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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大城市的人走路真的比較快嗎?為什麼?——《走路的科學》

八旗文化_96
・2020/03/04 ・3051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SR值 543 ・八年級

  • 作者/謝恩・歐馬洛(Shane O’mara);譯者/謝雯伃

每個城市的步調都不太一樣

一般來說,一個城市越大、越富裕,特別是經濟成長率越高,居民就走得越快。

1974 年,心理學家博恩斯坦夫婦(Bornstein and Bornstein)測量了歐洲、亞洲以及北美 15 個城市行人的步行速度,結果發現日常步調會隨著當地人口多寡而不同,獨立於特定文化之外。

所以到底為何要走這麼快呢?圖/pixabay

一般來說,無論哪個國家或哪個文化,較大城市中的行人走得較快。以這些基本觀察為基礎,這些實驗後來又重覆做了數次,用來觀察城市居民的走路速度是否會因為城市的獎勵密度較大(更多餐廳,或火車、公車上更多座位等等),而這些獎勵的競爭也較大,導致日常步調加快?

地理學家吉姆.瓦萊斯萊(JimWalmsley)和加里思.路易斯(Gareth Lewis)在 1989 年提出:「有效率使用時間的需求變得更迫切,生活越來越匆忙」,這都是因為收入以及生活成本增加,導致都會居民的時間價值變得更高。這反映出,對於資源的競爭許多方面細微地改變了我們的行為。我們加快步行速度,無意識地與尋求同樣資源的人競爭。

我們加快步伐,全是為了與他人競爭資源?

博恩斯坦夫婦的論文深受好評,也被廣為引用,但這並非事情全貌。

據推測,有些都市因為特有的因素,影響了人們的走路速度。舉例來說,像孟買這個人口密度特別高的城市,人們走路速度實際上很慢,純粹因為要避開與他人相撞的風險。

我們同樣可以想像在某些特定地方,人們的步行速度可能很快。舉例而言,在某些特別炎熱或寒冷的城市中,人們可能為了要避開高溫酷熱或低溫酷寒,而快步行走於汽車以及建築之間。

影響走路速度的原因不一定只有資源的競爭。圖/GIPHY

生物學家彼得.沃茲(Peter Wirtz)和葛利格.雷斯(Gregor Ries)認為,博恩斯坦夫婦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未將他們研究城市鄉鎮人們的年齡或性別組成考慮進去。

換句話說,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城市人口往往較年輕,而較年輕族群平均行走速度會比年長者快。同樣地,男性平均來說比女性走得快;而城市或較小型鄉鎮之間的明顯差異,可能反應出城市裡較年輕、走路較快的男性比小型城鎮或鄉村裡的多。

沃茲和雷斯也做了一系列樣本數更大且將性別以及預計年齡列入考慮的研究,結果得出:都會居民的平均行走速度,事實上並不比鄉村或城鎮居民更快。

但這並不是結論,這個想法持續被研究者測試。

看來加上年齡與性別組成因素還不夠!

1999 年,一項史上最大的日常生活步調研究,利用了來自 31 個國家最大城市的數據展開調查。該研究檢驗了人口組成以外會造成日常步調差異的各種因素,以及日常步調對於都會居民的哪些福祉會產生影響。該研究檢驗了三個可用來預測步調快慢的不同概念。

  • 第一個是經濟活力。經濟成長率越高,經濟就越有活力,而居民日常步調就可能越快。
  • 第二個是平均來說,越熱的城市居民往往會是較慢的步行者。
  • 第三個則是,在個人主義文化相對盛行的國家,居民的日常步調會比集體主義國家的步調快。
造成不同城市步調差異的原因會是什麼呢?圖/pixabay

研究者把焦點放在都柏林、香港以及聖薩爾瓦多等分歧性極大的城市,測量了這幾個城市中居民的行走速度(在兩個市中心區域間行走 60 英呎要花多少時間)、寄信速度(你多快能走到郵局去買郵票)以及時鐘準確度。

他們也從氣候、經濟指標、個人主義量表、人群大小、冠狀動脈疾病、抽菸比例以及個別健康等其他公開數據搜集資訊。整合這些資訊後,他們算出整體性的日常步調指數。

根據這項研究,瑞士的日常步調最快,愛爾蘭緊追在後(那時正處在為期十多年的大規模經濟成長中期),然後是德國以及日本(義大利、英格蘭、瑞典、奧地利、荷蘭以及香港依序占前十席),墨西哥敬陪末座。

以更大的全球規模來看,日本以及非前蘇聯區的西歐國家日常步調最快,愛爾蘭則是個人行走速度最快的國家。瑞士則符合他們給人的刻板印象,在時鐘準確度上排名第一。

這些研究無法完全解決的一個議題是人口總數以及人口密度如何影響行走速度。

倫敦的牛津圓環在尖峰時刻交通異常繁忙,極難穿越。然而再過幾條街口,人們就能相對輕鬆地移動。開發新時代的智慧型手機計步器及健康應用程式,應該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找出走路速度可以達到最大的最佳人群密度,只要超過這個密度,走路速度就會降低。

那麼就讓我們先接受城市中的日常步調確實比較快,這情況與人口分布關係較少,與經濟活力以及人口密度較相關。

轉換到不同情境中,步調也會有所改變嗎?

我們在不同情境中,會改變原先的步調嗎?像是在電扶梯上行走?(母湯)圖/GIPHY

那麼我們做為個人,當我們從一個情境(比如安靜的鄉鎮)轉換到另一個情境(比如繁忙的城市)時,我們會改變我們的走路速度嗎?

研究者認為,這取決於城市中既存的經濟獎勵。

假設我們接受大腦會計算「付出與回饋」的觀點(這並非沒有道理),就代表大腦會試圖在努力以及回報之間達到平衡,即以最少努力達到最大的回報。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大腦是如何計算有多少回報,以及付出多少努力才有成果的問題呢?

試想一下街邊那家不能事先預約的熱門新餐廳,為了去那裡,你會走得更快,還因為與其他想得到同樣獎勵(可能是最好的桌位或是僅剩的桌位)的人競爭,再走得快一點。如果你有兩個選擇,你可能會選擇更具獎勵性的選擇,或那個需要最少努力的選擇。

我們在城市裡似乎會走得更快一點,這可能是因為城市裡有許多資源與獎勵,但我們也在與其他人競爭這些獎勵。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有不同類型的努力,無論是尋找什麼,或是走向某件事。然而,無論是哪種類型的努力,為了達成某個目標所花的能量總會在達到某個最大值之後降下來

神經科學家瑞查.沙德梅爾(Reza Shadmehr)要我們想像自己站在機場的入境大廳尋覓著某個旅客的臉。當你看到一張又一張臉孔時,你看到了你在等的那個人。現在問問你自己,那人的身分為何會讓你走快點去迎接他呢?他是你的同事,還是你的孩子?

當然是與孩子相見的內在獎勵較大囉~圖/pixabay

答案很明顯。與你孩子相見的內在獎勵特別大,而這個內在獎勵直接調整了你的走路速度,你會想更快接到你的孩子。有更大獎勵時,我們會走得快些。努力以及對於獎勵的期待如此加成在一起。

現在,我們對我們的步行速度為何在不同城市中有所不同有了基本理解。可能的情況是,城市中的豐富資源讓人們願意付出努力去得到它們;與此同時,這些獎勵的競爭也增加了——我們不只要快速走到那間很棒的新餐廳,還要比其他人更快到。

因此,控制努力的大腦系統與預估可能獎勵的大腦系統之間存在著緊密連結。努力越多,預期從這個努力中獲得的獎勵也會越多。若一個事物帶來的回報較少,我們走向它的速度就會較慢,反之亦然。

這就是我們在城市中的現況:我們走得快,才能得到火車上的座位或是餐廳的用餐保留時間,因為我們在與其他人競爭城市提供的獎勵。

——本文摘自《走路的科學》,2019 年 9 月,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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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莖,是社交安全的重要指標?!
胡中行_96
・2022/06/06 ・2612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臺灣早餐店的阿姨總是見人就稱「帥哥」、「美女」,帶給顧客一天的好心情。阿姨們的日行一善,其實潛藏誤判性別,冒犯對方,甚至引發衝突的職業風險。在現今擁抱多元性別的臺灣社會,性別氣質不僅豐富了文化樣貌,也提升了選擇稱謂的難度。在禮貌地詢問該如何稱呼之前,您通常會怎麼臆測對方的生理(sex)或社會性別(gender)?

臺灣早餐店的阿姨總是見人就稱「帥哥」、「美女」,其實潛藏職業風險。(來源:STR Network

辨識性別的指標

有一群義大利科學家以嚴肅的態度,研究辨識社會性別(gender)的問題,其結果登上了2021年的《性行為檔案》(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期刊。當時他們得到的結論是:圖片裡的人物只要有陰莖,便有86%的機會被判定為男性;但若有陰戶,則僅67%的可能被視為女性。[1]

科學家對此現象的解釋,是每當遇到雌雄莫辨的情況,人們寧可不小心「把女性當成男性」,也不要「將男性誤作女性」。因為比起女性,「一般男性生理上多半較強壯,且更具侵犯性」,與他們社交要冒較高的風險。如此的誤判傾向,有助於人類的生存。[1]

總之,生死攸關的社交安全指標,被簡化成一根「陰莖」。

辨識性別:左邊為1978年the Overlay Study的圖片,右邊則是近年義大利團隊使用的版本。圖/參考資料1

給成人的生理/社會性別歸因測試

後來,該篇論文的其中二位作者和另兩個人重組團隊,再次確認上述結論是否屬實,並將新的內容發表於2022年5月17日的《科學報告》(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他們重複使用上回研究中「給成人的生理/社會性別歸因測試」(Sex/Gender Attribution Test for Adult),其圖片裡的男女各有傳統二元性別的六大特徵:[2]

  • 男性-短髮、男性臉龐、胸膛、窄臀、陰莖與體毛。
  • 女性-長髮、女性臉龐、乳房、寬臀、陰戶,還有缺乏體毛。

用這些特徵,加上或去除衣物,排列組合成的120張圖片,大致上分為下列幾類:[2]

  • 一絲不掛,展露出六大特徵。
  • 沒穿牛仔褲,但有T恤;看不到乳房或胸膛。
  • 穿牛仔褲,但無T恤;看不到陰戶或陰莖。
  • 穿牛仔褲和T恤,所以乳房、胸膛、陰戶、陰莖與臀部都看不到。
120張「給成人的生理/社會性別歸因測試」圖片。圖/參考資料1

實驗設計

運用這些圖片,科學家們做了三個實驗:[2]

  • 【實驗一】:請一票義大利人來決定圖片裡人物的社會性別。基本上跟之前的研究相同,只是受試者的人數更多。
  • 【實驗二】:也許對陰莖特別執著的不只義大利人,於是,華人(Chinese participants)就被拖了下水…[備註]科學家們邀第一次出國留學,只懂基本英文,且幾乎不會義大利文的華人學生來測試。
  • 【實驗三】:科學家們假設文化刻板印象或成見,是演化出來的生存技能。也就是說,人類會極盡所能地,避免與既危險又憤怒的成年男性互動。他們測量受試者做決定的速度,並預期判定圖片人物是男性所花的時間,應該會比判定為女性時短。

實驗結果

陰莖、男臉,無人能敵

三個實驗做完之後,義大利科學家發現,女性特徵只會在男性特徵不存在時,明顯發揮作用。凡是男性特徵存在,圖片中的人物就不太會被指認為女性。其中最能左右受試者決策的特徵,一如預期地是陰莖,其次則為男性臉龐。二者同時出現時,就更所向無敵,使得全部女性特徵黯然失色。[2]

「認知努力」對抗「認知偏誤」的速度

至於猜測社會性別的速度,也還真的吻合義大利科學家們的假設。整體來說,人物設定愈符合二元性別概念,愈能縮短臆測的時間。充滿陽剛特質的人物,造就最迅速的反應;而中性的外表,會令受試者最慢做出決策。[2]

曾有團隊做過類似的研究,同時追蹤受試者的視線。他們察覺:如果要將一個有陰莖的人物視為女性,受試者通常會盯著圖片良久;但若要把有陰戶者當作男性,他們便相對快速。這表示忽略陰莖的存在,得耗費較多的「認知努力」(cognitive efforts),頗傷心神。換句話說,要把可能是男性的人物,指認為女性,就要謹慎、奮力地專注於決策過程,來對抗人類天生傾向於男性的「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機制。[2]

超越文化藩籬

那麼文化背景為何沒有影響到結果呢?義大利科學家雖然找來了剛進入西方社會的華人學生,但也承認後者並不能代表整個華人文化圈。論文中引用香港學者周華山探討同性戀的著作,認為生活在全球化世界的千禧世代華人,透過許多管道接觸西方文化。但是科學家們仍然相信華人學生與義大利受試者反應雷同,並非因為受到西方影響;而是基於超越種族文化,由演化發展而來的普遍現象。[2]

擁抱多元性別的社交禮儀

從義大利科學家的二個研究,我們學習到人類猜測他人性別,主要的根據是有無陰莖。然而,理論與實作的差異,就在於極少人會亮著性器逛大街,更何況您的假設也未必符合對方的自我認同。所以,下次遇到性別光譜上趨於中性,或是認同比較非傳統的個體時,不妨參考「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建議,直接開口:「請問怎麼稱呼?」[3]或許才是最友善且安全的現代社交禮儀。

備註

原文沒有明確定義「Chinese」,所以無從得知這些華人受試者,是來自同婚合法化的臺灣、國際貿易城市香港、網路長城封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陸,還是其他泛華人文化圈的國家與地區。

參考資料:

  1. Federici, S., Lepri, A. & D’Urzo, E. (2021) ‘Sex/Gender Attribution: When the Penis Makes the Difference’,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2. Federici, S., Lepri, A., Bacci, S. et al. (2022) ‘Male recognition bias in sex assignment based on visual stimuli’, Scientific Reports, 12 (8156).
  3. 認識跨性別!(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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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行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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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澳洲臨床試驗研究護理師,以及臺、澳劇場工作者。 西澳大學護理碩士、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士(主修編劇)。邀稿請洽臉書「荒誕遊牧」,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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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揭秘:黑死病災情,歐洲各地很不一樣
寒波_96
・2022/02/21 ・4340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14 世紀中葉,歐洲各地陸續爆發鼠疫。瘟疫在當時的歐洲並不稀罕,可是這回實在嚴重,大量人口慘遭消滅,後世稱之為「黑死病」。疫情主要發生在公元 1347 到 1352 年,有些學者估計令歐洲在短期內減少 30 到 50% 人口,或許高達 5000 萬人之多。

一項新上市的研究根據花粉分析,卻得到結論:黑死病對歐洲各地的影響差異不小,有些區域確實大受打擊,但是有些地區輕微得多。我們該怎麼解讀這些研究呢?

受到義大利黑死病爆發為背景的《十日談》啟發的畫作。圖/wiki 公有領域

瘟疫殺死歐洲一半人!真的嗎?

黑死病的病原體是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可藉由老鼠和跳蚤輔助傳播。近年來由遺骸取得古代 DNA 的研究大行其道,令我們得知超過五千年前,便有人感染鼠疫桿菌。鼠疫桿菌能搭乘跳蚤便車,關鍵在於 ymtYersinia murine toxin)基因,晚於四千年前的鼠疫桿菌皆已經具備。

歷史上三次大爆發:6世紀的查士丁尼瘟疫,14 世紀的黑死病,以及 19 世紀末的全球流行,人們面對的都是傳染力升級的細菌版本;除此之外,還有多次規模較小的流行。 遺傳變化有限的病原體,在不同時空的疫情差異很大。

歷次鼠疫桿菌導致的疫情中,黑死病的衝擊最大,有些研究甚至認為它消滅當時歐洲 50% 人口。這類死亡率的評估,主要來自歷史資料,如文書、稅務等紀錄;然而,這類資訊來源未必準確,有時文字會誇大不實,和實際數字有所差異。

還有一點侷限在,歷史資料主要紀錄人口聚居的城鎮,可是黑死病那個時候,歐洲超過 75% 人住在城市之外。人擠人的城市碰上鼠疫這類傳染病,通常受害較大,所以根據城市評估而得的結果,也許會高估瘟疫的危害。

另一方面,不同地區的受災程度很可能不同,就像正在進行的 COVID-19(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遺傳上相同的病毒重擊秘魯,對澳洲的傷害卻相對有限。而黑死病也是如此,既有資料已經足以看出,相比於義大利深受打擊,波蘭更加輕微。幾處地區的狀況,不能擴大代表整個歐洲。

概念:在黑死病死亡率低的地區,農耕不太受到影響;死亡率高的地區則影響較大,產業轉為畜牧,甚至是恢復野生狀態;這些植物變化會反映在沉積物中的花粉。圖/參考資料 3

花粉大數據

要評估黑死病這類歷史大事件的影響,沒有一種理想辦法,一定要從不同方面尋找證據切入、互補,而環境變化可以作為切入點。突然爆發的疾病,導致大量人口死亡之後,也將造成經濟與社會的動盪,可想而知,自然環境也會受到牽連。

歐洲各地花粉的取樣地點。圖/參考資料 3

新發表的研究選擇以花粉作為指標,探討黑死病的影響,還創造一個看似 fancy 的新名詞描述:「大數據古生態學(big data palaeoecology,簡稱 BDP)」,反正大數據就是那樣。

概念是,受到黑死病負面影響愈嚴重的地區,人類活動會減少愈多,可以由花粉變化看出。具體樣本來自歐洲各地 261 處遺址,一共 1634 個沉積層樣本;年代介於公元 1250 到 1450 年,大致涵蓋黑死病發生之前到之後的各一百年,也就是前後約 4 代人。短時間內大量人口死亡,影響可能延續數代。

不同植物會生成不同花粉,有些花粉落到湖泊等環境,變成湖底的沉積物,有機會保存下來,成為歷史切片的見證。而人類活動影響環境,使得植物生態有別,便會留下不同的花粉組合。

例如農耕發達的地區,會留下大量農作物的花粉,畜牧業普及區則會是另一種風貌;若是人口減少令農牧活動降低,野生植物的花粉便會增加,不同階段又會生長不同野生植物。

地段,地段,地段!

新的分析思維看似很有道理,但是能相信嗎?研究者首先分析資訊最豐富的兩處地點:瑞典、波蘭。許多證據表示黑死病過去後,瑞典慘遭打擊,波蘭反而明顯成長;倘若花粉呈現的狀況一致,便說明這套分析是可靠的。結果花粉分析順利通過考驗。

波蘭和瑞典的比較,瑞典在黑死病之後明顯衰退,波蘭則否。圖/參考資料 3

花粉分析擴大到歐洲全境,最肯定的結論是:各地差異不小。黑死病前後,一些地區差異有限,有些甚至逆風高飛;農牧活動減少最多的地區位於斯堪地那維亞(北歐)、法國、德國西部、希臘、義大利中部。

有個假設是:瘟疫使人口減少以後,產業可能由勞力密集的農耕,轉向較不需要人力的畜牧。但是這回研究指出,所有農耕下降的地區, 畜牧也跟著減少;唯一例外是德國西南部,畜牧反而增長。

考察文獻得知,義大利、法國深受黑死病危害,這也反映在當地的花粉中,證實歷史紀錄的準確。農業開墾往往是森林的敵人,黑死病過後,義大利的森林甚至重新蓬勃復育;慘烈至此,難怪有薄伽丘《十日談》的誕生。

然而不少地區的農牧活動,黑死病前後的差異有限,或是顯著成長,像是伊比利、愛爾蘭,以及中歐、東歐多數地點。這些分析指出黑死病對歐洲各地的影響有別,整體死亡率大概沒有 50% 那麼誇張。

歐洲各地在黑死病前後的變化:穀物、畜牧、植被演替。圖/參考資料 3

其實還是不清楚黑死病的死亡率

該如何看待上述論點呢?花粉分析有優點,也有缺點。一如文字、稅務等切入方向,花粉也有自己方法學上的侷限。它能告訴我們歐洲各地的死亡率不均值,卻無法真正評估死亡率高低。

根據花粉組成在不同年代的相對變化,可以推論當地農牧活動的改變,卻不直接等同於人口的死亡程度。

一個地區在黑死病後一段時間,農牧活動明顯增長,不見得意謂瘟疫時沒有死很多人,也可能是恢復速度很快,或是還有黑死病以外的其他因素。

也要注意這兒的評估是相對的,某地相對的受災比較輕微,不等於災情不嚴重。一個地區在幾十年的時段內,如果損失 30% 人口當然是大災難,但是就算死亡「只有」5%,也不可能馬照跑,舞照跳。

歐洲各地在黑死病前後的變化統整,偏紅色為衰退,偏綠色為成長。圖中名號是當時的政權疆域。圖/參考資料 3

評估大瘟疫更廣泛的社會影響

儘管無法準確判斷死亡率,花粉能評估傳染病對社會更廣泛的影響。黑死病這類大瘟疫,不是只有鼠疫桿菌殺死多少人而已,還會牽連更廣泛的社會運作,累積間接傷害。

即使是一個較小的地理範圍,受災程度也可能有內部差異,如城鎮中心及其周圍的郊區、鄉村。沉積物中的花粉,是一個地區一段時間內的集合紀錄,似乎較能避免城鄉差距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黑死病過後一個地區之所以沒有衰退,也可能是外地人口填補所致,故質疑新研究的論點。就算真是如此,新遷入的人口也是來自歐洲其他地方,同樣支持新論點的大方向:歐洲各地受災程度有異,並非每處一樣嚴重。何況過往公認疫情嚴重的地區,新分析中也看得出來。

有趣的是,一項 2019 年發表的研究在檢視多重證據後,也認為查士丁尼瘟疫的災情言過其實,不如過往認知的那麼嚴重。提醒各位千萬不能忽略「沒有那麼嚴重,跟不嚴重是兩回事」。

花粉無法回答的問題是:黑死病為什麼在各地影響有別?有人推測是鼠疫桿菌的品系不同,在西歐的殺傷力較強,東歐較弱。但是此一論點缺乏遺傳學、病理學的證據。

2019 年底至今的全球瘟疫清楚告訴我們,遺傳上一模一樣的品系,在不同國家的傳播與傷害天差地別,涉及許多複雜的因素。黑死病比當下冠狀病毒造成的疫情嚴重很多,基本道理大概還是一樣的。

延伸閱讀

參考資料

  1. Susat, J., Lübke, H., Immel, A., Brinker, U., Macāne, A., Meadows, J., … & Krause-Kyora, B. (2021). A 5,000-year-old hunter-gatherer already plagued by Yersinia pestis. Cell Reports, 35(13), 109278.
  2. Spyrou, M. A., Tukhbatova, R. I., Wang, C. C., Valtueña, A. A., Lankapalli, A. K., Kondrashin, V. V., … & Krause, J. (2018). Analysis of 3800-year-old Yersinia pestis genomes suggests Bronze Age origin for bubonic plague. Nature Communications, 9(1), 1-10.
  3. Izdebski, A., Guzowski, P., Poniat, R., Masci, L., Palli, J., Vignola, C., … & Masi, A. (2022). Palaeoecological data indicates land-use changes across Europe linked to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mortality during the Black Death pandemic.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1-10.
  4. Black death mortality not as widespread as believed
  5. Did the ‘Black Death’ Really Kill Half of Europe? New Research Says No
  6. Mordechai, L., Eisenberg, M., Newfield, T. P., Izdebski, A., Kay, J. E., & Poinar, H. (2019). The Justinianic Plague: an inconsequential pandemic?.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51), 25546-25554.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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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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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碩士、文學與電影愛好者、戳樂黨員,主要興趣為演化,希望把好東西介紹給大家。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同名粉絲團《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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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信陰謀,我信的是與眾不同
Bonnie_96
・2021/05/08 ・2222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SR值 551 ・八年級

A 編按:對我來說,陰謀論是一種「幻想文」,不該被人們採信,但現實中,卻有為數不少的人,將陰謀論奉為真理。「合乎理性必定是現實,現實也必定是合乎理性。」這不是要討論黑格爾的哲學,而是想藉這句話反思陰謀論的存在,我們不該嘲笑它的荒謬,而忽略支撐起這荒謬現實的理性是什麼?

《一切都是泛科學的陰謀》專題從科學研究,剖析陰謀論的成因與影響。獨特性需求(need for uniqueness)是指個人會透過擁有某些物品(或概念),來表現個人獨特形象的需求。而獨特性需求較高的人,可能更容易相信陰謀論喔!

「這是民主黨人虐待和性侵兒童的基地,我要去拯救他們。」28 歲男子韋爾奇 (Edgar Welch) 深信流傳在社群媒體中的陰謀論,結果他真的持槍,跑到謠傳為性侵兒童基地的比薩店「彗星乒乓」,對店內進行掃射。韋爾奇被逮捕時,仍堅稱自己「正在查案」。

這是在 2016 年美國大選前夕,發生的披薩門 (Pizzagate) 事件。由假訊息形成的陰謀論,最終演變成真槍擊案。

假訊息形成的陰謀論,最終演變成真槍擊案。圖/Pexels

當然常見的陰謀論敘述還有「氣候變遷是假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是假的,這些都是政府的陰謀。」或許,你可能會覺得怎麼有人相信邏輯不通,還有點荒唐的陰謀論述,但事實就是真的有人相信。

可是你有想過具備哪種特質的人,更容易相信陰謀論嗎?這個問題深深吸引英法兩國的心理學家蘭丁 (Anthony Lantian)[1]等人的注意。為了驗證「對自身『獨特性需求』高的人,更有可能相信陰謀論」的假設,他們進行一連串的實驗。

因為擁有「某種信念」,也會讓人覺得自己更特別!

看到這裡,你一定會覺得奇怪,為什麼相信陰謀論和「獨特性需求」有關係?我們先來定義獨特性需求,根據 Lynn&Snyder[2]它是用來區分自身和他人的需求。

我們天生有希望和他人不同的獨特性需求。因此,我們會透過消費稀有商品來展現自己的獨特性外,像是穿戴精品來表示自己特別的身分和地位。而 Snyder and Fromkin[3]則提出人也會透過「獲得、保持某種信念或經驗」,來表達自身的獨特性。

順著這個脈絡,研究者假設獨特性需求高的人,應該會比其他人更容易認同陰謀論。主要是陰謀論代表某種「稀有性」、「非常規」的訊息。就像前述的披薩門事件,通常只有在特定社群內的成員,才會知道這類訊息。

Snyder and Fromkin 提出,人也會透過「獲得、保持某種信念或經驗」,來表達自身的獨特性。圖/Pexels

透過假新聞實驗,測看看大家會不會相信陰謀論?

為了驗證假設,蘭丁和同事進行一系列的實驗。其中比較有趣的實驗是,研究者先把參與者分成兩類,並要求他們閱讀假新聞,再請他們回答相關問題。一類的參與者是對摩爾多瓦(東歐的內陸國家)具有基本知識的,另一類則是對摩爾多瓦毫無概念的人。

研究者捏造一起發生在摩爾多瓦公車車禍的假新聞,造成 45 人死亡,其中有 8 名反對黨的政治人物。並故意設計很像陰謀論的劇情。(像是儘管許多政治人物喪命,但卻沒有來自執政黨的;或是,有位罹難的政治人物曾撰寫一本揭露執政黨的醜聞的書)。

接著,參與者要回答四個問題。其中兩題是陰謀論的解釋(像是該車禍是該國當局故意策劃的等),另兩題則是反陰謀論的解釋(像是惡劣天氣、機械故障等無法控制的因素)。最後,再請參與者填寫「獨特性需求量表」量表。

儘管實驗結果只達到略顯顯著 (marginally significant),但還是說明認同、相信陰謀的傾向,可能會受到獨特性需求的影響。

這項研究提供很多證據,來說明相信陰謀論的人,可能是滿足自身獨特性需求的一種方式。而對長期希望和他人不同,或認為獨特性是重要特徵的人來說,傾向相信陰謀論來展現自己的獨特性,是更有吸引力的。

不過,蘭丁也指出這份研究的結果,不易類推到個人主義文化外的國家。過去研究就指出,獨特性需求在個人主義文化中獲得重視,因為它代表獨立的特徵和自由的展現。

而在強調維持群體和諧,盛行集體主義文化的東亞國家,由於個人在團體中要保持低調和謙卑等,因此獨特性需求在集體主義的脈絡下,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詮釋。在 2014 年的文化比較研究中[4],也指出在某些情況(像是美國),高獨特性需求有助於發展自己獨特的「賣點」,並有更多機會在社會上取得成功。反之,高獨特性需求的人在強調集體主義文化的社會中(像是日本),可能就存在被排斥的風險。

因此,在集體主義文化下,會比較少見有高獨特性需求的人。主要是因為和當地文化期待不同,恐遭來排擠等負面影響。而身處集體主義文化的人,是否會如研究結果所言,藉由相信陰謀論來展現自身獨特性,目前尚未有結論。

參考資料

  1. Lantian, A., Muller, D., Nurra, C., & Douglas, K. M. (2017). “I know things they don’t know!”: The role of need for uniqueness in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Social Psychology, 48(3), 160–173. 
  2. Lynn, M., & Snyder, C. R. (2002). Uniqueness seeking. In C. R. Snyder, S. J. Lopez and 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pp. 395–419).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Snyder, C. R., & Fromkin, H. L. (1980). Uniqueness: The pursuit of human difference. New York, NY: Springer.
  4. Takemura, K. (2014). Being different leads to being connected: On the adaptive function of uniqueness in “open” societi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5(10), 1579–1593.
  5.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22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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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nie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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