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口調查簿裡的「媳婦仔」是誰？塵封已久的童養媳婚姻故事

本文由 建研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當你走進一棟建築，是否能感受到它對環境的友善？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但現今建築不只提供我們居住和工作的空間，更是肩負著重要的永續節能責任。

綠建築標準的誕生，正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匱乏問題，確保建築設計能夠減少資源浪費、降低污染，同時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然而，要成為綠建築並非易事，每一棟建築都需要通過層層關卡，才能獲得標章認證。

為推動環保永續的建築環境，政府自 1999 年起便陸續著手推動「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以及「綠建材標章」的相關政策。這些標章的設立，旨在透過標準化的建築評估系統，鼓勵建築設計融入生態友善、能源高效及健康安全的原則。並且政府在政策推動時，為鼓勵業界在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綠建築手法，自 2003 年特別辦理優良綠建築作品評選活動。截至 2024 年為止，已有 130 件優良綠建築、31 件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涵蓋學校、醫療機構、公共住宅等各類型建築，不僅提升建築物的整體性能，也彰顯了政府對綠色、智慧建築的重視。

說這麼多，你可能還不明白建築要變「綠」、變「聰明」的過程，要經歷哪些標準與挑戰？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綠建材標章

第一招：依循 EEWH 標準，打造綠建築典範

環境友善和高效率運用資源，是綠建築（green building）的核心理念，但這樣的概念不僅限於外觀或用材這麼簡單，而是涵蓋建築物的整個生命週期，也就是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和維護階段在內，都要貼合綠建築的價值。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臺灣在綠建築的制訂上不落人後。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溫高，濕度也高，得要有一套我們自己的評分規則——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應運而生，四個英文字母分別為 Ecology（生態）、Energy saving（節能）、Waste reduction（減廢）以及 Health（健康），分成「合格、銅、銀、黃金和鑽石」共五個等級，設有九大評估指標。

我們就以「台江國家公園」為例，看它如何躍過一道道指標，成為「鑽石級」綠建築的國家公園！

位於臺南市四草大橋旁的「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第8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唯一的濕地型的國家公園。同時，還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其外觀採白色系列，從高空俯瞰，就像在一座小島上座落了許多白色建築群的聚落；從地面看則有臺南鹽山的意象。

因其地形與地理位置的特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則成了台江國家公園的首要考量。園區利用既有的魚塭結構，設計自然護岸，保留基地既有的雜木林和灌木草原，並種植原生與誘鳥誘蟲等多樣性植物，採用複層雜生混種綠化。以石籠作為擋土護坡與卵石回填增加了多孔隙，不僅強化了環境的保護力，也提供多樣的生物棲息環境，使這裡成為動植物共生的美好棲地。

第二招：想成綠建築，必用綠建材

要成為一幢優秀好棒棒的綠建築，使用在原料取得、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綠建材」非常重要。

這種建材最早是在 1988 年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被提出，一路到今日，國際間對此一概念的共識主要包括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廢棄物減量（reduce）和低污染（low emission materials）等特性，從而減少化學合成材料產生的生態負荷和能源消耗。同時，使用自然材料與低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建材，亦可避免對人體產生危害。

在綠建築標章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於 2004 年 7 月正式推行綠建材標章制度，以建材生命週期為主軸，提出「健康、生態、高性能、再生」四大方向。舉例來說，為確保室內環境品質，建材必須符合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等條件；為了防溫室效應的影響，須使用本土材料以節省資源和能源；使用高性能與再生建材，不僅要經久耐用、具高度隔熱和防音等特性，也強調材料本身的再利用性。

在台江國家公園內，綠建材的應用是其獲得 EEWH 認證的重要部分。其不僅在設計結構上體現了生態理念，更在材料選擇上延續了對環境的關懷。園區步道以當地的蚵殼磚鋪設，並利用蚵殼作為建築格柵的填充材料，為鳥類和小生物營造棲息空間，讓「蚵殼磚」不再只是建材，而是與自然共生的橋樑。園區的內部裝修選用礦纖維天花板、矽酸鈣板、企口鋁板等符合綠建材標準的系統天花。牆面則粉刷乳膠漆，整體綠建材使用率為 52.8%。

在日常節能方面，台江國家公園也做了相當細緻的設計。例如，引入樓板下的水面蒸散低溫外氣，屋頂下設置通風空氣層，高處設置排風窗讓熱空氣迅速排出，廊道還配備自動控制的微噴霧系統來降溫。屋頂採用蚵殼與漂流木創造生態棲地，創造空氣層及通風窗引入水面低溫外企，如此一來就能改善事內外氣溫及熱空氣的通風對流，不僅提升了隔熱效果，減少空調需求，讓建築如同「與海共舞」，在減廢與健康方面皆表現優異，展示出綠建築在地化的無限可能。

在綠建材的部分，另外補充獲選為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新建工程，其採用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較低的建材，比方提高高爐水泥（具高強度、耐久、緻密等特性，重點是發熱量低）的量，並使用能提高混凝土晚期抗壓性、降低混凝土成本與建物碳足跡的「爐石粉」，還用再生透水磚做人行道鋪面。

同樣入選 2023 年綠建築的還有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首先，他們捨棄金屬建材，讓高爐水泥使用率達 100%。別具心意的是，他們也將施工開挖的土方做回填，將有高地差的荒地恢復成平坦綠地，本來還有點「工業風」的房舍告別荒蕪，無痛轉綠。

等等，這樣看來建築夠不夠綠的命運，似乎在建材選擇跟設計環節就決定了，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建築是活的，需要持續管理–有智慧的管理。

第三招：智慧管理與科技應用

我們對生態的友善性與資源運用的效率，除了從建築設計與建材的使用等角度介入，也須適度融入「智慧建築」（intelligent buildings）的概念，即運用資通訊科技來提升建築物效能、舒適度與安全性，使空間更人性化。像是透過建築物佈建感測器，用於蒐集環境資料和使用行為，並作為空調、照明等設備、設施運轉操作之重要參考。

為了推動建築與資通訊產業的整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4 年建立了「智慧建築標章」制度，為消費者提供判斷建築物是否善用資通訊感知技術的標準。評估指標經多次修訂，目前是以「基礎設施、維運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智慧創新」等六大項指標作為評估基準。
以節能管理指標為例，為了掌握建築物生命週期中的能耗，需透過系統設備和技術的主動控制來達成低耗與節能的目標，評估重點包含設備效率、節能技術和能源管理三大面向。在健康舒適方面，則在空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空氣品質、水資源等物理環境，以及健康管理系統和便利服務上進行評估。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建築應用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及智慧創新 8 大指標先進技術，來達成兼顧環保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是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打造的指標性建築，受到國際矚目。

在興建階段，為了保留基地內 4 棵原有老樹，團隊透過測量儀器對老樹外觀進行精細掃描，並將大小等比例匯入 BIM 模型中，讓建築師能清晰掌握樹木與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確保施工過程不影響樹木健康。此外，在大樓啟用後，BIM 技術被運用於「電子維護管理系統」，透過 3D 建築資訊模型，提供大樓內設備位置及履歷資料的即時讀取。系統可進行設備的監測和維護，包括保養計畫、異常修繕及耗材管理，讓整棟大樓的全生命週期狀況都能得到妥善管理。

智慧建築導入 BIM 技術的應用，從建造設計擴展至施工和日常管理，使建築生命周期的管理更加智慧化。以 FM 系統 ( Facility Management，簡稱 FM ) 為例，該系統可在雲端進行遠端控制，根據會議室的使用時段靈活調節空調風門，會議期間開啟通往會議室的風門以加強換氣，而非使用時段則可根據二氧化碳濃度調整外氣空調箱的運轉頻率，保持低頻運作，實現節能效果。透過智慧管理提升了節能效益、建築物的維護效率和公共安全管理。

總結

綠建築、綠建材與智慧建築這三大標章共同構建了邁向淨零碳排、居住健康和環境永續的基礎。綠建築標章強調設計與施工的生態友善與節能表現，從源頭減少碳足跡；綠建材標章則確保建材從生產到廢棄的全生命週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並保障居民的健康；智慧建築標章運用科技應用，實現能源的高效管理和室內環境的精準調控，增強了居住的舒適性與安全性。這些標章的綜合應用，讓建築不僅是滿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成為實現淨零、促進健康和支持永續的具體實踐。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每天通勤時是否注意過身旁同行的有誰？可能是腳踩高跟鞋的 OL、認真回覆工作群組的女強人，或是右手牽小孩、左手拿公事包的媽媽，她們都是在職場打拚的職業婦女。當今的臺灣職場是女性展現能力的舞台，但在百年前的今天，女性要遠赴職場工作並不容易。

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兼任研究員，經由地毯式搜集各式史料檔案，訪問近百位日治時期職業婦女，撰寫出職場女先鋒一路走來的艱辛歷程。一起了解臺灣女性如何脫胎換骨，在職場與公共領域發光發熱！

重回開端

當今的臺灣職場是女性展現能力的舞台，無論在學校、醫院、各類公司行號、甚至戶外工地都能見到女性的身影。然而，在百年前的臺灣社會，女性要遠赴職場工作並不容易。直到日治時期現代化思想傳入，殖民政府有計畫地開發臺灣經濟，臺灣女性終於迎來改變的契機！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兼任研究員透過地毯式搜集各式檔案與史料，訪問近百位日治時期職業婦女，撰寫出職場女先鋒一路走來的艱辛歷程。

究竟傳統漢人女性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樣的轉機促使女性走入職場？在職場上面臨哪些難題？工作中學習到的新知又對親友與社會大眾產生何種影響？

付出的勞力超乎想像

你對傳統漢人女性的印象是什麼？是裹著小腳整天窩在家中？還是相夫教子的賢內助？上述刻板印象常讓我們以為漢人女性不事生產。事實上，無論是大家閨秀或平民女子，多少都會付出勞力。

富貴人家的千金雖然裹著小腳，依然會為家中做些縫紉、編織或刺繡之類的女紅。生活在鄉村的女性更是刻苦耐勞，纏足婦女就算行動不便，還是會下田工作、飼養牲畜，或是去茶廠幫忙撿茶、編織草帽或草蓆。許多粗重工作也可見到女性身影，例如生活在礦區的婦女會跟著丈夫下坑採礦，彼此赤裸著上半身在悶熱的礦坑內工作。

臺灣女性的精明能幹還展現在家務的操持上，在名為「鬮書」的分產與買賣契約，經常看到女性擔任仲裁或見證人的角色。還有寡婦甚至會立約對外招夫養子，跳脫女子婚姻只能由父兄作主的窠臼。

上述勤儉美德、主持家務與勞動經驗在女性親屬之間代代相傳，為臺灣女性從一、二級產業往知識密集職業發展奠下改變的因子。然而，女性要成為名副其實的職業婦女並不簡單，還必須解除傳統習俗對身體與心智的束縛。

先從「放足」開始！

我們常聽到古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在審美觀上崇尚「三寸金蓮」，但這些習俗皆是阻礙女性往外發展的高牆。

日本殖民政府為了讓臺灣女性可以更大量地投入經濟活動，決定從「廢除纏足」和「興辦女學」做起。但是光憑政府一己之力還力有未逮，必須借助民間的力量共同革除陋習。

纏足、辮髮、吸鴉片被日人視為臺灣三大陋習，根據目前所知最早的調查發現，1905 年的臺灣計有 80 萬 616 人纏足，約佔臺灣女性總人口的 56.9%，其中閩籍女性約佔 68%。換句話說，1905 年以前高達三分之二以上的女性有纏足。

要改變根深柢固的觀念並不容易，加上日治初期需攏絡民心、消弭反抗，於是採取漸進政策。深受百姓尊崇的紳商名流、知識份子等地方領導階層，是總督府極力爭取合作的對象。

治臺初期，總督府經由報章雜誌讓地方領導階層了解，纏足對女性的身心造成莫大的危害，且中國維新人士已大力倡導放足，臺灣應跟上世界潮流！自此，紳商名流組織的天然足會在各地發起放足運動。

許多推動放足運動的地方紳商妻女率先放足，並相繼加入鼓吹放足的行列。婦女之間惺惺相惜，對於纏足的痛苦更能感同身受，促使放足人數大幅增加。

放足觀念也成為學校教育的一環，游鑑明分享從受訪者處聽到的故事：「學校老師會拿根棍子戳戳學生的鞋子，確認腳是否有放大。」而學校也宣導纏足會讓地震來時難逃生，或是透過展覽會展示纏足後變形的可怕雙腳。

總督府眼看社會風氣已成熟，自 1915 年 4 月開始，正式透過保甲制度發起強制放足命令，除了因蹠趾變形無法放足，拒絕放足者會被處以罰鍰。在強制命令的推行下，1916 年 3 月的放足人數已達到 67 萬 3 千人。

放足後，行動的便利性擴展臺灣女性從事經濟活動的範圍，但要成為擁有專業技能的職業婦女還需接受教育或專業訓練。

勸學大作戰

在重男輕女的傳統社會中，讀書對絕大多數的女性來說是種奢侈，儘管日本政府將女子教育列入教育體系中、成立專供臺灣人就讀的公學校，但在日治中期以前，女童就學的意願依然低落。

游鑑明細數女童無法就學的原因：「很多女童因為家中農忙、天氣不好、學校男學生多、沒有女老師等原因就不去唸書，有女童甚至要女扮男裝才敢去唸書。」

為了提高女童就學率，日本政府採取放寬就學年齡、男女分班、增加女老師等教育制度。此外，總督府發現，家中女性長輩掌握女童的讀書權，於是曾在士林舉辦女性限定的展覽會，展出插花、摺扇、和服等日本傳統工藝，邀請祖母、媽媽帶女童一起參觀，讓媽媽們知道女童入學就能學習手工藝，可為將來結婚預備嫁妝。

學校方面也派出老師挨家挨戶勸學，其中女老師的勸學成功率相對較高，因為女老師是因為唸了書才改變身分地位，她們的現身說法較能打動家長的心。

在官民的相互呼應下，1938 至 1942 年間，臺籍女童入公學校就讀率上升到 54.1%，但能接受完整初等教育的女童，大約為全部學齡童的十分之一，而且多數來自中上階層家庭。

如想繼續攻讀高等學歷，臺灣本地的教育措施並不完善，缺乏獨立的女子專門學校。以培養女老師的學制為例，女學生自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下稱三高女）畢業後，殖民政府只在校內附設師資班做短期的職前培訓。至於有志從醫的女生，則必須出國留學才能獲得深造機會。

雖然日治時期的女子教育未能延伸到高等教育，但教育程度可作為有力的求職履歷，此一新觀念開始在民間扎根，為想要翻轉身分地位的女性帶來希望。

帶來的改變

那麼，日治時期出現哪些女性從事的新興職業呢？進入職場又為女性帶來哪些改變？游鑑明的研究聚焦在五種新興職業：女教員、女醫生、新式產婆、看護婦、女工，她發現這些投入職場的女性雖然出生背景、學經歷與工作內容存在差距，卻具備四項共同的現代性特徵。

首先，女性開始積極「參與」更多元的工作，甚至嘗試爭取以男性居多的職業。例如從臺北女子職業學校畢業的吳謹，進入臺北自動車講習所接受司機員培訓，於 1928 年成功取得司機執照，成為當時臺北州公共汽車唯一的女司機。

其次，經由高等教育與專業訓練養成的女性也更具「雄心壯志」！例如女醫生和新式產婆要在地方開業，必須想辦法獲得當地居民的信任，並盡可能打開知名度、招攬生意。因此，我們可在日治時期的報紙看到女醫生刊登的宣傳廣告，在藥局看到新式產婆掛的廣告招牌，她們積極在社會上為自己發聲。

其三，職業婦女的「地理活動」範圍也因求學與工作等原因而擴大。例如中南部的女生遠赴三高女圓老師夢，取得教師資格後會被分派到異鄉執教。在保守的臺灣社會，女生獨自離鄉謀生是相當重大的決定，更別提女醫生還須出國留學、克服文化差異。

其四，女性靠自己賺取穩定的薪水後，「消費取向」開始改變，更有能力為自己與家人添購新興商品或奢侈品。例如女工為了讓家人定時抱孩子來餵奶，會購買時鐘，進而將現代時間觀帶入家庭。女教員、女醫生會為自己挑選最摩登的西式婚紗，帶動流行風潮！

殖民現代性的矛盾

女性就業是臺灣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但日本政府重視的是思想同化與經濟發展，極少顧及臺灣勞工的就業權益，骨子裡採行一種「殖民現代性」的治理方針，因此就業措施不完備、職場差別待遇、種族與性別歧視等問題幾乎天天上演。

例如臺籍女教員的薪資不只比日本、臺灣的男教員低，也比日本女教員低，但臺灣和日本女教員明明是來自一樣的養成背景。

此外，多數臺籍女教員就算能力再強，也只能教低年級學生或家事課程。直到戰爭末期，男教員上戰場、日籍教員返國，才有機會教到中高年級學生。

日治時期稱為「看護婦」的護理師則被迫簽訂「單身條款」，婚後必須離職，造成很少人能夠久任。此外，臺籍看護婦還需忍受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

同時擁有看護婦和產婆執照的尹喜妹，在二戰時被派往海南島工作，她向游鑑明抱怨日方的差別待遇：「院方規定凡是參加醫療隊的日籍護理人員都可以留職停薪，可是臺灣人卻必須辦理離職手續，護士長的人選卻是經驗遠不如我的日本人。」

引領女性邁向職場

儘管在職場上充斥許多不公平待遇，學得一技之長的職業婦女仍將新觀念傳遞給周遭親友，造福社會大眾。

新式產婆的出現即是產家與新生兒的福音。在缺乏衛生觀念的時代，傳統產婆會用生鏽的剪刀斷臍、以胡麻油塗抹嬰兒的肚臍，一不小心就會造成細菌入侵，引發破傷風或敗血症。

為了降低嬰兒夭折率，日本政府規定，傳統產婆一律要接受 3 至 7 天的講習，且只能在限定地點開業 3 年，如遇難產則需由婦產科醫師負責接生。此外，公家和民間醫院也紛紛開設產婆講習所，培養具備產前檢查、接生技術與衛教觀念的新式產婆。

新式產婆也兼負起教育產家正確生產觀念的義務。產婆劉阿秀提到，有些家庭迷信用舊衣包裹新生兒可以助其成長，不知此舉可能造成細菌感染，因此她會要求產家在預產前幾日要清洗床單與衣物，以太陽曝曬方式確實殺菌。

這群誕生於日治時期的職業婦女，歷經求學、受訓與職場挑戰，在打拚事業之餘努力兼顧家庭。進入國民政府時期，許多女性揮別殖民政府的束縛，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有人參選縣市議員為公眾服務，或以職場前輩身分作育英才，她們正是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

延伸閱讀

1. 游鑑明老師個人網頁
2. 游鑑明（2022）。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展現能力，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陳子萱
• 美術設計｜林洵安

臺語歌曲，臺灣命運的寫照

「愛拚啊才～會～贏～～～」人們熟悉的〈酒後的心聲〉、〈舞女〉、〈心事誰人知〉，其花俏轉音、顫音和悲涼哭腔，成為臺語老歌的基調。但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陳培豐研究員發現，這種日式演歌的唱腔風格，並不是臺語歌曲的「傳統」，而是在二戰之後，臺灣人主動傾靠日本文化的結果。「研之有物」專訪陳培豐，他將臺語歌謠視為「臺灣人的自畫像」，從中勾勒庶民社會對自身處境、歷史過往的理解。

臺語老歌的道地「氣口」

「我也來到他鄉的這個省都，不過我是真打拚的，媽媽請你也～保～重～」經典的臺語歌曲〈媽媽請你也保重〉，不只臺語歌手葉啟田、蕭煌奇、洪榮宏，連 S.H.E 也唱過。但不論是臺語唱將或偶像團體，若沒帶上濃濃的哭腔、轉音和連綿顫音，好像就少了原本的「那一味」。

這種「氣口」究竟何時開始？坊間常認為，臺語老歌滄桑悲涼的「日式演歌唱腔」，來自日本殖民時期的同化，但中研院研究員陳培豐不以為然。不同於多數以歌詞為分析文本的歌曲研究，他從抽象的「唱腔」著手，耗時六年，完成《歌唱臺灣》一書。

陳培豐發現，日治時期的臺語歌謠，其實是以本土「歌仔調」唱腔為主；一直到戰後國民黨統治下，演歌風味的黏稠唱腔才出現，逐漸成為今日臺語歌曲的「傳統」。

戰前「閨怨女」，臺灣味的歌仔調

1914 年，亞洲第一座合乎標準的錄音室在東京現身，預告流行歌曲工業即將在日本如火如荼展開。

隨著殖民地身分，日本的新民謠運動也在 1920-30 年代，飄洋過海。新民謠歌詞描寫臺灣事物，但多以日式曲調、日文傳唱，因此主要流傳在臺日人之間，僅是「專屬日本人的臺灣歌謠」。

對識字率不高的臺灣百姓而言，白話說唱、故事性豐富的臺語歌仔戲，才是正港的「流行歌」。因此在 1930 年代之後，當臺灣人製作的臺語流行歌曲開始現身市場，唱片公司延攬藝旦與歌仔戲班來錄製唱片，打入了庶民生活。流行歌曲工業的現代化物質基礎，包括唱片、資金、設備，也漸漸在島嶼落地生根。

當時的暢銷歌曲多是抒發「閨怨女」情懷，充滿對愛情的思慕與渴望。例如〈望春風〉，即是由出身歌仔戲班的歌手純純一舉唱紅。

陳培豐指出，三零年代臺語歌的閨怨女形象，對於歌者與聽者，都頗有共鳴。這些藝旦或出身歌仔戲班的歌者，多數生長於貧困、被送養與決定婚配，歌中那嚮往自由戀愛的閨怨女，如同自己的化身。對於庶民聽眾，閨怨之情則反映出被殖民者渴盼自由的心情。臺灣人民、底層歌女、歌詞人物，在日治時代的臺語流行歌曲中，共構交織出相似的生命情感。

戰前臺語流行歌曲的唱腔，則多為「歌仔調」，音節清脆、平直，因為以丹田發聲，充滿抑揚頓挫的顆粒感，曲風或演唱都保有濃厚的「臺灣味」；日式演歌唱法還未出現。

整體來看，戰前日式風格的新民謠，沒有直接影響臺語歌曲，「日本／知識菁英」與「臺灣庶民」仍為兩條平行線。

戰後威權統治，演歌唱腔道出悔恨與悲情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臺灣百姓歡天喜地，盼著重回「祖國」懷抱。但人們始料未及，迎來的竟會是劇烈衝突與動盪不安。接踵而來的語言政策、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土地改革，如同一場場大海嘯，島嶼宛若經歷另一場「再殖民」。

臺語流行歌的意象，也從日治時期的「閨怨女」，在戰後初期搖身一變成為「苦戀女」。

〈賣肉粽〉、〈收酒矸〉，唱出年輕人沒頭路、通膨率高漲的蕭條之景；〈苦戀歌〉，映射本省臺灣人被祖國「欺騙」、「拋棄」的悔恨之情。〈望你早歸〉、〈安平追想曲〉、〈河邊春夢〉等苦戀的無奈，瀰漫於 1945-1955 時期的臺語歌，歌詞和社會集體情緒疊影互文。

陳培豐描述當中的意象轉折：「戰前是渴望自由戀愛不可得；戰後終於成就愛情了，結果卻是憧憬破滅，充滿被騙的悲傷心碎。」

戰後短短的十年內，臺語流行歌曲開始轉向模仿日式演歌唱腔，唱腔悲情滄桑、帶有大量轉音、顫音，反映出威權體制的重重禁錮下，人民轉而懷想起過往的時代。

「絲滑」、「黏稠」的連音，帶修飾性的轉音與顫音，這種悲情滄桑的唱腔基調，從此蔓延在臺語流行歌曲。

「亦日亦臺」的「港歌」唱腔，展現臺灣人的認同流動

壓抑、悲情與茫茫不安的社會氛圍，除了來自威權統治，也和 1950 年代以後的土地改革有關。

「臺灣作為殖民地，近代化和工業化沒有被一起引入。戰前的臺灣只進入近代化、工業程度低；一直到戰後大批農民被迫離鄉，這是臺灣人在歷史上的第一次經驗。」陳培豐說。

大量農村子弟離開家鄉，走向工廠與都市，引發島內第一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在這種背景下，臺語歌曲開始大量翻唱日本的「港歌」，同時也以自創方式推出〈港都夜雨〉等作品，象徵青年離鄉的漂泊無依。

對於當時的本省青年來說，戰後初期歷經被國家「欺騙」的各種無奈——政治、族群階層上遭受打壓；禁說方言政策下，被迫成為「失語的一代」；因為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只能離鄉討生活。農村子弟漂浪都市的滄桑，都藉由港歌裡的大海茫茫、路途迢迢，表露無遺。

然而，為何當時流行樂會取用海港做為意象，而不是城際遷移依靠的公車或火車？陳培豐解釋，出航和大海帶有濃厚的疏離、阻隔與漂泊感，以「海港」挪用作為文化符碼，更能戲劇化營造出「有家難返」的困境，引發社會共鳴。

翻唱港歌的風潮下，開始出現大量男性歌手粉墨登場；歌曲場景從閨怨的「室內」，轉為海港「室外」。日治時期的流行歌曲如〈望春風〉、〈雨夜花〉被冠上「臺灣民謠」稱號，重新錄製發行，但唱腔也逐漸融入演歌味。

臺語流行歌曲隨著不同歌曲類型，出現濃淡不一的演歌唱腔。陳培豐指出，戰後大量翻唱日本老歌，以及「亦日亦臺」的唱腔形成，透露出人們情感上追懷、寄情於昔日政權，透過流行文化上形塑出共同體。流行歌曲成為本省人重新定義我群的方式。

我口唱我心，中下階級的悲苦與時代記憶

流行歌樂不僅僅只是娛樂，還乘載了庶民百姓的集體記憶，彷若一個時代的紀實寫真。1960 年代，臺語歌的「再日本化」來到巔峰。

當時，臺日兩國同樣步入高速經濟成長，社會發展軌跡相似。日本「望鄉演歌」訴說離鄉子弟的鄉愁，在臺灣大量被翻唱。

〈孤女的願望〉、〈媽媽請你也保重〉、〈黃昏的故鄉〉，一首首至今仍膾炙人口的臺語歌，如同一頁勞工奮鬥詩篇，刻劃本省籍農村男女隻身離鄉打拚的孤苦不安。

但陳培豐強調，臺語歌並非全盤復刻、抄襲日本曲調，而是在重新填詞下，經歷文化內化與再詮釋，甚至比原曲更為滄桑。因為，相較於日本青年有「集團就職」，系統性將農村勞動力輸出至都市；臺灣農村青年則各自踏入看似充滿機會的大城市，實際上卻常陷於自生自滅的悲涼處境。

綜觀來看，在本土化、民主化之前，本省臺灣人親身經歷了島嶼的滿目瘡痍。無法「我手寫我口」的底層人民，沒有太多工具寄託情感，臺語流行音樂承接了彼時社會文化的困境，折射出無數勞動庶民的悲苦，成為本省中下階級的時代紀錄。

「他們只能把舌頭當作表達靈魂的工具。」陳培豐感歎。

悲涼滄桑的臺語唱腔，反映的是臺灣戰後經濟上工業化與都市化、政治上再殖民化的社會變遷。可以說，臺語老歌不只是本省人的音樂文化，更是當時中下階級、社會邊緣人、失語世代的自畫像。

臺語老歌很「俗」？國家與知識菁英的品味界定

「這是一種『社會音樂』，唱出社會底層的世界，在他們最孤苦無依的時候，陪伴許多庶民百姓。」陳培豐這麼解讀：「我們覺得很『俗』，也正是因為臺語歌就是在中下底層間生成。」

俗在於歌曲唱出的庶民滄桑。但陳培豐也指出，主流對品味雅俗的界定，正是臺語歌被知識份子和當權者的長期邊緣化結果。

戰前的流行歌曲工業為殖民者移植的現代產物，臺灣因缺乏現代設備，許多音樂人只能渡海赴日錄製。但這批日本現代音樂的引入者，包括左派知識份子，一心傾慕殖民母國的現代化，汲汲營營透過歌謠教化大眾。

最終知識菁英陷入「落後」與「進步」的二分思維，一邊高舉摩登啓蒙音樂之大旗來教育庶民，一邊批判臺語歌謠庸俗，與群眾越離越遠。「很多人以為戰前的知識份子都在唱〈雨夜花〉，」陳培豐説：「實際上不是，他們欣賞的是西洋古典或日本音樂，菁英和庶民是兩個平行時空。」

而來到戰後，臺語歌曲則遭遇當權者的文化圍剿。

1960 年代，臺語歌幾乎被全面驅逐出主流媒體。歌手必須經過證照考試，才有資格登上電視，但考試指定曲不會有臺語歌，且多是節奏快速的進行曲，不利唱腔綿延的臺語歌手發揮。最終，「歌星證」制度等同對臺語唱腔宣判死刑，也界定了由國家規範的「好歌」美學定義。

臺語歌的存續，本身就具有反叛意義

綜觀戰前戰後，臺語流行歌曲如同一部勞農階級的簡史——進城打拼的農村子弟、流離遷徙的苦力勞工、忍受資方剝削的工廠女工⋯⋯都可以在歌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它的唱腔轉變，反映著戰前戰後臺灣人如何調適、改變與自我描繪；它的滄桑悲涼，映射出被工業化與再殖民化歷程拋下的庶民心聲。

在知識份子拿起筆，以「我手寫我口」抵抗威權與不公之前，本土中下階層百姓，便以「我口唱我心」，用最原始的抒唱、最悲涼的唱腔，道出自己與這座島嶼的辛酸血淚。

「不管是戰前或戰後，臺語歌始終在知識菁英與國家權力的藐視下掙扎。但它一直以最親切直接的方式，擁抱跟自己一樣被邊緣化的社會底層。」陳培豐語帶感性地說：

如果我們不知道臺語歌一路走來有多心酸艱苦，就會用知識階級的眼光、品味，持續誤解和歧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