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會讓在台日人體質退化？熱帶神經衰弱與撕不掉的灣生標籤

本文由 Amway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到底怎樣才算是「乾淨」？這不是什麼靈魂拷問，而是一個價值上億的商業命題。

在半導體產業的無塵室中，「乾淨」的定義極其殘酷：一粒肉眼看不見的灰塵，就足以讓造價數百萬美元的晶圓直接報廢。空氣品質的好壞，甚至能成為台積電（TSMC）決定是否在當地設廠的關鍵性指標。回到你的家中，雖然不需要生產精密晶片，但我們呼吸系統中的肺泡同樣精密，卻長期暴露在充滿 PM2.5、病毒以及各種揮發性氣體的環境中。為了守護健康，你可能還要付費購買「乾淨的空氣」來用。

因此，空氣議題早已超越單純的環保範疇，成為同時影響國家經濟與個人健康的重要問題。

很多人可能沒想到，無論是家用的空氣清淨機，還是造價動輒百億的頂尖晶圓廠，它們對抗污染的核心武器並非什麼複雜的雷射防護罩，而是同一件看起來平凡無奇的東西：一片外觀像紙一樣的 HEPA 濾網。但你真的相信，就憑這層厚度不到幾公分的板子，能擋住那些足以毀滅精密晶片、滲透人體細胞的「奈米級刺客」嗎？

這片大家都聽過的 HEPA 濾網，裡面到底是什麼？

首先，我們必須打破一個直覺上的誤解：HEPA 濾網（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在本質上其實並不是一張「網」。

細懸浮微粒 PM2.5，是指粒徑在 2.5 微米以下的污染物，它們能穿過呼吸道直達肺泡，並穿過血管引發全身性發炎。但這只是基本，在工廠與汽車尾氣中，還存在粒徑僅有 1 微米的 PM1，甚至是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UFP，即 PM0.1）。 UFP 不僅能輕易進入血液，甚至能繞過血腦屏障（BBB），進入大腦與胎盤，其破壞力十分可怕。

如果 HEPA 濾網像水槽濾網或麵粉篩一樣，單靠孔目大小來「過濾」粒子，那麼為了攔截奈米微粒，濾網的孔目只能無限縮小到幾乎不透氣的程度。更別說在台積電或 Intel 的製程工程師眼裡，一般人認為的「乾淨」，在工程師眼裡簡直像沙塵暴一樣。對於線寬僅有 2 奈米或 3 奈米（相當於頭髮直徑萬分之一）的晶片而言，空氣中一顆微小的塵埃，就是一顆足以毀滅世界的隕石。

因此，傳統的過濾思維並非治本之道，我們需要的是原理截然不同的過濾方案。這套技術的雛形，最早可追溯至二戰時期的「曼哈頓計畫」。

HEPA 的前身，誕生於曼哈頓計畫！

1940 年代，製造濃縮鈾是發展原子彈的關鍵。然而，若將排氣直接排向大氣，會導致致命的放射性微粒擴散。負責解決這問題的是 1932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歐文·朗繆爾（Irving Langmuir），他是薄膜和表面吸附現象的專家。他開發了「絕對過濾器」（Absolute Filter），其內部並非有孔的篩網，而是石綿纖維。

有趣的來了，如果把過濾器放到顯微鏡下，你會發現纖維之間的空隙，其實比某些被攔截的粒子還要大。那為什麼粒子穿不過去呢？這是因為在奈米尺度下，物理規則與宏觀世界完全不同。極微小的粒子在空氣中飛行時，並非走直線，而是會受到空氣分子撞擊，而產生「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像個醉漢一樣東倒西歪。

當粒子通過由緻密纖維構成的混亂迷宮時，布朗運動會迫使它們不斷轉彎、移動，最終撞擊到帶有靜電的纖維上。這時，靜電的吸附力會讓纖維就像蜘蛛網般死死黏住微粒。那些狂亂移動的奈米刺客，就這樣被永久禁錮迷宮中。

現在最常見的 HEPA 材料，是硼矽酸鹽玻璃纖維。

現代 HEPA 濾網最常見的核心材料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這些玻璃纖維的直徑通常介於 0.5 至 2 微米之間，它們在濾網內隨機交織，像是一座茂密「黑森林」。微粒進入這片森林後，並非僅僅面對一層薄紙，而是得穿越一個具有厚度且排列混亂的纖維層，微粒極有可能在布朗運動的影響下撞擊並黏附在某根玻璃絲上。

除此之外，HEPA 濾網在外觀上還有一個極具辨識度的特徵，那就是像手風琴般的摺紙結構。濾材會被反覆摺疊、摺成手風琴的形狀，中間則用鋁箔或特殊的防潮紙進行結構支撐，目的是增加表面積。這不僅為了捕獲更多微粒，而是要「降低過濾風速」。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反直覺：過濾不是越快越好嗎？

其實，這與物理學中的流速控制有關。想像一條水管，如果你捏住出口，水流會變得湍急；若將出口放開並擴大，雖然總出水量不變，但出水處的流速會變得緩慢。對於 HEPA 濾網而言，當表面積越大，單位面積所需承載的空氣量就越少，空氣穿透濾網的速度也就越低。

低流速代表微粒停留在濾網內的時間也更久，增加被捕捉的機會。此外，越大的表面積也為 HEPA 濾網帶來了高「容塵量」，延長了使用壽命，這正是它能夠稱霸空氣清淨領域多年的主因。

然而，即便都叫做 HEPA 高效率空氣微粒子過濾網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但每個 HEPA 的成分與結構還是會不一樣。例如 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其標榜「可過濾粒徑最小至 0.0024 微米」的污染物，去除率高達 99.99%。

0.0024 微米是什麼概念？塵蟎、花粉、皮屑或黴菌孢子，大小約在 2 至 200 微米；細懸浮微粒  PM2.5 大小約 2.5 微米，細菌也大概這麼大。最小的其實是粒徑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大多數的病毒（如流感、新冠病毒）都落在此區間。對安麗逸新 的HEPA濾網來說，基本上通通都是可被攔截的榜上名單。

在過敏防護上，它更獲得英國過敏協會（Allergy UK）認證，能有效處理 19 大類、102 種過敏原，濾除空氣中超過 300 種氣態與固態污染物。

然而，同樣的過濾邏輯一旦進入半導體無塵室，就必須換一條更為嚴苛的技術路線。因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對晶圓來說有個致命傷，就是「硼 (Boron)」。

在半導體製程中，硼是常見的 P 型摻雜物，用來精準改變矽晶圓的電性。如果濾網有任何微小的破損、老化或化學侵蝕，進而釋放出極微量的硼離子，就可能直接污染晶圓，改變其導電特性，導致晶片報廢。

此外，無塵室要求的是比 HEPA 更極致的 ULPA（超低穿透率空氣濾網） 等級的潔淨度。ULPA 的標準通常要求對 0.12 微米 的粒子達到 99.999% 甚至 99.9999% 的超高攔截率。在奈米級的競爭中，任何多穿透的一顆微塵，都代表著一筆不小的經濟損失。

為了解決「硼」的問題並追求極限的過濾效率，材料學家搬出了塑膠界的王者，PTFE 也鐵氟龍。鐵氟龍不僅耐酸鹼、耐腐蝕，還能透過拉伸製成直徑僅 0.05 至 0.1 微米 的極細纖維，其細度遠勝玻璃纖維。雖然 PTFE 耐化學腐蝕，但它既昂貴且物理上也很脆弱，安裝時若不小心稍微觸碰，數萬元的濾網就可能報銷。因此，你只會在晶圓廠而非一般家庭環境看到它。

即便如此，在空氣濾淨系統中，還有一樣是無塵室和你家空氣清淨器上面都有的另一張濾網，就是活性碳濾網。

活性碳如何從物理攔截跨越到分子吸附？

好不容易將微塵擋在門外時，危機卻還沒有解除。因為空氣中還隱藏著另一類更難纏的大魔王：AMC（氣態分子污染物）。

HEPA 或 ULPA 這類物理濾網雖然能攔截固體微粒，但面對氣態分子時，就像是用網球拍想撈起水一樣徒勞。這些氣態分子如同「幽靈」一般，能輕易穿過物理濾網的縫隙，其中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以及來自人體的氨氣與各種揮發性有機物（VOCs）。

為了對付這些幽靈，我們必須在物理防線之外，加裝一道「化學濾網」。

這道防線的核心就是我們熟知的活性碳。但這與烤肉用的木炭不同，這裡使用的是經過特殊改造的「浸漬處理（Impregnation）」活性碳。材料科學家會根據敵人的不同性質，在活性碳上添加不同的化學藥劑：

• 酸鹼中和：對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酸性氣體，會在活性碳上添加碳酸鉀、氫氧化鉀等鹼性藥劑，透過酸鹼中和反應將有害氣體轉化為固體鹽類。反之，如果添加了磷酸、檸檬酸等酸性藥劑，就能中和空氣中的氨氣等鹼類。
• 物理吸附與凡德瓦力：對於最麻煩的有機揮發物（VOCs，如甲醛、甲苯），因為它們不具酸鹼性，科學家會精密調控活性碳的孔徑大小，利用龐大的「比表面積」與分子間的吸引力（凡德瓦力），像海綿吸水般將特定的有機分子牢牢鎖在孔隙中。

空氣濾淨的終極邏輯：物理與化學防線的雙重合圍

在晶圓廠這種對空氣品質斤斤計較的極端環境，活性碳的運用並非「亂槍打鳥」，而是一場極其精密的對戰策略。

工程師會根據不同製程區域的空氣分析報告，像玩 RPG 遊戲時根據怪物屬性更換裝備一樣——「打火屬性怪要穿防火裝，打冰屬性則換上防寒裝」。在最關鍵的黃光微影區（Photolithography），晶圓最怕的是人體呼出的氨氣，此時便會配置經過酸性藥劑處理的活性碳進行精準中和；而在蝕刻區（Etching），若偵測到酸性廢氣，則會改用鹼性配方的濾網。這種「對症下藥」的客製化邏輯，是確保晶片良率的唯一準則。

而在你的家中，雖然我們無法像晶圓廠那樣天天進行空氣成分分析，但你的肺部同樣需要這種等級的保護。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的設計邏輯，正是將這種工業級的精密防護帶入家庭。它不僅擁有前述的高規 HEPA 濾網，更搭載了獲得美國專利的活性碳氣味濾網。

關於活性碳，科學界有個關鍵指標：「比表面積（Specific Surface Area）」。活性碳的孔隙越多、表面積越大，其吸附能力就越強。逸新氣味濾網選用高品質椰殼製成的活性碳，並經過高溫與蒸氣的特殊活化處理，打造出多孔且極致高密度的結構。

這片濾網內的活性碳配重達 1,020 克，但其展開後的總吸附表面積竟然高達 1,260,000 平方公尺——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想像的數字，相當於 10.5 個台北大巨蛋 的面積。這種超高的比表面積，是市面上常見濾網的百倍之多。更重要的是，它還添加了雙重觸媒技術，能特別針對甲醛、戴奧辛、臭氧以及各種細微的異味分子進行捕捉。這道專利塗層防線，能將你從裝潢家具散發的有機揮發氣體，或是路邊繁忙車流的廢氣中拯救出來，成為全家人的專屬空氣守護者。

總結來說，無論是造價百億的半導體無塵室，還是守護家人的空氣清淨機，其背後的科學邏輯如出一轍：「物理濾網攔截微粒，化學濾網捕捉氣體」。只有當這兩道防線同時運作，空氣才稱得上是真正的「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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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每天通勤時是否注意過身旁同行的有誰？可能是腳踩高跟鞋的 OL、認真回覆工作群組的女強人，或是右手牽小孩、左手拿公事包的媽媽，她們都是在職場打拚的職業婦女。當今的臺灣職場是女性展現能力的舞台，但在百年前的今天，女性要遠赴職場工作並不容易。

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兼任研究員，經由地毯式搜集各式史料檔案，訪問近百位日治時期職業婦女，撰寫出職場女先鋒一路走來的艱辛歷程。一起了解臺灣女性如何脫胎換骨，在職場與公共領域發光發熱！

重回開端

當今的臺灣職場是女性展現能力的舞台，無論在學校、醫院、各類公司行號、甚至戶外工地都能見到女性的身影。然而，在百年前的臺灣社會，女性要遠赴職場工作並不容易。直到日治時期現代化思想傳入，殖民政府有計畫地開發臺灣經濟，臺灣女性終於迎來改變的契機！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兼任研究員透過地毯式搜集各式檔案與史料，訪問近百位日治時期職業婦女，撰寫出職場女先鋒一路走來的艱辛歷程。

究竟傳統漢人女性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樣的轉機促使女性走入職場？在職場上面臨哪些難題？工作中學習到的新知又對親友與社會大眾產生何種影響？

付出的勞力超乎想像

你對傳統漢人女性的印象是什麼？是裹著小腳整天窩在家中？還是相夫教子的賢內助？上述刻板印象常讓我們以為漢人女性不事生產。事實上，無論是大家閨秀或平民女子，多少都會付出勞力。

富貴人家的千金雖然裹著小腳，依然會為家中做些縫紉、編織或刺繡之類的女紅。生活在鄉村的女性更是刻苦耐勞，纏足婦女就算行動不便，還是會下田工作、飼養牲畜，或是去茶廠幫忙撿茶、編織草帽或草蓆。許多粗重工作也可見到女性身影，例如生活在礦區的婦女會跟著丈夫下坑採礦，彼此赤裸著上半身在悶熱的礦坑內工作。

臺灣女性的精明能幹還展現在家務的操持上，在名為「鬮書」的分產與買賣契約，經常看到女性擔任仲裁或見證人的角色。還有寡婦甚至會立約對外招夫養子，跳脫女子婚姻只能由父兄作主的窠臼。

上述勤儉美德、主持家務與勞動經驗在女性親屬之間代代相傳，為臺灣女性從一、二級產業往知識密集職業發展奠下改變的因子。然而，女性要成為名副其實的職業婦女並不簡單，還必須解除傳統習俗對身體與心智的束縛。

先從「放足」開始！

我們常聽到古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在審美觀上崇尚「三寸金蓮」，但這些習俗皆是阻礙女性往外發展的高牆。

日本殖民政府為了讓臺灣女性可以更大量地投入經濟活動，決定從「廢除纏足」和「興辦女學」做起。但是光憑政府一己之力還力有未逮，必須借助民間的力量共同革除陋習。

纏足、辮髮、吸鴉片被日人視為臺灣三大陋習，根據目前所知最早的調查發現，1905 年的臺灣計有 80 萬 616 人纏足，約佔臺灣女性總人口的 56.9%，其中閩籍女性約佔 68%。換句話說，1905 年以前高達三分之二以上的女性有纏足。

要改變根深柢固的觀念並不容易，加上日治初期需攏絡民心、消弭反抗，於是採取漸進政策。深受百姓尊崇的紳商名流、知識份子等地方領導階層，是總督府極力爭取合作的對象。

治臺初期，總督府經由報章雜誌讓地方領導階層了解，纏足對女性的身心造成莫大的危害，且中國維新人士已大力倡導放足，臺灣應跟上世界潮流！自此，紳商名流組織的天然足會在各地發起放足運動。

許多推動放足運動的地方紳商妻女率先放足，並相繼加入鼓吹放足的行列。婦女之間惺惺相惜，對於纏足的痛苦更能感同身受，促使放足人數大幅增加。

放足觀念也成為學校教育的一環，游鑑明分享從受訪者處聽到的故事：「學校老師會拿根棍子戳戳學生的鞋子，確認腳是否有放大。」而學校也宣導纏足會讓地震來時難逃生，或是透過展覽會展示纏足後變形的可怕雙腳。

總督府眼看社會風氣已成熟，自 1915 年 4 月開始，正式透過保甲制度發起強制放足命令，除了因蹠趾變形無法放足，拒絕放足者會被處以罰鍰。在強制命令的推行下，1916 年 3 月的放足人數已達到 67 萬 3 千人。

放足後，行動的便利性擴展臺灣女性從事經濟活動的範圍，但要成為擁有專業技能的職業婦女還需接受教育或專業訓練。

勸學大作戰

在重男輕女的傳統社會中，讀書對絕大多數的女性來說是種奢侈，儘管日本政府將女子教育列入教育體系中、成立專供臺灣人就讀的公學校，但在日治中期以前，女童就學的意願依然低落。

游鑑明細數女童無法就學的原因：「很多女童因為家中農忙、天氣不好、學校男學生多、沒有女老師等原因就不去唸書，有女童甚至要女扮男裝才敢去唸書。」

為了提高女童就學率，日本政府採取放寬就學年齡、男女分班、增加女老師等教育制度。此外，總督府發現，家中女性長輩掌握女童的讀書權，於是曾在士林舉辦女性限定的展覽會，展出插花、摺扇、和服等日本傳統工藝，邀請祖母、媽媽帶女童一起參觀，讓媽媽們知道女童入學就能學習手工藝，可為將來結婚預備嫁妝。

學校方面也派出老師挨家挨戶勸學，其中女老師的勸學成功率相對較高，因為女老師是因為唸了書才改變身分地位，她們的現身說法較能打動家長的心。

在官民的相互呼應下，1938 至 1942 年間，臺籍女童入公學校就讀率上升到 54.1%，但能接受完整初等教育的女童，大約為全部學齡童的十分之一，而且多數來自中上階層家庭。

如想繼續攻讀高等學歷，臺灣本地的教育措施並不完善，缺乏獨立的女子專門學校。以培養女老師的學制為例，女學生自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下稱三高女）畢業後，殖民政府只在校內附設師資班做短期的職前培訓。至於有志從醫的女生，則必須出國留學才能獲得深造機會。

雖然日治時期的女子教育未能延伸到高等教育，但教育程度可作為有力的求職履歷，此一新觀念開始在民間扎根，為想要翻轉身分地位的女性帶來希望。

帶來的改變

那麼，日治時期出現哪些女性從事的新興職業呢？進入職場又為女性帶來哪些改變？游鑑明的研究聚焦在五種新興職業：女教員、女醫生、新式產婆、看護婦、女工，她發現這些投入職場的女性雖然出生背景、學經歷與工作內容存在差距，卻具備四項共同的現代性特徵。

首先，女性開始積極「參與」更多元的工作，甚至嘗試爭取以男性居多的職業。例如從臺北女子職業學校畢業的吳謹，進入臺北自動車講習所接受司機員培訓，於 1928 年成功取得司機執照，成為當時臺北州公共汽車唯一的女司機。

其次，經由高等教育與專業訓練養成的女性也更具「雄心壯志」！例如女醫生和新式產婆要在地方開業，必須想辦法獲得當地居民的信任，並盡可能打開知名度、招攬生意。因此，我們可在日治時期的報紙看到女醫生刊登的宣傳廣告，在藥局看到新式產婆掛的廣告招牌，她們積極在社會上為自己發聲。

其三，職業婦女的「地理活動」範圍也因求學與工作等原因而擴大。例如中南部的女生遠赴三高女圓老師夢，取得教師資格後會被分派到異鄉執教。在保守的臺灣社會，女生獨自離鄉謀生是相當重大的決定，更別提女醫生還須出國留學、克服文化差異。

其四，女性靠自己賺取穩定的薪水後，「消費取向」開始改變，更有能力為自己與家人添購新興商品或奢侈品。例如女工為了讓家人定時抱孩子來餵奶，會購買時鐘，進而將現代時間觀帶入家庭。女教員、女醫生會為自己挑選最摩登的西式婚紗，帶動流行風潮！

殖民現代性的矛盾

女性就業是臺灣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但日本政府重視的是思想同化與經濟發展，極少顧及臺灣勞工的就業權益，骨子裡採行一種「殖民現代性」的治理方針，因此就業措施不完備、職場差別待遇、種族與性別歧視等問題幾乎天天上演。

例如臺籍女教員的薪資不只比日本、臺灣的男教員低，也比日本女教員低，但臺灣和日本女教員明明是來自一樣的養成背景。

此外，多數臺籍女教員就算能力再強，也只能教低年級學生或家事課程。直到戰爭末期，男教員上戰場、日籍教員返國，才有機會教到中高年級學生。

日治時期稱為「看護婦」的護理師則被迫簽訂「單身條款」，婚後必須離職，造成很少人能夠久任。此外，臺籍看護婦還需忍受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

同時擁有看護婦和產婆執照的尹喜妹，在二戰時被派往海南島工作，她向游鑑明抱怨日方的差別待遇：「院方規定凡是參加醫療隊的日籍護理人員都可以留職停薪，可是臺灣人卻必須辦理離職手續，護士長的人選卻是經驗遠不如我的日本人。」

引領女性邁向職場

儘管在職場上充斥許多不公平待遇，學得一技之長的職業婦女仍將新觀念傳遞給周遭親友，造福社會大眾。

新式產婆的出現即是產家與新生兒的福音。在缺乏衛生觀念的時代，傳統產婆會用生鏽的剪刀斷臍、以胡麻油塗抹嬰兒的肚臍，一不小心就會造成細菌入侵，引發破傷風或敗血症。

為了降低嬰兒夭折率，日本政府規定，傳統產婆一律要接受 3 至 7 天的講習，且只能在限定地點開業 3 年，如遇難產則需由婦產科醫師負責接生。此外，公家和民間醫院也紛紛開設產婆講習所，培養具備產前檢查、接生技術與衛教觀念的新式產婆。

新式產婆也兼負起教育產家正確生產觀念的義務。產婆劉阿秀提到，有些家庭迷信用舊衣包裹新生兒可以助其成長，不知此舉可能造成細菌感染，因此她會要求產家在預產前幾日要清洗床單與衣物，以太陽曝曬方式確實殺菌。

這群誕生於日治時期的職業婦女，歷經求學、受訓與職場挑戰，在打拚事業之餘努力兼顧家庭。進入國民政府時期，許多女性揮別殖民政府的束縛，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有人參選縣市議員為公眾服務，或以職場前輩身分作育英才，她們正是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

延伸閱讀

1. 游鑑明老師個人網頁
2. 游鑑明（2022）。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展現能力，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有跟家中長輩聊過年輕時結婚的回憶嗎？阿公、阿嬤的回答可能會顛覆你對婚姻的認知！傳統漢人社會流傳一種特別的「童養媳婚」，小女孩被帶到男方家養大後，直接嫁給一起長大的養兄弟。這些久遠的婚姻故事原應塵封於記憶深處，沒想到在臺灣卻有一套檔案記載了婚姻關係的發展始末。

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暨中山大學社會系榮譽講座莊英章教授，透過分析日治臺灣戶口調查簿與田調訪談，揭開童養媳婚的形成原因。原來阿公、阿嬤的婚姻生活並不簡單！

情侶自由戀愛、互許終身後步入禮堂，是當今常見的婚姻型態。然而，對許多長輩來說，自由戀愛的婚姻是不敢奢望的夢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難以抗拒的命運。某些人的婚姻甚至打從出生那刻即已註定。

跟長輩們聊聊年輕時結婚的情形，可能會得到這樣的回答：「我自小就被你阿公家抱去養，養母把我當親生女兒疼！」、「我跟你阿嬤是從小被『送做堆』的！」在閒聊之間，臺灣傳統社會複雜的童養媳婚逐漸現形。

傳統婚姻生活原本應隨著時代變遷而塵封於記憶深處，但在臺灣卻有一套檔案記載了婚姻關係的發展始末，這一段段個人生命史就封存在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內。

現在，讓我們透過日治臺灣戶口調查簿、田調訪談所累積的資料，深入了解童養媳婚姻故事。

大甲貞節媽林春娘

走在臺中大甲街頭，車水馬龍的路邊突然出現一座古色古香的牌坊，這是清道光 28 年（1848 年）建成的「林氏貞孝坊」，其背後藏有一段動人的故事。

牌坊的主人名叫林春娘（1778－1864），7 歲時進入余家成為童養媳。不幸的是，在春娘 12 歲那年，未婚夫余榮長在鹿港經商時溺斃。春娘生父以女幼而余家經濟困頓為由，力主為她另擇夫婿，但春娘寧死不從，曾拿利剪表明要斷喉殉節，堅持留下來侍奉婆婆。

春娘勤勞織布以維持家中生計，還陸續過繼兩名族子來延續余家香火。其中一名族子余致祥平安長大成人，娶通霄巫氏為妻，卻在一場瘟疫中染病喪生。命運多舛的春娘和巫氏不畏艱苦，婆媳齊力撫育幼孫。兩人的事蹟一時傳為佳話，道光皇帝特別頒賜旌額，並由地方官紳募捐建成貞節牌坊。

林春娘的故事是許多童養媳的人生縮影。收養小女孩作為童養媳，養大後嫁給自家兒子，是長期存在傳統中國社會的婚姻型態之一，特別流行於長江三角洲及華南沿山丘陵地區。流風所及，臺灣也不乏所見，一直到日治時期都還是普遍的現象。

戶口調查簿裡的「媳婦仔」

從日治時期的戶口調查簿可看到一些特別的「續柄（與戶主關係）」記載，其中就包括「媳婦仔」。從事由欄可進一步得知，小女孩自哪戶人家出戶、以「養子緣」身分入戶到誰家，又於何時嫁給同戶的男子。

什麼是「媳婦仔」？這是臺灣漢人社會對「童養媳」的一種地方性稱呼，根據 1943 年《民俗臺灣》記載，可大致分為「有對頭仔」與「沒對頭仔」兩類。前者，媳婦仔長大後成為養家的兒媳婦；後者，婚配對象未定，日後可能以養女身分嫁出。年幼的媳婦仔有「對頭」時，除了未發生夫妻關係外，大致已取得媳婦身分。

為何家長要急著為兒子張羅未來的婚姻大事？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前輩費孝通認為，童養媳的盛行是窮苦人家因應經濟蕭條的策略。

傳統漢人社會是父系繼嗣制度，延續香火是頭等大事，適婚男性的高結婚率極其普遍。六禮齊備的嫁娶婚是最主要的婚姻類型，需經歷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迎親等繁複儀式，通常所費不斐。

費孝通 1939 年在太湖畔開弦弓的田野研究發現，1930 年代的經濟蕭條造成農村手工業不景氣，嫁娶婚的繁瑣儀式與大筆花費淪為家庭負擔。

童養媳婚的花費則相對較少，婚禮往往在除夕夜簡單舉行，沒有鋪張的開銷，成了窮人娶妻的替代選項。直到經濟恢復正常，傳統嫁娶婚才又躍居為主要的婚姻模式。

然而，不同的時間、地域與社會情境皆會影響人們的策略性選擇。臺灣的傳統社會又有不同樣貌，北部一帶除了窮苦家庭選擇童養媳婚，也有不少小康或富裕人家預先替未成年兒子收養媳婦仔。甚至有學者認為，童養媳婚可能是特定方言群的傳統習俗。

童養媳婚姻是權宜之計

二戰後，許多對中國社會與文化感興趣的歐美年輕學者紛紛造訪臺灣。例如 1960 年代美國人類學者武雅士（Arthur P. Wolf, 1932-2015）在臺灣北部海山郡（今板橋、樹林、三峽一帶）的閩南村落從事民族誌研究。巴博敦（Burton Pasternak）則先後在臺灣南部六堆地區客家村落、嘉南平原閩南村落等地進行田野調查。

武雅士於 1980 年經由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檔案及田野訪談證實，臺灣北部海山郡地區有相當比例的童養媳現象，某些村落甚至高達 4 成的婦女是童養媳。與費孝通的「經濟窮困說」不同的是，當地不少小康、甚至富裕家庭也熱衷於收養媳婦仔。

巴博敦則在 1983 年，根據六堆地區美濃的戶口資料發現：南部客家地區的童養媳婚竟不到 5％，與北部閩南村落為主的海山郡大不相同！他據此懷疑這一明顯差異起因於閩南和客家方言群的文化差異性。

然而，1994 年莊英章統計新竹竹北的戶口調查簿檔案後卻顯示，竹北閩、客社區的童養媳婚比例相當，都在 25％ 以上。

換句話說，童養媳婚僅在南北兩地客家社區有明顯的比例落差，這可能源於地域性差異，而不見得是特定方言群傳統使然。

此外，莊英章根據苗栗頭份陳家的族譜研究，也呼應了武雅士對海山郡的觀察——有錢人亦可能選擇童養媳婚。

陳家渡臺祖於乾隆年間移墾中港溪流域，到了第三代家業日興，經濟條件與社會地位大為提升。第四代共有 7 名兄弟，除了老大採行嫁娶婚，其餘 6 子都是童養媳婚，而且媳婦仔的出身也都門當戶對。

陳家通常在兒子 5、6 歲時收養媳婦仔入門，等長到適婚年齡時，會先送回原生家庭，陳家再以嫁娶婚的方式迎娶。

分析陳家選擇童養媳婚的原因，主要是為了提早建立姻親關係。漢人社會一般以父系親屬為交往重心，但母方親屬也從未被忽略，因為姻親不僅可以提供社會、政治上的幫助，也可以在財務、經濟上相互支援。

再者，武雅士夫婦也認為，童養媳婚可以緩和婆媳關係。根據田野報導人的說法：

當地許多小康或有錢人家抱養媳婦仔，不是為了節省聘娶費用，而是為了維持家庭和諧，避免媳婦入門產生的婆媳緊張，也害怕因此失去兒子的忠心。

至於為何童養媳婚較盛行於北部？莊英章與武雅士在 1995 年的論文中，分析日治臺灣戶口調查簿資料庫 24 個田野點的婦女婚姻型態，搭配田調訪談後發現，原因可能跟經濟成長導致男女比例失衡有關。

19 世紀末的臺北因茶葉、樟腦等商品貿易的興起，經濟穩定成長、工作機會增加，大量外來男性移民不斷湧入，導致性別比失衡，適婚男性遠多於女性。

母親擔心兒子將來娶不到老婆，加上社會繁榮連帶使聘金跟著水漲船高。於是婆媽們開始搶收媳婦仔，收養的年齡也不斷下探。童養媳婚市場遂以臺北為核心向宜蘭、桃園、新竹等地擴散。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童養媳婚可說是考量經濟條件、社會情勢或姻親關係等複雜因素，為傳宗接代所發展出的權宜之計。

親人變夫妻的煎熬

那麼，遵從童養媳婚的夫妻又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

事實上，不論對丈夫或妻子來說，身心方面都是出於本能地抗拒童養媳婚。由於從小共同生活，早已將對方視為手足，突然要從親人變成夫妻，又要承受家族長輩施加的壓力！

「除夕夜當晚，父親手拿棍子守在房門外，逼兒子和媳婦仔同房。」莊英章對武雅士分享的田調故事印象深刻！家長的權威化作具象的棍子，逼迫親生兒子、媳婦仔乖乖就範。

對於經濟條件不善的家庭而言，童養媳婚的姻親關係不健全，也讓新婚夫婦相對辛苦，因為少了可從家庭資源中抽取的額外「資本」。例如女方的嫁妝、親友的禮金等，都是年輕夫妻展開新生活的私房錢，如今卻一毛也拿不到。妻子生產後也往往沒有娘家幫忙做月子、送滿月禮、照顧孫子，所有照養負擔只能靠夫家一肩扛起。

雖然童養媳婚的婚後生活起頭難，但夫妻離異的佔比在一開始並不是最高。以新竹地區 1906 至 1945 年戶口資料統計的離婚率為例，婚後 8 年內，招贅婚的離婚率最高、童養媳婚次之、嫁娶婚則最低。但從結婚第 9 年後直到統計結束的第 25 年，童養媳婚的離婚率已躍居三者之中最高。

究其原因，可能是初期受到父母權威的大力牽制，一旦雙親年邁或離世，沒人強迫夫妻維繫婚姻，離婚率也就相對高於其他二者。

另外，童養媳婚的生育率普遍比其他婚姻型態低。以新竹地區 1906 至 1945 年戶口資料統計的總生育率為例，嫁娶婚、招贅婚平均生育 7.8 名子女，童養媳婚平均僅生育 6.3 名子女。

武雅士認為，芬蘭人類學家 Edward Westermarck 的「性嫌惡理論」（sexual aversion）是可能原因。若兩性自小共同生活，就算沒有血緣關係，長大後往往彼此缺乏性吸引力，這是生物為避免近親繁殖所發展出的機制。

童養媳婚的現象一直到日治晚期才逐漸減少。隨著人民教育程度提升，年輕人開始外出工作，不再單純仰賴家庭土地謀生，也不再臣服於父母的權威。從家族束縛解放的年輕男女，有更多認識異性、自由選擇結婚對象的機會。

從戶口調查簿我們看到大時代下婚姻型態的變動，阿公、阿嬤在言談間傳達了活在傳統婚姻下的無奈，卻又帶著走過風風雨雨的豁達。對照不同世代的婚姻觀，你又從中看到什麼呢？

延伸閱讀

1. 歷史人口研究計畫網站
2. 臺灣戶口調查簿資料庫簡介
3. 莊英章老師個人網站
4. 末次保、金関丈夫（編著）。1998 [1941-1945]。《民俗臺灣》。臺北：南天書局。
5. Chuang, Ying-chang ＆ Wolf, Arthur P. 1995. “Marriage in Taiwan, 1881-1905: An Example of Regional Diversi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4(3): 781-95.
6. Wolf, Arthur P. 1995. Sexual Attraction and Childhood Association: A Chinese Brief for Edward Westermarck.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7. 莊英章。1994。《家族與婚姻：臺灣北部兩個閩客村落之研究》。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8. Chuang, Ying-chang 1991. “Chinese Tung-yang-hsi Marriage: The Chen Family of Tou-fen, Taiwa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2): 17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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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olf, Margery.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3. Wolf, Arthur P. 1968. “Adopt a Daughter-in-Law, Marry a Sister: A Chines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the Incest Taboo.”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0(5): 864-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