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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張文杰（清華大學工科所碩士，目前為清華大學核工所的研究助理）
2017 年 1 月 27 日，在《science》的網站上刊登了一篇跟輻射防護有關的新聞：我們知道從地面上到飛機所在的幾萬公尺高空之間，在人們的生活環境充滿了輻射，但是沒有人知道估算出來的輻射累積劑量和實際接受到的差距是多少；或許在某些輻射工作場所會有規定要配戴輻射劑量配章並且記錄之，但是從來沒有長達一年以上且無論是工作或日常生活都配戴並記錄下來的大規模實際案例。
source：Nathan
而現在出現了第一次的大規模研究，在 2011 年發生了福島核災後，有一群居住在福島第一核電廠附近的 65,000 名日本公民，他們沒有選擇撤離，而是開始測量並紀錄自己的輻射暴露劑量。科學家在分析這成千上萬的公民數據後發現：當初的預估值其實是實際值的四倍之多！
來自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核子科學與工程學系的保健物理學家 Kathryn Higley 說：「這項研究非常重要，因為在核子事故後進行長時間監測個體受到輻射暴露的案例很少，大多數居民在事故發生的當下或是不久後就遠離事故地點，要如此大規模分發輻射劑量佩章成本和難度也很高。在車諾比核災後，烏克蘭等地有少數的相關研究，但是都受到了一部分的限制，並非完整的監測數據。」
2011 年 4 月福島縣的輻射分布圖與伊達市的所在處。圖／福島縣政府
上圖是福島縣在 2011 年 4 月的輻射分布圖，伊達市雖然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 60 公里遠，但是當地的輻射劑量跟附近其他進行撤離城市是類似的水平。伊達市的仁志田昇司市長做了一個與眾不同的決定，他選擇不要撤離，然後發放輻射劑量配章給市民。
仁志田昇司市長在 2014 年國際原子能總署的一次會議上表示，儘管調查顯示伊達市的輻射劑量跟附近進行撤離的城市類似，且日本政府也建議他們進行撤離，但由於並不是強制命令，所以他決定採取屬於伊達市自己的獨立行動，而不是完全依靠國家政府。他決定進行伊達市的輻射除汙工作，並發放輻射劑量配章去監測個人的輻射暴露劑量，此作法在 2011 年 5 月爭取到日本政府的 10 億日元資金。
仁志田昇司市長表示，此輻射劑量配章的大小約為一個糖果棒大小，如圖二，測量放射線的種類為伽瑪射線。孕婦和 16 歲以下的青少年、兒童是第一批發送輻射劑量配章的對象，總計有 9000 名。後來在日本官員的幫助之下擴大了監測的對象，到了 2012 年，幾乎所有約 65,000 名居民都獲得了一個輻射劑量配章。然後每 3 個月居民會把輻射劑量配章拿到指定場所進行記錄與更新，總計有超過 52,000 名的居民參加了此次行動，持續了至少一年的時間。
一位日本福島的小孩秀出他的輻射劑量配章。
日本政府在這段時間對福島縣進行了 6 次輻射調查。方法是在直升機上放測量輻射的儀器去測量地面上的放射性銫，接著研究人員使用比例法將該數據轉換為地面上的估計輻射劑量。因為人們會受到建築物的保護而減少輻射的接受劑量，所以日本政府的科學家先假設人們每天有 8 個小時在戶外活動、另外 16 小時是在室內，而根據此假設，人們接受的輻射劑量是地面上估計量的 60%。
福島醫科大學的放射學家 Makoto Miyazaki 和東京大學的物理學家 Ryugo Hayano 從伊達市居民身上的輻射劑量配章取得了成千上萬的數據，並將這些數據與日本政府用直升機所估計出來的數據進行比較。科學家們得出的結論發表在2016 年 12 月的「輻防學報（Journal of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報告中指出居民實際上受到的輻射暴露劑量大約是直升機測量數據的 15%，跟日本政府之前預估的輻射劑量相比只有四分之一。顯示出進行室內掩蔽的成效比想像的好上許多。
對於兩者差距這麼巨大，研究人員給出了幾個原因，主要是「居民每天在戶外的時間沒有 8 個小時這麼多。」對伊達市的居民來說，好消息是他們接受到的輻射劑量遠低於原先的預估，也遠低於建議撤離的輻射水平，甚至對於健康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壞消息是他們當初花了大把銀子與精神做的除汙工作，例如去除表土與樹皮，很可能是不必要的。
所以如果不幸發生核子事故，依照建議進行室內掩蔽、盡量停留在室內，是減少輻射傷害最有效的方法。研究團隊希望此項研究結果可以幫助到其他研究人員更準確地去預估實際輻射劑量，畢竟採取撤離居民的作法會伴隨著相當的負面影響；另外也希望可以幫助那些被撤離的居民，讓他們更早返回家園。
原文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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