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通用的「蛤？」——2015搞笑諾貝爾文學獎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穿越時空回到 20 世紀初：漢字轉型的起點

什麼是語言？常聽到的答案有：語言是一種溝通工具，承載並傳遞人們的想法。但是語言如果真的只是單純的工具，為什麼我們常有「你怎麼不懂我」的挫折感？曖昧模糊的語言一直存在生活當中，但曾幾何時，我們漸漸忘卻語言的多元樣貌，開始追求定義明確的表達方式？

中央研究院 112 年「知識饗宴—錢思亮院長科普講座」邀請院內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臺大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鄭毓瑜院士，以「多義性與如何現代—二十世紀初漢字轉型的思考」為題，帶我們回到 20 世紀初現代漢字轉型之際，探討語言轉型的背後發生哪些值得省思的故事。

如果語言可以溝通，為什麼你始終不懂我？

我們每天都在使用語言與他人交談，可能是打在 LINE 上一句給遠方親友的問候，或是腦力激盪會議上引發眾人驚呼的妙點子。究竟什麼是語言？常聽到的答案有：語言是一種溝通工具，承載並傳遞人們的想法。但是語言如果真的只是單純的工具，為什麼我們常有「你怎麼不懂我」的挫折感？

日劇《First Love 初戀》有一段經典的告白場面，語言的溝通功能卻一時失靈。男主角並木晴道躲在學校屋頂抽菸，目睹了女主角野口也英正被男同學告白。只見男同學緊張的問：「妳……最喜歡吃什麼？」還等不及也英回答，男同學就害羞地跑走了，這時也英注意到躲在屋頂偷窺的晴道。

也英：他問我最喜歡吃什麼？

晴道：我覺得如果問別人最喜歡吃什麼，就代表喜歡這個人對吧？

也英：那並木同學呢？你最喜歡吃什麼？

晴道：拿坡里義大利麵。

旁觀者一聽便知，也英在跟晴道告白，但晴道卻當局者迷，一句「你最喜歡吃什麼？」藏著字句之外更多的言外之意。

這樣曖昧模糊的語言一直存在生活當中，但曾幾何時，我們漸漸忘卻語言的多元樣貌，開始追求定義明確的表達方式？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臺大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鄭毓瑜院士，將現代漢語的轉型回溯到 20 世紀清末民初的社會，在東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之下，語言型態與思維模式發生什麼樣的轉變呢？

賽先生（科學）推動的白話文運動

上過歷史課的你一定聽過陳獨秀於 1919 年新文化運動期間提出的「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在飽受西方列強侵襲、社會百廢待舉的亂世下，民國初期的知識份子期望藉由引進民主制度與科學思潮，達到立新破舊、救國圖強的目標。

其中，科學思潮也間接導致漢字轉型，鄭毓瑜點出轉型的關鍵：「如果追本溯源，漢字轉型跟某一種技術體系的科技文明有關，是以科學、機器為主的價值框架。」

舉例來說，美國科學哲學家 Lewis Mumford 在 1934 年出版的《技術與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談到科技文明掛帥的世界，人們用分、秒、時、日、天、年等時間單位劃分出一個可以計算、獨立出來的世界。

以前我們會以「那天傍晚彩霞滿天的時候」來表述事件發生的時空背景，但現在我們需要知道「當時是幾點幾分」才有明確掌握事件細節的完整感。

這樣追求精準與規則的價值觀充斥在當代社會，鄭毓瑜進一步舉例：「每次坐飛機的時候，我最喜歡看航線圖，從地圖上的經緯度可以知道，原來我們現在這裡、等一下要到那裡。」

換句話說，人們透過這些格子、線條構成的精密尺度與圖表，征服或重新發現了宇宙；反過來說，人們從此接受這些方格與線條的安排與擺布。

回到漢語在民國初期的轉型，受科技文明影響而產生的「文法」與「標點符號」改革，成為形塑當今語言的方格與線條，尤其以胡適為首的「白話文運動」最具影響力。

胡適在美國教外國學生古典文學時發現，漢語在寫作時要留意平仄押韻，讀書時還要以「句讀」斷句以辨明經文意旨，且充斥許多傳情表態的「虛字」。例如翻開《莊子‧齊物論》會看到一串文字寫道：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此處的「與」就是眾多虛字之一，在朗誦時需以悠緩的長音表達疑惑的情緒，也暗示此處要用句讀來斷句。種種複雜、模糊又多變的規則不利一般大眾學習，這引發胡適投入漢語改革的決心。

於是，胡適在《馬氏文通》啟發下，試圖以西方文法分析古文並開創白話新文。在 1915 年於《科學》雜誌發表的〈論句讀及文字符號〉中，胡適刻意不談虛字，認為應改用「問號」代替古文常見的哉、乎、耶；「詫號」（驚嘆號）代替也、吁、噫等虛字。

此外，胡適嚮往一種自由的、像說話的白話，捨棄古文著重的音節頓挫，既打破兩個字為一節的節奏慣例，也打破聲調上韻偶和平仄的要求。胡適舉例「祝福你掃雪的人」，這句話的前六個字都是仄聲，在古文的標準裡不算好句子，卻符合胡適強調的不規則但不受拘束的新聲音。

白話文運動連同崇尚實用主義的科學思潮，也深深影響了民國初期的教育政策。胡適與周作人、錢玄同、劉復等人一起提議的「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終在 1920 年獲教育部公布施行。同年，《教育部令第七號》通令全國國民小學一、二年級改國文為語體文，並廢除古文。

翻開當時第一批小學白話文課本，如《新小學教科書國語讀本》、《新中華國語讀本》等，根據學者郭澤寬、陳祥丹的研究，課文包含許多白話童謠、兒歌，但更多的是生活中的實用性書寫，有書信、日記、便條、電報、會議紀錄等，甚至還教學生設計價目表、開立發票、撰寫廣告等商用文書。

新式的國語教育讓漢語擺脫古文的束縛，有系統的文法與標點符號，源自日常生活的教學內容，讓讀書識字變得親民且務實許多，卻也讓古典文學淪為一種尷尬的存在。

「多義性」的語言：字句與意涵間的關係

直至今日，我們依然在辯論教科書中文言文的比例多寡。究竟我們該怎麼看待文言文在今日的存在意義？

鄭毓瑜從時間觀切入討論：「我們現在好像覺得，如果你不能適應當代，就要被淘汰。這是科學啟蒙以來進步觀念影響的『線性時間觀』，總是面向未來。然而，文字這個媒介之所以源遠流長，是因為它不隨著時間而消失，其影響力可以靠不同世代的人共同完成。」

從古至今，隱藏在語言中的「多義性」打開了科學思潮之外，另一種觀看字句與意義之間複雜關係的可能性。

事實上，無論是文言文或白話文、東方或西方語言都存在「多義性」，聲同義近、一音多義或一字多義的情況屢見不鮮，我們很難以文法規範語言的表現形式。

語言學家張世祿曾以「止」字為例，該字的原意是「腳趾」，卻讓人聯想到「舉止」、「靜止」、「終止」、「阻止」、「禁止」等字詞，不僅賦予「止」字不同意義，也可作為名詞或動詞使用，必須細讀文本、從上下文反覆推敲才能辨認。

此外，有些字詞還會穿越古今，在不同時空下傳達各自的感觸。例如飽受亡國之苦的南唐後主李煜、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遊蕩的廢名，都在詩句中用了「寂寞」二字：

李煜與廢名的「寂寞」同字、同音，卻有不同意義。亡國之君李煜獨自步上西樓，只見梧桐樹孤立院中，幽深的庭院籠罩在淒涼的秋色之中，不禁觸景傷情，想到自己如同那深院裡孤立無援的梧桐樹，產生物我交感的寂寞之情。

至於廢名則是身處在現代都市之中，感受到物我之間的疏離感，你越客觀我卻越主觀，看似熱鬧的街頭卻充斥著寂寞的靈魂。

上述案例看似在討論「文法」問題，其實真正該關注的是「修辭」，首先我們必須回到有血有肉的人本身來做思考，釐清人們使用語言可能有哪些目的？

心理學家唐鉞，也是胡適推動白話文運動的好夥伴，在 1923 年出版的《修辭格》中提出「變革的語法」。他指出使用語言文字不只要求符合文法準則，以便達成可以理解、溝通的「認知」作用，更重要的是透過修辭引發「情緒」上的作用。

隨後，1929 至 1931 年，新批評始祖 I. A. Richards 至清華大學講學，對於文法規範的反省、以「思想」為依據的新研究方法，將 1920 年代以來討論漢語文法的風潮，轉向以意義、感情為主導的表意方式，也提示漢語的發展還有另一種新視域。

Richards 在《科學與詩》（Science and Poetry, 1926）一書中提出兩種語言型態，一種是「科學的語言」（Scientific language）不受個人情感影響，也不需考慮藉由符號所指的客體能否復原閱聽者的感官知覺狀態。

另一種是如詩詞般的「召喚性語言」（Evocative language），可透過節奏、押韻、過往韻律經驗，以及在情境回憶中因聯想而生的情感，在讀者身上召喚出情緒、渴望、感覺與態度。

漢語體系在建構過程中，意識到宇宙萬物、人的身體並非只是一個個按次序活動就可發揮效用的零件，一名「感知複雜的人」才是理解與表現的關鍵，不是只為了便利、快速、簡單的指認與溝通。

21 世紀後：與 AI 共處的跨領域時代

如果說 20 世紀初漢字的轉型是「精確」與「多義性」之間的拉鋸，那麼 21 世紀的再轉型則面臨不同領域之間如何「跨域共感」的問題。

在著重專業化分工的科學思潮下，我們已細分出不同學科領域，每個學科有各自的學術典範與思維模式，導致學科之間溝通合作的障礙。「做科學實驗的人不會找文科的人討論；覺得你不理解文學的人也不會跟你談文學，相互理解成為我們最大的難題。」

因此，鄭毓瑜認為，在跨領域之前必須尋找最根本的共感，從人類怎麼認識萬物萬事來思考跨領域的可能途徑。

在跨域共感的過程中，「感動」與「表現」非常重要！每個人都有過感動的時刻，也有想要說或寫出來的表現慾望，這是一切認識活動必經的兩個基本層面。

內心的「感動」通常源自站在他者的角度理解箇中奧妙，接著我們將理解後的資訊咀嚼消化後，捫心自問內心深處的感受是什麼，最後我們把經過轉化的感受「表現」出來。

鄭毓瑜分享跨域合作中，周泰立教授提及關於醫生問診的敘事能力。醫生看診時常會問病人有多痛，但很多病人無法明確說出到底幾分痛，這就考驗醫生是否有敘事能力。

這種敘事能力正是「感動」與「表現」的發揮，你必須先理解病人可能是什麼狀態，再用病人能理解且有感的方式表達出來，例如是吃不下飯的痛，或是睡不著覺的痛。如果醫生能有效引導病人表達痛的感受，將有助醫病關係的改善，進而做出適當的診斷。

此外，關於跨域共感的溝通對象，除了不同專長領域的人類以外，鄭毓瑜更提醒現在已進入一個包含「非人」的混合時代，我們無法只用人的視角看待事物，還必須關注 AI 的視角。

近期熱門的 ChatGPT、 Bing Chat 等聊天機器人能以邏輯通順、資訊豐富且深具耐心的文字回覆人類提問，顛覆了只有人類能擅用語言的既定認知，AI 將取代人類的恐懼甚囂塵上。

然而，就鄭毓瑜的觀察，ChatGPT 或 Bing Chat 多是提供定義式的短語，回覆的內容主要是「已知」的有限資訊，難以「多義性」的語言表現感知複雜的人類思維。這是因為 AI 的訓練出自設計者目前的偏好或定見，如果想讓 AI 更貼近人類需求，就必須仰賴人類持續更新且多樣化的經驗。

這麼做的結果將促使我們發現：人的思想、情感與表現是這麼難以捉摸，有時我們會在不經意間說出意料之外的新奇論點，發覺人類擁有開拓「未知」領域的無窮潛力。

「我們現在很關注 AI 的發展，同時不要忘了，人也在不斷超越自己，這樣雙方面合作起來就比較不會令人擔憂，從跨域的觀點來看，AI 其實是我們很好的輔助。」鄭毓瑜以正向的心態看待人類與 AI 的相處。

語言不斷轉型中，是不同文化多重交接與反省的過程，是古今、中西彼此借取、互相建設、交接跨界的文明成果。

從 20 世紀初中西文化相互建構的漢字轉型，到當代不同學科之間的跨域共感、關懷「非人」的未來世界。鄭毓瑜帶領我們看見，語言不只是語言，背後藏有一個感知複雜的人，其多元的樣貌是我們共同形塑的成果。

延伸閱讀

• 中研院文哲所鄭毓瑜院士個人網頁
• 112 年知識饗宴—錢思亮院長科普講座「多義性與如何現代—二十世紀初漢字轉型的思考」
• 潘怡帆、鄭毓瑜、李育霖、周泰立、簡旭伸（2022）。〈「生之動」的跨域共感：時空意識、認識體系與描述的關鍵性〉。《中國文學學報》第 12 期，頁 1-16。
• 鄭毓瑜（2017）。《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臺北：麥田出版。
• 鄭毓瑜（2016）。〈文法、修辭與意義—1920 至 1940 年代關於漢字「多義性」的討論〉。《人文中國學報》第 22 期，頁 97-124。
• 郭澤寬、陳祥丹（2013）。〈民國初年小學國語課本的實用主義傾向—以黎錦暉編寫版本為主要分析對象〉。《教科書研究》第 6 卷第 3 期，頁 59-94。

我們的腦中並沒有專門處理閱讀相關行為的神經中樞。

閱讀並非與生俱來

研究失讀症的學者沃爾夫（Maryanne Wolf）曾寫道：「閱讀從來就不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人類開始閱讀的時間不過短短幾千年，生物演化的速度沒有這麼快。也許，在很久很久以後，我們的後代腦中會有處理閱讀的神經中樞，但據我所知，二十一世紀的人類腦中沒有^[1]。

但是我們確實會閱讀，這其實是借用了其他腦區來完成閱讀任務，尤其是借用了聽覺神經系統，視覺神經系統當然也跟閱讀有關，但跟聽覺有關的腦區（包括掌管說話和理解口語的腦區）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常有人問我：「聲音跟閱讀有什麼關係？」聲音和閱讀之間的關聯並非顯而易見。

我們通常都是安靜地、無聲地閱讀，但聲音是語言的根本，而語言是閱讀的根本；透過大聲朗讀可以明確建立聲音和其書寫方式的關聯。學習閱讀時，我們必須在語言的聲音以及用來表示它們的字母之間建立連結；閱讀能力差的讀者在處理聲音時會遭遇困難^[2]，而聽覺處理是他們在面對閱讀時最大的挑戰之一。

聽覺與語言

語言學習有賴我們辨別不同聲音模式的能力，聽到一個句子時，我們很自然地知道字跟字之間的斷點在哪裡，下一個字的起點在哪裡；但從聲學的角度來看，字與字之間並沒有明顯的間隙。

音素（phoneme）融入音節（syllable）之中，音節又融入字詞（word）之中，如此一來，字詞之間無聲的間隔不見得會比連續語言中單一個字詞裡的無聲間隔（譯注：指單一字詞中音節與音節之間的間隔）來得長（通常更短）。

不過，有些線索可以幫助我們，舉例來說，在英語中很少出現「mt」這樣字母／聲音的組合，所以，聽到一段包含「Sam took」在內的語句時，我們直覺地知道這並不是一個新字「samtook」。

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兩天大的時候！——就學會了這些跟英語有關的技巧。威斯康辛大學的教授薩弗蘭（Jenny Saffran）發現八個月大的嬰兒在接觸一種虛構的語言僅僅兩分鐘後，就學會了其中的聲音規則。

在神經處理聲音的過程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神經系統得以學會辨識特定的聲音型態（pattern learning）。Brainvolts 的研究生史苟（Erika Skoe）發現，一旦受試者對虛構語言所蘊含的聲音型態感到熟悉，神經系統便會加強對泛音的處理。同樣地，當一個語言的音節在規律的序列中出現，而不是隨機出現在一串不同的音節當中時，泛音的處理也會受到強化。

然而，有語言障礙的兒童無法學會擷取這些隱含在語言中的規則，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聽力損失的兒童身上，他們面對需要辨識語言中特定聲音型態相關的語言任務會有困難；此外，自閉兒在接觸這類人工語言時，腦中活動會出現與一般人不同的獨特模式。

另一方面，雙語及音樂訓練則可以強化對聲音中特定型態的處理。

註解

1. 西元前四世紀的人腦中也沒有處理閱讀行為的神經中樞，當時柏拉圖對印刷術抱持懷疑態度，他擔心這會妨礙記憶：「如果人們學會了這個（指文字符號的書寫），就會在靈魂中植入健忘，他們將停止鍛鍊記憶，因為他們將依賴書面文字，不再從自身內在召喚記憶，而是靠外在的符號。」
2. 閱讀跟視覺有關（或觸覺，如點字印刷），這一點無庸置疑。造成讀寫障礙的原因，在視覺上主要是對動作、時間變化訊息的掌握有缺陷，而不是顏色或空間感知出了問題。讀寫障礙人士比一般人更容易發生眼睛疲勞或視覺扭曲的問題。然而，儘管閱讀和視覺有明顯的關聯，但聲音處理似乎跟閱讀有更大的關係。

——本文摘自《大腦這樣「聽」：大腦如何處理聲音，並影響你對世界的認識》，2022 年 12 月，天下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在我以數學家自居時，我所發現的最強大捷徑之一是，找到合適的用語來討論問題。很多時候，我們會用一種讓人摸不清情況的措辭去表達這個問題，只要能找到另一種說法，把這道謎題轉化成新的用語，答案就會突然明朗許多。換個語言，我們就可以從企業銷售資料的含糊數字中，辨認出奇特的相關性。

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場遊戲，但把這場遊戲轉化成你知道如何得勝的遊戲，可以給你絕佳的優勢。在我仍是見習數學家的時候，發現了最令我興奮的啟示之一：

把幾何轉換成數字的詞典可提供捷徑通往超空間──也就是我成為專業數學家之後一直在探索的多維宇宙。

「合適的語言」

除非找到合適的語言來描述，否則科學及其他領域有愈來愈多的概念看起來好像根本不存在，「湧現」（從組成成分產生的性質）的概念就是一例。舉例來說，如果講水的個別分子 H₂O，很難描述水的溼潤性質。

儘管科學似乎暗示，你可以把一切化約成這些基本粒子的行為及決定其行為的方程式，但這種語言通常完全不能描述現象。一群鳥的遷徙不能用組成鳥身體的原子運動方程式來描述。若堅持用個體經濟學的語言，就不容易了解總體經濟學；即使個體經濟變化是造成總體經濟現象的原因，但使用個別財貨本身的語言，仍然不可能理解利率上升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就連自由意志與意識的概念，實際上也不能藉由神經元和突觸的討論來描述。

轉變帶來改變

找到不同的措辭來談論情緒狀態，可以從根本上改變你的感受。與其說「我很難過」（這種說法很像是把你和悲傷硬生生畫上等號），你大可改說「悲傷與我同在」，於是悲傷忽然有機會繼續前進。正如十九世紀的美國心理學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寫的：

「我這代人最重要的發現是，人能藉著轉變心智態度來改變生活。」

然而語言的力量不單單影響個人，語言在現實世界的社會結構中也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社會可以透過命名讓事物露面，而民族國家的概念既是從語言中變出來的，也是由地理或一群人變出來的。

轉換語言有時意味著，某些能用某種語言清楚表達的想法，改用另一種語言卻變得難以描述。德文的名詞有性別之分，所以可以玩一玩在英文中玩不了的文字遊戲。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寫說，覆蓋著白雪的松樹愛慕一棵晒黑的東方棕櫚；在德文中，松樹是陽性名詞，棕櫚是陰性名詞，但這種細微變化在翻譯成英文後就消失了。

有時情況也會反過來。用英文可以講「他的車和她的車」，但用谷歌翻譯譯成法文時會攪在一起，變成「savoiture et sa voiture」（他的車和他的車），因為車子的性別比車主的性別重要。在俄文中，你所能想像出各種類型的雪和暴風雨都有不同的用字。有些語言只有五個表達顏色的詞，但英語的相關用詞有很多。我在前面強調過，模式（pattern）對我來說是重要的概念，然而當我嘗試把 pattern 這個字翻譯成法文時，卻發現沒有一個詞能夠描述它在英文裡代表的許多層面。

我的偶像高斯也對語言差異的重要性深深著迷。在學校裡，老師對他運用拉丁文和閃電般迅速精通古典文學的能力印象深刻。事實上，接受布朗施維克公爵資助的高斯，差點就選擇讀語文學（研究語言史的學門），而不是數學。

數學背後的不只有一種「語言」

我自己走上數學這條路的歷程也有點相似。小時候我想當間諜，以為語言是和全世界特務同行溝通的重要技能，所以在讀綜合中學時報名了校內所有的語言課：法語、德語、拉丁語，甚至開始收聽 BBC 的俄語廣播課程。

只不過，我在外語學習方面不像高斯那麼有天分，這些語言在我看來全是不規則動詞和奇怪的拼字。間諜生涯夢碎，我變得非常沮喪。

此時貝爾森先生給我一本書，書名叫做《數學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Mathematics），我才明白數學也是一種語言。我覺得他看出我正渴望一種沒有不規則動詞、一切都解釋得通的語言，但他也知道，我抗拒不了這種語言描述周遭世界的強大說服力。

我在這本書裡發現，數學方程式可以述說行星橫越夜空的故事，對稱性可以解釋泡泡、蜂巢或花朵的形狀，數字是和聲學的關鍵。如果你想描繪宇宙，你需要的不是德語、俄語或英語，而是數學。

《數學的語言》還告訴我，數學不只是一種語言，而是許多種語言，它很擅長創作詞典，可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好讓捷徑在新的語言中出現。

數學史上不時會有類似的輝煌時刻。

換種方式讀懂世界

十六世紀的義大利科學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意識到代數語言理解自然界的本領，曾寫下一段很有名的文字：

「如果不先學會理解這種語言，認識它的書寫符號，就無法了解宇宙。它是用數學語言寫成的，所用的書寫符號是三角、圓和其他幾何圖形，沒有這些符號就一個字也看不懂；沒有這些，就會像在黑暗迷宮中徘徊。」

在宇宙的諸多故事裡，他希望讀懂的是，了解物體如何落地的難題。東西掉到地上或飛過空中的方式有什麼規律嗎？因為物體通常掉落得太快，要蒐集物體從高樓掉落的資料很困難，但伽利略想到聰明的點子，可放慢實驗速度，方便他蒐集所需的資料。他不是讓東西落下，而是去探討球滾下斜坡的方式，這對他來說速度夠慢，可以記錄球每過一秒滾動了多遠。

斜面必須夠平滑，球才不會因摩擦力減速。伽利略希望盡量接近球在空間中落下的情形。他搭起光滑的表面，開始記錄球每秒行進的距離，馬上就發現有個非常簡單的模式浮現出來了。如果球在一秒後移動了 1 單位的距離，那麼在下一秒它會滾過 3 單位的距離，再下一秒是 5 單位的距離。隨後的每一秒，球都在加速，滾過更多地方，但它走過的距離只有奇數。

等到伽利略考慮行進了一段時間的總距離，物體落地方式的祕密就曝光了。

行進 1 秒後的總距離= 1 單位

行進 2 秒後的總距離= 1 + 3 單位= 4 單位

行進 3 秒後的總距離= 1 + 3 + 5 單位= 9 單位

行進 4 秒後的總距離= 1 + 3 + 5 + 7 單位= 16 單位

你注意到模式了嗎？總距離永遠是平方數。但為什麼奇數會與平方數有關呢？把數字轉換成幾何，就可以找到答案。

——本文摘自《數學就是這樣用：找出生活問題的最佳解》，2022 年 11 月，天下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