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大未來－從商品資本主義到智慧資本主義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龔雋幃
• 美術設計｜林洵安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研究員，投入中國研究超過 25 年，走訪各地，訪談數百位人士，累積無數田野間的省察。有難熬的飲食挑戰、敏感紅線的應對，更有訪調記錄的獨門技巧。「研之有物」專訪吳介民研究員，探看社會學家如何以深厚學養為基底，犀利洞察為工法，從各種田野情境提煉出獨特體悟。

二十五年磨一劍

1992-93 年，吳介民和幾個朋友懷抱雄心壯志，拍攝紀錄片《台胞》，影片中記錄了第一代台商、台幹到中國發展的歷程。但首映會上，「證據不足」、「觀察片面」……來自各方的尖銳提問炮火隆隆。

當時，吳介民發下豪語回應：「我會用 5 年、10 年去尋找答案。」但他足足花了 25 年，直到 2019 年，才終於出版《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而這期間，吳介民踏遍中國各地，田野現場的體悟、震撼與衝擊，成為建構理論框架之餘，另一種深刻的剖析透視。對他來說，拋開條條框框的縝密學術思辨，田野總有說不完的糗事趣談，和許多放不進嚴肅政治經濟分析裡的人情世故。

社會學田野的飲食日常

首先是吃。

飲食，是田野中滿載意趣，也最接近庶民生活之處。年少時，曾歷經賣麵、幫廚、包餃子的吳介民，終日與鍋碗瓢盆為伍，對中國各地飲食文化頗有一番觀察。好比四川菜，餐餐又麻又辣，吃來爽快。但他也曾經在路邊大排檔（路邊攤），大啖一鍋鍋鐵桶涮的麻辣燙後，整整三天腹瀉不止，連喝一口水都忍不住欲嘔。

這些經驗只稱得上「家常」。在田野現場，常得透過在地嚮導與朋友的引薦，打入當地人際網絡，「入境隨俗」是研究者必得錘鍊的本事。

1994 年，吳介民跟著一對中國民工情侶小董與小琴返鄉。火車抵達河南駐馬店市，只見月台上不斷湧現穿著藍色衣服的農民人海，十幾分鐘都未間斷。他回憶起那一幕，彷彿就是發展經濟學家路易士（William Arthur Lewis）「勞動力無限供給」理論的真實呈現。

當他們終於去到小琴家中，甫才坐定，小琴的母親便端來一大碗盛滿了五顆雞蛋的甜湯。吳介民不做他想，幾分鐘內立刻大口喝下，在《第三種中國想像》他如是說：

幾乎是以狼吞虎嚥的吃相，來回報主人們的熱情，這是我進入田野的儀式。

田野中的「政治」：蛇肉沙西米、活魚生吃

吳介民在《尋租中國》以「廣東模式」為代表，分析中國如何在政府與資本共謀合作下，順著全球產業鏈打造出世界工廠。其中，台商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推手。

吳介民在廣東訪談大量台商，受訪者熱情款待下，經常得出入野味食肆。餐廳門口如同當年華西街，吊掛了玲瑯滿目的大蛇小蛇，現點現殺。一入座，眼前是一盤盤現宰帶皮蛇肉、薄切沙西米，豐盛鋪滿整桌。眾人殷切招呼，吳介民就算內心發麻，也只能硬著頭皮吃下特別留給他的「珍饈部位」，面不改色挾起薄切蛇片涮來吃。

不過，最衝擊的一次田野食記，還得說起河南的「吃魚記」。

那時，吳介民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他陪同老師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前往河南西部的工廠考察。當地難得有知名西方學者來訪，一行人被視為重量級上賓，縣委書記、市長皆現身陪同，還特別準備「上賓等級的河鮮」款待。

誰知，上桌的是讓吳介民畢生難忘的一幕──眼前，一條半生半熟的大魚，魚的下半身已炸得酥脆，上半身卻還睜著眼、鼓著嘴！

吳介民心裡震撼萬分，感官全被猛烈衝擊。此時，席上的幹部則開始熱情邀請貴賓享用。「如果在現場，你吃不吃？」

黎安友二話不說、筷子挾起就吃下第一口。身為學生的吳介民，便拿起筷子跟著吃了第二口。眾人一口又一口，多年後他仍記憶猶新，直至吃到幾剩魚骨，那條魚才差不多斷氣。

「這就是『玩政治』。一方面突顯他們的熱情待客，端出最頂級的烹飪技巧款待；另一方面也是試膽、示威，你怕了，他的氣勢就贏你一截。」

活魚生吃是田野第一堂震撼教育，但更令吳介民驚詫的是田野後的提煉。

返國後，黎安友在美國雜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發表一篇長文，討論中國改革開放，文章劈頭就提起這個吃魚的故事。不過，長期關注人權的黎安友，並未教條式批評中國人殘忍、缺乏動物權，反而巧妙作了比擬轉化。

他把那條半生半熟的魚，比做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徵：當上層、國家還整天談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下面早已是完全熟透的資本主義！

「我太佩服我的老師，這對我的田野經驗是一次雙重教育。」

「你們臺灣人搞臺獨！」急智化解敏感時刻

社會學家的田野歷練，有衝擊、有反芻，偶爾也有驚險。除了另類食物的考驗，杯觥交錯之際，往往可能閃現敏感話題。

1994 年 8 月，吳介民人在溫州訪調，同年 3 月底，杭州發生千島湖事件，24 名臺灣觀光客遇劫遭害，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強烈抨擊中共政權「像土匪一樣害死我們那麼多同胞」，引發兩岸關係緊張。

那天，吳介民早上和幹部訪談完，午膳對方作東。幾杯黃湯下肚，突然有人衝著他發難：「你們臺灣人搞臺獨！」大聲嚷嚷之際，還要他給個交代。現場一陣尷尬緊繃，全等著吳介民反應。

「大家稍安勿躁，我現在還沒有要宣佈臺灣獨立。」這一番妙語瞬間讓整桌人笑了出來，化解原本僵滯的氣氛。

「不能太正經，不能像韋伯，不然會死得很慘。」吳介民笑得開懷。

田野調查準則：跟牢你的領路人

吃喝之外，吳介民當然也結交了不少友人，其中一位長期合作的報導人「柯老師」（化名），是他在中國的良師益友。

「他帶我到處訪談，跟著他，我也學很多，學到中國人經過文革的痛苦跟刻苦耐勞。他以前是瘦子，可是現在不管吃什麼，湯湯水水一滴不剩，最後剩炒菜的油水，他也會用白饃（饅頭）涮到完全乾淨，所以後來變得很胖。」

柯老師能省則省的個性，也體現在交通上：若能夠坐最便宜的一毛錢大巴，他絕不坐一塊錢的中巴。「人類學調查的第一準則，你要跟著嚮導做同樣的事情。」吳介民當然也亦步亦趨地學做當地人。

有次，他們要去附近村子訪查，柯老師索性連巴士都不願搭，準備兩台腳踏車騎過去。到了才知道，地圈了，整個村子幾乎毫無產業，完全仰仗借貸過日。但最荒謬的是，接待的村書記竟然開著一台賓士，「所以柯老師一直覺得，中國到處都在騙，全都是假大空。」

簡碼速記，帶走關鍵數據

走訪天南地北的田野路上，雖然沒有真的碰上大麻煩，但還是有觸碰政治紅線的緊張時刻。

因為擔心臺灣身份敏感，對方不願意透露太多，柯老師多半介紹吳介民是歸國華僑。還在讀博士階段，有一回他們訪問地方幹部，聊天興頭正扯開，吳介民脫口而出「黨部」二字，沒幾分鐘後，柯老師就急忙拉著他走了。

後來柯老師解釋，原來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才有黨部，中國只有黨委、黨組，而這一字之差可能就會露底，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研究中國政經體制與社會變遷，確實具有敏感性，即使經過多年，許多中國人聽到中研院直屬總統府，往往會從他們的既定經驗出發，認定吳介民一定是搞情報！不相信他是單純、獨立做學術研究。小小誤解無傷大雅，拿不到關鍵資料才令人頭大。

為此，吳介民絞盡腦汁，想出各種田野技巧。比如，他發展出一套簡碼系統，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記下大量資料，一記下後立刻銷毀原件，避免帶來危險。另外，他也隨身帶著一本迷你小本子，與受訪者談到一個階段，便趁著上廁所，火速記下難背的數據，晚上再還原。

「所以我在中國做田野，盡量晚上都不約訪談，因為晚上一定要消化白天的資料。」

中國崛起的背後點滴

從 1990 年代投入田野，二十多年過去，吳介民可謂見證了中國快速現代化的巨變，也從各種跡象洞察其中各式影響。

1994 年，他在河南西部縣城街上逛商場，順手拍下一間摩托車店的標示。明明是當地生產，店主卻特別在牌子上標示摩托車是「臺灣機」。更令人咋舌的是，一台摩托車要價人民幣 12,500 元！這在 1994 年的中國，有誰買得起？

吳介民分析，那必定是飽賺「灰色收入」的幹部才買得起。當時，那些負責接待的地方幹部，手上常常拿著小小一台手機，而不是笨重的「黑金剛」，相當程度反映了幹部階級的經濟能力。這也反映出他在《尋租中國》一書談及的「官僚尋租模式」，手握貿易審批權的地方官員，可以透過政策法規合法地獲取經濟利益，既為地方招商，也為自己賺得高額利益。

當時中國流行的都還是港台明星，電視上播的是包青天，在在顯見中國崛起的神話背後，臺灣因素在其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到河南濟源市參訪時，吳介民遇上一間名為「臺北大酒店」的餐廳。他好奇走入一瞧，只見接待大廳牆上，有模有樣地掛上標註巴黎、倫敦、北京、紐約、東京的時鐘，但每個時鐘的「分針」指向完全都不同，代表時間根本不對。

「這就能看出他們對現代性的憧憬，但卻都不到位，走鐘了也不在乎，顯示那是不夠精準的現代化。」

吳介民指著照片解釋，再次展露田野觀察的精細功力。

1995 年，吳介民與黎安友在四川巴中鎮，黎突然指著路旁要他看，原來是工人正把牆上寫有毛澤東最高指示的紅字，用白漆一一塗去，上頭寫著：「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

殘缺消逝的毛語錄，象徵了那個時代的終結；同時也凝結在吳介民的影像裡，成為那段田野歲月永恆的印證，此曾在。

延伸閱讀

• 從「膠鞋廠童工」到「尋租中國研究者」──吳介民與他的知識遠航
• 吳介民（2019）。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吳介民（2012）。第三種中國想像。左岸文化。
• 吳介民個人網頁

現代的科學研究不能自己關起門來，要把結果寫成論文發表；而公開發表的論文，可以再被引用。發表與引用，構成現代科學體系的基礎。

同樣研究科學，不同科學家被引用的數量卻明顯不同，但是具體狀況不容易釐清。一項研究指出，被引用數最多的前 1% 科學家，占總引用數的比例，高達 21%。

論文被引用數，前 1% 精英占 21%

如今每年新發表的論文超過一千萬篇，分析發表與引用行為很不容易。這項研究由科睿唯安 (Clarivate) 公司的資料庫「Web of Science」（簡稱 WoS）取材，分析從公元 2000 年開始到 2015 年，約 400 萬位作者的 2600 萬篇論文，探討引用狀況。

最近幾年新發表的論文，由於累積時間太短，不適合和 10 年前發表的論文相比，因此被比較的年份只到 2015 年為止。考量到資料可靠度，只有發表過 5 篇以上論文的作者，才被納入分析。

所有作者的前 1% 可謂「精英」。分析結果是，

2000 年那時，精英占所有引用的比例為 14%，接著逐漸上升，到 2015 年時提高為 21%。

上升的趨勢在 2010 年之後大幅提升，也就是說少數精英，獲得更高比例的引用。依照不同領域拆開分析，導致明顯增加的似乎只限於物理和天文，扣掉這兩個領域，其他領域算是緩緩提高。

物理和天文精英，從十年前開始存在感大幅增加。有個可能原因是，那時候起有些大規模合作計畫的論文發表，像是大型強子對撞機。這類論文發表後被極大量引用，也讓參與計畫的論文作者們存在感大增。

由一系列分析推論，15 年來科學界整體合作的程度持續增加，少數精英被引用的比例也持續提高。

被引用的前 1% 精英，多數任職於美國和英國的名牌單位，例如美國的哈佛大學、史丹佛大學；但是和 15 年前相比，美、英微幅下跌。相對地，西歐和澳洲增加較多，如荷蘭的萊登大學、澳洲的墨爾本大學。

值得注意「學術財富」不均的影響

有件事值得注意。這項研究只考慮發表超過 5 篇論文的作者，也就是說，只有 1 到 4 篇論文，博士畢業後便離開學術界，投入智庫、政府單位、產業界等其他行業的研究者會被忽略。

目前學術發表體系中，上述人士應該也有不少貢獻；具體而言，WoS 資料庫中高達 70% 作者的發表數未滿 5 篇，所以被這回的研究排除。很多人各自發表少數論文，忽略他們，會使得引用看起來更加集中在，極少數精英中的精英。

一個社會的大部分財富，集中在少數人身上是正常的，但是如果集中的趨勢大幅增加，加深貧富差距，往往會衍生出一些問題。

論文的被引用數，可謂科學家創造的「學術財富」，學術財富集中於少數人的趨勢不斷增加之下，會對科學研究造成危害嗎？

不知道。根據已知資訊，少數人不成比例地獲得大量引用，而且持續增加，是確定的事實。此一趨勢將帶來哪些負面、正面結果，或是沒什麼影響，將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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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Global citation inequality is on the rise
2. ‘Elite’ researchers dominate citation space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疫情對不同族群影響明顯有別

席捲世界的 COVID-19（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仍在進行，已經可以觀察到，愈脆弱的人愈有機會受到傷害。例如在美國，平時較為弱勢的非洲裔、拉丁裔族群的死亡率明顯較高，而這類現象在歷史上不斷重演。

另一方面，瘟疫也可能大幅影響社會發展，知名的黑死病，甚至長期影響過歐洲的貧富結構。

為了防疫而大幅減少社會活動，對中學老師影響有限，小企業卻無法承受太久；此一狀況鮮明地指出，疫情對不同社經地位的人影響差異很大。古代弱勢的原住民社會，更是時常受到傳染病打擊，如天花等疾病曾經摧毀過不少美洲原住民社群。

距今 100 多年的 1918 年西班牙流感，橫行全世界導致數千萬人喪命，不過不同族群的受創程度明顯有別。在美國，原住民的死亡率是其他族群的 4 倍。而在那種族分離的年代，白人病患上白人醫院，黑人病患上黑人醫院，白人的生還率較高。

不過也不只是種族差異，如弱勢的美國礦工與工廠勞工，死亡率也比高。至於挪威的奧斯陸，同一個城市中的死亡率，最窮的比最有錢的一批人高出 50%。

疫情會影響社會是非常明白的事實，有時候影響卻意外地廣泛又深遠。1346 年起在歐洲大流行的黑死病，就是一個鮮明的案例。

黑死病劇烈衝擊，社會資源重新分配

貧富差距是認識社會狀況的重要指標。根據稅務、房地產等資訊，歷史學家估計「前 10% 有錢人的財富，占所有人財富」的比例，在義大利數百年來都持續上升，也就是最有錢一批人的財富，占整體的比例愈來愈高。趨勢唯一一次被大翻轉，是黑死病爆發後的一百多年。

義大利西北部的 Sabaudian 在 1300 年時，前 10% 有錢人的財富占整體 61%，黑死病爆發後的短時間內劇烈下降，接著逐漸降低，到 1450 年降低到 47%。而法國南部、西班牙東北部、日耳曼、英格蘭也有類似狀況。由這些分析推論，黑死病使得當時的歐洲社會，經濟上變得更為平等。（不過更東方的東歐與俄羅斯狀況不同）

有錢人更容易累積財富是歷史的常態，黑死病卻能逆轉趨勢。一大原因是黑死病消滅太多人口，勞動力嚴重短缺，使得生還者的工資上漲。另外財主大量死亡，令大批財產進入市場，許多繼承人把土地賣給沒有財產的農民。瘟疫劇烈衝擊社會結構，促進資源重新分配。

大瘟疫結束後，生還者便能成為時代贏家？多半不會

黑死病疫情平息以後，導致黑死病的鼠疫桿菌沒有消失，每過一段時間便捲土重來。然而，義大利由長期趨勢看來，只有第一次黑死病達到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隨後數百年來的每一次瘟疫，像是 1629 年和 1656 年的兩次鼠疫大流行，似乎反而讓貧富差距更加拉開，至少也沒有縮小過差距。

歷史學家認為理由是，擁有資源的人在隨後的疫情中，找到順利保護自己財產與健康的方法，而比較窮的人受創機率更高。這些因素使得歷次疫情，更容易加深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

有錢人掌握財富的比例，不斷上升的趨勢持續數百年，到 20 世紀初期達到巔峰，直到 1918 年後才大翻轉，或許和當時的流感疫情有關，不過那時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刻，戰爭與流感的影響相當難以分辨。

從歷史看來，疫情的犧牲與教訓不見得會讓社會進步，反倒時常帶來負面影響，但是利用得宜卻也能創造更好的未來。這次的疫情仍在發展，它的結局與影響如何，我們都參與其中。

• 本文轉載自新公民議會〈歷史大瘟疫：黑死病重塑社會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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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比西班牙軍隊還早到來！新大陸被征服前，馬雅世界早有大瘟疫傳染的記載
• 16 世紀中美洲古文明毀滅者－傷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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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From Black Death to fatal flu, past pandemics show why people on the margins suffer most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從商品資本主義到智慧資本主義

目前為止，我們只問到，科技如何影響到資本主義運作的方式。但是高科技進步所創造的混亂，又如何影響到資本主義的本質？這個革命所創造出來的混亂可以摘要成一個觀念：從商品資本主義（commodity capitalism）轉移到智慧資本主義（intellectual capitalism）。

史密斯時代的財富是以商品來衡量。商品的價格會浮動，但平均的商品價格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以來，一直穩定地下降。今天，你吃的早餐，一百年前英格蘭國王還吃不到。世界各地的異國珍饈現在則慣常地在超市銷售。商品價格的下跌有種種原因，例如較佳的大規模生產、貨櫃運輸、船運、傳播和競爭。

例如，今日的高中生很難理解，為什麼哥倫布要冒著生命和肢體的危險，去發現一條通往東方的較短香料貿易航道。他們問：為什麼他不直接去超市購買，並拿一點奧勒岡葉（一種可用於調味的香草）？但是在哥倫布的時代，香料和草藥非常昂貴。它們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在那個沒有冰箱的年代裡，這些香料可以掩蓋腐敗食物的味道。有時連國王和皇帝都得以腐壞的食物當晚餐。那時沒有冷凍車、貨櫃或船來越過大洋運輸香料。那就是為何這些商品如此有價值，以致哥倫布為了取得它們而賭上性命—雖然它們現在便宜得要命。

取代商品資本主義的是智慧資本主義。智慧財產所涵蓋的剛好是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所無法提供的—模式辨識和判斷力。

如同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所說：「今天知識和技能已經獨立，成為競爭優勢的唯一來源……矽谷和一二八號公路（在波士頓地區）會在那裡，只不過是因為人才在那裡。除了人才，他們不為別的。」

為什麼這個歷史性的轉移動搖了資本主義？很簡單，人類的頭腦無法大規模生產。當硬體可以大規模造並銷售時，人類的頭腦不能。也就是說，人們的判斷力將是未來的貨幣。不像其他商品，要創造智慧財產，你必需培養、磨練和教育人類，而那需要數十年個別的努力。

如同瑟羅所說：「所有的其他東西都從競爭方程式中掉落，只有知識成為長期永續的競爭優勢來源。」

例如，軟體將會逐漸變為比硬體重要。當電腦晶片價格繼續下降，它將以貨車計量。但是軟體必需以老舊的方式創造，由人以紙筆，靜坐在椅子上寫出。例如，儲存於你的手提電腦的檔案，其中可能包含有價值的計畫、手稿和資料，那些可能價值數十萬美元以上，但是手提電腦本身僅值數百美元。當然，軟體很容易被複製並大量製造，但新的軟體的創造卻無法如此。那需要人類的思想。

依據英國經濟學家哈米許．馬克雷所說：「一九九一年，英國成為第一個從無形出口（服務）賺到的比有形出口多的國家。」

數十年來，美國經濟來自製造業所占的比率大幅下降，與智慧財產相關的部門（好萊塢電影、音樂事業、電玩、電腦、電信等等）卻在激增。這種由商品資本主義到智慧資本主義的轉變是漸進的，由上個世紀就已開始，但每隔十年就會加速。瑟羅寫道：「在依據通貨膨脹調整以後，從一九七○年代到一九九○年代，自然資源的價格下降了百分之六十。」

某些國家了解這一點。日本在戰後時代的教訓可供參考。日本並無很多的天然資源，但它是世界最大經濟體之一。日本今日的財富，是工業化和人民團結的證明，而不是來自腳下的財富。

不幸地，許多國家並未掌握這個基本事實，也未替他們的國民的未來做準備，反而主要依賴商品。這意味著擁有豐富天然資源的國家，若不了解這個道理，未來將會陷入貧困。

數位差距？

有一些責難資訊革命的聲音認為，在「數位富有」和「數位貧窮」之間（也就是那些能夠接觸到電腦的力量的人和接觸不到的人），我們將會有一個日益擴大的缺口。他們聲稱，這個革命將會擴大社會的斷層，打開新的、將會撕裂社會的貧富懸殊和不平等。

但這只是一個真實問題的狹隘觀點。在電腦運算力每隔十八個月就會倍增的過程，連貧窮兒童也會有機會接觸電腦。同儕壓力和低廉價格，已經對貧窮兒童使用電腦和網路產生激勵。曾有一個教育方案，是提供經費為每一個教室購買一台手提電腦。雖然有良好的意圖，但這個計畫廣泛被認為失敗。第一，手提電腦往往待在角落，未被使用，因為老師往往不知如何使用它。第二，多數學生只是繞過教室的手提電腦，已經與朋友們一起在網路上遊戲了。

問題不在接觸的機會。真正的問題是工作。就業市場正遭遇歷史性轉變，未來會繁榮興盛的國家將是那些能夠取得這個優勢的國家。

對於發展中國家，策略之一就是利用商品建立健全的基礎，然後以那基礎為跳板，轉移到智慧資本主義。例如，中國已經成功地採納這個兩步驟的過程：中國人建立成千上萬工廠，為世界市場製造產品，但他們用獲利去創造建立在智慧資本主義的服務部門。在美國，主修物理學的博士生，有百分之五十出生於外國（主要是因為美國本身並未培育足夠的優質學生）。這些外國出生的博士生中，多數來自中國和印度。這些學生中，有些回到他們的母國，去開創全新的企業。

入門級工作

這個轉移的受害人之一將是入門級工作。每一個世紀都會引進導致經濟和人民生活的扭曲和錯亂的新技術。例如，在一八五○年，百分之六十五的美國勞動力被迫在農場工作。（今天，只有百分之二．四。）這個世紀也會這樣。

在十九世紀，新一波的移民湧進美國，那時它的經濟速成長，足以吸納他們。例如在紐約，移民可以在服裝工業或輕工業找到工作。在成長的經濟中，不論教育程度如何，任何願意認真工作的工人，都能找到事情做。那就像是一個輸送帶，從歐洲的貧民窟帶來移民，將他們塞進美國繁榮的中產階級中。

經濟學家詹姆斯．格蘭特（James Grant）曾說：「手與心從田野長期地遷移到工廠、辦公室和學校，都代表生產力的增長︙︙技術的進步是現代經濟的堡壘。當然，過去二百年來都這這樣。」今天，這些工作中很多都不見了。還有，經濟的本質也改變了。許多入門級的工作被尋求廉價勞工的公司送到海外。而工廠中舊有的製造工作早就不見了。

但這中間也有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況。多年來，很多人要求公平競爭，沒有偏好或歧視。但如果工作能夠一按鍵就輸出，這個公平的環境現在延長到中國和印度。所以，以往扮演輸送帶，進入中產階級的入門級工作，可以外銷到其他地方。這對海外的工人是好的，因為他們可以受益於公平競爭，但卻造成美國都市貧民區的空洞化。

消費者也會由此受惠。如果有全球性競爭，產品和服務變得較便宜，發貨較有效率。如果只是試圖扶持過時的企業和待遇過高的工作，會造成自滿、浪費和無效率。補貼失敗的行業只會延緩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延遲崩潰的痛苦，事實上也會使事情更糟。

（全文未完）

摘自《2100 科技大未來》第七章〈財富的未來〉。本書由時報出版社出版，為2012年11月PanSci選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