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成為科學家？（現代版）

本文由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 審稿醫生/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 王復德

「好想飛出國～」這句話在長達近 3 年的「鎖國」後終於實現，然而隨著各國陸續解封、確診消息頻傳，讓民眾再度興起可能染疫的恐慌，特別是一群本身自體免疫力就比正常人差的病友。

全球約有 2% 的免疫功能低下病友，包括血癌、接受化放療、器官移植、接受免疫抑制劑治療、HIV 及先天性免疫不全的患者…等，由於自身免疫問題，即便施打新冠疫苗，所產生的抗體和保護力仍比一般人低。即使施打疫苗，這群病人一旦確診，因免疫力低難清除病毒，重症與死亡風險較高，加護病房 (ICU) 使用率是 1.5 倍，死亡率則是 2 倍。

進一步來看，部分免疫低下病患因服用免疫抑制劑，使得免疫功能與疫苗保護力下降，這些藥物包括高劑量類固醇、特定免疫抑制之生物製劑，或器官移植後預防免疫排斥的藥物。國外臨床研究顯示，部分病友打完疫苗後的抗體生成情況遠低於常人，以器官移植病患來說，僅有31%能產生抗體反應。

疫苗保護力較一般人低，靠「被動免疫」補充抗新冠保護力

為什麼免疫低下族群打疫苗無法產生足夠的抗體？主因為疫苗抗體產生的機轉，是仰賴身體正常免疫功能、自行激化主動產生抗體，這即為「主動免疫」，一般民眾接種新冠疫苗即屬於此。相比之下，免疫低下病患因自身免疫功能不足，難以經由疫苗主動激化免疫功能來保護自身，因此可採「被動免疫」方式，藉由外界輔助直接投以免疫低下病患抗體，給予保護力。

外力介入能達到「被動免疫」的有長效型單株抗體，可改善免疫低下病患因原有治療而無法接種疫苗，或接種疫苗後保護力較差的困境，有效降低確診後的重症風險，保護力可持續長達 6 個月。另須注意，單株抗體不可取代疫苗接種，完成單株抗體注射後仍需維持其他防疫措施。

長效型單株抗體緊急授權予免疫低下患者使用 有望降低感染與重症風險

2022年歐盟、英、法、澳等多國緊急使用授權用於 COVID-19 免疫低下族群暴露前預防，台灣也在去年 9 月通過緊急授權，免疫低下患者專用的單株抗體，在接種疫苗以外多一層保護，能降低感染、重症與死亡風險。

從臨床數據來看，長效型單株抗體對免疫功能嚴重不足的族群，接種後六個月內可降低 83% 感染風險，效力與安全性已通過臨床試驗證實，證據也顯示針對台灣主流病毒株 BA.5 及 BA.2.75 具保護力。

六大類人可公費施打 醫界呼籲民眾積極防禦

台灣提供對 COVID-19 疫苗接種反應不佳之免疫功能低下者以降低其染疫風險，根據 2022 年 11 月疾管署公布的最新領用方案，符合施打的條件包含：

一、成人或 ≥ 12 歲且體重 ≥ 40 公斤，且；
二、六個月內無感染 SARS-CoV-2，且；
三、一周內與 SARS-CoV-2 感染者無已知的接觸史，且；
四、且符合下列條件任一者：

(一)曾在一年內接受實體器官或血液幹細胞移植
(二)接受實體器官或血液幹細胞移植後任何時間有急性排斥現象
(三)曾在一年內接受 CAR-T 治療或 B 細胞清除治療 (B cell depletion therapy)
(四)具有效重大傷病卡之嚴重先天性免疫不全病患
(五)具有效重大傷病卡之血液腫瘤病患（淋巴肉瘤、何杰金氏、淋巴及組織其他惡性瘤、白血病）
(六)感染HIV且最近一次 CD4 < 200 cells/mm³ 者 。

符合上述條件之病友，可主動諮詢醫師。多數病友施打後沒有特別的不適感，少數病友會有些微噁心或疲倦感，為即時處理發生率極低的過敏性休克或輸注反應，需於輸注時持續監測並於輸注後於醫療單位觀察至少 1 小時。

目前藥品存放醫療院所部分如下，完整名單請見公費COVID-19複合式單株抗體領用方案。

• 北部

台大醫院(含台大癌症醫院)、台北榮總、三軍總醫院、振興醫院、馬偕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和信治癌醫院、亞東醫院、台北慈濟醫院、耕莘醫院、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林口長庚醫院、新竹馬偕醫院

• 中部

         大千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榮總、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 南部/東部

台大雲林醫院、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奇美醫院、高雄長庚醫院、高雄榮總、義大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花蓮慈濟

除了預防 也可用於治療確診者

長效型單株抗體不但可以增加免疫低下者的保護力，還可以用來治療「具重症風險因子且不需用氧」的輕症病患。根據臨床數據顯示，只要在出現症狀後的 5 天內投藥，可有效降低近七成 (67%) 的住院或死亡風險；如果是3天內投藥，則可大幅減少到近九成 (88%) 的住院或死亡風險，所以把握黃金時間盡早治療是關鍵。

• 新冠治療藥物比較表：

免疫低下病友需有更多重的防疫保護，除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減少到公共場所等非藥物性防護措施外，按時接種COVID-19疫苗，仍是最具效益之傳染病預防介入措施。若有符合施打長效型單株抗體資格的病患，應主動諮詢醫師，經醫師評估用藥效益與施打必要性。

• 文／郭立媛

1954 年夏季處於炎熱高溫的南臺灣，一間禮堂內湧入了近百人，臺下有許多穿著西裝或紳士服的男士們，一個個坐姿直挺聆聽臺上講者的發言，頻頻點頭應和；多數的學生們除了忙著拭去臉上的汗水，同時也更加勤奮地用手搧風消暑，與在座貴賓、家長仔細聆聽的樣貌呈現強烈對比。

講臺上站著一位六旬老人，用著流利優雅的閩南語，對這群剛進入高雄醫學院的學生們講述著「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精神信念。

這位老人就是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的創辦人，同時也是第一位臺灣醫學博士——杜聰明。

杜聰明在日治時期就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是當時許多臺籍學生的偶像，戰後更在醫界擁有巨大影響力，因此在他創辦高醫後，有許多學生或舊識，紛紛將子弟送來高醫就讀，這些來自醫生家庭的子弟，許多是父子兩代都師承杜聰明，成為一段杏林佳話。

體格丙下破格錄取，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

杜聰明（1893－1986），號思牧，臺北淡水人。1909 年自滬尾公學校畢業後，以榜首考取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但因體格檢查被評定為丙下，險遭除名，幸有當時的代理校長長野純藏將其破格錄取。

杜聰明在醫學校期間閱讀許多科學家傳記，最敬重德國的柯霍（Robert Koch，1843－1910）和法國的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這兩名細菌學家。或許是師法這些研究者，醫學校畢業後，杜聰明選擇從事醫學研究，他先進入總督府研究所擔任助手，次年在堀內次雄老師的引薦下，前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深造，通過了學力測驗後進入賀屋隆吉教授的內科教室，一年後再轉到森島庫太教授的藥物學教室做研究。

1921 年，杜聰明以高等官的身份返臺，擔任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助教授，是當時第三位被任命為日本高等官的臺灣人。1922 年甫滿 30 歲的杜聰明不僅已升任教授，同年底也順利通過博士申請，成為全日本國第 955 號博士，也是首位獲得日本博士學位的外地人，更是日治時期全臺灣第一位榮獲博士學位者，頓時成為臺灣各界矚目的焦點。

在當時，要取得博士學位本身已非常困難，尤其又是醫學領域。杜聰明身為土生土長於殖民地的臺灣人，卻能得醫學博士，不僅帶給許多臺灣人希望，同時也成為日本殖民政府有力的政策宣傳工具，往後只要提到臺灣，杜聰明的名字就一再被人提起，連帶被冠上了「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的頭銜。

鴉片、蛇毒、中醫藥，研究深具臺灣在地特色

校上課的時間外，杜聰明幾乎都待在研究所內做實驗。1925 年底杜聰明出發前往歐美留學，觀摩考察世界一流的研究室，為時約兩年半，1928 年人在巴黎的杜聰明還拜訪了正在環球旅行的林獻堂父子。

自歐美留學回國後的杜聰明，重新開設藥理學教室，但此時他身邊只有兩位助手和一位醫專應屆畢業生，但杜聰明不以為意，他認為比起實驗室的規模大小，最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態度，此後他便開始投入鴉片、蛇毒、中醫藥等三項深具臺灣在地特色之研究。

鴉片癮者是臺灣社會長久以來的問題，不知多少人為此傾家蕩產，因此杜聰明在鴉片戒癮研究方面，主張以「漸減法」治療矯正吸食鴉片和施打嗎啡患者的毒癮，並發明微量嗎啡成分定性定量檢查法，藉由尿液檢查來決定療程，這種「尿檢法」至今仍是毒品檢驗的主要方式。

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杜聰明帶領學生在愛愛寮及臺北更生院內進行大規模的鴉片戒癮療法，以總督府所設立的臺北更生院院內人數統計，在設立後的 17 年間共矯正了鴉片煙癮者 11,498 人。1937 年 8 月，杜聰明更因鴉片戒癮研究之成就，榮獲了日本學術協會賞。

除了鴉片的問題，身處熱帶潮濕地區的臺灣，經常出沒的毒蛇也是杜聰明所關注的研究焦點。原先日人對臺灣毒蛇研究多侷限於免疫學和血清學研究的範圍，杜聰明則將研究方向轉為其所擅長的毒物學和藥理學，更將蛇毒製成的鎮痛劑進行人體實驗，後來由李鎮源繼續傳承蛇毒的研究工作。關於臺灣蛇毒之研究，杜聰明共計發表 100 多篇論文，成績豐碩。

然而，杜聰明對於傳統的中醫藥也極有興趣，他主張應該要用現代科學角度去研究分析，也曾建議統治者讓中西醫研究一元化，雖未被採納，但他在生藥及中藥的藥理研究上仍有不少成果。

1930 年代在他擔任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時，仍嘗試向學校當局提出設立漢醫學研究機關之建議；甚至到戰後初期，也曾向當局建議在臺大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增設漢藥治療科，可惜最後仍未能如願。

造就臺灣的醫學教育，至高雄創設醫學院

在杜聰明所主持的藥理學教室中，先後有 40 名醫專畢業生跟隨杜聰明研究，共發表 131 篇論文，杜聰明因此建立其學術地位。1936 年，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後，杜聰明被延攬為醫學部教授，是當時唯一的臺灣人教授，主持藥理學研究室，先後造就了 40 餘位醫學博士。

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杜聰明負責接收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院及附屬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赤十字會醫院，順利完成接收工作。之後，獲任命為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兼附屬醫院院長，以及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

1947 年爆發二二八事件，杜聰明在友人通知下，幸運地迴避風險，同時也保住臺大醫學院的實驗教室與多數儀器，但在此之後，對於政治的熱情逐漸降溫，將全數心力都放在醫學教育上。

經歷臺大校園及臺大醫院一系列的人事變化、制度改革後，他仍積極爭取設立牙醫學系和藥學系，至 1953 年 8 月，臺灣大學終於通過設置牙醫學系和藥學系案，但也因此得罪校方行政部門，最終杜聰明遭校方強制解聘，只能黯然離開醫學院院長職務。

杜聰明離開臺大後，1954 年 7 月在南臺灣創辦了高雄醫學院，來實踐他的醫學教育理想。

首屆招收了 61 名醫學系學生，師資則多由杜聰明從臺大力邀而來。1963 至 1966 年間，因人事及財政問題而爆發「高醫風波」，導致杜聰明於 1966 年 10 月辭職。但此時高雄醫學院已頗具規模，為國內醫學教育重鎮。

而當時的臺灣省政府為了解決當時原住民部落存在著「無醫村」的問題，轉而向杜聰明尋求協助。鑑於許多醫科畢業生多不肯前往山地服務，在省府的委託之下，1958、1959 年杜聰明協助在高雄醫學院特設公費的「山地醫師醫學專修科」，專門招收原住民青年，經過四年的醫學教育後，必須到山地部落的衛生所服務滿十年，藉此來解決山地原住民醫療缺乏的問題。後來省政府考量地處海島的澎湖縣也是醫療資源不足，因此在原住民青年外，另外增加 4 個澎湖縣的學生名額。

堅定於研究與教育，深刻影響臺灣醫學史

杜聰明有感於身體瘦小，自醫學校時代開始，每日早晨勤於鍛鍊身體，數十年如一日，平時也喜好游泳，在擔任高雄醫學院院長期間，每週前往西子灣游泳健身。

家人記憶中的他，白天待在學校的實驗室，回家後也總是在讀書、研究，是真正全心投入研究的典範。杜聰明也勤於寫作，除了大量發表相關研究成果，他也詳細記錄自己的各類演講稿、出國考察見聞；自 30 歲起，更努力練習書法，每天都要練字至少四張，藉以修心養性，至今許多後輩、學生都仍保留他的墨寶。

綜觀杜聰明的一生，在面對不同的統治政權，都能堅定地扮演好醫學研究實踐者和醫學教育推動者的角色，不僅在鴉片戒癮、蛇毒和中醫藥理三方面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戰後更積極推動臺灣的醫學教育發展，培育出許多優秀的醫學界人士。

杜聰明畢生投入醫學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成果，堪稱為近代臺灣醫學史上影響最深刻的人物。

參考資料

1. 杜祖健提供，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262。
2. 〈新醫學博士 杜聰明氏〉，《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1 月 23 日，日刊版 07。
3. 杜淑純口述，曾秋美、尤美琪訪問整理，《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新北：國史館，2005，頁 8。
4. 原載於《杜聰明先生榮哀錄》，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137。
5. 原載於《中外畫報》雜誌，振聲攝。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302。
6. 杜祖健提供，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165。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 文／Peggy

說到「阿信」這個名字，你腦中第一個浮現的，是誰的身影？是超長壽日劇中那位不屈不撓的堅毅主角？還是五月天裡面那位一開口就嗨爆全場的主唱？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個「阿信」，不僅是台灣第一位提倡限制生育、救治無數貧苦病人的仁醫，更培育了無數助產士、與學生合力接生了大半個台中的人，被譽為「台中之母」。

這位帶領台灣婦產科領域邁向新階段，間接影響了數代人的傳奇人物，便是「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

天生反骨，靠實力拚上東京女子醫專

蔡阿信出生於 1899 年日治時代的萬華，雖然看起來非常文靜乖巧，實際上卻是個非常有自己的想法、且十分願意堅持的人。比如說，當大家都在吃飯睡覺打東東的年紀時，11 歲的蔡阿信就自己努力跟母親爭取進入台灣第一所女子中學「淡水女學校」（台灣北部長老教會女學堂），以全校最小的年齡，成功成為了該校第一屆的學生。

18 歲畢業後，經女校老師鼓勵蔡阿信更下定決心前往日本醫校進修，頂著母親的反對、鄰居的閒言閒語，最終在日本「立教高等女學校」修習兩年日文之後，如願考上日本唯一一所「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現東京女子醫科大學）學醫。

「別人越反對，越激起她的決心，非達目的，不肯罷休。」

其實，蔡阿信固執的個性，從更小的時候就看得出來。在她 5 歲時，由於生父去世，家境陷入困頓，母親曾將阿信送給一對牧師夫婦當童養媳，但阿信小妹妹呢，偏不要乖乖聽話，靠著雙腳自己從大龍峒一路走回艋舺，這麼來回跑了幾次之後，養父母終於招架不住，把她送回了原本的家。

正是靠著這樣「不太乖」的態度，蔡阿信走出了一條前無古人的路，踏上了赴日習醫之旅。

學成歸國！打破傳統框架的台灣首位女醫師

醫科大學的課業十分繁重，蔡阿信咬牙堅持，幾年下來背了幾百種人體相關的拉丁文名詞，度過了無數個與屍體相伴的夜晚，終於在 1921 年學成歸國。

我們普通人的畢業可能是吃吃謝師宴啦、拍拍照啦，可蔡阿信的畢業，卻是一大群記者守在基隆港夾道歡迎，更以「萬綠叢中一點紅」的斗大報紙標題來形容這位剛出爐的畢業生。

記者們可不是在故意炒新聞，而是台灣第一位日本科班出生的女醫師實在是太過難得。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大多數人仍然普遍懷抱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想法，更會用裹小腳（還好阿信逃過了這項折磨）、童養媳等等習俗去規範和限制女性發展。

在這樣的風氣下，許多女生根本不曾獲得讀書的機會，而即便是讀了書，也容易受性別刻板印象影響，認為男生就應該當醫生、當警察，女生就該能當護士、當老師。更別提當時的「雙軌學制」從中學起就依據性別將學習內容分流，讓男生著重學習理科與工藝、女生著重學習家政與美育，逐步打造「男子要成為國家棟樑、女子要成為賢妻良母」的套路。

而蔡阿信的存在，卻打破了固有的框架，開了女性學醫的先河，也讓許多人意識到女性還有許多不同的生涯選擇。

同理且慈悲，清信醫院救治無數艱苦人（kan-khóo-lâng）

蔡阿信於 1924 年與「台灣文化協會」的成員，為著名的民族運動人士彭華英結婚，一開始先在台北開設婦產科醫院，之後 1926 年 6 月轉在台中成立了「清信醫院」。

她收診金的規矩是這樣的：富者多收，貧者少收，赤貧免費。赤貧除了免費，往往還會附帶贈送嬰兒衫、煉乳等等物資。這樣俠義精神，除了為阿信換來了很多雞鴨魚肉和蔬果（誤），更是讓許多弱勢族群得到了救治的機會。

不僅如此，蔡阿信還秉持著「獨接生不如眾接生」的精神，在醫院成立了「清信產婆學校」，每半年招收 30 個學生，為期一年，讓學生們邊上課還能邊在醫院實習。就這樣每年培育出 5、60 名助產士，不僅為許多台灣婦女提供了就業機會、打破了看診時原有的語言隔閡，更是大幅度降低了產婦和胎兒死亡率。

學校營運的10 年間，蔡阿信共計培養出了 500 名左右的助產士，默默達成了「整個城市的助產士都是我的學生」的成就。為了獎勵她在醫療上的貢獻，日本更是連續多年頒發了「獎勵私立產院」的賞金給她。

不過，平平是醫生，為何阿信感覺特別「有愛」？這或許是源自於她剛畢業後的一段經歷。

阿信當年剛歸國時，擅長的婦科專業剛好沒有醫院開缺，只好轉而到眼科實習。指導醫生給阿信的第一項作業，便是「蒙著眼睛在床上躺三天」，為的是體驗失明者的生活。或許是這一場「震撼教育」，讓阿信學到了同理與同情，更影響了她往後數十年的行醫方向。

二戰後長期旅居國外，基金會遺愛人間

雖然阿信將醫院經營得有聲有色，但二戰爆發後，台灣也被捲入其中，許多家長擔心女兒學醫之後恐怕會被徵召上戰場，習醫的學生便越來越少，也連帶影響了醫院經營。阿信於是收起了醫院，在 1938 年前往美國遊學，除了在哈佛等大學進行研究外，她也曾赴加拿大訪問；在戰爭期間，則被加拿大政府委派至日僑集中營擔任駐營醫師。

戰後蔡阿信雖然順利回到台灣，卻在政治動盪下決心移居海外，1949 年與英裔加籍的吉卜生牧師再婚後，1953 年起便定居於加拿大，在享受退休生活的同時，從事著社會服務的工作。

在伴侶過世後，阿信從自身體會出發，以畢生積蓄與朋友在台灣共同成立了「財團法人至誠社會服務基金會」照顧喪偶的婦女。直到現在，這個基金會仍在持續運作中。

台中之母、助產士之師、台灣第一位女醫師……我們後世的描述中，在蔡阿信的身上貼滿了各式各樣的標籤，但她的一生，其實就是場撕掉舊有社會標籤的馬拉松。正是這樣無視框架又充滿人文關懷的心，讓蔡阿信活出了與眾不同的故事。

參考資料

1. 成令方，性別、醫師專業和個人選擇：台灣與中國女醫師的教育與職業選擇,1930-1950，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002。
2. 《台灣醫界人物百人傳》
3. 台灣第一位女醫師 – 蔡阿信
4. 破繭薪女性–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
5. 台灣第一位女醫師有多神？七歲能背千家詩、打敗日人考上醫學院…也許你阿嬤也被她接生過
6. 台灣女人的故事！台灣首位女醫師蔡阿信展神童天分…不顧家人反對逆天改命成仁醫｜呂捷 張齡予主持｜【呂讀台灣完整版】20200531｜三立新聞台
7. 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的故事【民視台灣學堂】這些人這些事 2019.04.17—盧俊義
8. 漫話科技_蔡阿信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