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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環境保護的結構性問題

活躍星系核_96
・2014/04/17 ・3046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SR值 570 ・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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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董冠麟(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二年級)

這學期,我修了一堂生工系張文亮教授開授的「水質汙染」課程。這一週,老師請到了現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的張英磊教授來演講,主題為「台灣環境保護的結構性問題」。聽完後,個人受到相當大的啟發因此在此分享該次演講的內容。

在去年上映的電影「看見台灣」中,導演齊柏林以空拍的方式讓觀眾們再次認識台灣的美麗與哀愁;其後,也爆發日月光排放廢水的環境汙染新聞,讓民眾再次關注起台灣環境的種種議題。然而,台灣現已有環境相關規範法制及環保稽查人員等,台灣環境爭議為何依舊存在?這次就讓我們一起嘗試以「結構」來剖析這項議題。

 前段期間轟動全台的空拍紀錄片《看見台灣》
前段期間轟動全台的空拍紀錄片《看見台灣》

一如大家所認識的,台灣的法律結構主要分成三大類:「民事訴訟」、「刑事訴訟」、「行政法令」;同樣地,現行的台灣環保案件也分成這三種訴訟,分別由「受害當事人」、「行政機關」、「檢察官」提起訴訟或對製造汙染的廠商進行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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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懲處

首先,讓我們先討論「民事訴訟」這項懲罰方式。民事訴訟基本上採告訴乃論制,也就是當受害當事人主動提告後,法院才會進行審理,基本上檢察官是不會介入的。然而,針對環保議題時,受害當事人通常是群體,以台灣常見的工業排放廢水汙染案例而言,受害者通常為周圍的所有民眾;然由於受害者眾,也因此受害者們通常很難協調出一位代表訴訟者提出訴訟,也因此這項懲罰對於被告通常不具威脅性。

2013年5月居民抗議彰濱工業區廢棄物汙染(圖片來源:聯合報)
2013年5月居民抗議彰濱工業區廢棄物汙染(圖片來源:聯合報)

其二,「刑事訴訟」:通常刑事訴訟為最後手段,又或者受害者眾並有明顯事實證明被告有罪才會以此方式懲罰受害者;然而,這也並非如此而已;根據過去案件判決經驗,被判處嚴重刑罰者極大多數皆為工程師或技師等,也就是被告廠商中一線的技術人員;然而真正肇事或促使汙染發生的公司董事或經理通常則被判處相對輕之刑責,如罰金等,並因此脫身;以下會再針對廠商內部結構性問題做討論。

第三,也就是現行台灣環保案件中最常使用的懲罰及事前預防方式-「行政法令」,相較於前兩項懲罰,行政法令的意義包括事前性的預防及事後的懲罰。基本上事前的預防即是對各項廢棄物(如廢水等)的排放濃度標準等;而事後懲罰部分,初期為勸導並限期改善,仍未配合改善或未達改善標準才會受罰;然而,現行的行政法令仍有相當多問題:包括行政罰鍰少,對廠商而言幾乎不痛不癢;此外,進行一線稽查的稽查員則又常受限於「上司」、「調查對象」及「稽查組員」的壓迫及影響導致無法順利進行;詳細部分如後文。

2013年3月的高屏大湖開發案環評大會(圖片來源:環境報導)
2013年3月的高屏大湖開發案環評大會(圖片來源:環境報導)

法令制定及執行

首先我們先以「法令制定」切入。談到法令制定,我們必須直接追朔到最根本的角色「立法委員」-一如大家所知,立委為選舉產生;然而,立委的選舉過程中通常需要一筆為數不小的選舉經費;而這些經費來源可能部分來自各種企業給予的「政治獻金」,其中當然包括製造汙染的被告廠商等。然而,既然收了人家的錢,選上了立委當然不可能不做事,因此當選立委對於贊助者的最大回饋方式就是影響「法律制定」;也就是這些立委在相關的法律審查過程中,會盡量避免贊助者的利益受衝擊,儘管法律順利過關,其中的法條可能也有部分受修改以遮護其贊助商等;此外,針對於立法部分,有時候法律制定過程也會受到最直接的業者反對,例如針對於養豬廢水的排放標準,可能對於養豬戶的收入或經營會有相當大的衝擊,立法者可能也因此迫於壓力放寬排放標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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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法令訂定後,即是執行的行政部分。行政部門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針對有被檢舉或被高度懷疑製造嚴重汙染的違法者進行稽查。稽查工作就是行政部門派遣兩位稽查員(通常隨機派遣兩位,通常為不認識)到當地進行採樣並帶回去作分析;稽查工作看似簡單容易,其實充滿高度危險性。稽查人員是第一線的搜查人員,也因此必須面對採樣廠商的惡劣回應(如放狗咬人或毆打、恐嚇等行為);此外,作為一線搜查人員,亦有「選舉產生」的長官,也就是若長官與稽查廠商有利益關係,稽查人員可能會迫於長官壓力,無法進行客觀蒐證。最後一點,由於稽查行動為兩人一組制,若稽查人員本身或同伴有一方與稽查廠商有非正常關係,也會造成稽查結果的不具客觀性;甚者,前述三項因素亦有可能對稽查員造成任何身體或精神上等衝擊或傷害。

再來,讓我們再將焦點拉回到「廠商-環評-環境顧問公司」的結構。相信大家對於環境影響評估一定不陌生;然而,環境影響評估的程序是如何呢?其中的結構性問題又存在於何處呢?

現行的環評方式主要程序是廠商找民間的環境顧問公司協助製作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報告製作完畢後,送交環境主管機關送審,基本上審理者並非行政機關,而是行政機關找人民(多為學者)或相關的環保團體做「環境影響評估委員」針對廠商送交的環評報告書做審查。然而,其中的結構問題出現在兩個地方,其一為「環境顧問公司-廠商」;其二為「環評委員」。

在「環境顧問公司-廠商」關係中,環境顧問公司有政府核發的執照,理論上希望顧問公司能協助製作環評報告書;但環評公司的營利來源為雇用之協助製作環評報告書的廠商;也就是說其服務對象與政府對於其本身的期待相違背。然而,若環評報告書未審查通過,環境顧問公司將無法獲得報酬,也因此環境顧問公司在這環境下立場會偏向廠商而非政府機關。也因為這樣導致環評報告書的非客觀性結構性結果。其二的「環評委員」問題則是環評委員與受審廠商間利益關係所導致的審查結果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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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讓我們將問題拉回到廠商與我們(人民)的關係。首先讓我們先認識廠商的組織結構。通常廠商中最主要的影響人物為董事,也就是廠商中最核心的人物,為廠商的經濟支柱及決策來源;其下則有經理人,也就是負責經營及控管義務者;其向上對董事負責;對下監督及管理各個廠務的技術人員等;較有趣的一位重要決策參與或影響人為「會計師」:會計師在廠商的結構體系中,他有義務協助公司「利潤最大化」,也就是盡可能的降低成本並提高收入。會計師因此必須極小化環保作業的相關成本,導致廠商最後以消極的心態面對環保相關成本。為什麼會計師必須極小化環保相關的成本呢?這必須回到「會計師-董事」間的關係:在法律上,受雇的會計師有義務完成董事的要求,若未達董事要求者,在法律上董事有權對該會計師提出「背信罪」,因此若一公司在環保上沒有太多的成本投入意願,受雇的會計師必須盡可能降低環保成本的投入。

拉回消費者與廠商的關係。基本上消費者(或稱人民)對於廠商的期待包括:股票上漲、產品價錢低、維護環境;而廠商受制於利潤最大化,及消費者對他們的期待;導致廠商可能因而漠視環境衝擊,對環境進行汙染等行為。

整體而言,我們可以發現現行的台灣環境保護結構是有利於非法廠商的;此外又迫於早期台灣法律及政治背景者缺乏環境相關背景知識,因此導致現行的結構下缺少較有力能夠改善或協助解決問題的政治人物、決策者或律師。作為下一帶的代的我們及關心人-地的我們,必須更重視這項問題,並積極挑戰這些結構性問題。

 

作者補充:美國及台灣的法律學位有相當大的差別-美國的法律為碩士學程,許多環境或生態背景者大學畢業後會修習法律碩士學位,並專攻於環境相關的法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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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載於台大《GeogDaily 地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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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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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active galactic nucleus, AGN)是一類中央核區活動性很強的河外星系。這些星系比普通星系活躍,在從無線電波到伽瑪射線的全波段裡都發出很強的電磁輻射。 本帳號發表來自各方的投稿。附有資料出處的科學好文,都歡迎你來投稿喔。 Email: contact@pansci.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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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還要更快!讓國家級地震警報更好用的「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01/21 ・2584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本文由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 文/陳儀珈

從地震儀感應到地震的震動,到我們的手機響起國家級警報,大約需要多少時間?

臺灣從 1991 年開始大量增建地震測站;1999 年臺灣爆發了 921 大地震,當時的地震速報系統約在震後 102 秒完成地震定位;2014 年正式對公眾推播強震即時警報;到了 2020 年 4 月,隨著技術不斷革新,當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以下簡稱為地震中心)僅需 10 秒,就可以發出地震預警訊息!

然而,地震中心並未因此而自滿,而是持續擴建地震觀測網,開發新技術。近年來,地震中心執行前瞻基礎建設 2.0「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預計讓臺灣的地震預警系統邁入下一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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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網路吧!用建設與技術,換取獲得地震資料的時間

「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起源於「民生公共物聯網數據應用及產業開展計畫」,該計畫致力於跨部會、跨單位合作,由 11 個執行單位共同策畫,致力於優化我國環境與防災治理,並建置資料開放平台。

看到這裡,或許你還沒反應過來地震預警系統跟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有什麼關係,嘿嘿,那可大有關係啦!

當我們將各種實體物品透過網路連結起來,建立彼此與裝置的通訊後,成為了所謂的物聯網。在我國的地震預警系統中,即是透過將地震儀的資料即時傳輸到聯網系統,並進行運算,實現了對地震活動的即時監測和預警。

地震中心在臺灣架設了 700 多個強震監測站,但能夠和地震中心即時連線的,只有其中 500 個,藉由這項計畫,地震中心將致力增加可連線的強震監測站數量,並優化原有強震監測站的聯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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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中心的評估中,可以連線的強震監測站大約可在 113 年時,從原有的 500 個增加至 600 個,並且更新現有監測站的軟體與硬體設備,藉此提升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

由此可知,倘若地震儀沒有了聯網的功能,我們也形同完全失去了地震預警系統的一切。

把地震儀放到井下後,有什麼好處?

除了加強地震儀的聯網功能外,把地震儀「放到地下」,也是提升地震預警系統效能的關鍵做法。

為什麼要把地震儀放到地底下?用日常生活來比喻的話,就像是買屋子時,要選擇鬧中取靜的社區,才不會讓吵雜的環境影響自己在房間聆聽優美的音樂;看星星時,要選擇光害比較不嚴重的山區,才能看清楚一閃又一閃的美麗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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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有太多、太多的環境雜訊了,因此當地震儀被安裝在地表時,想要從混亂的「噪音」之中找出關鍵的地震波,就像是在搖滾演唱會裡聽電話一樣困難,無論是電腦或研究人員,都需要花費比較多的時間,才能判讀來自地震的波形。

這些環境雜訊都是從哪裡來的?基本上,只要是你想得到的人為震動,對地震儀來說,都有可能是「噪音」!

當地震儀靠近工地或馬路時,一輛輛大卡車框啷、框啷地經過測站,是噪音;大稻埕夏日節放起絢麗的煙火,隨著煙花在天空上一個一個的炸開,也是噪音;台北捷運行經軌道的摩擦與震動,那也是噪音;有好奇的路人經過測站,推了推踢了下測站時,那也是不可忽視的噪音。

因此,井下地震儀(Borehole seismometer)的主要目的,就是盡量讓地震儀「遠離塵囂」,記錄到更清楚、雜訊更少的地震波!​無論是微震、強震,還是來自遠方的地震,井下地震儀都能提供遠比地表地震儀更高品質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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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於 2008 年展開建置井下地震儀觀測站的行動,根據不同測站底下的地質條件,​將井下地震儀放置在深達 30~500 公尺的乾井深處。​除了地震儀外,站房內也會備有資料收錄器、網路傳輸設備、不斷電設備與電池,讓測站可以儲存、傳送資料。

既然井下地震儀這麼強大,為什麼無法大規模建造測站呢?簡單來說,這一切可以歸咎於技術和成本問題。

安裝井下地震儀需要鑽井,然而鑽井的深度、難度均會提高時間、技術與金錢成本,因此,即使井下地震儀的訊號再好,若非有國家建設計畫的支援,也難以大量建置。

人口聚集,震災好嚴重?建立「客製化」的地震預警系統!

臺灣人口主要聚集於西半部,然而此區的震源深度較淺,再加上密集的人口與建築,容易造成相當重大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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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都會區的建築老舊且密集,當屋齡超過 50 歲時,它很有可能是在沒有耐震規範的背景下建造而成的的,若是超過 25 年左右的房屋,也有可能不符合最新的耐震規範,並未具備現今標準下足夠的耐震能力。 

延伸閱讀:

在地震界有句名言「地震不會殺人,但建築物會」,因此,若建築物的結構不符合地震規範,地震發生時,在同一面積下越密集的老屋,有可能造成越多的傷亡。

因此,對於發生在都會區的直下型地震,預警時間的要求更高,需求也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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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著手於人口密集之都會區開發「客製化」的強震預警系統,目標針對都會區直下型淺層地震,可以在「震後 7 秒內」發布地震警報,將地震預警盲區縮小為 25 公里。

111 年起,地震中心已先後完成大臺北地區、桃園市客製化作業模組,並開始上線測試,當前正致力於臺南市的模組,未來的目標為高雄市與臺中市。

永不停歇的防災宣導行動、地震預警技術研發

地震預警系統僅能在地震來臨時警示民眾避難,無法主動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若人民沒有搭配正確的防震防災觀念,即使地震警報再快,也無法達到有效的防災效果。

因此除了不斷革新地震預警系統的技術,地震中心也積極投入於地震的宣導活動和教育管道,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報地震 – 中央氣象署」、跨部會舉辦《地震島大冒險》特展、《震守家園 — 民生公共物聯網主題展》,讓民眾了解正確的避難行為與應變作為,充分發揮地震警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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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地震中心預計於 114 年將都會區的預警費時縮減為 7 秒,研發新技術的腳步不會停止;未來,他們將應用 AI 技術,持續強化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降低地震對臺灣人民的威脅程度,保障你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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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狐蝠的身世與在臺灣的故事
自然保育季刊_96
・2022/01/17 ・7368字 ・閱讀時間約 15 分鐘

  • 本文轉載自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自然保育季刊》第 116 期
  • 作者/鄭錫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研究員兼主任秘書、林清隆|社團法人台灣蝙蝠學會秘書長、林融|社團法人台灣蝙蝠學會研究專員、許家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計畫助理、張簡琳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助理研究員

探知瞭解臺灣狐蝠 (Pteropus dasymallus formosus) 在臺灣過去的歷史及目前的現況,對於保育這種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至關重要。首先,我們想要從人類還沒登上綠島定居的時期談起。

據說綠島是臺灣狐蝠的故鄉,當時生存在島上的族群可能有 1,00-2,000 隻之多。原始綠島雖然森林茂盛、食物資源豐富,然而面積有限的自然環境所能涵養的狐蝠族群數量可能在千隻之譜,所以有些年輕個體可能因為競爭壓力下向外播遷,以尋求更大的生存機會。

綠島是臺灣狐蝠的原鄉,島上仍有許多海岸林。圖/鄭錫奇 攝

綠島距離最近的臺東僅約 33 km,對於這種具飛行能力的大型哺乳類而言,就近遷移到臺東地區根本不是問題,並順勢逐漸擴及花蓮亦屬合理,所以歷史文獻告訴我們,花蓮老早就有狐蝠的分布;近期的研究亦證實花蓮的狐蝠和綠島的個體親緣關係密切。數百年來,原住民居住在綠島上,並利用島嶼及海域的自然資源謀生;之後,漢人亦陸續登島移居。然而,可怕的事情約莫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當人類大舉開發綠島天然棲地並大肆捕捉利用野生動物起,臺灣狐蝠逐漸沒有了明天⋯⋯

臺灣狐蝠的發現及身世

臺灣狐蝠是臺灣最大型的蝙蝠,模式標本的來源是當時一位駐臺的英國長老教會牧師 Hugh Ritchie 自打狗 (今高雄) 獲得一對狐蝠雌雄成體標本寄給倫敦動物學會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現存於英國博物館),這是臺灣狐蝠首次發現的紀錄。後經動物學家 Philip Lutley Sclater 在 1873 年發表命名為臺灣特有種 Pteropus formosus (Sclater 1873),距今已近 150 年;雖然論文中並無明確的形態描述,僅認為此種外形很像分布於琉球的琉球狐蝠(P. dasymallus),但附有J. G. Keulemans 手繪的逼真彩圖 (Sclater 1873)。1931 年堀川安市在《台灣哺乳動物圖說》寫道:「狐蝠,台灣特產,所知產地在台東廳下的火燒島(綠島),但最近在花蓮港街附近亦有捕獲。」可見當時花蓮地區就有狐蝠出沒。1933 年黑田長禮認為臺灣狐蝠與琉球狐蝠極為相似,遂修訂臺灣狐蝠的分類地位為琉球狐蝠的 5 個亞種之一,學名改為 P. d. formosus,其原產地應在綠島,而在臺灣地區所發現的其他零星個體皆屬於意外飄泊者 (Kuroda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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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林良恭教授 (1983) 早年的論文指出,臺灣狐蝠過去的分布地點,為高雄,花蓮,綠島。至於蘭嶼,早先似乎被認為理所當然應有狐蝠存在,然而鹿野忠雄 (1929) 發現過去一直以為棲息在島中洞穴的狐蝠,其實是白腰雨燕 (Apus pacificus);不過黑田長禮 (1938) 則確認高橋定衛曾於 1933 年 10 月在蘭嶼獲得狐蝠標本。此外,1940 年黑田在《原色日本哺乳類圖說》 一書論及花蓮的哺乳類時指出:「在花蓮的哺乳類共有 10 種。……狐蝠,加禮宛……。」表示當時在花蓮地區的加禮宛有狐蝠分布。加禮宛原為噶瑪蘭平埔族遷移至花蓮地區所設七社之一,光復後改為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

狐蝠的稜果榕食渣長寬大約 2 x 2cm,表面有明顯齒痕。圖/林清隆 攝

幾近絕種的飛行哺乳類

臺灣為保育野生動物資源,在 1989 年訂定頒布《野生動物保育法》,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中將臺灣狐蝠列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其實臺灣在光復之後,一直到 80 年代對於野生動物族群與分布現況的瞭解都極其有限。王穎教授在 1986 至 1988 年曾針對當時在臺灣頗為盛行的山產店對野生動物利用的情形進行一系列的調查及訪談,結果發現,在 78 家山產店中間商規模的實際調查量和一年交易推估量的前 5 名分別為山羌 (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野兔 (Lepus sinensis formosus)、白鼻心 (Paguma larvata taivana)、山羊 (Capricornis swinhoei) 和野豬 (Sus scrofa taivanus),數量較少的末 5 名為水鹿 (Rusa unicolor swinhoei )、石虎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chinensis)、黑熊 (Ursus thibetanus formosanus)、黃喉貂 (Martes flavigula chrysospila) 和水獺 (Lutra lutra chinensis);至於狐蝠的交易資料完全沒有紀錄。

堀川安市在 1925 年曾在臺東的街上購買一隻狐蝠飼養,並清楚記載著飼養當時的情形 (堀川 1925)。本文第一作者曾於 1990 年在臺東地區昔日的小野柳山產店發現一隻關在籠子兜售的狐蝠,業者表示這一隻狐蝠是來自綠島。林良恭與裴家騏 (1999) 透過訪談得知,早期在綠島的獵人會連結數張尼龍製鳥網,設置於稜線上,一夜最多可捕捉 30 隻左右的狐蝠,捕獲後輾轉販售至臺灣花蓮和臺東等地,再轉手至各動物園或由私人飼養。李玲玲和林良恭於 1992 年撰文探討臺灣地區中大型哺乳動物的現況時,即認為臺灣狐蝠已幾近絕種,與雲豹(Neofelis nebulosa brachyura)和水獺同樣面臨極大的生存危機,其存續狀況令人擔心。

昔日從綠島捕捉關在籠子裡待售的臺灣狐蝠。圖/鄭錫奇 攝

臺灣狐蝠的原鄉

位於臺東外海的綠島,原名火燒島,島嶼面積僅 15.1 km2,為臺灣第四大附屬島嶼,距離臺東最短的直線距離僅約 33 km。早先有達悟族等原住民登島居住,後來陸續有漢人移居;在臺灣戒嚴時期曾經是關押政治犯的著名監獄所在,如今則是以觀光產業聞名,來自國內外登島欣賞風景、體驗海洋生態與潛水活動的遊客絡驛不絕。文獻指出,在日治時期有多位日籍學者論及綠島的臺灣狐蝠,並咸認為綠島是臺灣狐蝠的產地 (林良恭 1983;吳永華 2004)。最早是岸田久吉 (1924) 在東京帝國大學發現一個可能是在 1897 年春天採自火燒島、不甚完整的臺灣狐蝠標本;黑田長禮 (1925) 提及於 1911 年在火燒島採獲的臺灣狐蝠;堀川安市 (1925) 指出,產於火燒島的臺灣狐蝠,白天隱身於岩洞 (作者註:此應是當時的誤判),天黑才出現,嗜食果實,以榕樹的果實為主食;鹿野忠雄 (1929) 亦敘述火燒島的臺灣狐蝠棲息於密林中,倒掛於樹枝,多風的日子很容易捕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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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島的臺灣狐蝠,頸部具有一圈明顯的黃白色毛髮。圖/鄭錫奇 攝

然而,一般民眾若在今日登島觀光旅遊,想要目睹空中飛行或棲息林間的狐蝠,機會微乎其微。林良恭及裴家騏曾於 1993 至 1996 年於綠島進行為期二年半的實地調查,但並未發現狐蝠,僅根據訪問當地居民指出,60-70 年代時期狐蝠最高族群量曾達 2,000 餘隻,然而在 1976-1986 年間遭受大量獵捕及棲地林相改變而導致族群量銳減 (林良恭 與裴家騏 1999)。綠島曾棲息 2,000 隻狐蝠,到底可信度如何?

林良恭與裴家騏 (1999) 依據 Wiles et al. (1989) 針對馬里亞納群島的瑪麗安娜狐蝠 (Pteropus mariannus) 所建立的島嶼面積與狐蝠族群量之公式推算,當未遭受到嚴重狩獵,綠島面積可供養 813 隻狐蝠,然而若有嚴重狩獵的情況下,則僅存 21 隻狐蝠。近年來,我們在綠島進行現況調查時也對當地耆老進行訪談,耆老提到有一位專門獵捕狐蝠的獵人,在一生當中就曾在綠島打到幾百隻、甚至上千隻的狐蝠。

近年綠島狐蝠調查

關於狐蝠在綠島被發現的報導資訊並不多,大概僅有 1991 年綠島居民為防止野鳥啄食木瓜園,架設鳥網意外捕獲一隻狐蝠,以及 1995 年顏聖紘教授在綠島進行昆蟲調查時於龜灣目擊過狐蝠 (吳慧雯 2010)。直至 2005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下簡稱特生中心)及台灣蝙蝠學會的調查團隊為執行「臺灣地區野生動物多樣性資源之調查研究」計畫,曾於當年 4 月登島進行為期一週的調查,結果僅發現幾隻零星的臺灣狐蝠 (鄭錫奇等 2006)。臺北市立動物園研究團隊於 2005 至 2009 年在綠島曾進行數年調查,亦發現過幾隻倖存的臺灣狐蝠,並於 2009 年 4 月間觀察到一隻母蝠抱著幼蝠活動,認為族群可能尚有增長潛力 (吳慧雯 2010; 陳湘繁等 2009),當時推估綠島狐蝠僅約 12 隻。

在《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實施 27 年之後,特生中心與林務局於 2016 年根據 IUCN 的評估標準進行臺灣陸域哺乳動物之保育等級評估,並編撰出版《2017 年臺灣陸域哺乳類紅皮書名錄」(鄭錫奇等 2017),此名錄將臺灣狐蝠列為國家極度瀕危 (NCR, National critical endangered),與歐亞水獺同一等級。近年 來政府為回應社會大眾對瀕危野生動物積極進行保 育或復育的期待,在林務局統籌規劃的「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項下,特生中心及台灣蝙蝠學會於 2018 至 2021 年合作執行「臺灣狐蝠研究與保育策略研擬案」,結果在綠島一些特定棲地陸續發現狐蝠的食渣和排遺,並在黃昏或清晨以定點觀察方式,多次發現狐蝠飛行個體,最後根據島上發現的狐蝠食渣數量推算,綠島約有 20 隻狐蝠 (範圍 10-31隻),認為目前綠島的狐蝠族群應處於數量不多但穩定的狀態 (林清隆等 2020;鄭錫奇等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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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廣泛分布的稜果榕是臺灣狐蝠主要的食物。圖/鄭錫奇 攝

龜山島狐蝠相見歡

位於宜蘭外海的龜山島因外形似浮龜而得名,頭城人常稱之為龜島或龜嶼,面積僅約 2.84 km2, 直線距離宜蘭的烏石港僅約 10 km。昔日的龜山島有居民居住,直到 1977 年成為軍事管制區後,島上居民全數遷移至宜蘭頭城。1999 年政府將龜山島納為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內,依當地的人文特色及生態資源,規劃為海上生態公園,並結合鄰近海域的賞鯨活動,成為北部藍色公路熱門的旅遊景點;然為減低觀光旅遊對環境造成衝擊,乃管制遊客數量並禁止在島上過夜。開放登島觀光期間偶有聽聞有人在島上發現狐蝠,但一直沒有正式紀錄。直到 2006 至 2009 年間,臺北市立動物園研究團隊登島進行調查時不僅確實觀察到狐蝠的蹤影,也發現狐蝠在島上終年活動,並有繁殖育幼行為 (陳湘繁及吳慧雯 2010);然而訪談之前的居民表示昔日在島上不曾目擊過狐蝠。

2009 至 2013 年,陳湘繁教授持續針對龜山島臺灣狐蝠族群進行自然史、棲地利用與族群遺傳結構研究,並在 2010 年根據捕捉標放個體推算島上的臺灣狐蝠族群至少有 20 隻 (陳湘繁及李涵君 2014)。至此龜山島確認為是臺灣狐蝠一處重要的棲地,然而陳教授推論,龜山島上的狐蝠族群應是晚近年代才經由海洋播遷移入,最有可能是來自八重山群島的狐蝠,因為親緣研究證據顯示,相對於與其他的臺灣狐蝠族群(如綠島),島上的狐蝠與來自八重山群島西表島 (Iriomote) 個體間親緣關係相近。2018-2021年,特

生中心及台灣蝙蝠學會團隊執行「臺灣狐蝠研究與保育策略研擬案」之歷年調查都在島上發現比陳教授當年更多的狐蝠食渣和排遺,也經常在清昏或夜間觀察到狐蝠,甚至在 4‒8 月間偶可發現母蝠帶領著幼蝠或亞成蝠活動的景象。根據狐蝠食渣的數量、目擊狐蝠個體數,以及年度間參與繁殖育幼之成幼蝠數量綜合推算,龜山島應存在有 80 多隻狐蝠(範圍 40-128 隻)。這些年來,龜山島上狐蝠族群量的整體趨勢似乎是向上的(林清隆等 2020;鄭錫奇等 2021)。

龜山島夜間常可觀察到臺灣狐蝠飛起的英姿。圖/鄭錫奇 攝

被遺忘的花蓮狐蝠

雖然如前所言,臺灣狐蝠分布於花蓮地區在日治時代就有文獻紀載 (Yasuichi 1931;Kuroda 1940),但是似乎沒受到太多的關注,近年來在花蓮發現狐蝠竟然是 50 多年後的 1992 年。1992 年,廖美菊老師記憶當時任教於花蓮女中時,曾在校園中看過狐蝠(廖美菊 私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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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在 1995 年至晚近幾年則陸續有人在花蓮市美崙山、美崙溪畔及出海口,市區的花蓮高農、花蓮酒廠文創園區與學校校園、鄰近的鳳林鎮發現狐蝠。2018‒2021 年,特生中心與台灣蝙蝠學會執行「臺灣狐蝠研究與保育策略研擬」時,除了研究人員每季的實地調查外,並廣邀當地的自然觀察者擔任狐蝠監測志工,從 2020 年 9 月迄今的志工登錄人數已有 38 人,並陸續回報監測資料超過 300 筆,這對於花蓮地區狐蝠的分布、活動和族群量的瞭解貢獻良多。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愛鄉惜蝠的監測志工不僅發現多處臺灣狐蝠在花蓮市區的日棲所 (day roost),也觀察到以往不曾知道的資訊,諸如冬季當地的狐蝠會取食王棕 (Roystonea regia,即大王椰子) 的花穗。

花蓮地區的狐蝠不僅終年都在花蓮市區活動,而且和上述 2 個孤懸外海的離島不同,牠們幾乎就生活在人們的週遭,棲息或覓食在美崙山的林間、隱身在校園公園的大王椰子叢中、流連於美崙溪畔結實累累的樹上⋯⋯,更重要的是,曾有志工在 4 月間觀察到母蝠背負著仔蝠在市區的樹上活動的景象。毫無疑問地,臺灣狐蝠在花蓮地區持續存在著一穩定族群,且是臺灣本島唯一且重要的分布區域。

在花蓮有機會就近觀察到優雅的臺灣狐蝠。圖/張義榮 攝

我們初步推算花蓮地區應存在著約 40 隻狐蝠(範圍 29‒52 隻)。然而,花蓮的狐蝠族群從何而來?根據陳湘繁教授的族群遺傳結構研究,花蓮的狐蝠的親緣關係與綠島個體相近,而與龜山島的族群較遠 (Chen et al. 2020),或許透露一些端倪。

臺灣狐蝠都吃些什麼? 

民以食為天,野生動物亦然;在今日臺灣已無濫捕野生動物的情事發生下,棲地品質與食物資源就成為族群存續相當重要的因素。我們調查發現龜山島、綠島及花蓮的狐蝠族群取食的類別有所不同,端視當地具有的植物種類,以及季節性開花結果之物候情形而定;不過桑科 (Moraceae) 榕屬 (Ficus) 的物種還是最多,這也是狐蝠最主要的食物來源,尤其是稜果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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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狐蝠是標準的素食者,喜食植物的果實或花粉,取食果實時通常會在嘴巴內細細咀嚼、吸食汁液,最後將含有纖維的殘渣吐出,稱為食渣;狐蝠的食渣為乾扁狀並帶有齒痕,可與其他共域的哺乳動物 (如松鼠) 分辨。陳湘繁及李涵君 (2014) 在龜山島調查臺灣狐蝠的食性,發現其主要以稜果榕為食,其他尚包括水同木、正榕、雀榕、菲律賓榕、樹杞、三葉山香圓、小葉桑、日本柃木、番石榴、黃心柿等物種的果實。我們根據文獻紀錄及近年在龜山島、綠島及花蓮地區三處臺灣狐蝠主要棲息地之實地調查發現,牠們會取食或利用的植物至少有 30 種,除了上述種類外,其他尚包括芒果、番木瓜、欖仁、毛柿、山紅柿、構樹、大葉越橘、瓊崖海棠、福木、樟樹、蓮霧、大葉山欖、林投等植物的果實,以及欖仁樹葉、王棕和蒲葵的花穗、木棉樹和雙花蟛蜞菊的花朵、木麻黃的花粉等 (陳湘繁等 2009;林清隆等 2018, 2019, 2020;趙榮台等 2021)。

至於當地許多高大的樹種則往往成為牠們重要的隱棲處所。另外,調查期間我們在花蓮地區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搜尋撿拾的狐蝠食渣中至少有 5 顆含有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昆蟲的碎片 (林清隆等 2020),而陳湘繁教授在龜山島連續長達 4 年的調查亦發現有 2 顆含有金龜子科昆蟲碎片的食渣 (Chen et al. 2017);巧的是,這些食渣都是在當年 7 月間所發現的紀錄。這真是非常特別而稀罕的資料,狐蝠會不會偶爾也想要開個葷呢?狐蝠的主食榕果常存在著共生的榕小蜂 (如 Blastophaga verticillata),所以當狐蝠在大啖榕果時,有可能會將小蜂或其他附著在榕果上的昆蟲給吃了下去;還是在特定的季節,狐蝠會想來點昆蟲補充蛋白質?原因真耐人尋味。

難得發現臺灣狐蝠取食植物葉子所留下的食渣。圖/林清隆 攝

保育臺灣狐蝠的重要性

狐蝠是翼手目 (Chiroptera) 狐蝠科 (Pteropodidae) 狐蝠屬 (Pteropus) 的大型蝙蝠,現生的物種約有 65 種,主要分布在舊世界的熱帶、亞熱帶大陸與海洋島嶼 (Hall and Richards 2000)。牠們因鼻吻突出似狐狸而被稱為狐蝠 (fox bat),以花朵、花粉、花蜜、果實與樹葉為主食,因此亦被稱為果蝠 (fruit bat)。

狐蝠 (果蝠) 因具有長距離的飛行能力,以及扮演著植物授粉及種子傳播的重要角色,被視為熱帶和亞熱帶地區 (含島嶼) 維持與拓殖森林生態系的基石物種 (keystone species) (Wilson 2002)。根據研究,全世界植食性蝙蝠取食 28 目 67 科約 530 種被子植物,並協助其授粉結實及傳播種子 (Fleming et al. 2009),而被狐蝠吃下肚所排出的種籽,其發芽率顯著提高、發芽所需時間相對縮短。Fujita and Tuttle (1991)研究發現,舊世界熱帶植物有 289 種需要蝙蝠協助授粉和傳播種子,總計可以產出 448 種通稱為蝙蝠產物 (bat-dependent products) 的經濟物品,諸如食物、藥材、木材、染料、燃料、飲料原料、水果、纖維、飾物、以及其他多項的森林副產品。然而,許多研究報告也指出,近數十年來由於颱風或極端氣候劇變的影響,以及人類開發、變更林相或直接獵捕所造成的嚴重結果,常導致狐蝠族群數量急劇下降,尤其以海島族群為甚 (Allison et al. 2008;Chaiyes et al. 2017; Esselstyn et al. 2006;Mickleburgh et al. 2008; Nakamoto et al. 2011;Struebig et al. 2007; Welbergen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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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棲息在花蓮市區樹上的臺灣狐蝠。圖/周祥裕 攝

根據現況調查的結果推估,臺灣地區的狐蝠族群尚不及 200 隻,避免滅絕的族群數量恐嚴重不足!那到底需要多少族群數量,才足以讓狐蝠永久存續在臺灣地區?根據 Lin 等人 (2021) 最近對臺灣狐蝠遺傳多樣性的研究結果發現,由遺傳結構推估,臺灣狐蝠由 2,324 隻的歷史族群數量因重大影響而衰退至目前的 223 隻,而且其族群遺傳變異度偏低,並有相對高的近親交流指數。因此,我們認為綠島原來擁有的族群數量或可當作參考值,也就是說 1,000‒2,000 隻之數應是臺灣狐蝠可以永續的族群量。

Chen 等人 (2020) 新近的研究指出,出現在龜山島的狐蝠族群呈現較高程度的遺傳歧異度,除了自己獨特的支系外,也有部分個體與臺灣本島、以及鄰近的八重山狐蝠有較近的親緣關係,而其高遺傳歧異度 (相對於綠島的族群)導因於多個遺傳分群混合的結果,因此推測龜山島族群可能包含多個祖先的起源,不同時期陸續有個體移入補充;論文最後並建議,孤立島嶼的亞種族群應該分開管理,並需努力減少其遺傳多樣性的持續下降。

臺灣狐蝠目前主要分布在綠島、龜山島和花蓮三個區域,各地的族群所面臨的生存威脅不盡相同,在保育作為和經營管理上必須要有整體思維及地域上的策略。我們在執行「臺灣狐蝠研究與保育策略研擬案」計畫,最終也提出一份《臺灣狐蝠保育行動計畫書》,除了列出「臺灣狐蝠族群擁有可存續的族群量以達到止跌、回升、脫離困境」及「讓民眾能正確認識臺灣狐蝠並友善對待,不再有不當利用與誤解」的二項計畫願景外,也根據地區性的生存威脅因子提出短、中、長期的保育執行目標與策略,期盼經由多方的努力,儘快降低臺灣狐蝠在臺灣地區滅絕的機率。瀕危物種的保育或復育刻不容緩,而維繫一群健康且永續的狐蝠族群,不論對牠們生存的生態系或是對人類的福祉而言,都相當重要。

自然保育季刊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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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育季刊為推廣性刊物,以推廣自然教育為宗旨,收錄相關之資源調查研究、保育政策、經營管理及生態教育等成果,希望傳達自然科普知識並和大家一起關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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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學助攻,一同守護海洋環境與生態
科學月刊_96
・2021/11/19 ・3008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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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海洋保育署廣告企劃,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稿/謝宜蓉|2014 年一頭栽入太平洋擔任海上解說員,從此開啟生態視野,偶爾喜歡下水,立志看遍世界上所有種類的鯨豚。

在臺灣,公民科學早已在陸地上深根多年且蓬勃發展,而海洋環境的公民科學則處於萌芽階段。為了鼓勵更多公民科學家加入守護海洋的行列,海保署於今年舉辦「海洋公民科學家數據松」,希望透過公民的力量,將過往科學家收集的資料進行分析與知識轉譯,讓大眾一同解決各面向的海洋保育工作。此外,藉由海保署建立海洋資料庫,為海洋的永續發展盡心力。

一早踏入會場,簡報上印著斗大的「海有問題,我來分析」八個字。這是第一屆海洋公民科學家數據松的成果發表會,由來自不同領域的一般民眾組隊參與,以臺灣各地組織長年累積的數據作為起頭,展開針對不同專業的課程及工作坊內容。

海洋裡棲息著繽紛多樣的生物,需要我們用心保護,才能永續利用。圖/Pixabay

「數據松」一詞的由來

「黑客松」(Hackathon)一詞源自於黑客(Hack)+馬拉松(Marathon)。今(2021)年由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以下簡稱為海保署)所發起的活動主題訂定為「海洋公民科學家數據松」,希望透過短短一個多月馬拉松式緊密的工作坊及線上課程,讓參與者將臺灣各地海洋公民科學家所收集及長期累積下來的不同類型數據,透過公開資料及圖表呈現的方式,創造出引人注目的海報,解決不同面向的海洋保育難題。

活動內容包含了線上增能課程、組隊報名、數據松工作坊,以及決選成果發表。參與活動不但能夠理解目前在臺灣各地的海洋公民科學數據內容,學習如何將基礎數據透過跨領域的資料科學應用,也能夠在工作坊透過專業講師帶領,將海洋公民科學數據製作成精美並容易理解的海報,提供一般大眾閱讀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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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陸地走向海洋的臺灣公民科學

臺灣陸域的公民科學計畫早已遍地開花,而海洋相關的公民科學則逐漸嶄露頭角。去(2020)年由各地的海洋公民科學家舉辦的「海洋狗仔隊大集合」嘉年華,打開了一般民眾對於海洋公民科學的視野。而海保署透過本次辦理的海洋公民科學家數據松,也期望能由初步認識海洋公民科學,進階到了解各地長年來所累積的海洋公民科學數據,並應用在不同的對象上。

成果發表中榮獲第二名的組別:「前進龜山島:海豚生態教室大解密」,團隊設計者希望這份海報能夠被龜山島周圍的賞鯨業者所使用。海報採取視覺化的方式,呈現出一趟賞鯨旅程中,有可能遇見的鯨豚種類及其外形上的特徵,提供給龜山島周圍的賞鯨遊客閱覽並實際應用。

而獲得第三名的組別海報主題為「海龜你今天過得好嗎?」。海報設計則針對了對海龜有興趣的民眾,除了能讓讀者認識不同種類的海龜外型特徵之外,也期望透過一般大眾對於明星物種的重視,喚起海洋保育的意識,並透過分析擱淺資料及數據,探討各地海龜死亡背後的主因。

海龜是海洋中的動物明星,卻面臨著船支螺旋槳與流刺網的威脅。圖/Pixabay

由不同面向所推動的海洋事務

若仔細了解海保署成立至今所推動的各項海洋事務,可發現海保署早在成立之初便企圖在不同海洋領域推動公民科學的概念。其中包含以休閒活動角度切入的珊瑚礁健檢員、海龜普查員、釣訊情報員、巡鯨觀察家等,以不同面向增加民眾對於海洋相關情報的搜集,藉此推動iOcean海洋保育網資料庫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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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動海洋公民科學相關資料庫的過程中,有針對不同項目遇到不同的困難嗎?黃署長表示,這些資料大部分屬於自願性質,由於不同項目所觸及的對象不同,例如垂釣的資料以臺中港為大宗,鯨豚的資料則是因為賞鯨活動集中在東部區域以及賞鯨季節。海洋公民科學資料庫推動之初,因數據較少而容易分布不均勻,這未必與事實真相相符,因此,活動過程中若使用到這些數據,解讀時必須更加仔細的考量時空分布的狀況。

黃署長表示:初期數據較少而容易分布不均勻,未必能反映出實際狀況,因此,在解讀這些數據時,必須更加仔細的考量外部因素。圖/科學月刊

今年舉辦第一屆海洋公民科學數據松,在推廣海洋公民科學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也仍有許多地方能夠持續改善。例如有些數據的使用者對於資料的本質並不是相當清楚,也不了解數據收集的過程造成資料傳遞時的可能誤差。因此,對於提供數據的組織與使用數據的對象之間,各個團隊是否能夠彼此相互交流調查數據的方式,都是主辦方後續辦理相關活動時,必須考慮並納入,作為豐富活動的考量。

結合海洋公民科學的在地守護計畫

除了針對一般大眾積極推動海洋公民科學內容外,海保署也發起「在地守護計畫」。該計畫主要由在地社區或是區域性的團體,自願發起針對不同地域所設計的海洋公民科學計畫。

公民科學家的精神來自於專業的科學家並非有足夠的時間,長期在第一現場研究及調查。若無法現場實地搜集數據,則必須仰賴來自第一線並對該研究感興趣民眾協助共同累積資料,並依照長期下來的資料趨勢,觀察當地的海洋生物及其生態環境,是否因應不同的自然或人為條件而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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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每年針對不同地區委託專業的科學家執行各種調查之外,海保署也在今年招聘海洋保育巡查員,辦理、協調、執行海洋保育的相關工作。目前任職於臺北與基隆的巡查員表示,雖然初次接觸當地的海洋保育相關事務時,無法在短期內看到非常大的進步或對於海洋環境的幫助,但在長期持續的累積之下,可藉由發揮自身專長為當地的海洋保育做出貢獻。

海保署發起「在地守護計畫」,希望由在地社區或團體,自發性的調查當地海洋生態狀況。 圖/Pexels

朝向永續發展的海洋資料庫

當我們再次進入 iOcean 海洋保育資料庫,並點選海洋公民科學家項目後,會發現在不同選項後方的括號都註明著不同的單位,例如河川水質(環保署)、漁港水質(漁業署)等。若仔細觀察細項後才恍然大悟,原來在不同的項目,自 2010~2018 年的資料來源,皆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2018 年海保署成立後,漁業中屬於經濟性魚類的權責仍歸屬於漁業署管理,海洋中的保育類生物權責則屬於海保署。

雖然如此,海保署成立的海洋保育資料庫,仍希望藉此收集過往的調查內容及未來的公民科學資料數據。除了透過收集海洋公民科學家的數據,累積臺灣長期的海洋資料庫外,也期望能夠藉此公開過往政府委託不同單位所做的各項尚未公開的調查資料,這也是海保署在成立 iOcean 海洋保育資料庫很重要的一項動機。

海洋為各種軟骨魚及硬骨魚類、頭足類、海洋哺乳動物,以及藻類、軟硬珊瑚所共同棲息的生長環境,海水受到全球暖化、季節、洋流的影響,造成海洋中鹽度及溫度更加瞬息萬變。若一一細數,其生態系複雜程度甚至更甚於陸地,我們期望海洋能夠全面性地成為更健康的樣貌,仍需要由各單位共同合作才能真正達到永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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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月刊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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