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莎拉．吉爾伯特、凱薩琳．格林
- 譯者／廖建容、郭貞伶
2020 年 7 月 15 日，佩斯頓（Robert Peston）在英國獨立電視台《十點新聞》（News at Ten）報導：「記者最近得知，在製藥界巨頭『阿斯特捷利康』的支持之下，牛津正在進行的疫苗開發工作有了非常重要的消息，同儕審查顯示，我們身上都具備的抗體，以及名為 T 細胞或稱殺手細胞所造成的免疫反應，跟研究者期待的一樣好。所以這是個好消息，是疫苗可能有效的證據……相關人士認為最快在秋天『這款疫苗』就有可能大量生產。」
我想我真的把紅酒噴了出來。這是在搞啥啊？所有參與這項計畫的人，只要是跟臨床試驗數據沾上一點邊，都會受到嚴格的指示，絕對不能談論它。我們不能在自己的電腦裡保存副本，或是用電子郵件傳送。當然也不能告訴朋友。甚至有些人實際參與疫苗製造，也還未被告知數據是長什麼樣子。但是，佩斯頓卻在推特跟全國新聞上大談特談。
《泰唔士報》（The Times）及《每日電訊報》（Telegraph）上，立刻出現了對他的某些說法照單全收的文章（其他報紙則主要關注我們有必要在三明治連鎖店裡繼續戴口罩）。牛津大學甚至在推特上發推其中一條新聞連結；我們被禁止談論自己的研究發現，但洩密的科學卻可以，這似乎是精神錯亂了。
我不認為我們有人去調查消息從哪裡走漏（對於洩密的源頭為何，充斥著各種猜測：是英國疫苗任務小組的某人說出去的，還是有政府部長想要在那一天曝光一個好消息？）但這讓我們在未來更加小心。如果我們瞭解得還不夠清楚的話，這件事也讓我們更加明白了，當聚光燈照到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時，燈光是多麽刺眼。
媒體的影響
在我小時候，我夢想著要成名：我會上電視，《每日郵報》（Daily Mail）上會刊登我的照片，所以我決定要成為科學家。以上純屬虛構，並沒有人這麼說過。
一整個 2020 年，團隊裡的每個人都挺身應付自己的人生課題。與此同時，由於事情還沒有難到爆表，我們以很快、有時快到嚇人的速度發展出全新的技能。我們一路走一路解決問題，也因為參與這個「世上獨一無二的故事」，我們學習著如何克服在溝通上所遇到的挑戰。
當人們只想要簡單的答案時，我們試著想出方法讓人們瞭解事情的複雜性。在為病人保密（和避免內線交易）的同時，也要公開透明。要真實地介紹我們的工作，卻又不低估它的價值。既要跟人們討論與數據相關的注意事項、未知數及不確定性，又要能給人們安慰，讓人們信任我們的工作。在維持住個人生活界線的同時，我們也努力促進大眾對科學有更多瞭解。
有時候媒體（傳統媒體和社群媒體）會幫助我們應對這些緊張局面。大部分新聞記者跟我們一樣，都是在艱難的情況下盡力而為，在傳播新興的複雜科學方面，有許多記者做得相當出色。但是在其他時候，媒體似乎也確實造成了緊張狀態。有時候，某些記者有自己的目的，而其他記者根本沒仔細去查證真相，就把這位記者說的話當成事實報導出來，結果訊息被扭曲，或是故意聳人聽聞，讓我們深感挫折。
這同時也是我們的機會，畢竟可以接觸到通常不會對我們的研究感興趣的人群，並將確認過的正確訊息告訴全世界。我們始終清楚，疫苗之父詹納（Edward Jenner）的偉大成就不是發明對抗天花的疫苗。疫苗並非他的創見，他就跟其他科學家一樣，都是在其他人的工作基礎上發展壯大。但是他做到了其他人沒有做到的事，那就是向大眾宣傳他的發現，並呼籲人們廣泛接種疫苗。
媒體像雙面刃一樣，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我們不是有影響力的人或是皇家成員，所以我想，我們絕大多數的人先前並沒有那麼關心媒體的本質。我們在實驗室裡隱姓埋名的工作，如果我們的最新發現能刊登在高度專業的科學期刊，我們會很高興。可是現在，我們別無選擇，只好拿起這把雙面刃，盡我們所能地揮動。我們的工作很重要，而且人們想要瞭解我們的工作，即使我們不想涉入，也無法置身事外。在 2020 年最初的幾個月，關注、壓力及失言都在逐漸累加。1 月底，全世界開始擔憂疫情，我們收到很多請求，希望我們發表談話。2 月時，我們在研究實驗室首度進行照片拍攝（不是在臨床生物製造機構，畢竟我們正在製造疫苗，我不能冒險讓疫苗製造過程受到汙染或中斷），往後還又進行過好幾次。
讓攝影師及拍攝小組進實驗室，總是會一團混亂。三、四個人在實驗室裡踩來踩去，電線拉來拉去，有讓人絆倒的危險，拍攝小組將工具隨手棄置在實驗室的工作檯上，並要求深感壓力的團隊成員解釋目前正在做什麼，拍攝小組會說再講一次，最後一次，這次真的是最後一次。有時候結局並不愉快，譬如有位工作人員認為原本要進行拍攝的辦公室不合適，會拍到窗外的鷹架，結果他們在免疫學實驗室裡最忙碌的角落拍攝訪談，毀了一整個早上的工作。
到了 3 月，我和團隊成員一直不斷收到媒體的採訪請求。我記得曾跟《每日快報》（Express）的記者做過電話訪談。我跟他談了大約半小時，我以為我有小心仔細地向他描述整個故事：我們如何製造疫苗，如何測試疫苗的安全性，以及對於臨床試驗的計畫。結果當我看到新聞標題時，想像一下我有多麼驚訝：「冠狀病毒疫苗：牛津大學科學家怕英國『把雞蛋全放在一個籃子裡』」。
愚蠢的是，我真的說過這樣的話。就在訪談結束前，他問了我：「妳最擔心什麼？」現在回想起來，這顯然是記者的套話技巧。我們一直在聊天，我覺得很放鬆，所以我沒想太多就回答了。我其實說的是（我的想法埋在文章的字裡行間，文章其實寫得相當好，既清晰又準確），由於我們必須如此快速的工作，吉爾伯特無法先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測試不同版本的疫苗，再提出最後的設計，我們只能做出最簡單的選擇，重複之前對抗 MERS 的有效策略。但是標題暗示的跟我所說的並不一樣。上了一課，學到教訓了。
4 月時，聽說校園裡出現了狗仔隊（我想是有人在醫院停車場注意到某人持有長焦鏡頭的照相機）。我們並不習慣這種關注。格拉納托據稱死亡的假新聞所帶出的一連串事件，讓我們清楚的意識到，在跟媒體互動時，我們需要更有策略、更主動掌握局勢。
媒體在許多方面對我們都很有幫助。我們能夠那麼快地招募到臨床試驗志願者，新聞報導很可能是重要關鍵之一，它也提升了我們的知名度，讓注意到的人慷慨捐助我們的計畫。但是現在我們需要保護志願者及臨床試驗過程的隱私及安全性，並給我們自己空間，繼續研究工作。
我們在為疫苗臨床試驗而設立的網站上貼出告示：「我們知道臨床試驗的進展充斥著謠言及不實報導。我們懇請民眾不要相信這些訊息，也不要繼續轉傳。我們不會再提供關於臨床試驗的評論，所有的官方更新都會公布在這個網站上。」
我們也開始將所有來自新聞記者的要求轉給大學的新聞辦公室，他們會代表我們回絕絕大部分的要求。新聞辦公室幫我們安排跟幾位選定的記者做了幾次背景介紹。我們不再做任何形式的評論，而是討論一些一般性議題，譬如，比較兩次不同臨床試驗結果的困難之處，以及我們可能會如何處理；或者在臨床試驗中我們如何測量抗體。除此之外，我們會在有數據要發表以及有話要說時再進行溝通，而不是無話不說。
當然，這並未讓各方不再提出請求。儘管我的推特出了點狀況，相對來說我的私人資訊還是沒那麼公開，但吉爾伯特就得放棄手機了。大學網站上有她的手機號碼，記者不斷打來要她發言，公眾人士想聽她的保證，投資顧問希望得到內線消息，會議籌辦業者想找她當主講人。
可是吉爾伯特無法放棄電子信箱，因此她的收件箱中充滿了想得到及想不到的釣魚嘗試，企圖誘使她點擊惡意附件，也有人寄來各種訊息，要她放棄研究，採用他們的理論來治癒新冠肺炎，包括吃香蕉／大蒜／水仙花／日本梅精／植物／所有天然成分／複合配方／蜘蛛毒的解毒劑／水及鹽／動物（「我沒有指明什麼動物」）。
大學升級了網路安全防護。有傳言說俄羅斯特工試圖偷竊我們的疫苗數據，我們的資訊人員也遇到一些「不尋常」的問題。不過，無論他們做了什麼，肯定沒有過濾掉所有可能是善意、卻也造成困擾的方法。
我們的新策略其實就是在發表第一篇同儕審查論文之前，繼續埋頭苦幹。這個策略一直還滿順利，直到佩斯頓的洩密文刊出。他讓我們大吃一驚，但還好他的結論是正確的，不像 4 月時我們處理的假新聞。疫苗的表現確實如我們的預期。它讓免疫系統增強對新型冠狀病毒棘蛋白的防禦，並且沒有引起任何有問題的副作用。偶爾會有手臂痠痛，或是發燒的現象，這些副作用很容易用撲熱息痛（paracetamol）治療。
不過就像 4 月時的情況，希望我們做出評論的要求激增，突破新高。這讓我們首度感到相當為難。任何一絲訊息，即使是某人從其他管道洩漏出去的，都會讓我們受到質疑。當我們什麼都不說，會被批評不夠透明化，沒有盡到告知大眾的義務，但要是我們真的說了，批評者又會說我們是在做「新聞稿科學」。
狐禪
鄭國威 Portno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