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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組和文組為何水火不容?如果尊重專業,我們又何必戰文理?

活躍星系核_96
・2017/09/11 ・5106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SR值 562 ・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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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品婕(amolin),對於「聊科學」始終很有興趣的人。

在網路上,我們常常會在某篇錯誤的報導,或是透露不正確科學觀念的文章底下,看見「文組不意外」、「文組誤國」等留言,因而引發各種戰文組、戰科系的討論。難道理組與文組,又或是所謂的科學與文學(註一),就這真如此水火不容、處處針鋒相對嗎?

兩種文化:科學與文學

為什麼科學與文學這兩種文化會走向決裂呢?圖/Matt Collins

早在 1959 年,英國學者史諾(Charles P. Snow)在劍橋大學著名的「瑞德講堂」(The Rede Lecture)演講中,就已經提出「兩種文化」(Two Cultures)的概念,這兩種文化分別代表了文學知識份子與自然科學家。因此,要說史諾是戰理組文組的先驅確實也不為過(開玩笑 der)。史諾認為這兩種文化的背景差異大,兩者交集之處應能激發出無限的想像力與創造力。然而在當時,這兩種文化的人竟彼此猜忌、相互仇視而嚴重缺法理解,在雙方都無能和對方交談的情況下,不僅會加劇兩類知識份子的分裂、消弭創意激盪的可能,甚至會阻礙了人們運用科技改善問題的願景。

敢提出如此見解的史諾,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史諾本身為科學家,受過正統科學教育,更於英國劍橋大學拿到物理博士學位;另一方面,史諾也是一位小說家,熱愛寫作的他也出版過不少暢銷小說,可說是當時少數跨越文學與科學領域的人物之一。由他來點出兩種文化間的衝突,確實是再適合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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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 English author, physicist, and diplomat. Undated photograph. — Image by © Bettmann/CORBIS

為什麼科學與文學這兩種文化會走向決裂呢?史諾認為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教育的專業化。這並非只存在於當時的英國,時至今日的臺灣也有相同的問題。長期關注科學傳播的謝瀛春老師就曾說:「學校教育過早分化人文及科學科目,當學生選擇了某一類組,便不會放太多心思在另一類組的科目上。」對學生而言,閱讀不同領域的科目只是為了應付考試,這樣的現象伴隨著升學制度延伸到大學或研究所,使得大學或專科畢業生對於科學或人文知識相當陌生。因此,現在各大校園所提倡的通識教育正是作為天秤的另一端,以維持科學科目與人文科目的平衡。

但是,科學和文學真的有如史諾所述,這麼分野鮮明嗎?

第三種文化:讓開!讓專業的來!

The Big Bang Theory。圖/By Shane Olga Ocampo

其實,史諾在〈兩種文化:重新審視〉(註二)表示,他發現某些學科已逐漸出現新的聲音,這些領域的學者不再只耽溺於文獻探索,而是從實證出發並關心人類的生存景況,這讓他樂觀地認為,一種可以與科學對話的「第三種文化」彷彿正在成形。直到 1995 年,布羅克曼(John Brockman)借用史諾的詞,正式提出「第三種文化」,他在書中表示:

第三種文化囊括了實證(empirical)領域的思想家和科學家。他們以本身的研究和明白易曉的文字,正逐步取代傳統知識份子的地位,向一般人揭示生命的奧秘,並且重新定義我們是誰,生命是什麼。

不同的是,史諾的「第三種文化」認為文人和科學家會開始願意交談,布羅克曼所描述的現況則是「文人知識份子此刻並沒有跟科學家溝通意見;科學家正直接跟大眾交流」,他認為第三種文化的科學家不僅僅互相分享彼此成就和思想,更「透過他們的著作,和受過教育的社會大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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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重點了嗎?在布羅克曼的想法中,科學家是擔任傳播任務的重要角色!

發現第二個重點了嗎?科學家傳播的對象,是「受過教育」的社會大眾!(註三)

所以,這是什麼意思呢?穿了就是,史諾和布羅克曼都忽略了電視的重要性,以及其對大眾造成的影響。當布羅克曼提出「第三種文化」的概念時,他指的是由第三種文化知識份子,以一種「由大學教授向下書寫」來與大眾靠近的傳播模式,而這種做法顯然沒有將媒體列入考量。隨著電視逐漸普及,觀看電視成為當時民眾主要的休閒活動,許多電視頻道也開始向大眾暢談科學、製作諸多經典之科學節目,如英國 BBC Horizon、美國 PBS NOVA。因此,儘管布羅克曼認為科學早已是一種大眾文化(頁  5),這卻不能完全歸功於科學家的著作。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矛盾卻有意思的現象:科學家開始將自己的研究著作成書,試著與大眾直接交流,但所顧及的閱聽眾群須具備一定程度的知識背景,才能理解箇中滋味;然而,媒體從業人員多為文科出身,將科學知識轉化為通俗易懂的方式傳達給大眾,坐擁比前者更多的收視群。這麼說來,若我們從大眾傳播範疇切入,「兩種文化」似乎悄悄地在科學家與媒體人的合作與互動中,敲響第二回合的鈴聲了!(叮叮叮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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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當科學家遇上媒體人

科學文本不同於一般小說文本,內容較注重邏輯的一致性與段落間的因果關係,有時甚至會有相當抽象的概念或專有名詞。要消化這些資訊,對於一般人來還是有些吃力,因而需要媒體的介入,從中擔任轉譯者的角色。黃俊儒老師與簡妙如老師以社會性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縮寫為 SSI)角度切入,認為民眾所接觸到的 SSI,通常是經由兩層論述語言的包覆:第一層是由科學詞語論述而成的「科學語言」;第二層則是經過媒體中介、修飾轉譯後的「媒體語言」,如下圖所示。(註四)

社會性科學議題包覆模式。圖/(黃俊儒、簡妙如,2010)

在此雖然沒有要深入解析這篇研究的打算,但透過這張圖,我們可以更好理解,為什麼溝通對於科學家與媒體人而言如此重要。不同領域間本來就存在著該領域的共通語言,在各別專業領域的語言體系裡,常常一個單詞所承載的意思可能又包覆著其他基礎,就像是俄羅斯娃娃一般。例如,有一個人愁眉苦臉地「我跑 gel 一直跳海,好煩。」這句話內行人一聽就知道發生什麼事,因為他早就知道這是電泳實驗,也知道電泳的原理和應用、gel 是什麼東西、是什麼東西在「跑」,band 是代表什麼,跳海是什麼意思,才能在不到一秒的時間回:「會不會是你的 buffer 沒配好?」(然後旁邊的人依舊是滿頭的黑人問號)

「我跑 gel 一直跳海,好煩。」的意思是??????

所以,當非科學背景的媒體人要將科學語言轉譯為媒體語言時,要面對的困難與挑戰可想而知。

最近因為工作的關係,有幸參與一場有科學家、傳播學者,以及節目製作方出席的會議。有趣的是,起初我以為科學家會認為媒體人的文字太過淺顯、對於科學的原理解釋不清,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在場有科學家認為腳本的文字太過艱澀,既不口語又不易懂,這樣的結果完全顛覆原本的想像!後來才知道,原來有些媒體人深怕自己把科學知識寫錯、解釋有誤而不敢放手去寫,呈現出來的內容反而更難懂;另外,科學家有時候對於節目內容也會有自己的想像,會天馬行空地提出一些點子,希望加到節目裡面,卻忽略節目內容的安排強調的是前後情節間的流暢度。由此可知,兩者之間要有共識,確實還有重重關卡需要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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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文理?何必呢!

與其拿手中的石頭互砸,不如想想彼此手中的石頭,能夠擦出什麼有趣的火花!圖/Frits Ahlefeldt

不過,我對於雙方之間的合作仍然抱持著相當的樂觀程度!像是電影《星際效應》(Interstellar)、影集《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迷你電視影集《麻醉風暴》等,雖以故事為主,但因具劇情一定的知識乘載度,亦帶給觀眾精神上的富足感;另外像 BBC 在 2014年推出的科學紀錄片《大世界小動物》(Hidden Kingdoms)則透過後製營造故事的高潮迭起,新穎的視覺體驗亦顛覆一般人對科學節目的想像。這些都是需要科學家與媒體人的協力合作,我們才能看到如此精彩的內容!

《大世界小動物》source:IMDb

以之前才播映完畢的影集《世紀天才:愛因斯坦》(Genius)為例,單就看愛因斯坦的科學成就或許會很乏味,但透過劇組的安排與影像的魅力,觀眾可以跟著劇情知道愛因斯坦是如何觀察、如何想像、如何提問、如何堅持自己的論點,並且為自己的想法找出答案。影集拍出了科學家思考科學的方式,比起課本直接告訴你「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的事實,這種面對科學的態度與精神,才是科學教育真正應該帶給我們的,不是嗎?

《世紀天才:愛因斯坦》source:IMDb

因此,史諾的話還是有其道理的,確實在差異極大的兩種文化交集之處,是最有機會激發出無限想像力與創造力的地方。我想,無論這兩種文化是科學與文學、科學與媒體,或是其他兩兩差距極大的領域,彼此都不應是對立而是合作關係。而兩種文化之間的合作應奠基於,雙方擁有共同的目標,以平等之姿尊重彼此專業領域的基礎下,維持良好的溝通互動關係。

所以,與其拿手中的石頭互砸,不如想想彼此手中的石頭,能夠擦出什麼有趣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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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 註一:
    此處的科學指的是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生物等;文學則包含人文社會等學科。
  • 註二:
    由於史諾在 1959 年的演講主題〈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太過精彩,在國內外皆引起廣大迴響,面對接踵而至的粉絲和酸民來信與指教,史諾在 1963 年撰寫了〈兩種文化:重新審視〉(Two Cultures: And A Second Look)一文作為回應。隔年劍橋大學出版社便將演講內容與這篇補充文章結集出版,書名為《兩種文化》。
  • 註三:
    英國劍橋國王學院天文物理學家馬丁·里斯(Martin J. Rees),在接受布羅克曼的訪問曾表示:「大多數的媒體編輯主管受的教育以文科為主,他們的背景和興趣,現在已經愈來愈不能代表一般的聰明讀者。」由此可知,里斯和布羅克曼都認為,高品質的新聞媒體早就有超過半數以上的讀者受過科學訓練,他們需要的是對普遍議題有相當難度的討論。
  • 註四:
    兩位老師在研究論文中表示,一般社會公民若要透徹理解一件 SSI 的事件核心,必須如剝洋蔥般一層一層拆解這兩層語言的意涵,方能據此參與該類議題之討論。此外,民眾同時也必須具備相對應的「媒體素養」及「科學素養」,才有能力了解媒體訊息的組成方式,接著解析科學意象背後意義。對兩位老師研究有興趣的人,可於資料來源中閱讀整篇論文。

延伸閱讀

  1. 五十年後的「兩種文化」- C. P. Snow《兩種文化》再探,黃春木,通識在線。
  2. 【一頁物理】兩種文化?,高涌泉,CASE報科學。
  3. 從「兩種文化」到「第三種文化」的省思,石弘毅,科技與文化。

資料來源

  1. 兩種文化》(Two Cultures),查爾斯·博斯·史諾,林志成、劉藍玉譯,貓頭鷹出版。
  2. 第三種文化:跨約科學與人文的鴻溝》,約翰·布羅克曼,唐勤、梁錦鋆譯,天下文化。
  3. 在科學與媒體的接壤中所開展之科學傳播研究: 從科技社會公民的角色及需求出發〉,黃俊儒、簡妙如,《新聞學研究》第 105 期,頁 127-166。
  • 本文原刊載於「叮叮咚創作研究室」。叮叮咚是由一群正與個人作品和論文奮戰的研究生共同創立,我們在此分享所見所思,也作為往後研究的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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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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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active galactic nucleus, AGN)是一類中央核區活動性很強的河外星系。這些星系比普通星系活躍,在從無線電波到伽瑪射線的全波段裡都發出很強的電磁輻射。 本帳號發表來自各方的投稿。附有資料出處的科學好文,都歡迎你來投稿喔。 Email: contact@pansci.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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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吸收新突破:SEDDS 的魔力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05/03 ・1194字 ・閱讀時間約 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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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紐崔萊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營養品的吸收率如何?

藥物和營養補充品,似乎每天都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你有沒有想過,這些關鍵分子,可能無法全部被人體吸收?那該怎麼辦呢?答案或許就在於吸收率!讓我們一起來揭開這個謎團吧!

你吃下去的營養品,可以有效地被吸收嗎?圖/envato

當我們吞下一顆膠囊時,這個小小的丸子就開始了一場奇妙的旅程。從口進入消化道,與胃液混合,然後被推送到小腸,最後透過腸道被吸收進入血液。這個過程看似簡單,但其實充滿了挑戰。

首先,我們要面對的挑戰是藥物的溶解度。有些成分很難在水中溶解,這意味著它們在進入人體後可能無法被有效吸收。特別是對於脂溶性成分,它們需要透過油脂的介入才能被吸收,而這個過程相對複雜,吸收率也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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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聽過「藥物遞送系統」嗎?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科學家們開發了許多藥物遞送系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自乳化藥物遞送系統(Self-Emulsifying Drug Delivery Systems,簡稱 SEDDS),也被稱作吸收提升科技。這項科技的核心概念是利用遞送系統中的油脂、界面活性劑和輔助界面活性劑,讓藥物與營養補充品一進到腸道,就形成微細的乳糜微粒,從而提高藥物的吸收率。

自乳化藥物遞送系統,也被稱作吸收提升科技。 圖/envato

還有一點,這些經過 SEDDS 科技處理過的脂溶性藥物,在腸道中形成乳糜微粒之後,會經由腸道的淋巴系統吸收,因此可以繞過肝臟的首渡效應,減少損耗,同時保留了更多的藥物活性。這使得原本難以吸收的藥物,如用於愛滋病或新冠病毒療程的抗反轉錄病毒藥利托那韋(Ritonavir),以及緩解心絞痛的硝苯地平(Nifedipine),能夠更有效地發揮作用。

除了在藥物治療中的應用,SEDDS 科技還廣泛運用於營養補充品領域。許多脂溶性營養素,如維生素 A、D、E、K 和魚油中的 EPA、DHA,都可以通過 SEDDS 科技提高其吸收效率,從而更好地滿足人體的營養需求。

隨著科技的進步,藥品能打破過往的限制,發揮更大的療效,也就相當於有更高的 CP 值。SEDDS 科技的出現,便是增加藥物和營養補充品吸收率的解決方案之一。未來,隨著科學科技的不斷進步,相信會有更多藥物遞送系統 DDS(Drug Delivery System)問世,為人類健康帶來更多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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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能有價值觀嗎?堅持「客觀」反而讓民眾失去信任?——《為何信任科學》
貓頭鷹出版社_96
・2024/05/26 ・3357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科學這門事業並非價值中立,個別科學家也不是。沒有任何人可以真正做到價值中立,當科學家這樣講自己,人們會覺得他們虛偽,因為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們是白痴學者或超級天真,不然就是不誠實。然而誠實、開放和透明又被認為是科學研究的核心價值。科學家怎麼可能同時做到誠實,又說他們沒有自己的價值觀?如果科學家要堅守誠信,同時卻讓大眾誤解他們的角色(就算不是故意的),這會讓他們的事業出現根本的矛盾。

可能有人會反駁,科學家並不是說他們沒有自己的價值觀,只是不會允許這些價值觀影響到科學工作。這種論述不可能證明對或錯,但社會科學研究和一般常識都顯示這不太可能。這就把我們帶到下一個問題,不知為何長久以來都沒有人認真討論一件事,但它卻是許多美國人不信任科學的核心因素:要說科學是價值中立的,多少是在說它沒有價值,至少除了創造知識以外沒有其他價值,而這很容易就變成在說科學家沒有價值信念。當然不是這樣,但如果科學家不願意討論他們的價值觀,就會給人一種印象,認為他們的價值觀有問題,所以才需要遮遮掩掩,或認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價值信念。你會相信一個沒有價值信念的人嗎?

我在第二章提出了一個問題:忽視科學主張但最終發現它是對的,風險是什麼?相比之下,相信一個錯誤的科學主張,風險又是什麼?回答這個問題必須仰賴價值。我和康威合著的《販賣懷疑的人》提到,氣候科學所引起的爭辯,幾乎都是價值上的爭辯。很多有影響力的人物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相信,政府干預市場的政治風險是如此之大,超越了氣候變遷的風險,因此他們懷疑、蔑視,甚至否認後者的科學證據。這些立場由自由主義智庫繼承,得到共和黨支持,演變成共和黨支持者很多都否認氣候變遷,只是有些積極、有些消極;然後再演變成很多質疑「大政府」的人都懷疑氣候變遷,包括商人、長者、福音派基督徒、住在美國鄉下的人。

即使氣候變遷的證據不斷累積,懷疑論者還是堅稱,就算氣候真的有在變遷,情況也不會太嚴重,或者不是「我們造成的」。因為如果事情真的很嚴重而且是我們造成的,那我們就應該採取行動,可能需要政府以某種方式管制。如此一來,否認氣候變遷逐漸變成美式生活的常態,先是否認證據,最終否認事實。這個問題非常嚴重,但是對於氣候變遷否認者秉持的價值,不能一網打盡說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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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支持者很多都否認氣候變遷。圖/giphy

我們可以討論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優缺、市場管制不足或過度管制的風險,但任何這類討論都(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從價值出發。如果要開誠布公討論這個話題,就必須討論我們的價值觀。不同的人面對同樣的風險,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不代表他們就是愚笨或腐敗。人為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很清楚,疫苗不會導致自閉症很清楚,使用牙線有益健康也很清楚。但價值觀導致許多人拒絕接受證據指出的事情。

回到剛才的問題:你會相信一個沒有價值信念的人嗎?答案當然是不會,這種人是反社會人格。你也不會相信那些擁抱你所厭惡的價值的人。但如果你認為,某個人的價值觀起碼部分與你相似,就算不盡相同,你可能就比較願意聽聽他的想法,接受他說法的一部分。因此,無論價值中立是否能讓一個主張在知識論上比較站得住腳,可以確定的是它在現實中沒有用,不能以此確保溝通、建立信任的連結

科學寫作的主流寫法不只試圖隱藏作者的價值觀,也把他們的人性一同抹煞了。價值觀隱藏、情緒不得伸張、避免使用形容詞,甚至連「我」這個字都無形中禁止了,即便論文只有單一作者也一樣。理想的科學論文寫得好像作者沒有價值觀或感覺,甚至好像作者根本不是人,這都是為了表現出客觀。

圖/envato

科學家可能覺得根本沒辦法讓否認氣候變遷和相信地球年紀是 6000 年的人相信他們。或許這是真的。我曾經公開表示對於要如何跟千禧世代交流感到非常絕望,他們之中有些人聽信末世論,認為世界就要毀滅了,幹麻還擔心氣候變遷?但當我陷入絕望,隔天幾位記者就告訴我怎樣才能透過基督教價值和教導打動這些人。他們建議我從價值觀下手,社會科學研究也支持這種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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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科學家壓抑自己的價值觀,堅持科學是價值中立的,這是一條歧路。他們認為人們如果相信科學沒有價值觀,就會相信他們,但這是錯的。

墨頓顯然這樣想,但他可能是錯的,或許反過來才是對的。原因如下:

政治與社會觀念保守的基督徒、自由主義者、共和黨人拒絕相信演化論和人為氣候變遷,大部分分析都聚焦在科學家與這些人之間的價值衝突。但我相信,驅動大多數科學家的價值觀,還是和大多數美國人的價值觀有重疊之處,包括多數的保守派和宗教信徒。近來有一些科學家開始公開聲明他們的價值觀,我認為部分原因是,他們深信這些價值觀確實得到廣泛接納,可以作為信任連結的基礎。 我認為他們是對的。

我認識的大部分科學家都想要預防疾病、促進人類健康、透過創新和發現來強化經濟、保護美國與全世界美麗的大自然。前共和黨議員殷格利斯講得很有說服力,他談到他和海洋生物學家一同造訪大堡礁,他們肩並肩站著,欣賞珊瑚礁周邊生物撼人的美麗。殷格利斯了解到一件事:他看到「創造」,科學家看到「生物多樣性」,但他們實際上看到的、在意的、珍惜的,是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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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喜歡這個故事,因為多數人至少都在某方面珍愛自然。不同背景的美國人都曾造訪國家公園和森林,去健行、釣魚、露營、開車、攝影、漫遊、抱怨,雖然從事不同活動,但美景與體驗帶來了共同的喜悅。儘管如此,我們對人類與自然世界的關係,確實有不一樣的想法。有些人想要在冬日的黃石公園騎雪上摩托車,有些人想要安靜休養。幾乎所有美國人都說他們相信自由,然而我們對這個詞的理解卻嚴重分歧,也很難同意該把哪一類自由看得最重要。柏林有句名言:狼的自由可能代表羊的死亡。同意「自由」這個詞意義並不大。

宗教歷史學家普羅特勞指出,猶太人、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都相信十誡,但是版本差距之大,令人吃驚。例如天主教放棄了不可崇拜偶像,而猶太教與新教徒堅守此道。天主教因此少了一條戒律,只剩九條很奇怪,於是他們把最後一條一分為二,變成第九條是不可貪圖鄰人之妻,第十條是不可貪圖其他東西。儘管如此,美國人中超過 70% 都信奉這三個宗教,他們都還是認同不可殺人、偷竊、通姦或做偽證,也相信我們應該崇拜唯一真神、不可妄稱神的名、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伊斯蘭教也同意這些,只是比這三個宗教更加強調慈善:課(zakat),也就是施捨,是五大支柱之一。不過,看看 zakat 這個字和希伯來文中的 tzedakah 多麼相似,tzedakah 代表慈善施予,是猶太生活的道德義務。慈善也是基督教的核心價值,虔誠的摩門教徒會繳納什一奉獻。

在很多政治議題上我們意見相左,但我們的核心價值大部分都重疊。釐清這些我們都同意的部分,並解釋它們和科學研究的關聯,我們就有機會克服盛行的懷疑論與對科學的不信任,尤其是因價值受到衝擊而產生的不信任。

We have been authoriz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o use this conten. 該內容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授權使用

——本文摘自《為何信任科學:科學的歷史、哲學、政治與社會學觀點》,2024 年 04 月,貓頭鷹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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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頭鷹出版社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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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頭鷹自 1992 年創立,初期以單卷式主題工具書為出版重心,逐步成為各類知識的展演舞台,尤其著力於科學科技、歷史人文與整理台灣物種等非虛構主題。以下分四項簡介:一、引介國際知名經典作品如西蒙.德.波娃《第二性》(法文譯家邱瑞鑾全文翻譯)、達爾文傳世經典《物種源始》、國際科技趨勢大師KK凱文.凱利《科技想要什麼》《必然》與《釋控》、法國史學大師巴森《從黎明到衰頹》、瑞典漢學家林西莉《漢字的故事》等。二、開發優秀中文創作品如腦科學家謝伯讓《大腦簡史》、羅一鈞《心之谷》、張隆志組織新生代未來史家撰寫《跨越世紀的信號》大系、婦運先驅顧燕翎《女性主義經典選讀》、翁佳音暨曹銘宗合著《吃的台灣史》等。三、也售出版權及翻譯稿至全世界。四、同時長期投入資源整理台灣物種,並以圖鑑形式陸續出版,如《台灣原生植物全圖鑑》計八卷九巨冊、《台灣蛇類圖鑑》、《台灣行道樹圖鑑》等,叫好又叫座。冀望讀者在愉悅中閱讀並感受知識的美好是貓頭鷹永續經營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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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主張的信任基礎是什麼?憑什麼讓我相信它?——《為何信任科學》
貓頭鷹出版社_96
・2024/05/25 ・3854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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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一種帕斯卡賭注

如果一個科學主張會對社會、政治或個人造成影響,那在衡量它時,就必須多考慮一個問題:如果錯了會怎樣?接受一個主張最後卻發現它是錯的,有什麼風險?拒絕一個主張而最後發現它是對的,又如何呢?

如果知道服用避孕藥的風險,一位健康女性就可以在憂鬱出現時即時停藥。避孕藥引發的憂鬱通常很快就會消失,對許多女性來說這樣的風險還算輕微,值得一試。同樣地,牙線很便宜,使用牙線每天只需要幾分鐘,如果最終發現沒什麼用處也不會有太大損失。但某些議題就沒那麼簡單了。

想想人為氣候變遷,儘管相關科學研究已經持續了五十年,累積了上萬篇同儕審查的科學論文、數百篇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的報告,許多美國人仍懷疑氣候變遷的真實性及人類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總統、國會議員、企業領袖、《華爾街日報》的社論都曾表示懷疑,拒絕相信好幾個世紀以來充分發展的物理理論,以及海平面上升和頻繁極端氣候事件等經驗證據。另外有些人則認為,儘管人為氣候變遷真的有發生,但不會造成太大影響,甚至是件好事。

做為一位科學史學者,我知道能量有限理論、優生學、激素避孕藥的歷史,也知道要判斷使用牙線是否有益十分困難,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地質學家在衡量大陸漂移理論時受到了政治理念影響。我從未預設我們相信科學永遠合理,或通常是合理的,我一直認為這個問題很棒:科學主張的基礎為何?我們應該相信科學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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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科學非常重要,但科學家不能期待大眾單憑信任就接受他們的主張。科學家必須解釋他們如何做成這些主張,並承認他們有可能因為忽略或蔑視某些證據而犯錯。如果有人合理指出某些證據被漠視或不合比例的強調,無論這個人是科學家、業餘專家、記者還是飽學的公民,都該考慮他的想法。科學家必須保持開放,明白他們有可能犯錯或忽略某些重要的事情。重點在於,無論科學家有多麼聰明正直,我們相信的都不是科學家,而是相信科學做為一種社會過程,能夠嚴謹地檢驗科學主張。

圖/envato

有些科學結論已經發展完整,不再有人提出合理的懷疑;有些理論則是早就被推翻了。上述論點並非在說科學家應該繼續投入時間與精力,反覆證明或推翻這些結論。如同孔恩在超過半世紀前所討論的,如果說科學可以說是一種進步,那是因為科學家知道怎樣達成共識、往下一步邁進。針對大陸漂移理論的辯論,是在新一代科學家找到了一系列更切中要害的證據後才重新開啟的,這可說是該案例中最突出的一個面向。

我們可以用帕斯卡的賭注來說明這個問題。無論一項科學知識發展得有多完整,無論專家共識有多強大,永遠還是會有不確定之處。因此每當有人挑戰科學知識(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我們都可以先學帕斯卡這樣問:如果這項科學主張最後證明是對的,忽視它會有什麼風險?相較之下,因應這項主張而行動,但最後發現它是錯的,代價又是什麼? 不用牙線的風險真實存在,但不至於太嚴重;對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視而不見,代價則太高昂了。

不可諱言,提倡優生學社會政策的人也認為不施行這些政策會帶來極大的風險。當然那只是他們對科學證據的解讀,而如我們所見,這些證據該如何解釋,並未有共識達成。這裡我們又要回頭強調共識。如果可以證明相關領域專家並未達成共識,那公共政策的基礎顯然十分薄弱。這也是為什麼菸草公司長久以來,一直嘗試宣稱科學認為菸草會帶來危害這件事其實沒有那麼確定。如果真的是這樣,他們說菸草管制過於倉促就是對的。同樣地,如果人為氣候變遷還沒達成科學共識,石化產業和自由主義智庫要求更多研究,就是正確的。因此共識研究關係重大,知道共識存在無法讓我們知道該如何面對氣候變遷,但可以告訴我們問題確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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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確定相關領域的專家已達成共識,下一步呢?我們可以充滿信心地接受他們的結論,以此當作決策依據嗎?我的答案是有條件的肯定。可以,條件是社群有理想運作。這個條件很重要,如同溫恩所說,如果科學想要得到尊重與信賴,那麼「在組織型態、管理方式、社會關係等方面擁有優良的制度,就不只是為了讓科學進入大眾生活而作非必要的渲染,而是批判性社會文化評估的必備元素。」

科學史顯示社群不見得能如理想般達到開放、多元、確實執行轉化型質問,而且通常都做不到(不過沒達成這些理想,影響也不一定會很深刻,有時甚至難以察覺)。歷史學家史塔克指出,美國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建議在審查以人類為實驗對象的研究時,委員會至少要有四分之一成員不隸屬執行該研究的機構,但這個目標很少達成。

我們要如何知道科學社群夠不夠多元、有沒有做到自我批判、讓另類意見有機會發聲?尤其是研究進行初期,有潛力的方法不該太早被否定。我們該如何判斷制度好不好?這裡沒有統一標準。很多科學家對大陸漂移的想法錯了,這不代表現在另一群科學家對氣候變遷的想法也錯了,他們可能對可能錯,我們不能預設立場。

除了檢查高素質的專家社群有沒有達成共識,我們也可以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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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中的科學家能接受不同觀點嗎?社群成員是否能代表廣泛的觀點,有不同的想法、理論取向、方法學偏好和個人價值?

是否使用不同的方法和多樣的證據?

不同的意見有沒有機會發聲、被充分考慮和看重?

社群是否對新資訊開放?能否自我批判?

在年齡、性別、種族、族群、性向、國家等面向上,社群的組成是否多元?

最後一點需要進一步解釋,科學訓練的目的是要限制個人偏見沒錯,但所有已知證據都顯示我們沒做到這點,而且可能真的很難。個人偏見很難避免,但可以透過多樣化來校正。不過,真的需要在人口組成上多元,才能讓觀點多元嗎?

關於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是人口多元很接近觀點多元,甚至可以說是能夠促成該目標的手段。一群白人、中年、異性戀男性可能對許多議題看法分歧,但他們也會有盲點,例如在性別或性向上。在團隊中加入女性和酷兒是一個辦法,讓更多本來可能錯失的觀點被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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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團隊中加入女性和酷兒能讓更多本來可能錯失的觀點被納入考量。圖/envato

這是觀點知識論的基本論點,主要由哈定提出(見第一章)。我們的觀點很大程度取決於生活經驗,比起有男有女的社群,一個全由男性(在觀點知識論上則是全由女性)組成的社群,經驗可能比較狹隘,觀點也可能因此比較狹隘。商業世界有證據支持這點,針對職場性別多樣性的研究顯示,女性加入領導階層有助於公司獲利,但只限於一定比例:60%。如果公司領導階層全部或大部分是女性,這種「多元紅利」就會開始降低。這也的確符合以上論點。

前面提到的問題其實並不容易做到,但如果任何一點沒有做到,通常很容易就會被發現。更常見到的是社群中的某些人性格傲慢、心胸狹窄、自我膨脹(這些實在太常出現了!),但社會學觀點的知識論認為個人的影響不大,重要的是團隊整體足夠多元,公開討論的管道暢通,新證據和新想法有機會傳播。

哲學家道格拉斯論證過,當科學結論帶來的影響不在知識層面,而是關係到道德、倫理、政治或經濟,就無法避免價值觀在不知不覺中影響我們對證據的判斷。(例如自由派可能會比較快接受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因為這代表政府可能要干預市場運作,而他們對這點接受度較高。)

因此,一個議題影響社會愈深,研究它的社群就更必須公開且多元。 不過有時候某些議題看似單純、只是知識問題,實際上卻不是。科學家可能會說他們純粹在討論問題的知識面,但實際上不是。這表示無論是什麼議題,科學社群都需要留意多元和開放程度,對新想法保持開放,尤其是得到實證證據支持的想法,或嶄新的理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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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可以在決定經費補助對象或審查論文時,多加考慮新穎的想法。包容新穎想法最後發現它錯了,應該還是好過因為批判而錯過好的想法。很多科學家非常強調在面對知識時應該表現出嚴厲的態度,實際上還可能流於粗暴,這可能在無意間造成同行不願多言,特別是年輕、害羞或缺乏經驗的科學家。嚴厲很重要沒錯,但保持開放可能更重要。

We have been authoriz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o use this conten. 該內容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授權使用

——本文摘自《為何信任科學:科學的歷史、哲學、政治與社會學觀點》,2024 年 04 月,貓頭鷹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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