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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障礙與刑事責任之謎(二):責任能力之謎—刑法第十九條的構成與內涵

作者 / 黃致豪 (執業律師;台大心理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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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舊法時代對刑事責任能力所採取的「心神喪失」「精神耗弱」等標準,我國現行刑法第十九條,乃是於 2005 年 2 月 2 日修訂通過,並於次年 7 月 1 日正式施行。第一項明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同條第二項則是:「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其修法理由當中提到:「…(二)關於責任能力之內涵,依當前刑法理論,咸認包含行為人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以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至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標準,多認以生理學及心理學之混合立法體例為優。易言之,區分其生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則就生理原因部分,實務即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而由法官就心理結果部分,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究屬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與否。在生理原因部分,以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在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1]

姑不論立法良窳與外國法例,依據修法理由,刑法第十九條的修正基礎乃是建立在「生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元要素綜合之判斷,並將「生理原因」之判斷委由實務依照醫學專家鑑定結果認定,至於「心理結果」,則必須由法官親自判斷,非得委諸鑑定行之。

換句話說,刑法第十九條的刑事責任判斷,無論從結論(責任能力有無或減損)的法律問題性質,或者構成該法律問題二元要素之一的「心理結果」來判斷,當然均必須由法官綜合證據所得心證進行判斷,絕非可以囑託鑑定的標的。至於可以囑託鑑定的標的,乃是作為刑事責任能力判斷前沿問題的專業事項,亦即行為時的「生理原因」。

依據這樣的思路,可分析刑法第十九條第一、二項的要件、內涵以及適用方式如下:

A. 行為與心智障礙的共存性:「行為時」

B. 生理原因(心智障礙的既存性):「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C-1. 心理原因 1(辨識能力的喪失):「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

C-2. 心理原因 2(控制能力的喪失):「或(雖能辨識但)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D1/D2. 心理原因 3(能力的顯著減損—包含 D1 辨識能力減損與 D2 控制能力減損):「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辨識或控制)能力顯著減低」

 其中除了要件 B 應由法院委諸具備刑事訴訟法鑑定人適格的專家進行鑑定之外,其餘的 A、C-1、 C-2、D 等要件,乃至於最終判斷「不罰」或「得減」的法效果,均應由法院自行為之[2]。至於上開要件之判斷與適用過程,原則上應係在委諸專家針對生理原因判斷確認存在後,由法院檢視其鑑定之經過與結果,依此論斷該生理原因對於行為人認知與自我控制之影響程度(心理原因:法律上「辨識能力」——知,以及「控制能力」——欲),而後得出法效果之判斷,其公式如下:

A(法官)+B(鑑定人)+C-1/C-2(法官)→不罰與否(法官)。

A(法官)+B(鑑定人)+D-1/D-2(法官)→得減刑與否(法官)。

 換言之,若法院按照調查證據之結果,認有 A+B+C1 或 C2 之情狀成立,便必須判斷被告為無責任能力。相對於此,若法院認有 A+B+D1 或 D2 之情狀,則得酌量為被告減刑。

 

註解

[1] 修法理由粗體處為筆者自行加以標記以為本文強調目的之用,並非原修正理由所標記。

[2] 台灣精神醫學會司法精神醫學小組的吳建昌醫師,就此節觀點與本文相同。見司法精神醫學手冊,第十二章「刑事責任能力」,第231頁,周煌智等著;台灣精神醫學會(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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