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時的災害經歷，讓CEO更勇於冒險？——2015搞笑諾貝爾醫學獎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不要從鞦韆上跳下來，這樣很危險啦」、「不要爬到這麼高的地方，摔下來怎麼辦？」在成長過程中，爸媽一定會這樣說。有了小孩後，不知不覺地也會對他們這樣說。但看起來有點冒險的遊戲，卻能讓兒童有更好的心理健康？

近期，英國埃克塞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刊登在《兒童精神病學和人類發展》（Child Psychiatry & Human Development）的研究就發現，花更多時間在冒險遊戲的兒童，出現焦慮和憂鬱的情況比較少。

這兩者間的關聯，在英國進行第一次封城時更明顯。研究團隊發現，這些花更多時間在冒險遊戲的兒童，出現以焦慮和憂鬱為特徵的「內化性問題」（internalising problems）更少。

冒險遊戲和兒童心理健康，有什麼關聯？

在這份研究中，冒險遊戲（adventurous play）主要被定義為兒童主導的遊戲。兒童們會在遊戲的過程中，體驗到興奮、刺激、恐懼和不確定性的主觀感受。像是露營過夜、滑板、溜冰，或是騎腳踏車等嘗試各種新技能。

所以這裡的冒險遊戲，指的不是電玩遊戲，爸媽別擔心。

遊戲對兒童來說，不僅是一種獎勵，更在過程中提供兒童一種與世界互動、表達自己和理解周圍世界的方式。但是，近年來兒童從事戶外遊戲的時間大幅減少外，對兒童的獨立性也有更多限制 。

但是為什麼花時間在冒險遊戲上，和兒童的心理健康狀況有關聯？

主要，過去蠻多篇理論性論文假設了冒險遊戲、兒童心理健康的關聯性。包含學者 Ellen Beate Hansen Sandseter 和 Leif Edward Ottesen Kennair 就提出，兒童有參與冒險遊戲的自然驅力（natural drive）。

他們認為這樣的演化，和「抗恐懼效果」（anti-phobic effects）有關，是有助於兒童暴露在那些本能會害怕的刺激，像是高度和水。學者 Peter Gray 理論則認為，上一代遊戲時間減少和兒童心理健康問題的增加有關。

近來，學者 Helen F. Dodd 和 Kathryn J. Lester 以兒童焦慮發展相關文獻，發展出一個概念模型。也就是說，只要在兒童時期體驗足夠的冒險遊戲，可能有助預防兒童的焦慮情況。

具體來說，他們描述「對不確定性的容忍度」、「解決問題的能力」、「焦慮敏感性」和「迴避」因素，都在引發兒童焦慮上扮演重要角色。於是，他們提出，冒險遊戲讓兒童以健康的方式，接觸不確定性、緊張和恐懼等不同生理激發的機會。因此，當兒童在面對不確定性等因素的適應力提高，未來出現焦慮的風險也就會隨之降低。

研究團隊找來 2000 多名家長進行調查

承接在以上的理論脈絡，雖然假設冒險遊戲和兒童心理健康間的關聯，尤其是焦慮症、恐懼症等內化性問題，但幾乎沒有實務上的調查。

這也是埃克塞特大學的研究團隊想知道，「冒險遊戲是否有助於培養兒童的復原力，甚至能夠預防心理健康問題」。

他們找來兩組不同樣本的父母，使用同份兒童遊戲、心理健康量表，來進行研究。包含居住在北愛爾蘭的 427 名父母，以及住在英國（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具有全國代表性的 1919 名父母。

在兒童遊戲量表（Children’s Play Scale）中，父母需要評估兒童在 7 個不同地點（包含在家、遊樂場、住家附近的街道、靠近水的戶外場所、有樹木、森林的「綠色空間」等），玩耍的冒險程度、頻率和時間長短等。

兒童心理健康量表則透過三種不同的量表。包含衡量內／外化性問題的「SDQ」，有情緒症狀、品行問題、注意力不集中、同伴關係問題和親社會行為的分量表。

另外，衡量兒童正負向情緒的 PANAS，主要請父母選擇最符合近幾週兒童有類似情緒的選項。和前面兩者不同的地方，Kessler-6（K6）是用來衡量父母長期的心理健康狀況，請他們回想過去一年內感受到不同情緒的頻率。

投入越多時間在冒險遊戲的兒童，體驗到焦慮、憂鬱的情緒較少

兩項研究結果都發現，在冒險遊戲投入的時間、出現內化性問題，有微小但顯著的關聯。但在行為、注意力方面困難的「外化性問題」（externalising problems）上沒有發現顯著相關性。

花更多時間在冒險遊戲上的兒童，出現內化性問題的情況也比較少。尤其，在英國第一次封城期間，花更多時間在冒險遊戲的兒童，不僅內化性問題少，也會有較多的正向情緒。而且，通常玩得更冒險的兒童比沒有玩的兒童更快樂。

研究團隊也考慮不同的人口統計變量，包括兒童性別、年齡、父母就業狀況等和父母心理健康，結果仍然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和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兒童相比，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兒童，這個關聯性更明顯。

論文提到，為兒童提供冒險遊戲的機會，對他們的心理健康，可能產生微小但正向的影響，尤其是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兒童。而重要的是，這樣微小的影響，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產生重大的影響，因為會隨著時間推移和累積。

對此，論文也解釋到，在常見的冒險遊戲上，像是童子軍、武術或露營等活動，都提供兒童體驗到各種不確定性、恐懼、興奮等感覺。但對於來自家庭收入較低的兒童來說，這樣的機會可能不太豐富。因此，冒險遊戲對這些兒童來說更重要。

主導這項研究的埃克塞特大學兒童心理學教授 Helen Dodd 提到：「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我們或許能夠協助保護兒童的心理健康，確保他們擁有充足的冒險遊戲機會。」

她強調，遊戲是免費的、本能的，而且對兒童們有益的。更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可以進行，也不需要特殊技能。因此，不管是在保護自然空間，或是提供能夠冒險遊戲的公園上都有迫切的需求。

非營利組織 PlayBoard NI 執行長 Jacqueline O’Loughlin 說道，「這項研究，強調了冒險遊戲的重要性」。她提到，兒童和青少年需要自由度和遇到不同風險和挑戰的機會。從這項研究結果也發現，在戶外玩耍、冒險和體驗刺激活動，對兒童的心理健康和情緒健康都有積極的貢獻。

冒險遊戲有助於兒童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中，適應對不確定性的容忍度，也建立管理壓力所需要的復原力。她也列舉，不用花錢就能進行的冒險活動有，從鞦韆上跳下來、露營、和朋友探索樹林、游泳或划船，以及學習滑板、溜冰或腳踏車等新技能。

最後，研究都有限制。在這項研究中，資料主要仰賴父母對兒童遊戲、心理健康的報告，成為它主要的限制。無論如何，在冒險遊戲和兒童心理健康的關聯，有了實務上的發現，也期待未來有更多深入的研究。

參考資料

1. Dodd, H.F., Nesbit, R.J. & FitzGibbon, L. Child’s Play: Examin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ime Spent Playing and Child Mental Health. Child Psychiatry Hum Dev (2022). https://doi.org/10.1007/s10578-022-01363-2　
2.  Dodd HF, FitzGibbon L, Watson BE, Nesbit RJ (2021) Children’s play and independent mobility in 2020: results from the British Children’s Play Survey.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18(8):4334
3.  Sandseter EBH, Kennair LEO (2011) Children’s risky play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The anti-phobic effects of thrilling experiences. Evol Psychol 9(2):257–284
4. Gray P (2011) The decline of play and the rise of psychopatholog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m J Play 3(4):443–463
5. Dodd HF, Lester K (2021) Adventurous play as a mechanism for reducing risk for childhood anxiety: a conceptual model. Clin Child Fam Psych 24:164–81

2010年4月1日，澄清湖棒球場，統一7-Eleven獅對戰La new熊。熊隊「大師兄」林智勝一局下首打席就從獅隊投手陳逸宸手中掃出一支陽春砲，是他職棒生涯的第100支全壘打，讓他成為當時最少場次達成百轟的本土球員（此記錄後來被陳金鋒打破）。

是年，林智勝以21支全壘打，勇奪年度全壘打王！同年，大師兄被三振的次數是慘不忍睹的105次……

在商場上喜歡做高風險投資的企業，一如棒球場上喜歡「揮大棒」的球員一般，可以獲得高額報酬，但一不小心就落得血本無歸；相對地，穩扎穩打的策略能安定人心，卻又缺乏亮點。

 企業營運風險可從公司的「現金預留額度」、「債務股本比」等數據加以量化。然而，或許是數據太冷硬，或許是當數據出現時，代表資訊已慢了一步，人們更傾向觀察公司執行長（CEO）的言行舉止，希望可看出營運策略的端倪，不但媒體愛報導企業家的小故事，連象牙塔裡的學者也樂此不疲。

比方說，有些研究旨在分析CEO的生活經驗和他風險偏好之間的關聯。所謂的「生活經驗」包羅萬象，如「軍旅經歷」、「政黨傾向」、「是否擁有飛行駕照」，甚至「婚姻狀態」等。當然，這類分析或多或少都能得到相關性的結論，可是此類生活經驗與風險偏好無必然的因果關係，我們很難界定一個人是從軍後變得喜好高風險，還是因為喜好高風險而跑去從軍（或選擇激進政黨、開飛機、多段婚姻等）。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如果在孩童時沒有目睹雙親遇害，布魯斯·韋恩（Bruce Wayne）日後不會化身黑暗騎士；要是沒有不堪回首的過去，克里斯欽·格雷（Christian Trevelyan Grey）長大後也不會有五十道陰影。因此，想要找出什麼因素會影響CEO的風險偏好，應該要看看這些CEO在童年時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去回溯每個CEO的童年資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每個CEO都出一本自傳，也難從中擷取出可以統一量化的經歷。面對這個難題，新加坡李光前商學院的Gennaro Bernile教授和另外兩位於美、英大學服務的學者，想出了解決之道。

首先，他們搜集了1711筆人員出生年及出生地的資料，這些人都是美國土生土長，且曾於1992年至2012年間，出任美國S&P 1500公司的CEO職位。

接著從地質、氣象及歷年新聞等資料庫中，他們查出每位CEO在5歲至15歲性格養成的這幾年，其出生地所在郡（County）歷經了多少自然災害（含地震、颶風、龍捲風、海嘯、火山爆發、森林大火等），及這些天災釀成多少傷亡財損。若這個天災曾造成該郡人員死亡，則視CEO在兒時經歷過一場「致命天災（fatal disasters）」。

最後，與這些CEO經營公司時的策略相比對，發現兒時經歷過致命天災的CEO，多半比無此經歷的CEO們更勇於承擔風險。然而，經歷過極端天災（所經歷的天災造成人員喪命的比例最高的前10%）的CEO，其表現又會趨於保守。（十年間沒有經歷過致命天災，在台灣人眼中根本是天方夜譚吧！然而根據研究的資料，有33%的CEO無此經驗。）

Gennaro Bernile等人推測，經歷過天災卻沒切身之痛的人，容易低估災變而較勇於冒險。相對的，真正目睹到嚴峻天災或深受其害的人，日後做決策就會變得謹慎。

呵啊（打哈欠貌）~，行文至此，館主覺得這個研究雖然別出心裁，卻也說不上十分有趣，而Gennaro Bernile等人竟藉此研究榮獲了「2015年搞笑諾貝爾獎–管理學獎」的桂冠。大概是論文標題下得詼諧吧！館主將之亂譯為「大難不死，其膽也肥」（”What doesn’t kill you will only make you more risk-loving.“）。

文末，來抄一個讓數萬個工程師都驚呆了的故事吧。某天，鴻海的工程師問郭董：「為什麼爆肝的是我，首富卻是你？」郭董回答說：「三十年前我創建鴻海的時候是賭上全部家當，不成功便成仁，而你只是寄出幾十份履歷表後來鴻海上班，且隨時可以走人，我們的差別在創業與就業。」

且不論故事真偽，郭董身為一個創業者，需承擔高風險是無庸置疑的。郭董生於1950年的板橋，1959年8月7日，發生了著名的八七水災，重創台灣中南部，1960年8月，又發生了八一水災，造成東北部嚴重水患。時年9、10歲的小郭董，是否在兩次的天災中，默默養成了冒險犯難的性格呢？

不過，望子成龍的父母啊，別急著將自己孩子置於險地吶！這個研究指出，這些CEO經歷致命天災的比例，其實和美國一般人的比例相去無幾，愛冒險似乎不是成為CEO必備的特質哦！

參考資料：

• Bernile, Gennaro, Vineet Bhagwat, and P. Raghavendra Rau. “What Doesn’t Kill You Will Only Make You More Risk-Loving: Early-Life Disasters and CEO Behavior.” Available at SSRN 2423044 (2014).

青少年冒險比兒童、成人都多

丹尼那天晚上的糊塗舉動是他這個年紀的人常有的表現。關於青少年的冒險舉動，最令人矚目的現象是：在各式各樣的領域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同樣的年齡模式。幾乎在所有的場域中，青少年所冒的險都多於兒童或成人，而且這樣的冒險行為通常在15歲到20歲之間達到最高峰。這段時期是他們最容易出現肢體暴力的時候，也是他們自殘、溺斃、嘗試吸毒、意外懷孕、侵犯他人財產和發生致命車禍的高峰。這些行為的種類不同，但共通的特色便是都有冒險的成份在內。

最令人不解的是：青少年在十五、六歲到二十歲之間，已經像大人一樣聰明了，記性絕佳，推理能力就像二、三十歲的人一樣強。一般來說，人的認知能力（就他們在標準化測試上的表現而言）從出生以後就會不斷進步，到十六歲左右達到高峰，其後至少有三十年的時間會維持在相當穩定的狀態，然後才開始下降。科學家們曾在一些調查中詢問人們的冒險行為，結果發現：在從事各種冒險活動時，青少年其實和大人一樣清楚其中的危險性。

同時，他們就像大人一樣，並沒有什麼錯覺，以為自己不會受傷，這和一般人的刻板印象恰好相反。

如果他們這麼聰明，為什麼會做那麼愚蠢的事？這和他們的大腦發育的方式有關。

青少年大腦發育的各個階段

約在十歲的時候，我們的大腦就已經達到了最大的、成人的尺寸。因此青少年期大腦所發生的變化主要不在於成長，而在於重組。

大腦的神經網絡重組的模式就像青少年社交網絡的重組一樣。在青少年初期，當孩童從小學進入中學時，他們的新朋友一下子變多了。不過，這些新的關係有許多並不持久，當這個青少年開始把大部分時間用來和一小群最重要的新朋友一起從事一些活動時，這些關係就自然而然變淡了。由於他一再和這一小群人共同從事某些活動，因此他和他們之間的關係就變得愈來愈穩固。他們會形成各種小圈子，發展出固定的交往模式，變得愈來愈與外人隔絕。到了青少年期快結束時，儘管人們時常遷居，但他們在高中和大學時所形成的友誼已經非常穩固，所以即便彼此相距甚遠，仍然會繼續連絡。

到了二十出頭時，青少年的神經網絡就像他的社交網絡一樣，已經變得更加鞏固、更不受外來的影響，也更能夠進行遠距的溝通。儘管在青少年期之後，大腦仍然會改變，但之後大腦改變和重組的幅度就像成人的社交網絡一樣，不可能會再達到那樣的程度。

相較於其他時期，青少年的大腦發展之所以特殊，並不在於大腦的重組，而是在於進行重組的區域。在這段時期，重組現象主要發生在兩個區域─前額葉皮質和邊緣系統。前額葉皮質位於你的前額的正後方，緊鄰前額，主要負責自我管理，讓我們比較有理性。邊緣系統則位於深處，在大腦的正中央，皮質的下方。邊緣系統在情緒的產生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本文摘自泛科學2015七月選書《不是青春惹的禍：了解10～25歲孩子的大腦潛能，成功從教養開始》，天下雜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