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中的科學與偽科學：十個有用小指標幫你辨識偽科學（四）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在過去許多冤案研究、司法心理學研究中，都發現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是誤判的重要因素^{註 1}，意即人容易受到先入為主的意見影響。

例如有一晚，小安下班回家後發現他太太與情夫正在偷情，心灰意冷出去喝酒，回家後卻發現太太與情夫都被殺了；小安百口莫辯，被判處無期徒刑。^{註 2}

在缺乏其他證據的情況下，一般人都會認為小安的作案動機十足，兇手不可能另有他人；因此在受到這個成見的影響下，進而看重能佐證的證據、忽略其他證據，形成所謂「隧道視野」^{註 3}，導致職業法官也可能誤判（各國都有許多關於審判出錯的研究）^{註 4}。

國民法官也可能受到偏見影響，那還能保持公正嗎？

國民法官法在 2023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路，年滿 23 歲的你，人人皆有可能坐在法檯上與職業法官一同進行重大刑案的審判。關於什麼才是「最正確的判決」，也不是國民法官才會遇到的問題，而是社會大眾所要共同面對的司法難題。

進入審理程序後，會先由職業法官向國民法官說明程序、法律原則；再一一檢視檢辯雙方提出的證據；最後再與職業法官討論、進行投票，決定被告是否有罪，以及決定被告的量刑。

如同開頭所說，確認偏誤會是個難題。來自不同群體的國民法官，也可能帶有各自的意見。

例如一位白領階級的 30 歲上班族，與一位伴侶是藍領階級的家庭主婦，他們看待情殺案的態度會一樣嗎？一個重大案件發生後，國民法官很有可能先看見媒體報導，才會真正進入法庭。再加上國民法官所看見的證據，已經受到審、檢、辯三方前期的篩選，因此在審理中所聽見的敘事，可能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版本（因為檢察官的任務基本上是證明被告有罪，而律師則是證明被告無罪或沒有犯那麼重的罪）。身為素人的國民法官，要怎麼評估證據的可信度？怎麼排除偏見、形成自己的判斷？

藏在程序中的魔鬼，不只是偏見的問題，還包括「使用的語言不同」的問題。這個語言不僅是台語、客語、各原住民族語的語言不同，還有怎麼讓不同專業領域、不同年齡層的國民法官理解法律術語。如，什麼是無罪推定原則？證據裁判原則又是什麼？怎麼樣算是超越合理懷疑？為什麼有些證據能用，有些則不行？因此，職業法官需要讓素人們了解「遊戲規則」，檢辯在舉證與論述過程中，也不能只講「咒語」；法庭上的三方都需要學習「講人話」，讓法庭上也能納入其他領域的意見。這不僅對國民法官是個挑戰，對法律人而言可能也是個難關。

以有力的證據，支持有邏輯的推理

我們可以把審理的過程想像成科學研究：蒐集證據 >> 提出假說 >> 形成結論。

例如有一判決書說：「用蝴蝶刀殺人很費力，被害人身中多刀，因此一定不止一人作案，另一人一定也有涉案。^{註 5}」這是一個合理的推理嗎？有沒有其他證據可支撐這段論點？

為了確保判決更加公平客觀，思考證據與作案經過的關聯時，或許盡可能以「根據OOO，所以XXX」的方式思考。雖然國民法官制度是為了納入常民意見，並不是要求所有素人都是法律專家；然而，若能具備基礎的法律知識，以及學習科學的方式審視證據、排除「確認偏誤」，或許更能給出公平客觀的判決。畢竟國民法官會參與的案件，都是攸關性命的重大刑案。

《國民法官法》的立法目的，在於加入一般常民的觀點。過往人們常覺得法院像神壇，坐在法庭裡的法律人都是人生勝利組，難以體會百姓常民的苦痛，而許多重大刑案的判決都以社會輿論相左。在國民法官的制度下參與審理過程後，或許也能更深刻理解審判工作的艱難，對台灣的司法制度改觀。

此外，人民參審對於提升司法透明也非常重要，由於過往的司法審理通常是關在司法的象牙塔裡產出，社會大眾也難以反思誤判的情況。國民法官的加入，可以想見一路將充滿荊棘，但也期待能為司法正義注入新的活水。

註解

1. 【黃致豪專欄】蘇炳坤的無罪判決——還是司法心理學
2. 這不是真實案件，而是《刺激1995》的劇情。
3. 無罪推定下仍須自證無罪的被告
4. 可參見湯瑪斯．達恩史戴特（Thomas Darnstäd），2016，《法官的被害人：德國冤案事件簿》
5. 改寫自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98 年度上重更(五)字第 68 號刑事判決。

《司法遇到心理學》國民法官上任，然後呢？ → https://link.pansci.asia/7abzs

• 作者／史坦利．萊斯 (Stanley A. Rice)；譯者／李延輝

我們無法辨別隨機性會直接造成可能是所有偏見中最重要的：確認偏見（confirmation bias）。

當我們看這世界，會看到一些東西，確認了我們已經相信的事， 有一些則與其牴觸。我們自然而然會較注意確認我們已經相信的東西。我們會引用證據支持我們的信念，忽視違背信念的證據，這不是因為我們都是騙子，而是因為我們大腦內的本能偏見。

科學家稱這種偏見為「摘櫻桃」，因為我們摘下確認我們偏好的紅櫻桃，但沒有看到綠櫻桃。這或許是科學家使用統計測試決定結果顯著程度的主要理由。

我已經向你介紹了一個確認偏見的例子。我用維生素 C 補充品和避免感冒之間的相關作為虛假相關的例子，但我也提到偏見可能扮演了某個角色：服用補充品的人會將自己的症狀解釋為吸鼻子，而不是感冒。

在之前章節我討論過人類往往會認為其他有機體有智慧，但這些有機體可能不是真的有智慧。寵物的主人往往認為自己的狗是世界上最聰明的狗，或者養的貓真的很愛自己。這是某種形式的確認偏見。以下有一些滑稽的例子。

我家的動物是世界上最聰明的！

20 世紀初，有一匹叫「聰明漢斯」（Clever Hans）的馬。牠的主人宣稱這匹馬會算數。群眾會聚集看這匹馬算數。馬不會說話（除了靈馬艾德和戰地神騾之外），所以有人告訴聰明漢斯數到五，牠就會用馬蹄重重踩地上五次。聰明漢斯似乎總是能答對。

我很確定你已經猜到發生什麼事。假如他們告訴馬數到五，觀察者會在踩二或第三下時冷靜地閒站著。馬踩第四下時，觀察者就會開始留意。踩第五下時，他們就以幽微的方式傳達出他們的讚許，並準備鼓掌。結果證實馬只是非常擅長解讀人的肢體語言。不久，真相就傳了出去。就馬主人來說，這不一定是騙術，而只是觀察者的偏見。容易受影響的觀眾持續得出錯誤的結論，那些看到聰明漢斯的人也一樣。

情況是變好了。你可能會認為到了 21 世紀，我們會注意像這樣的事。但我看到一個電視節目，裡面的人會展示他們的寵物多有智慧。一個家庭宣稱他們的狗不只可以算數，也能讀木塊上的數字。我發誓我不是胡謅的，像這樣的東西可捏造不出來。

狗在簾幕的一邊。主人會在另一邊拿起一個木塊，假設上面有數字七好了，他會拿給熱切的觀眾看，然後放回原位，和其他木塊放在一起。簾幕一掀開，狗主人就會告訴狗去找上面有「七」的木塊，然後狗就會直接找到那個木塊。觀眾欣喜若狂，評審至少會裝得好像他們相信狗會讀數字一樣。

我知道你已經搶先猜到了。狗並不會讀數字，牠只是聞了聞哪個木塊上面人的味道最新。事實上，狗在人告訴它找哪一個數字之前就開始找數字七的木塊！你會想這原本就會讓觀察者稍微起疑。

自我欺騙的大腦，不可信任的記憶

人類大腦不只無可避免會製造偏見，看起來似乎也天生就會自我欺騙。

我們的心靈時常再現我們的記憶。記憶並不是一套不變的原始資料，我們的頭腦每次都可以重新查閱。相反的，每次我們想到一件事，我們的大腦就會改變記憶，過程中可能帶來偏見，並儲存修正後的版本。

我們實際上無法記得偏見出現前那件事的樣貌。這就是為什麼執法人員和國家安全調查員很容易將假記憶灌輸進人的腦袋，這些人之後會說記得實際上並沒有發生的事。一旦假記憶存了下來，就很難和真的記憶區別。

科學家為了避免這樣的偏見，會填寫實驗室紀錄本，取得任何結果的當天就寫下來，而不是之後再寫。這也是為什麼目擊證人的證詞可能不是故意騙人，但必須以實物證據，例如犯罪現場的 DNA 加以對照檢查。

歷史上重大的偏見：奴隸制度

人類歷史上很普遍的偏見就是奴隸制度，直到不到一百年前才逐漸式微。奴隸主人單純不把奴隸當人看。

羅馬人將他們的奴隸定義為「會說話的工具」。傑佛遜在革命戰爭前的大陸會議堅稱奴隸也是人，但會議中的南方代表將他們視為財產。捍衛奴隸制度的人往往相信奴隸對他們的小塊土地心滿意足。

年輕的達爾文搭乘羅伯特．斐茲洛伊（Robert FitzRoy）船長的船，航行整個世界。斐茲洛伊就相信奴隸很快樂。達爾文和他看法不同。由於達爾文是平民乘客，他可以與斐茲洛伊意見相左而不會造成任何後果。

斐茲洛伊想向達爾文證明奴隸很快樂。因此，停留巴西時，斐茲洛伊要一名奴隸主人帶他的奴隸出來見達爾文。主人和船長都在，那些奴隸告訴達爾文他們實際上非常滿足。達爾文指出了一件事，對今天我們任何人來說都很顯而易見：奴隸不敢在主人在場時抱怨，他會處罰他們。達爾文告訴斐茲洛伊這證據毫無價值，這船長的反應就沒那麼客氣了。

遺憾的是，就著名政治評論家比爾．歐萊利（Bill O’Reilly）的說法，這種偏見還一直持續下去。

——本文摘自泛科學 2020 年 5 月選書《像科學家一樣思考》，2020 年 4 月，商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