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台大化學蔡蘊明教授譯自諾貝爾化學獎委員會公佈給大眾的新聞稿(2014/10/9)
PanSci 編輯部轉載並編輯修改自台大化學網站。

艾瑞克･貝齊格(Eric Betzig)，史蒂芬･海爾(Stefan W. Hell)以及威廉･莫納(William E. Moerner)等三人得到了2014年的諾貝爾化學獎，這是因為他們越過了一個科學上設想的限制，也就是光學顯微鏡的解析度永遠無法比 0.2 微米更精確。但如今，利用分子的螢光，科學家現在可以監看在細胞內部分子之間的相互作用；他們可以觀察與疾病相關的蛋白質之聚集，也可以在奈米的尺度裡追蹤細胞分裂。

紅血球細胞、細菌、酵母菌細胞以及游動精子：當科學家在十七世紀第一次開始在顯微鏡下研究活體組織時，一個新的世界在他們的眼前打開。這是微生物學出世之際，從此之後，光學顯微鏡成為生命科學家工具箱裡面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其它的顯微鏡術，例如電子顯微鏡，其所需的準備方法最終會殺死細胞。

發亮的分子越過了物理的屏障

然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物理條件限制了光學顯微鏡所能解析的結構的大小。在1873年，顯微鏡學家恩斯特･阿貝(Ernst Abbe)發表了一個方程式，證明了光學顯微鏡的解析度是如何受到光的波長，以及一些其它的因素所限制。這導致科學家在二十世紀的大半時間裡，相信光學顯微鏡是永遠無法用來觀察那些比所用的光之波長的一半還小的物體，也就是 0. 2微米 (200奈米；微米 = 10^-6 米 = 10 ³ 奈米) (圖一)。在這樣的狀況下，細胞裡一些胞器的輪廓，例如細胞的發電機粒線體，雖可以看到，但是幾乎不可能分辨更小的物體，因此如果想要追蹤細胞裡蛋白質分子之間的相互作用，就無法做到，這好比能看到一個城市的建築物，但卻無法看出市民如何的生活，和如何為其生存而努力。為了瞭解一個細胞如何的運作，你必須能追蹤個別的分子如何的工作。

儘管阿貝的方程式依然成立，但繞射極限的障礙仍被克服了。艾瑞克･貝齊格，史蒂芬･海爾以及威廉･莫納等三人之所以獲得2014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就是因為他們利用螢光分子，將光學顯微鏡帶進了另一個境界。理論上，不再存在有太小而無法觀察的結構。就結果而言，光學顯微鏡變成了奈米顯微鏡。

如何規避阿貝繞射極限的故事，要分成兩條路線來說；兩個基於不同的原理所各自獨立發展出的方法，都獲得成功。讓我們回溯到1993年，在芬蘭西南部的一個學生公寓裡，史蒂芬･海爾在翻閱一本量子光學的教科書時，得到了一個很棒的點子。

對阿貝繞射極限的青春叛逆面對了懷疑

自從海爾在1990年從德國海德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他就一直在尋找方法，來規避阿貝在超過一個世紀以前所訂下的限制。挑戰一個已經建立的理論，這樣的想法雖很誘人，但是在德國的資深科學家們，以懷疑面對他的熱情，導致了海爾往寒冷的北方尋找庇護所。一位在芬蘭特爾庫(Turku)大學研究螢光顯微鏡術的教授，給了海爾在其研究小組工作的一個職位。海爾相信一定有一個機會能夠克服阿貝的繞射極限，而當他讀到那本量子光學課本裡面「受激放射」的字語時，在他的腦海裡浮現了一個新的想法：「在那個瞬間，曙光在我腦際出現，我終於找到一個實際的觀念來追求一條真正的線索。」這是他於2009年自己的說明 ，讓我們進入他的想法一探究竟。

解答：用奈米大小的手電筒掃描樣品

在特爾庫大學，海爾在進行稱為螢光顯微鏡術的研究，那是一種利用螢光分子來讓細胞顯像的技術。舉例來說，他們可以使用只與特定細胞DNA偶合之專一螢光抗體，再用一個短暫的脈衝光來激發螢光抗體，這可以讓抗體短暫並持續一段時間。而如果抗體的確與DNA偶合，它們就會在細胞當中放瑩光，因為DNA是塞在細胞核裡面的。利用這個方法，科學家們可以看到某些分子的位置，但是他們只能定出一群聚集在一起的分子之位置，例如一些糾纏在一起的多股DNA，但是因為解析度太低，而無法分辨單股的DNA，這就好像你可以看到一卷紗線，但卻無法看出紗線是如何纏繞的。

當海爾讀到受激放射時，他體認到應該可以設計一種範圍為奈米大小的手電筒，能夠對著樣品以一次一個奈米的方式掃描。利用受激放射，科學家們可以將分子的螢光淬滅(quench)，當他們將一道雷射光束照在那些發光的的分子上時，它們會立刻失去能量而變暗。在1994年，海爾發表了一篇論文概略說明了他的想法，他規劃的方法稱為受激放射消去法(stimulated emission depletion，簡稱STED)，利用一道脈衝光將所有的螢光分子激發(開始發光)，同時利用另一道脈衝光將所有的螢光分子淬滅，但是只有在中間的一個奈米尺度大小的體積之內除外(圖二)，因此只會取得在這個體積之內的螢光。透過對樣品的掃描以及同時對光線強度的測量，就可以取得一張清楚的圖像。每一次被容許放出螢光的體積愈小，最後得到的影像解析度就愈高，因此在理論上，光學顯微鏡在解析度方面就不再有限制了。

在德國發展頭一個奈米手電筒

海爾的理論文章並未立刻的激起一場騷動，但是的確有趣到讓海爾在位於哥廷根的馬克斯･卜蘭克生物物理化學研究所，得到一個職位。在接下來的數年裡，他讓自己的想法開花結果；他設計了一個STED顯微鏡，於2000年，已經能夠展示真的可以實際的運用他的想法，其中之一是用來取得一張大腸桿菌的圖像，並具有用光學顯微鏡從來無法達到的解析度(圖三)。

STED 顯微鏡從收集一大堆很小的體積所放出的光，然後集合成一張整體的圖像，相對的比較，另一種原理也得到了成功，那被稱為單分子顯微鏡術，需要將許多張圖像重疊在一起。艾瑞克･貝齊格與威廉･莫納(大家都用W. E.稱呼他)各自獨立的，以不同的基礎觀念切入，促成這項技術的發展。這項技術的基礎，是在莫納成功的觀測到一個小的螢光分子時所奠定。

W. E. 莫納 ― 首先觀測到單一的螢光分子

在大部分的化學方法中，例如量測吸收和螢光，科學家們是同時觀察上百萬的分子，在這些實驗中所得到的結果，反映的只是一種典型平均化的分子表現，但科學家們不得不接受這種困境，因為沒有別的可能性。不過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他們夢想著能夠量測每一個單一的分子，因為有愈豐富愈詳盡的資訊，就愈可能去瞭解譬如疾病是如何的發展。

在1989年，莫納成為全球第一位科學家能夠量測單一分子對光的吸收，那是一項具有關鍵性的成就。當時他正在位於美國加州聖荷西的IBM研究中心工作，那個實驗打開了一扇通往新未來的大門，並且啟發了許多化學家將注意力轉移到單分子的身上，其中之一就是艾瑞克･貝齊格，接著會在稍後說明他的成就。

八年之後，莫納朝單分子顯微鏡邁出了第二步，那是運用之前諾貝爾獎在2008年所表彰過的綠色螢光蛋白質(GFP)。

分子大小的燈一開一關

在1997年，莫納進入了在加州大學的聖地牙哥分校，那正是後來獲得諾貝爾桂冠的錢永健所在的學校，當時錢永健正嘗試要讓GFP放出像彩虹般的各種螢光。這個綠色螢光蛋白質是從一種螢光水母身上分離出來的，它的好處在於能讓細胞裡面的其它蛋白質顯像。科學家們先利用基因科技，將綠色螢光蛋白質偶合到其它的蛋白質上，那綠色的螢光就會暴露出這個被標記的蛋白質位在何處。

莫納發現有一種GFP可隨意點亮或關掉，當他用488奈米波長的光去激發蛋白質的時候，蛋白質就開始發出螢光，但一個短暫的時間之後就會熄滅，在這之後無論他再用多強的光去照射這個蛋白質，它也不會發光，不過他後來發現當光的波長改為405奈米時，這個蛋白質就會恢復生機，當蛋白質重新活化後，它又會放出488奈米波長的螢光。

莫納將這些可被激發的蛋白質均勻的散佈在一個膠質內，讓每個蛋白質之間的距離大於0.2微米的阿貝繞射極限，因為它們稀疏的散開來，一個普通的光學顯微鏡就可以區辨每一個發亮的分子 ― 它們就好像一堆具有開關的小燈泡，這項結果發表在1997年的“自然”期刊上。

透過這個發現，莫納展示了可以透過光學的方式，控制單一分子們的螢光，這解決了一個貝齊格在兩年之前所想到的問題。

對學術感到疲乏 ― 但仍爲阿貝的繞射極限而著迷

與海爾一樣，貝齊格也爲了越過阿貝繞射極限的想法而著迷。在1990年代初期，他正在美國紐澤西州的貝爾實驗室，研究一種新的光學顯微鏡術，稱為近場顯微鏡術。在此法中，光線是從一個非常薄的尖端所釋出，這個尖端與樣品之間的距離只有幾個奈米，雖然這種顯微鏡術也可以克服阿貝繞射極限，但是此法具有一些主要的弱點，舉例來說，因為放出的光範圍太短(只能深入約一百奈米)，以至於無法看到細胞表面之下的結構。

貝齊格在1995年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近場顯微鏡術無法更進一步的改善，此外他在學術界感覺不太自在，因此決定結束他的研究生涯；即便不知下一步要何去何從，他毅然辭職，但是阿貝繞射極限仍在他的心中。步行在一個寒冷的冬天裡，他想到了一個新的點子；是否可能用具有不同性質的分子，那些發出不同顏色之螢光的分子，來克服阿貝繞射極限？

貝齊格已經能用近場顯微鏡術觀測到單分子的螢光，與許多人一樣，貝齊格受到莫納的啟發，他開始仔細考慮，如果使用幾種會放出不同螢光的分子，例如紅色、黃色和綠色，是否可以利用普通的光學顯微鏡得到相同的解析度。他的點子是讓顯微鏡每一次用不同顏色的光來記錄影像，如果同一種顏色的分子都是均勻的散佈，而且相互之間的距離大於阿貝繞射極限的規範，它們的位置將可精確的決定。接著當這些影像重疊起來時，完整的圖像將具有遠超過阿貝繞射極限的解析度，紅色、黃色和綠色的分子雖然相互的距離只不過幾個奈米，但仍能區別，如此就能克服阿貝繞射極限。不過，仍有一些實際的困難，例如缺乏那些具有不同光學性質之分子，其差異要大到足以相互區別。

在1995年，貝齊格在 Optical Letters 這份期刊上發表了上述想法之理論，隨即離開了學術界，並進入了他父親開的公司。

被綠色螢光蛋白質引誘回到顯微鏡術

貝齊格完全的脫離學術界，已經有許多年了，但是有一天，一個對科學的渴望突然又復甦了。回顧科學文獻時，他第一次看到綠色螢光蛋白質的論文，體認到有一個蛋白質，能讓其它的蛋白質在細胞內顯像，活化了貝齊格對如何克服阿貝繞射極限的想法。

真正的突破發生在2005年，當時他偶然發現到那種可以隨意活化的螢光蛋白質，很類似那些莫納在1997年，於單分子的層次所觀察到的螢光蛋白質。貝齊格知道，這個分子正是可以實現他在十年前所想到的那個主意，所需要的工具。這種螢光分子並不需要具有不同的顏色，它們還是可以在不同的時間發出螢光。

藉著影像的重疊超越阿貝繞射極限

只不過一年之後，與研究可激發螢光蛋白質的科學家合作，貝齊格展示了他的想法的確可以付諸實現。在一些例子當中，他們將會發光的蛋白質接在溶體(lysosome)的膜上面，溶體是細胞裡的回收站，現在用一道脈衝光來激發出蛋白質的螢光，因為使用的脈衝很弱，所以只能讓部分的分子開始發出螢光，由於它們的數目很少，幾乎所有發光分子之間的距離均大於0.2微米的阿貝繞射極限，因此每一個發光的蛋白質之位置都可以在顯微鏡下登錄。一會兒之後，當螢光消失時，他們重新激發另一組蛋白質，同樣的，使用的脈衝弱到只能讓部分的分子發出螢光，同時這一組圖像被登錄下來，這個步驟一直不斷的重複。

當貝齊格將所有的影像重疊起來時，得到了一張溶體膜的超高解析圖像，它的解析度遠遠的超過了阿貝繞射極限。接著，貝齊格將這一份開創性的工作，於2006年發表在“科學”期刊上。

這幾位得獎者仍企圖在描繪生命最深層的奧秘

這些由艾瑞克･貝齊格，史蒂芬･海爾以及威廉･莫納等三人所開發的方法，發展出了幾個現在爲全世界各地所使用的奈米顯微鏡技術。這三位得獎者仍然活躍在這個不僅龐大，而且一直在增長的科學社群中，將創新的矛頭對著奈米顯微鏡術的領域，當他們將功能強大的奈米顯微鏡瞄準在生命中最小的零件時，他們也同時取得了最尖端的知識。史蒂芬･海爾爲了對腦突觸有更好的瞭解，窺探了活的神經細胞內部；威廉･莫納研究了與杭丁頓氏症(舞蹈症)有關的蛋白質；艾瑞克･貝齊格追蹤了在胚胎中細胞的分裂，這些只是眾多例子當中的幾個。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2014年的諾貝爾化學桂冠得主們，對發展人類最重要的知識，已經奠定了基石。

• 本文譯自諾貝爾化學獎委員會公佈給大眾的新聞稿，原文可自官方網站取得。
• 若有興趣閱讀進階的資料，請由此網址取得。

*特別感謝現於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攻讀博士的曹一允(我2008年的專題生)熱血相挺，幫我將圖片中文化；另外感謝現於本系李弘文教授實驗室，攻讀碩士學位的林宇軒幫我校稿。多年來幫我將譯文置於台大化學系網頁的黃俊輝先生業已退休，感謝接替他的蔡明軒幫忙。

編按：蔡教授歷年翻譯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貢獻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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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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