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成為科學家？（現代版）

本文與 BRITA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你確定你喝的水真的乾淨嗎？

如果你回到兩百年前，試圖喝一口當時世界上最大城市的飲用水，可能會立刻放下杯子——那水的顏色帶點黃褐，氣味刺鼻，甚至還飄著肉眼可見的雜質。十九世紀倫敦泰晤士河的水，被戲稱為「流動的污水」，當時的人們雖然知道水不乾淨，但卻無力改變，導致霍亂和傷寒等疾病肆虐。

幸運的是，現代自來水處理系統已經讓我們喝不到這種「肉眼可見」的污染物，但問題可還沒徹底解決。面對 21 世紀的飲水挑戰，哪些技術真正有效？

濾水技術：從霍亂危機到高效濾芯

19 世紀的歐洲因為城市人口膨脹與工業發展，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水污染挑戰。當時多數城市的供水系統仍然依賴河流、湖泊，甚至未經處理的地下水，導致傳染病肆虐。

1854 年，英國醫生約翰·斯諾（John Snow）透過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倫敦某口公共水井與霍亂爆發直接相關，這是歷史上首次確立「飲水與疾病傳播的關聯」。這項發現徹底改變了各國政府對供水系統的態度，促使公衛政策改革，加速了濾水與消毒技術的發展。到了 20 世紀初，英國、美國等國開始在自來水中加入氯消毒，成功降低霍亂、傷寒等水媒傳染病的發生率，這一技術迅速普及，成為現代供水安全的基石。    

 19 世紀末的台灣同樣深受傳染病困擾，尤其是鼠疫肆虐。1895 年割讓給日本後，惡劣的衛生條件成為殖民政府最棘手的問題之一。1896 年，後藤新平出任民政長官，他本人曾參與東京自來水與下水道系統的規劃建設，對公共衛生系統有深厚理解。為改善台灣水源與防疫問題，他邀請了曾參與東京水道工程的英籍技師 W.K. 巴爾頓（William Kinnimond Burton） 來台，規劃現代化的供水設施。在雙方合作下，台灣陸續建立起結合過濾、消毒、儲水與送水功能的設施。到 1917 年，全台已有 16 座現代水廠，有效改善公共衛生，為台灣城市化奠定關鍵基礎。

進入 20 世紀，人們已經可以喝到看起來乾淨的水，但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科學家如今發現，水裡仍然可能殘留奈米塑膠、重金屬、農藥、藥物代謝物，甚至微量的內分泌干擾物，這些看不見、嚐不出的隱形污染，正在成為21世紀的飲水挑戰。也因此，濾水技術迎來了一波科技革新，活性碳吸附、離子交換樹脂、微濾、逆滲透（RO）等技術相繼問世，各有其專長：

• 活性碳吸附：去除氯氣、異味與部分有機污染物

• 離子交換樹脂：軟化水質，去除鈣鎂離子，減少水垢

• 微濾技術、逆滲透（RO）技術：攔截細菌與部分微生物，過濾重金屬與污染物等

這些技術相互搭配，能夠大幅提升飲水安全，然而，無論技術如何進步，濾芯始終是濾水設備的核心。一個設計優良的濾芯，決定了水質能否真正被淨化，而現代濾水器的競爭，正是圍繞著「如何打造更高效、更耐用、更智能的濾芯」展開的。於是，最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到底該如何確保濾芯的效能？

濾芯的壽命與更換頻率：濾水效能的關鍵時刻濾芯，雖然是濾水器中看不見的內部構件，卻是決定水質純淨度的核心。以德國濾水品牌 BRITA 為例，其濾芯技術結合椰殼活性碳和離子交換樹脂，能有效去除水中的氯、除草劑、殺蟲劑及藥物殘留等化學物質，並過濾鉛、銅等重金屬，同時軟化水質，提升口感。

然而，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非原廠濾芯也悄然湧現，這不僅影響濾水效果，更可能帶來健康風險。據消費者反映，同一網路賣場內便可輕易購得真假 BRITA 濾芯，顯示問題日益嚴重。為確保飲水安全，建議消費者僅在實體官方授權通路或網路官方直營旗艦店購買濾芯，避免誤用來路不明的濾芯產品讓自己的身體當過濾器。

辨識濾芯其實並不難——正品 BRITA 濾芯的紙盒下方應有「台灣碧然德」的進口商貼紙，正面則可看到 BRITA 商標，以及「4週換放芯喝」的標誌。塑膠袋外包裝上同樣印有 BRITA 商標。濾芯本體的上方會有兩個浮雕的 BRITA 字樣，並且沒有拉環設計，底部則標示著創新科技過濾結構。購買時仔細留意這些細節，才能確保濾芯發揮最佳過濾效果，讓每一口水都能保證潔淨安全。

不過，即便是正品濾芯，其效能也非永久不變。隨著使用時間增加，濾芯的孔隙會逐漸被污染物堵塞，導致過濾效果減弱，濾水速度也可能變慢。而且，濾芯在拆封後便接觸到空氣，潮濕的環境可能會成為細菌滋生的溫床。如果長期不更換濾芯，不僅會影響過濾效能，還可能讓積累的微小污染物反過來影響水質，形成「過濾器悖論」（Filter Paradox）：本應淨化水質的裝置，反而成為污染源。為此，BRITA 建議每四週更換一次濾芯，以維持穩定的濾水效果。

為了解決使用者容易忽略更換時機的問題，BRITA 推出了三大智慧提醒機制，確保濾芯不會因過期使用而影響水質：

1. Memo 或 LED 智慧濾芯指示燈：即時監測濾芯狀況，顯示剩餘效能，讓使用者掌握最佳更換時間。

2. QR Code 掃碼電子日曆提醒：掃描包裝外盒上的 QR Code 記錄濾芯的使用時間，自動提醒何時該更換，減少遺漏。

3. LINE 官方帳號自動通知：透過 LINE 推送更換提醒，確保用戶不會因忙碌而錯過更換時機。

在濾水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濾芯已不僅僅是過濾裝置，更是智慧監控的一部分。如何挑選最適合自己需求的濾水設備，成為了健康生活的關鍵。

濾水技術：不僅是進步，更是守護未來

人類對潔淨飲用水的追求，從未停止。19世紀，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污染問題加劇並引發霍亂等疾病，促使濾水技術迅速發展。20世紀，氯消毒技術普及，進一步保障了水質安全。隨著科技進步，現代濾水技術透過活性碳、離子交換等技術，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讓每一口水更加潔淨與安全。

今天，消費者不再單純依賴公共供水系統，而是能根據自身需求選擇適合的濾水設備。例如，BRITA 提供的「純淨全效型濾芯」與「去水垢專家濾芯」可針對不同需求，從去除餘氯、過濾重金屬到改善水質硬度等問題，去水垢專家濾芯的去水垢能力較純淨全效型濾芯提升50%，並通過 SGS 檢測，通過國家標準水質檢測「可生飲」，讓消費者能安心直飲。

然而，隨著環境污染問題的加劇，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減少水污染，並確保每個人都能擁有乾淨水源。科技不僅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更應該成為守護未來的承諾。濾水器不僅是家用設備，它象徵著人類與自然的對話，提醒我們水的純淨不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社會的責任和對未來世代的承諾。

*符合濾(淨)水器飲用水水質檢測技術規範所列9項「金屬元素」及15項「揮發性有機物」測試
*僅限使用合格自來水源，且住宅之儲水設備至少每6-12個月標準清洗且無受汙染之虞

同床異夢：科學家與科學記者間的緊張關係

為了新成立的科學媒體中心負責人一職準備面試期間，我讀到許多科學家的意見，他們指出媒體對MMR疫苗和基因改造等議題的報導削弱了公眾對科學的信任。然而，當我更深入閱讀當時的科學新聞時卻發現情況並不那麼單純，許多嘩眾取寵的報導出自綜合記者或政治與消費的分線記者，消息來源是善於操縱媒體的運動人士而非優秀科學家，反觀科學記者筆下的報導則多數公正平衡。

中心成立後的頭幾個月主要是諮詢，過程中我與一些傑出的科學記者交流，詢問新的科學新聞辦公室如何產生價值，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回應我接二連三的提問。互動中我清楚意識到科學記者不需要別人教他們怎麼做報導，而且他們其實與科學家一樣苦惱，覺得手機、核能、複製技術等等議題有太多聳動新聞。後來討論焦點就放在科學媒體中心如何改善現況，方法包括鼓勵科學家接受訪問，以及提升科學專業在編輯室內的地位。

一種說法認為科學記者是個特別的記者類型。有人向英國廣播公司前新聞部主任弗蘭．安斯沃思（Fran Unsworth）提出疑問：為何她們的公司高層很少人有科學報導背景？她短暫遲疑後回答：英國廣播公司的科學記者大都熱愛自己的工作，喜歡報導更甚於管理。我在其他媒體也注意到同樣現象，許多科學、醫藥、環境記者在專門領域耕耘超過二十年。湯姆．菲爾登被問到為何熱愛科學報導，他的回答是：

科學報導的內容幾乎都是探索性而非指控性—代表我和科學家都能開開心心回家！而且我能在自由出入實驗室、見到地球上最聰明的一群人、對他們的畢生心血提出各種粗淺的問題，這是多麼大的特權。再來科學新聞多彩多姿，生醫、太空、氣候、生物多樣性、古生物……最後一點，科學新聞很重要，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要迅速還是要正確？」——新聞編輯室裡的艱難選擇

二○○二年科學媒體中心剛成立時，社會上針對科學和媒體之間為何緊張有過一波辯論，其中一個話題是科學價值觀與新聞價值觀的矛盾。已故的理查．多爾（Richard Doll）爵士教授是發現吸菸與癌症關聯的科學家，他曾經對著滿屋子的記者一語道破：「你們不喜歡老調重彈、報導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總想找些新鮮的。但很可惜，科學裡新的事物通常不對，真理需要透過時間慢慢建立。」

另一方面，懂得反求諸己的記者通常也不諱言表示媒體反映真相有很多侷限。《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大衛．布羅德（David Broder）一九七九年曾說：「我希望媒體能一再重複、直到大家明白—每天送到門口的報紙，只是記者對過去二十四小時內聽聞的某些事情做出片面、匆促、不完整的敘述，內容不可避免會有瑕疵與偏差。」難怪科學家對記者戒慎恐懼，而記者與科學家合作時也倍感挑戰。曾經有位報紙編輯對著一房間的皇家學會成員說：在他的編輯室內，「要迅速還是要正確」這問題只會有一個答案。那些科學家的惶恐表情我歷歷在目。

我進入媒體關係工作之前拿的是新聞學學位，至今仍記得一位前記者曾在講座中告訴大家：「車禍後無人傷亡」不能成為新聞，「車禍導致五名青少年死亡」才能引起大眾關注。研究媒體的學生辯論新聞價值觀已經辯了數十年，也有人大膽嘗試不同做法，比方說《龜媒體》（Tortoise Media）之類新興平臺就訴求「慢新聞」，旨在建立有別於速度至上的新模型，透過「慢速新聞學」理念以更長時間來更加深入地製作更大、更複雜的報導。但儘管媒體業界發生許多變化，傳統的新聞價值觀仍屹立不搖。

科學媒體中心所有工作都是為了支持科學報導的高標準，不過我們在二○一一年列文森調查期間發現還有其他機會能夠撼動這些標準。該調查由布萊恩．列文森勳爵法官（Lord Justice Brian Leveson）主持，目的是在《世界新聞報》（News International）竊聽醜聞案後瞭解英國媒體業界有什麼慣例。我當時的同事海倫．賈米森（Helen Jamison）建議我們向調查庭提交證據，幾杯所謂的「女士汽油」下肚後，她操著濃厚曼徹斯特口音說：「傷害公眾利益的不是竊聽名人電話—而是糟糕的科學報導。」隔天我們發郵件給幾位科學通訊人員，詢問他們關注什麼議題，一週後就提交多頁書面證據。

我告訴同事自己被傳喚去做口頭證詞時她們還覺得我在瞎掰。小組內部連續幾週密切關注各大媒體如何報導列文森調查案，包含麗貝卡．布魯克斯（Rebekah Brooks）、阿拉斯泰爾．坎貝爾、保羅．戴克瑞（Paul Dacre）和安迪．考森（Andy Coulson）在內很多媒體界大人物都有出庭，而今居然也有我一份，令人興奮又忐忑—被傳喚的人只有我代表科學界，一定要把握好機會。

標題戰爭：聳動 vs. 精準，誰來決定科學新聞的呈現？

但其實我沒進過法庭，緊張情緒一目瞭然。印象特別深的是御用大律師羅伯特．傑伊（Robert Jay）和列文森勳爵本人一再要我放慢語速。官方紀錄上，提醒我兩次還不見效，列文森這麼說：「不必因為半小時的限制就講很快，時間是可以延長的……而且我有點擔心，總覺得速記員頭上好像冒煙了。」

我的主要論點是媒體長期以來執著於同一套價值觀，在書面證詞中也有所描述：

追求引發恐慌的故事、誇大單一專家從小規模研究得出的結論、不願將令人擔憂的研究結果置於宏觀而令人安心的脈絡、為了平衡而捏造不存在的學界歧見、過分偏愛另類觀點等等。

當天《獨立報》恰好印證我的觀點，一篇跨兩頁的報導標題為：「眼盲者重見光明—患者因幹細胞『奇蹟』痊癒。」然而實際情況是患者並未痊癒，雖然回報視力小幅度改善（他們原本視力極差，已被登記為盲人），但這僅僅是一項安全性研究，而且只有兩名患者參與。當然，研究本身是值得報導的，在幹細胞研究剛起步、真人試驗剛開始的時期，這是個重要的進展。問題在於報導口吻暗示科學研究取得了巨大突破，可能給成千上萬黃斑部病變患者帶來不切實際的希望。

同一天稍晚我揪著心打電話給《獨立報》科學編輯史提夫．康諾，告知我將他的報導當作科學新聞不良案例交給列文森調查庭。他當然談不上高興，但至少沒發飆，所以我鬆了一口氣。原來前一天晚上他提交的原稿內容較精緻，但夜班編輯決定將報導放在頭版，所以文字編輯就對標題進行過加工。康諾將原稿發過來，我們倆就在辦公室玩起「找出不同點」的遊戲了。

離開法庭時，《太陽報》總編輯攔住我。我在證詞中批評他們前一週煽動恐慌，報導內容是居家用品內的化學物質，但標題卻叫做「商店貨架上滿滿的乳癌『風險』」。原本我以為對方要吵架，沒想到他說《太陽報》真心想改善科學報導品質，邀請我們為報社裡的一般新聞記者開一場科學報導培訓班。隨著列文森調查案持續推進，業界標準似乎終於迎來變革，而且這一次沒有落下科學新聞。

作證時我順便提出有必要為科學報導制訂新的指導方針，還誇下海口表示只需要幾小時就能與記者和科學家共同完成草擬。一週後，調查庭將人召集起來要我們開始，沒想到折騰了整整一天，而且過程中好幾次我都擔心無法達成共識。標題就是特別棘手的項目，記者和文字編輯很堅持標題只追求簡潔和引人注目，沒必要精準總結文章內容，但科學家聽了很火大，認為這是合理化不精準的敘述。

我感覺自己成了全球和平談判的調解員，必須設法安撫所有人不拍桌走人並達成協議。所幸雙方都有成就這樁美事的意願，最終相互妥協：標題不應誤導讀者對文章內容的理解，且不應以引號包裝誇大的敘述。

總體來說，新指導方針鼓勵記者從協助大眾的角度切入，告訴閱聽人什麼證據是可靠的，又有什麼證據還在研究階段。例如其中有幾條的內容是：新聞故事應附上來源以便讀者查詢。應標明研究的規模、性質和侷限性。應指出研究處於何種階段，並從合理角度預估新療法或新技術能為民眾所用的時間點。

我們將指導方針寄給列文森勳爵，很高興他在最終版本的報告裡也建議採用。調查案結束後成立了獨立報刊業標準組織（Independent Press Standards Organisation）在各大新聞編輯部推廣指導方針，由於制訂過程有編輯和記者的參與所以接受度很高，不至於引起反彈。

為科學家舉辦講座時，我會展示一些因為科學家參與而變得更客觀準確的新聞報導，其中個人特別喜歡的一篇出自二○○八年的《每日郵報》，內容提到一項小鼠研究發現常用的保濕霜與癌症有相關。記者費奧娜．麥克雷（Fiona MacRae）引用兩位不同專家的意見質疑這項研究與人類皮膚的相關性，並指出該研究需要能在人類身上複現才有意義。

專家之一表示：因為這項研究就停止使用保濕霜太「瘋狂」，還補充說明：「小鼠皮膚癌研究其實不太能幫助我們瞭解人類的皮膚癌。」最精彩在於標題是「保濕霜與皮膚癌相關（僅限小鼠）」，而且括號內外用了同樣大小的字體。

從這個案例來看，優秀的記者可以在講述有趣故事的同時確保讀者不會過早丟掉面霜。我還會在講座使用的幻燈片裡摻入一些小報的報導實例來挑戰學術界偏見，比方說《每日郵報》的社論或許爭議頗多，但他們的科學新聞通常品質並不差，不推廣特定立場的時候更是如此，有時甚至優於大報。我還會強調《每日郵報》在英國銷量排行第二，如果連線上版也算進去讀者數超越所有大報，因此務實一點說：如果科學家希望更有效地向大眾傳遞信息，完全沒有不與《每日郵報》合作的道理。

——本文摘自《是炒作還是真相？媒體與科學家關於真相與話語權的角力戰：從基改食品、動物實驗、混種研究、疫苗爭議到疫情報導的製作》，2025 年 03 月，商周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文／郭立媛

1954 年夏季處於炎熱高溫的南臺灣，一間禮堂內湧入了近百人，臺下有許多穿著西裝或紳士服的男士們，一個個坐姿直挺聆聽臺上講者的發言，頻頻點頭應和；多數的學生們除了忙著拭去臉上的汗水，同時也更加勤奮地用手搧風消暑，與在座貴賓、家長仔細聆聽的樣貌呈現強烈對比。

講臺上站著一位六旬老人，用著流利優雅的閩南語，對這群剛進入高雄醫學院的學生們講述著「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精神信念。

這位老人就是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的創辦人，同時也是第一位臺灣醫學博士——杜聰明。

杜聰明在日治時期就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是當時許多臺籍學生的偶像，戰後更在醫界擁有巨大影響力，因此在他創辦高醫後，有許多學生或舊識，紛紛將子弟送來高醫就讀，這些來自醫生家庭的子弟，許多是父子兩代都師承杜聰明，成為一段杏林佳話。

體格丙下破格錄取，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

杜聰明（1893－1986），號思牧，臺北淡水人。1909 年自滬尾公學校畢業後，以榜首考取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但因體格檢查被評定為丙下，險遭除名，幸有當時的代理校長長野純藏將其破格錄取。

杜聰明在醫學校期間閱讀許多科學家傳記，最敬重德國的柯霍（Robert Koch，1843－1910）和法國的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這兩名細菌學家。或許是師法這些研究者，醫學校畢業後，杜聰明選擇從事醫學研究，他先進入總督府研究所擔任助手，次年在堀內次雄老師的引薦下，前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深造，通過了學力測驗後進入賀屋隆吉教授的內科教室，一年後再轉到森島庫太教授的藥物學教室做研究。

1921 年，杜聰明以高等官的身份返臺，擔任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助教授，是當時第三位被任命為日本高等官的臺灣人。1922 年甫滿 30 歲的杜聰明不僅已升任教授，同年底也順利通過博士申請，成為全日本國第 955 號博士，也是首位獲得日本博士學位的外地人，更是日治時期全臺灣第一位榮獲博士學位者，頓時成為臺灣各界矚目的焦點。

在當時，要取得博士學位本身已非常困難，尤其又是醫學領域。杜聰明身為土生土長於殖民地的臺灣人，卻能得醫學博士，不僅帶給許多臺灣人希望，同時也成為日本殖民政府有力的政策宣傳工具，往後只要提到臺灣，杜聰明的名字就一再被人提起，連帶被冠上了「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的頭銜。

鴉片、蛇毒、中醫藥，研究深具臺灣在地特色

校上課的時間外，杜聰明幾乎都待在研究所內做實驗。1925 年底杜聰明出發前往歐美留學，觀摩考察世界一流的研究室，為時約兩年半，1928 年人在巴黎的杜聰明還拜訪了正在環球旅行的林獻堂父子。

自歐美留學回國後的杜聰明，重新開設藥理學教室，但此時他身邊只有兩位助手和一位醫專應屆畢業生，但杜聰明不以為意，他認為比起實驗室的規模大小，最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態度，此後他便開始投入鴉片、蛇毒、中醫藥等三項深具臺灣在地特色之研究。

鴉片癮者是臺灣社會長久以來的問題，不知多少人為此傾家蕩產，因此杜聰明在鴉片戒癮研究方面，主張以「漸減法」治療矯正吸食鴉片和施打嗎啡患者的毒癮，並發明微量嗎啡成分定性定量檢查法，藉由尿液檢查來決定療程，這種「尿檢法」至今仍是毒品檢驗的主要方式。

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杜聰明帶領學生在愛愛寮及臺北更生院內進行大規模的鴉片戒癮療法，以總督府所設立的臺北更生院院內人數統計，在設立後的 17 年間共矯正了鴉片煙癮者 11,498 人。1937 年 8 月，杜聰明更因鴉片戒癮研究之成就，榮獲了日本學術協會賞。

除了鴉片的問題，身處熱帶潮濕地區的臺灣，經常出沒的毒蛇也是杜聰明所關注的研究焦點。原先日人對臺灣毒蛇研究多侷限於免疫學和血清學研究的範圍，杜聰明則將研究方向轉為其所擅長的毒物學和藥理學，更將蛇毒製成的鎮痛劑進行人體實驗，後來由李鎮源繼續傳承蛇毒的研究工作。關於臺灣蛇毒之研究，杜聰明共計發表 100 多篇論文，成績豐碩。

然而，杜聰明對於傳統的中醫藥也極有興趣，他主張應該要用現代科學角度去研究分析，也曾建議統治者讓中西醫研究一元化，雖未被採納，但他在生藥及中藥的藥理研究上仍有不少成果。

1930 年代在他擔任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時，仍嘗試向學校當局提出設立漢醫學研究機關之建議；甚至到戰後初期，也曾向當局建議在臺大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增設漢藥治療科，可惜最後仍未能如願。

造就臺灣的醫學教育，至高雄創設醫學院

在杜聰明所主持的藥理學教室中，先後有 40 名醫專畢業生跟隨杜聰明研究，共發表 131 篇論文，杜聰明因此建立其學術地位。1936 年，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後，杜聰明被延攬為醫學部教授，是當時唯一的臺灣人教授，主持藥理學研究室，先後造就了 40 餘位醫學博士。

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杜聰明負責接收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院及附屬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赤十字會醫院，順利完成接收工作。之後，獲任命為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兼附屬醫院院長，以及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

1947 年爆發二二八事件，杜聰明在友人通知下，幸運地迴避風險，同時也保住臺大醫學院的實驗教室與多數儀器，但在此之後，對於政治的熱情逐漸降溫，將全數心力都放在醫學教育上。

經歷臺大校園及臺大醫院一系列的人事變化、制度改革後，他仍積極爭取設立牙醫學系和藥學系，至 1953 年 8 月，臺灣大學終於通過設置牙醫學系和藥學系案，但也因此得罪校方行政部門，最終杜聰明遭校方強制解聘，只能黯然離開醫學院院長職務。

杜聰明離開臺大後，1954 年 7 月在南臺灣創辦了高雄醫學院，來實踐他的醫學教育理想。

首屆招收了 61 名醫學系學生，師資則多由杜聰明從臺大力邀而來。1963 至 1966 年間，因人事及財政問題而爆發「高醫風波」，導致杜聰明於 1966 年 10 月辭職。但此時高雄醫學院已頗具規模，為國內醫學教育重鎮。

而當時的臺灣省政府為了解決當時原住民部落存在著「無醫村」的問題，轉而向杜聰明尋求協助。鑑於許多醫科畢業生多不肯前往山地服務，在省府的委託之下，1958、1959 年杜聰明協助在高雄醫學院特設公費的「山地醫師醫學專修科」，專門招收原住民青年，經過四年的醫學教育後，必須到山地部落的衛生所服務滿十年，藉此來解決山地原住民醫療缺乏的問題。後來省政府考量地處海島的澎湖縣也是醫療資源不足，因此在原住民青年外，另外增加 4 個澎湖縣的學生名額。

堅定於研究與教育，深刻影響臺灣醫學史

杜聰明有感於身體瘦小，自醫學校時代開始，每日早晨勤於鍛鍊身體，數十年如一日，平時也喜好游泳，在擔任高雄醫學院院長期間，每週前往西子灣游泳健身。

家人記憶中的他，白天待在學校的實驗室，回家後也總是在讀書、研究，是真正全心投入研究的典範。杜聰明也勤於寫作，除了大量發表相關研究成果，他也詳細記錄自己的各類演講稿、出國考察見聞；自 30 歲起，更努力練習書法，每天都要練字至少四張，藉以修心養性，至今許多後輩、學生都仍保留他的墨寶。

綜觀杜聰明的一生，在面對不同的統治政權，都能堅定地扮演好醫學研究實踐者和醫學教育推動者的角色，不僅在鴉片戒癮、蛇毒和中醫藥理三方面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戰後更積極推動臺灣的醫學教育發展，培育出許多優秀的醫學界人士。

杜聰明畢生投入醫學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成果，堪稱為近代臺灣醫學史上影響最深刻的人物。

1. 杜祖健提供，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262。
2. 〈新醫學博士 杜聰明氏〉，《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1 月 23 日，日刊版 07。
3. 杜淑純口述，曾秋美、尤美琪訪問整理，《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新北：國史館，2005，頁 8。
4. 原載於《杜聰明先生榮哀錄》，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137。
5. 原載於《中外畫報》雜誌，振聲攝。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302。
6. 杜祖健提供，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