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CEO馬克·祖克柏送給女兒的禮物值得掌聲鼓勵，但背後的哲學值得商榷

本文由 鼎新數智 與 泛科學 共同規劃與製作

你有沒有想過，當 AI 根據病歷與 X 光片就能幫你診斷病症，或者決定是否批准貸款，甚至從無人機發射飛彈時，它的每一步「決策」是怎麼來的？如果我們不能知道 AI 的每一個想法步驟，對於那些 AI 輔助的診斷和判斷，要我們如何放心呢？

馬斯克與 OpenAI 的奧特曼鬧翻後，創立了新 AI 公司 xAI，並推出名為 Grok 的產品。他宣稱目標是以開源和可解釋性 AI 挑戰其他模型，而 xAI 另一個意思是 Explainable AI 也就是「可解釋性 AI」。

如今，AI 已滲透生活各處，而我們對待它的方式卻像求神問卜，缺乏科學精神。如何讓 AI 具備可解釋性，成為當前關鍵問題？

黑盒子模型背後的隱藏秘密

無法解釋的 AI 究竟會帶來多少問題？試想，現在許多銀行和貸款機構已經使用 AI 評估借貸申請者的信用風險，但這些模型往往如同黑箱操作。有人貸款被拒，卻完全不知原因，感覺就像被分手卻不告訴理由。更嚴重的是，AI 可能擅自根據你的住所位置或社會經濟背景給出負面評價，這些與信用風險真的相關嗎？這種不透明性只會讓弱勢群體更難融入金融體系，加劇貧富差距。這種不透明性，會讓原本就已經很難融入金融體系的弱勢群體，更加難以取得貸款，讓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雪上加霜。

AI 不僅影響貸款，還可能影響司法公正性。美國部分法院自 2016 年起使用「替代性制裁犯罪矯正管理剖析軟體」 COMPAS 這款 AI 工具來協助量刑，試圖預測嫌犯再犯風險。然而，這些工具被發現對有色人種特別不友好，往往給出偏高的再犯風險評估，導致更重的刑罰和更嚴苛的保釋條件。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決策缺乏透明度，AI 做出的決策根本沒法解釋，這讓嫌犯和律師無法查明問題根源，結果司法公正性就這麼被悄悄削弱了。

此外，AI 在醫療、社交媒體、自駕車等領域的應用，也充滿類似挑戰。例如，AI 協助診斷疾病，但若原因報告無法被解釋，醫生和患者又怎能放心？同樣地，社群媒體或是 YouTube 已經大量使用 AI 自動審查，以及智慧家居或工廠中的黑盒子問題，都像是一場越來越複雜的魔術秀——我們只看到結果，卻無法理解過程。這樣的情況下，對 AI 的信任感就成為了一個巨大的挑戰。

為什麼人類設計的 AI 工具，自己卻無法理解？

原因有二。首先，深度學習模型結構複雜，擁有數百萬參數，人類要追蹤每個輸入特徵如何影響最終決策結果，難度極高。例如，ChatGPT 中的 Transformer 模型，利用注意力機制（Attention Mechanism）根據不同詞之間的重要性進行特徵加權計算，因為機制本身涉及大量的矩陣運算和加權計算，這些數學操作使得整個模型更加抽象、不好理解。

其次，深度學習模型會會從資料中學習某些「特徵」，你可以當作 AI 是用畫重點的方式在學習，人類劃重點目的是幫助我們加速理解。AI 的特徵雖然也能幫助 AI 學習，但這些特徵往往對人類來說過於抽象。例如在影像辨識中，人類習慣用眼睛、嘴巴的相對位置，或是手指數量等特徵來解讀一張圖。深度學習模型卻可能會學習到一些抽象的形狀或紋理特徵，而這些特徵難以用人類語言描述。

深度學習模型通常採用分佈式表示（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來編碼特徵，意思是將一個特徵表示為一個高維向量，每個維度代表特徵的不同方面。假設你有一個特徵是「顏色」，在傳統的方式下，你可能用一個簡單的詞來表示這個特徵，例如「紅色」或「藍色」。但是在深度學習中，這個「顏色」特徵可能被表示為一個包含許多數字的高維向量，向量中的每個數字表示顏色的不同屬性，比如亮度、色調等多個數值。對 AI 而言，這是理解世界的方式，但對人類來說，卻如同墨跡測驗般難以解讀。

試想，AI 協助診斷疾病時，若理由是基於醫生都無法理解的邏輯，患者即使獲得正確診斷，也會感到不安。畢竟，人們更相信能被理解的東西。

打開黑盒子：可解釋 AI 如何運作？我們要如何教育 AI？

首先，可以利用熱圖（heatmap）或注意力圖這類可視化技術，讓 AI 的「思維」有跡可循。這就像行銷中分析消費者的視線停留在哪裡，來推測他們的興趣一樣。在卷積神經網絡和 Diffusion Models 中 ，當 AI 判斷這張照片裡是「貓」還是「狗」時，我需要它向我們展示在哪些地方「盯得最緊」，像是耳朵的形狀還是毛色的分布。

其次是局部解釋，LIME 和 SHAP 是兩個用來發展可解釋 AI 的局部解釋技術。

SHAP 的概念來自博弈，它將每個特徵看作「玩家」，而模型的預測結果則像「收益」。SHAP 會計算每個玩家對「收益」的貢獻，讓我們可以了解各個特徵如何影響最終結果。並且，SHAP 不僅能透過「局部解釋」了解單一個結果是怎麼來的，還能透過「全局解釋」理解模型整體的運作中，哪些特徵最重要。

以實際的情景來說，SHAP 可以讓 AI 診斷出你有某種疾病風險時，指出年齡、體重等各個特徵的影響。

LIME 的運作方式則有些不同，會針對單一個案建立一個簡單的模型，來近似原始複雜模型的行為，目的是為了快速了解「局部」範圍內的操作。比如當 AI 拒絕你的貸款申請時，LIME 可以解釋是「收入不穩定」還是「信用紀錄有問題」導致拒絕。這種解釋在 Transformer 和 NLP 應用中廣泛使用，一大優勢是靈活且計算速度快，適合臨時分析不同情境下的 AI 判斷。比方說在醫療場景，LIME 可以幫助醫生理解 AI 為何推薦某種治療方案，並說明幾個主要原因，這樣醫生不僅能更快做出決策，也能增加患者的信任感。

第三是反事實解釋：如果改變一點點，會怎麼樣？

如果 AI 告訴你：「這家銀行不會貸款給你」，這時你可能會想知道：是收入不夠，還是年齡因素？這時你就可以問 AI：「如果我年輕五歲，或者多一份工作，結果會怎樣？」反事實解釋會模擬這些變化對結果的影響，讓我們可以了解模型究竟是如何「權衡利弊」。

最後則是模型內部特徵的重要性排序。這種方法能顯示哪些輸入特徵對最終結果影響最大，就像揭示一道菜中，哪些調味料是味道的關鍵。例如在金融風險預測中，模型可能指出「收入」影響了 40%，「消費習慣」占了 30%，「年齡」占了 20%。不過如果要應用在像是 Transformer 模型等複雜結構時，還需要搭配前面提到的 SHAP 或 LIME 以及可視化技術，才能達到更完整的解釋效果。

講到這裡，你可能會問：我們距離能完全信任 AI 還有多遠？又或者，我們真的應該完全相信它嗎？

我們終究是想解決人與 AI 的信任問題

當未來你和 AI 同事深度共事，你自然希望它的決策與行動能讓你認可，幫你省心省力。因此，AI 既要「可解釋」，也要「能代理」。

舉例來說，當一家公司要做一個看似「簡單」的決策時，背後的過程其實可能極為複雜。例如，快時尚品牌決定是否推出新一季服裝，不僅需要考慮過去的銷售數據，還得追蹤熱門設計趨勢、天氣預測，甚至觀察社群媒體上的流行話題。像是暖冬來臨，厚外套可能賣不動；或消費者是否因某位明星愛上一種顏色，這些細節都可能影響決策。

這些數據來自不同部門和來源，龐大的資料量與錯綜關聯使企業判斷變得困難。於是，企業常希望有個像經營大師的 AI 代理人，能吸收數據、快速分析，並在做決定時不僅給出答案，還能告訴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傳統 AI 像個黑盒子，而可解釋 AI （XAI）則清楚解釋其判斷依據。例如，為什麼不建議推出厚外套？可能理由是：「根據天氣預測，今年暖冬概率 80%，過去三年數據顯示暖冬時厚外套銷量下降 20%。」這種透明解釋讓企業更信任 AI 的決策。

但會解釋還不夠，AI 還需能真正執行。這時，就需要另一位「 AI 代理人」上場。想像這位 AI 代理人是一位「智慧產品經理」，大腦裝滿公司規則、條件與行動邏輯。當客戶要求變更產品設計時，這位產品經理不會手忙腳亂，而是按以下步驟行動：

1. 檢查倉庫物料：庫存夠不夠？有沒有替代料可用？
2. 評估交期影響：如果需要新物料，供應商多快能送到？
3. 計算成本變化：用新料會不會超出成本預算？
4. 做出最優判斷，並自動生成變更單、工單和採購單，通知各部門配合執行。

這位 AI 代理人不僅能自動處理每個環節，還會記錄每次決策結果，學習如何變得更高效。隨時間推移，這位「智慧產品經理」的判斷將更聰明、決策速度更快，幾乎不需人工干預。更重要的是，這些判斷是基於「以終為始」的原則，為企業成長目標（如 Q4 業績增長 10%）進行連續且動態地自我回饋，而非傳統系統僅月度檢核。

這兩位 AI 代理人的合作，讓企業決策流程不僅透明，還能自動執行。這正是數智驅動的核心，不僅依靠數據驅動決策，還要能解釋每一個選擇，並自動行動。這個過程可簡化為 SUPA，即「感知（Sensing）→ 理解（Understanding）→ 規劃（Planning）→ 行動（Acting）」的閉環流程，隨著數據的變化不斷進化。

以偉勝乾燥工業為例，他們面臨高度客製化與訂單頻繁變更的挑戰。導入鼎新 METIS 平台後，偉勝成功將數智驅動融入業務與產品開發，專案準時率因此提升至 80%。他們更將烤箱技術與搬運機器人結合，開發出新形態智慧化設備，成功打入半導體產業，帶動業績大幅成長，創造下一個企業的增長曲線。

值得一提的是，數智驅動不僅帶動業務增長，還讓員工擺脫繁瑣工作，讓工作更輕鬆高效。

數智驅動的成功不僅依賴技術，還要與企業的商業策略緊密結合。為了讓數智驅動真正發揮作用，企業首先要確保它服務於具體的業務需求，而不是為了技術而技術。

這種轉型需要有策略、文化和具體應用場景的支撐，才能讓數智驅動真正成為企業持續增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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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環境部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政策環評是什麼，跟一般環評差在哪？

隨著公共建設的規模越來越大，傳統的環境影響評估（EIA），難以應對當今層層疊疊的環境議題。當我們評估一項重大政策時，只看「單一開發案」已經不夠，就像評估一棵樹，卻忽略了整片森林。因此，政策環境影響評估（SEA）應運而生，它看樹，也看森林，從政策的角度進行更全面的考量與評估。

與只專注於「單一開發案」的個案環評不同，政策環評更像是一場全面性的檢視，強調兩個核心重點：「整合評估」與「儘早評估」。簡單來說，這不再是逐案評估的模式，而是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就先全面分析可能帶來的影響，從單一行為的侷限中跳脫，轉而聚焦在整體影響的視角。無論是環境的整體變化，還是多項行為累計起來的長期影響，政策環評的目的就是讓這些潛在問題能儘早浮現、儘早解決。

除此之外，政策環評還像是一個大型的協商平台，以永續發展為最高指導原則，公開整合來自不同利益團體、民眾與各機關的意見。這裡，決策單位不再只是單純的「評分者」，而是轉為「協調者」或「仲裁者」，協調各方的意見看法在這裡得到整合，讓過程更具包容性。

政策環評並沒有所謂的「否決權」，而是側重意見的蒐集與整合，讓行政機關在政策推動時，能更全面地掌握各方意見。政策環評旨在建立系統化、彈性的決策評估程序（包含量化、特徵化等評估方式），也廣納社會面或民眾滿意度等影響因子，把正式與非正式的作法一併考量進去。再來，決策程序中能層層檢討、隨時修正，也建立了追蹤機制和成效評估標準（如環境殘餘效應、累積效應等），透過學習來強化決策品質與嚴謹度。就像一場球賽，隨時根據變化、調整策略。

這樣的制度設計，就非常適合離岸風電這類規模大、跨區域、影響層面廣泛的能源政策評估，讓我們可以在政策推動初期就想到整個工程對環境、產業發展與社會的諸多影響，也為後續政策執行奠定更穩固的基礎。

離岸風電為何需要的是政策環評？

離岸風電是能源轉型的重要策略之一，但這不是只在某塊空地上架幾個風車，而是要在廣闊的大海中進行大規模建設，牽涉的不僅是發電，還涉及海洋保育、航空交通、水下文化資產等議題，更與當地漁民的權益息息相關。

這樣的大型離岸風電工程，因海洋環境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極高，很容易讓人擔心生態影響。如何在海洋生態保護和綠能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這就需要政策環評的把關，從多方檢視這些複雜的挑戰，確保政策推行既能穩妥，又能達成發電目標。

2016 年 3 月，經濟部自願提出「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是臺灣首次針對再生能源政策所進行的政策環評。根據這份評估說明書，政府將採分期公告、逐年檢討的方式，每三年開放 0.5~1 百萬瓩（GW）的電量額度鼓勵業者投入開發。當時環保署（現為環境部）歷經九個月召開 2 次意見徵詢會議，蒐集環評委員、專家學者、相關機關、民眾等意見，最終於同年 12 月的環評委員會作出徵詢意見。這些協商和檢討的過程，讓政策「名正言順」，得以充分顧及各方利益與生態平衡。

共通性環境議題與因應對策

在「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中，環評會議盤點了開發過程中共通的環境議題。

首先，對於海洋生態保育的重點，特別是對中華白海豚的保護。環評會要求風機基座必須距離白海豚棲地1公里以上，以減少對其生態的干擾。實際上，這項規範在後續的實務執行中更為嚴格，例如，福海二期示範風場已退縮到 2.5 公里外，臺電二期風場甚至退到 4.2 公里外，顯示政策環評確實發揮了實質作用。此外，針對施工期間的聲音干擾，要求施工需有 30 分鐘以上的打樁緩啟動時間，並限制聲量不得超過 180 分貝等。

針對鳥類保育，政策環評也訂立了具體規範。其中，包括風機之間必須留設 500 公尺以上的鳥類穿行廊道，並在施工期間避開每年 11 月至隔年 3 月的候鳥過境期。同時，為確保這些措施確實生效，工程方也被要求設置「鳥類活動監測系統」，持續追蹤、評估風場對鳥類的影響。

此外，環評會也確立了「先遠後近」的開發原則，要求優先開發較單純的航道外側區塊，待累積足夠經驗及相關資料後，再進行近岸區域的開發。這項原則考量了近海生態系的複雜性，也顧到養殖漁業的漁民權益，展現出政策環評在平衡發展需求與環境保護上的價值。

新一代的審查機制：達成能源轉型及環境保護雙贏

為提升環評效率並確保審查品質，環境部參考過去離岸風電審查經驗，制定「風力發電離岸系統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初審作業要點」，建立了全新的二階段審查機制。

這套新機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就像「初步檢查」，由環境部依照檢核表進行初審，並由環評審查委員會執行秘書邀集 2-5 位環評委員進行初審，通過第一階段初審之業者，可取得經濟部遴選資格，其初審結果有效期為兩年，必要時可申請展延一年。接著進入「第二階段」，開發單位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配的容量證明文件等資料，提供更詳細的環境影響說明書以進行實質審查。

檢核表明確規範了 15 大項審查事項、112 項檢核項目，涵蓋開發案的全生命週期。

在工程面，包含風機及海上變電站基礎設置、海域電纜路線規劃、陸域設施工程等硬體設施的規範。其中，風機基礎設置必須避開海岸保護區、河口、潮間帶等環境敏感區域，且須進行地震危害度分析。海域電纜部分，除特殊情形外，埋設深度至少須達 1.5 公尺，且不得跨越中華電信海底電纜 1 公里的範圍。

環境保護上，檢核表則對施工噪音管制訂立了明確標準。舉例來說，打樁期間警戒區 750 公尺範圍內的水下噪音不得超過 160 分貝，且必須全程採用最佳噪音防制工法。同時，每個開發案或聯席審查的風場，同一時間內只能進行一支基樁施作，而日落前一小時到日出前也不得啟動新的打樁作業。

環境監測計畫更是檢核表中的重點，分為「施工前、施工期間、營運期間」三階段，每個階段都規定了詳細的監測要求（包括海域底質監測、水下噪音監測、鯨豚目視監測等）。以鯨豚監測為例，每年需執行20趟次，四季中每季至少執行 2 趟次。此外，所有監測數據都必須上傳至環境部「環保專案成果倉儲系統」（https://epaw.moenv.gov.tw/）供各界查閱。

這套標準化的審查機制不僅解決了「同一風場可能有多家廠商重複調查或審查」的資源浪費，也透過明確的檢核項目，讓開發單位在規劃階段就能掌握更具體的環境保護要求。不僅如此，該機制亦確保了環境保護標準前後一致，避免不同案件之間標準不一。

結語

透過新的審查機制，環境部正積極推動再生能源開發案的環評審查作業，在提升行政效率之餘，也確保環境影響評估的品質，支持臺灣的離岸風電開發及國家能源轉型政策，也做好把關。藉由標準化檢核表和二階段審查制度，期待能在推動能源轉型的同時落實環境保護。

為確保制度能持續精進，環境部每半年至一年會進行制度檢討，並持續公開所有環評書件於「環評書件查詢系統」（https://eiadoc.moenv.gov.tw/eiaweb/）。此外，環評會議召開前一週，也必須在指定網站公布開會訊息，讓民眾能申請列席旁聽或發表意見。透明化措施一方面展現了政府推動永續發展的決心，另一方面也確保全民能共同參與監督離岸風電的發展過程。未來，這套制度將在各界的檢視與建議中持續完善，為臺灣的永續發展貢獻心力，發揮環評作業的最大效益。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何光塵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勇敢與體制碰撞，卻在靈魂刻下傷痕

社運抗爭、維護人權的聲張，經常在民主社會發展歷程中刻下清晰的傷痕節點。每一場正面衝撞威權體制的社會運動，皆是由一張張充滿勇氣的臉孔譜成，但在運動結束後，有些抗爭者孤絕地忍受身心創痛。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民族學研究所彭仁郁副研究員，同時也是「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策展人，談談她如何深入帶傷者的心靈地景、探究療癒 / 遇的可能路徑。

走入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特展現場，展場中迴盪著社運抗爭者「退回服貿」的吶喊聲，這段定時播放的錄音引導人們在聽覺感官上貼近事件現場情境，以察覺抗爭中「人的狀態」。

這些人是誰？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

本次特展由中研院民族所彭仁郁副研究員策畫，展覽內容取材自 2014 年 3 月 18 日爆發的 318 公民運動，抗爭現場發生了臺灣解嚴以來最激烈的鎮壓事件。

最嚴重的鎮壓發生在佔領行政院行動的當晚，3 月 23 日晚上至 3 月 24 日凌晨（簡稱 323-324），鎮暴警察動用盾牌、警棍、水砲車攻擊手無寸鐵的靜坐群眾。多數抗爭者是出生在 80、90 年代的年輕人，在過往的生命經驗中從未遇過這樣的場景，一位抗爭者驚魂未定地說「雖然沒有死人，可是很震撼！」

這群經歷警察暴力鎮壓的抗爭者，她／他們生命各層面受到的衝擊，並未隨著社運退場、「出關播種、遍地開花」而結束，許多人在鎮壓行動中身心劇烈受創。心理的衝擊源自想像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人們第一次感受到「警棍打在身上的劇痛」、「水砲車的劇烈衝擊會讓脊椎神經受損」。

有些人在之後數年持續進行身體的治療和復健，更多人長期面對原生家庭、人際關係、社會關係中，回憶、經歷與現實日常的矛盾。這些經驗並非單純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類型化診斷就足以理解。

事實上，創傷的樣貌從來不是單一的。

因此，彭仁郁在展覽中呈現 7+n 位社運抗爭者的主體經驗，訴說有著幽微差異的創傷多重樣貌，反映出有別於主流精神醫學標準化、診斷化、病理化、去脈絡化的心理創傷觀點，並提出對照與批判。

另一方面，展覽更以社運抗爭者的受創主體經驗作為論述主軸和敘事起點，試圖探問從鉅觀視角出發、跨越時空地域的弔詭：在每一場人民對抗不義政權的行動中，掌權者皆以法之名施暴；反抗者卻為了捍衛更高層次的律法，置自身於險境。

反抗者不僅需面對來自國家的暴力，還需忍受周遭親友的不諒解、社會大眾的異樣眼光。在內外在分崩離析的孤絕裡，社運抗爭者又該如何找到療癒的可能？

聆聽帶傷者的記憶，與之同行

318 公民運動發生前後，一位紀錄片導演積極記錄社運歷程，實際接觸這群年齡介於 18 至 35 歲的年輕人。記錄過程中，導演敏銳地察覺，有人出現不斷哭泣、失眠、易受驚嚇等創傷反應，一幕幕社運現場的衝突場景會反覆入侵腦海。

於是這位導演找上研究心理創傷療癒的彭仁郁，希望為這群人提供協助與支持。與這群年輕人接觸、討論後，彭仁郁決定以團體帶領者、同行者、療癒者的角色，共同進行了數次團體對話，聆聽彼此的創傷主體經驗。由於團體成員都參與過佔領行政院行動，因此命名為「323-324 同儕團體」。

同儕團體成員分享的內容，啟發了彭仁郁進行「歷史創傷記憶的世代傳承、身分認同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試圖探索當代社運抗爭與政治創傷歷史記憶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象徵傳承。與不同背景 318 社運抗爭者的深度交流，成為這項研究的重要基礎。

研究成果涵攝了精神分析理論與社會心理真實的辯證，例如 318 公民運動成功佔領的立法院，意外成為哲學家 Michel Foucault 所說的「異托邦」，或是英國精神分析學家 Donald Winnicott 提出的：一個暫時寄託所有理想願景和創造力的「過渡空間」。

但過渡空間畢竟是過渡，雖然在社會運動現場，抗爭者得以按下日常生活的暫停鍵，辯論未被深入討論過的社會議題。運動結束後，卻往往帶著未竟的願景、夥伴關係的衝突和撕裂、自身存在意義的質疑、面對集體情境的問號，或者身體的傷，回到恍如隔世的日常。

放下專業身分，與受害者並行

323-324 同儕團體進行的出發點，正是透過精神分析聆聽方法，站在「同為人」的位置，創造受創主體發話（enunciation）的「療癒 / 遇」空間。

彭仁郁憶起在法國進行田野研究期間，申請參與法國民間成立的「國際亂倫受害者協會」（AIVI）與受害者並肩工作的經驗。申請加入時，該團體以非常嚴謹的書面、面談過程確保她「不是以專業工作者的身分，而是以成員的角色參與」。

這個親身歷程讓她深刻體會到，身為同行者的「療癒 / 遇」與身為專家進行「治療」的差別。

事實上，亂倫受害者的創傷樣貌相當多元，每一位受害者的主體經驗都有細微差異，如果只以精神疾病診斷標準來看待，細微的創傷主體經驗經常在逐項「症狀」打勾的過程中，受到遮蔽和忽略。許多嚴重而未被看見的創傷就這樣被診斷為憂鬱症、焦慮症、邊緣型人格等疾患。

尤其是社運抗爭者在運動結束後，面臨了主體經驗上的巨大斷裂。社會運動的現場震撼與日常生活彷彿是兩個世界。一位同儕團體成員表示：「我回到生活，遇到弱勢、遇到信仰、教會，我發現這個世界上有非常多人，他們其實是兩個世界，我沒有辦法平衡。所以我現在覺得我有處在逃避的狀態。」

正因如此，在 323-324 同儕團體中，即便身為有多年臨床和學術訓練的精神分析師，彭仁郁依然選擇以一個「人」的身分，放下專業角色，以自身經驗與因社運而受創的主體同在，並在其中探索受創者自身所處，卻未必能看見的心靈地景。

並不是非 A 即 B ——非二元的創傷經驗

彭仁郁提到，對於「帶傷的主體經驗」，我們的想像經常掉入二元對立。「帶傷的人可能同時有 A 和 B 兩面，有一面很溫暖，另一面很黑暗。」

另一種二元想像是，一方面覺得如果沒有傷就是沒事，所以如果我沒事就不需要幫助；有事的人才需要幫助，所以有事的人是軟弱的。這樣的二元想像不只出現在帶傷者身上，也會出現在他周圍的人身上。

實際上，受傷的人不一定是軟弱的受害者。受傷的人也可以是倖存者、倡議者。而倡議者、社會運動者可能也會帶傷。

彭仁郁提出「帶傷前行」的概念，正是因為這樣僵固的一刀切二元想像，無論出現在社會群體面對帶傷者的態度，或是帶傷者看待自己內在感受的態度，都創造出「一直跟自己打架」的狀態。

帶傷前行的同時，可以知道自己的傷而不否認傷的存在，讓療癒與行動可以並存，是展覽希望帶給眾人的思考向度。

看見抗爭者的傷痕與足跡

走進「帶傷前行」展覽的三大展區，第一展區「傷痕密碼」在大片玻璃櫥窗上若隱若現 11 組數字：318、228、64、928、323-324……分別代表國內外 11 場著名的社會運動。

站在巨大的玻璃櫥窗前，觀看一個個數字密碼，就像從鉅觀的視角窺見改變歷史的社會運動，以及國家暴力烙下的集體印記拼圖。觀看陳設在玻璃櫥窗後的歷史照片，則像是記憶一般有著距離感，無法伸手觸及，卻又清晰可見。

第二展區「反叛的想像共同體」則以 7 座展台訴說 7 位 318 公民運動抗爭者的故事。每位抗爭者皆以難以辨識身分的匿名代號呈現，展台上的文字以第一人稱方式陳述，並附上一件令敘事主角印象深刻的物件。

這 7 個年齡介在 20 至 30 歲之間的社運抗爭者，有靠打工養活自己的大學生、不同領域背景的研究生、前職業軍人、原住民等不同身分。閱讀展台上的第一人稱自述，如同走入每一個人的人生，了解一個人走上街頭的原因、抗爭過程中遭遇的困境，以及運動結束後，抗爭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延續。

回憶時光機——在不同時空下與創傷者交流

第三展區以「再整合、再詮釋的療癒可能性」為主題，設計了一處名為「療遇時光機」的空間，外圍以柔軟布幔圍繞，內部擺設軟骨頭座椅，前方放置三台卡匣式隨身聽。你可以坐進這個舒適隱密的空間、戴上耳機，聆聽模擬 323-324 同儕團體聚會的錄音。

這是一個透過傾聽讓主體發話的時空，邀請觀眾靜下心來聆聽這段長達 73 分鐘的錄音，彷彿在一個安全的時空容器裡，成為 323-324 同儕團體的一員。在同儕團體交流的過程中，每位成員既是闡述獨特受創經驗的個體，也透過不同觀點的分享和互相扶持成為團體的共同建構者。

在彭仁郁的陪伴下，每位社運抗爭者述說他們在原生家庭、求學過程、抗爭現場及社運結束後的感官經驗及創傷記憶，講到激動處的聲調起伏、恐懼啜泣帶著情緒渲染力，讓人彷彿身歷其境，深刻感受社運創傷者的心靈地景。

例如有多位成員眼見同伴被警察攻擊，自己卻無能為力，甚至毫髮無傷的脫身，內心充滿無盡的愧疚。面對自責不能保護他人者，成員們肯定他在社運過程中的關懷與付出，引導他轉向思考，其實錯不在己，真正造成傷害的是扭曲的國家體制。

透過展覽帶領觀眾回顧與理解

步出展場前，身旁的牆面上貼著許多觀眾留下的觀展感想，當中包含對整起事件的反思、個人經驗的分享，或是想與這群社運抗爭者說的話。這是彭仁郁對來訪者的邀請，透過收集眾人的反饋，一起創造更多交互敘事和理解的可能。

彭仁郁更計畫在 2024 年、也就是 318 公民運動滿十週年之際，綜合呈現觀眾的反饋，並計畫邀請詩人、歌手或劇團一起透過創作，帶大家回顧十年前那段血淚交織的街頭歲月。

訪談的最後，我們請教彭仁郁老師，有哪一句話適合送給帶傷前行者？「別再跟自己打架了。」對於帶傷者的同理與不捨盡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