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轟、撇步、粉阿劣！語言學家如何做「臺灣國語」研究？

本文與 BRITA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你確定你喝的水真的乾淨嗎？

如果你回到兩百年前，試圖喝一口當時世界上最大城市的飲用水，可能會立刻放下杯子——那水的顏色帶點黃褐，氣味刺鼻，甚至還飄著肉眼可見的雜質。十九世紀倫敦泰晤士河的水，被戲稱為「流動的污水」，當時的人們雖然知道水不乾淨，但卻無力改變，導致霍亂和傷寒等疾病肆虐。

幸運的是，現代自來水處理系統已經讓我們喝不到這種「肉眼可見」的污染物，但問題可還沒徹底解決。面對 21 世紀的飲水挑戰，哪些技術真正有效？

濾水技術：從霍亂危機到高效濾芯

19 世紀的歐洲因為城市人口膨脹與工業發展，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水污染挑戰。當時多數城市的供水系統仍然依賴河流、湖泊，甚至未經處理的地下水，導致傳染病肆虐。

1854 年，英國醫生約翰·斯諾（John Snow）透過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倫敦某口公共水井與霍亂爆發直接相關，這是歷史上首次確立「飲水與疾病傳播的關聯」。這項發現徹底改變了各國政府對供水系統的態度，促使公衛政策改革，加速了濾水與消毒技術的發展。到了 20 世紀初，英國、美國等國開始在自來水中加入氯消毒，成功降低霍亂、傷寒等水媒傳染病的發生率，這一技術迅速普及，成為現代供水安全的基石。    

 19 世紀末的台灣同樣深受傳染病困擾，尤其是鼠疫肆虐。1895 年割讓給日本後，惡劣的衛生條件成為殖民政府最棘手的問題之一。1896 年，後藤新平出任民政長官，他本人曾參與東京自來水與下水道系統的規劃建設，對公共衛生系統有深厚理解。為改善台灣水源與防疫問題，他邀請了曾參與東京水道工程的英籍技師 W.K. 巴爾頓（William Kinnimond Burton） 來台，規劃現代化的供水設施。在雙方合作下，台灣陸續建立起結合過濾、消毒、儲水與送水功能的設施。到 1917 年，全台已有 16 座現代水廠，有效改善公共衛生，為台灣城市化奠定關鍵基礎。

進入 20 世紀，人們已經可以喝到看起來乾淨的水，但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科學家如今發現，水裡仍然可能殘留奈米塑膠、重金屬、農藥、藥物代謝物，甚至微量的內分泌干擾物，這些看不見、嚐不出的隱形污染，正在成為21世紀的飲水挑戰。也因此，濾水技術迎來了一波科技革新，活性碳吸附、離子交換樹脂、微濾、逆滲透（RO）等技術相繼問世，各有其專長：

• 活性碳吸附：去除氯氣、異味與部分有機污染物

• 離子交換樹脂：軟化水質，去除鈣鎂離子，減少水垢

• 微濾技術、逆滲透（RO）技術：攔截細菌與部分微生物，過濾重金屬與污染物等

這些技術相互搭配，能夠大幅提升飲水安全，然而，無論技術如何進步，濾芯始終是濾水設備的核心。一個設計優良的濾芯，決定了水質能否真正被淨化，而現代濾水器的競爭，正是圍繞著「如何打造更高效、更耐用、更智能的濾芯」展開的。於是，最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到底該如何確保濾芯的效能？

濾芯的壽命與更換頻率：濾水效能的關鍵時刻濾芯，雖然是濾水器中看不見的內部構件，卻是決定水質純淨度的核心。以德國濾水品牌 BRITA 為例，其濾芯技術結合椰殼活性碳和離子交換樹脂，能有效去除水中的氯、除草劑、殺蟲劑及藥物殘留等化學物質，並過濾鉛、銅等重金屬，同時軟化水質，提升口感。

然而，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非原廠濾芯也悄然湧現，這不僅影響濾水效果，更可能帶來健康風險。據消費者反映，同一網路賣場內便可輕易購得真假 BRITA 濾芯，顯示問題日益嚴重。為確保飲水安全，建議消費者僅在實體官方授權通路或網路官方直營旗艦店購買濾芯，避免誤用來路不明的濾芯產品讓自己的身體當過濾器。

辨識濾芯其實並不難——正品 BRITA 濾芯的紙盒下方應有「台灣碧然德」的進口商貼紙，正面則可看到 BRITA 商標，以及「4週換放芯喝」的標誌。塑膠袋外包裝上同樣印有 BRITA 商標。濾芯本體的上方會有兩個浮雕的 BRITA 字樣，並且沒有拉環設計，底部則標示著創新科技過濾結構。購買時仔細留意這些細節，才能確保濾芯發揮最佳過濾效果，讓每一口水都能保證潔淨安全。

不過，即便是正品濾芯，其效能也非永久不變。隨著使用時間增加，濾芯的孔隙會逐漸被污染物堵塞，導致過濾效果減弱，濾水速度也可能變慢。而且，濾芯在拆封後便接觸到空氣，潮濕的環境可能會成為細菌滋生的溫床。如果長期不更換濾芯，不僅會影響過濾效能，還可能讓積累的微小污染物反過來影響水質，形成「過濾器悖論」（Filter Paradox）：本應淨化水質的裝置，反而成為污染源。為此，BRITA 建議每四週更換一次濾芯，以維持穩定的濾水效果。

為了解決使用者容易忽略更換時機的問題，BRITA 推出了三大智慧提醒機制，確保濾芯不會因過期使用而影響水質：

1. Memo 或 LED 智慧濾芯指示燈：即時監測濾芯狀況，顯示剩餘效能，讓使用者掌握最佳更換時間。

2. QR Code 掃碼電子日曆提醒：掃描包裝外盒上的 QR Code 記錄濾芯的使用時間，自動提醒何時該更換，減少遺漏。

3. LINE 官方帳號自動通知：透過 LINE 推送更換提醒，確保用戶不會因忙碌而錯過更換時機。

在濾水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濾芯已不僅僅是過濾裝置，更是智慧監控的一部分。如何挑選最適合自己需求的濾水設備，成為了健康生活的關鍵。

濾水技術：不僅是進步，更是守護未來

人類對潔淨飲用水的追求，從未停止。19世紀，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污染問題加劇並引發霍亂等疾病，促使濾水技術迅速發展。20世紀，氯消毒技術普及，進一步保障了水質安全。隨著科技進步，現代濾水技術透過活性碳、離子交換等技術，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讓每一口水更加潔淨與安全。

今天，消費者不再單純依賴公共供水系統，而是能根據自身需求選擇適合的濾水設備。例如，BRITA 提供的「純淨全效型濾芯」與「去水垢專家濾芯」可針對不同需求，從去除餘氯、過濾重金屬到改善水質硬度等問題，去水垢專家濾芯的去水垢能力較純淨全效型濾芯提升50%，並通過 SGS 檢測，通過國家標準水質檢測「可生飲」，讓消費者能安心直飲。

然而，隨著環境污染問題的加劇，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減少水污染，並確保每個人都能擁有乾淨水源。科技不僅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更應該成為守護未來的承諾。濾水器不僅是家用設備，它象徵著人類與自然的對話，提醒我們水的純淨不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社會的責任和對未來世代的承諾。

*符合濾(淨)水器飲用水水質檢測技術規範所列9項「金屬元素」及15項「揮發性有機物」測試
*僅限使用合格自來水源，且住宅之儲水設備至少每6-12個月標準清洗且無受汙染之虞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南島語族的起源與變遷

南島語族發源自何方？是學界長期探索的焦點，在眾多研究領域中，語言學界為分布在南太平洋與印度洋諸島的族群確立關係，分類命名為南島語族（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語言證據指出，南島語族可能是從臺灣擴散出去。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語言學研究所張永利研究員，為我們深入分析，臺灣南島語保存哪些其他南島語「丟失的現象」，可以藉此重建南島語族的發展源頭與遷徙路徑。

南島語族的發源地究竟在何方？目前已有越來越多證據指出，南島語族可能是從臺灣出發，遷徙至廣大的南太平洋與印度洋島嶼開枝散葉。

考古學家在臺灣、呂宋島、大洋洲等地出土相似的陶器碎片，經年代鑑定後發現，最早的繩紋紅陶陶器來自 5、6 千年前的臺灣大坌坑文化。植物學家則對各地的構樹樣本進行分子親緣分析，發現南太平洋島嶼的構樹應源自臺灣，推測先民帶著樹皮衣材料構樹，自臺灣遷徙至南太平洋諸島。

除了上述證據，還有一樣活在生活周遭的非物質遺產，能作為南島語族「出臺灣說」的有力證據，那就是臺灣原住民族正在使用的「語言」！

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是研究與推廣「臺灣南島語」的重要基地，走進語言所典藏豐富研究著作的展覽室，投身臺灣南島語研究近 30 年的張永利研究員，與我們熱情分享語言學家的工作。

各地南島語言的特徵與變遷，是語言學家長期探索的問題，多年來一位位研究者深入原住民族部落，用羅馬拼音一字一句記錄部落長者的口語發音，經由比較臺灣與其他地區南島語言的關連與特徵，南島語族的發展源頭與遷徙路徑就在歷代語言學家的重建下現形。

如何確定臺灣南島語更接近原始南島語？同源詞繁簡成線索

南島語族是總人口數近 4 億人的龐大族群，其分布範圍北到臺灣、南到紐西蘭、東到復活節島、西到馬達加斯加。臺灣是南島語族分布的最北界，目前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共有 16 族，每個族群都有自己的語言，在整個南島語族 10 個主要語言分支中，臺灣南島語就佔了 9 個分支，其語言多樣性與存古性為世界少見。

「曾有外國學者讚嘆：南島語言是上帝送給臺灣的禮物！」張永利逐步分析臺灣南島語的珍貴之處：「考古和語言證據推估，臺灣南島語至少有 5 千年歷史，而麻六甲海峽附近國家使用的馬來語只有 2 千多年而已。此外，臺灣南島語還保留一些其他語言丟失的現象。」

所謂「丟失的現象」正是語言學家證實臺灣南島語較古老、可能是南島語族早期祖居地的關鍵證據。藉由歷史語言學方法比較南島語言之間的親緣關係與發展先後，丟失的現象慢慢浮現，成為值得研究的案例。

首先，語言學家特別構擬出一套「原始南島語」作為比較標準，音韻、構詞、句法越接近原始南島語者，就越有可能是族群發源地。

要構擬出原始南島語並不簡單，語言學家無法穿越時空回到 5 千年前，必須集結全球語言學家的力量，深入各個南島語族聚落採集語言材料，再從中找出語音、語意相似的「同源詞」做比較。由於語言變化的過程經常發生「由繁趨簡」現象，因此發音越複雜的語言通常越古老，語言學家再從較古老的語言構擬出原始南島語。

張永利舉同源詞「眼睛」為例，說明臺灣南島語較為古老的原因。眼睛的原始南島語是「maCa」（大 C 的發音為 ts 複合音，同注音符號ㄗ），而臺灣的排灣語是「maca」，其發音與原始南島語相同。

再看看馬來語的眼睛是「mata」，ts 複合音明顯簡化成 t，發生語言「由繁趨簡」的現象，證明臺灣南島語比馬來語更古老。

張永利進一步解釋，為何「由繁趨簡」現象可看出語言發展的先後順序：「有人可能會質疑，為什麼語言不是從簡單變複雜，發音由 t 變成 ts？如果是這樣你要解釋，多出來的 s 音是怎麼無中生有。這就如同人類社會的變遷，從複雜變簡單通常有跡可循，但無中生有需要創新的力量，從來不是簡單的事。」

這些語言有畫面！從同源詞推測千年前的生活型態

同源詞還可以重建南島語族原初的生活環境。根據語言學家的觀察，能成為同源詞的單字通常是日常使用的基本詞彙，例如爸爸、媽媽等親屬稱呼、數字 1 到 10，或是眼睛、頭、手、腳等身體部位。

因此，如果還能發現動物、植物、生活器具的同源詞，代表這些事物是曾經長時間存在的文化，才得以跨越千年時空在語言中留下印記，成為一窺南島語族原初生活環境的線索。

語言學家從原始南島語、原始排灣語、原始泰雅語、原始鄒語彙整出 100 個基本同源詞，當中包含許多指稱農作物、野生動植物、生活日用品的字詞：

從上述同源詞可推測，原始南島語族應該是以稻作維生，擅長紡織與編織技藝，生活周遭可見「露兜樹、甘蔗、藤」、「河鰻、田鼠、蒼蠅」等主要分布在亞熱帶地區的動植物。這些同源詞所反映的自然與文化特徵，對解答南島語族發源地問題具有相當大的啟發。

此外，從某些同源詞的語意轉變還可看出指稱的是外來事物。例如鄒語的「水牛」叫作「’ua chumu」，「chumu」是指「水」，但「’ua」最初並不是指「牛」，其真正的意思是「鹿」。換句話說，水牛應該是外來物種，推測鄒族先民看到外來的牛，跟鹿一樣都是四隻腳的大型哺乳類動物，因而發生「指鹿為牛」的情形。

講話講重點！第一個字就表明重點的「焦點系統」

除了從同源詞可以證明臺灣南島語較接近原始南島語，語言學家還發現，比起其他地方的南島語言，臺灣南島語保存最完整的「焦點系統」。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文法，在世界其他語言中並不常見。

焦點系統是用來凸顯一句話中想要強調的焦點，主要分成主事、受事、處所、工具共 4 種焦點，每種焦點都有相對應的動詞詞綴變化，並會在重點字詞前方加上格位標記 a。

由於南島語言習慣將動詞置於句首，等於你聽到第一個字就知道說話者想強調什麼。以下為 4 種焦點在排灣語的使用方式：

古老的修飾用語：副動詞

最後一個臺灣南島語較為古老的證據在於，其詞類相當有限，主要是動詞、名詞的應用，沒有真正的副詞、形容詞等修飾詞。但是當有需要用到修飾用語時該怎麼辦？這就輪到特殊的「副動詞」登場！

副動詞顧名思義是指：具副詞作用的動詞，是臺灣南島語經常使用的詞類。張永利秀出排灣語和馬來語的句子，進一步說明副動詞與一般副詞的不同：

排灣語的「g<em>alju」就是一個副動詞，意思是「慢」，之所以看出它是一種動詞，關鍵在於它跟後頭表示「吃」的動詞「k<em>an」有一樣的詞綴變化「em」。而中間的連繫詞 a 亦可應證「g<em>alju」與「k<em>an」應同屬於動詞。此外，「g<em>alju」的後面連接附著代詞「aken」表示「我」的意思，附著代詞一般會貼在動詞上。

值得注意的是，古老的副動詞在臺灣南島語言普遍保留下來，但是在臺灣之外的南島語言，如馬來語，卻通常都已經丟失。

綜上所述，從同源詞複雜度、焦點系統完整性、使用詞類有限等語言證據可知，臺灣南島語在目前已知的上千種南島語中，其古老排名可說名列前茅，也代表臺灣可能是南島語族早期的祖居地。

張永利表示：「綜合歸納現在的語言和考古證據，我們可以畫出南島語族遷徙路徑，基本上是從臺灣遷徙出去，先遷往菲律賓群島，再往南到婆羅州一帶，隨後一分為二，分別往東方太平洋和西方印度洋遷徙。」

用「說」的文化資產——母語

對張永利來說，越深入研究就越能體會，臺灣南島語真的是臺灣千年不墜的國寶！除了持續在學界發表臺灣南島語的概念運用規則，張永利也會到原住民部落推廣族語，多年來也跟國內語言學家一起編寫鄒語、噶瑪蘭語、賽德克語等族語教科書。

在與族人互動的過程中，張永利發現，年輕族人為了溝通方便，有簡化族語的傾向，以致某些傳統用語漸漸流失。

以鄒語為例，傳統上在說 11 這個數字時，老人家會講 maskx veiya ucni，「maskx」是 10、「ucni」是 1，中間的「veiya」是「回來」的意思，翻譯成中文就是「10 回 1」，可見鄒族會使用十進位來算數，可是現在的年輕人通常會省略「veiya」的用法。

另外名字的說法也發生簡化現象，例如有一位鄒族人的名字是 Pasuya、家族名是 Tiakiana，老人家會講 Pasu’e Tiakiana，大致的意思是「來自 Tiakiana 家族的 Pasuya」。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就直接講 Pasuya Tiakiana，身分證上的名字也這樣登記。

面對日漸普遍的族語簡化現象，張永利有感而發的說：「年輕人覺得只要聽得懂就好，但我會跟他們說，語言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很多說法只存在特定族群中，想復振傳統文化就要講道地的族語。」

一般人常將語言視為溝通工具，認為只要能有效溝通就好，然而深諳語言奧妙的張永利卻有不同看法：

語言也是一種文化資產，不論是臺灣南島語、華語、臺語或客語都有其文化特色，具有身分識別作用。

「母語能留著就是你的寶藏，現在『特色』就是你最重要的資產！」母語是臺語的張永利不僅在學術場域研究語言，更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多使用母語來保存語言資產。「語言不是只寫在教科書、或在課堂上唸，一定要積極使用，這樣語言才能真的活起來！」

千年以來，臺灣這座南島語族的原鄉發展出眾多語言文化各具特色的族群，如今在族人及語言學家的努力下，族語的復振工作正如火如荼進行，許多正名成功的族群紛紛從族語找回身分認同，找回值得守護的南島語族寶藏。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黃楷元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你是個言之有據的人嗎？

胡適先生曾說過「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當有人質疑你時，你就必須提出證據來。然而，世界上有些民族在說話時會「自帶證據」，真正落實言之有據！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語言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孫天心院士，在翻山越嶺深入藏族部落後，揭開神秘的「示證式」語法。究竟藏人如何在每句話中結合證據？為何會發展出如此特殊的語法形態？一起來認識言之有據的溝通方式，從語言的多樣性中，體會不同文化的繽紛之美。

班長走進鬧哄哄的教室，大聲宣佈：「期末考取消了！」這時候，同學們會怎麼反應呢？

「真的假的？」

「誰跟你說的？」

「你怎麼知道？」

類似這樣的場景，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可見。班長原本講的話，資訊不夠，欠缺「發言依據」。得透過其他的詞彙、語句，去把那句話「補充」得更加可信。像是：

「老師要我跟大家說，期末考取消了！」

「我看到公佈欄上寫，期末考取消了！」

但有的語言，直接在「語法」之中，就融入了這段話的「證據程度」，讓發言的人真正做到「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聽者也能立即判斷這段話的可信度。這就是語言中的「示證式（evidential）」，也是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孫天心院士一項引人入勝的研究。

如何用語法的形態變化，讓講話可以「自帶證據」呢？用「時制（tense）」來打個比方，要表示「那時候他很快樂」，中文必須額外加上時間副詞「那時候」；但有現在–過去時制形態的英文卻只需改變動詞形式「He WAS happy」，就可表達時制。

「示證式」也是相同道理。孫天心院士表示，世界上大約有四分之一的語言，會藉由語法形態變化，直接表達陳述的證據。例如南美洲的 Quechua 語，就有三種不同的動詞後綴（語尾），對應三種證據狀態：直接證據（親眼所見）、間接證據（由情況判斷）和聽聞證據（由他人提供）。

臺灣人熟悉的母語和外語中，示證式的用法不易見，不過在跟漢語同屬漢藏語系的「藏語」，就存在細緻的示證區別。孫天心院士是國內少數精研藏語的專家，就用示證形態特別豐富的「達古藏語」，來為我們介紹這個有趣又有點燒腦的機制。

證據強度的關鍵：如何及何時取得訊息？

如果你是一位達古藏語的使用者，你在講話時會特別留意言談中的證據強度，來決定動詞的形式。而證據有多強，則關乎你如何得知所要陳述的訊息。

首先，當你講的事情是你自己現在或過去的「自主行為、習慣或持續性狀態」，由於這些訊息本來就掌握在你手中，需使用「親知示證」（動詞後綴 -lə），這也是證據強度最高的形態。

若是陳述自己親見的他人行為，或自己的「非自主行為」（例如不小心跌倒），你就是個「目擊者」，仍然擁有高度的訊息取得權，需使用「親歷示證」（動詞後綴 -wɐ）。

若某件事發生當下並沒有參與（包括雖在場但未察覺），而是在「事後察知」的話，不同於前兩種情況，你這時只掌握「間接」訊息取得權，需使用「後知示證」（動詞後綴 -tsə）。

前述這三種情況是以訊息取得的來源來界定，而另外一種區分標準，則是從「認知整合的程度」來看。比方說，某件事情才剛剛發生、甚至正在進行中，你雖然是「直接」取得這些現場、當下發生的訊息，但認知上還來不及完全整合，需使用「新知示證」（動詞後綴 -wuʔ）。

如果認知整合的程度比較充分，像是你陳述的是自己當前的生理、心理狀態，或對於外界情況較長時間的觀察結果，則需使用「深知示證」（動詞後綴 -jiː）。

於是，達古藏語的使用者光聽你使用的動詞形式，就可以判斷你講的話有幾分證據了。除了這種陳述句之外，示證式也可以用在疑問句中，用來「判斷與猜測」對方回答時所提供的證據。如果猜錯，回答者也同樣可以用示證式來推翻提問者的判斷。

看起來眼花撩亂？但對於把達古藏語當成母語的人來說，這些都是有如呼吸一般的本能反應。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 Wola 語更為複雜，甚至把「受話者」的證據也考慮進去，稱為「集體示證」。這讓 Wola 語「做了（某事）」的謂語形態竟然有多達 57 種變化！

示證式「解碼」：從語言使用中窺見生活軌跡

然而，為什麼藏語、Quechua、Wola 這些語言會發展出「示證式」語法呢？這些使用示證式的民族，有什麼地緣上、親緣上的脈絡可循嗎？

孫天心院士介紹，學者發現世界上有三處「示證熱區」：喜馬拉雅山區、新幾內亞高地、南美洲西北角。這些區域的地理條件落差很大，看不出共通性。

以藏語而言，古代藏語並沒有嚴謹的示證區別，直到現代才發展出來。各地的藏語方言在示證體系的繁簡不一、形式也無法對應，顯見示證式的語法化、多樣化，是在相對短暫的時間內各自發展出來的。空間地緣、歷史親緣，恐怕都不是關鍵因素。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這些民族在講話時都特別「實事求是」呢？

目前看來，有複雜示證區別的語言，多使用於小型或封閉的語言社群。

這個問題，不只語言學家好奇，人類學家也感興趣。在大量的田野調查及資料分析後，學者們發現，越是小而封閉的社會，人們彼此熟識、互動頻繁，你早上講話不實在、可能下午就被抓包。

這種氛圍下，為了避免被指責和質疑，對於訊息交流時的「言語誠信」就會要求較高，語言中的示證式便應運而生。龐大而流動快速的社會，人際關係較為疏離，就比較難以在語言中發展出示證的用法。

在南美洲秘魯的 Nanti 語言社會，示證式甚至不只是語法，而是一種根深柢固的「價值」。當地的不成文規範，提及他人行為時只能陳述親眼所見，或引用當事人自述，不能揣測推斷。

有位人類學家提到，他只是請當地友人揣測一下她的丈夫去了哪裡（他出門時沒有說），一直遭到拒絕，最後居然大發脾氣：「你怎麼可以叫我做這種事？」這是他第一次看到當地人發這麼大的火。

語言之中，通常隱含著每個社會的集體思維、習癖、價值觀。示證式只是其中一種，各語言中還存在很多隱藏線索值得觀察，例如重視「時制（tense）」的語言，說話者就會特別留意事件的相對時序，以及說話時間的關聯。

特別有趣的是，孫天心院士分享了四川的嘉戎語動詞非常重要的「方向（orientation）範疇」，也就是講話時必須在動詞上標明（垂直）上下、（河流）上下游、（太陽）東西方。例如，當我們說「我去上一下洗手間」，當地人則會說「我去上一下（位在東邊的）洗手間」。

「這個文化裡面的人，方向感都特別好。若是路癡，可能連話都沒辦法好好講。」孫天心院士笑道。

差點為學術「捐軀」？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的苦與樂

一般人可能連背英文動詞時態變化都覺得有些頭痛了，但對於孫天心院士來說，這些少數民族語言的特殊規則，就有如萬花筒一般，越探究越是興味盎然。

但要研究少數民族的語言，可沒辦法像報名外語補習班那麼簡單。最難的關卡，就是要找到理想的該語言使用者。因為不只是要學會聽說溝通而已，還要透徹研究，深入掌握語言的結構、變化、演進，這就是為什麼好的研究請益對象，猶如鳳毛麟角般稀有。

不只母語要好、漢語要好、還要耐性好，才能忍受學者打破砂鍋式的糾纏提問。最重要的，是要有時間跟著我們耗。

如果能夠在臺灣找到適合的研究對象，語言學家們必然是滿懷感激。但為了更充分地研究，有時候仍然需要走訪母語原鄉，實際觀察語言使用中的精微奧妙。

這種時候，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的學者可就辛苦了。母語聚落通常地處偏僻，物質條件、交通環境也往往較不理想。孫天心院士回憶，有一次為了要研究藏族及羌族的語言，前往高海拔的四川馬爾康。想避開一路上的二手煙味及塵土，沒有搭乘大客車，而是從成都包了私家出租車上山。

沒想到，成都的司機不熟悉當地路況，沿途彎道及坍方，走得險象環生。突然一個轉彎的下坡，來不及放慢速度，連人帶車衝出路面，打滑了一圈，在懸崖的邊緣停住。司機嚇到臉色慘白，剩餘路程全都龜速前進。

雖然是餘悸猶存的回憶，但孫天心院士講起長年在四川藏區做田野研究的經歷，仍然帶著興奮雀躍。辛苦之處自不待言，然而箇中樂趣，讓他甘之如飴。

「藏緬語豐富的音韻、形態變化在世界語言中引人矚目。剛開始研究確實會感到困惑，但當慢慢找出規則、對應模式、甚至類型化之後，那種成就感難以言喻，而且越挖掘就會找到越多驚喜，令人欲罷不能！」

孫天心院士捲起舌頭，親自示範不同藏緬語發音的微妙差異。生動之處，讓人忍不住想推出有聲書。語言學是一種「口耳之學」，把音發準是學習新語言的第一課，必須嚴格、精確地模仿，差一點點都不行。如果無法掌握細微差異，要進行任何進一步的比較分析都是空談。而要做好這件事，熟練掌握國際音標是重要的基本功。

學語言已不簡單，鑽研少數民族語言的困難度更非一般人能想像。對孫天心院士來說，除了興趣外，還有一種更重要的驅動力，是身為學者的「使命感」！

語言的現象極為豐富，以不同的角度反映人類思維的運作、人際交流的策略。然而多數語言處於弱勢，甚至瀕臨消亡。我選擇離開安適的象牙塔，走進田野研究瀕危語言，目的就是為記錄保存人類語言的多樣性做出一份貢獻。

一種專屬於學者的自豪，展露在孫天心院士的眉宇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