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空舞動的樂音與漂浮空中的現代芭蕾── 2018 年「歌劇院台灣國際藝術節」帶來了什麼新鮮事？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本文由臺中國家歌劇院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 文／趙軒翎

  

「藝術家永遠是在社會發展之前，看到未來三十年可能發生在人類身上不可思議的變化。」

邀請到臺法文化獎得主克里斯汀 · 赫佐（Christian Rizzo）擔任「2018 歌劇院台灣國際藝術節」（NTT-TIFA）共同策展人的幕後推手、同時也是臺中國家歌劇院藝術總監王文儀，談到科技與藝術時這麼說。

科技發明改變人們生活，關鍵並非技術的進步，而在於人類的創造力。藝術，更是創造力的先行者。當藝術家透過科學、科技等元素去成就表演時，我們能從中感知的不只是創造力萌發的歷程，更是利用藝術去對科技的未來進行探索。

今年（2018）在臺中國家歌劇院舉辦的「歌劇院台灣國際藝術節」（NTT-TIFA）中，將展演一系列來自世界各地的表演藝術作品，它們不只是純粹的芭蕾舞、現代舞、舞台劇，這系列的表演中，藝術家特別加重了「科技」元素的表現。

準備好要跟著我們一起用藝術去探索科技了嗎？

與庫卡機器人翩翩起舞

舞台上兩道燈光，緊隨著男舞者與橘色機器手臂，舞者在起舞的同時，機器也隨之動作，像是有意識地成為舞伴。一人一機、一左一右詩意共舞，有如正在一同互動對話。台上的舞者是編舞家黃翊，而他的舞伴，並不是人類或是具有人類外型的「機器人」，其實是來自大型工廠的「機械手臂」，它的名字叫庫卡（KUKA）。

庫卡是德國機器人大廠製作的工業機器產品，不管是搬運大型玻璃、機械鑄造、金屬焊接等工作，它都能忍一般人所不能忍，耐高溫、耐髒、耐操、耐勞，成為自動化生產線的助力；在工廠的環境中，它是電腦控制的機械手臂，能夠精準完成被交付的任務。

在舞台上，庫卡似乎跳脫了機械的身分，有了自己的意識。王文儀說，在表演中有些時候黃翊想要去觸碰庫卡，有些時候換成庫卡也有「積極」觸碰人類的行為，冷冰冰的機器和舞者有溫度的肉身，用和諧舞蹈展開了既協調又對比的畫面。

庫卡這個機器手臂能夠與人和諧共舞，背後依舊是程式在運作。在黃翊編舞時，也必須一行一行的編寫庫卡的移動程式，「教導」著庫卡這個新舞者，在他的指令下舞動，讓機器可以到這個舞台上與舞者一同展現美感與對話。

極美：面對極端情況，身體自然湧出的能量

而另一個擁有類似概念的表演是《I/II/III/IIII》，比利時編舞家克里斯．瓦東克的作品。特別的是，表演中女舞者們通通被懸吊在空中，像是魁儡般以相同的肢體動作，循環著獨舞、雙人舞、三人舞甚至四人舞。王文儀說，一開始看到懸吊在空中的舞者時，忍不住會聯想到影片中拍攝的屠宰場畫面，因此她自己將這個表演歸類成一個「危險邊緣」的作品。現代舞最基本的元素，包括了舞者個性的身軀以及適切的音樂；但是在這個作品中，漂亮的舞者被懸掛在機械裝置上，修長的腿、美麗的比例、柔軟的身體，都因此被限制，只能重複自動化系統一般的相同動作。

對於觀眾來說，這場表演也因此心情上也呈現一種洗三溫暖起伏的感覺，王文儀說自己在剛開始看表演時，時常在為台上懸吊著的舞者擔心，深怕她們一不小心跌下來，或是撞到旁邊的舞者。編舞家好似刻意將表演和觀眾都帶到懸崖邊，讓大家都繃緊了神經。但漸漸地，當觀眾感受到舞者其實完全能控制、掌握自己的姿態，緊張感才慢慢褪去。同時也因為緊張集中，而更能感受到舞蹈中的獨特美感。如果最初編舞家沒有將女舞者吊掛起來，那麼這齣現代舞碼反而無法帶來這麼深刻的感官體驗。

編舞家瓦東克認為「面對極端情況，身體自然湧出的能量才是極美」表演中試圖藉由這種柔性的「摧殘」，希望引發觀眾奇異的聯想。如果要簡短形容這齣舞碼，或許就是一齣機械版的「天鵝湖」，讓觀眾感覺矛盾，微微驚異的同時被其中的翩翩優雅所吸引。

以機械音表達空間哲學

而另一名義大利籍編舞家瑪麗亞．多娜塔．居荷索的表演《黃金 E 空間》，卻又是另外一種藝術家與科技之間的應用與妥協。非常喜愛東方文化的她，想在舞台上呈現日本文化對於空間的概念。在她的舞台上，有許多多面體在舞台上轉動，舞者在舞蹈中自然地與多面體互動。

王文儀分享，這個表演當初在設計上，為了要讓多面體能夠如編舞家的要求，在舞台上可以平滑、順利、安靜的轉圈，確實在儀器上花了許多功夫。然而，最終「安靜」這點受限於器材本身，有了一些調整，卻成為作品中一個巧妙的設計。

原來，要使舞台上的多面體轉動，馬達聲響始終無法避免。就像是我們生活上有許多電器用品，使用的過程仍不免產生額外的聲音，成為生活中的背景音。在這齣表演中也相同，編舞家既無法解決馬達的聲響，她選擇了與聲音共存，讓它成為作品音效的一部分。在表演的音樂之中，沒有特別去掩蓋馬達的聲音，反而與配樂共處，成為演出音樂的一部份。而在最終，表演中存在的馬達音，就好像我們生活中冷氣機室外機的運轉聲、汽車引擎聲般，不突兀也不引起注意，反而作為一個補充空間感的存在。觀眾們更能隨著舞者的肢體，去探索幾何美學，感受編舞者的空間哲學。

使用高科技的苦惱：器材還需要更好！

藝術領域時常搶先使用科技新產品，而本次為了讓表演達到藝術家所要的效果，場館花費了許多心力去備齊所有器材。

以這次 NTT-TIFA 的《熱室》表演為例，這是一個把觀眾帶到舞台上，把觀眾席當作舞台的表演。當觀眾們坐在舞台之上，會有四個螢幕環繞在身邊，或上或下移動，播放著不同的片段。這是泰國導演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的作品，他希望打造讓觀眾身處在夢境，感受虛實交錯的感官體驗，因此不僅需要多個螢幕投影，更要將原本的觀眾席佈滿煙霧。在其他小場館的表演還好，但這次《熱室》搬到歌劇院的大劇院表演，原來可容納 2000 人的場地得充滿煙霧，就得動用 40 台煙霧機才能做到。王文儀說，整個臺灣各式場館煙霧機總量可能也只有 4、50 台，這一個表演就需要這麼多台，真的超乎想像。

除此之外，導演設計在觀眾席的最後方進行投影，不同於只是投影在舞台布幕上，由觀眾席最後方投影讓距離變遠，投影在煙霧上的影像效果得以清晰可見，著實費了籌備團隊許多苦心。投影機的原理在於使用高亮度的鹵素燈泡來製造光源，再透過將光分成紅色、綠色和藍色三種色光，打在螢幕上。因此投影機的燈泡是機器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也是昂貴的消耗品。然而這次歌劇院為了這個表演使用了新型的投影機，以雷射光作為光源，亮度可達 3 萬流明，具有遠比一般投影機更強大的投影效果，解決了表演所需儀器的難題。

因此在觀賞《熱室》的時候，就像身處一場穿梭在觀眾席以及舞台上、參與現場演出的電影，在醫院照顧嗜睡症病患的志工阿珍，和沉睡的士兵阿義，在彼此的夢境中相遇。隨著聲光音效的轉換，跟從導演的安排，穿越在故事的現實、回憶與傳說之中。然而，你也會發現這不只是一個表演，更是導演自己對於泰國生活與社會的描繪，與對現狀提問的能量釋放。

鏡像的舞蹈，挑戰你的感知

不只利用高科技，今年臺中國家歌劇院也有些表演運用了特殊的設計，玩弄觀眾的感知。

在《立體．境》中，對分為二的舞台上，每邊各站著一個舞者，隨著音樂舞動。兩邊舞者以相同的舞姿開場，然而隨聲光的改變，以舞台中線為鏡面，舞者竟逐漸相對跳起鏡像的舞蹈。在這齣表演中，編舞家梵松．居彭打造出一個超現實的平行舞台，讓舞者動態宛如雙胞胎，相似，卻又相異。

在這齣表演中，編舞者恣意的挑逗著你的感官，在各種破壞後，試圖重新搭造一個新的感知體驗。舞台上會刻意安排兩個舞者躍往舞台的兩方，讓觀眾不知該追逐哪一道身影；或是讓戴著耳機觀賞的觀眾，感受現場空氣、呼吸、聲響以及配樂節奏與影像動作間的微妙錯位，藉此挑逗眾的感官經驗與聆賞經驗。

特雷門琴，啟發舞動的音樂

20 世紀初，既是物理學家也是音樂家的李昂．特雷門（Léon Theremin），發明了「特雷門琴」，一種完全不需要接觸就能演奏的樂器。這個樂器由兩個天線結構組成，一個控制聲量、一個控制頻率。人體與樂器的天線距離變化，會影響特雷門琴的電容大小，從而調整振盪頻率、產生不同的聲音。

來自波蘭的編舞家藝術家歐拉．瑪齊耶斯嘉，就是受到特雷門琴的啟發，創作了《手足舞蹈音樂會》這支表演。在表演中，她牽動舞者身體與樂器天線之間的關聯，讓肢體引動而生的音樂，搭配 DJ 現場即興表演，每一場表演，都擁有獨一無二的旋律。

藝術家探索的不只是科技，更是人類未來的模樣

台灣國際藝術節（TIFA）已在臺北兩廳院進行十年左右，新開幕的臺中國家歌劇院從去年開始加入，成為 TIFA 的生力軍「歌劇院台灣國際藝術節」（NTT-TIFA）。

今年（2018）是 NTT-TIFA 的第二年，去年歌劇院剛正式啟用，以「青春」作為年度主題，相較於臺北，臺中在表演領域仍是個年輕的市場，王文儀希望帶給剛接觸劇場的觀眾優秀且經典的作品，選擇的表演相對在語言、劇情上較明顯。然而第二年的 TIFA，強調的則是「跨學科」，編舞家將不同領域的意象加入在表演之中，雖然仍有深層的情感連結與生動的情緒描繪，但因為使用了更多元的器材，讓人體在不同材質間創新表演的想像，拓寬了素材的範疇，並加重了作品的力量。

王文儀強調，這次的 TIFA 雖然運用了許多科技，但最重要的內容不只是科技，而是藝術家藉此展現的創造力。為什麼不強調技術？王文儀說，確實所有科技藝術節都在探索如何在表演中加入高端的科技，但這一次我們呈現的藝術節，希望觀眾理解到表演背後藝術家充沛的好奇心與執行力。

「藝術沒有想要征服或證明什麼，而是一個探索的驚喜過程。」王文儀說。

本文由臺中國家歌劇院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2018「歌劇院台灣國際藝術節」活動，精彩開鑼囉！

作者 / 張白香

編按：出生於芬蘭的 Erkki Kurenniemi（1941-2017）身上混雜著各種不同身份：電子音樂編曲家、實驗電影製作人、電腦動畫家、機械工程師、發明家、未來主義者……等等。即使他致力於相關創作多年，但在北歐國家外卻鮮為人知，直到他2012年的展覽「in 2048」。
這次在TAxT桃園科技藝術節（ 2017/10/06~11/05）中不只復刻出了他創作的電子音樂合成器，也播映了 Kurenniemi 的紀錄片《無法想像的未來》（Future Is Not What It Used To Be），讓我們對於這位混雜著科學家、人文主義者、藝術家等多重身份的 Kurenniemi 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藝術與科技的分野？

當談及能夠穿梭不同專業的人物，如科學、藝術等差距甚大的領域，除了文藝復興時期的達文西，是否還有其他更接近我們今日生活中的天才？而在一個科技無所不在，卻又無邊無際的時代中，我們如何去檢視硬體、軟體跟日常生活中的關係？如何想像在科技並未成為大眾耳熟能詳的名辭之前，那些今日被歸類為科技的物件、技術，是怎麼被看待？從那種觀點中，是否又能得到有別於今日對科技的其他理解？今日的達文西，又可以從哪些形式，展現其融會貫通，跨越邊界的創新與想像？

平時我們總會認為藝術與科技，無論從表現形式、創造過程或領域特性中，有著相當顯著的差異，又以後者跟技術的關係較為緊密；藝術跟技術之間，一方面因為藝術給予外界神秘、強調靈感、奔放不受約束的印象影響，而不易被放置在分析的框架下討論，另一方面，藝術這樣的特質，令技術在其中所扮演的功能與重要性被隱蔽，而著重於強調藝術家本身的卓然視野。然而這樣的預設，也讓人不禁疑問：無論不同刻板印象的有效性，若是忽略科學與藝術的差異與分別，是否反而能夠因此流暢地在不同領域中穿梭？

如同Erkki Kurenniemi 同時有童話故事創作的母親，以及研究科學與保險精算的父親一樣，一邊教導他如何透過想像等思考技術的展開，去看見山怪（troll）以及其他被想像出來的東西，另一邊則讓他掌握各種物質性的技術，如科學、工程、設計等，令他得以成為一名創客與駭客，設計電子樂器、編曲、以及製作藝術裝置。

訊號的背後：是事實陳述，也是藝術饗宴

對於科學家來看，儀器所產生的線條與畫面，都只是傳達資料與事實的溝通管道，但是對於藝術家而言，這些線條的造型、樣式（pattern），螢光幕上的光影變化等等，都是未曾有過的視覺感知經驗，因而可能成為藝術創作的素材，並透過捕捉這些畫面成為作品。這好似二十世紀初印象派透過光學知識與技術的發展，認識世間萬物的顏色變化，都是來自於光線的反射結果，因而透過畫布進行實驗，嘗試捕捉光影轉瞬之間的變化畫面。Kurenniemi 的錄像作品之一 <On-off> (1963) 就是此般的實驗，這或有如 John Whitney Sr. 的 <Catalog> (1961) 、皆是以訊號直接的直接呈現作為表現手法，亦與資料／資訊視覺化（information / data visualization）的電子化有所相關。

然而Kurenniemi的實驗不僅於此，他對於電子化與數位化世界的理解與興趣是全面性的：在他的眼中，構成電子數位世界的元素、不僅僅是單一件儀器，而是各種儀器組合而成的異質性網絡。除了對電子訊號的視覺實驗外，Kurenniemi亦探討攝影機鏡頭對於影像所帶來的效果，<Electronics in The World of Tomorrow> (1964) 機械式的畫面位移、鏡頭的縮放，對焦與失焦，搭配機器運算與電訊傳播中話筒聲音所產生的環境（ambient）音響，這樣的實驗方式，貌似Peter Weibel 的 <Endless Sandwich> (1969)，實驗攝影機與螢幕所構成的影像訊號循環回饋（video feedback loop）具有什麼樣的藝術特性。

在學院中，他首先接觸的是科學的知識，然而科學知識所構成的世界觀，並不能解答他對世界是否是個連續體或是分裂的疑問，有限或是無限。Kurenniemi 需要一個更具整體性的觀看方式，這促使他離開科學，投入藝術此一更不具典範限制的實驗自由度──即便他所自身的實踐與思考，本就沒有藝術與科技之區分，而更接近於以同樣的原理與系統，在不同媒介語言的相互溝通、轉譯對話中，創造未曾被描述過的敘事。

此一對於邊界的批判與挑戰，也反映於 Kurenniemi 對於物質與技術的思考上，他認為未來人和機器會結合在一起，人在哪結束，機器又從何處開始，彼此的邊界會變得更加模糊，那將是由人、社群、有意識的機器、會說話的動物，會思考的汽車、城市與電腦所組成的世界，彼此個體能夠以不同尺度思考，成為一動態而流動的共生體（symbiosis）。

這種對於不同物質間特性相互流通的思考，甚早便實踐於Kurenniemi的作品中，如影像作品 <Computer Music> (1966)，或是如他研發的樂器「DIMI」具有記憶功能，可以記住聲音指令。這種對於機械的洞見也令他的發明炙手可熱，不得不成立公司以應付生產需求，然而他並未因此而停止探索融合的可能，更開發了DIMI系列樂器，結合攝影機、電腦、管風琴鍵盤、感應器等元件，利用影像辨識 (DIMI-O)、多人共同互動並即時轉換動作為演奏 (DIMI-S)，也曾與Samuel Beckett等人合作實驗其可能性。

Kurenniemi也很清楚地意識到，電腦中的程式編碼和樂譜，都是資訊透過不同媒介的分佈與表達方式，即兩者構造與組成方式有異曲同工之處，而彼此之間是可以互相轉換的，而這並不僅限於程式碼與聲音，實際上光線、影像、運動、顏色與氣味都能相互轉換，甚至電腦就能夠模擬世界的運作──電子遊戲便是一例。<Feel It Exhibition> (1968) 便是將聲音的震動轉化為可以接觸（haptic）的狀態，嘗試製作沒有正常聽力的人也能感受的展覽。

這種流動的思維，令他可以平均無偏差地（unbiased）看待所有構成事物的組成，進而形成一網絡性的思考方式，這讓他甚早就明白人類與自然彼此之間的未來，將是相互依存的。遺憾的是，即便有 Erkki Kurenniemi 這樣如先知般的人存在，並給予存在於未來的人依然受用的建議與預言，雖然其中不免有過於理想與大膽的猜測，這種概念於今日依然不甚普遍，人們依然將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護視為對立的價值，而未能從網絡的層次去思考與理解。或許在今日對於科技的發展與進步越發重視的當下，更需要透過回顧過往的歷程，才能平衡對於科學技術的觀看方式，重新思考一個合宜的科技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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