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英國科學家兼小說家史諾（C.P. Snow）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雜誌裡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當前西方社會的知性生活，已被切割成兩個不同的文化區塊──科學VS.人文──彼此漸行漸遠，而他認為這兩個領域各說各話的現象，毋寧是現代世界無法共同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大障礙。
三年後，史諾將這篇評論加以延伸，在劍橋大學進行演講，並將演講內容以《兩個文化與科學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為題，出版成冊，在大西洋兩岸挑起了激烈的辯論和廣泛的共鳴。
其實，史諾論述的重點在比較英國和美國教育體制的差異，意在鼓吹英國政府更加積極培育科學與工程人才，不過絕大多數人的焦點，卻都集中在史諾所指出「科學」和「人文」之間日益加深的鴻溝，各界菁英也自此開始努力地想方設法，期能縮短兩者的差距，於是在2008年間，著名的倫敦《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裡，便曾將史諾的《兩個文化與科學革命》列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西方大眾輿論界最具影響力的百大好書之一。
在消弭「兩個文化」距離的諸多策略中，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s）的提倡日益顯著，尤其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後，已然衍生成了一個新興工業。
無可諱言，早在有「科學傳播」這個名詞出現以前，十九世紀的英國就已經有很多的科學傳播活動，因為當時的「科學」尚未出現精密的分工，很多知識份子和王公貴族把追求科學新知當成一種興趣，當他們的實驗有了嶄新的發現，便往往會在公開場合向大眾展示，和與會人士進行問答與對談。歷史學家如Lightman, Secord和Fyfe等人的研究，有力地舉證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發展，如何受到科學家與一般大眾互動的影響。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科學」快速走向專業化，分工日益精細，曾幾何時，科學家們開始發現，投身於科學知識的推廣活動，並無助於開拓自身的科學事業，甚至可能妨害他們在同儕之間建立專業聲譽，於是就在越來越多的科學家選擇閉門造車的工作模式之際，一批專事科學普及（簡稱科普，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的科學傳播者也相繼出現了，例如美國在1920年所成立的一個科學新聞機構Science Service，力求在公眾社會突顯科學和科學思維的重要性；到了1930年代，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強調科學精神的培養，認為年輕人一定要學會用理性、邏輯的科學態度來處理日常事務，才能創造繁榮進步的現代社會；此外，美國科學促進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簡稱AAAS）的成員威佛（Warren Weaver），也在1951年呼籲AAAS應該花更多的心力，去注意科學外面更廣泛的和社會相關的種種議題。
不過美國政要和社會菁英並未積極落實杜威和威佛的理念，直到1957年，蘇聯搶先美國一步，成功發射出第一顆繞著地球軌道運行的人造衛星Sputnik，美國人這才下定決心要在科學發展上更上一層樓，而當他們透過一份全國性的調查，了解到美國民眾普遍對「科學」抱持著正面的態度，但是所具備的相關科學知識卻相當匱乏時，美國聯邦政府更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間，挹注了數十億美元的龐大經費為科學教育扎根，並從1972年起試圖衡量所謂的「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夠評估這些時間與金錢的投資所達成的效益，然而根據每兩年評定一次的科學指標（science indicators）來看，成績卻相當令人失望。
美國科學指標的連年低落，刺激了科學教育學界開始做出更縝密的思考，有人質疑科學素養的全面提升是否有其必要，有人認為這根本是一個無法達成的目標，也有人覺得可能是科學素養的問卷設計出了差錯，評判的標準太狹隘、太不具有彈性了！一份1988年在英國進行的問卷調查激發了新的想像，在這份調查中，研究者們發現同樣的問題如果採用不同的提問方式，所獲得的結果竟有數十個百分點的巨大差異。
英國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從1985年起，不遺餘力地倡導「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簡稱PUS）」運動，1988年由Durant, Evans和Thomas等人所做的這份問卷調查，便是PUS運動促成的計畫項目之一。PUS工作小組的成員除了包括英國當時多位德高望重的科學家之外，也網羅了著名的科學紀錄片主持人兼製作人大衛˙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以及社會學家約翰˙紀曼（John Ziman）在內，他們從新聞界、科學界、工業界和政治界多方蒐證之後達成共識（可惜當初並沒有考慮到受眾本身），在報告中指出：「科學家必須學會如何與大眾溝通，並且應該覺得責無旁貸，皇家學會則需要把強化大眾對科學的理解視為今後的工作重點之一。」
大體而言，英國的「公眾理解科學」運動，主要是試著直接或間接透過媒體來增進成年人、家庭與社區團體對科學的興趣和認識，相較之下，美國的「科學素養」則依然側重於正規的科學教育，以努力提升在校生和大學生的科學素質為依歸。所幸在英、美發展出來的兩大科學傳播／科學教育取徑並未各行其是，而是彼此激盪、互相藉鏡，英國在如火如荼地展開了PUS運動之餘，也對全國教育進行了大幅革新，規定所有的學生在十六歲以前，都一定要學習科學的相關課程，至於美國，則透過全國科學基金會（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來贊助大眾媒體上的科學傳播活動，並以「非正式科學教育」的名目，編列預算推動社區性的科學傳播計畫，AAAS還特別設置獎項鼓勵良好的科學新聞報導、拔擢對科普做出卓越貢獻的科學家，並且製作科學性的廣播節目，以及為小眾社群籌辦科學活動等。
時至今日，歐美各國在科學傳播上的成就固然相當可觀，卻也一再面臨新的瓶頸，其所遭受最大的詬病之一，便是無論傳播者或教育家，似乎都未能真的將科學與日常生活深相結合，切中公民社會真正的需求，幫助大眾對我們所處的世界產生更精確的體悟，而為了進一步迎接挑戰，近年來的「公眾理解科學」運動更已邁向了「公眾參與科學（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的新階段，見證了資訊時代雙向、乃至多向溝通意識的抬頭，以及科學傳播必須跨越不同科技、社會、人文領域以達到讓內容更豐富、更多元的迫切需求。
自從大眾科學研究出版社在1951年於寶島發行《大眾科學》期刊以來，台灣的科普行動堪稱由來已久，只不過將科學傳播當成一個整合性的專業領域來推動，則是相對晚近的事。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從英、美的科學傳播／科學教育發展中，我們可以學習到什麼寶貴的經驗呢？台灣雖屬後起之秀，如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極目遠眺，規劃藍圖，相信國內的跨科際科傳科教事業也自將能走出一片嶄新的天地。
參考書目：
Bowler, Peter J. (2009) Science for All: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egory, Jane and Miller, Steve (1998) Science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edibility. Cambridge, MA.: Basic Books.
Snow, C.P. (1960)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張之傑 (2007) “台灣綜合科普刊物之回顧與展望”，國家圖書館館訊97年第1期：頁3-8。
關尚仁、區曣中 (2010) 科學傳播源流。台北：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