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唐獎教育基金會》委託，泛科學與法律白話文運動企劃執行
- 文／李仲軒 │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法學博士。學術之路由憲法學與行政法出發，熱衷於探索法律的邊界；從風險社會對法治國家的衝擊，到氣候變遷對破碎式跨國全球治理的挑戰，始終行走於法律與政治（政策）、社會、經濟、環境系統間交錯的幽微地帶。
日前聽到約瑟夫‧拉茲 (Joseph Raz) 教授獲得第三屆「唐獎」法治獎的消息。雖然有點驚訝，但倒一點也不意外。驚訝，是因為前幾屆唐獎法治獎，都是頒給對促進人權有明確貢獻及具體影響力的實務工作者。而拉茲是繼哈特之後，執掌法實證主義大纛的國際知名教授，學術聲望上堪稱一時無兩。
不過，其著述固然極為豐富重要，但同時也都頗為艱澀難懂，很難與社會直接對話，同時他也甚少針砭時事，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一位非常「純粹」的學者。以筆者在倫敦所見，拉茲的講座固然座無虛席、一位難求，但終究不同於某些「公知型」的學者，諸如 David Harvey、Judith Butler或 Slavoj Žižek，那樣人山人海的場子。
但筆者認為，拉茲的獲獎，絕對不令人意外。今年唐獎法治獎之頒給，或許就是要嘗試指出，不只實務工作，原創性的法學研究當然也可以具有巨大的社會影響。拉茲的研究成果，對於開啟社會與法律的對話，更有極其獨特的貢獻。誠如林子儀老師所說，拉茲研究的關鍵性，使任何研究者觸及相關領域，都無法迴避它。所以本文想要聊聊拉茲的研究，跟我們民主社會的生活有什麼關係，能帶給我們什麼思考上的刺激，進而能啟動怎樣的改變。
民主真的會赤字嗎？
或許我們可以從今年初，拉茲在倫敦國王學院以《民主赤字》（The Democratic Deficit）為題的講座談起。雖然該講題探討的主題是國際組織的民主化，但顯然拉茲大部分的論證或標準是交錯適用於國內以及國際組織。簡單來說，他認為民主赤字的說法，可能蘊含對民主的錯誤認識。民主應該是複數多元的想像，從而是無法定義的。爭論民主的本質內涵，往往淪為口舌之爭。
對拉茲來說，民主就如同其他的統治模式，都是歷史的創造，只在特定條件下得以作用，當環境改變，也必然會被新的模式取代。甚至，「適合或正確的模式」可能也是複數的。因為民主制度的運作是否可行甚至可欲，根本上取決於人與人的互動與相關社會制度。當相關條件改變或不存在，民主不一定是最佳的治理模式。
有人堅信，民主生活本身就彰顯德性或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與民主治理的成效無關。或者，堅信民主是最佳且唯一正當的政府形式，這種信念的確可以為組織提供正當性。但與組織的正當性或權威，更直接相關的，是組織目的良善或正當與否，表現是否能實現該目的，以及在成本效益評估上是否有更優越的替代方案。
就拉茲的觀點而言，一個組織是否需要民主化，都必須透過具體審視，在其運作的環境條件中──它的功能與結構，是否因民主化而優化？民主必須去道德化、去神聖化，才能立基於現實，包括本土傳統及當代條件。
這些條件的存否或變動直接影響民主的運作與價值，往往只能藉漸進式的變革培養，無法透過巨大的變革來創造。所以關鍵是找出這些使民主成為可能甚至可欲的條件。不該只因全球民粹浪潮就宣判民主失敗，或相反，先驗地論斷民主永遠為最佳治理模式。
從保守主義的傳統出發，拉茲的觀點其實並不難理解。這些讓人熱血沸騰的價值信念，都是特定時空的產物，所以值得珍視，但也因此其運作需特定社會條件配合，因地制宜。即便在民主國家，民主模式也不一定適用於所有制度或機構。民主無疑是把利刃，錯的是操刀必割的邏輯。
同樣地，對拉茲來說，法治也和民主一樣，不是所有問題的萬靈丹。概念上，法治和民主一樣沒有辦法，也不應該承擔所有良善的理念之重擔。拉茲主張「薄」的法治觀：法治主要作為程序性原則，不應預設實體價值，所以法治的實質內容不包括保障民主人權自由平等。也因此，法律之存否與內容，取決於可實證確認的社會事實，而非取決於抽象的道德判斷。
這表示，拉茲並不認為所有的法律都一定是公平公正、具權威性，而可以產生一般性的遵守義務──法律的社會本質是權威的自我宣稱，但一般性法律的遵守義務卻需要符合外在權威正當性條件。不過，宣稱權威，不等於具有被外界認可的正當權威，所以也不必然應被無條件遵守。法律必然宣稱權威，要求人民遵守，但實際上不能保證實現。這是典型法實證主義的立場：法律是什麼，與對法律的評價和效力分離。
既然法治不預設實體價值，那權威正當性的條件又是什麼？拉茲認為，正當權威以及正當強制性或規範性必然基於理性或理由──法律權威之命令，必須以規範客體所持的理由為理由，且能夠做成更正確理性的決定。簡單講，正當的權威，是為你作出比你自己還正確的決定，所以你的理性決定，就是放棄自主、自由，遵守權威的強制指令。
良法之所以為良善，享有正當權威，從而可以要求受規範對象遵守，不是因為它符合法治，而是因為具有理由，符合理性，或精確說，擁有比受規範對象有更好的理性。因為相對地，惡法亦可能符合法治的要求，但是唯有良法才有足夠的正當權威行使強制力。
堅持理性不會導向專家政治及權威政治
可能的質疑是，拉茲是不是可能過於迷信理性啓蒙的理念？他的權威或理性觀會不會導向專家政治或甚至權威政治？對努力追求法治、深化民主的台灣來說，將法治和民主去神聖化，已經有點震撼，強調權威的重要性和更高的理性，簡直是冒大不韙的反動。不過，如果你認為拉茲的理論是在反對民主與法治，那顯然還是沒有理解拉茲。
首先，拉茲雖強調權威的作用，但也絕對不是鼓吹服從權威。拉茲並非泛論民主與法治，對他來說，不論是無條件支持或反對，都是一丘之貉，都是繞著抽象概念打轉的口舌之爭，不能為實踐理性打開大門，這也是他反對的。有權者或許能仰賴專家理性，作成權威決定，但這並非不能挑戰、批判的。
正如前述，拉茲是想表達，法律的正當性乃至強制力，都取決於權威的決斷是否為更理性、更有利於規範對象的決定。權威的決定，只是公共論辯的起點，不是終點。
根本理由是，人是理性個體，應能自主決定有價值的生活方式。民主與法治的意義，毋須藉由制度預設進行單向的價值灌輸，用以解決所有問題。實際上，在制度上所作的價值設定，並不會自動實現，須在不同的情境透過特定政治行動與社會選擇來形塑。國家有積極促進人民自主的義務，包括提供社會條件與資源，使個人能選擇有價值的人生模式。在此意義上，他是鼓勵挑戰權威的。
其次，藉由強調理性有可比較性（權威的決定必須是更理性、更正確的，才有正當性），拉茲凸顯了所謂理性決定，並不代表有唯一正確答案。當法律脫去道德光環，就可開啟更大的空間檢視國家的價值觀。國家和所有個體一樣，對於什麼是美好的人生觀或世界觀不可能中立，各種價值觀不可能沒衝突，甚至對「民主」的理解與詮釋就可能有歧異。
這似乎進一步暗示，在多元價值與文化下，理性論述可能不止一種，存在多元理性的可能──法治的任務是，藉由維持自身中立性，來維護多元性，提供不同但同樣具有價值的生活選項，多元的理性論述藉由相互競爭，提升服務，以臻至善。
從而何謂最佳或更正確的判斷，並不一定基於單向度的工具理性或甚至公共理性。無需以維護公共性為理由，排除包括宗教在內的特定理由或理性。相反地，高舉進步道德的旗幟，追求融貫整全的法律，卻可能隱含將理性思考的結論定於一尊，或可能由所謂「海克力斯法官」（judge Hercules）以其超人但也獨斷的理性來實現，而這可能造成法律與人民脫節。
最後，權威或許通常仰賴專家理性，但是在促進理性批判上，權威的存在不見得是障礙，因為理性運用往往需要在一定知識基礎上比較分析才能進而批判。這牽涉到一個嚴肅的質問：理性思考以及知識是不是一種稀缺的資源，在不同階級間不均等的分配？若此為真，Raz所凸顯的所謂理性決定，是不是強化這種不平等？
最根本來說，所謂理性思考，不外乎說理由，講道理，願意並能夠理解事物的脈絡與關聯。理性之批判作用，不可能在毫無知識的基礎上進行。缺乏框架的發散思考，無法真正自由發揮理性。但理性之批判，也並不需要有絕對完備的專業知識才可以實現。
總結來說，拉茲用冷靜甚至近乎冷酷的態度，指出法治和民主的作用都受社會條件所限制，尤其取決於群體的理性思考與批判之水平。
深化民主關鍵不在於制度變革與壓制反動觀點
運用在現實情境中，比如近來關於民主困境與民粹現象的討論，包括民粹究竟是不是民主？民粹的浪潮，是會改善民主，或破壞民主？如果民粹真是問題，那應該是因為民粹發展到最後，往往出現拒絕不同聲音、不同理性的情形，成為排他性的主張，甚至威權、極權的法律、政治制度。
反諷的是，當前民粹浪潮的出現，又和進步／保守、民主／權威二分標籤所產生排斥不同理性的「政治正確」，不無關連。
所謂民粹主張，通常被標示為倒退、反動的意見。非理性化（irrationalized）與保守（conservative）往往成為去正當化（de-legitimise）或甚至是妖魔化（demonize）的標籤工具。但筆者認為，從拉茲角度出發，這反倒讓本來應該可以是民主制度內部不同理由的討論，轉為路線正確與否，甚至善與惡的鬥爭。
若由拉茲觀點來看，民主沒有赤字問題，或許也不是越激進越好。當本質上是民主主義的民粹，嘗試民主化所有專業官僚，如中央銀行或獨立委員會，或排除憲政上對直接民主以及政治權力的限制，從而讓人民的總意志得以完全展現，可能就是民主的界線。在這意義上，面對民粹，想要「咬緊牙關」以更民主的方式解決困境，恐怕要三思。政治權力須被抑制，即便是人民的聲音亦然。
深化民主真正需要的是本土內生的理性思辨。近一步引申拉茲的觀點，從本土脈絡出發的雙向溝通，不是以教導、駁倒，甚至羞辱對手為目標。除了真誠理解外，甚至應該幫對方釐清思緒理路，更不應以人廢言。
因為在論辯雙方間，可能存在因階級、職業、族群、教育、性別、年齡的不平等，所衍生的知識與資訊落差（注意，這裡說的是在說理論證上，可能存在因知識與資訊落差造成的壓迫，但不能忽視的是，在其他現實情境中，民粹的大眾很多時候是扮演壓迫少數者的角色）。
在這種情況下，贏得論辯，除了彰顯權力與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壓迫外，並沒有太多理性上的意義。民粹的興起，逼使社會理解，以及開始探求其存在或發生的理由，可說是病急投醫。雖然這個相互壓迫、弱弱相殘的困局，令人感嘆，但是凸顯出當前代議、間接式的民主的缺陷，也有其意義。
扼要說，拉茲研究的一個重要實踐意義在於：闡明民主與法治的關係。透過說明理由的要求，讓公共討論可以聚焦在本土的具體問題上，而不在抽象的概念與口舌之爭打轉；雖然理性論述可能也有不同的理解，但不妨礙其作為溝通的共通語言。而「薄的法治觀」，可以作為一個中立的制度平台，在這個平台上，由權威的決定開啟追求至善的對話，以建構正當的法律權威及規範性，並最終實現真正的民主深化。
本文由《唐獎教育基金會》委託，泛科學與法律白話文運動企劃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