equity (HOPE) Act is Now Law. 美國白宮官方網頁。
• Uterus Transplants May Soon Help Some Infertile Women in the U.S. Become Pregnant. 紐約時報官方網頁。
• Penis Transplants Being Planned to Help Wounded Troops. 紐約時報官方網頁。

• 撞擊讓政帆腦內壓升高，壓迫著腦細胞；醫師向他年邁的父母敘述了他可能會被宣判腦死的消息。

「只有老天爺說政帆死了才算死了！」政帆的母親對著新任的器官協調師溫雨讀這樣吼著，聲音聲響徹迴廊，也像是對著自己發洩，好似不去面對政帆就還沒死去、就還算活著。

──公視電視劇《生死接線員》劇情

怎樣才算是真正的死亡？人的靈魂又在那裡呢？

什麼是真正的死亡？是心臟不再跳動、或是大腦不再運作嗎？

1929年，科學家漢斯·伯格（HansBerger）發現大腦組織會發送電波，但當頭部重傷的病人大腦死亡後，腦電波也會旋即停止。儘管體內心臟、腎臟等器官仍會短暫地活著，但由於腦組織無法再生，病人很快就會因全身器官衰竭壞死而死。

因此在醫界，「腦死=死亡」的觀念逐漸取代「心跳停止=死亡」。

但這也讓人不禁想問：「人的靈魂在哪裡？」，如果一個人的大腦已死，他的靈魂還存在於剩餘的器官嗎？

天主教教宗庇護十二世（1876-1958）認為人的靈魂存於腦中，所以腦死之後，尚在軀殼中的器官也就不存在靈魂了，此觀念漸漸地為歐美國民所接受，這對於器官捐贈的推廣也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如果靈魂已經抵達另一個世界，那麼還在這個世界的器官，也許能留給其他人更多的可能性。

既然認定了「腦死=死亡」，為了避免被誤判腦死之可能，腦死判定當然也有嚴謹的規範，各國皆然。現行台灣規定僅有神經科、神經外科[1]專科醫師具有判定腦死資格，其他如麻醉科、內科、外科、急診醫學科或兒科的專科醫師，需額外完成腦死判定訓練課程，並取得檢定證書，才能合格執行腦死判定；而小兒病人為足月出生（滿三十七週孕期）未滿三歲者，需具腦死判定資格兒科專科醫師。病患的主治醫生醫師進行腦死判定時，原診治醫師應提供病人資訊及瞭解腦死判定結果。

在逐項檢查昏迷指數、腦幹反射、自主呼吸能力消失後後，皆呈現腦死情況時，宣布第1次腦死判定結果。間隔至少四小時後，需重覆檢查流程，病患若仍呈現腦死狀態，則宣布第2次腦死判定結束時間是病患的死亡時間。

不只有接住破碎的情緒：在生死之間的器官捐贈協調師

「家屬不是不能接受器捐，而是還無法接受摯愛的人要永遠離開了。」

──公視電視劇《生死接線員》劇情

在重傷者瀕死之時，照護醫師會知會器捐小組，並告知傷況、家屬態度等，以利團隊評估捐贈。此時社工師/器官捐贈協調師 [註1]將支持家屬、說明器捐、腦死判定流程。若同意捐贈，協調師將登錄各項檢驗資料，由電腦公正地進行各器官等待者配對順位的排序，最終通知第一順位的該院協調師評估等候者病況及是否能立即準備接手大愛器官。

台灣最早器官移植協調師於1988年於台大醫院設置，現任職於亞東醫院器官移植委員會的潘瑾慧協調師便是台灣器官勸募網絡計畫執行以來的台大第一批器官捐贈協調師。協調師在器官移植捐贈的系統裡穿針引線，他們協調醫院內、醫院和醫院之間，關於器官捐贈移植等相關醫護人員的工作，像是受贈者與捐贈者的資料確認與建檔，協調不同科別的移植業務，也擔任院際器官移植分配、轉運的聯絡人。24小時絕對暢通的手機、與急重症、急診醫師保持良好默契只是日常；有時還得要不得已在半夜三點請腦死判定醫師支援 [註1]、深夜裡將檢體急件拋給醫檢師執行配對。

他們也要在面對病患家屬提供相關的資源以及必要的協助，包含捐贈的手續、配對系統的登錄；進行等待器官者的體檢登錄、以及給予等待者的心理支持等。

「什麼時候是開口的時機？」我對著面前的協調師問道。

「當家屬簽署放棄急救的時候（接受摯愛之人即將離世），才是比較合適開口的時候。」

目前台灣的具有臨床實務的協調師約有護理師52位、社工師10位共62人[註3]，其實際的工作內容會因為醫院的運作模式而有所不同。國內的協調師大多由護理師、社工師擔任，在2011年台大愛滋器官的誤植事件發生後，國內相關主管機關才開始建立了器官捐贈移植協調人員的認證工作。

靠著他們讓這一切順利運轉，最終才能達到「生死兩安、雖死猶生」。而公視近期正在播映的「生死接線員」，便是以器官捐贈協調師為主角、以器官捐贈為主題的台劇。

逝者已矣，生者已安

在劇中，雨讀日復日的關心與婦產科的生死經驗，終讓兩老簽署同意書。政帆的心臟將治癒急性心肌炎的子逸，持續地在這新身體裡跳動著。而協調師們的日常，比戲劇還要來的更戲劇。若想知道更多，歡迎看看公視的《生死接線員》和期待後續的相關文章吧。

• 僅以本文向大愛者與家屬致上最高的感恩之意。本文感謝亞東紀念醫院潘瑾慧協調師、三軍總醫院葉珊珊協調師、泛科學編輯雷雅淇和陳亭瑋協助。

備註

• 依據腦死判定準則規定，僅有特定科別和資格的醫師能判定腦死，為避免器官買賣，各國對腦死判定皆有極為嚴格的規範。
• 註2：非自然死亡，如車禍、墜樓意外，需要警檢體系進行相驗才能進行器官摘取。
• 註3 :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資料統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