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感盛行的嚴冬，您可曾為了開窗與否，天人交戰？還是在搭公車的時候，選擇開走道對面的窗戶，凍死別人，造福自己？通風能降低感染空氣傳播疾病的風險，但交通工具的窗戶到底要怎麼開，才能達到最佳效果？墨西哥物理學團隊發揮所長，在 2022 年 12 月的《科學報告》（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上，推薦開公車窗戶的方法。^[1]

公車模型

COVID-19 疫情期間，防疫資訊滿天飛。因為事關人命，「♪ 雖然我曾經這樣以為／♪ 我真的這樣認為」，並不能做為給予建議的理由。許多公衛措施的效益，例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等，都被嚴厲地以科學的方法檢視。這群墨西哥物理學家著眼於通風的機制，想瞭解到底挑哪個位置的窗戶，打開多少扇，對公車內的空氣品質最好。當然，他們並未唱著林憶蓮的〈為你我受冷風吹〉，親自搭車實測，被風吹到掉眼淚；而是打造了一台小模型來實驗，再以電腦模擬運算。^{[1, 2]}

他們參考一輛 9.92 x 2.5 x 2.2 公尺，地板內側離路面 0.4 公尺的實體公車，打造出約 1/10 大的壓克力模型。如圖所示，車體透明，僅窗戶用黑色虛線框出，方便觀察；裡面有二氧化碳偵測器（CO₂ sensor）、風速計（anemometer）；以及可裝卸的 3D 列印乘客，方便創造空車和滿載等狀態。由於假人不會呼吸，所以得從模型的中央車底灌入二氧化碳，代替真實的吐氣。測試氣流時的車速，則主要設定在每小時 50 公里。^[1]

實驗項目

這個實驗從下列兩個角度，來探討通風效果：

1. 開啟的窗戶數目：從不開窗、開 2 扇或 4 扇，到全部開啟等，都嘗試一輪。^[1]
2. 窗戶的位置：一般常見的公車，窗戶都是開在車體兩側，也就是乘客座位的旁邊。不過，科學家在模型的車頭，挖了 2 個長方形的氣窗，看看這種設計的效果又是如何。^[1]

實驗結果

研究團隊發現，在一般擁有左右兩排窗戶的公車上，氣膠（aerosols，又稱「氣溶膠」或「懸浮微粒」）的擴散與排出，均受車內負壓造成的吸力驅動。打開 4 扇，也就是左右各 2 扇窗戶最通風；全開也不會加快氣膠排散，或減少累積。氣流促使氣膠向車頭聚集；有些從前面離開的氣膠，會由後面的窗戶回流；而氣膠在車裡停留的時間，平均為 6 分鐘。不過，當科學家拿出他們改造的新型公車，馬上就超越了傳統公車開 4 扇窗的成效。^[1]

有別於市面上常見的款式，這種新型公車的前方擋風玻璃，靠近車頂處，多了兩個氣窗。如下圖所示，公車移動時，前方氣窗會進氣，產生一股推力帶動通風，而不再仰賴車內負壓的吸力。空氣從前方灌入，通過座位區域，再由車尾原本就設在兩側的窗戶出去；不像開 4 扇的，氣流無法完全貫穿車體。^[1]

以公車滿載 50 人的狀況為例，車速每小時 50 公里時，新款公車內的通風換氣速率，為每人每秒 100 公升；遠高於英國急難科學顧問團（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of Emergencies，簡稱SAGE），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建議的 8 至 10 公升。就算行車速度只有每小時 9 公里，也還能符合 SAGE 的標準。同時，車內氣膠的總量減少，在車速每小時 50 公里的狀態下，滯留的時間降至 50 秒。^[1]

尚待研究的變因

既然新款公車這麼通風，何不趕快上市？上述實驗未涵蓋的數個變因，其實仍有待探究。比方說，3D 列印的假人沒有體溫，真實的公車坐滿活人乘客時，車內的溫度可能較高。如果再考量各地天候，造成的車外氣溫差異，這裡關於氣體流動的結論，便不見得適用。^[1]更何況在空氣污染嚴重的市區，開窗搞不好會弄得灰頭土臉，大概也無益於呼吸功能。假如將來臺灣除了密閉且附空調的公車，也有這種墨西哥的新式車款，身為乘客的您，會想搭哪一種？

1. Alexei Pichardo-Orta F, Luna OAP, Cordero JRV. (2022) ‘A frontal air intake may improve the natural ventilation in urban buses’. Scientific Reports, 12, 21256.
2. 滾石唱片ROCK RECORDS（01 JUN 2012）「林憶蓮Sandy Lam【為你我受冷風吹 Suffer for you】Official Music Video」YouTube.

• 本文轉載自社團法人台灣國際生命科學會（ILSI Taiwan）《【ILSI Taiwan 國際會客室】2021年第2期-在食品安全及COVID-19風險中取得平衡》
• 發佈者／Dr. David Acheson，The Acheson Group （TAG）創始人、總裁兼執行長，超過30年醫療和食品安全經驗，曾任職美國農業部食品安全及檢驗服務局 （USDA FSIS）、食品藥物管理局食品安全與應用營養中心 （FDA CFSAN），在FDA期間制定2007食品防護計畫，作為美國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 （FSMA）的基礎。

在過去的兩年，食品業者都在努力對抗 COVID-19，避免員工染疫，同時持續種植、製造及銷售食品，並且努力維持食品安全倡議與計畫。這是全球性的挑戰，台灣也是如此。無法遠端上工的食品業者們，如何兼顧防疫，讓食品能夠安全生產呢？

食物中毒的汙染源頭，比供膳場所更前端

食媒性疾病（Foodborne illness，俗稱食物中毒）是全世界持續發生的議題，而且在一些情況下會產生危機，以台灣來說：

• 根據 Surveillance of Foodborne Diseases in Taiwan（Medicine, February 2021）的研究，在 2014 到 2018 年間，食物中毒事件患者數為 26,847 人，平均每年有 5,370 人。
• 2019 年，台灣有 503 件食物中毒案件，患者數為 6,944 人，創下 23 年來新高。
• 2020 及 2021 年已發現有許多食物中毒的攝食場所是發生在學校，2020 年，台中市的三所不同學校，共有 130 名學生發生食物中毒；新北市的一所國小有 106 名學生及教職員因為有食品中毒症狀 （food poisoning symptoms）被送往醫院。

雖然學校及供膳之營業場所已被列為食物中毒的主要重點，但汙染的源頭需要追溯到更前端的食品供應鏈（supply chain），這表示食品安全在食品生產及配送等各個層面的重要性。

但是食品公司要如何確保食品安全與如何保護員工免於 COVID-19 感染之間取得平衡，尤其居家工作（work-from-home）這個選項，對食品產業來說是不切實際的。

在保護員工的前提下，讓食品安全生產

在疫情流行期間，艾奇森集團 (The Acheson Group, TAG) 持續與客戶合作，幫助客戶在食品安全及保護員工進行食品生產間取得平衡，以下是對 COVID-19 防護措施之一些建議，同時亦可遵守食品安全規範。

COVID-19 防護措施：與全球大流行的傳染病應對，是一個全新的挑戰，COVID-19 是一種未知的疾病，這使得大家更難知道要如何好好的保護員工及民眾。但隨著我們對這個病毒的了解越多，就能了解病毒在工作場所傳播的風險，我們以金字塔管制階層（Hierarchy of Controls Pyramid，詳見圖一）為基礎，開發一個降低風險的策略 （Risk Mitigation Strategy），這種管制階層的建立可以降低在工作場所傳染或傳播疾病的風險。

在這些管制措施中，業者可以採用 4 種基本但必須的規範，能保護員工又可確保營運持續性（business continuity）：

1. 員工健康檢查：員工抵達後，每天定期量測體溫，並詢問員工目前的健康狀況、旅遊史及密切接觸者，問題要包括在過去 24 小時內有無發燒、咳嗽、呼吸困難、嗅覺或味覺喪失 （anosmia）、疲倦或疲勞、喉嚨痛、頭痛、腸胃道疾病，如腹瀉（diarrhea）等，並詢問該員工是否在出現症狀前 48 小時內，接觸過有 COVID-19 症狀的人或已確診患有 COVID-19 的人。
2. 社交距離：員工之間保持 2 公尺的社交距離，區隔有助於防止已受 COVID-19 感染的人傳染給其他員工，雖然在廠房內難以進行，但公司可以採用輪班方式及錯開休息時間、減少休息室椅子數量、盡可能增加設置格欄（placing barriers）、增加生產班次或放慢生產線速度等策略，讓員工之間的距離可以拉遠，也可以在廠房周圍張貼海報，提醒員工要保持社交距離的重要性。
3. 個人衛生：勤洗手並避免碰觸臉、鼻子、眼睛和嘴巴，可以減少 COVID-19（與其他疾病）的傳播，若能同時做到上述兩者，即使我們手不小心接觸到傳染性飛沫，也可以確保不會轉移到鼻子、眼睛和嘴巴。洗手要用肥皂及水至少 20 秒，如果無法執行，要使用酒精含量至少 60% 的洗手液，如果手已經明顯弄髒了，要先用肥皂及水洗手，再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液。
4. 口罩：儘管戴口罩的文化在台灣已經根深蒂固，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廠房內以及戶外群聚時，戴口罩有助於減少病毒的傳播。口罩的選擇要有兩層或多層緊密編織、透氣、可清洗的不織布（fabric），如棉或亞麻；第三層（中間層） 是過濾型的不織布，如聚丙烯不織布，可以增加防護力。重點是口罩的貼合度及過濾性（而不是增加層數），口罩大小要夠大，至少可以完全覆蓋鼻子及嘴巴，且緊密貼合臉的兩側、沒有縫隙，而且仍然能夠輕鬆的呼吸。

若能強制執行上述策略和管制階層中的其他策略，將有助於降低 COVID-19 的傳播，以及因為受 COVID-19 感染而導致員工缺勤。

「可追溯性」是食品安全的重要關鍵

食品安全：台灣在 2016 年制定的食安五環政策，與美國的食品安全法規有一些相似之處，尤其是著重於可追溯性（traceability）的「從農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系統」，不論是在美國、台灣，以及全世界，我們發現食品鏈（food chain）可追溯性是食品安全的重要關鍵，上述提到的，台灣學校食品中毒案件也證明其重要性，雖然汙染源可能發生在學校，但也可能是從食品供應鏈中被帶入，所以要了解汙染發生在哪個環節，才是預防和去除汙染源的關鍵。

雖然可追溯性在台灣和美國都不是新的策略，但在疫情期間更顯重要，供應商也面臨一些挑戰，食品製造商、零售商和餐飲業者要確保他們的供應鏈風險評估及管理盡可能達到健全及徹底落實。

食品業者應保持關注其他食品安全領域包括：

• 環境監測及管制：環境管制計畫 （Environmental Control Program, ECP）是客製化系統（customized system）的規範，有助於降低加工環境中的汙染風險，包括遵守一般作業規範、良好的衛生（proper sanitation）、製程管制（process controls）、預防維護（preventive maintenance）和矯正措施（corrective actions），並確保上述這些措施皆符合法規要求。
• 回收及危機處理之管理：即使在良好的情況下，食品汙染仍然會發生，所以產品回收也會發生，做好產品回收的準備，不僅保護消費者，更是對品牌的保護。尤其是在一些危機情況，譬如疫情期間，業者如何管理產品回收，取決於業者對產品回收的準備情況。
• 過敏原：2016 年，台灣將食品過敏原標示規範，從 6 項主要食品過敏原，增加為 11 項，施行日期剛好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高峰期（2020 年 7 月），所以很容易被忽視，但重要的是，所有食品公司都必須備製好系統性的過敏原檢測及管制規範，這不僅是為了確保符合法規規範，更是要保護消費者。
• 法規及全球標準：每個國家皆有特定的法規規範食品業者，但是在全球競爭下，業者通常還需要遵守全球標準，例如全球食品安全倡議  （Global Food Safety Initiative, GFSI），其中許多標準在疫情期間臨時進行調整，以符合各國「宅在家（stay-at-home）」的規範，但是，隨著許多地區的疫情開始趨緩，完整的標準規範將恢復施行，許多業者需要重新評估操作情況，以確保在面對 COVID-19 的同時，沒有遺漏任何重點。

雖然臺灣在2021年中出現 COVID-19 病例增加，目前在民眾努力配合下疫情逐漸趨緩，但對食品安全的需求會持續管制。因此，業者必須要在 COVID-19 與持續性食品安全議題間取得平衡，以確保可保護員工、消費者，以及業者本身。

1.  Surveillance of Foodborne Diseases in Taiwan（Medicine, February 2021）
2. 食安五環政策
3. 供應鏈風險評估及管理

• 作者 / 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編輯群

以科學研究面對全球傳染病挑戰

瘟疫是人類文明的天敵，如果請讀者說出印象最深刻的傳染病，新冠肺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肯定不會缺席。延燒至今的 COVID-19，不僅影響了人們日常生活，也衝擊環環相扣的全球製造供應鏈。面對全球共同遭逢的世紀大疫，台灣如何因應這場危機？在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大規模感染後，台灣又做了哪些努力才得以守住防線？中央研究院院士陳建仁透過流行病學專業視角，分享 COVID-19 公衛知識與台灣防疫經驗。

SARS 帶來的啟示

如同中研院廖俊智院長所說：「如何應付下一個大流行傳染病（pandemic），已成為當前科學機構關切的重點。」在 COVID-19 出現前，台灣學者對冠狀病毒並不陌生，例如中研院院士賴明詔很早就對冠狀病毒有深入研究，因而被稱為「冠狀病毒之父」。但在病毒的基礎研究之外，台灣面對 COVID-19 大爆發，為何能迅速整備相對完善的防疫體系？這就要回溯到 2003 年的慘痛一仗──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侵襲台灣。當時對抗 SARS 的經驗，為日後 COVID-19 的防疫戰打下了重要基礎。

和 COVID-19 一樣，SARS 的病原體也是冠狀病毒。病人感染 SARS 之後，會出現明顯的發燒症狀，若沒有發燒就不具傳染力，發燒成為疾病監控的重點指標。陳建仁提到，由於沒有很好的抗病毒藥物，也尚未研發出疫苗，所以當時的 SARS 防疫策略是全力阻斷病毒傳染途徑。

一開始疫情控制得很好，直到 2003 年 4 月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後，情勢一發不可收拾。從和平醫院、仁濟醫院、臺大醫院急診室到高雄長庚醫院，疫情迅速擴散，情勢相當嚴峻。當時才發現，台灣還沒準備好面對 SARS，院內感染管控也不夠完善。

2003 年 5 月中，陳建仁與蘇益仁分別擔任衛生署署長與疾管局局長，政府開始著手強化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設立發燒篩檢站與發燒病房，規劃專用的發燒動線。直到 2003 年 6 月中，台灣出現最後一個病例，SARS 流行終於步入尾聲。此後，《傳染病防治法》經過多次修訂，一步步建立台灣的防疫體系，例如確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實施辦法》，建構全國感染症醫療體系，也強化了邊境管制檢疫措施。

因為 SARS 疫情迅速降溫，雖然中研院翁啟惠團隊已研發出抗病毒藥物，但新藥還沒進入臨床試驗就宣告終止，SARS 疫苗也來不及發展。這段對抗冠狀病毒的防疫經驗即是：盡可能在第一時間阻斷病毒傳播路徑，包括邊境管控、病例即時通報，以及密切接觸者追蹤。

新興傳染病來襲，掌握病原體與疾病自然史為關鍵

儘管曾有 SARS 累積的防疫經驗，當 COVID-19 這種新興傳染病，毫無預警地侵入人類社會，現有的公衛體系該如何提供預判和決策？

陳建仁表示，面對新興傳染病，首先要問：「病原體是什麼？」COVID-19 從 2019 年 12 月開始傳播，2020 年 1 月上旬確定病原體為 SARS-CoV-2。確認病原體之後，研究者就能開始解析病毒基因和分子結構，展開後續檢驗試劑、疫苗與藥物研發，進一步揭開傳染病的未知面紗。

第二則是了解臨床特徵：遭受感染後，潛伏期多久？臨床症狀為何？疾病自然史怎麼變化？所謂疾病自然史，指的是疾病自然演變的整個連續性過程，會隨著人、時、地有所不同。例如不是每位感染 COVID-19 的患者都會發燒，重症症狀也都不太一樣，沒有辦法如同 SARS 依據發燒的單一症狀來篩檢，大幅增加防疫難度。此外，還有許多無症狀和輕症感染者，陳建仁說：「It is even worse！」因為 2019 年底疫情爆發初期，關注焦點都集中在重症病人，但重症者多半已住院隔離，輕症病人與無症狀感染者反而成為潛伏流竄的社區傳播者。

面對輕症與無症狀感染的特徵，邊境管控如何定義出「14 天的隔離檢疫期」呢？陳建仁解釋，這同樣是依據疾病自然史來斷定。

從感染到出現症狀的時間為「潛伏期」，有些人潛伏期是 3～5 天，有些人延長到 7 天以上。分析大量 COVID-19 案例的疾病自然史後得知，潛伏期呈常態分布，中間數值大約是 5～7 天，極端值則為 14 天。由此，防疫政策定義出 14 天隔離期加上 7 天自主健康管理，期滿之後，病毒傳染力通常已大幅降低。不過，臨床上仍會出現離群值（Outlier），少數病人可能 22 天後才發病，因此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還是相當重要的防疫措施。

台灣防疫上半場：阻斷病毒傳播的無名英雄

綜觀 COVID-19 防疫戰，陳建仁認為，台灣防疫迄今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2019 年 12 月首度發現 COVID-19 至 2020 年 11 月疫苗問世，他稱為防疫「上半場」。

在上半場期間，最好的防疫方法為阻斷病毒傳播途徑，也就是繼承 SARS 經驗的各項防疫工作。台灣人歷經 SARS 陰影，對勤洗手、量體溫、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與避免群聚活動等並不陌生，多數人也願意配合。

即時將病毒阻擋在國門之外，也是上半場的重點策略。2019 年 12 月 31 日，疾病管制署羅一鈞副署長在 PTT 論壇看到中國出現非典型肺炎病例聚集的訊息，旋即發函通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台灣也在當天啟動邊境管制，展開武漢直飛班機的登機檢疫，並加強院內感染管控。這是我們在防疫上半場搶得先機的關鍵。

COVID-19 屬於第五類法定傳染病，警戒全面提升後，也隨即加強病例通報，所有疑似病例皆須通報疾管署，當病患確診後隔離治療，並展開接觸者疫調。陳建仁解釋，疫調目的即在於釐清感染源和散播途徑，並找出需要匡列隔離的人，這是重要的管控傳染的方法。透過調查旅遊史（Travel history，最近 14 天內國外旅遊史）、職業史（Occupation，職業類別）、接觸史（Contact history，近期接觸與出入場所）與群聚史（Clustering，最近 14 天與家人朋友群聚情況），由此可評估民眾是否屬於高風險族群。

為了改善過去 SARS 防疫口罩不足的缺點，政府組成口罩國家隊增加口罩產能，共增設 92 條口罩產線。應用智慧科技進行精準的追蹤檢疫，包含設計入境檢疫與防疫追蹤系統、電子圍籬 App 等，在權衡最小侵害與隱私保障的原則下，讓防疫人員掌握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的健康狀況與行蹤。

2020 年 COVID-19 肆虐全球之際，台灣有很長一段時間僅有零星確診個案，餐廳維持營運、學校照常上課、球賽和演唱會持續舉辦，彷彿平行世界。陳建仁強調，防疫的成功除了歸功在第一線作戰的醫護與防疫人員，更重要的，2,300 萬台灣人都是無名英雄，他們遵行防疫規範，遏阻病毒的擴散。

到 2021 年 6 月中，台灣居家檢疫與居家隔離的人數累計約有 70 萬，其中僅有不到 2,000 人因違反規定而受罰。這些民眾犧牲了 14 天的自由，讓其他人得以正常生活。若沒有大多數人配合防疫政策，疫情也無法控制得這麼好。

台灣防疫下半場：疫苗戰與變種病毒

第二階段是 2020 年 12 月 COVID-19 疫苗問世之後，陳建仁稱為防疫「下半場」。除了持續阻斷傳播鏈以外，普遍施打疫苗以提升群體免疫力至關重要。

陳建仁說，原本規劃目標是以 3,000 萬劑疫苗覆蓋 65% 以上人口（每人 2 劑），其中包括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疫苗 1,000 萬劑、莫德納（Moderna）疫苗 500 萬劑、COVAX（COVID-19 Vaccines Global Access，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苗實施計畫）分配取得 500 萬劑，再加上國產疫苗 1,000 萬劑，來鼓勵國內疫苗廠研發製造。

不過，計畫趕不上變化，各國競相爭搶疫苗，資源分配也難以公平。國際疫苗交貨一再延宕，比預期慢得多；而國產疫苗使用棘蛋白次單元技術，研發時間也比 mRNA 疫苗和腺病毒載體疫苗更長。

然而，疫苗供應不足的期間，病毒突變的步伐並未停歇。陳建仁指出，當病毒在人群中傳染、複製與增生時，RNA 病毒會不斷突變，逐漸往「致死率低、傳染力強」的方向演化。

2021 年 5 月初，Alpha 變異株突破了台灣的邊境管制，造成大規模社區感染，較嚴重的有華航諾富特、新北獅子會、宜蘭電子遊樂場，以及萬華茶藝館等群聚案，萬華茶藝館感染者因平均年齡較高，死亡率也相對提高。由於事態緊急，政府在 2021 年 5 月 15 日首先提升雙北疫情警戒至三級，後續全國也全面進入三級警戒。

台灣在 2020 年維持很長一段時間本土零病例，但 2021 年 5 月爆發大規模的社區感染，面臨另一波防疫挑戰。（資料來源：疾管署傳染病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陳建仁分析，當單日確診達到 200 多人時，表示病毒至少已經傳遞了 4 波，如果不趕快控制並阻斷病毒傳播，在病毒持續傳遞 9 波以後，理論上會有 20 幾萬人感染（4 的 9 次方）。

經過全民緊鑼密鼓的防疫努力之後，確診病例數從一開始的每天 500～600 人，到 7 月中已降至 20 人以下。陳建仁語帶感性地說：

「疫苗不足的情況下，可以在短短兩個月控制疫情，真的相當不容易。這是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政府與民間合作，以及 2,300 萬人的默默努力所帶來的成果。」

但他也強調，疫苗仍是下半場防疫作戰的最佳解方，必須盡快將完整接種率提升到 65%～70%。其中，遏止疫苗假消息的傳播，也是不可忽視的一環。

截至 2021 年 10 月 16 日，台灣疫苗完整接種率為 22%，美國 56%，全球為 36%。與世界各國比較，台灣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疫苗緊急使用授權與免疫橋接

「疫苗是防疫下半場最重要的救援投手。」陳建仁強調，以往疫苗的研發，從動物實驗到臨床試驗一期、二期和三期，通常需要至少 5～10 年才能成功。

在動物實驗階段，必須確認疫苗的有效性與安全性，才可進行人體實驗。有效性有兩個評估重點：一個是「中和抗體效價」，也就是疫苗打入動物體內之後，所產生可以中和病毒的抗體濃度越高越好；第二個重點為「保護力」，即施打疫苗的動物在受到病毒感染後，是否不會被感染或發病。

疫苗研發漫長耗時，然而 COVID-19 疫情迫在眉睫，如果要等上 10 年才能施打疫苗，恐怕全世界的人都難逃病毒侵襲。因此，世界各國無不設法推進研發進度，例如美國前總統川普在 2020 年 5 月宣布「神速行動計畫」（Operation Warp Speed），投入大量資金在疫苗生產與供應上。採用 mRNA 新技術的莫德納疫苗與輝瑞／BNT 疫苗，在完成三期期中分析後，2020 年 12 月就雙雙取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緊急使用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隨即廣泛施打。

但是，全球疫苗產能依然極度不足。2021 年 5 月世界衛生組織因此召開了一場專家會議，討論透過「免疫橋接研究」（immuno-bridging study）取代三期臨床試驗的可能性。

陳建仁解釋，免疫橋接就是以保護力相關指標（Correlates of Protection, COP）來取代傳統三期臨床試驗的評估。由於中和抗體效價和保護力呈正相關，如果中和抗體效價能達到目前已認證疫苗的水準，便可考慮作為 EUA 審核標準。雖然世界衛生組織專家會議沒有達成共識，但歐盟、韓國與台灣都支持免疫橋接。

台灣國產疫苗免疫橋接研究方法 分為國產疫苗組和 AZ 疫苗組，取 65 歲以下成年受試者，比較第二劑施打後 28 天的血清中和抗體值。

採用以下兩個方式進行統計分析比較，兩項都達標才算成功：

1. 原型株活病毒中和抗體幾何平均效價比值（geometric mean titer ratio, GMTR ) 的 95% 信賴區間下限須 >0.67
2. 國產疫苗組的血清反應比率（sero-response rate ) 的 95% 信賴區間下限 >50%

• ☆ 血清反應比率，依據 AZ 疫苗 60% 原型株活病毒中和抗體累積分布量設定。
• ☆ 若申請 EUA 前，世界衛生組織釋出中和抗體之保護力相關指標的閾值數據，則參考世界衛生組織標準設定血清反應比率的比較條件。

相關議題目前仍有許多正反爭論，許多人也不免質疑：若免疫橋接可行，為何美國持保留態度？

陳建仁認為，除了科學專業，各國也有自己的考量，美國目前已經有莫德納、嬌生和輝瑞／BNT 等疫苗，整體供應無虞，故對免疫橋接有所保留。但陳建仁強調，不能只考慮資源充裕國家的情況。即使台灣疫苗接種率達到 70%，也難以高枕無憂，因為病毒會不斷複製和突變，若不能盡快協助其他貧窮國家接種疫苗，終止 COVID-19 的全球大流行，很可能演化出疫苗逃逸株（vaccine escape strain），導致現行所有疫苗都失去保護力。

綜合上述，陳建仁認為這是世界衛生組織進行免疫橋接討論，以便有更多的新疫苗可以通過 EUA 的原因之一。他感慨地說道：「病毒無國界，沒有國家可以單獨對抗病毒，我們不能讓任何一個國家被遺棄，變成全球衛生的孤兒。」

與 COVID-19 共存的世界

這場全球大流行的瘟疫，確實重創全世界。台灣即使實施嚴格的邊境管控，但在三級警戒下，餐飲、觀光及運輸等民生產業皆深受衝擊。經歷病毒一波波反覆侵襲，我們何時可能結束這場漫長的戰役，重返正常生活？

陳建仁認為，施打疫苗能減緩疫情大流行，讓病毒不會大幅度傳播，降低病毒突變的機率。但是，要完全撲滅 COVID-19 已不太可能，因為大量輕症與無症狀感染者，會讓病毒持續存活，小幅度蔓延，而且新生兒尚無法接種疫苗，也是病毒的可能宿主。換言之，我們要有心理準備與 COVID-19 共存。

COVID-19 病毒為了自身延續，會往高傳染力、低致死率的方向自然演化。那麼，下一步的共存之策為何？

陳建仁給出幾項解方：精準快篩、充足疫苗與抗病毒口服藥物。目前美國默沙東藥廠（MSD）已研發出 COVID-19 抗病毒口服藥物莫納皮拉韋（molnupiravir），正在申請 FDA 緊急使用授權，台灣也與藥廠接洽中。

未來場景已經可以想像：多數人已接種過疫苗，正常上班上課，如果有人經快篩確認感染 COVID-19，醫生便給予口服抗病毒藥物來降低病患體內的病毒量，避免重症、降低傳染力，而社會仍如常運作，醫療體系也不致崩潰，類似目前因應流行性感冒的對策。

陳建仁提到，公共衛生有個重要的概念──「一體健康」（One Health），也就是所有人、所有動物與所有環境都健康。例如流行性感冒、SARS 或 COVID-19 等傳染病，都屬於人畜共通的疾病，疾病不只威脅人類，也會感染動物，甚至對生態造成影響。如果我們不破壞環境，避免和野生動物有過多非必要接觸，或許就能減少接觸中間宿主動物的機會，人類也不會從自然界的動物感染到新型病毒。

「因應未來各種可能的新興傳染病，保持『一體健康』，才會有更好的對策。」陳建仁總結道。

延伸閱讀

• 〈成功防疫因素〉。衛生福利部 COVID-19 防疫關鍵決策網。
• 陳建仁（2020）。《流行病學：原理與方法》。新北：聯經。
• 陳建仁（2021）。〈智慧防疫與精準健康〉。中央研究院物理所 YouTube。
• 簡國龍、廖美、吳介民（2021）。〈國產疫苗緊急使用授權爭議與因應路徑 2.0 版〉。思想坦克網站。

——本文摘自《研之有物：見微知著！中研院的21堂生命科學課》/ 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編輯群，2022 年 2 月，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