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怎麼爆發的？淫掠一時爽，事後火葬場——《哥倫布大交換》

每天煩惱三餐要吃什麽、出門要怎麽穿、回家後有沒有舒適的被窩可以鑽，應該是我們大部分人的日常。然而，在社會的某些角落，「貧窮」卻可能讓人連基本生理需求都難以滿足。

要消除貧窮，免不了增加資源消耗，但全球暖化危機當前，人類又不得不展開節能減碳的行動。面對「對抗貧窮和調適氣候變遷，兩者是否相互衝突」的疑問，科學家們提出了一個直指核心的問題：我們需要多少能量，才能讓所有人過上體面的生活？

打造放諸四海皆準的人類基本福祉指標！

為了解答這個大哉問，來自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IASA）的研究者們，提出了一個新的指標——「體面生活標準」（Decent Living Standards，DLS ）。它源自於基本人權與公平正義的普世理念，定義為任何人都應享有的一系列基礎物質與社會滿足要件；不論你出身何處、對好的生活有何想法，或擁有什麽訴求。

這些基礎條件，可以分為五大面向：營養（Nutrient）、庇護所（Shelter）、健康（Health）、社會互動（Socialization）及可移動性（Mobility）。在食衣住行方面，除了三餐溫飽及空間大小充裕的住處外，DLS 更貼心地考慮生活的細緻之處，例如乾淨的衛浴、可以烹飪、保存食物的基礎家電，以及高緯度地區在冬、夏兩季不可或缺的溫控設備等等。DLS 也不止步於基本物質需求，更涵括一個健全生活的人應享有的醫療服務、義務教育，使用基本通訊和交通設施，以及進行社交聯繫和政治參與的權利。

逐項列出統一化的 DLS 各面向的要求後，研究者們會根據不同國情，例如氣候、都市化程度、文化及科技經濟結構的程度，去計算各國達成這些基準的閾值能量。除了國與國的差異，在計算上，也會納入在地的城鄉差距。

舉例來説，訂定了擁有足夠空間和熱舒適的房屋通用標準後，研究者會把它換算成各地所用的不同建材，及建設與維持各類民生服務的基礎設施（如水電廠、運輸系統等）所需耗費的能量。有了 DLS 的理想標竿值，再與每個國家目前用於實現 DLS 的能源進行比較，就可估算出填補 DLS 缺口所需的能源需求。

為什麼要以「能量」衡量生活標準？

過去，我們總是以滿足生活標準的最低收入，來制定貧窮線的水平。但 DLS 作為最低限度理想生活的基準，採用的是計算能源消耗量（energy consumption）常用的單位，即千兆焦耳（Gigajoule，GJ）或十萬億焦耳（Exajoule，EJ）。一般國家的能源消耗量，都與基礎建設有關，大部分來自化學燃料的燃燒，以及水力發電、核電、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等。

值得注意的是，DLS 分析結果顯示，無法過上體面生活的人，數量遠比處在貧窮線底下的人來得多！這說明：現有衡量貧富的指標，跟實際情況是脫節的。以金錢收入作為生活水平的衡量單位，是預設個人能透過消費，去換取相應的生活品質。但現實中，有一大部分的人，即使收入高於貧窮門檻，現今社會所投入建設的能源，卻未必足以讓他們過上體面的生活。

因此比起以金錢為單位，DLS 由下而上（bottom-up）去推算建設和維持基本物質需求所耗費能量的模式，也許更適合作為反映人類生活品質的指標。以消耗能量為單位的 DLS 不只有物質條件，也納入社會層面的需求，因此可以為政策制定者在思考資源規劃時，提供更直接、全面的參考。

世界並不公平，尤其在所需耗費的能量上

搭配各國戶口統計調查、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展指標等數據，研究者推算出世界各國在不同面向上與 DLS 的差距。結果顯示，北半球的北美與歐洲，大部分人民都過著與 DLS 相距不遠的生活。然而，南方卻呈現截然不同的境況。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有超過 60% 的人口在居家、溫控、衛浴與飲用水設施上，都相當匱乏。部分南亞與太平洋地區也面臨類似困境，尤其缺少乾淨的保暖與烹飪設施。這與他們使用的傳統生質能源帶來的不良健康影響有關。此外，部分亞洲、中東、拉丁美洲地區，也存在不便取得飲用水和保暖設施等等的缺口。

那麽，要投入資源做新建設，弭平當今與未來人口與 DLS 之間的距離，我們還需要多少能量呢？研究者設定情境估算，在 2040 年前，我們總共需要 290 EJ 的累積能量——大概是如今全世界每年所消耗能量的四分之三！是的，當今世界平均所消耗的能量，其實早已超過滿足每個人 DLS 的額度。在提升生活標準的耗能中，有大半會是拿來打造適宜的居所，四分之一用以建設以公共交通為主的交通設施，而改善健康營養所需的能量，會比推動社會互動來得少。

如果我們能成功在 2040 年時，讓所有人都達到 DLS，那在 2050 年時達到體面生活，最終需要年均 156 EJ 的能量，其中 108 EJ 會是供南方世界所用。到時候，人類生活的耗能大抵都會用在移動、通勤上，其次是維持健康及居住品質，而投入在維持社會互動所需的能量所占比例最低。

另一個研究的重要發現是，由於各地的氣候、文化和交通管道不同，即使在同一套 DLS 下，有些地區就是會比其他地區耗費更多能量，才能達到相同的基準，這個能量差異甚至可達 4 倍！例如，高緯度國家會需要耗費更多能量，來維持相同舒適的室内溫度；同樣的通勤距離，公共交通覆蓋率高的國家不需太多能量就能完成，但在個人擁車率高的地區，就會產生更多耗能。

結論：消除貧窮與對抗氣候變遷不衝突

總體而言，DLS 的研究結果，在貧富懸殊與氣候正義議題上提供了新的視野，告訴我們：投入消除貧窮的能量，並不會對調適氣候變遷的行動產生威脅。現今人類社會所產生的能量，其實大都挹注在讓原本就充裕的生活更好，而非幫助仍在體面生活基準下的人。因此，各國如何在經濟成長與耗能規劃上取捨，找出更公正、有效率的資源重分配方式，才是關鍵解決之道。

參考資料

1. Decent living gaps and energy needs around the world
2. Decent Living Standards: Material Prerequisites for Human Wellbeing
3. Energy requirements for decent living in India,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4. 让全球老百姓过上体面生活不会拖累气候减排目标
5. How much energy do we need to achieve a decent life for all?
6. 維基百科：貧窮門檻

本文接續上一篇：去髒血除百病？種族滅絕陰謀論的原型——塔斯基吉梅毒實驗（上）

A 編按：從事心理學或醫學研究的人，一定對「人體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不陌生。只要是「與人有關」的研究計畫，都需要 IRB 核准才可以執行。

《一切都是泛科學的陰謀》專題與你一同挖掘各種陰謀論的脈絡！當錯誤已成定局，我們必須向未來尋求救贖，而人體試驗委員會的誕生，正是為了避免下一個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發生！

不讓病患接受治療，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公諸於世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在醫學界不是甚麼秘密，公衛局一直持續向醫學界公佈實驗數據。大部分醫師都不覺得這個實驗有倫理上的問題，也都支持實驗繼續，但仍有醫師提出質疑。例如 1965 年，亨利福特醫院的沙茨 (Irwin J. Schatz) 醫師發表文章抨擊：「我十分震驚醫師居然容許病人在致命疾病有療法的情況下，不讓他們接受治療。就我看來，如果覺得為了從未受治療的群體中獲得資訊，有些人的犧牲是值得的。那我建議美國公共衛生局和實驗相關醫師在道德倫理的操守上，有必要重新評估。」不過沙茨醫師的抨擊，完全沒能引起公衛局和醫學界的注意，但下面這位就沒這麼好打發了。

邦斯頓 (Peter Buxtun) 是公衛局的性病探訪員和研究者，1966 年的一天中午，邦斯頓在午餐時無意間聽到同事們談論塔斯基吉實驗。他感到困惑，因為這不像是為了提升公眾健康的單位會做的實驗，於是向公衛局調了塔斯基吉實驗的相關報告。他看完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公衛局竟然核准這種嚴重違反人性與倫理的實驗。出自良心的壓力（也冒著丟飯碗的風險），邦斯頓多次向上級反應停止該實驗，但都被龐大的官僚系統掩蓋。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無力的邦斯頓找來媒體做為後援。1972 年，他將實驗的相關報告和資訊爆料給二個媒體：紐約時報與華盛頓星報。1972 年 7 月 26 日，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登上紐約時報的頭條，舉國譁然。面對排山倒海的輿論和憤怒的群眾，公衛局宣布停止該實驗。

1972 年實驗終止時，最初的 399 名受試者中，只剩 74 名仍活著。29 名直接死於梅毒；100 名死於梅毒併發症；40 名受試者的妻子感染了梅毒；有 19 名受試者的子女出生即患有梅毒，但此時公衛體系仍沒有安排剩餘的受試者就醫。

人體試驗委員會的成立

美國國會於 1973 年針對塔斯基實驗召開公聽會，邦司頓與公衛局官員在會上的證詞，證實政府允許這種違反人性與倫理的實驗，讓數百位國民於政府的默許中，在致命疾病有治療方法的情況下痛苦地死去。

公衛局的官員在公聽會上編織各種謊言（例如受試者有簽署同意書、有定期給他們些微治療等），試圖降低自己的責任。但兩位受試者在公聽會上的證詞，讓這些謊言不攻自破。這讓主持公聽會的參議員相當憤怒，要求公衛體系立刻給予剩餘的受試者和其家屬最好的醫療照顧。國會也認定有必要立刻建立人體試驗的相關準則。

1974 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家研究法，規定所有由國家資助的研究機構必須成立內部評審單位，也就是人體試驗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各項有關人體試驗的研究，必須經過 IRB 的審核通過後方可執行。而 IRB 的成員除了該領域的專家，也須包含法律、倫理道德等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士，以多方面的觀點來保障受試者的權益。

另外也規定研究者在提出人體試驗計劃之前，應先證明在實驗室及動物實驗上有效。計劃也必須對如何選擇受試者、對受試者可能的危害、受試預期效果等做清楚解釋。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徵得受試者的同意並獲得同意書授權。

1979 年，全國生物及行為研究人體受試者保護委員會出版的「貝爾蒙特報告」提出三項 IRB 的最高指導原則：尊重人格、行善和正義。

美國政府這一系列的措施，就是希望避免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悲劇再次發生。

道德爭議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可謂是人體試驗的經典「反例」，有上過 IRB 課程的讀者一定都聽過，因為它幾乎全方面的違反了人體試驗的準則。

首先是受試者來源，研究團隊選擇當時社經地位都處於最低的黑人族群進行實驗，已經符合易受傷害族群的標準。再來他們以欺瞞、誘騙的方式引誘受試者加入，並且沒有充分告知受試者梅毒與實驗的相關風險，讓他們處在嚴重的資訊不對等情況。

最後，當青黴素成為治療梅毒的有效工具後，這個實驗就該停止了。沒有任何理由要繼續觀察梅毒感染末期對人體的病理影響，因梅毒已經不是難以治癒的惡疾了。但他們不僅沒有停止，甚至還多次阻止受試者接受治療，任由他們繼續被梅毒折磨，眼睜睜的讓受試者在痛苦掙扎中死去！

黑人種族滅絕陰謀論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曝光後，幾乎讓美國政府與醫療單位在黑人社群心中信用破產，很多黑人從此不再相信政府與醫療界，他們不再參加各種醫療項目，甚至許多貧窮的黑人也不願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費醫療服務，深怕又被當作實驗對象。當時就有黑人以「有計畫的種族滅絕」來形容這個實驗，這讓政府提供的公共醫療服務，在黑人心中被貼上「種族滅絕陰謀」的標籤。

因此當 1980 和 1990 年代的愛滋病風暴席捲美國時，黑人社群內流傳著這樣的陰謀論：「愛滋病是人造疾病，目的是要我們服用治療藥物，藉此消滅我們！」很多黑人不願意接受治療，讓公共醫療單位在對黑人愛滋病的治療及宣導教育上困難重重，這導致愛滋病對黑人族群產生更重大的傷害。

時至今日，「種族滅絕」的陰謀論在黑人社群內仍時有所聞，甚至各類流行文化中也不乏這種論調。可見塔斯基吉實驗對黑人社群傷害如此之深，至今仍無法弭平。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結果

1974 年 12 月，美國政府與實驗剩下的受試者們達成和解。美國政府同意支付37500美元給每位存活的受試者；15000 美元給每個已故受試者的繼承人；16000 美元給每位存活的控制組成員，以及 5000 美元給每個已故控制組成員的繼承人。

雖然受試者得到金錢補償，但沒有任何一個公衛局的官員為此實驗道歉與負責。這群官員在公聽會上被問到對二戰納粹和日本的非人道人體試驗時的態度，都表示嚴厲譴責，也都認可紐倫堡守則^註1對人體試驗的重要性。但回到塔斯基吉實驗上，就沒有人認為自己有錯了。他們都認為自己只是服膺於當時的官僚體系和社會價值，換做任何人也會繼續進行實驗（這個說法是不是很耳熟~）。不過仍有一人對受試者們感到深深的抱歉，那就麗芙斯護理師。

麗芙斯護理師是讓塔斯基吉實驗順利進行的重要關鍵，同是黑人的麗芙斯護理師在實驗期間真誠地與受試者互動，把他們視為自己的家人，且真心相信實驗對黑人有所助益。黑人們也都非常敬愛與相信麗芙斯護理師，甚至稱她為「眾人的護理師」。因此實驗上許多的不順暢，總能在麗芙斯護理師的解釋與黑人對她的信任下順利完成。

但身為黑人的麗芙斯護理師，為何不認為實驗有種族歧視？首先當時的職業分工，治療病患是醫師的職責，護理師只負責執行醫師的指令，並不會去質疑醫師。此外當時的社會氛圍（女性之於男性、黑人之於白人等權威等級）也限制著她的作為與想法。

麗芙斯護理師一方面協助這個毫無人性的實驗，一方面又無私的照顧每位受試者，這種矛盾性讓我們很難稱她為「壞人」。或許這表明了塔斯基吉實驗在當時的社會氛圍、價值觀與官僚系統等因素下，並非我們所想的如此黑白分明。

1999 年，柯林頓總統代表美國政府對該實驗的受試者道歉，但只剩 8 個受試者活著見證這個遲來 25 年的道歉了。

後記

在有 IRB 審查且倫理認知不斷提升的現代，塔斯基吉實驗的悲劇還有可能發生嗎？個人認為答案是肯定的。科學研究並非我們所想的那般客觀中立，社會氛圍、價值觀、政治思維等多種因素都會影響科學研究的立場。畢竟科學家和科學社群也處在這個社會中，也會受到社會的影響。另外科學研究出於對知識的好奇，被知識誘惑而做出非人道實驗的事件至今仍時有所聞。而為了獲得更好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人員打著「進步」的口號，想方設法規避法規與監督。

有時研究人員一時的偏見與便宜行事的心態，加上體制的默許，讓這些小問題不斷累積最終釀成大禍。我們以旁觀者的角度，總能義正嚴詞的批評這些事件。但換做是我們，有辦法辨認出自己已被社會價值影響，而做出有偏見的判斷嗎？有發現自己做事時便宜行事的心態嗎？面對體制做出傷及他人的不合理時，能勇於提出反對嗎？

這些問題都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回答的，但如果沒有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刻的思考與反省，類似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事情，只會一再上演。

註釋

1. 紐倫堡守則：是一套人體試驗之準則，是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紐倫堡審判的結果。具體地說，其準則是由於納粹於戰時對人類進行不人道的實驗而來。

參考資料

1. 梅毒
2. 疾管署梅毒簡介
3. 灑爾佛散

A 編按：Covid-19 疫情肆虐，儘管美國政府大力宣導注射疫苗，但許多非裔美國人社群仍對疫苗保持觀望。非裔美國人不信任政府醫療體系，並非是一兩天的事情，過去也曾傳出政府用藥物進行種族滅絕等相關陰謀論。而這一切不信任與陰謀論的源頭，正是惡名昭彰的「塔斯基吉梅毒實驗」。

《一切都是泛科學的陰謀》專題與你一同挖掘各種陰謀論的脈絡！帶你深入了解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濫觴。

前些日子，美聯社發表了新冠疫苗在美國各族群間接種率的報導，其中黑人族群的接種率比起其他族群明顯較少。其實不只新冠疫苗接種，美國黑人社群普遍對公共醫療體系極度不信任，很多黑人甚至拒絕任何政府提供的醫療服務。而在黑人社群中，還有個甚囂塵上的陰謀論：「愛滋病和其治療藥物都是政府研製的生化武器，是要將我們種族滅絕的手段！」

我知道你可能會這樣想：「種族滅絕？生化武器？太荒謬了吧！」。不過，在看完下面這個曾在美國進行的梅毒人體實驗，或許能讓你稍稍理解黑人社群對醫療體系不信任的心理。

梅毒，摧毀身心的疾病

在講述這個梅毒的人體試驗前，勢必要先聊聊梅毒。

梅毒是一種細菌型的性傳染病，病原體是梅毒螺旋體 (Treponema pallidum)，最早於 1905 年被分離出來。

梅毒隨著感染期不同而有不同的症狀。初期會出現生殖器潰瘍、全身性紅疹等症狀。這些症狀會自行恢復，之後進入長度不一的潛伏期（短至幾個月長至數年）。潛伏期雖無症狀，但梅毒在人體內仍會持續造成傷害。

梅毒感染末期對人體最具破壞力，其主要特徵病變為梅毒腫，是一種黏稠、橡膠狀的肉瘤。這些腫瘤會導致皮膚大規模的潰瘍與骨頭結構變形，導致病患毀容。若腫瘤出現在器官內，會嚴重傷害器官功能。

神經和心血管系統也是末期梅毒的攻擊目標。當梅毒腫出現在血管壁上，會形成傷疤組織，進而使血管壁擴張，血管壁的擴張可能導致動脈瘤。而動脈瘤破裂會讓患者猝死。

梅毒對神經系統的破壞性同樣很強，常見的症狀有脊髓炎、輕癱、精神錯亂等。另外梅毒也會攻擊視神經和聽神經，讓病患眼盲耳聾。因為神經無法再生，梅毒對神經系統的傷害是不可逆的。

許多梅毒末期的病患，不僅身體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心靈也會逐漸被破壞，可謂是讓人身心俱毀的疾病。

雖然人類已和梅毒纏鬥數百年，但直到 20 世紀初，醫學界才首次獲得能有效對抗梅毒的藥劑——灑爾佛散。灑爾佛散雖能對抗梅毒，但副作用極大。灑爾佛散是有機砷化合物，毒性非常高。醫師對其施打的劑量和次數，都要極小心。另外使用灑爾佛散都常會在病患的潰瘍處塗上水銀軟膏，內外夾攻下才能有效消滅梅毒。

經過多次嘗試後，灑爾佛散加上水銀軟膏的處方，成為治療梅毒的標準療程。不過該療程不僅副作用大，也需耗時一年，同時醫師也要密切注意病患的狀況來調整灑爾佛散的注射劑量，因此治療費用並不低。但這仍讓醫學界看到戰勝梅毒的一線曙光。

為了治療「髒血」的梅毒示範區計畫

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時，梅毒的感染在美國鄉下的黑人族群中越發嚴重。而當時的白人醫師普遍以「種族醫學」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他們認定黑人與白人因身心理上的差異，造就兩個族群間在感染梅毒後的症狀不同。因此黑人在梅毒的高致病率和死亡率是由於他們的體質，以及懶惰、骯髒、濫交的天性。梅毒在黑人身上並不只是一種傳染病，更是對黑人劣等天性的懲罰，是黑人自取其咎！

但在公衛官員的眼裡，種族差異顯然不是主因。雖然他們認為種族之間固然存在差異，但環境衛生才是影響梅毒感染的關鍵。如今黑人族群中的梅毒感染問題，已威脅到白人族群的健康，因此公衛官員們不得不去改善黑人的衛生與醫療條件。

隨著灑爾佛散和梅毒檢驗方法的問世，美國公共衛生局於 1920 年展開了梅毒控制計畫。計畫對於梅毒控制確實有效，但灑爾佛散昂貴且漫長的療程，讓許多貧困的鄉下地區無法得到有效治療。為了更好的提升計畫，公衛局與羅森沃德基金會合作，決定在有大量黑人的鄉下地區，提供血液檢驗與藥物治療，並建立梅毒控制示範區。在公衛局的推薦下，最終基金會選定阿拉巴馬州的梅肯縣為示範區。

梅肯縣是個極為貧窮的農村社區，這裡八成的人口是黑人，以種植棉花維生。19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更是重創此區。絕大部分黑人生活在衛生條件極差的環境中，平日僅能靠玉米餅、鹹豬肉等粗食度日。

公衛局與基金會為了能在梅肯縣順利施行計畫，他們爭取到有「黑人哈佛」之稱的塔斯基吉學院^註1的支持，並且雇用一名黑人護理師——麗芙斯 (Eunice Rivers) 增進與黑人社群間的聯繫。

該計畫的施行可謂非常順利。這些黑人大多是佃農，早已習慣服從白人的命令與權威。另外出於對塔斯基吉學院和麗芙斯護理師的信任，加上參加計畫能獲得免費的熱食、醫療檢查和治療，誘因很大。

但公衛官員覺得要向一群從沒聽過梅毒的黑人解釋計畫實在太麻煩，因此直接以「髒血」一詞代替梅毒。「髒血」在黑人社群中是多種疾病的代名詞，對於他們來說，身體上的各種疾病都可能是髒血所造成，接受治療意謂著可以解決一切病痛。而這一時的便宜行事，導致研究與受試雙方資訊不對等，也為日後實驗的變調埋下伏筆。

1931 年，為期一年的梅毒控制示範計畫開始。計畫一開始就順利招到不少受試者，但也因受試者太過踴躍，讓公衛局發現梅肯縣的梅毒盛行率極高。基金會在派人實地考查後，認為計畫的經費完全不足以妥善治療這麼多受試者，因此折衷辦法為讓高傳染力的受試者在短期內不具傳染性即可，並認為這樣的感染規模應由國家處理。同時，受到經濟大蕭條的影響，基金會決定在計畫結束後便不再提供資金贊助。

這讓負責計畫的公衛局醫師克拉克 (Taliaferro Clark) 十分沮喪。但看到梅肯縣黑人族群的高梅毒盛行率，且接受過治療的人數少之又少，加上有一批配合度這麼高的受試者，讓他靈機一動，有了新計畫的想法。

公衛局的新計畫——塔斯基吉梅毒實驗

1928 年，一位挪威的醫師發表了數百名白人男性，在梅毒未經治療的情況下，其病理徵兆自然演進的回溯性報告。

前文有提到，當時的醫生普遍認為白人和黑人在感染梅毒後的症狀並不相同。因此克拉克醫師覺得梅肯縣的計畫提供一個很好的基礎，如果能觀察黑人男性不接受梅毒治療的自然症狀變化，或許能為梅毒病理學開拓新的知識，同時也能讓種族差異被科學證實。

因此在基金會的計畫一結束後，克拉克醫師的想法獲得公衛局的支持，公衛局也提供他經費。同時克拉克醫師也說服塔斯基吉學院協助新計畫，因受試者會到塔斯基吉學院進行一些檢驗，因此該計畫又被稱為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在經過同儕的迅速審查後，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於 1932 年正式啟動。

以現在的角度來看，各方支持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是很荒謬的。首先這個計畫從根本上就違背了醫學倫理準則^註2，另外以黑人為主體的塔斯基吉學院支持也很奇怪。但如果以當時的角度看，就不是這麼回事了。

科學研究在當時的醫學界具有崇高的地位，如果臨床醫師能參與研究計畫，是莫大的榮耀。另外當時的醫學界非常封閉，且具有高知識門檻。醫師之間基本不會質疑對方的專業和計畫。再者，計畫雖說不治療梅毒，藉此觀察梅毒在黑人身上的自然症狀發展。但克拉克醫師的計畫只設定 8 個月，而且計畫結束後便會給受試者提供灑爾佛散的治療。因此塔斯基吉學院認為，這項實驗的進行能讓當地的黑人們在計畫結束後得到醫療上的幫助，因此願意提供醫療設施和相關人員參與。

這次實驗為了清楚了解梅毒症狀的發展，克拉克醫師決定選擇觀察末期梅毒感染病患。前文提到，梅毒感末期染對人體的破壞最大，也會影響神經和心血管系統。而神經和心血管的影響無法從外觀判讀，必須要定期進行脊髓穿刺（會造成病患強烈的疼痛與癱瘓的風險），並對往生者進行驗屍才能觀察。雖然有基金會計畫的基礎，但黑人受試者們普遍對脊髓穿刺和驗屍有疑慮。

為了增加意願，公衛局除了提供免費的熱食、醫療檢查和藥劑（維生素和阿斯匹靈）外，在實驗第一線的馮德勒爾醫師 (Raymond A. Vonderlehr) 將先前的「髒血」把戲再玩一次，他以一封標題為「免費特殊治療的最後機會」的信件告訴受試者們，進行脊髓穿刺是為了治療髒血的必要手段，如果不參加實驗就再也沒機會治療髒血了。另外針對驗屍，公衛局也以喪葬補助來誘使往生者家屬同意驗屍。雖然黑人們依舊有顧慮，但在「自己人」麗芙斯護理師的努力下，最終該實驗召集 399 名末期梅毒感染的黑人，另外召集 201 名健康黑人作為控制組。

1933 年，隨著克拉克醫師從公衛局退休，實驗按計畫也要落幕了，但馮德勒爾醫師卻不這麼想。因為他接觸到大量梅毒末期病患的第一手病理資訊，認為這些資料非常可貴，應該要繼續實驗。正好馮德勒爾醫師接下克拉克醫師在公衛局的位置，他決定延長這個實驗。這一延長就是 40 年，同時也是整個實驗變調的開始。

實驗變調，非人道實驗的開端

馮德勒爾醫師對這個實驗的想法和克拉克醫師不同，他完全不打算治療這些黑人，而是任憑梅毒在他們身上持續自然發展，直到所有的受試者死去為止，這樣才能獲得末期梅毒症狀的完整資料。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公衛局不只同意馮德勒爾醫師駭人聽聞的想法，也核准實驗繼續進行。馮德勒爾醫師之後的實驗主持人，也都照著這個方向進行實驗，完全沒有人質疑其中的倫理問題。

公衛局為了持續這個實驗，將這些受試者與梅毒治療「完全隔離」開來。在二戰期間，250 名受試者被徵招入伍，但他們在新兵體檢時被查出患有梅毒，並勒令接受治療。公衛局接到消息後，立刻阻止他們接受治療。

1947 年，青黴素成為醫學界認可的梅毒治療標準用藥。比起昂貴、療程長且副作用巨大的灑爾佛散。青黴素不僅便宜且能快速有效的消滅梅毒，同時副作用也非常小，梅毒從此不再是難以對付的惡疾！美國政府因此開啟數個公共醫療計畫，希望能用青黴素這個新武器消滅梅毒。但當這些醫療計畫來到梅肯縣時，公衛局又再次出面，將這群受試者隔絕起來，不讓他們有任何接受青黴素治療的機會。

後續實驗期間，許多受試者就算想自行就醫，也都被麗芙斯護理師阻止。就這樣，這些受試者在梅毒已能完全治癒情況下，仍被梅毒持續地折磨並痛苦的死去。

註釋

1. 塔斯基吉學院：現已改制為塔斯基吉大學，是一所位於阿拉巴馬州塔斯基吉的傳統黑人大學，有「黑人哈佛」的稱譽。 
2. 醫學倫理四準則：尊重自主、不傷害、行善、正義。

參考資料

1. 梅毒
2. 疾管署梅毒簡介
3. 灑爾佛散

繼續閱讀：去髒血除百病？種族滅絕陰謀論的原型——塔斯基吉梅毒實驗（下）

燒殺淫掠的代價：梅毒大暴發

第一起記錄在案的梅毒爆發，發生於 1490 年代中期的義大利。

1494 年，法王查理八世為聲張自己對那不勒斯王位的權利，帶領著分別來自法蘭西、義大利、瑞士、日耳曼，與其他地方的五萬名兵士，翻過阿爾卑斯山脈進入義大利。這場戰役本身並沒有任何全面戰鬥壯其聲色，反而是這支軍隊，身後帶著那支常有的隨軍隊伍，一路同時演出慣常的燒殺淫掠。

那不勒斯人堅壁清野，向自家城池退卻。一俟查理的大軍攻進那不勒斯城穩坐下來，他就發現義大利各地因他的長驅直入大感震驚，已立時將個人歧異放到一旁，聯合起來共同對付他。此時西班牙的費迪南與伊莎蓓拉也備感焦慮，不想見法蘭西在義大利地區稱霸，正趕忙派軍前來。查理只好收拾行李，跋涉回返法蘭西。於是整個過程：戰鬥、淫虜、燒殺，又再度反方向上演一遍。

而原本只是慢慢、悄悄散布歐洲的梅毒，一如梅毒流行病學所言予人的印象，便在這場侵襲行動中一下子如火烈燒，在義大利蔓延成一場疫疾。斑疹傷寒可能也同時快速傳布─—它是另一支典型的隨軍隊伍。也正是在義大利，日後伏爾泰那句諷刺警句的真實性首度獲得展示：「若有三萬人正與敵人進行殊死戰，雙方人馬勢均力敵，那麼我敢說，雙方鐵定也各有二萬人身染疱疾。」

查理在 1495 年 11 月回到里昂，在那裡解散了他的人馬；而這些成員，血液裡帶著幾十億螺旋體各自四散，或解甲回到他們散居十幾地的家園，或繼續加入他處新的戰爭。隨著這支軍隊成員的四處散布，梅毒以閃電速度前進全歐與舊世界其餘地區，其勢已不可擋。

及至 1495 年夏，梅毒身影早已在日耳曼地出現，因為神聖羅馬帝國大皇帝麥克西米連曾在沃木斯發出敕令，稱它為「邪惡痘瘡」，並歸罪於褻瀆上帝之故。同一年裡，瑞士與法蘭西人都抱著恐怖心情記錄它的到來。最遲不過 1496 際，梅毒抵達了荷蘭、英格蘭。同年，希臘也知道它了，1499 年輪到了匈牙利與俄羅斯。

及至世紀之交，從倫敦一直到莫斯科，大量歐洲人「為這個新來的法國痘瘡所苦，悲慘、待援，臭不可聞，簡直在地面腐爛……（忍受著）不可忍受的爛瘡與灼痛折磨，手臂、肩膀、頸脖、腿脛，全都巨痛不堪，因為骨頭與肉都分離了。」全歐都在一場性病疫疾的魔掌緊箍之下。

一發不可收拾

疫疾一路前進，進入非洲，在那裡「如果任何野蠻人染上了這個一般稱為法國疱的疾病，多半都會死去，很少治癒。」它也在中東出現，時間早在 1498 年，結果亦大同小異。葡萄牙人是最早得到這個感染的一群，可能也把它帶得最遠，繞過好望角東去。1498 年梅毒在印度現身，然後又快馬加鞭趕在葡萄牙人前頭，1505 年不到便抵達廣州。於是十年之內，它從加勒比海進抵了中國海，為人類的航海天才、也為人類社會的愚騃歷歷作證。

所幸當初一開始，「恥辱感」並未加諸梅毒此病，我們今天才得以研究它早期的歷史。早期有關梅毒的記載，一大特徵為多屬傳記性質。比方幽默大家胡滕，就彷彿想要一示那個年代的坦白風格，把自己所受的病情折磨寫了一本小冊子，內容詳盡，令人毛骨悚然。而且還多此一舉奉告：他老爹也得了同樣的病，更把整本書題獻一位樞機大主教！因此我們對早期梅毒的認識，唯一的限制，只受十六世紀的診病能力所限。其他則百無禁忌，事事詳錄。

—————-編按：下文含梅毒患病潰瘍、示意圖與照片，不喜慎入—————-

既有這些豐富文獻，身為性病學者若也同時好古，就不但可以追蹤梅毒疫疾的歷史，還可以找出它的治療史以及病情特徵史。在後面這項領域，亞實特做出過最好的分析研究，雖然他去世距今已超過二百年，他可能仍是歷來最偉大的性病學家。他對這個法國佬病的早期歷史所寫的文字，是至今為止最好的二手研究。他將這段歷史分為五大階段：

◎ 1494 – 1516 年間。在這段期間裡面，得病的最初跡象是生殖器出現小潰瘍，然後各式紅疹長遍全身（早期相關文獻對此紅疹現象都做有生動描繪，包括 1496 年文藝復興畫家杜勒所繪）。隨著 皰疹蔓延到身上，病人的口腔、上顎、小舌、下顎、扁桃腺也常遭破壞。大型粘性腫瘤屢見不鮮，病人痛楚不堪，肌肉、神經無一不痛，夜間尤其嚴重。然後整體身體狀況惡化，經常導致早期死亡。

◎ 1516 – 1526 年間。梅毒病情出現兩大新症狀：骨部發炎，造成嚴重疼痛，最終造成骨頭與骨髓腐壞。有些病人的生殖器會出現硬膿塊，類似疣或雞眼。

◎ 1526 – 1540 年間。梅毒惡性普遍減緩，平均膿疱數變少，粘性腫瘤則時有所聞。鼠蹊淋巴腺腫脹發炎現象變為普遍。落髮、掉牙也很常見，但或許是汞中毒所致，因為當時用汞治療梅毒。

◎ 1540 – 1560 年間。一些比較嚇人的症狀持續減少。淋病現象成為梅毒早期病徵的「最主要（若非長期）症狀」。在此之前，以及此時之後的許多世紀，都常把淋病與梅毒混為一談。

◎ 1560 – 1610 年間。梅毒的致命性繼續減低，此時只出現一種新症狀：耳鳴。

及至十七世紀，梅毒已變成我們今日所見的狀況：非常危險的感染，可是對病人的侵襲已經不能稱得上猛爆性的攻擊。有關病勢減緩的紀錄，令亞實特深受激勵，開始懷抱起希望─—縱非滿懷信心─—認為此病最終將完全消失。

本文摘自《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2019 年 3 月，貓頭鷹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