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抱變化」，是美國同婚倡議成功的關鍵——《造局者：思考框架的威力》

科學這門事業並非價值中立，個別科學家也不是。沒有任何人可以真正做到價值中立，當科學家這樣講自己，人們會覺得他們虛偽，因為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們是白痴學者或超級天真，不然就是不誠實。然而誠實、開放和透明又被認為是科學研究的核心價值。科學家怎麼可能同時做到誠實，又說他們沒有自己的價值觀？如果科學家要堅守誠信，同時卻讓大眾誤解他們的角色（就算不是故意的），這會讓他們的事業出現根本的矛盾。

可能有人會反駁，科學家並不是說他們沒有自己的價值觀，只是不會允許這些價值觀影響到科學工作。這種論述不可能證明對或錯，但社會科學研究和一般常識都顯示這不太可能。這就把我們帶到下一個問題，不知為何長久以來都沒有人認真討論一件事，但它卻是許多美國人不信任科學的核心因素：要說科學是價值中立的，多少是在說它沒有價值，至少除了創造知識以外沒有其他價值，而這很容易就變成在說科學家沒有價值信念。當然不是這樣，但如果科學家不願意討論他們的價值觀，就會給人一種印象，認為他們的價值觀有問題，所以才需要遮遮掩掩，或認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價值信念。你會相信一個沒有價值信念的人嗎？

我在第二章提出了一個問題：忽視科學主張但最終發現它是對的，風險是什麼？相比之下，相信一個錯誤的科學主張，風險又是什麼？回答這個問題必須仰賴價值。我和康威合著的《販賣懷疑的人》提到，氣候科學所引起的爭辯，幾乎都是價值上的爭辯。很多有影響力的人物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相信，政府干預市場的政治風險是如此之大，超越了氣候變遷的風險，因此他們懷疑、蔑視，甚至否認後者的科學證據。這些立場由自由主義智庫繼承，得到共和黨支持，演變成共和黨支持者很多都否認氣候變遷，只是有些積極、有些消極；然後再演變成很多質疑「大政府」的人都懷疑氣候變遷，包括商人、長者、福音派基督徒、住在美國鄉下的人。

即使氣候變遷的證據不斷累積，懷疑論者還是堅稱，就算氣候真的有在變遷，情況也不會太嚴重，或者不是「我們造成的」。因為如果事情真的很嚴重而且是我們造成的，那我們就應該採取行動，可能需要政府以某種方式管制。如此一來，否認氣候變遷逐漸變成美式生活的常態，先是否認證據，最終否認事實。這個問題非常嚴重，但是對於氣候變遷否認者秉持的價值，不能一網打盡說是錯的。

我們可以討論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優缺、市場管制不足或過度管制的風險，但任何這類討論都（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從價值出發。如果要開誠布公討論這個話題，就必須討論我們的價值觀。不同的人面對同樣的風險，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不代表他們就是愚笨或腐敗。人為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很清楚，疫苗不會導致自閉症很清楚，使用牙線有益健康也很清楚。但價值觀導致許多人拒絕接受證據指出的事情。

回到剛才的問題：你會相信一個沒有價值信念的人嗎？答案當然是不會，這種人是反社會人格。你也不會相信那些擁抱你所厭惡的價值的人。但如果你認為，某個人的價值觀起碼部分與你相似，就算不盡相同，你可能就比較願意聽聽他的想法，接受他說法的一部分。因此，無論價值中立是否能讓一個主張在知識論上比較站得住腳，可以確定的是它在現實中沒有用，不能以此確保溝通、建立信任的連結。

科學寫作的主流寫法不只試圖隱藏作者的價值觀，也把他們的人性一同抹煞了。價值觀隱藏、情緒不得伸張、避免使用形容詞，甚至連「我」這個字都無形中禁止了，即便論文只有單一作者也一樣。理想的科學論文寫得好像作者沒有價值觀或感覺，甚至好像作者根本不是人，這都是為了表現出客觀。

科學家可能覺得根本沒辦法讓否認氣候變遷和相信地球年紀是 6000 年的人相信他們。或許這是真的。我曾經公開表示對於要如何跟千禧世代交流感到非常絕望，他們之中有些人聽信末世論，認為世界就要毀滅了，幹麻還擔心氣候變遷？但當我陷入絕望，隔天幾位記者就告訴我怎樣才能透過基督教價值和教導打動這些人。他們建議我從價值觀下手，社會科學研究也支持這種想法。

結論

科學家壓抑自己的價值觀，堅持科學是價值中立的，這是一條歧路。他們認為人們如果相信科學沒有價值觀，就會相信他們，但這是錯的。

墨頓顯然這樣想，但他可能是錯的，或許反過來才是對的。原因如下：

政治與社會觀念保守的基督徒、自由主義者、共和黨人拒絕相信演化論和人為氣候變遷，大部分分析都聚焦在科學家與這些人之間的價值衝突。但我相信，驅動大多數科學家的價值觀，還是和大多數美國人的價值觀有重疊之處，包括多數的保守派和宗教信徒。近來有一些科學家開始公開聲明他們的價值觀，我認為部分原因是，他們深信這些價值觀確實得到廣泛接納，可以作為信任連結的基礎。 我認為他們是對的。

我認識的大部分科學家都想要預防疾病、促進人類健康、透過創新和發現來強化經濟、保護美國與全世界美麗的大自然。前共和黨議員殷格利斯講得很有說服力，他談到他和海洋生物學家一同造訪大堡礁，他們肩並肩站著，欣賞珊瑚礁周邊生物撼人的美麗。殷格利斯了解到一件事：他看到「創造」，科學家看到「生物多樣性」，但他們實際上看到的、在意的、珍惜的，是同一件事。

我好喜歡這個故事，因為多數人至少都在某方面珍愛自然。不同背景的美國人都曾造訪國家公園和森林，去健行、釣魚、露營、開車、攝影、漫遊、抱怨，雖然從事不同活動，但美景與體驗帶來了共同的喜悅。儘管如此，我們對人類與自然世界的關係，確實有不一樣的想法。有些人想要在冬日的黃石公園騎雪上摩托車，有些人想要安靜休養。幾乎所有美國人都說他們相信自由，然而我們對這個詞的理解卻嚴重分歧，也很難同意該把哪一類自由看得最重要。柏林有句名言：狼的自由可能代表羊的死亡。同意「自由」這個詞意義並不大。

宗教歷史學家普羅特勞指出，猶太人、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都相信十誡，但是版本差距之大，令人吃驚。例如天主教放棄了不可崇拜偶像，而猶太教與新教徒堅守此道。天主教因此少了一條戒律，只剩九條很奇怪，於是他們把最後一條一分為二，變成第九條是不可貪圖鄰人之妻，第十條是不可貪圖其他東西。儘管如此，美國人中超過 70% 都信奉這三個宗教，他們都還是認同不可殺人、偷竊、通姦或做偽證，也相信我們應該崇拜唯一真神、不可妄稱神的名、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伊斯蘭教也同意這些，只是比這三個宗教更加強調慈善：課（zakat），也就是施捨，是五大支柱之一。不過，看看 zakat 這個字和希伯來文中的 tzedakah 多麼相似，tzedakah 代表慈善施予，是猶太生活的道德義務。慈善也是基督教的核心價值，虔誠的摩門教徒會繳納什一奉獻。

在很多政治議題上我們意見相左，但我們的核心價值大部分都重疊。釐清這些我們都同意的部分，並解釋它們和科學研究的關聯，我們就有機會克服盛行的懷疑論與對科學的不信任，尤其是因價值受到衝擊而產生的不信任。

We have been authoriz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o use this conten. 該內容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授權使用

——本文摘自《為何信任科學：科學的歷史、哲學、政治與社會學觀點》，2024 年 04 月，貓頭鷹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人類如何發展成多元族群？

自從三十萬年前智人在非洲現身，多元化便幫助人類適應非洲各地不同的環境。這期間大部分時候，適應成功漸漸產生更好的獵人和採集者，使食物供給增加，人口明顯上升。

之後每個人可享有的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減少，早在六萬至九萬年前的某個時間，智人開始大規模出走非洲大陸，尋找更多肥沃的生存土地。由於這種外移過程有連續性，便自然產生一種相關：定居的地方離非洲越遠，人口多元化就越低。智人離開非洲越遠，其社會的文化、語言、行為、體格多元化程度就越低。這種現象反映著連續始祖效應（serial founder effect）。

什麼是「連續始祖效應」？

假設有個島上，住著五種主要品種的鸚鵡：藍、黃、黑、綠、紅，牠們在島上適應存活的能力相當。當颱風來襲，有幾隻鸚鵡被吹到很遠的荒漠小島。這一子群鸚鵡不太可能涵蓋所有五個品種。假定牠們以紅、黃、藍居多，不久滿布新島上的幼雛將遺傳牠們的毛色。於是新島上形成的鸚鵡群就不及原棲息地的多樣化。要是後來又有很小一群鸚鵡，從第二島移往第三島，這一群的多樣化更不及前二島。所以只要鸚鵡從母島移出的速度快過原島上可能產生突變的速度，則牠們（相繼）移得越遠，就越不多樣。

人類移出非洲也是類似模式。起先有一群人離開非洲，定居在附近肥沃地帶，他們只帶走非洲母體人口多樣化的一部分。等這群最早的移民成長到新環境無法支撐他們再擴大，便會有一群人離開，去尋找別的處女地，定居在更遠的地方，其多元化將更低。人類向非洲以外散布，以致各洲都有人類蹤跡的這段期間，同樣的過程一再重複：人口增加，新群體再移出，去追尋更綠的草地，但多樣化僅及母體人口的一部分。

儘管有移民改變方向，這顯而易見，不過這種移居模式的影響是，離開非洲來到西亞的人群不像原本在非洲的人口那樣多樣化，其後代又繼續向東移往中亞，最後來到大洋洲和美洲，或是向西北移往歐洲，多其樣性也越來越比不上留在原地的人。解剖學上的現代人類，從非洲的搖籃向外擴張，為世界各地文化、語言、行為、形體多元化的程度不同，刻下深刻且不可磨滅的印記。

這種與非洲離得越遠、人口整體多元程度就降低，部分反映在較遠的在地民族基因較不多樣化上。根據對二百六十七種不同人口做基因多元化的比較測量，這些人口大都可找出原屬的本土族群和地理上的發源地。結果很明顯，距東非最近的本土族群基因最多樣化。多樣化最低的是中南美洲的本土族群，他們從陸路移出非洲的距離最長。多元化與移出東非的距離成負相關，這種模式不僅出現在各大洲之間，在各洲內部也是如此。

體質與認知人類學領域提供更多這種證據。研究人體體型的特徵，比方與牙齒特徵、骨盆特徵、產道形狀相關的骨骼架構，以及研究文化特徵，例如不同語言的基本詞語單位（「音素」〔phonemes〕），都證實有源自東非的連續始祖效應存在；同樣是距東非越遠，體形和文化特徵的多樣化越低。

人口多元化表現的形式是多方面的，若要適當探究整體多元化程度對國家經濟繁榮的影響，當然需要比基因學家和人類學家所提供的更廣泛許多的測量標準。此外，這標準也需要獨立於經濟發展的程度之外，以便用於評估多元化對國家財富的因果效應。這會是什麼樣的測量標準呢？

測量人類多樣性的標準是什麼？

測量人口多元化慣用的標準，往往只擷取人口中族裔或語言群體的比例代表。這類標準因此有二大缺點；一是某些族裔和語言群體的關係較密切。由等比例丹麥人和瑞典人組成的社會，或許不如由等比例丹麥人和日本人組成的社會那麼多元。另一缺點是，族裔和語言群體的內部也不盡然完全同質。全由日本人組成的國家與全由丹麥人組成的國家，多元化程度不見得相同。事實上，族裔團體內在的多樣性通常比不同群體間的多樣性要大上十倍。

因此要全面測量一國人口的整體多元化，至少應當再多加二個多元化的面向。一是族裔或次民族群體內在的多元化，如美國的愛爾蘭裔和蘇格蘭裔人口。其次是比對任一組族裔或次民族群體之間的多元化程度，例如，比起美國的愛爾蘭裔和墨西哥裔人口，愛爾蘭裔和蘇格蘭裔的文化較為相近。

鑑於移出東非的距離與可觀察特質的多元化之間存在緊密的負相關，這個遷徙距離可用於代表地球上每個地方的歷史多元化程度。我們依據各地人口的祖先與遷徙出非洲的距離有多遠，可以建構推算今日各國人口整體多元化的指數，列入考量的包括 (1) 國內各次群體的祖先人數多寡；(2) 依據各次群體的祖先走出東非時遷徙的距離，來推測其多元化；(3) 每一次群體配對後，由兩方祖先和地理發源地的遷徙距離來推算多元化程度。

這樣用統計學測量來推算多元化水準有二大優點。一是史前遠離非洲有多遠，顯然完全與當今的經濟繁榮水準無關，所以這種測量法可用於估計多元化對生活水準的因果效應。其次是如上文所強調，有越來越多體質與認知人類學領域的證據顯示，遠離非洲的遷徙距離深深影響到許多表現在身體及行為上的特質的多元化；所以我們有把握，用這種測量法推算的多元化類別會產生社會結果。

要是用這種指數測量多元化不精準（採隨機方式進行），原因比方說是未能適當考量各洲的內部移民，則根據統計學理論，我們多半會因此否定、而非確認多元化影響經濟繁榮的假設。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犯錯，是因為過於謹慎。

人口特質多元性和能不能賺大錢有關係！？

最後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是針對個別社會的特徵測量多元化。這測量的是某一社會的人口特質有多少不同種類，無論這些特質是什麼，或是不同社會間有什麼差別。因此它不會、也不能用於暗示某些特質比別的特質對經濟成功更有利。反而它可以掌握到某個社會的人口特質多元化，對經濟繁榮有何潛在影響。事實上，把地理與歷史干擾因子納入考量，遠離非洲的遷徙距離本身似乎並未影響全球各地如身高體重等特徵的平均水準。它主要是影響群體中的個人與平均水準的差異。

有了這強有力的測量法可測定每一群人口的整體多樣性，我們終於可以探究數萬年前遠離非洲的大出走，以及它對人類多元化的影響，是否如此源遠流長，以致居然還能左右當前的全球生活水準。

———本書摘自《人類的旅程》，2022 年 10 月，商業周刊，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作者： 傑克．路易斯（Jack Lewis）
• 譯者： 鄧子衿

沙發馬鈴薯

現代的社會中，有一類人的懶惰行為就在我們眼皮底下發生，但往往受到忽視。這種最糟糕的懶惰者往往很少出現在公共場合，他們一想到要做好自己應盡責任時便厭惡不已；除了一起生活的人之外，其他人都見不到他們。如果你剛好走進房中遇到這種人，可能會發現他們坐著不動或呆若木雞。他們極致的惰性狡詐地隱藏在看似專注的表象之下，但是可別被騙了。

審判日來臨時，這些人會受到惡魔貝爾芬格的誘惑，開始無止盡奔跑，就像被某個毫無人性的體育教師折磨一般。那些人在地球上過了有如過客一般短暫的人生，並且浪擲太多時間在追求徹底虛幻的目標，這些目標哪怕達成了，對其所處的社會也不會帶來半點價值。這些人就算保住了飯碗，也會在公車、飛機或火車的交通行進期間，也就是眾目睽睽下，眼睛死盯著螢幕。

他們是科技的奴隸；是「糖果傳奇」（Candy Crush）、臉書、IG、Snapchat 和推特的狂熱粉絲與忠實奴僕，並且將空閒時每分每秒都花在螢幕上。此外還有那些把所有餘暇時光都用在大型多人線上遊戲（MMOG）上和食人鬼、矮人、機器人與太空海盜進行虛擬戰鬥的成年人。這些人當中有些還在養孩子，在小孩終於上床睡覺之後，熬夜不睡，把自己寶貴的睡眠時間花在線上賓果遊戲、在客廳中舒服坐著玩線上輪盤與樸克錦標賽。大家在這些數位娛樂上浪費了許多光陰，而這些時間本來可以用在其他有用的事情上。

Steam 這家大型線上遊戲公司會記錄玩家在各種遊戲上所花的時間，對我們這一章的討論很有幫助。在這份「可恥名單」（Wall of Shame）上的前十名，玩遊戲的時間超過五萬個小時，每年平均玩超過五千小時的遊戲。要知道，就算你每天玩八個小時遊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下來，也還湊不滿三千個小時。顯然有些人生活中就只有遊戲，其他什麼事情都不管了。那些看太多網路色情影片的人腦中紋狀體的結構改變，導致人的動機也跟著改變：一心只想看色情內容，不顧其他事。同樣的，每年花許多時間投入電玩的人，腦中也會有這樣的改變。如果針對那些每年看幾千個小時網路色情片的人、猛看YouTube 上貓咪影片的人，或是拼命玩自己最愛的社群媒體的人，也都統計了類似Steam 這份可恥紀錄，那我們會發現，懶惰不只是相當嚴重的一個大罪，也是現代社會中最為普遍的。

消遣放鬆或懶惰沉溺

並不是每個使用這些應用程式、玩線上賭博或是有玩電玩的人，都會犯懶惰之罪。這取決於生活中其他時間裡，一個人是否有生產力，如果有，那麼他想要有限度地在空閒時間黏著手機、平板電腦或是電腦螢幕，那都是自己的選擇。甚至有愈來愈多證據指出，玩第一人稱視角的射擊遊戲的確有助於增進各種認知能力，但是有很多人最後都沉溺在這些遊戲中。由於這些數位產品和遊戲都是設計來鼓勵使用者宛如成癮般地投入其中，只有最自制的人才能控制自己的使用時間。很不幸，有許多人最後把過多時間都耗在從客觀角度看來毫無意義的數位娛樂上，也因而對整體生活品質都帶來了不良影響。

在現在這個時代，數位產業的龐大規模營造出了假象，而犯下最嚴重懶惰之罪的人就是那些每天不分晝夜，把所有可用時間都用來盯著螢幕的人。這些崇拜數位科技的重度螢幕使用者腦中的紋狀體迴路最開始往往都沒有毛病，在養成這種習慣之前多巴胺的濃度也沒有失調。其中絕大多數人都是自主選擇要揮霍自己寶貴的空閒時間，而對於世界的運作來說，他們幾乎沒有產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這些人正是惡魔貝爾芬格的子民。

我們還在尋找平衡點

在現代，使用數位產品來娛樂並沒有錯，但是絕大部分人都沒有好好思考過，花那麼多時間坐在那裡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這可能是因為那些科技問世的時間都很短，出現的速度也很快，大家還沒有時間好好思考現況，或是調整行為、避免不良後果。下一代的人很可能在這方面得以找到平衡，不過現在科學和社會依然在探究數位產品對人而言的利害得失，我們這一代人就這麼不知不覺，成了範圍遍及全世界、規模巨大無比的實驗中的白老鼠。

電腦遊戲設計者得要負一些責任，可以這麼說，他們對人類報償路徑的運作，要比任何研究紋狀體的科學家還要清楚（只不過已內化而不外顯）。他們擁有的資料比任何國際合作的科學團隊還要多。他們有充分的資金來源，要盡可能讓最多的人黏著他們的產品不放。在這個地球上，沒有哪種機構比電玩產業更了解要如何打造出非藥物產生的快感體驗，讓人使用了之後想每天不斷再用，通常還讓它成為生活中優先排序最前面的活動。你可能覺得這種貶斥未免太小題大作，玩遊戲才沒有害。但事實上，遊戲已經奪去了一些人的性命。如果自戀與肥胖的死亡警訊最早是在美國出現，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有預先示警的作用，那麼過度使用數位科技的「預言水晶球」就非東亞莫屬了，我們可以從中窺見未來的模樣。

二○○五年，一對南韓夫妻意外讓自己三個月大的孩子餓死，然而諷刺的是，他們怠忽親職竟是因為全心投入在一個照顧虛擬嬰兒的遊戲中。大型多人線上遊戲《魔獸世界》散布於世界各地的玩家會在遊戲中組隊戰鬥；二○○七年，中國的張先生在連續玩《魔獸世界》五十個小時之後死亡。二○一二年二月四日，《台北時報》（Taipei Times）報導，一位二十三歲男性在長時間值班之後，還到網咖報到，並於桌前玩了十小時遊戲後身亡。這篇報導的驚人之處，並不只是因為有人玩遊戲玩到死——在二○一二年，玩遊戲玩到這種程度在東亞來說並非不尋常——讓人意外的是，死者旁的其他顧客一直要到死者身體僵硬轉青的時候，才發現他已死去多時了。

成癮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疾病

許多人身上原本應該用來從事其他有意義和有助益之事的時間和精力，都浪費在毫無建設性的活動上。有些人現在已經對遊戲成癮了，但沒有人一開始就成癮。在腦部變得上癮之前、在一個人因為玩遊戲能帶來愉悅而自願耽溺的時候，他的確犯下了懶惰之罪。一旦某人對於自己的愛好投入了夠多的時間——大食客變得病態肥胖，或是色情影片迷過度縱欲而對網路色情片上癮——這時就有比較多判斷上的灰色地帶。紋狀體的結構產生了變化，玩遊戲從自發轉為強迫，於是就比較難說誰是犯下了懶惰大罪者，而誰又只是個無助的成癮者。

社會上有些人對無家可歸者、長期失業者與身心症患者的態度非常嚴苛，但這些人並無法自由選擇自己的命運。懶惰罪名應該要冠在自己選擇把所有可用時間與精力浪費在瑣碎娛樂中的人頭上。

誰還去管宗教呢？應用程式商店裡盡是給大眾服用的鴉片。而在未來，虛擬實境這種數位海洛因很快就會出現在我們家中了。希望大家能在第一波矽谷的電腦革命中得到教訓，否則我們都會被吸入數位世界的懶惰黑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