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韓的一家醫院裡，哈佛法學院助理教授格倫‧柯恩（I. Glenn Cohen）躺在一張桌子上，在一名穿著白襯衫、黑長褲的工作者有條不紊地將他的手臂拉向他的後背時，他試圖說服自己放鬆。
柯恩回憶道：「這是我曾有過地最嚴謹的一次按摩。他們沒有給我同意書（informed consent）。我還記得我當時想著：『我的老天，他們該不會要拆散我的背吧？！』」很幸運地，柯恩離開那家醫院時，帶著他完好無缺的背以及對於醫療旅遊（medical tourism）的全新觀點。那家醫院，就像其他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吸引外國客戶的醫院，專門提供結合東西方的醫療。
柯恩談到，在過去十年內，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技術的進步轉化了健康照護，使得遠程診斷（remote diagnoses）和遠程外科手術（telesurgery）這類程序變得更為尋常。其中一部分則是欲加便宜的旅行費用，使得跨洋尋求醫療照護的人數逐漸增長。
美國人已經開始行至墨西哥尋求一系列的醫療程序。在帝華納（Tijuana）和墨西卡力（Mexicali）的邊境小鎮，提供整腹（tummy tuck）、整容和牙齒手術，而治療所需的價錢只要美國當地的數分之一。而在美國北方的邊境，則成為不願意等上個把月才能見到醫生的加拿大人的目的地。
醫療旅遊可能蘊含無數的利益，但同時，他們也掀起了一連串嚴重的道德和法律問題。一項2009年的調查估計約有75萬的美國人在2007年時出國尋求醫療照護，雖然其他估計值落在15萬左右，但明確的是，近年醫療旅遊的數量正在逐步增加中，而許多求醫旅客是為了節省花費而離開國家。
在印度或泰國的一項心臟手術，可以省下一位美國病患大約百分之80的花費。日益漸增地，保險公司開始提供求醫旅客此類選項，用以節省他們自己的開銷，而這是被現行法律所允許的。
「旅遊（tourism）」一詞出奇適合用在此處，柯恩表示。許多渴望獲益於這類尋求醫療照護旅客的國家，會將參觀當地知名景點的行程包含在他們的醫療套裝裡。一名在印度進行心臟手術的病患，可能會被提供在術前參訪泰姬瑪哈陵的機會。其他像是醫療機構和健康SPA的合作，「一所在泰國曼谷的大醫院，看起來更像四星級的旅館，而非醫院。」
當許多病患欣喜於省下一筆錢和賺到一點SPA療養時，一些專家開始擔心病患出國後接受到的醫療品質。其他則害怕醫療人才外流（brain drain）——有本領的醫生到大醫院治療外國病患，使得地區的醫療機構出現醫生短缺。
「另一層擔憂是，一個外來的貧窮移民是照著當地貧窮居民的花費來接受治療。」柯恩表示。另外一個可能的問題是拙劣的治療，因為在美國境外的瀆職訴訟通常很難追蹤。
在柯恩的討論中，其中一部分是廣佈全球的非法醫療業務，譬如人體器官的販賣。具組織性的犯罪行為通常在具有捐助者（更貼切的說法或許是「賣家」）的非法交易中扮演關鍵角色，他們從一個國家運送器官到另一個國家，並且有醫生願意施行移植手術。這可能伴隨著嚴重的醫療併發症。旅行至國外的病患可能在術後染上具有抗生性的感染，而許多患者反映自己的病情加重，且需要在術後接受額外的治療，這反而增添了他們原生國家健康照護系統的負擔。
在調查非法器官捐助市場時，柯恩說他最受震撼的是在文化劃分（cultural divide）中的模糊地帶。「種族敵對者們在此處得到交集，你可能會有以色列人買下巴勒斯坦人的腎臟，這真的是很有趣的現象。而在族群間性別或關係上的禁忌，則在醫療市場裡被丟棄。」
病患會願意為了在他原生國家的非法醫療服務旅行至其他視其為合法的地方。有些末期歐陸患者會行至瑞士，因為在此處不必具有居住條件，且協助性自殺（assisted suicide）是被允許的。當許多海外病患為了寬鬆的生殖權力技術而到達美國時，一些美國人反過來出國尋求代理孕母，因為該項技術在他們居住的洲是違法，或者是其他地方有較低的價格。
這樣的實行引起了複雜的道德問題，像是印度的代理孕母。當地達到生育年齡的年輕女性簽下合約，並被給付一筆費用來接受人工受孕。在懷孕期間，他們住在一處形同宿舍的機構。在那邊，女性們被密切的監控者，並且得遵守嚴格的規範。
「我們總會有家長式的衝動想去保護人們，但另一方面，對於那些人來說，這或許是改善他們生活的最佳方式，」柯恩表示。
另一項兩難，是那些為了患病孩子而尋求具風險的實驗性治療方法的美國父母。柯恩不知道，像這樣即使是出自關懷的行為，「是否也算是孩童虐待的一種？」
柯恩同樣震驚於投入醫療旅遊（medical tourism）的大筆金額，和許多在這塊領域撈錢的人們。「當我去醫療旅行的會議時，我總是驚訝於有許多人是從事市場買賣。這看起來像是一個產業被商業和市場主宰，而非健康照護。」
原文出處：Harvard gazette: The rise of medical tourism [Oct 16,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