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後,史諾將這篇評論加以延伸,在劍橋大學進行演講,並將演講內容以《兩個文化與科學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為題,出版成冊,在大西洋兩岸挑起了激烈的辯論和廣泛的共鳴。
其實,史諾論述的重點在比較英國和美國教育體制的差異,意在鼓吹英國政府更加積極培育科學與工程人才,不過絕大多數人的焦點,卻都集中在史諾所指出「科學」和「人文」之間日益加深的鴻溝,各界菁英也自此開始努力地想方設法,期能縮短兩者的差距,於是在2008年間,著名的倫敦《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裡,便曾將史諾的《兩個文化與科學革命》列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西方大眾輿論界最具影響力的百大好書之一。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科學」快速走向專業化,分工日益精細,曾幾何時,科學家們開始發現,投身於科學知識的推廣活動,並無助於開拓自身的科學事業,甚至可能妨害他們在同儕之間建立專業聲譽,於是就在越來越多的科學家選擇閉門造車的工作模式之際,一批專事科學普及(簡稱科普,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的科學傳播者也相繼出現了,例如美國在1920年所成立的一個科學新聞機構Science Service,力求在公眾社會突顯科學和科學思維的重要性;到了1930年代,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強調科學精神的培養,認為年輕人一定要學會用理性、邏輯的科學態度來處理日常事務,才能創造繁榮進步的現代社會;此外,美國科學促進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簡稱AAAS)的成員威佛(Warren Weaver),也在1951年呼籲AAAS應該花更多的心力,去注意科學外面更廣泛的和社會相關的種種議題。
英國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從1985年起,不遺餘力地倡導「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簡稱PUS)」運動,1988年由Durant, Evans和Thomas等人所做的這份問卷調查,便是PUS運動促成的計畫項目之一。PUS工作小組的成員除了包括英國當時多位德高望重的科學家之外,也網羅了著名的科學紀錄片主持人兼製作人大衛˙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以及社會學家約翰˙紀曼(John Ziman)在內,他們從新聞界、科學界、工業界和政治界多方蒐證之後達成共識(可惜當初並沒有考慮到受眾本身),在報告中指出:「科學家必須學會如何與大眾溝通,並且應該覺得責無旁貸,皇家學會則需要把強化大眾對科學的理解視為今後的工作重點之一。」
科學傳播必須跨越不同科技、社會、人文領域。(圖片來源:P Shanks@flickr)。
大體而言,英國的「公眾理解科學」運動,主要是試著直接或間接透過媒體來增進成年人、家庭與社區團體對科學的興趣和認識,相較之下,美國的「科學素養」則依然側重於正規的科學教育,以努力提升在校生和大學生的科學素質為依歸。所幸在英、美發展出來的兩大科學傳播/科學教育取徑並未各行其是,而是彼此激盪、互相藉鏡,英國在如火如荼地展開了PUS運動之餘,也對全國教育進行了大幅革新,規定所有的學生在十六歲以前,都一定要學習科學的相關課程,至於美國,則透過全國科學基金會(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來贊助大眾媒體上的科學傳播活動,並以「非正式科學教育」的名目,編列預算推動社區性的科學傳播計畫,AAAS還特別設置獎項鼓勵良好的科學新聞報導、拔擢對科普做出卓越貢獻的科學家,並且製作科學性的廣播節目,以及為小眾社群籌辦科學活動等。
時至今日,歐美各國在科學傳播上的成就固然相當可觀,卻也一再面臨新的瓶頸,其所遭受最大的詬病之一,便是無論傳播者或教育家,似乎都未能真的將科學與日常生活深相結合,切中公民社會真正的需求,幫助大眾對我們所處的世界產生更精確的體悟,而為了進一步迎接挑戰,近年來的「公眾理解科學」運動更已邁向了「公眾參與科學(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的新階段,見證了資訊時代雙向、乃至多向溝通意識的抬頭,以及科學傳播必須跨越不同科技、社會、人文領域以達到讓內容更豐富、更多元的迫切需求。
Bowler, Peter J. (2009) Science for All: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egory, Jane and Miller, Steve (1998) Science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edibility. Cambridge, MA.: Basic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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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 C.P. (1960)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年,融合蛋白 CD4 免疫黏附素(CD4 immunoadhesin)誕生。這項設計,是為了對付令人類聞風喪膽的 HIV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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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 T 細胞是人體中一種非常重要的白血球。在這些 T 細胞中,大約有六到七成表面帶有一個叫做「CD4」的輔助受體。CD4 會和另一個受體 TCR 一起合作,幫助 T 細胞辨識其他細胞表面的抗原片段,等於是 T 細胞用來辨認壞人的「探測器」。表面擁有 CD4 受體的淋巴球,就稱為 CD4 淋巴球。
麻煩的來了。 HIV 病毒反將一軍,竟然把 T 細胞的 CD4 探測器,當成了自己辨識獵物的「標記」。沒錯,對 HIV 病毒來說,免疫細胞就是它的獵物。HIV 的表面有一種叫做 gp120 的蛋白,會主動去抓住 T 細胞上的 CD4 受體。
而另一端的 Fc 區域則有兩個重要作用:一是延長融合蛋白在體內的存活時間;二是理論上能掛上「這裡有敵人!」的標籤,這種機制稱為抗體依賴性細胞毒殺(ADCC)或免疫吞噬作用(ADCP)。當免疫細胞的 Fc 受體與 Fc 區域結合,就能促使免疫細胞清除被黏住的病毒顆粒。
不過,這裡有個關鍵細節。
在實際設計中,CD4免疫黏附素的 Fc 片段通常會關閉「吸引免疫細胞」的這個技能。原因是:HIV 專門攻擊的就是免疫細胞本身,許多病毒甚至已經藏在 CD4 細胞裡。若 Fc 區域過於活躍,反而可能引發強烈的發炎反應,甚至讓免疫系統錯把帶有病毒碎片的健康細胞也一併攻擊,這樣副作用太大。因此,CD4 免疫黏附素的 Fc 區域會加入特定突變,讓它只保留延長藥物壽命的功能,而不會與淋巴球的 Fc 受體結合,以避免誘發免疫反應。
從 DNA 藍圖到生物積木:融合蛋白的設計巧思
融合蛋白雖然潛力強大,但要製造出來可一點都不簡單。它並不是用膠水把兩段蛋白質黏在一起就好。「融合」這件事,得從最根本的設計圖,也就是 DNA 序列就開始規劃。
我們體內的大部分蛋白質,都是細胞照著 DNA 上的指令一步步合成的。所以,如果科學家想把蛋白 A 和蛋白 B 接在一起,就得先把這兩段基因找出來,然後再「拼」成一段新的 DNA。
今年臺灣科普環島列車首度開放全民上車體驗,活動開放報名迅速額滿,共有360位民眾參加,8節車廂搭載不同科技主題的特色實驗,包含今年最發燒的 AI 人工智慧、半導體、衛星通訊、以及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隔震減震知識,都設計在車廂的科學實驗活動中,讓參與活動的學生、民眾能獲得最新最熱的科技知識。各車廂活動由台灣默克集團、友達永續基金會、瑞健醫療、ASM 台灣先藝科技、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數位發展部、緯創資通、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和上銀科技等單位規劃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