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愛情：想要有收穫，該怎麼栽？──依附理論系列（六）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讓房子增值的方法

一位房地產經紀人接受《房地產》雜誌訪問時談到，她在澳洲賣過一棟房子，那棟房子「有一個寬廣的花園露台，冬天面向波濤洶湧的大海，迎著狂風吹拂」。

她開了暖氣，但在開放看屋日刻意把暖氣調小，「點燃蠟燭，放一些有情調的音樂。」她告訴《房地產》雜誌，那棟房子「之前的售價是兩百五十萬澳幣，最終是以兩百七十六萬澳幣賣出，成果斐然，我覺得這一切要歸功於在冬天做出那樣溫暖的展示」。

由此可見，在「寒冬」戶外環境的對比下，提供「溫暖」的室內環境能夠有效地提高賣價。或許吧！但是，一如既往，當我們試圖根據心理學原理提出切實可行的現實建議時，往往赫然發現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因果關係的世界裡，深受多種可能變數的影響。

因此，我們應該謹記統計學中所謂的「可解釋變異」（explained variance），而我們通常只能解答其中一些。例如，房地產產業裡，購屋者的購屋時間會受到一些固有的變化所影響，比如熱門假期有較多的閒暇時間看房、總體經濟狀況（景氣好壞）、房貸是否容易取得等等。

此外，冬天雖然可以讓一棟精心陳列的「溫暖」屋子看起來特別有吸引力，但在很多地區，這種賣屋方式需要買家在寒冬中冒著風雪與凍雨去看屋，那很容易令人望之卻步。一間房子或許在冬天看起來價值較高，但要是缺乏前景與競爭出價，就可能會壓低價格。那些因素與溫度無關，卻也會影響一間房子的預期售價。

所以，在我們深入研究資料之前，這裡有個免責聲明：除了溫度以外，還有其他變數也對房屋的售價有很大的影響。

為什麼會有家的感覺？

雖然我們應該認真看待這種涉及多種因果關係的情況，但無論你是想賣屋、還是推銷其他產品、服務、想法或觀點，瞭解背後的演化與文化驅動因素，仍能為你增添一些優勢。知道該從演化與社交體溫調節的哪個角度出發以說服顧客，其實滿實用的。我們也應該注意，不要從單一面向解釋我們與房屋及其他「商品」之間的溫度調節關係。

歷史顯示，人類一直在尋找空間的分界線─從天然洞穴、壁龕、洞室到小屋，最後是房屋─以便把掠食者與大自然的力量隔絕在外，尤其是抵禦要命的酷寒。

我認為，生存是一個關鍵的動機，促使人類強化住屋功能，使其超出維持基本生存所需。物質文化的證據也證明了，住屋是用來滿足我們的從屬或歸屬感。一間房子越能夠滿足這種從屬或歸屬感的需求，感覺起來越舒適溫馨，也會越有家的感覺，或者套用依附理論的說法，越容易讓人覺得那是一個「安全的避風港」。

許多研究提出以下假說：我們把某個空間分界視為「家」的認知機制，跟早期演化與個體發展時，幫助我們透過其他人來禦寒的生理機制（即依附與恆定體溫調節機制）是一樣的。

早期人類與其他哺乳動物，確實會把體溫調節任務分散給一個群體來承擔，而在社交演化的過程中，房子至少取代了一部分社會分擔的功能。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概念如此明顯，甚至不言而喻。隨著文化發展，房子變成一種方便又有效率的禦寒方式，再加上室內供暖技術的發展，也提供了產生熱能的方法。

為了研究這點，我和以前的學生范艾克（Bram van Acker）與潘托夫萊特（Jennifer Pantophlet），以及其伙伴克瑟雷爾斯（Kayleigh Kerselaers）一起設計了幾個研究，以測試氣溫下降時，房地產廣告中的房屋是否變得更有吸引力。

我們想要測試「房子就是家」的概念中、比較沒那麼顯而易見的一面：更具體地說，是它的社交體溫調節功能。我們想知道，環境溫度較低，會不會讓人對房屋產生偏好，就像低溫使人對他人產生依附感，而去租浪漫電影來看或產生懷舊念頭一樣。

由於房地產經紀人直覺認為「溫暖」的房子最熱銷，所以我們試著從經驗上驗證，像家一樣的房子，要如何藉由營造「家的感覺」讓我們想要與他人在一起。此外，我們也想調查這種歸屬感能不能滿足體溫調節的需求，以及是否會使人更願意為廣告中的房子支付更高的價格。

我們的推論是，溫度與「家的感覺」之間的關聯，是由我們想與他人在一起的動機所促成的。接著，我們設計了一套研究，裡面包含三個研究，以調查較低溫度如何誘發社會心理學家帕克（Lora E. Park）與馬納（Jon K. Maner）所謂的「歸屬的渴望」，這個歸屬的渴望是由想要打電話給朋友或跟朋友在一起等行為來衡量。

從這裡，我們希望進一步知道，這種歸屬的渴望如何促使我們對「感覺像家」的房子產生偏好。

為了確保研究結果的準確性與可複製性，我們使用線上協作網站「開放科學平台」（Open Science Framework）來決定我們的假說，並在收集資料之前先暫停一切決定，把探索性的「假說生成研究」與驗證性的「假說檢驗研究」分開。

我們認為，較低的溫度應該會引發一種「歸屬的需求」。此外，溫度也能用來預測一個人覺得一間房子多有家的感覺，以及他願意付多少錢買那間房子。第二個維度因為看似較為「客觀」（因為它提供具體的數字，例如對溫度的感知，而不是「較暖」或「較冷」這種主觀的感覺），也許能佐證一個觀點：待售屋給人的「居家舒適感」渴望，與行動的經濟性有關。

其他的因素

本書前面提過，行為生態學以及由此延伸的體現認知，可為行動機會的決策提供資訊，以便權衡行動的效益與成本。

例如，面對相同的斜坡時，背負沉重背包的人所估計的坡度，會比沒有背背包的人還陡。一個人所估算的上坡代謝成本（能量消耗），會影響他對角度的「客觀」感知。就像考慮爬坡的旅人會先自問是否負擔得起爬坡的代謝成本一樣，潛在的購屋者雖然想要一個溫馨的家，但也會自問是否負擔得起那些舒適特質的額外成本。

我們在本書中已經看到，體溫調節在人際互動中扮演多麼重要的角色。體溫調節在基因與文化的演化，以及這兩種演化的持續相互交流中，都扮演吃重的角色。尤其，我們已經看到社交體溫調節如何促使我們組織與加入更多元的網絡，創造文化、社會、文明。

這一切的核心，都在於我們始終非常需要把核心溫度維持在很窄的範圍內，以達到溫度恆定。雖然如今人類已經開發出許多工具，使富國的人民不再覺得這是如此重要的問題，但這其實是攸關生死的迫切課題。

——本文摘自《做個有溫度的人：溫度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行為、健康與人際關係》，2022 年 9 月，時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我們每個人，都和生命中重要的人們，有著不同程度的依附關係。而分手後與前任的聯繫，更是有可能剪不斷理還亂，依附系統不會那麼快就善罷甘休的！分手後如果跟前任保持互動，對於生活或情緒是好事嗎？跟依附又有怎麼的關聯呢？本篇文章就要來介紹我研究論文的主題！

在此感謝眾位填寫量表的人，以及教授們的協助，我的畢業論文終於產出來了。這一篇論文的主題，可想而知圍繞在依附理論，而且還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分手後與前任依附關係的調查！

有些人可能會直覺反應：分手後，還與前任有所聯繫，聽起來不是怪怪的嗎？別著急，在國外的文獻上早就發現，有許多人在分手之後還會和對方當朋友，甚至是繼續維持著性愛的關係。

但國內呢？很抱歉，在我做這篇研究之前，國內的資料數是 0。所以，欲知國內情況如何，請看下面敘述分解！

分手後能不能繼續聯絡，與「交往時」的逃避程度有關？

交往時的依附風格，會影響「分手後會不會持續聯繫」。我們無法鐵口直斷說事情就是這樣，只能說在研究結果上，有著這樣的傾向。

在我的研究中，用了所謂的 ANOVA，透過分手後的關係類型，來回推交往時的依附分數是否有所差異。由於我的樣本收集的緣故，因此懂研究方法的人就知道，這不能推論說交往時的依附風格會影響分手後的關係類型。用個簡單一點的比喻就是：

我今天走進一座果園，A 果園的橘子比較多，B 果園的芒果比較多，但我不能保證說，A 果園的土壤一定比較適合種橘子，B 果園的土壤比較適合種芒果。（聽不懂統計方法的就跳過這句話吧！）

總而言之就是呢，我把分手後與前任的關係分成了四種：

• 無聯繫型：在分手之後，彼此幾乎或完全不再有聯絡。
• 被迫聯繫型：當事人無意願繼續連繫，但因為一些外力因素（如上課、社團），使得彼此被迫有所交集。
• 分手後友誼型(post-dissolutional friendship)：在分手之後，彼此成為普通朋友。
• 似戀關係型：分手後彼此的互動仍然和情侶很類似，例如會接吻、牽手、擁抱、做愛等等。

在我收集到的樣本裡面，有 494 人和前任毫無聯繫，87 人屬於被迫聯繫，還是朋友的高達 161 人，而似戀關係的也有 20 人。

結果呢，根據分析發現，不同分手後的類型，在交往的時候，他們的焦慮分數平均值分別是：3.45、3.36、3.43、3.78，在統計上不具有顯著的差異。

看到這邊，你或許會想問：「欸～不是應該交往的時候越焦慮，分手之後越會去跟對方勾勾迪嗎？怎麼分手後有聯繫的人，焦慮分數和沒有聯繫的一樣呢？」這是因為，你要勾勾迪，也要對方願意配合你演出啊！如果只有你單方面想跟對方保持聯絡，對方卻不想的話，那也連絡不下去啦！

至於不同分手後類型的人，在交往時的逃避分數，就有明顯的差異了：無聯繫型的平均逃避分數是 3.15，被迫聯繫型是 3.26，分手後友誼型是 2.74，似戀關係型是 2.50，很顯然的，前面兩組看起來就比後面兩組高。

如果精確一點的用事後比較來看，確實，無聯繫型跟被迫聯繫型的逃避分數，都比分手後友誼型跟似戀關係型來得更高。也就是說，老子、老娘在交往的時候就越不想跟你親近、越是逃避，分手後自然就不會想跟你做朋友或糾纏不清啦！

唉！俗話說的好，交往是兩個人的事情，分手是一個人的事情，分手後能不能聯繫下去，也得雙方都願意才行！

排除分手時間超過一年的結果：還是一樣

欸～等等，我剛剛好像忘了說一件事情，這份問卷裡面，與前任分手時間的範圍居然有 0 個月到 104 個月啊！天啊，有些人分手不到一個月，心還在淌血的寫我這份問卷，有的人分手 104 個月……那就是快 9 年了，這樣的資料真的準嗎？順便提一下平均數跟標準差吧，這群人平均分手了 24.74 個月，標準差則是 22.42 個月。

沒關係，那我就把所有分手超過 12 個月的人全部刪掉，再重新跑一次，看看結果會不會有所不同吧！

結果發現，刪掉了分手超過 12 個月的資料之後，比例上幾乎沒有變化嘛！

好，沒關係，我們再來看看分手後的關係類型跟交往時的焦慮分數與逃避分數有沒有關係呢？

分析顯示，焦慮分數還是沒有顯著差異，而逃避分數有著顯著差異。無聯繫、被迫聯繫、分手後友誼、似戀關係的平均值分別為 3.05、3.23、2.66、2.59，前三者的逃避平均差異就沒有篩選前的數據那麼顯著了，而似戀關係和前兩者則沒有顯著結果。當然，如果用嚴謹一點的統計來看，14 個人的似戀關係組，樣本過小，要顯著本來就有一定的困難度，所以參考價值也就沒有那麼高嘍。

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差異？

啊，說到這裡，好像又該討論一件事情：樣本包含同性戀和異性戀，這兩者會不會有所差異？

在我收到的樣本之中，有 663 名異性戀，99 名同性戀（更精確的來說，應該說是前任是同性或異性）。四種類型對應到同異性戀的人數與平均數如下表：

有些謠傳認為同性戀的關係比較糾纏不清，結果事實上卻顯示：所有的似戀關係都來自於異性戀呀！

結果顯示，不同分手後關係類型，在交往時的逃避分數上有所差異；至於同性戀／異性戀，則不會影響逃避分數的差異的啦！

以後別做朋友？分手後做朋友真的會過得比較差嗎？

如果只是把研究問題放在交往時的依附關係與分手後的關係類型，這篇論文未免也太無聊。

事實上，我更好奇的是，分手之後跟對方當朋友，到底好不好？我相信這也是許多人的困惑：既然有 20% 的人在分手後和對方做了朋友，那麼周興哲苦苦相勸要我們「以後別做朋友，朋友不能牽手」不就白搭了嗎？（誤）

那就來看看，不同分手後關係類型的人，在情緒適應與生活適應上的差別吧！

咦，適應就適應，還有分情緒適應跟生活適應的喔？

是阿，情緒適應指的是「經歷分手事件之後，各式負面情緒出現的頻率」，得分越高代表情緒適應越差（邏輯上應該要再做轉換，姑且讓我偷懶吧）。

而生活適應指的則是「在經歷分手之後，能夠回歸日常生活、如平時一般面對日常生活的程度，或是將生活重心轉移至感情之外的其他層面的程度」，生活適應得分越低，代表在經歷分手後，在生活中適應得越好。

好吧，就讓我們來看看分手後的情緒適應吧：

從統計結果可以看到，分手後和對方斷絕聯繫的人，情緒適應的平均分數是 2.78、被迫聯繫的人則是 3.04、分手後做朋友的人是 2.83、分手後和對方勾勾迪的人則是 3.77。很明顯的，似乎只有似戀關係的人，在情緒適應上來得比較差！在經過事後比較之後，也確實顯示了前三者的情緒適應沒有顯著差異，但前三者都比似戀關係適應得來得更好。

所以說，周興哲，你錯了！分手後也是可以好好做朋友的！

再來看看生活適應吧！生活適應呈現了同樣的結果：

前三者的生活適應沒有顯著差異，但前三者都比似戀關係適應得來得更好。

所以，周興哲，你又錯了！分手後也可以做朋友的，只要不是曖昧不明的關係，做朋友跟斷絕聯絡可以過得一樣好的！

分手後維持聯繫，依附關係差在哪？

不過，事情沒有這麼簡單。為了針對那些分手後還有聯繫的人，與前任之間的關係品質到底如何，於是我創造出世界上第一個奇妙的名詞：「分手後依附關係」。既然依附量表可以以爸爸為對象、媽媽為對象、朋友為對象、曖昧關係為對象、伴侶為對象，那又有甚麼原因不能以「前任伴侶的現行互動狀況為對象呢？」

於是啦，我就讓這些分手後和對方仍然有聯繫的人，填了所謂的「分手後依附關係量表」，來看看他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純友誼與似戀關係差在哪？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分手後純友誼跟分手後勾勾迪之間，他們的「分手後依附關係」有何差別吧！

首先先看他們在分手之後，與對方互動的焦慮程度。在那些分手後和前任是普通朋友的人身上，他們的焦慮程度只有 2.20 分，但和前任仍然類似於情侶的人，則有 3.22 分，有著顯著的差異存在。也就是說，分手後和對方維持聯繫的人，如果你在聯繫的過程中，對對方的焦慮感越高，你就越有可能跟對方糾纏不清！

比較有趣的是，還記得前面說的嗎？這些人在交往時的焦慮分數相差不大──前者是 3.43 分，後者則是 3.78 分，是沒有顯著差異的。

但是，如果把交往時的焦慮分數，與分手後的焦慮分數，丟到皮爾森相關來跑的話，卻會發現兩者之間居然高達 0.437 的相關，且相關的顯著性高達.00，也就是說，那些交往時越焦慮的人，分手後與對方維持聯繫時，也會是高焦慮的那群人！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交往時的逃避分數和分手後的逃避分數是否有關連性吧！如果把交往時的逃避分數，與分手後的逃避分數，丟到皮爾森相關來跑的話，會發現兩者之間居然高達 .485 的相關，且相關的顯著性高達 .00，也就是說，交往時越逃避的人，分手後若與對方維持聯繫，也恰巧會是分手後越逃避的人！

而總結上面的這些話來說，當你在分手後與對方維持聯繫，若你的焦慮越高、逃避越低，你們的聯繫就越有可能變成勾勾迪的關係；反之，則比較有可能真的當普通朋友。

分手前的依附關係，將影響你的分手適應

但是，與前任有所聯繫，到底會對分手適應造成什麼樣子的影響呢？

前面提到，如果你是屬於普通朋友的聯繫，那麼你的情緒適應跟生活適應程度，和沒有在聯繫的人相比，是沒有差別的。但是，與前任有所聯繫這件事情，其實代表著你和她之間依然存在著某種羈絆，只要有羈絆在，就一定會有依附關係。

於是，我把依附量表改寫成適合測量受試者分手後與對方的互動情形的形式，來測量他們在分手後的依附關係，是否會影響分手調適呢？或是只有交往時的依附關係，能夠預測他們的分手調適？

透過回歸分析，可以發現，如果是會和前任做朋友的人，交往時的焦慮程度會影響分手後的調適情形（β=.555，p<.001，△R²=.334），但交往時的逃避程度則不會。這代表說，交往的時候越是焦慮，分手後的情緒適應會越差。但我的研究重點並不是交往時的依附分數，而是分手後的依附情形。

根據統計結果顯示，分手後和對方做朋友的人，他們和前任互動的焦慮程度如果越高，那她們在分手後的情緒適應會越差（β=.473，p<.001），而與前任互動的逃避程度如果越高，他們的情緒適應也會越差（β=.132，p=.035），整體而言，分手後的焦慮與逃避程度，在預測分手後情緒適應的模型當中，增加了 0.181 的解釋率。

至於在分手後的生活適應上，交往時的焦慮分數，對於生活適應不具有顯著的預測力；但交往時的逃避程度越高，反而越能預測分手後的生活適應越好（β=.221，p=.011，△R²=.067）。這一點蠻有趣的，其中可能的原因是，交往的時候本來就比較獨來獨往的逃避依附，在分手之後要恢復日常作息是比較容易的；不過，我的重點依然不在這裡，而是分手後的依附情形。

迴歸分析顯示，分手後與對方互動上越是焦慮的人，他們的生活適應也會越差（β=-.288，p=.001，△R²=.070），但分手後的互動逃避程度則沒有影響，也就是說，如果妳在分手後和對方做朋友，那麼，如果你和對方的關係依然很焦慮的話，那麼你要恢復日常作息的可能性就越低。

看不懂上面的統計沒關係，總結來說就是，如果你在分手後和前任做朋友，也不一定是件壞事，而是得看你和她做朋友之後，你和她的互動關係，焦慮程度與逃避程度有多高：如果越焦慮，那你就會有比較多的負面情緒，也比較難回歸日常生活；如果越逃避，你要恢復日常生活步調的可能性也會比較低。

因此，分手後想要調適自己的心情與回歸日常生活作息，並不一定得和對方切斷關係，做朋友，也可以是一個選擇，但得看你是不是純友誼。如果是純友誼的話，那得看你的焦慮程度與逃避程度有多少，你在分手後和對方做朋友時，你們的互動關係，依然會影響到你的分手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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