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研究發現面對需要創造力的難題時，出去走走也許比乾瞪著鍵盤或坐在桌前有用。

「不少人宣稱他們在走路時最能好好思考」，聖塔克拉拉大學的心理學家Marily Oppezzo表示，「這項研究或許能讓我們更了解背後的原因。」研究刊登於《實驗心理學期刊：學習，記憶和認知》(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上。

Oppezzo與Daniel L. Schwartz博士在找來176名大學生參與研究，發現那些行走的學生，比坐著或是坐在輪椅上的學生，在創造力測驗上的答案更具創造性，他們較能想出一般物品的其它使用方式，或是替複雜的想法想出簡單的類比。

然而當被問到只有單一答案的問題時，這些行走的學生比起坐著的學生表現較為遜色。

雖然先前的研究指出，定期的有氧運動能保護認知能力。研究人員想瞭解，是否單純的行走能夠暫時增進某些思考方式，像是任意亂想與專心思考的比較。Schwartz博士說：「對大部分人來說，上班時跑30分鐘來促進創造力，應該會是個不太受歡迎的建議。我們想看看單純的行走是否能導致更多活躍的想法及創造力。」

那些在行走時接受創造力測試的學生，100％的人在某個實驗中有更多的創新想法；與坐著時比較，也有95％、88％跟81％的人有較富創意的回覆。要是回覆異於團體中的其它回覆，那它就會被定義為創新的。

研究人員也會衡量實驗參與者的回覆數及回覆，是否是合乎問題限制且是可行的。舉例來說，「把打火機油放到湯裡雖然很有創意，但很不合理」，Oppezzo表示。

第一項研究

第一組實驗組有48名學生，每位學生獨自坐在小房間的桌前，面對空蕩蕩的牆面。當研究人員講到一項物品時，學生必須要想出別的方法使用這項物品；像是，當「鈕釦」這個字被提到時，某個學生可能會說，「洋娃娃房子的門把」。

學生會聽到兩組單字，各包含三個字彙，接著學生會有每組單字各四分鐘的時間，讓他們盡可能想出較多的回覆。

為了研究行走到底是如何影響制式思考的，研究人員讓學生做了15組各包含三個字彙的聯想測試，像是「木屋-瑞士-蛋糕」；此題的正解為「起司」。參與者重複進行了這項測試，但單字組並無重複。首先他們坐著回答，接著面對空無一物的牆面，以輕鬆的步伐走在跑步機上回答。

另一組包含48名學生的實驗組中，有些人兩個實驗都坐著，有些人兩個實驗都行走，剩下的人則是一個實驗行走一個實驗坐著。Oppezzo說：「此實驗證實了第二個實驗中行走帶來的影響並非練習所致。要是在一個實驗中行走，參與者在第二個實驗中坐著會有較少的創新想法。」然而他們的表現仍優於兩個實驗中都坐著的對象，這表示即使之後坐下，先前行走對創造力的影響仍會持續。在需要創造力迸發的會議前走走或許跟在會議中走走一樣受用。

研究人員也發現，與坐著時比較，行走的學生在另一項實驗中的創新答覆足足多了一倍。

第二項研究

40名參與實驗的學生被分成三組：第一組在兩個實驗中都坐著，但實驗在不同的房間進行，第二組則是先坐著，接著在跑步機上行走，第三組在戶外沿著既定路線行走。

為了釐清創造力的來源是行走而非戶外環境，另一組有40名參與者的實驗做了戶外行走/室內跑步機行走，與在戶外坐輪椅被推行/坐在室內的比較。

再一次，不論是室外或室內行走的學生做出的回覆都較坐在室內或戶外坐輪椅的學生有創造性。Oppezzo說：「雖然處於室外對認知能力有許多益處，行走似乎對增進創造力有特別的效果。為何行走能促進創造力仍須更多的實驗來說明。」

研究團隊認為，之後的研究很可能會判定出一條複雜的途徑，從行走的實際行動到心理改變，最終到想像力的認知控制。Oppezzo提到：「將肢體活動融入生活不只對心臟有益，對我們的大腦亦是如此。」這項研究提供了一個簡單且有效的方式能將之融入某些工作活動中。

原文來源：Improving Creativity May Be Simple as Taking a Walk  -Psych Central [25 Apri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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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轉載自科技大觀園，原文為《說話有什麼難的？語言學家是在研究什麼？》
• 作者 / 顧可漢｜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說話是複雜且精確的動作

當你說你是語言學家的時候，人們通常會很困惑，有人可能以為你會說很多種語言，有人可能覺得你對非標準的說話方式很感興趣，這都代表人們很難把語言視為一個物件：一個需要了解更多的物件。人們會覺得，你說一些事，我聽懂了，還有什麼好多說的？

說話或許是個不費力、不須多做解釋的活動，然而這樣的想法完全忽略了其中生理與認知的複雜性。跳探戈、彈小提琴、花式溜冰這些生理活動都不比說話複雜，說話牽涉到 100 多種以上的肌肉，交互使力造成的一系列快速且精確的動作。我們都沒有察覺到我們在幼兒時期累積了廣大的語言知識，這些知識都是內隱的（tacit），也就是不易覺察到的，卻造成我們即使不知道詞性、句法等規則，依然可以說出完美的句子。

語言學家解析語言的結構

語言學家嘗試解析語言的文法，通常他們會專門研究文法的特定面向，如，音韻學、構詞學、句法學……。現存最古老的文法紀錄是 2500 年前由波你尼（Pāņini）編寫的梵語語法，包含了句法、構詞、音韻等層面。

每個語言學家研究的語言範圍都不盡相同，有的只研究相近的語言，有的研究一些差異頗大的語言，以了解它們的異同。

語言學家還會聚焦在一個特定的語言特質，接著比較這個特質在一大群語言中如何表現，也就是類型學（typology）。

如果語言學家研究的是一個尚未被記錄的語言，設法按照語言學的科學標準描述這種語言，並將其口頭和書面文學形式記錄下來，甚至為這種語言編撰辭典和語法書，這種研究稱為「語言檔案編制」（language documentation），很可能會占去研究者大半的人生。

音韻學家則聚焦在語言的語音結構，除了建立語言的語音庫藏，他們還會查究音節、字、句子如何組成。

社會語言學家探討的是社會、地理等因素如何造成語言差異，他們也試圖追蹤語言變化在音韻、構詞、句法等層面如何發生。就像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中「語言的演變」那一段提到的，這種研究屬於「差異社會語言學」（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語意學：不僅要考慮文法，還要考慮語境

語意學研究的則是語言的意思。在英文，單詞的意思通常與句子的意思有所區別。「意思」（meaning）這個字其實不好定義，比如說英文的「school」（學校）是一個有教育功能的建築物，但當有人說「The school is closed.」（閉校了），這時他指涉的是處理教學計畫的組織；而在「The school had a good influence on its pupils.」（學校對學生有良好的影響）這樣的句子，指涉的事物比較偏向教學的方法；若是在「The school unanimously agreed.」（整校一致同意），代表的是跟學校有關的學生與老師；不過也有只指涉一些學生的時候，如：「Our school came second in the chess tournament.」（我們學校在西洋棋賽得了第二名）；如果有人跟我說「The school of life is life itself.」（學習就是人生），那我會理解為他在闡述「學習的經驗」。

綜合上述可知，一個詞可以有許多引申含義，不過究竟他們是如何被文法規範，依然不清楚。詞意事實上大部分反映著一個人的生活經驗，也就是「對世界的了解」。語意學家的工作之一便是分辨什麼是文法語意（grammatical meaning），什麼是語用語意（pragmatic meaning），也就是語境對語言含義產生的影響。

句法，也就是句子的文法。句法結構定義句子裡有不同位置讓字詞可以填入，且讓彼此之間有不同的語意關係。這也就是為何「John kissed Mary.」（約翰親了瑪莉）及「Mary kissed John.」（瑪莉親了約翰），只要交換了「John」與「Mary」的位置，意思就截然不同，即便它們的句法結構與用的字都一模一樣。不過句法也會受到語用的影響，像是「policemen are getting younger.」（警察越來越年輕了），由於沒有比較的子句「than X」（比……），因此一定要應用語用的知識來讓句義完整。有了「policemen」，聽者會知道這句話是限於警察間的比較，那可能就是不同梯次上任的警察，此句應該就是指每年都有新進警察，畢竟沒有一個人會隨著時間而越來越年輕。

語言中的聲音辨識

流利說話時，每秒大約會說三個字，而且還能準確地在腦裡從三萬多字中挑出需要的字，說話者是如何這麼快找出這些字的？聽者又是如何這麼快辨識出他們聽到的是什麼？

Pim Levelt在荷蘭紐梅因馬克斯普朗克心理語言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 in Nijmegen）至今已 35 年，啟發了許許多多的心理語言學家，他致力於解答人類說話時「文字提取」（word retrieval）的謎團，發現語意相近的語境，更能增加說話者找到單字的速度，另外發音相似的字也能增加找字速度，也就是說語意與發音是各自獨立存在的，它們各自都對文字提取有幫助（facilitation）的效果，而且類似效果在任何語言都看得到。

另外，不同語言辨識聲音的方法都不盡相同，這是因為每個語言常用的聲音、音韻規則都不同。例如說話時聽到的聲音是像這樣：[mɛərihædəlɪtllæmuːzfliːswəzwaɪtəzsnəʊ]，中間沒有停頓，但這串東西其實只是「Mary had a little lamb whose fleece was white as snow」（瑪莉有隻毛似白雪的小羊）。英文是一個有重音的語言，開頭是重音的單字數量大概是非重音開頭的三倍，字詞辨識（word recognition）大部分是依賴找到字詞的開頭，因此在英文，透過重音，能最快在像上述的一串聲音中辨識出字詞，其他的語言也有類似這樣的常見規律性。很明顯，這也是為何外語學習者常常會覺得很難理解學習中的外語。

承上，這也帶到最後的主題：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分為母語及其他額外的語言習得。兒童語言習得的研究，都是在追蹤兒童如何發展出他們的語言感知偏差（perceptual bias），隨著孩童長大，他們會越來越聚焦在語言中區分語意的不同聲音，並忽略不會造成感知差異的不同聲音。

當然，兒童學習另一種語言的時候，他們可能會與新學習的語言有不同的感知偏差，造成了在第二語言習得中眾所皆知的「轉移」（transfer）效果。例如講西班牙語長大的孩子，實際上聽不出來英文中「cut」和「cat」之間的區別，因為母音 [ʌ] 和 [æ] 在他的母語裡是屬於同一個感知類別。缺乏語言差異的覺察意識，很可能造成戲劇性的效果。例如在香港，人們去做禮拜唱聖歌時，會唱著「我的豬」，但他們其實是想唱「我的主」，使得孩子們得憋著咯咯笑。唱聖歌時，不同音節的音調必須是平穩的，也就是說不能讓音高升高或下降，但很不巧的，粵語剛好有揚升調：[zye35]（主），以及高平調：[zye55]（豬）。

結語

語言能力在智人的基因中出現，造成了我們與其他物種有了截然不同的結果。在大部分的情況這都是無法預測的，在家附近圈養一小群雞的人們，沒有一個人會想像得到，在 1 萬 2 千年後，牠們會變成 249 億隻雞。因為人類的天敵，像是獅子與老虎，從我們的棲息地中消失了，我們不再將自己視為居住在全球生態系統中的一份子，目前的大流行病算是提醒了我們，人類依然與病毒共存在同一個棲息地。我們的科技發展提供了大眾能獲取的龐大資訊，但我們沒有想到錯誤資訊也會大量產生，亦沒有發覺國家機關可能會審查正確資訊與散播錯誤消息，甚至搜集我們希望保密的資訊，進而潛在地威脅到我們的自由。

儘管對一般人來說，將人類語言視為可用科學方法檢視的物件可能有些困難，但語言已被證實是一個複雜的現象。研究的領域也擴散到各個面向，例如我們如何習得一個語言？語言如何變化？語言跟群體的文化有何關聯？我們如何發音？我們如何解讀聽到的聲音？還有我們如何習得另一個語言，以及這兩個語言在腦裡有何相互作用？

對大部分的語言學家而言，研究重點是語言的結構，也就是文法，它規範著詞句的型態，以及它們的發音與音韻變化。根本的議題並不只有定義結構的構成，還要考慮跨語言間的差異，以及在這些不同文法中的所有元素。隨著現存 7000 種語言之中有一大部分在漸漸消失，使得記錄並分析尚未記錄下來的語言這件事十分緊迫。如此龐大數量的語言，相較之下，語言學家的數量稍嫌不足，加上能提供資金的科學機構間也普遍沒有意識到這個情況的緊迫，共同導致了目前這個令人擔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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