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代數：數學和邏輯的結合可以改變世界！——布爾誕辰｜科學史上的今天：11/2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龔雋幃
• 美術設計｜林洵安

網路是對抗極權的利器，還是政府監控之眼？

上個世紀末，網際網路甫萌芽，彼時正是自由無垠的代名詞。但不過十數年，獨裁政體已導入新技術，建置網路審查系統與防火牆，奪回資訊掌控權，甚至發動跨國資訊戰。當台灣成為境外假訊息的投放目標，我們又該怎麼面對資訊攻擊？「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林宗弘研究員，他與廈門大學政治學系張鈞智副教授合作，運用 153 國資料，分析國家網路審查與公民社會能量的交互關係。

自由的網路世界，讓我們集結革命！

跨入千禧年之時，傳言中國將著手建置防火長城，全面管制網路資訊流通，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Bill Cliton）嘴角淺淺上揚地微笑說，「祝他們好運。那就像是要把果凍釘在牆上。」

大約 10 年過後，透過社群平台的迅速串連，從網路點燃的燎原怒火，果真在 2010 年底掀起北非、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革命浪潮！一時之間，網路儼然成為組織動員的新興反抗支點，藉由虛擬世界的合縱連橫，便得以撐起更好未來的想像，動手打造屬於人民的明天。

「從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到太陽花運動，那時候主流的觀點是，網際網路有助於年輕人集結抗爭，或是獲得社會資本。」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說。

「數位烏托邦」的夢起夢醒：技術決定論 vs 獨裁進化論

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下，「數位烏托邦主義」（Cyber-Utopianism）蔚為風行，人們相信隨著數位科技愈成熟、使用人口愈多，公民社會就能擁有愈大力量。

烏托邦論者立基於技術決定論，樂觀地相信網際網路的崛起，得以打破威權政體的資訊高牆，鬆動原先被政府一手掌控的單向訊息來源。人民不再只能被動接受資訊餵養，得以透過網路自由地共享資訊、迅速串連，召喚出集體行動。對於公民社會，網路無疑是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賦權工具。

然而，當革命時刻的激昂褪去後，那些威權國家卻沒有被掃出歷史舞台，原先瑰麗的網路烏托邦想像反倒轉眼成空。

短短幾年，威權國家管控、壓制、操弄資訊的技術全面進化來說，乃至於發展出一整套資訊政治經濟學戰略。換言之，如今果凍不只牢牢地被釘在牆上，甚至連呈現在牆上的大小、形狀和樣態，也幾乎被資訊獨裁國家玩弄於股掌之間！

由此，另一套對立論述應運而生：面對新科技的突破，獨裁國家已重新再進化，運用新工具反制網際網路帶來的自由衝擊，透過高度的網路審查監控，再次壓制公民社會的力量。

網路再翻轉，成為威權政體的鞏固工具

原先普遍樂觀的烏托邦期待，究竟是如何走向宛如老大哥夢魘般的非預期結果？

林宗弘指出，2010 年前後為關鍵分水嶺。在此之前，網路的崛起確實帶來強烈衝擊，因此多數威權國家的網路覆蓋率遠低於民主國家，即是因政體感受到數位科技的威脅，從源頭限制人民使用。

但是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幾年，威權國家的網路覆蓋率卻迅速攀升，不僅超過全球平均值，最後更越過了民主國家。

林宗弘研究發現，這項飛躍性成長並非偶然，而是當權者有意為之的反制性操作。

過去，政府的反制是限制人民上網、抑制網路擴散，但大約 2012 年以後，威權度較高的國家，包括中國、伊朗、埃及、土耳其、俄羅斯，以及近年的泰國和馬來西亞，已陸續建置了網路審查系統（internet censorship），形塑出強大的維穩防火牆，得以遮蔽並扭曲訊息。換言之，國家已重新奪回資訊掌控權。因此即便網路更普及，但實則被套上重重枷鎖，甚至轉而成為國家打壓監控的有力工具。

例如，埃及在 2011 年示威運動期間，曾採取全國斷網手段，用來防止示威者串聯。但之後，政府大量投注科技資源以監控網路，限網、斷網就不再是政府採取的手段。

林宗弘指出，國家如何介入且建構出一整套資訊政治體制，過往研究始終較為貧瘠。雖然有宣傳學、傳播理論可援引，但缺少系統性的資訊政治經濟學理論。 2019 年，Sergei Guriev 和 Daniel Treisman 兩位政治經濟學者才提出「資訊獨裁論」。他們研究發現，威權國家在資訊審查、政治宣傳上的投資愈大，政權的存活率愈高，愈不容易被推翻，也會減少流血暴力鎮壓的機率。這便構成了一個簡潔的理論架構，明確解釋威權國家加強資訊審查操弄的動機。

國家網路審查：壓制公民社會的黑手

不過林宗弘認為，現有研究多半集中在資訊審查如何影響政治轉型，聚焦於宏觀的變遷過程，卻忽略了中介影響機制，例如對公民社會的活躍性打壓。因此林宗弘與廈門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張鈞智合作，援引瑞典哥德堡大學 V-Dem 資料庫（Varieties of Democracy）的大型跨國調查，取得全球 153 個國家的資料（1995-2018 年），探究網路審查對於公民社會的影響。

研究進一步以互動固定效應模型（interactive fixed-effects model），檢視 2011 至 2018 年網路審查成長超過 10 %的 34 個國家。以 2017 年為例，網路審查的效力削弱了核心公民社會指數約 8%，清楚呈現出兩者的相關性。研究發現國家的網路審查，確實是降低公民參與的關鍵因素。

「我們的研究發現，網路覆蓋率已經跟公民社會的活力脫鉤，也跟政治體制脫鉤。」林宗弘分析，在威權國家底下，網路科技是推進新興經濟、科技產業的工具，但同時也是澆熄公民社會的武器。

林宗弘直言，過往的比較研究，大多聚焦於網路對政治轉型的影響，普遍忽略了威權國家運用科技針對公民社會展開操弄與反動員（demobiliztion）的策略。

網路的快速發展最初雖為威權國家帶來了空前挑戰，然而這些政體很快展現其韌性，已學會靈活地運用科技手段，有效壓制公民社會持續壯大，化解潛在的政治風險。

以中國為例，習近平上任後成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大力強化網路審查技術與訊息防火牆。一般人可以透過網路表達個人意見、商業交易、聯繫親友等等，甚至可以批評政策，但絕不能用於發動社會抗爭。背後嚴密的審查機制，包含特定關鍵字，緊盯著使用者的一舉一動，防範集體集結行動的火苗於未然。

哈佛大學政治學者 Gary King 等人曾提出經典解釋：中國進行網路審查的重點不在於阻止一般人批評政府，而是要防堵、阻絕動員的可能，也就是禁止那些會集結群眾發動連署、陳情、抗爭或更激烈政治行動的內容。

資訊操弄的兩手策略：減少訊息、增加訊息

林宗弘進一步分析，威權國家進行網路審查的兩種策略。

首要是減法。簡單來說，如同前述的刪文、斷網與關鍵字屏蔽等，皆是威權國家常見的審查手段，關鍵在於「減少訊息」，隔絕封鎖踩到政體紅線的新聞與討論。但這只是資訊操弄的其中一個面向。

另一個手段則是加法，即「增加訊息」。包括散播假訊息，選擇性釋出足以歪曲、遮蔽原先焦點的訊息，又或是刻意放送溫暖正面的心靈雞湯，目的皆在於奪取民眾的注意力。根據 Gary King 等人的另一篇研究指出，中國網軍的操作並非直接反擊不利於政府的訊息，而是帶風向、貼歪樓，使用反諷、嘲弄、抹黑對方的手法轉移焦點，讓原先的議題力道被削弱。

威權國家正是同時運用減少訊息、增加訊息兩套手法，導引操弄社會可獲得的資訊，達到統治目的。

讓假訊息飛！資訊戰可能群體免疫嗎？

不過林宗弘提醒，類似的操作不只侷限國內。威權國家也會對外投射，特別是針對潛在敵對或競爭關係的民主國家，包括病毒攻擊、癱瘓伺服器造成斷網，同時也投放大量的假訊息，以此讓目標國內部分化，製造情緒爭端，使社會陷入認知癱瘓。

林宗弘解釋，這種干擾模式有其特殊性。「我們另一個研究已系統性發現，只要周邊存在一個領土爭議的威權政體，民主政體被攻擊的頻率就會大幅上升；但是相對地，威權政體並沒有同樣被大幅攻擊。」換句話說，

這個攻擊是單向、非對稱的，來自於威權政體。資訊戰已被當作攻擊武器，使用在國際關係中。

一旦國家與鄰國沒有領土爭議，或四周都是民主政體，國內被投放假訊息的比例就大為降低。

但民主國家內訊息原本即多元殊異，資訊戰攻擊是否真的會造成實質威脅？或者，社會其實終將形成「群體免疫」，無需過度擔憂？

林宗弘不同意這類觀點，他正在進行的研究發現，根據 2020 年資料，一國的假訊息量愈大，該國的疫情愈嚴重。近期英國研究也顯示，假訊息會降低接種疫苗的意願。「如果資訊戰確實會產生效果，造成社會傷害，又怎麼達到群體免疫呢？」

迄今，林宗弘已大致拼湊出理論圖像，希望更完整理解資訊操弄背後的整體面貌，但仍有許多亟待突破的環節。包括在民主、威權不同政體下，哪些更容易被操弄？運作結構與結果有何殊異？以及，它對哪個社會階層更有利？都是未來待持續梳理的部分。

台灣為境外網攻密集目標！跨國假訊息攻防戰

根據 V-Dem 跨國研究，在 2018 年全球 179 個國家「遭受境外假資訊攻擊」的調查中，台灣高居世界第一！面對威權國家的步步進逼，林宗弘雖不再如過去的數位烏托邦論者樂觀，但也不致絕望。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循環結束：公民社會因為網路而崛起；接著國家掌控愈來愈多資源，投資審查技術，把公民社會壓制下去。這表示原先樂天看法是錯的，但未來的科技突破還會有進展，下一個循環還是可能出現。」

但他強調，我們不應該僅單憑烏托邦或反烏托邦的想像來面對。「人一定要介入科技發展，它是權力鬥爭的一部分，民主的一部分。不投入，當作搭便車，最後就是被宰制。」

具體而言可以怎麼做？林宗弘提出三點建議。

根據 2019 年台灣民主基金會的調查，65.7% 民眾認為假訊息對台灣民主危害很大，這顯示資訊戰的威脅感已深入大眾。政府應該在基礎研究與資料情報蒐集上，提供更多挹注，才能依據實證研究成果建立防護體系。

其次，主動揭露調查結果。除了專業的事實查核機構，公民社會內部也可以自我動員組織，譬如醫師公會若發現錯誤的醫療流言，即主動澄清、提供正確資訊。

第三，假訊息攻擊的受害者具共同特徵，包括和外在社會接觸較少、資訊獲取管道不足。因此政府應該找出方法彌平數位落差，協助更多弱勢者培養資訊識讀的能力。

身處在資訊紛雜的年代，真假難辨已成日常。林宗弘總結，當假訊息的類型、來源愈趨五花八門，國家、公民社會、研究者都需要持續尋找各種政策工具，完成這幅複雜的拼圖，而不應寄望可能存在一個快速解決的萬靈丹。

延伸閱讀

• Chang, Chun-Chih and Thung-Hong Lin, 2020, “Autocracy login: internet censorship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digital age”, DEMOCRATIZATION, 27(5)：874-895
• 林宗弘，2019，〈數位貧窮與天災風險資訊來源：來自台灣傳播調查的證據〉，《新聞學研究》，第 138  期，頁 131-162
• Sergei Guriev,Daniel Treisman,2020, “A Theory of Informational Autocracy”,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186, issue C
• 林宗弘個人網頁

上一章曾說阿塔納索夫在愛荷華大學埋頭苦幹時，外界根本不知道美國中西部也有人在打造數位計算機。既然如此，莫奇利又怎麼會前去造訪，而衍生出日後的專利糾紛？其實，一開始是阿塔納索夫主動結識莫奇利的……。

本文為系列文章，上一篇請見：誰才是第一部電子計算機？——靠 650 美元誕生、曾被遺忘的 ABC 電腦│《電腦簡史》數位時代（九）

氣象論文數據太少被拒，發憤打造計算機

莫奇利小阿塔納索夫四歲，與他一樣是物理博士。1932 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原本留在母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擔任研究助理，但一年後就到位於賓州的烏西納斯學院 (Ursinus College) 擔任物理系主任，雖然是所小學校，但至少是個正式的教職。

1938 年，莫奇利提交了一篇論文，分析太陽表面的活躍程度與大氣電學的關聯性，不料遭到拒絕，理由是所蒐集的數據期間太短。好吧，他是可以取得更多年度的氣象資料重新分析，但這龐大的數據靠他自己一人怎麼可能算得完？於是他先找學生來分擔計算工作，同時一邊研究有什麼自動計算的機器可以代勞。

莫奇利發現調和分析儀，這個源自克耳文男爵在半個世紀前發明的機械式計算機，專門用來做傅立葉分析，恰恰是他現在最需要的計算工具，因此於 1940 年也打造了一台。結果他在打造的過程中，竟對計算機產生了高度興趣，開始密切注意是否有更新的技術。

莫奇利參觀了 IBM 最新的商用計算機，也參加 1940 年 9 月在達特茅斯學院舉辦的數學年會，見識史提畢茲展示複數計算機的功能。他還去了解物理學家研究宇宙射線所用的二進位計數器，這是用真空管做成的儀器，專門計算放射性粒子的數目。莫奇利試圖也仿造其邏輯電路，但買不起真空管，只好改用速度較慢，但便宜許多的氖管（灌入稀有氣體氖的燈管）。

愛荷華之行與賓大密集課程，學會設計邏輯電路

1940 年 12 月，莫奇利受邀到美國科學促進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舉辦的研討會，發表他終於修訂完成的氣象學論文。莫奇利在演講中提到自己打造的調和分析儀，恰巧阿塔納索夫也在台下聆聽，便在演講結束後主動找莫奇利攀談，提及自己正在打造的真空管計算機（也就是日後的 ABC 電腦），並邀請他來愛荷華參觀。莫奇利第二年暑假驅車前往，就此埋下日後的專利糾紛。

莫奇利從愛荷華回來後，隨即趕赴賓州大學的摩爾電機學院，參加一項為期十週的電子學課程。這是由美國戰爭部 (1949 年才改為國防部) 出資委辦的密集課程，目的在於訓練出更多電子工程師，好為日益擴大的二次大戰戰事做好國防準備。如之前提過，摩爾電機學院與美國陸軍素有淵源，一直為陸軍分析各式火炮的彈道並製作「射表」 (Firing Table)，自然成為承辦大學之一。

莫奇利在這課程習得邏輯電路的知識，不但如此，還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夥伴艾科特 (J. Presper Eckert)。艾科特當時才 22 歲，仍是摩爾電機學院研究所的學生，卻已多處展現電子工程的長才，包括改善微分分析儀（這是為了分析彈道，而於 1935 年購置的機械式計算機），因此擔任此次課程中的助教。

更棒的是，摩爾電機學院有個現成的教職給莫奇利。雖然這只是個講師的職位，和他目前系主任的頭銜比起來差很多，但對於一心想打造計算機的莫奇利而言，留在這裡一定有更多實作磨練的機會，而且又能與艾科特切磋，因此他仍欣然接受，於 1941 年開始在摩爾電機學院任教。

美國參戰急需大量射表，莫奇利提案真空管計算機

美國於 1941 年底參戰後，陸軍急需更多火炮的射表。眼見摩爾電機學院的進度大幅落後，陸軍特地另外招募了一百多的女性計算員，分成兩班輪流操作微分分析儀，卻仍跟不上前線的迫切需求。1942 年 8 月，莫奇利向校方提交了一份備忘錄，直指機械式的微分分析儀先天不足，建議使用真空管打造電子式計算機。

他在備忘錄中舉真空管計數器可達每秒十萬次為例，主張用電子計算機計算彈道，無論是速度或正確性，都會遠勝於機械式的微分分析儀。然而這份備忘錄並沒有得到校方重視，所幸不久後陸軍中尉高士汀 (Herman Goldstine) 被派來摩爾電機學院，才挽救了莫奇利的夢想。

高士汀原本是密西根大學的數學教授，擅於彈道學的分析，遂被徵召進陸軍的彈道研究實驗室 (Ballistic Research Laboratory)。1942 年秋，他被派往摩爾電機學院，負責提升射表的產能，但過了半年仍一籌莫展。這是因為男性多已入伍，而當時懂數學的女性又相當有限，已無法再增加計算員的人力。因此當他 1943 年初獲知莫奇利的備忘錄後，立即找來了解。他研究後，相當認同電子計算機可大幅提升計算速度，解決射表產出不足的問題，因此決定促成此事。

高士汀努力奔走的同時，莫奇利也找來艾科特補強備忘錄中的技術細節，並將標題改為《電子式微分分析儀的報告》。 1943 年 4 月 9 日，向軍方高層簡報後，成功獲得批准，經費很快就核發下來。

ENIAC——第一部通用型電子計算機問世

六月初，「電子數值積分儀暨計算機」(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簡稱 ENIAC) 的開發正式啟動，經過兩年半才打造完成，共耗費近五十萬美元（相當於 2020 年的七百萬美元）。完成後的機器重達 27 噸，由 30 個高二米四的機櫃組成，加起來有 30 公尺長，塞滿了 50 坪房間的牆面；IBM 的 ASCC 與之相較猶如小巫見大巫。

ENIAC 的真空管多達 17,468 個，主要用於運算單元與記憶單元，不過運算方式仍是採十進位，而不是二進位。輸入方式有兩種，數據與常用的函數表是用 IBM 現成的打孔卡片機制輸入，然後暫存到記憶單元；程式則跳過打孔卡片，直接用纜線連接控制單元的不同插孔，再調整開關與計數器完成設定。用這種方式輸入程式與數據，是為了完全發揮真空管的優勢，不被讀卡的機械動作拖累。

ENIAC 果然不負眾望，運算速度可達每秒 5,000 次加法或 357 次乘法，不僅超過貝爾實驗室與 IBM 用繼電器打造的計算機百倍以上，也遠勝於阿塔納索夫的 ABC 電腦。用 ENIAC 分析彈道當然也比微分分析儀快多了，只不過當它於 1945 年 11 月啟用時，二次大戰早已結束，原本建造的初衷為了製作射表，如今已不需要了，這簡直就是莊子寓言所說的：花了三年學會屠龍之技，卻無所用其巧。

所幸 ENIAC 是一部可程式化的通用型電腦，軍方仍能在其它方面用到它龐大的計算能力──例如氫彈的模擬計算，因此它還是一直運作到 1955 年 10 月才退役。

二戰結束後創辦公司，電腦專利遭判無效

對莫奇利與艾科特而言，二次大戰結束反而是他們事業的開始。1946 年 3 月，他們兩人一起離開賓州大學，創辦「艾科特─莫奇利電腦公司」，並將 ENIAC 的相關技術申請專利。

這份專利直到 1964 年才獲准，但因為他們的公司早在 1950 年就賣給雷明頓蘭德公司 (Remington Rand)，而這家公司五年後又遭另一家公司併購，專利也就歸屬於合併後的斯佩里蘭德公司 (Sperry Rand) 所有。斯佩里蘭德取得專利後，開始向其它電腦公司索取授權金，Honeywell 不願支付，雙方於 1971 年鬧上法庭。

阿塔納索夫因此才以證人身分出庭，證明莫奇利從他這裡獲知數位電腦的相關技術。最後法官認定莫奇利與艾科特的發明衍生自阿塔納索夫的設計，於 1973 年判決專利無效。

ENIAC 突顯舊思維的缺陷，促成現代電腦的出現

其實 ENIAC 與阿塔納索夫的 ABC 電腦有著根本性的不同。雖然兩者都用真空管，但 ENIAC 的用法卻是當成計數器，以傳統的十進位計算，而不是像 ABC 那樣當成二進位的邏輯閘。ENIAC 這樣的設計比起 ABC，反而又倒退了一步。當然 ENIAC 是通用型電腦這一點，比只能解線性方程式的 ABC 強多了，不過要靠插拔纜線、切換開關的方式設定程式實在太過麻煩。

無論如何，ENIAC 的確是件劃時代的作品，它將計算機的運算能力提升了兩三個數量級以上，而且還能變換程式做各種運算。因為它的成功運行，而帶動了更多打造通用型電腦的計畫。

另一方面，它的諸多缺點也突顯了舊思維的設計亟待改善，新的電腦立即針對這些缺陷重新設計，因而又往現代電腦更邁向一大步。而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正是從數學、物理、經濟學，乃至 DNA，都有卓越貢獻的全能型天才──馮紐曼。

他開發出史上第一台二進位的數位計算機，而且所用的就是馮紐曼後來才提出的現代電腦架構。當電腦先驅們只知道用機器語言輸入指令時，他已經發明世上第一個高階語言。他還設計出類似電腦螢幕的機制，即時顯示計算機實際接收到的輸入指令。但世人卻幾乎不認識這位先驅中的先驅——楚澤。

只因楚澤生在德國，又逢二次世界大戰，以至於研究中斷延宕。等到戰後他重啟計算機的開發時，已經遠遠落後，最後不得不黯然退出了……。

本文為系列文章，上一篇請見：手算來不及啦！先驅者並起，數位計算機的萌芽時期│《電腦簡史》數位時代（五）

V1——第一台二進位數位計算機完工，只不過……

1938 年 6 月，楚澤花了將近兩年時間打造的 V1 計算機終於完工。這個龐然大物用了兩萬個零件，重達一千公斤，幾乎佔據了家中整個客廳。

測試的結果一如楚澤的構想，不需繼電器，僅憑金屬條就能完成 22 位元的浮點運算。但成也金屬條、敗也金屬條，因為這一片片完全都是用手工鋸出來的，精密度不是很高，有時會卡住而難以移到正確位置，或者應該分隔卻互相接觸而構成錯誤迴路。

事實上在剛開始建造時，楚澤的朋友舒瑞亞 (Helmut Schreyer) 就對金屬條不以為然，勸他使用真空管。舒瑞亞當時正在攻讀電機博士，楚澤只覺得這是高居象牙塔的痴人說夢，他從來不敢肖想這麼昂貴的零件。但如今 V1 的實際運作情況讓他不得不認真考慮了。

楚澤已經獲得那位企業家的一筆資金，但金額仍不足以讓他任意揮霍。已經拿到博士學位的舒瑞亞再次提出建議，這次至少是個可行的折衷方案：買不起真空管沒關係，那就用電話交換機汰換下來的二手繼電器。（楚澤用廢棄的電影膠卷取代紙條，也是出自他的建議）

打造下一代計算機的實驗機型——V2，不料二次大戰爆發……

楚澤評估如果 V1 全部都改用繼電器，至少需要兩千個以上。保險起見，他決定先將控制單元與運算單元換成繼電器，記憶單元則繼續沿用金屬條，並且將規格降低為 16 位元，放棄浮點運算、限定小數點位數，這樣應該只需要兩百個繼電器，就可以打造一台過渡性質的計算機 V2。一旦證明繼電器電路穩定可靠，再用 V2 去爭取更多資金，打造下一代的計算機。

不料 1939 年 9 月德國閃電入侵波蘭，開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打斷了楚澤的計畫。

楚澤被徵召入伍，分發到步兵單位。入伍沒多久，他就寫信給上級，表示自己開發中的 V2 可用來加密情報文件，盼能讓他發揮計算機的才能，報效國家。不過眼前德軍更迫切需要的是武器，況且他們已經有威力強大的恩尼格瑪密碼機 (Enigma)，開發計算機顯然不是首要之務。

德軍更看重的，反而是楚澤之前擔任結構工程師的經驗，於是把他轉派到亨舍爾飛機公司，協助開發戰鬥機。楚澤怎麼也沒想到，繞了一圈，自己竟又回到幾年前辭職的公司上班。不過這至少比上前線打仗好多了。

楚澤利用下班時間繼續打造 V2，最後終於在 1940 年中建造完成。他在當年九月向德國航空研究所展示 V2，這次他以協助空氣動力學的計算為訴求，成功獲得資金挹注。他趁此成立公司，開發完全採用繼電器的數位計算機 V3。

全繼電器的數位計算機 V3 完工，下一步，操作簡便又便宜的V4

V3 僅花了半年時間就完成，總共使用 2,400 個繼電器，和 V1 一樣可以做 22 位元的浮點運算，但速度提升到 5 赫茲，加減法不到 1 秒，乘除法也僅需 4 秒。楚澤於 1941 年 5 月對外公開展示，結果最先收到的訂單就是來自他上班的公司——亨舍爾飛機。

不過楚澤真正想做的不是為客戶客製化計算機，而是大量生產可以直接使用的通用機型。要做到大量生產，首先就得壓低成本。所以楚澤將這個預計量產的機型 V4 設計成像 V2 那樣，只有控制單元與計算單元使用繼電器，記憶單元則使用金屬條。一方面這也是基於現實面的考量，因為戰事造成物資吃緊，繼電器不易取得。

雖然成本壓低，但 V4 的性能反而超越 V3，速度提高到 30 赫茲，容量也更大，可以處理 32 位元的運算。而且記憶單元預存了開根號、三角函數sin、最小、最大等指令集，可以直接呼叫使用。為了讓使用者很快上手，楚澤還為 V4 發明了世上第一個電腦高階語言 Plankalkül（意指「規劃計算」）。

高階語言接近自然語法，使用者很容易就能學會，然後只要在改造的打字機輸入Plankalkül 中的相關指令，打字機便會在膠卷上打孔，轉換成二進位的程式碼。在此同時，有個裝置會將膠卷上的程式碼轉換成 Plankalkül 語言，立即顯示在燈號面板上，讓使用者確認是否與所輸入的一致，好即時更正錯誤。不用等到機器執行完程式後。才費心尋找指令哪裡打錯。

德軍敗退、V4改名，楚澤的命運從此大不同

楚澤於 1942 年開始打造 V4 的原型機，計畫一年到一年半之間完成。不料，美國於 1941 年底因日本偷襲珍珠港而決定參戰。在美軍的支援下，同盟國對柏林展開猛烈的轟炸，楚澤的工作屢屢因空襲而被迫中斷，物資取得也更加困難。V4 就這麼做做停停，進度大受影響，直到 1945 年初才終於打造完成。

只是此時蘇聯的軍隊已逼近柏林，德軍決定把重要的戰略性武器與人員從柏林轉移到其它城市，於是楚澤帶著拆解成二十箱的 V4，跟著一起撤到哥廷根 (Göttingen)。1945 年 4 月，楚澤重新將 V4 組裝完成，但五月德國就宣布投降，他的計算機大業也隨之停擺。

戰後楚澤只能靠畫油畫與刻些木雕賣給美軍與觀光客維生，如此過了兩年多，直到 1948 年，他才租了個地方開封蒙塵已久的 V4，重啟計算機工坊。不過為了避免外界將 V4 與納粹的 V1 、V2火箭聯想在一起，他乾脆將 V4 改名為 Z4 (Z 代表他的姓氏 Zuse)，之前的計算機 V1、V2、V3 也就跟著改為 Z1、Z2、Z3。

隔年一位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 (ETH Zurich) 的教授前來拜訪，當場出一題微分方程式測試 Z4 的能耐。只見楚澤三兩下設定好後， Z4 馬上就解出答案，這位教授立刻以五萬瑞士法郎向楚澤訂購一台。楚澤用這筆錢再度成立公司，繼續開發下一代計算機。1958 年，楚澤終於用真空管打造出全電子式的計算機 Z22，殊不知早在 13 年前，大西洋的另一邊就有人率先開發出來了。 

楚澤後來又繼續開發新的機種，但他經營企業的能力遠遠不如設計天分，到了 1964 年，公司終因周轉不靈賣給一家鋼鐵公司，五年後又被轉賣給西門子 (Siemens)。

時不我予——縱有超越時代的創見，最後只能黯然退出

在這場開發數位電腦的競賽中，楚澤從原本獨占鰲頭，到後來黯然退出，絕對不是因為他技不如人。相反地，他的創見始終遠遠領先其他人。

他在馮紐曼提出現代電腦架構之前，就已經如此設計開發計算機；他用鍵盤直接輸入指令時，別的機器都還是靠更換打孔紙帶或電路接線；當其他人腦子裡只有機器語言時，他已經在使用高階語言；而他用燈號面板即時顯示輸入結果，更是相當於現代電腦螢幕的機制。

只能說是時不我予。楚澤縱有超越時代的創見，也不敵造化弄人。

二次大戰促使美國政府全力開發計算機，相反地，納粹政府卻以武器為先，並未支持楚澤的計畫。楚澤在這關鍵的幾年落隊，就再也沒機會迎頭趕上了。而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損失，楚澤的成果與創見也因為戰爭而不為外界所知，英美的電腦先驅們因此錯失了從中獲得啟發的機會。

這也令人不禁設想：倘若當初楚澤沒有將 V4 改名為 Z4 呢？戰後美蘇雙方都急忙派遣特殊部隊前往德國搶奪傑出人才，美國的「迴紋針行動」(Project Paperclip) 更是瞄準火箭科學家。如果楚澤將錯就錯，繼續讓人以為 V4 是新的火箭，他會不會被當成火箭科學家帶去美國，然後運用那裏的龐大資源，繼續扮演創新者的角色，加速電腦的演進？ 

無論如何，歷史無法重演。經過二次大戰，計算機的發展從此就由美國主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