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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會讓在台日人體質退化?熱帶神經衰弱與撕不掉的灣生標籤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18/02/08 ・4809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SR值 584 ・九年級

採訪編輯|林承勳 美術編輯|張語辰

〈日軍入台北城想像圖〉。氣宇軒昂的殖民登陸後,在台日本人卻面臨前所未見的「熱帶神經衰弱」考驗,令在台日人元氣、優越感盡失。 圖/石川寅治繪 @wikipedia

不單純的醫學史研究

日治時期,「熱帶神經衰弱」於在台日人之間流行,影響範圍小從個人生產力,大到南進政策的廢存。藉由研究「熱帶神經衰弱」理論上的演變,中研院史語所的巫毓荃助研究員發覺,這不只是單純的生心理疾病,更牽涉在台日人如何於台灣殖民社會中,面對殖民地生活、政治與文化的難題及尋找身分認同。

你今天累了嗎?

圖/manfredrichter @Pixabay

注意力散漫、身體懶倦發酸、缺乏活力、嗜睡,有時緊張容易疲勞,晚上失眠,或是常常感到厭煩。以上列舉的諸多症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是否似曾相識?如果你是身處日治時期的在台日人,那很可能被認定是「熱帶神經衰弱」的受害者。

1930 年代末期,日本南方醫學研究會進行了一次 500 人的調查。報告顯示自從日本殖民台灣以後,在台居住一段時間的日本籍智能性工作者(也就是在台灣處理行政、指導工作的日本人),有很高的比例會出現身心靈越來越遲鈍的現象。包含:頭重腳輕、容易疲倦、怕冷、嗜睡、食慾不振等等;此外,精神上則鬱鬱寡歡、注意力無法集中,閱讀、推理能力變差,思考漸漸缺乏邏輯。

在台日人出現了這些症狀,原本嚴謹規律的生活、努力踏實的工作態度,皆一點一滴地消失……

焦慮、不滿、傷感、壓迫感湧上心頭,有些人無心工作,轉而追逐肉體上享樂。但如果在責任感的驅使下逼迫自己工作,不但無法展現效率,反而出現更嚴重症狀。工作與生活節奏被破壞,幾乎到心神狂亂的地步。日治時期,居住在台灣的日本人之間所盛傳的這種「熱帶狂亂」或「南洋呆」,後來被認為是熱帶神經衰弱的表現。

日治時期,位於台灣的日本移民部落。 圖/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在殖民背景中,對於離鄉到南方的日人處境,當時的從軍作家林芙美子在其著作《浮雲》中,用植物來類比:

「植物若不是生長在它們的土地上,一定無法生長得很好。」、「我們失去了在內地時所擁有的旺盛靈魂……像被移植的日本杉,一點一點地枯萎……無意間,我們都成了南洋呆的犧牲品。」

當時任職於台北帝國大學醫學生理部的大喜多孝,也以櫻花做比喻。日本人稱「花之櫻,人之武士」,寄託著日人自豪的武士道精神的櫻花,移到台灣之後,卻「紅得像有毒一般,笨拙地開著」。

日治時期,前往台灣工作的日人逐漸懶散、思想遲鈍,腦袋無法運轉,變得跟自己曾經歧視的南方原住民一樣癡呆。從當時的文獻,不難理解熱帶適應不良是日人心中的恐懼,以及殖民政府首要面對的難題。

熱帶神經衰弱引發的原因是甚麼?南向的大和民族是否會因此走向凋零?

光榮的象徵,變成負面的標籤

其實「神經衰弱」這個概念,最早在 1860 年代,由美國神經科醫師 George M. Beard 首先使用,用來解釋身體與精神上的疲勞、緊張、慢性消化不良等,諸多找不到特定病因的身心症狀。並且認為這是只有在美國這樣「高度文明」的國家,人們因為生活步調太快且承受科技進展所帶來的生活與文化衝擊,以致過度使用神經系統而使神經能量耗竭,造成各種身心上的不適。

1860 年代的神經衰弱,類似現代「用腦過度」的概念,是文明進步的象徵,是一種上流社會嚮往、有榮幸才可以得到的疾病。

至於「熱帶」神經衰弱的疾病概念,則是 1902 年初期,西方延伸用來解釋白人前往「熱帶殖民地」後,發生的一連串沒有特定病因的不適,例如 Warwick Anderson 提出的「菲律賓炎」。但引發不適的原因,並非像高度文明的歐美是因為文明進步讓腦力耗竭,而是熱帶殖民地「炎熱難耐」的氣候。

白人的皮膚無法抵抗殖民地熾熱陽光、潮濕氣候,使得身體降低生產熱能與能量,導致一連串的機能耗損與負擔。這樣的醫學理論,賦予當時前往殖民地的拓荒者冒險犯難、英雄的形象。

殖民地熾熱陽光、潮濕氣候,使得身體降低生產熱能與能量,導致身體一連串的機能耗損與負擔。這樣的醫學理論,賦予當時前往殖民地的拓荒者冒險犯難、英雄的形象。 圖/StockSnap @Pixabay

因此,早期在台日人出現一連串的熱帶神經衰弱症狀時,即使身體懶惰精神不振,反而會出現為「國家發展犧牲小我」的認同與優越感,可說是光榮的勳章。

但隨著熱帶神經衰弱醫學理論的轉變,疾病的文化意涵也隨之改變。

1920 年代,精神分析成為美國精神醫學的主流理論,在這個醫學理論的轉變下,「壓抑的性慾望」取代熱帶氣候成為主要的病因。這時的病因被解釋為:由於殖民地缺乏音樂會、戲劇等陶冶身心的文藝活動,隻身在外的殖民工作者的慾望無法被調節、又無法得到滿足,長期下來便憋出各種神經衰弱的症狀。於是,熱帶神經衰弱從光榮的象徵變成負面的標籤。

熱帶神經衰弱的標籤還沒有被貼完。

日人移居台灣讓體質退化?

「氣候決定論」跟「退化理論」的論述出現,影響著 1930 年代殖民母國的日本人,是如何觀看住在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人。

美國地理學大師 Ellsworth Huntington 於 1915 年的著作認為,在不適合文明發展的「氣候」中生存,即使原本擁有優良的基因,還是會退化成劣等體質。在這個歐美中心的思維中,美國北大西洋各洲與英格蘭文明程度若以 100 分計算,日本有 83 到 62 分不等,台灣則只有 32 分。在台日人無疑是暴露在惡劣氣候環境可能「體質退化」的高危險群。

「退化理論」則是源於德國的精神醫學理論,認為飲酒、梅毒,或其他會刺激、傷害神經系統的疾病,造成的影響會經由遺傳延續給下一代。遺傳延續的不良體質與劣等基因,被認為是引發熱帶神經衰弱的原因。

於是,前往充滿瘧疾、瘴癘之氣、且炎熱難耐的南方,飽受各樣刺激的日人,被視為造成民族素質下降的「素質貧乏的日本人」,是與殖民母國優良族群有區隔的「他者」。其後代更被貼上「灣生」、「第二世」等歧視的標籤,也被認為是婚姻中不理想的對象、是瑕疵品。

〈1945 年 32 萬在臺日僑分布圖〉。當醫學理論轉變,這些原先光榮的「拓荒勇者」被貼上「素質貧乏」標籤,他們的後代更成了名為「灣生」、「第二世」的瑕疵日本人。 圖/wikipedia

撇開遺傳的論點,同樣在日本有影響力的德語系精神科醫生 Eugen Paul Bleuler ,從個人無意識心理的角度出發,認為性、個人生命經驗、壓抑等都會影響症狀。但精神症狀也可能是由「逃入疾病(flight into the disease)」的心理機轉所造成,藉以解決內在衝突、逃避外在困難情境、或謀求個人利益。

因此,熱帶神經衰弱患者亦有可能是「逃入疾病」。他們因為無法適應殖民地生活,於是假借病痛引起關心或爭取返鄉機會。即使在台日人患者很少提到想要歸鄉的念頭,此理論盛行的日本內地,對熱帶神經衰弱病患的歧視無疑又加深了一層。

放下偏見,從「心」看病因

1930-1940 年代任職台北帝國大學精神疾病學教室的中脩三教授,用「心因性」的角度切入,並引用森田正馬的理論,為一同經歷殖民地辛苦生活的同胞緩頰。

中脩三教授。 圖/九州大學醫學院

中脩三認為,雖然神經症狀是由神經質的體質所引發,但這並非機能上的缺陷,反而造就了神經質患者更加敏銳、細緻的覺察能力與更嚴格的自我審查。至於神經衰弱諸多病徵,是因為對身體完美健康的強烈追求,才導致對本身微小的不適過度解讀、提心吊膽。

中脩三教授還認為,自我意識強烈的神經質性格,是日本民族文化引以為傲的一環。從這點來看,神經衰弱的在台日人不但沒有喪失原本民族的美德,反而在思鄉的強烈情緒、與熱帶氣候的荼毒下恪守崗位,為帝國的發展貢獻自己。日本政府反而應該要提供更多的資源,改善殖民地環境、降低在台日人的身心負擔。

保持日本風俗樣貌的在台日人移民村。 圖/wikipedia

同樣的一種疾病,隨著時間流轉卻有二元對立的文化意義。

熱帶神經衰弱各種醫學理論此起彼落,並沒有一個明確定見。以 1920 年代為分界,早期是為國家犧牲受苦的光榮形象,之後卻演變成不健康的心理、或有缺陷的體質,是退化與墮落的代表。而中脩三的理論責為熱帶神經衰弱患者,找回了一些尊嚴與驕傲。

為什麼研究「熱帶神經衰弱」

曾擔任精神科醫師、現於中研院研究醫學史的巫毓荃,當初是在碩士班研究台灣殖民時期精神醫學史時發現「熱帶神經衰弱」這個詞彙。

巫毓荃提到,在日治時期,在台日人很常被診斷熱帶神經衰弱,是殖民政府非常重視的問題。由於病名在史料出現的次數太頻繁了,巫毓荃於是展開研究。剛開始,巫毓荃只想描述分析當時的精神醫學理論與實作,過程中卻發現牽連的層面越來越廣,政治、文化、社會上都有其意義。以至於參考的史料範圍越來越廣,非醫學紀錄的報紙、期刊,都包含在需要蒐集的參考文獻內。

「回顧這段歷史,或許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面向,就是一場疾病文化意義的戰爭。」巫毓荃提到,醫學概念演變跟社會文化有連帶關係,醫學概念的演變不再是唯一的重點,醫學跟政治、文化的共構關係更是該注意的焦點。

從醫學史的脈絡,巫毓荃發現:「醫學理論的曖昧,讓站在不同立場交戰的人們,都不難找到可以動用的理論資源。」 圖/張語辰攝影

「之後我對醫學史的想像就不太一樣了。」巫毓荃表示,原本看似單純醫學議題的熱帶神經衰弱,在 1930 年代的日本議會中,卻成為往「中國東北」或往「南洋」發展兩派的政治角力工具。對於殖民政府來說,深入研究熱帶神經衰弱更有其必要性,因為日人能在台灣生存而不變癡呆,殖民政府才有繼續存在的理由。

同時,在解讀熱帶神經衰弱相關的各派理論時,巫毓荃強調不能忘記存在其中的政治與文化意義。就像 Ellsworth Huntington 強調氣候跟文明關聯的氣候決定論,雖看似有其合理性,卻過度簡化與西方本位,也可能造成複雜的政治與文化效應。

一個族群的文明形成,有很複雜的影響因素:地理、基因、歷史、與現實,都很重要。若僅看見其中一項,例如基因,就有變質為種族主義論述的危險。從歷史來看,以「種族」為範疇,也很容易加強或創造偏見。巫毓荃強調,「必須非常小心,醫學理論的建立與詮釋,不該被特定意識形態或政治目的拿去使用。」

延伸閱讀:

  • 巫毓荃的個人網頁
  • 巫毓荃、鄧惠文,〈氣候、體質與鄉愁──殖民晚期在台日人的熱帶神經衰弱〉,收入於《帝國與現代醫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55-100。
  • 【CASE 報科學】精神醫學的誕生:訪巫毓荃醫師
  • 中脩三、小林準一(1942)。熱帶馴化ノ精神醫學研究(一)台灣ニ於ケル知能勞務者ノ自覺症ニ就テ。台灣醫學會雜誌,41,1-21。
  • Huntington, Ellsworth(1915).Civilization and Climate.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 森田正馬(1974)。森田正馬全集。白揚社。

本著作由研之有物製作,原文為《【熱帶神經衰弱】日治時期,在台日人效率與道德流失的惡夢》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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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玉石、罌粟花與地下走私——這是「中緬泰」邊境百姓的日常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09/13 ・6266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姜雯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孤軍以外的邊境研究

1949 年,一群國民黨軍隊從雲南撤退至緬甸、泰北,成為英勇反共的「孤軍」。但在異域孤軍的故事外,有更多平凡百姓為求謀生,穿梭遊走在雲南、緬甸、泰國的邊境國界,他們的聲音鮮少被聽見。「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張雯勤研究員,多年來她循著這些「雲南移民」的足跡穿梭中泰緬城鎮,探究邊境人們獨特的生命故事與面對困境的能動性。

邊境百姓的日常:玉石、毒品與地下走私

在網路上幾乎找不到張雯勤的照片,她的研究也多以英文書寫。「用英文可以讓國際看見這些故事,另一個因素是保護我自己。」

何以需要這樣的保護?

張雯勤做的是「邊境研究」,她長年從事的人類學田野場域,北起中國雲南,向下延伸至緬北,再一路至泰北──這是一片廣闊、複雜且危機重重的邊境地域。

這裡有 1949 年以後從雲南撤退至此的國民黨孤軍村落,也有隨著政治情勢、經濟生計頻繁遷徙的平民百姓,盤根錯節的武裝叛軍勢力,數百年往返滇緬的馬幫貿易,玉石、毒品、物資的地下走私。

張雯勤踏入田野至今已有 27 年。她的研究從泰北孤軍,延伸到雲南移民的遷徙、跨境貿易,以及對於人類學更重要的主題——邊境百姓的日常生活。過去,學界焦點集中在邊區的國家政治治理,但作為人類學家,「日常」有其獨特深刻的意義。

邊境研究在社會學科裡相對冷門,張雯勤透露,剛開始投稿國際期刊,編輯曾誤以為她是男性。

「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右上圖,瑞麗、洋人街、臘戌等是中緬邊境城鎮,跨境貿易和移動頻繁。右下圖,1950 年初國民黨部隊從雲南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大其力,後來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1992 年,張雯勤從清邁偶然到了泰北的 Tha Ton,自此展開她的邊境田野研究。圖/研之有物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盛開的罌粟花田,景色至美。罌粟是鎮靜劑的原料,提煉後可製成鴉片、海洛因、嗎啡,泰國、緬甸、寮國過去為產地,曾被稱為金三角地帶。圖/張雯勤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雲南、緬北多高山,自古商隊便常以騾馬進行長程跨境貿易。在歷史上,雲南人一直往來高地東南亞一帶。這個區域在太平時期提供長程貿易的機會,家鄉動亂之際,更成為避難處所。因緣於他們的流動性,幾個世紀以來,雲南人在高地東南亞已建立許多移民社群與跨境網絡。圖/張雯勤
過往馬幫商隊騾馬身上的騾鈴。圖/研之有物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臘戌的摩托車市集。市集裡除了販賣走私摩托車,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圖/張雯勤
緬甸市集販售的「自製車牌」。圖/研之有物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緬甸翡翠玉石聞名世界,貴重的翡翠藏在石頭內,剖開石頭前,都懷有一絲發財夢。但玉石礦場不時傳出崩塌新聞,無數人魂斷礦區,導演趙德胤拍攝的電影《挖玉石的人》、《翡翠之城》,便真實呈現當地人冒險挖石的血淚情境。圖/張雯勤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張雯勤指著地圖,說明段大嬸的流離遷徙路線,她解釋:「段大嬸的故事呈現了雲南移民婦女過去不被看見的經濟能動性,尤其是在泰緬邊區長程貿易中的重要角色,這是以往在馬幫經濟文化研究從來沒有被討論的。」圖/研之有物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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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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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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