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會讓在台日人體質退化？熱帶神經衰弱與撕不掉的灣生標籤

本文由 建研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當你走進一棟建築，是否能感受到它對環境的友善？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但現今建築不只提供我們居住和工作的空間，更是肩負著重要的永續節能責任。

綠建築標準的誕生，正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匱乏問題，確保建築設計能夠減少資源浪費、降低污染，同時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然而，要成為綠建築並非易事，每一棟建築都需要通過層層關卡，才能獲得標章認證。

為推動環保永續的建築環境，政府自 1999 年起便陸續著手推動「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以及「綠建材標章」的相關政策。這些標章的設立，旨在透過標準化的建築評估系統，鼓勵建築設計融入生態友善、能源高效及健康安全的原則。並且政府在政策推動時，為鼓勵業界在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綠建築手法，自 2003 年特別辦理優良綠建築作品評選活動。截至 2024 年為止，已有 130 件優良綠建築、31 件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涵蓋學校、醫療機構、公共住宅等各類型建築，不僅提升建築物的整體性能，也彰顯了政府對綠色、智慧建築的重視。

說這麼多，你可能還不明白建築要變「綠」、變「聰明」的過程，要經歷哪些標準與挑戰？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綠建材標章

第一招：依循 EEWH 標準，打造綠建築典範

環境友善和高效率運用資源，是綠建築（green building）的核心理念，但這樣的概念不僅限於外觀或用材這麼簡單，而是涵蓋建築物的整個生命週期，也就是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和維護階段在內，都要貼合綠建築的價值。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臺灣在綠建築的制訂上不落人後。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溫高，濕度也高，得要有一套我們自己的評分規則——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應運而生，四個英文字母分別為 Ecology（生態）、Energy saving（節能）、Waste reduction（減廢）以及 Health（健康），分成「合格、銅、銀、黃金和鑽石」共五個等級，設有九大評估指標。

我們就以「台江國家公園」為例，看它如何躍過一道道指標，成為「鑽石級」綠建築的國家公園！

位於臺南市四草大橋旁的「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第8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唯一的濕地型的國家公園。同時，還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其外觀採白色系列，從高空俯瞰，就像在一座小島上座落了許多白色建築群的聚落；從地面看則有臺南鹽山的意象。

因其地形與地理位置的特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則成了台江國家公園的首要考量。園區利用既有的魚塭結構，設計自然護岸，保留基地既有的雜木林和灌木草原，並種植原生與誘鳥誘蟲等多樣性植物，採用複層雜生混種綠化。以石籠作為擋土護坡與卵石回填增加了多孔隙，不僅強化了環境的保護力，也提供多樣的生物棲息環境，使這裡成為動植物共生的美好棲地。

第二招：想成綠建築，必用綠建材

要成為一幢優秀好棒棒的綠建築，使用在原料取得、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綠建材」非常重要。

這種建材最早是在 1988 年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被提出，一路到今日，國際間對此一概念的共識主要包括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廢棄物減量（reduce）和低污染（low emission materials）等特性，從而減少化學合成材料產生的生態負荷和能源消耗。同時，使用自然材料與低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建材，亦可避免對人體產生危害。

在綠建築標章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於 2004 年 7 月正式推行綠建材標章制度，以建材生命週期為主軸，提出「健康、生態、高性能、再生」四大方向。舉例來說，為確保室內環境品質，建材必須符合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等條件；為了防溫室效應的影響，須使用本土材料以節省資源和能源；使用高性能與再生建材，不僅要經久耐用、具高度隔熱和防音等特性，也強調材料本身的再利用性。

在台江國家公園內，綠建材的應用是其獲得 EEWH 認證的重要部分。其不僅在設計結構上體現了生態理念，更在材料選擇上延續了對環境的關懷。園區步道以當地的蚵殼磚鋪設，並利用蚵殼作為建築格柵的填充材料，為鳥類和小生物營造棲息空間，讓「蚵殼磚」不再只是建材，而是與自然共生的橋樑。園區的內部裝修選用礦纖維天花板、矽酸鈣板、企口鋁板等符合綠建材標準的系統天花。牆面則粉刷乳膠漆，整體綠建材使用率為 52.8%。

在日常節能方面，台江國家公園也做了相當細緻的設計。例如，引入樓板下的水面蒸散低溫外氣，屋頂下設置通風空氣層，高處設置排風窗讓熱空氣迅速排出，廊道還配備自動控制的微噴霧系統來降溫。屋頂採用蚵殼與漂流木創造生態棲地，創造空氣層及通風窗引入水面低溫外企，如此一來就能改善事內外氣溫及熱空氣的通風對流，不僅提升了隔熱效果，減少空調需求，讓建築如同「與海共舞」，在減廢與健康方面皆表現優異，展示出綠建築在地化的無限可能。

在綠建材的部分，另外補充獲選為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新建工程，其採用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較低的建材，比方提高高爐水泥（具高強度、耐久、緻密等特性，重點是發熱量低）的量，並使用能提高混凝土晚期抗壓性、降低混凝土成本與建物碳足跡的「爐石粉」，還用再生透水磚做人行道鋪面。

同樣入選 2023 年綠建築的還有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首先，他們捨棄金屬建材，讓高爐水泥使用率達 100%。別具心意的是，他們也將施工開挖的土方做回填，將有高地差的荒地恢復成平坦綠地，本來還有點「工業風」的房舍告別荒蕪，無痛轉綠。

等等，這樣看來建築夠不夠綠的命運，似乎在建材選擇跟設計環節就決定了，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建築是活的，需要持續管理–有智慧的管理。

第三招：智慧管理與科技應用

我們對生態的友善性與資源運用的效率，除了從建築設計與建材的使用等角度介入，也須適度融入「智慧建築」（intelligent buildings）的概念，即運用資通訊科技來提升建築物效能、舒適度與安全性，使空間更人性化。像是透過建築物佈建感測器，用於蒐集環境資料和使用行為，並作為空調、照明等設備、設施運轉操作之重要參考。

為了推動建築與資通訊產業的整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4 年建立了「智慧建築標章」制度，為消費者提供判斷建築物是否善用資通訊感知技術的標準。評估指標經多次修訂，目前是以「基礎設施、維運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智慧創新」等六大項指標作為評估基準。
以節能管理指標為例，為了掌握建築物生命週期中的能耗，需透過系統設備和技術的主動控制來達成低耗與節能的目標，評估重點包含設備效率、節能技術和能源管理三大面向。在健康舒適方面，則在空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空氣品質、水資源等物理環境，以及健康管理系統和便利服務上進行評估。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建築應用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及智慧創新 8 大指標先進技術，來達成兼顧環保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是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打造的指標性建築，受到國際矚目。

在興建階段，為了保留基地內 4 棵原有老樹，團隊透過測量儀器對老樹外觀進行精細掃描，並將大小等比例匯入 BIM 模型中，讓建築師能清晰掌握樹木與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確保施工過程不影響樹木健康。此外，在大樓啟用後，BIM 技術被運用於「電子維護管理系統」，透過 3D 建築資訊模型，提供大樓內設備位置及履歷資料的即時讀取。系統可進行設備的監測和維護，包括保養計畫、異常修繕及耗材管理，讓整棟大樓的全生命週期狀況都能得到妥善管理。

智慧建築導入 BIM 技術的應用，從建造設計擴展至施工和日常管理，使建築生命周期的管理更加智慧化。以 FM 系統 ( Facility Management，簡稱 FM ) 為例，該系統可在雲端進行遠端控制，根據會議室的使用時段靈活調節空調風門，會議期間開啟通往會議室的風門以加強換氣，而非使用時段則可根據二氧化碳濃度調整外氣空調箱的運轉頻率，保持低頻運作，實現節能效果。透過智慧管理提升了節能效益、建築物的維護效率和公共安全管理。

總結

綠建築、綠建材與智慧建築這三大標章共同構建了邁向淨零碳排、居住健康和環境永續的基礎。綠建築標章強調設計與施工的生態友善與節能表現，從源頭減少碳足跡；綠建材標章則確保建材從生產到廢棄的全生命週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並保障居民的健康；智慧建築標章運用科技應用，實現能源的高效管理和室內環境的精準調控，增強了居住的舒適性與安全性。這些標章的綜合應用，讓建築不僅是滿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成為實現淨零、促進健康和支持永續的具體實踐。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每天通勤時是否注意過身旁同行的有誰？可能是腳踩高跟鞋的 OL、認真回覆工作群組的女強人，或是右手牽小孩、左手拿公事包的媽媽，她們都是在職場打拚的職業婦女。當今的臺灣職場是女性展現能力的舞台，但在百年前的今天，女性要遠赴職場工作並不容易。

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兼任研究員，經由地毯式搜集各式史料檔案，訪問近百位日治時期職業婦女，撰寫出職場女先鋒一路走來的艱辛歷程。一起了解臺灣女性如何脫胎換骨，在職場與公共領域發光發熱！

重回開端

當今的臺灣職場是女性展現能力的舞台，無論在學校、醫院、各類公司行號、甚至戶外工地都能見到女性的身影。然而，在百年前的臺灣社會，女性要遠赴職場工作並不容易。直到日治時期現代化思想傳入，殖民政府有計畫地開發臺灣經濟，臺灣女性終於迎來改變的契機！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兼任研究員透過地毯式搜集各式檔案與史料，訪問近百位日治時期職業婦女，撰寫出職場女先鋒一路走來的艱辛歷程。

究竟傳統漢人女性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樣的轉機促使女性走入職場？在職場上面臨哪些難題？工作中學習到的新知又對親友與社會大眾產生何種影響？

付出的勞力超乎想像

你對傳統漢人女性的印象是什麼？是裹著小腳整天窩在家中？還是相夫教子的賢內助？上述刻板印象常讓我們以為漢人女性不事生產。事實上，無論是大家閨秀或平民女子，多少都會付出勞力。

富貴人家的千金雖然裹著小腳，依然會為家中做些縫紉、編織或刺繡之類的女紅。生活在鄉村的女性更是刻苦耐勞，纏足婦女就算行動不便，還是會下田工作、飼養牲畜，或是去茶廠幫忙撿茶、編織草帽或草蓆。許多粗重工作也可見到女性身影，例如生活在礦區的婦女會跟著丈夫下坑採礦，彼此赤裸著上半身在悶熱的礦坑內工作。

臺灣女性的精明能幹還展現在家務的操持上，在名為「鬮書」的分產與買賣契約，經常看到女性擔任仲裁或見證人的角色。還有寡婦甚至會立約對外招夫養子，跳脫女子婚姻只能由父兄作主的窠臼。

上述勤儉美德、主持家務與勞動經驗在女性親屬之間代代相傳，為臺灣女性從一、二級產業往知識密集職業發展奠下改變的因子。然而，女性要成為名副其實的職業婦女並不簡單，還必須解除傳統習俗對身體與心智的束縛。

先從「放足」開始！

我們常聽到古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在審美觀上崇尚「三寸金蓮」，但這些習俗皆是阻礙女性往外發展的高牆。

日本殖民政府為了讓臺灣女性可以更大量地投入經濟活動，決定從「廢除纏足」和「興辦女學」做起。但是光憑政府一己之力還力有未逮，必須借助民間的力量共同革除陋習。

纏足、辮髮、吸鴉片被日人視為臺灣三大陋習，根據目前所知最早的調查發現，1905 年的臺灣計有 80 萬 616 人纏足，約佔臺灣女性總人口的 56.9%，其中閩籍女性約佔 68%。換句話說，1905 年以前高達三分之二以上的女性有纏足。

要改變根深柢固的觀念並不容易，加上日治初期需攏絡民心、消弭反抗，於是採取漸進政策。深受百姓尊崇的紳商名流、知識份子等地方領導階層，是總督府極力爭取合作的對象。

治臺初期，總督府經由報章雜誌讓地方領導階層了解，纏足對女性的身心造成莫大的危害，且中國維新人士已大力倡導放足，臺灣應跟上世界潮流！自此，紳商名流組織的天然足會在各地發起放足運動。

許多推動放足運動的地方紳商妻女率先放足，並相繼加入鼓吹放足的行列。婦女之間惺惺相惜，對於纏足的痛苦更能感同身受，促使放足人數大幅增加。

放足觀念也成為學校教育的一環，游鑑明分享從受訪者處聽到的故事：「學校老師會拿根棍子戳戳學生的鞋子，確認腳是否有放大。」而學校也宣導纏足會讓地震來時難逃生，或是透過展覽會展示纏足後變形的可怕雙腳。

總督府眼看社會風氣已成熟，自 1915 年 4 月開始，正式透過保甲制度發起強制放足命令，除了因蹠趾變形無法放足，拒絕放足者會被處以罰鍰。在強制命令的推行下，1916 年 3 月的放足人數已達到 67 萬 3 千人。

放足後，行動的便利性擴展臺灣女性從事經濟活動的範圍，但要成為擁有專業技能的職業婦女還需接受教育或專業訓練。

勸學大作戰

在重男輕女的傳統社會中，讀書對絕大多數的女性來說是種奢侈，儘管日本政府將女子教育列入教育體系中、成立專供臺灣人就讀的公學校，但在日治中期以前，女童就學的意願依然低落。

游鑑明細數女童無法就學的原因：「很多女童因為家中農忙、天氣不好、學校男學生多、沒有女老師等原因就不去唸書，有女童甚至要女扮男裝才敢去唸書。」

為了提高女童就學率，日本政府採取放寬就學年齡、男女分班、增加女老師等教育制度。此外，總督府發現，家中女性長輩掌握女童的讀書權，於是曾在士林舉辦女性限定的展覽會，展出插花、摺扇、和服等日本傳統工藝，邀請祖母、媽媽帶女童一起參觀，讓媽媽們知道女童入學就能學習手工藝，可為將來結婚預備嫁妝。

學校方面也派出老師挨家挨戶勸學，其中女老師的勸學成功率相對較高，因為女老師是因為唸了書才改變身分地位，她們的現身說法較能打動家長的心。

在官民的相互呼應下，1938 至 1942 年間，臺籍女童入公學校就讀率上升到 54.1%，但能接受完整初等教育的女童，大約為全部學齡童的十分之一，而且多數來自中上階層家庭。

如想繼續攻讀高等學歷，臺灣本地的教育措施並不完善，缺乏獨立的女子專門學校。以培養女老師的學制為例，女學生自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下稱三高女）畢業後，殖民政府只在校內附設師資班做短期的職前培訓。至於有志從醫的女生，則必須出國留學才能獲得深造機會。

雖然日治時期的女子教育未能延伸到高等教育，但教育程度可作為有力的求職履歷，此一新觀念開始在民間扎根，為想要翻轉身分地位的女性帶來希望。

帶來的改變

那麼，日治時期出現哪些女性從事的新興職業呢？進入職場又為女性帶來哪些改變？游鑑明的研究聚焦在五種新興職業：女教員、女醫生、新式產婆、看護婦、女工，她發現這些投入職場的女性雖然出生背景、學經歷與工作內容存在差距，卻具備四項共同的現代性特徵。

首先，女性開始積極「參與」更多元的工作，甚至嘗試爭取以男性居多的職業。例如從臺北女子職業學校畢業的吳謹，進入臺北自動車講習所接受司機員培訓，於 1928 年成功取得司機執照，成為當時臺北州公共汽車唯一的女司機。

其次，經由高等教育與專業訓練養成的女性也更具「雄心壯志」！例如女醫生和新式產婆要在地方開業，必須想辦法獲得當地居民的信任，並盡可能打開知名度、招攬生意。因此，我們可在日治時期的報紙看到女醫生刊登的宣傳廣告，在藥局看到新式產婆掛的廣告招牌，她們積極在社會上為自己發聲。

其三，職業婦女的「地理活動」範圍也因求學與工作等原因而擴大。例如中南部的女生遠赴三高女圓老師夢，取得教師資格後會被分派到異鄉執教。在保守的臺灣社會，女生獨自離鄉謀生是相當重大的決定，更別提女醫生還須出國留學、克服文化差異。

其四，女性靠自己賺取穩定的薪水後，「消費取向」開始改變，更有能力為自己與家人添購新興商品或奢侈品。例如女工為了讓家人定時抱孩子來餵奶，會購買時鐘，進而將現代時間觀帶入家庭。女教員、女醫生會為自己挑選最摩登的西式婚紗，帶動流行風潮！

殖民現代性的矛盾

女性就業是臺灣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但日本政府重視的是思想同化與經濟發展，極少顧及臺灣勞工的就業權益，骨子裡採行一種「殖民現代性」的治理方針，因此就業措施不完備、職場差別待遇、種族與性別歧視等問題幾乎天天上演。

例如臺籍女教員的薪資不只比日本、臺灣的男教員低，也比日本女教員低，但臺灣和日本女教員明明是來自一樣的養成背景。

此外，多數臺籍女教員就算能力再強，也只能教低年級學生或家事課程。直到戰爭末期，男教員上戰場、日籍教員返國，才有機會教到中高年級學生。

日治時期稱為「看護婦」的護理師則被迫簽訂「單身條款」，婚後必須離職，造成很少人能夠久任。此外，臺籍看護婦還需忍受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

同時擁有看護婦和產婆執照的尹喜妹，在二戰時被派往海南島工作，她向游鑑明抱怨日方的差別待遇：「院方規定凡是參加醫療隊的日籍護理人員都可以留職停薪，可是臺灣人卻必須辦理離職手續，護士長的人選卻是經驗遠不如我的日本人。」

引領女性邁向職場

儘管在職場上充斥許多不公平待遇，學得一技之長的職業婦女仍將新觀念傳遞給周遭親友，造福社會大眾。

新式產婆的出現即是產家與新生兒的福音。在缺乏衛生觀念的時代，傳統產婆會用生鏽的剪刀斷臍、以胡麻油塗抹嬰兒的肚臍，一不小心就會造成細菌入侵，引發破傷風或敗血症。

為了降低嬰兒夭折率，日本政府規定，傳統產婆一律要接受 3 至 7 天的講習，且只能在限定地點開業 3 年，如遇難產則需由婦產科醫師負責接生。此外，公家和民間醫院也紛紛開設產婆講習所，培養具備產前檢查、接生技術與衛教觀念的新式產婆。

新式產婆也兼負起教育產家正確生產觀念的義務。產婆劉阿秀提到，有些家庭迷信用舊衣包裹新生兒可以助其成長，不知此舉可能造成細菌感染，因此她會要求產家在預產前幾日要清洗床單與衣物，以太陽曝曬方式確實殺菌。

這群誕生於日治時期的職業婦女，歷經求學、受訓與職場挑戰，在打拚事業之餘努力兼顧家庭。進入國民政府時期，許多女性揮別殖民政府的束縛，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有人參選縣市議員為公眾服務，或以職場前輩身分作育英才，她們正是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

延伸閱讀

1. 游鑑明老師個人網頁
2. 游鑑明（2022）。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展現能力，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有跟家中長輩聊過年輕時結婚的回憶嗎？阿公、阿嬤的回答可能會顛覆你對婚姻的認知！傳統漢人社會流傳一種特別的「童養媳婚」，小女孩被帶到男方家養大後，直接嫁給一起長大的養兄弟。這些久遠的婚姻故事原應塵封於記憶深處，沒想到在臺灣卻有一套檔案記載了婚姻關係的發展始末。

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暨中山大學社會系榮譽講座莊英章教授，透過分析日治臺灣戶口調查簿與田調訪談，揭開童養媳婚的形成原因。原來阿公、阿嬤的婚姻生活並不簡單！

情侶自由戀愛、互許終身後步入禮堂，是當今常見的婚姻型態。然而，對許多長輩來說，自由戀愛的婚姻是不敢奢望的夢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難以抗拒的命運。某些人的婚姻甚至打從出生那刻即已註定。

跟長輩們聊聊年輕時結婚的情形，可能會得到這樣的回答：「我自小就被你阿公家抱去養，養母把我當親生女兒疼！」、「我跟你阿嬤是從小被『送做堆』的！」在閒聊之間，臺灣傳統社會複雜的童養媳婚逐漸現形。

傳統婚姻生活原本應隨著時代變遷而塵封於記憶深處，但在臺灣卻有一套檔案記載了婚姻關係的發展始末，這一段段個人生命史就封存在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內。

現在，讓我們透過日治臺灣戶口調查簿、田調訪談所累積的資料，深入了解童養媳婚姻故事。

大甲貞節媽林春娘

走在臺中大甲街頭，車水馬龍的路邊突然出現一座古色古香的牌坊，這是清道光 28 年（1848 年）建成的「林氏貞孝坊」，其背後藏有一段動人的故事。

牌坊的主人名叫林春娘（1778－1864），7 歲時進入余家成為童養媳。不幸的是，在春娘 12 歲那年，未婚夫余榮長在鹿港經商時溺斃。春娘生父以女幼而余家經濟困頓為由，力主為她另擇夫婿，但春娘寧死不從，曾拿利剪表明要斷喉殉節，堅持留下來侍奉婆婆。

春娘勤勞織布以維持家中生計，還陸續過繼兩名族子來延續余家香火。其中一名族子余致祥平安長大成人，娶通霄巫氏為妻，卻在一場瘟疫中染病喪生。命運多舛的春娘和巫氏不畏艱苦，婆媳齊力撫育幼孫。兩人的事蹟一時傳為佳話，道光皇帝特別頒賜旌額，並由地方官紳募捐建成貞節牌坊。

林春娘的故事是許多童養媳的人生縮影。收養小女孩作為童養媳，養大後嫁給自家兒子，是長期存在傳統中國社會的婚姻型態之一，特別流行於長江三角洲及華南沿山丘陵地區。流風所及，臺灣也不乏所見，一直到日治時期都還是普遍的現象。

戶口調查簿裡的「媳婦仔」

從日治時期的戶口調查簿可看到一些特別的「續柄（與戶主關係）」記載，其中就包括「媳婦仔」。從事由欄可進一步得知，小女孩自哪戶人家出戶、以「養子緣」身分入戶到誰家，又於何時嫁給同戶的男子。

什麼是「媳婦仔」？這是臺灣漢人社會對「童養媳」的一種地方性稱呼，根據 1943 年《民俗臺灣》記載，可大致分為「有對頭仔」與「沒對頭仔」兩類。前者，媳婦仔長大後成為養家的兒媳婦；後者，婚配對象未定，日後可能以養女身分嫁出。年幼的媳婦仔有「對頭」時，除了未發生夫妻關係外，大致已取得媳婦身分。

為何家長要急著為兒子張羅未來的婚姻大事？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前輩費孝通認為，童養媳的盛行是窮苦人家因應經濟蕭條的策略。

傳統漢人社會是父系繼嗣制度，延續香火是頭等大事，適婚男性的高結婚率極其普遍。六禮齊備的嫁娶婚是最主要的婚姻類型，需經歷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迎親等繁複儀式，通常所費不斐。

費孝通 1939 年在太湖畔開弦弓的田野研究發現，1930 年代的經濟蕭條造成農村手工業不景氣，嫁娶婚的繁瑣儀式與大筆花費淪為家庭負擔。

童養媳婚的花費則相對較少，婚禮往往在除夕夜簡單舉行，沒有鋪張的開銷，成了窮人娶妻的替代選項。直到經濟恢復正常，傳統嫁娶婚才又躍居為主要的婚姻模式。

然而，不同的時間、地域與社會情境皆會影響人們的策略性選擇。臺灣的傳統社會又有不同樣貌，北部一帶除了窮苦家庭選擇童養媳婚，也有不少小康或富裕人家預先替未成年兒子收養媳婦仔。甚至有學者認為，童養媳婚可能是特定方言群的傳統習俗。

童養媳婚姻是權宜之計

二戰後，許多對中國社會與文化感興趣的歐美年輕學者紛紛造訪臺灣。例如 1960 年代美國人類學者武雅士（Arthur P. Wolf, 1932-2015）在臺灣北部海山郡（今板橋、樹林、三峽一帶）的閩南村落從事民族誌研究。巴博敦（Burton Pasternak）則先後在臺灣南部六堆地區客家村落、嘉南平原閩南村落等地進行田野調查。

武雅士於 1980 年經由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檔案及田野訪談證實，臺灣北部海山郡地區有相當比例的童養媳現象，某些村落甚至高達 4 成的婦女是童養媳。與費孝通的「經濟窮困說」不同的是，當地不少小康、甚至富裕家庭也熱衷於收養媳婦仔。

巴博敦則在 1983 年，根據六堆地區美濃的戶口資料發現：南部客家地區的童養媳婚竟不到 5％，與北部閩南村落為主的海山郡大不相同！他據此懷疑這一明顯差異起因於閩南和客家方言群的文化差異性。

然而，1994 年莊英章統計新竹竹北的戶口調查簿檔案後卻顯示，竹北閩、客社區的童養媳婚比例相當，都在 25％ 以上。

換句話說，童養媳婚僅在南北兩地客家社區有明顯的比例落差，這可能源於地域性差異，而不見得是特定方言群傳統使然。

此外，莊英章根據苗栗頭份陳家的族譜研究，也呼應了武雅士對海山郡的觀察——有錢人亦可能選擇童養媳婚。

陳家渡臺祖於乾隆年間移墾中港溪流域，到了第三代家業日興，經濟條件與社會地位大為提升。第四代共有 7 名兄弟，除了老大採行嫁娶婚，其餘 6 子都是童養媳婚，而且媳婦仔的出身也都門當戶對。

陳家通常在兒子 5、6 歲時收養媳婦仔入門，等長到適婚年齡時，會先送回原生家庭，陳家再以嫁娶婚的方式迎娶。

分析陳家選擇童養媳婚的原因，主要是為了提早建立姻親關係。漢人社會一般以父系親屬為交往重心，但母方親屬也從未被忽略，因為姻親不僅可以提供社會、政治上的幫助，也可以在財務、經濟上相互支援。

再者，武雅士夫婦也認為，童養媳婚可以緩和婆媳關係。根據田野報導人的說法：

當地許多小康或有錢人家抱養媳婦仔，不是為了節省聘娶費用，而是為了維持家庭和諧，避免媳婦入門產生的婆媳緊張，也害怕因此失去兒子的忠心。

至於為何童養媳婚較盛行於北部？莊英章與武雅士在 1995 年的論文中，分析日治臺灣戶口調查簿資料庫 24 個田野點的婦女婚姻型態，搭配田調訪談後發現，原因可能跟經濟成長導致男女比例失衡有關。

19 世紀末的臺北因茶葉、樟腦等商品貿易的興起，經濟穩定成長、工作機會增加，大量外來男性移民不斷湧入，導致性別比失衡，適婚男性遠多於女性。

母親擔心兒子將來娶不到老婆，加上社會繁榮連帶使聘金跟著水漲船高。於是婆媽們開始搶收媳婦仔，收養的年齡也不斷下探。童養媳婚市場遂以臺北為核心向宜蘭、桃園、新竹等地擴散。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童養媳婚可說是考量經濟條件、社會情勢或姻親關係等複雜因素，為傳宗接代所發展出的權宜之計。

親人變夫妻的煎熬

那麼，遵從童養媳婚的夫妻又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

事實上，不論對丈夫或妻子來說，身心方面都是出於本能地抗拒童養媳婚。由於從小共同生活，早已將對方視為手足，突然要從親人變成夫妻，又要承受家族長輩施加的壓力！

「除夕夜當晚，父親手拿棍子守在房門外，逼兒子和媳婦仔同房。」莊英章對武雅士分享的田調故事印象深刻！家長的權威化作具象的棍子，逼迫親生兒子、媳婦仔乖乖就範。

對於經濟條件不善的家庭而言，童養媳婚的姻親關係不健全，也讓新婚夫婦相對辛苦，因為少了可從家庭資源中抽取的額外「資本」。例如女方的嫁妝、親友的禮金等，都是年輕夫妻展開新生活的私房錢，如今卻一毛也拿不到。妻子生產後也往往沒有娘家幫忙做月子、送滿月禮、照顧孫子，所有照養負擔只能靠夫家一肩扛起。

雖然童養媳婚的婚後生活起頭難，但夫妻離異的佔比在一開始並不是最高。以新竹地區 1906 至 1945 年戶口資料統計的離婚率為例，婚後 8 年內，招贅婚的離婚率最高、童養媳婚次之、嫁娶婚則最低。但從結婚第 9 年後直到統計結束的第 25 年，童養媳婚的離婚率已躍居三者之中最高。

究其原因，可能是初期受到父母權威的大力牽制，一旦雙親年邁或離世，沒人強迫夫妻維繫婚姻，離婚率也就相對高於其他二者。

另外，童養媳婚的生育率普遍比其他婚姻型態低。以新竹地區 1906 至 1945 年戶口資料統計的總生育率為例，嫁娶婚、招贅婚平均生育 7.8 名子女，童養媳婚平均僅生育 6.3 名子女。

武雅士認為，芬蘭人類學家 Edward Westermarck 的「性嫌惡理論」（sexual aversion）是可能原因。若兩性自小共同生活，就算沒有血緣關係，長大後往往彼此缺乏性吸引力，這是生物為避免近親繁殖所發展出的機制。

童養媳婚的現象一直到日治晚期才逐漸減少。隨著人民教育程度提升，年輕人開始外出工作，不再單純仰賴家庭土地謀生，也不再臣服於父母的權威。從家族束縛解放的年輕男女，有更多認識異性、自由選擇結婚對象的機會。

從戶口調查簿我們看到大時代下婚姻型態的變動，阿公、阿嬤在言談間傳達了活在傳統婚姻下的無奈，卻又帶著走過風風雨雨的豁達。對照不同世代的婚姻觀，你又從中看到什麼呢？

延伸閱讀

1. 歷史人口研究計畫網站
2. 臺灣戶口調查簿資料庫簡介
3. 莊英章老師個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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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huang, Ying-chang ＆ Wolf, Arthur P. 1995. “Marriage in Taiwan, 1881-1905: An Example of Regional Diversi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4(3): 781-95.
6. Wolf, Arthur P. 1995. Sexual Attraction and Childhood Association: A Chinese Brief for Edward Westermarck.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7. 莊英章。1994。《家族與婚姻：臺灣北部兩個閩客村落之研究》。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8. Chuang, Ying-chang 1991. “Chinese Tung-yang-hsi Marriage: The Chen Family of Tou-fen, Taiwa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2): 17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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