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咳嗽、噴嚏的飛沫可以飛多遠？

• 作者／伊丹．班—巴拉克
• 譯者／傅賀

上一節，我提到了犬蛔蟲，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沒有提另外一種寄生蟲：蠕蟲。這類寄生蟲成員眾多，個個都是入侵或躲避免疫系統的行家，牠們有許多花招可以幫助牠們在人體內存活下來、繁榮昌盛。牠們之所以需要這些花招，是因為作為寄生蟲，牠們的個頭太大了，免疫系統不可能看不到牠們。即使是較小的蠕蟲物種，也有幾公釐長，跟病毒或細菌比起來，可謂龐然大物。

在世界上許多較貧窮的地區，由於衛生條件較差，蠕蟲帶來了無盡的痛苦：據統計，世界上約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了某種類型的蠕蟲。衛生機構正在嘗試使用預防、清潔的手段和抗蟲藥物來緩解疫情。與此同時，在已開發國家，人們已經成功消滅了蠕蟲疾病。

也許有點過於成功。

免疫反應有幾種不同的形式。我們理解得最透徹的兩種是 Th1 和 Th2（Th 代表輔助 T 細胞，這是一種重要的 T 細胞）。它們的細節比較複雜，但大體畫面是這樣的：這兩種反應處理的是不同類型的感染——Th1 類型的輔助 T 細胞會向吞噬細胞和胞毒 T 細胞發出啟動訊號。聽到「集結號」之後，這些細胞會追蹤並摧毀任何被病毒或特定細菌感染的人類細胞。與此相反，Th2 反應是直接攻擊那些尚未入侵人體的病原體，Th2 細胞會啟動一種叫作嗜酸性球（eosinophils）的免疫細胞，來殺死蠕蟲。只要一種 Th 反應上調，另外一種就會下調。這種機制是合理的，因為這樣可以節約身體的資源，並降低免疫反應的副作用。

蠕蟲激發的正是 Th2 反應。有人因此認為，此消彼長，在那些蠕蟲病發病率較高的國家，過敏反應（ Th1）的概率恰恰因此更低。（在過去幾十年裡，已開發國家裡出現過敏反應的人越來越多）。流行病調查顯示：蠕蟲越是肆虐，過敏反應就越少。

蠕蟲採取的各種躲避和反擊策略，以及牠們的存在本身，都會對免疫系統產生影響。一個效果就是牠們會抑制發炎反應——要知道，世界上有許多人巴不得他們的發炎反應受到一點抑制呢。

因此，許多患有慢性自體免疫疾病（比如，發炎性腸道疾病）的人現在正在接受蠕蟲療法（用的是鉤蟲），針對其他發炎疾病的臨床治療也正在測試。

這聽起來有點怪誕：有人竟希望——不，堅持要——被寄生蟲感染。他們向醫生求助，醫生給他們的藥是一小杯鉤蟲卵，然後他們就喝下去了。在他們的胃裡，這些卵會孵化，幼蟲會爬出來。然後，不知怎的，患者就感覺好多了。當然，鉤蟲不會存活很久（醫生選擇的物種並不會在人體腸道內存活很久，否則就會有新的麻煩了），因此，過一段時間，患者又要接受新一輪的感染，以維持免疫系統的平衡。

當然，如果我們可以不用蟲子（比如使用其中的有效成分，類似某種「鉤蟲萃取物」的藥物）就可以治療疾病，那就更好了。但是，目前還沒人知道到底哪些成分重要——而且似乎要見效，必須要用活的蠕蟲。

為了解釋關於蠕蟲的這個情況，研究人員提出了「老朋友假說」（old-friends hypothesis），這是「衛生假說」的一個改良版。你也許聽說過「衛生假說」，它已經流傳了很長一段時間，但直到一九八九年才由大衛．斯特拉昌（David Strachan）正式提出。他進行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那些在農場裡或田野邊上長大的孩子要比那些在城市裡長大的同齡人更少患上過敏。從此之後，「衛生假說」就被用於描述許多不同的觀念，其中一些得到了研究支持，而另一些則沒有。

總的來說，老朋友假說的大意是，人類的免疫系統是在一個充滿微生物的世界裡發育的，我們經常要跟許許多多的微生物打交道。我們已經看到了免疫系統跟腸道微生物的密切聯繫，但是這樣的親密關係也可能會擴展到病原體。免疫系統已經對一定程度的接觸和較量習以為常了。現代西方社會，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愛清潔、刷洗、消毒的階段，我們受感染的機會大大減少——但這破壞了免疫系統的平衡。我們的免疫系統習慣了跟某些病原體對抗，一旦沒有了對手，它就會工作失常。因此，嬰兒和小朋友也許最好要接觸一點髒東西。

顯然，你不希望你的孩子臉上有霍亂弧菌，雖然研究人員在二○○○年發現結核病對預防氣喘有幫助，但這並不意味著你要讓孩子染上結核。但是「髒東西」裡含有許多常見病原菌的減毒突變株（不再那麼有害），這可能對孩子的身體有益。沒有它們，孩子日後也許更容易患上免疫疾病——比如過敏和自體免疫病。

問題是，要多乾淨才算乾淨，要多髒才算髒呢？抱歉，我真的不知道答案。

• 作者／卡洛琳．克里亞朵．佩雷茲 (Caroline Criado Perez)；譯者／洪夏天

英國廣播公司（BBC）資深記者薩米菈．阿邁德（Samira Ahmed）於 2017 年 4 月前往倫敦知名的巴比肯藝文中心，參加《我不是你的黑鬼》（I Am Not Your Negro）放映會。到了中場時間，薩米菈想去廁所。

去過巴比肯中心看表演的女性，都知道在這裡上廁所代表的意思：戲院的燈一亮就得一馬當先衝出去，搶在眾人之前跑到廁所，不然長長的排隊人龍眨眼間就會一路蔓延到大廳。

把男女廁改成性別友善，反而只擴張男生如廁版圖？

女人已經習慣出門時免不了要排隊。排隊上廁所令人煩躁，為她們的夜晚潑上一盆冷水。中場休息時間，她們不能和朋友悠閒的啜飲小酒、討論表演，只能呆站在廁所前的冗長隊伍中，既煩悶又無奈，唯一的安慰就是與前前後後的其他女性互望，交換一、兩個心有靈犀的白眼。

但這次非比尋常。這一晚，排隊的人龍比平時更誇張，因為巴比肯中心把男女廁的標示都改成性別友善，刪除「男」與「女」的字眼，變成「設有小便池的性別友善廁所」和「設有隔間的性別友善廁所」。這實在可笑至極，驗證了藝文中心完全沒有為女性設想。

誰都知道這樣的改變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設有小便池的性別友善廁所」只有男性使用；但男人、女人都能使用「設有隔間的友善廁所」。

這個新政策啟用後，表面上廁所的規劃好像很性別友善，事實上只是擴張了男人的廁所使用權，因為大部分的女性都無法使用小便池，但男性卻能使用小便池以及隔間廁所，而且在「設有小便池的性別友善廁所」中，沒有可丟棄衛生用品的垃圾筒。

薩米菈上推特發文：「我剛在你們的電影院看了《我不是你的黑鬼》，結果馬上就得解釋何為歧視，多麼諷刺啊。」她建議解決排隊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把男廁改為性別友善廁所。男廁從來沒有人排隊，你們都知道這回事。」

即便男女廁面積相等，女生如廁時間還是男性的2.3倍

這並非什麼難解的世紀謎題，但巴比肯中心的管理團體多為男性，他們似乎無法理解這樣的邏輯。的確，男人並不了解婦女終年都在排隊的困擾，雖然女廁排隊的人潮常常蔓延到主要廁所通道之外，就算再健忘的男人，也必定見過這種場景。

但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很少人能明白問題在哪裡，有人會怪罪女人（正如其他情況，人們總是先把矛頭指向女人），而不是怪罪問題所在：「男女廁是依男性偏誤而設計」。

男女廁的面積相等，看似十分公平合理，正式的管線工程法規都明文規定男女廁的空間必須相等；然而，男廁同時設置了隔間和小便池，因此在相同時間內，男廁每平方英尺得以解決生理需求的人數遠比女廁多，突然之間，相同的面積大小不再是公平的象徵。

就算男女廁都設置一樣多的隔間，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因為女性使用廁所的時間，是男性的 2.3 倍。

女性如廁時間較長的原因包括，第一，大部分的老人和行動不便者都是女性，這兩個族群使用廁所的時間都比較長；第二，婦女帶著小孩、陪伴老人和行動不便者的機率也比較高；第三，適孕年齡的女性中，隨時有 20～25% 的女性正值月經來潮，必須定時更換棉條或衛生棉。

不管如何，女性使用廁所的頻繁度也超過男人：懷孕期間膀胱容量會大幅減少，而婦女發生泌尿道感染的機率是男人的 8倍，這都增加了她們上廁所的頻率。面對這些身體構造上的差異，要是有人還堅持相等的面積就代表男女平權，那還真是個（冥頑不靈的）平權教條主義者。

表面上平等，實際上卻藏著男性偏誤，已經夠糟糕了，更可怕的是，世上多達 1/3的人口沒有合格的廁所可用。根據聯合國資料，每 3名女性就有 1人沒有安全的廁所可用，而水援助組織（Water Aid）的報告揭露，全球所有的女童與婦女每年共耗費 970億個小時，只為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解決生理需求。

缺少合宜廁所是嚴重的公共問題，而且男女雙方都是受害者。舉例來說，印度 60%的人口沒有廁所可用，90%的水源遭到污染；然而，女性因此受到的折磨更加嚴重，男性「可隨地解決」的態度，也加重了女性的困境。

對女性而言，正在小便時被人撞見是一種恥辱，許多女人在天明前就得出門解決需求，接著等好幾個小時，直到天色再次變暗，才敢出門尋找比較隱蔽的地方大小便。這並不只是貧窮國家的問題，人權觀察協會（Human Rights Watch）訪問在美國菸草田中工作的年輕女孩，發現她們「一整天都在憋尿，不喝水，但這麼做會增加脫水的機率，也很容易因天氣過熱而生病。」

如廁不便影響女性的有薪勞動案例並不少見。 86%的印度人從事非正式經濟工作（informal economy），其中 91%是女性，大部分女性都在市集攤位工作，要是沒有公共廁所，她們一整天都無法解決生理需求；而阿富汗的女警上廁所時會兩兩同行，因為她們的更衣間和廁所常有偷窺洞，不然就是無法鎖門。

有位國際顧問向人權觀察協會形容，女廁根本是「騷擾中心」，缺乏安全的廁所會讓女性放棄加入警力，連帶嚴重影響女童或婦女遭遇罪犯時，警方的處理態度。

能想像嗎？8千名女性共用6間廁，只得冒騷擾風險到戶外解決

儘管女人對公共衛生設施的需求比較高，但事實上，男人總是得到比較好的待遇。印度孟買的 500 萬名女性中，超過一半沒有室內廁所可用，而且市內也沒有可供女性使用的免費公廁；然而，卻有數千座供男性免費使用的小便池 。孟買的貧民窟中，經常出現多達 8,000 名女性共用 6 間浴廁的情況發生，而且政府 2014 年的資料顯示，整座城市有「3,536 間男女共用的公廁，但沒有半間女性專用的廁所，連警局或法院都沒有女廁」。

2015 年一項調查發現，孟買貧民區中有 12.5% 的女性會等到晚上才到室外排便。她們「寧願承擔在夜間獨自外出的風險，而公廁離住處的平均距離是 58 公尺」。但是，在戶外排便對女性來說並不安全，在那些女性用來解放生理需求的區域和前往的道路上常有男性徘徊，因此婦女暴露於遭受性侵的危險中。輕則被淫窺（包括男人當面自慰），重則被強暴，而在某些極端案例裡，女性甚至因此喪命。

解放生理需求本該是平凡無奇的日常活動，但女性如廁卻可能面臨各種程度不一的性騷擾與性侵害。儘管如此，我們鮮少取得女性因如廁而受害的精確數據，相關資料之所以不全，擔憂遭到羞辱絕對是不可輕忽的原因。很少女性願意談論這些話題，因為世人可能會怪罪她們才是「挑逗」的那一方，但現有資料已足以證明，欠缺合格的衛生設施是重要的女權議題。

2016 年有份研究指出，當女性不得不在室外解決生理需求，遇到非伴侶性暴力的機率，是家有廁所的女性的 2倍。 2014年，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2名分別為 12歲和 14歲的少女慘遭謀殺後，全國開始關注女用公廁缺乏的問題，但熱度並沒有維持多久。 2014年冬天，孟買高等法院命令各地市政府都得在主要幹道，設置專供女性使用的廁所，且必須確保廁所的安全與衛生，此計畫提出了 96處可設置公共女廁的地點，而孟買地方政府也保證會撥款 5,000萬盧比（約 2,100萬元台幣）增建新廁所。但一年後，網路女權雜誌《寬廣》（Broadly）揭露，根本半間廁所都沒動工，到了 2016 年，政府就停止撥款了。

廣設公廁，有助於減少性侵、凶案以及疾病感染風險

那些沒有建公廁的地方政府也許認為這樣就能減少支出，但耶魯大學 2015 年的研究揭露，以此節省經費只是假象。作者群建了數學模型，以「衛生設施的數量和女性前往廁所的步行時間，分析兩者與性侵風險的關係」，同時計算性侵的有形成本（失去的薪資及醫藥、法院和監獄費用）和無形成本（痛苦、折磨、被殺害的風險），並比較建設廁所的成本和相關維護費用。

他們把模型套在南非的卡耶利沙地區（Khayelitsha），這兒有 240 萬人口，設有 5,600 間公廁，而研究作者群指出，每年發生的 635 件性侵案讓國家花上 4,000 萬美金。要是把公廁數量增加到 11,300 間會花上 1,200 萬美金（約3.5億元台幣）的費用，但前往廁所的平均距離會縮短將近一半，性侵案也會減少 30%。

根據他們的數學模型，建造廁所省下的社會和警務成本高於建造與維護成本，因此地區政府能省下 500 萬美金（約1.5億元台幣）。研究者進一步表示，這只是保守估計的數據，因為他們沒有計入「在資源不足的城市地區，改善衛生設施所能增加的保健益處」。

但額外的保健益處非常多，而且女性會是主要的受益者。女性一憋尿很容易會引發膀胱與泌尿道感染，還有人會因此脫水或長期便祕；在戶外如廁的女性得到各種感染與疾病的風險也較高，包括骨盆腔發炎、寄生蟲、肝炎、腹瀉、霍亂、骨髓灰質炎和各種由水傳播的病症，光是印度，每年因這些疾病死亡的人數多達數百萬（其中以女性和孩童占多數）。

公廁越來越珍貴！英國近20年內竟關閉一半以上公廁

缺少公共衛生設施引發的民眾健康問題，並非只發生在低收入國家。加拿大和英國的研究揭露，關閉廁所會增加泌尿道感染、膀胱腫脹引發的病症，除此之外還有一系列與泌尿／婦產科相關的疾病都跟著等比增加。

同樣的，研究顯示「要是在生理期間，沒有廁所供女性更換衛生棉條」，因衛生用品而得到鏈球菌毒性休克症後群（streptococcal toxic shock syndrome）的機率也會增加；然而，隨著時代演變，公廁反而成了珍稀之物。

2007 年的研究指出，半世紀來美國不斷關閉公廁。而英國在 1995～2013 年間關閉多達一半的公廁——不然就像離我倫敦住處最近的公廁一樣，改建為知名的另類時髦酒吧。

──本文摘自《被隱形的女性：從各式數據看女性受到的不公對待，消弭生活、職場、設計、醫療中的各種歧視》，2020 年 7 月，商周出版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劉芝吟、陳韋聿
  美術編輯｜林洵安

衛生如何改造我們身體與文化？

《寄生上流》裡，「氣味」是貫串故事的象徵，上流爸爸下意識露出嫌惡表情，窮爸爸卻怎樣也聞不到那股被厭憎的氣味。我們的身體是怎麼「學習」衛生？為什麼會不由自主產生噁心感？衛生又是如何悄悄嵌入了每個人的身體感覺，影響生活習慣與社會文化？「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雷祥麟研究員，他透過生活器具的追溯，探討衛生運動如何一步步改造個人的身體和社會文化。

你不知道的餐桌大轉盤

親朋好友圍坐大圓桌，熱絡交談、共享佳餚，這是辦桌和中式餐館最親切的風景。其中，有個器物發揮重要功能：餐桌上的大轉盤──你不用麻煩旁人傳遞，也無需橫跨大半個餐桌，只為了夾一道菜。

這項方便實用的器具行之有年，但你萬萬想不到，20 世紀以前中式餐桌根本不存在這種轉盤，它的誕生和「防疫」有關！

餐桌大轉盤最初發明於 1915 年，發明者不是餐館大廚或新銳設計師，而是一位中國公衛專家伍連德，他也是全世界第一位推動「戴口罩防疫」的創始先鋒。

餐桌轉盤為何與防疫有關？公衛專家又是如何腦洞大開，既發明防疫口罩，又設計餐飲用具？兩個看似不相干物件，卻在疾病戰場上交會，背後來自何種歷史脈絡？故事得從 20 世紀初期一場瘟疫大戰說起。

人人戴口罩防疫，由他開始

1910 年底，一場嚴重大瘟疫在中國東北爆發，「先發燒，次咳嗽，繼而吐血，不敷日即身死。」疫情迅速從哈爾濱蔓延整個東北，總計奪走 6 萬多人的性命。

直到醫官伍連德坐鎮東三省後，疫情有了轉機。他排除眾議，斷定並非是一般認為老鼠引起的「腺鼠疫」，而是由飛沫傳染的「肺鼠疫」。因此，伍連德將外科手術口罩重新改良製作為防護配備，並下達指令：醫護、病患家人、清潔工等可能接觸者一律配戴口罩。然而，這項史無前例的防疫創舉，引來了排山倒海的反彈與質疑……

這一幕很是眼熟，過了百年，戴不戴口罩至今依舊是 COVID-19 防疫焦點，今日，面對歐美寧戴手套不戴口罩的疾病文化，已有各式分析討論。那麼百年前，口罩又為何會引起公衛新秀與前輩大亂鬥？

關鍵便在於：疾病的知識認知。此前，全球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停歇沒多久，香港因而推行環境改革，大規模進行城市清潔、撲滅鼠患。因此當滿州鼠疫一爆發，各大公衛權威（例如印製在日本鈔票上的北里柴三郎）便全力鎖定捕鼠、滅鼠。戴口罩防疫？簡直荒唐！

「這是一種新型鼠疫，會經由飛沫而人傳人。」突破性的醫學觀點推進了新的防疫手法，讓人類首次大規模配戴口罩，阻隔疾病。但另一方面，這個視角轉折也揭示此後我們的身體文化、衛生思維將出現重大變化。

衛生，即是改造出「文明的」身體

「對疾病的科學新知，不僅僅是決定當下的防疫措施，同時會改變人們對『危險』的想像和感知，深刻地影響我們的生活文化。」雷祥麟分析肺鼠疫一戰：「衛生運動開始針對個別的『人』。」

敵人不只是老鼠，還可能是鄰人。

衛生行動不再只聚焦於公共環境，整頓垃圾、消滅老鼠或瘧蚊，更關涉如何控制每個人的行為、習慣，改造出一種「衛生」的文明身體。

於是，公衛專家的目光慢慢移向了身體行為，關注介入人們的行為舉止、活動交際、生活習慣。

這種視角對今日的我們，頗有既視感。COVID-19 爆發後，瑣碎、隱形的日常動作，全都在公共衛生的鏡頭下放大再放大，咳嗽清嗓、摸臉揉眼等身體小習慣，瞬間成為危險大敵。原本的新奇冷知識，好比人每天不自覺碰臉 20 次以上，也突然晉升實用重要的防疫提醒。我們的「身體」無可避免被劃入角力戰場，怎麼用餐、社交距離有多近、什麼情況下和他人親密接觸，一一成為解剖檢視的細節。

當身體成為破口，改造就是義務！不同生活器皿的設置、使用，逐漸被賦予了新功能與衛生意涵，在公衛專家的運作下，一步步重新打造人們集體的身體習慣。

餐桌轉盤、個人杯，「個人化衛生」住進身體裡

這也就是為何，伍連德後來會把腦筋動到餐桌，設計出「衛生餐檯」──今日的餐桌轉盤。

1920－30 年代，肺結核名列流行病榜上的頭號大敵，公衛專家認為這源於傳統的生活習慣，例如中國家庭喜歡同桌共食，叔伯舅父、姑姨嬸婆用自己的筷子，親切夾菜到彼此碗裡。在當時，唾液被視為傳播結核桿菌的凶手，這類「相濡以沫」的用餐習慣，自然成為公衛專家眼中不衛生的惡習。

有知識分子激烈主張「非西式會餐不赴」，甚至提出了廢止共食制！假若民初的「陳時中」果真如此下令？恐怕將是一場天搖地動的文化衝擊。中式桌菜講究「大件」，全鴨、全魚烹調擺盤，若一律仿照西式個人套餐，很可能失去不少菜餚風味，讓飲食文化擁護者急跳腳，挑戰等級如同要義大利人披薩上加鳳梨。

所幸，伍連德找到一種開創性辦法，他以自己設計的「衛生餐檯」來擺放餐點，再搭配公筷母匙。如此一來，既能保留同席共食的桌菜文化與人際互動，並兼顧防疫需求，解決餐桌上的肺病危險。

想不到，現今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合菜用具，竟然是因為時代大疫而誕生。

這波防癆運動中，另一個逐漸普及的生活物件是：個人衛生杯。公衛專家教導學童，養成使用個人臉盆、毛巾、茶杯的習慣，不只在學校，回家也要用自己的杯子。日復一日，習慣成本能，「用自己的茶杯」逐漸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反射動作，不需要思索，便會自動劃出個人用品的身體界線。

試著想像以下的畫面：若要你和別人共用漱口杯、牙刷、毛巾，是不是反射性感覺怪怪的、不舒服，甚至湧上一股嫌惡？

這種不由自主的噁心感，便是潛移默化後嵌入身體的衛生感。雷祥麟分析，

衛生不再是腦袋裡的知識判斷，更是習慣、用具與身體。

這些生活物件，鑿刻出個人主義式的身體感受，我們開始習慣水杯、牙刷、毛巾都有「名字」，無法輕易和別人共用。藉著器具與衛生習慣，創造出「不由自主與他人保持身體距離」的新世代。

當傳統知識菁英透過法律、政策改變社會規範，公衛系統則另闢蹊徑，新的物件用具在不知不覺間，將特定的衛生習慣滲透入身體。這些抑制疾病傳播的衛生習慣，往往也在人們的身體，刻畫下社會關係與人我認同，富有高度的政治與文化意義。

解釋疾病，也解釋了我們的恐懼厭惡

但，「這項防疫用具是不是畫錯重點了？」恐怕有人心裡會如此納悶。從今日眼光，肺結核主要由飛沫與空氣傳播，基本上不會透過食器傳染。為何當時的防疫戰場，卻是劃在家家戶戶的餐桌上？

雷祥麟回溯發現，一百年前無論東西方，理解這個時代惡疾皆有奇妙的視角。

在 20 世紀初的歐美、日本，肺結核被歸類為源自階層不平等的「社會性疾病」，公衛專家認為營養不良、生活條件惡劣、過度勞累，導致大城市貧民窟的工人階級染上肺癆。相反的，中國則定調為「家庭疾病」──家人間親密共食、共眠的中國家庭惡習，才是罪魁禍首。

為什麼當時會從不同角度「超譯」肺結核？上述這些不完全正確的知識主張，又是如何能建立社會論述，獲得支持？雷祥麟進一步說明：

我們對疾病的解釋框架，往往與社會原本就厭惡拒斥的現象相互結合。

1920－30 年代，「家庭」正是中國時代氛圍下的眼中釘。傅斯年曾嚴詞批判家庭是社會的「萬惡之原（源）」，扼殺個體性，阻礙新青年自我實現，這即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關懷：改造病態的中國傳統家庭。

知識分子奮力鼓吹解放，拋開舊式家庭的箝制，這時公衛專家再補一刀警告，愛你的人可能傷你最深。當親密的父母長輩手足，成了同時威脅心靈與身體的潛在敵人，我們怎能繼續窩居在擁擠、窒息的傳統家庭內啊？！

「衛生運動很容易和我們原先劃定的『問題』，或排斥的對象結合。當箭靶重疊，你討厭的人事物同時還會傷害健康，所有推導更加順理成章，社會恐懼敵對的情緒也就更容易被動員。」

看似「科學客觀」的衛生防治，實則鑲嵌著深遠的人文社會意涵。雷祥麟強調，我們似乎依憑著科學知識體系，建立一套衛生標準，但實際上，疾病衛生和政治、社會議題經常相互結盟，投射出社會的價值好惡。

衛生行動一點也不「純」！防疫新生活也可能是文化運動

在這個脈絡下，口罩與餐桌轉盤的交會，不再那麼難以理解。

「我們怎麼理解疾病、使用器具與習慣養成，這些行為都不只單純關乎健康，同時還深刻涉及到自我認同、群己界線和社會關係。」

口罩、衛生餐檯到個人杯，看似尋常的生活用具，恰恰乘載了社會偏好的價值意涵。在日復一日的使用裡，穿透入我們的身體感覺，自然而然建構出衛生／不衛生、文明／不文明的標準，甚至區辨出群己差異。

綜觀這些生活用具的脈絡，再回看流行傳染病不斷侵襲的今日，雷祥麟進一步提醒：衛生所蘊含的政治、文化、社會意涵，不應被輕忽。當科學衛生把目光集中在「人」，我們更必須時時省察，誰被劃為「威脅者」？又為何是它？同時，

衛生行動也絕不僅僅在疾病控制層次，它更深刻影響了身體的歷史，我們會不知不覺對特定行為產生噁心、排斥、衛生感，改變文化生活。

對抗疾病的同時，我們做了什麼？將可能促成哪些改變？如果百年前中國知識分子設定的社會問題是「家庭制度」，那麼今日，大家的關注焦點又是什麼？後疫情時代，值得我們再次重省。

延伸閱讀

• 雷祥麟個人網頁
• 雷祥麟（2011）。習慣成四維：新生活運動與肺結核防治中的倫理、家庭與身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 雷祥麟（2013）。衛生、身體史與身份認同：以民國時期的肺結核與衛生餐台為例。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台北：聯經出版社。
• 雷祥麟（2017）。以公共痰盂為傲？香港、紐約與上海的反吐痰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98。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衛生」如何住進你的身體？口罩、個人杯、餐桌大轉盤，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