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 NEPII「第二期國家型能源科技計畫」委託，泛科學執行
面對能源、食安及農藥殘留等公共政策議題，有些人認為討論與決策該建立於「科學事實」之上，否則將流於理盲濫情的民粹；也有人認為「科學專業不該成為一種霸權」，畢竟純粹的科學框架難以完整處理公共政策爭議。
8 月 14 日〈能源政策橋接與溝通論壇〉中，廖英凱以「能源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科學角色」為題，邀請大家思考「能源議題是科學議題嗎？」
雖然能源議題中包含著科學，但它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我們知道科學重要，但究竟多重要？我們該以什麼樣的角度對待科學呢？
廖英凱認為，科學教育中有一個詞彙「社會性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是此題最適合的答案，其簡單定義是隨著科學與科技發展，與社會上具有不確定性、爭議性、相對性或開放性的議題有關，同時，因為科學與社會關注點的差異，這些爭議難以透過實驗方法重現，並因每個人的知識背景、價值觀不同，而難有簡單明確的答案或結論。
世新大學陳信行教授在《看見不潔之物》書中提過，工業社會有三種嚴重影響生活的社會性科學議題，分別是環境污染、食品安全及職業災害。其中，職業災害影響的人數最少，多半展現在當事人與廠商在法院上的攻防；環境污染可能影響到數個村落或縣市，並催生出地方或全國性社群，倡議人士有機會與政治人物結盟或自己投入政治；食品安全的影響可能波及到全國，一旦爆發幾乎人人都會高度關注，甚至引發政治危機。
廖英凱認為，如果把所有科學知識當作一個區塊，外部為非科學（此處定義為社會），上述這些議題都落在「科學與社會的邊界」上。如果想降低議題發生的情況，我們可以從三方面進行：
- 在科學領域進行科學教育、普及與傳播。
- 在科學與社會的邊界上，嘗試消除科學實證與價值觀拉鋸的衝突。
- 在社會領域中，理解社會性科學議題具有不確定性為基礎，建立重視科學本質的治理架構。
從科學教育帶出科學素養與科學思維
市面上的各家科普媒體嘗試透過多元的素材及觀點，向大眾傳達科學新聞，但科學教育、普及與傳播的目的，只是讓人吸收與了解知識，然後更貼近科學家的思考領域嗎？並非如此。
廖英凱以經濟部能源局 106 年度的「輔導學校推動能源教育計畫」為例，其目的分成四個層面，從確立國小學生對能源知識的認知、傳達正確能源使用與節約觀念，培養節能減碳的生活習慣，以及提升全民了解節約節能的重要性與實踐性。從中可以看出「獲得知識」只是科學教育的第一步，接下來更著重學習者「如何妥善應用知識」、「有無應用知識的企圖心」，進而創造全民科學素養並建立大眾的科學思維。
根據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教育體系，科學素養讓人能將自身的知識化為對世界有益的行動。而素養的建立來自於三個東西，分別是「知識」、獲得知識及運用知識的「能力」，以及運用知識該有的「態度」。
接著，廖英凱引用現任副總統，也是國際知名流行病學家陳建仁，在 2009 年的一段文字：
「我們常常高估無法自我管控的風險，像飛機失事、焚化爐排放戴奧辛、核電廠輻射外洩等，而感到恐懼害怕；但是對於可以自我管控的風險，像戒菸、戒酒、戒檳榔、騎機車戴安全帽而不超載、開車繫安全帶而不超速等，反而常常加以低估而不自覺。」──《販賣恐懼：脫軌的風險判斷》推薦序
為何大腦對風險判斷有這般奇怪的標準？科學家在 1990 與 2001 年的研究中發現，大腦下決策的過程來自兩個部位，一個是掌管理性與邏輯的前額葉，另一個是掌管情緒與感覺的大腦邊緣系統。一旦理性與感性發生分歧，情緒往往會凌駕於理性認知，導致人們感受到的風險與實際上的風險並無正相關，並對不熟悉事物產生過大的恐懼感。
如果大腦天生如此，我們又如何建立科學思維呢？部份科教界人士相信：「提供充分的知識與資訊能減緩人們的焦慮。」如果民眾在看到情緒渲染的新聞頭條前，能先知道該議題相關的科技知識或運作原理，或許能緩和焦慮與害怕情緒會比較緩和，進而有機會撐開理性討論與溝通的空間。
如何在科學實證與預警性原則中找到平衡？
當一個議題同時牽涉科學與社會價值，常常會演變成「重視科學實證」與「預警性原則 」兩派互相鬥爭的論述。例如「美國牛」議題中，想出口美國牛的美國政府基於科學實證原則，認為歐盟應提出證據證明其有害，而歐盟政府則基於預警性原則，認為美國政府應提出證據證明其無害。
這兩個原則並非哪一方絕對正確，政府機構或倡議團體可能在不同議題上選用不同立場，但這兩種原則持續對立並不是件好事，有沒有辦法融合科學實證與預警性原則的論點，幫助眾人做出更好的決策？
廖英凱認為「農藥殘留標準」的機制值得參考，這是由科學家提出數據，由立法委員制定在法規內的標準。法規明定業者超過就會受罰的「行政裁量標準」， 數字應小於綜合各方科學證據與考量，所估算出的「最大殘留安全容許量（Maximum Residue Level，簡稱 MRL）」。但這個數值是怎麼來的？
首先，科學家根據動物實驗（科學實證），找到一個統計上「未觀察到任何不良反應」的最大劑量，稱為「無可見有害作用劑量（No-Observed-Adverse Effect Level，簡稱 NOAEL）」。然後假設人體比實驗動物脆弱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作為安全係數（預警性原則），兩個數值相乘後，得出人類每天可承受的安全劑量：「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簡稱 ADI）。」
政府單位在設定 MRL 時，會參考國人日常的飲食習慣、國際組織標準等，以確保每日人體的「預估總曝露量」遠低於經實驗與計算而得的 ADI。這套公式讓執法人員有標準可循，同時證明，看似相衝突的科學實證與預警性原則在實務上是可以結合的。
如何在社會中建立起重視科學本質的治理架構？
廖英凱提出台大毒理學姜至剛的風險分析圖，其中包含三大要素，分別是基於科學證據，通常由科學家與工程師進行的「風險評估」，考慮到科學、法律、經濟與社會等多種結果進行的「風險管理」，以及時時刻刻交流資訊與意見的「風險溝通」。而歐盟在食品安全議題上應用風險分析的成功案例值得參考。
歐洲食安架構下，有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機構名為歐洲食安局，其角色類似台灣衛福部國家衛生研究院。這群科學家負責進行科學實驗（風險評估）和傳播科普（風險溝通）。
當歐盟執委會收到歐洲食安局提交的科學報告與技術文件後，會根據歐盟自身的價值觀（例如基於預警性原則反對基改食物）、會員國的經濟狀況、國際政治情勢等要素，進行價值觀的判斷和選擇，（風險管理與風險溝通），做出屬於歐盟的政策，再交由底下會員國的食安管理機構去執行。
從科學研究到政策制定，如何走得更順暢？
談到制定與科學相關的政策時，大多數的人會太快跳到法條制定、利害關係人等後端環節，但從科學研究到政策制定之間，我們還有太多工作要做，包含把研究成果轉譯成大眾能理解的科學普及、透過多元素材擴散的科學傳播，建立民眾科學思維的科學教育，促成公民的參與討論等，這段過程兼具事實認定與價值判斷，兩者缺一不可。
最後，廖英凱總結出社會全體在面對社會性科學議題的三個重點：
- 理解社會性科學議題具有不確定性，以及基於知識建構與認知功能的知識傳播，而非認為把知識單方面塞給民眾就會被吸收。
- 讓風險溝通、科學傳播成為政策的標準配備，而非等政策出台後才開始宣傳。
- 設計出兼容科學實證與預警性原則的體制。
本文由 NEPII「第二期國家型能源科技計畫」委託，泛科學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