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保險套這種舊避孕科技，至今還沒有被取代？—《老科技的全球史》

每天煩惱三餐要吃什麽、出門要怎麽穿、回家後有沒有舒適的被窩可以鑽，應該是我們大部分人的日常。然而，在社會的某些角落，「貧窮」卻可能讓人連基本生理需求都難以滿足。

要消除貧窮，免不了增加資源消耗，但全球暖化危機當前，人類又不得不展開節能減碳的行動。面對「對抗貧窮和調適氣候變遷，兩者是否相互衝突」的疑問，科學家們提出了一個直指核心的問題：我們需要多少能量，才能讓所有人過上體面的生活？

打造放諸四海皆準的人類基本福祉指標！

為了解答這個大哉問，來自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IASA）的研究者們，提出了一個新的指標——「體面生活標準」（Decent Living Standards，DLS ）。它源自於基本人權與公平正義的普世理念，定義為任何人都應享有的一系列基礎物質與社會滿足要件；不論你出身何處、對好的生活有何想法，或擁有什麽訴求。

這些基礎條件，可以分為五大面向：營養（Nutrient）、庇護所（Shelter）、健康（Health）、社會互動（Socialization）及可移動性（Mobility）。在食衣住行方面，除了三餐溫飽及空間大小充裕的住處外，DLS 更貼心地考慮生活的細緻之處，例如乾淨的衛浴、可以烹飪、保存食物的基礎家電，以及高緯度地區在冬、夏兩季不可或缺的溫控設備等等。DLS 也不止步於基本物質需求，更涵括一個健全生活的人應享有的醫療服務、義務教育，使用基本通訊和交通設施，以及進行社交聯繫和政治參與的權利。

逐項列出統一化的 DLS 各面向的要求後，研究者們會根據不同國情，例如氣候、都市化程度、文化及科技經濟結構的程度，去計算各國達成這些基準的閾值能量。除了國與國的差異，在計算上，也會納入在地的城鄉差距。

舉例來説，訂定了擁有足夠空間和熱舒適的房屋通用標準後，研究者會把它換算成各地所用的不同建材，及建設與維持各類民生服務的基礎設施（如水電廠、運輸系統等）所需耗費的能量。有了 DLS 的理想標竿值，再與每個國家目前用於實現 DLS 的能源進行比較，就可估算出填補 DLS 缺口所需的能源需求。

為什麼要以「能量」衡量生活標準？

過去，我們總是以滿足生活標準的最低收入，來制定貧窮線的水平。但 DLS 作為最低限度理想生活的基準，採用的是計算能源消耗量（energy consumption）常用的單位，即千兆焦耳（Gigajoule，GJ）或十萬億焦耳（Exajoule，EJ）。一般國家的能源消耗量，都與基礎建設有關，大部分來自化學燃料的燃燒，以及水力發電、核電、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等。

值得注意的是，DLS 分析結果顯示，無法過上體面生活的人，數量遠比處在貧窮線底下的人來得多！這說明：現有衡量貧富的指標，跟實際情況是脫節的。以金錢收入作為生活水平的衡量單位，是預設個人能透過消費，去換取相應的生活品質。但現實中，有一大部分的人，即使收入高於貧窮門檻，現今社會所投入建設的能源，卻未必足以讓他們過上體面的生活。

因此比起以金錢為單位，DLS 由下而上（bottom-up）去推算建設和維持基本物質需求所耗費能量的模式，也許更適合作為反映人類生活品質的指標。以消耗能量為單位的 DLS 不只有物質條件，也納入社會層面的需求，因此可以為政策制定者在思考資源規劃時，提供更直接、全面的參考。

世界並不公平，尤其在所需耗費的能量上

搭配各國戶口統計調查、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展指標等數據，研究者推算出世界各國在不同面向上與 DLS 的差距。結果顯示，北半球的北美與歐洲，大部分人民都過著與 DLS 相距不遠的生活。然而，南方卻呈現截然不同的境況。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有超過 60% 的人口在居家、溫控、衛浴與飲用水設施上，都相當匱乏。部分南亞與太平洋地區也面臨類似困境，尤其缺少乾淨的保暖與烹飪設施。這與他們使用的傳統生質能源帶來的不良健康影響有關。此外，部分亞洲、中東、拉丁美洲地區，也存在不便取得飲用水和保暖設施等等的缺口。

那麽，要投入資源做新建設，弭平當今與未來人口與 DLS 之間的距離，我們還需要多少能量呢？研究者設定情境估算，在 2040 年前，我們總共需要 290 EJ 的累積能量——大概是如今全世界每年所消耗能量的四分之三！是的，當今世界平均所消耗的能量，其實早已超過滿足每個人 DLS 的額度。在提升生活標準的耗能中，有大半會是拿來打造適宜的居所，四分之一用以建設以公共交通為主的交通設施，而改善健康營養所需的能量，會比推動社會互動來得少。

如果我們能成功在 2040 年時，讓所有人都達到 DLS，那在 2050 年時達到體面生活，最終需要年均 156 EJ 的能量，其中 108 EJ 會是供南方世界所用。到時候，人類生活的耗能大抵都會用在移動、通勤上，其次是維持健康及居住品質，而投入在維持社會互動所需的能量所占比例最低。

另一個研究的重要發現是，由於各地的氣候、文化和交通管道不同，即使在同一套 DLS 下，有些地區就是會比其他地區耗費更多能量，才能達到相同的基準，這個能量差異甚至可達 4 倍！例如，高緯度國家會需要耗費更多能量，來維持相同舒適的室内溫度；同樣的通勤距離，公共交通覆蓋率高的國家不需太多能量就能完成，但在個人擁車率高的地區，就會產生更多耗能。

結論：消除貧窮與對抗氣候變遷不衝突

總體而言，DLS 的研究結果，在貧富懸殊與氣候正義議題上提供了新的視野，告訴我們：投入消除貧窮的能量，並不會對調適氣候變遷的行動產生威脅。現今人類社會所產生的能量，其實大都挹注在讓原本就充裕的生活更好，而非幫助仍在體面生活基準下的人。因此，各國如何在經濟成長與耗能規劃上取捨，找出更公正、有效率的資源重分配方式，才是關鍵解決之道。

參考資料

1. Decent living gaps and energy needs around the world
2. Decent Living Standards: Material Prerequisites for Human Wellbeing
3. Energy requirements for decent living in India,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4. 让全球老百姓过上体面生活不会拖累气候减排目标
5. How much energy do we need to achieve a decent life for all?
6. 維基百科：貧窮門檻

瘟疫大流行的發生——抗原突變

瘟疫大流行只有當血凝素和神經氨酸突觸兩者之一，或是同時，發生重大改變時發生。當全新的基因組合代替舊基因時，新抗原的形狀會和舊抗原有相當大差異。這叫作「抗原突變」 (antigen shift) 。

再用足球員的球衣來比喻，抗原突變相當於球員把綠衣白褲換成橘衣黑褲。抗原突變發生時，免疫系統根本不能辨認新抗原。全世界極少有人具有對抗這種抗原的抗體，所以病毒可以用爆炸性的速度橫掃人類社會。

血凝素有十五種基本型，神經氨酸有九種，它們有不同的組合方式，加上一些亞型。病毒學家用這些抗原組合來區分研究中的特定病毒，例如 H1N1 病毒是一九一八年流行的病毒，現在仍存在豬隻身上。H3N2 則是今天在人類身上流行的病毒。

病毒突變是怎麼回事？基因怎麼重組？

病毒突變是當一向只感染鳥類的病毒轉而直接或間接攻擊人類時發生。自一九九七年起，H5N1 和 H7N9 兩種禽類病毒直接感染了兩千三百人，超過一千人死亡，宛如另一場類似一九一八年的大流行。

鳥類和人類的唾液酸受體不同，所以能和鳥類細胞受體結合的病毒通常不會和人類細胞結合，也就不會感染人類。香港十八個被感染的人可能是暴露在大量病毒之下，這些病毒突變群裡可能含有能與人類受體結合的突變種，而大量接觸的情況下使得變種病毒得以在人體內建立據點而發病。幸虧這些病毒並沒有演化為人類病毒，那次所有的患者都是直接被家禽傳染的。

動物病毒跳上人體之後，只要一點簡單的突變就可以轉變成人類病毒。這過程也可以間接發生，因為感冒病毒最後一個不凡的特性就是可以在物種之間適應轉移。

感冒病毒不僅突變快速，它的基因組成還是成段分開的。就是說它的基因組不像大多數有機體或其他病毒一樣沿著核酸串在一起，而是存在不連貫的 RNA 上。所以當兩種不同病毒侵入同一個細胞時，它們的基因組就很可能混合重組。

重組會讓一個病毒的基因和另一個混在一起，好比把兩種不同花色的撲克牌洗在一塊，然後出現一疊含有兩種花色的牌。這就產生一種全新的病毒，讓它有機會從一個物種跳到另一個物種上。

香港禽流感中，如果有個人同時感染兩種病毒，這兩種病毒就有機會重組它們的基因，產生能容易在人類流傳的新病毒品種，而致命的病毒就這樣變成人類病毒。

病毒也可以經由中介者間接變成適合的。有病毒學家提出，對病毒來說豬是最佳的仲介，因為豬細胞的唾液酸受體能同時與鳥類和人類的病毒結合。當鳥類病毒和人類病毒同時感染同一頭豬時，病毒重組就可能發生，全新的病毒便可能現身人間。

一九一八年時獸醫曾提到豬和其他動物發生流行性感冒；而今天的豬感冒病毒也是一九一八的感冒病毒的直系後代。但我們並不清楚人和豬之間究竟是誰先把感冒傳給誰的。

紐約西奈山醫學中心的彼得．巴利斯 (Peter Palese) 醫師是世界感冒病毒權威，認為病毒基因重組的理論^[1]可以解釋病原突變的現象：「⋯⋯另一個可能性是鳥類病毒和人類病毒同時感染肺部細胞，給了病毒升級的機會⋯⋯不管是豬肺或人肺，沒理由說這種混合不可能發生。沒有絕對證據說這兩個物種沒有共同的唾液酸受體，也不能保證鳥類的受體和人類真的不同。只要有一個胺基酸的突變，病毒就可以很容易找到另一個宿主。」

有些過去的瘟疫竟然是流行性感冒？

因為病原突變而造成的大規模瘟疫在人類交通還沒有像今天一樣繁忙之前就發生過了。大多數醫史學家從疾病傳播的速度和感染人數推斷，十五、十六世紀歷史上發生的幾次瘟疫都是流行性感冒，但還是有分歧的看法。一五一○年非洲傳來瘟疫肺炎「立刻狂掃歐洲，不放過每個家庭的每一個人。」

一五八○年又有一次疫病從亞洲傳來，到了非洲、歐洲，再到美洲。它的威力大得「六星期內折磨幾乎全歐每個國家，不到二十分之一的人得以倖免。」在西班牙有些城市「人口幾乎完全被滅絕。」

有些過去的瘟疫則無疑是流行性感冒。一六八八英國光榮革命那年，流感襲擊英國、愛爾蘭、新大陸的維吉尼亞州，這些地方記載著：「⋯⋯人們死去⋯⋯像在鼠疫中⋯⋯」五年之後，感冒又掃過歐洲：「各種狀況的人都被感染⋯⋯強健的人和衰弱的人一樣倒下⋯⋯不分老幼。」

一六九九年的麻州，科頓．馬瑟 (Cotton Mather) 寫道：「病魔幾乎侵入所有家庭，極少人逃過。在波士頓死亡特別多，而且有人死得很怪異。有些家庭全家生病，有些地方全鎮都病倒，真是個疾病的時代。」

歐洲在十八世紀至少被三次，可能多達六次瘟疫襲擊，十九世紀至少有四次。一八四七年和一八四八年這兩年倫敦死於感冒的人數超過一八三二年霍亂流行的時候。一八八九和一八九○年又一次世界性大流行，不過不如一九一八年猛烈。二十世紀有三次來襲，每次都是由抗原突變引起，不是血凝素就是神經氨酸，或是兩者同時大幅變化，或是其他基因組異動造成的緣故。

流行性感冒通常感染百分之十五到四十的人口。任何感冒病毒感染那麼多人，又造成相當比例的死亡率，的確是超乎想象的恐怖。近年來公共衛生當局發現至少兩起新病毒感染人類，而在它突變成為人類病毒之前就先作了防堵措施。一九九七年香港的禽流感在十八個病例中有六人死亡。

那次為了防止家禽病毒變成人類病毒，當局將香港所有的一百二十萬隻雞全部撲殺。不過這麼做還是沒有徹底消滅 H5N1 病毒，它仍留在家禽身上，而在二○○三年又感染兩個人，造成一人死亡。這種特殊病毒的疫苗已經研發出來，但是並沒有大量製造。

二○○三年春天當一種新的 H7N7 病毒在荷蘭、比利時、和德國的家禽農場出現時，造成更大規模的撲殺。那次病毒感染了八十三個人，其中一人死亡，並且傳染到豬隻身上。當局撲殺了將近三千萬隻家禽和一些豬。

到了二○○四年，從未真正消失的 H5N1 以復仇之姿再次回歸。它在五年內感染了全世界約四千人，並奪去其中約百分之六十的人性命。它造成、且很有可能再度造成另一場大流行。為了防堵這個病毒，估計共有上億隻家禽被撲殺，但世界各地仍出現地方性的疫情。

執行這種昂貴又恐怖屠殺的原因是為了不讓一九一八年的故事重演。這麼做是為了要防止病毒突變，荼毒人間。在此同時，二○○九年突如其來，從感染過鳥、豬及人類的病毒中基因重組的一種病毒，也造成了另一次大流行。

註解

1. 二○○一年澳大利亞科學家馬克．吉伯斯 (Mark Gibbs) 提出理論說，感冒病毒也可以自己重組基因，就是說把一段基因拿下來接到另一個基因上。好像把兩疊牌切碎，把碎牌隨便黏在一起，然後任意撿起五十二張新牌成為一套。這種重組在實驗室中曾經被證明，但大部分病毒學家還是對這種說法持疑。

• 【科科愛看書】在「由來只有新科技笑，有誰聽到舊科技哭」的氛圍下，我們似乎大多將目光放在最新科技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卻忘了那些早已廣泛在我們生活中默默使用的老科技，但往往這些才是影響我們最深的。在《老科技的全球史》中最重要的不是科技在哪一年發生，而是接下來它如何進入我們的生活，影響我們的社會。

談到避孕科技，臉紅之餘最先想到的是口服避孕藥。之所以認為避孕藥重要，不只是因為這是個強力的避孕方法，也因為常常認為它帶來了性革命。富裕國家的性革命是貨真價實的，因此可以宣稱合成類固醇賀爾蒙的使用帶來了性革命，正是個小而平凡的科技如何引發巨大改變的驚人例子。

然而，避孕藥究竟造成什麼其實並不清楚。把避孕藥直接連結到性革命，可以輕易看出背後的預設是：沒有可以取代避孕藥的避孕方法，或是其他的方法差很多。相較之下，這些其他方法的歷史幾乎不為人知。避孕藥是大量文獻的主題，但保險套以及其他許多尋常的生育控制科技則很少成為避孕史的重點。 然而，長久以來避孕就有許多方法；就沒落的科技、逐漸消失掉的科技，乃至「舊」科技的重現而言，這些方法的歷史展現出其重要性。避孕是個絕妙的例子。

長久以來人們使用不同的方法來控制生育和避孕。二十世紀有好幾種生育控制技術，包括墮胎、結紮、體外射精、各種用橡膠做成的避孕器材以及化學避孕法。二十世紀的大多數時候，有些避孕方法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是非法的，而且幾乎都隱藏在公共視線之外，很難知道實際狀況或是取得這些方法的使用指標。

保險套

最重要的避孕方法之一，似乎是保險套。保險套曾經讓人聯想到理髮店、軍營以及疾病預防；多年來它一直是種半地下產業的產品。

從 1930 年代開始，用玻璃模子沾一下乳膠溶液就有辦法大量生產保險套。它們的產量以數十億計，生產成本低廉且輕巧而容易棄置。美國在 1931 年保險套的日產量是一百四十萬個，而且快速成長，因此戰後保險套在美國廣泛使用。部隊發放保險套給士兵，二次大戰之後避孕保險套的使用無疑因此大為增加。例如，英國每年的銷售量穩定成長，從 1949 年的四千三百萬個，增加到 1960 年代晚期的一億五千萬個。 然而，大多數的性行為顯然並沒有使用保險套。

女性的避孕產品

保險套只是眾多避孕科技當中的一種。還有各種女性使用的避孕科技在半地下的市場販售──這些產品包括墮胎藥物、殺精劑、清洗劑及結紮。1930 年代這類科技在美國的銷售量跟保險套差不多。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英國和美國活躍的著名生育控制運動者瑪莉．史托普（Marie Stopes）和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推廣子宮頸帽和避孕膜這類特定的女性橡膠避孕科技。它們由女人所主控，而且在許多方面要比保險套來得體面；使用它們也需要醫療介入。這些運動者的目標是將避孕方法醫療化與女性化。

瑪格麗特．桑格後來成為提倡避孕藥研究的要角，避孕藥後來是由製藥工業所生產，並且由醫師開立處方。在美國避孕藥從 1950 年代晚期就可以取得，在 1960 年就取得販售的許可。

避孕藥的出現

避孕藥獲得巨大的成功。避孕藥不只是增加了一種避孕科技而已，而且導致其他不起眼的避孕科技走入沒落。1960 年代早期，保險套在美國的銷售量大為降低，到了 1960 年代晚期，避孕藥是比保險套更加普遍的避孕方式。英國的保險套銷售從 1970 年代初期就開始下降。避孕藥要比其他的避孕方法更有效，而且在體液交融的過程中不需要使用高溫硫磺處理過的橡膠，更重要的是，避孕藥是在性行為進行之前使用；這些重要的特性不會影響到其避孕效力，但對其受歡迎的程度卻有很大的影響。同樣重要的是，避孕藥是唯一可以公開討論的避孕科技。

避孕藥使得避孕變得公開且體面。就許多方面而言，這在它登上檯面前是難以想像的，這也是避孕藥能夠轉變性關係的原因之一。避孕藥的普及和性行為之間的關聯受到爭辯：關於它和性革命的關係沒有清楚的結論；性革命的新穎之處不在於婚前性關係，而是發生性關係但根本不打算和對方結婚。和其他技術相較，避孕藥對性行為產生如何的影響並沒有受到探討。 但宣稱避孕藥是唯一能夠帶來性革命的技術方法，這是難以讓人信服的。

但避孕藥之後，其他避孕科技消失了嗎？

在性革命之後，許多早於避孕藥出現的避孕方法並未消失，這點發人省思。避孕藥之後，對於避孕方法的研究比以前更多，帶來了與避孕藥競爭的科技，包括子宮避孕器（IUD）。

保險套則是那種成長、消失、又重新出現的科技之一。在愛滋病出現之後，其銷售在 1980 年代遽增，此一現象使得保險套首度和避孕藥一樣可以被公開提及。全球保險套的產能從 1981 年的每年四十九億個，提高到 1990 年代中期的每年一百二十億個。可預期的是保險套也有科技創新。第一個符合人體解剖形態的保險套在 1969 年生產，1974 年則出現用殺精劑潤滑的保險套，之後還有更多的創新。杜蕾斯（Durex）這個保險套品牌在 2004 年慶祝七十五週年歷史，其口號是「七十五年的絕佳性」（75 years of great sex）。

本文摘自《老科技的全球史》，左岸文化出版。

• 作者／Eric Topol，本文摘自《AI 醫療》，旗標出版，2020 年 11 月 20 日

醫療 AI 最重要的潛在成果之一，就是能讓醫師騰出寶貴的時間！超過半數的醫師有過勞問題，患有憂鬱症的比例更是驚人（四分之一以上的年輕醫師都患有憂鬱症）！在美國，每年有 300 至 400 名醫師自殺。過勞會導致醫療疏失，而醫療疏失又會助長過勞。顯然我們必須做點什麼。在工作與生活間取得更好的平衡 —— 包括花更多時間與自己、家人、朋友，甚至是病患相處 —— 也許解決不了所有問題，但至少是個開端。

醫師得到更多時間，病患也會得到更多受關注的時間而減少再入院

病患被關心的時間長度對其獲得的照護品質和健康結果至關重要！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在 2018 年發表了 Elena Andreyeva 與賓州大學同事的論文，他們研究急性病患接受治療出院後，居家訪視¹時間長度對病患的影響。根據護理師、物理治療師和其他臨床醫師共 6 萬多次的居家訪視，他們發現每多 1 分鐘訪視時間，再入院的風險就降低了 8%。其中兼職照護人員每多待 1 分鐘，再入院的風險就會減少 16%，而護理師每多待 1 分鐘，風險就會減少 13%。研究人員發現，時間是最可能影響再入院風險的一項重要因素！

William Osler 在 1895 年也曾寫道：「對一個病例的檢查花不到半小時，是無法讓人滿意的！生病的人希望別人在他身上花費大量時間，而不是 10 到 12 分鐘的倉促檢查！」這句話在 120 年後的今天依然正確，未來也不會改變！

延長病患的訪視時間能得到比你所想像的更多！

芝加哥大學的內科醫師 David Meltzer 研究了與醫師相處時間跟其他關鍵因素之間的關係，關鍵因素包括照護的連續性：「假如你需要到大醫院看診，在診所看過你的醫師，是不是也會在大醫院為你看診？」該研究顯示：與病患相處更多的時間可讓住院率降低 20%，不僅節省大量金錢，也有助於避免院內感染和其他院內不幸事故的風險。隨後 Kaiser Permanente 和范德堡大學也效法了這種帶來巨大好處的做法。

這些研究證實了臨床醫師花時間與患者相處的重要性，延長醫院內、外的訪視時間不僅可以增強溝通和建立信任，還可以改善病患的健康並降低後續成本！

能以人性化的方式工作是每個人的願望

就像我在 1975 年的同學一樣，大多數從醫的人都因為具有照顧病人的能力而充滿動力，並感到自豪！醫師會對自己的職業失去憧憬，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因為無法以人性化的方式執行自己的工作！David Rosenthal 和 Abraham Verghese 解釋得很好：

簡單來說，我們定義的「工作」絕大部分都要在工作室、在電腦上完成，而與患者距離遙遠。因此，我們的注意力經常不在那些將生命、身體、靈魂交付到我們手上的人們，以致於醫師盯著螢幕而忽略病患已經成為我們文化中的常態！科技使我們能夠從遠離病床和護理人員的地方照顧患者，因此我們逐漸與病患的個體產生疏離，也跟我們的同事拉開距離，轉而在電腦上工作。

醫療不是生產線！

AI 能幫我們爭取與病患相處的寶貴時間。2018 年，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發表了一份標題為〈Better Health and Care for All〉的報告，估計 AI 將能讓各種臨床醫師平均騰出 25% 以上的時間進行病患照護工作。最重要的影響是讓臨床醫師從電子健康紀錄的束縛中解脫！在科羅拉多大學，將電腦移出診間並以醫事助理輔助醫師的作法，顯著地降低了醫師過勞的情形，從 53% 下降到 13%。在與患者會面時使用自然語言處理來輔助醫師理應也會有相同的效果。但是，除非人們認知到醫療不是生產線，否則光靠科技本身是沒辦法解決問題的！正如 Ronald Epstein 和 Michael Privitera 在《Lancet》期刊上所寫：「讓醫師感到理想破滅的是管理階層以生產力為取向、人們對於維繫醫師使命感來源的醫病關係價值缺乏肯定，醫師需要開明的領導者，體認到醫療是人類努力的大業，而不是生產線！」他們說的很對，除了這一點：我們需要所有人的參與，而不僅只是領導者！如果提升效率只是管理階層用來提高生產力的手段，藉以讓醫師能夠看更多病患、判讀更多掃描影像或切片，讓產量最大化，那麼就不可能真正把時間還給醫師！這種情況完全有可能發生！畢竟，當初也是醫師自己允許讓嚴重不適用的電子健康紀錄入侵醫院，而從未抵抗像 Epic 這樣的公司，Epic 在與醫院和醫師的合約中放入了封口條款，禁止他們貶低電子健康紀錄與發表電子健康紀錄的螢幕截圖。這一次，醫師必須起身維護自己的權益！

不幸的是，醫師的倡議行為不太可能得到專業醫療組織的支持，至少在美國是如此。其中一個原因是美國沒有醫師代表團體，美國醫學會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的會員人數甚至不到執業醫師的三分之一。更糟糕的是，這類組織也不一定能真正代表醫師。專業醫療組織本來的主要功能是作為工會，保障其成員的酬勞。但是，這類組織擁有的大量資本會造成潛在的影響力。在 2017 年，對美國政府遊說的前 7 大團體有 4 個是醫療照護組織：Pharma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資本達 2,580 萬美元）、Blue Cross Blue Shield（2,430 萬美元）、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2,210 萬美元）和美國醫學會（2,150 萬美元）。然而這些團體現在都只保護組織自身的財務利益，而不是患者或臨床醫師的利益！

要真正達到深度醫療，醫師必須改變看待病患的思維，以及與病患互動的方式！即便科技讓醫師擁有更多時間，仍然不足以改善現在的困境。然而充足的時間，的確正是讓這些改變有機會生根發芽的先決條件！

註解

1. 美國的急性後期照護或稱急性期後照護 (post acute care, PAC)，係指住院病人急性期過後，若屬於可復原的疾病且仍有照護需求，則不會繼續住院，而是轉至社區或家中，由護士、醫師、物理治療師、社工師等人員進行居家訪視，提供連續性照護、物理治療等，以避免個案過早進入長照體系或發生再入院的情形。台灣為因應人口老化也已逐步建構急性後期照護模式，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分階段實施（腦中風急性後期照護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燒燙傷急性後期照護自 104 年 9 月 9 日起實施，其餘各類照護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台灣為因應人口老化也已逐步建構急性後期照護模式，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分階段實施（腦中風急性後期照護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燒燙傷急性後期照護自 104 年 9 月 9 日起實施，其餘各類照護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