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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MIT(台灣製造)到 MIT(麻省理工)──我的留學與求職之路

活躍星系核_96
・2018/04/22 ・7027字 ・閱讀時間約 14 分鐘 ・SR值 540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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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游子揚 │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工學博士,現任美國麻州大學洛爾校區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副教授/副系主任。寫這篇短文的目的,在於分享個人的留學與工作經歷,某些經驗對未來想出國留學與從事教職的人可供參考之用。

一、出國之前

台灣早期傳統的教育:念好書、找工作、安分守己。圖/ken19991210 @Pixabay

我從小生長在一個傳統的家庭,父親是公務員,母親在私人企業上班。在家中被教導最重要的美德是孝順,在國小時期被教導最重要的是服從。那是一段台灣仍在蔣家獨裁統治之下的威權時期;也是每個小學生每天進校園之際,必須在教官的監督之下,向校門口的蔣介石銅像鞠躬敬禮的時期。在國中之前對人生並沒有太多想法,家長給的人生教訓,簡言之,就是:

把書唸好,找份工作,成家立業,安分守己。

國中畢業之後,在沒有太多自由空氣的環境之下,面對了升學聯考。高中聯考沒考上前三志願, 而五專聯考卻考上台北工專。在祖母的鼓勵之下,以及對於機械、化工、材料等科系的不暸解,選擇進入了土木工程科就讀。在北工唸書的五年,反而因為自由開放的學風,重拾了對書本的興趣。

圖書館漫遊開啟了對於新知的學習精神。圖/jarmoluk@pixabay

長期在光華商場(現已拆除改建)透過自己動手組裝以及維修電腦的課餘活動,變得喜歡親自動手解決問題 。同時也因為北工圖書館的豐富外文館藏,課餘之際,開始對於外國文獻(英文,日文,德文)的內容感到興趣。不知不覺中,常常在圖書館裡待到關門之後才回到宿舍,卻也因此培養了對數學、物理、哲學以及文學的廣泛興趣。這段圖書館內漫遊的經歷,讓我認識到不是所有的知識都能在課堂上學到,能在課堂上學到的只是極少部分,更多的新知要靠自己持續不斷的學習才能獲得。

另外,也為了瞭解圖書館內的外文書籍內容,在學時選修了三年的日文以及一年的德文。然而,即使覺得自己有個很豐富的五年求學經驗,在升學考試中,卻沒有得到相對應的結果。在畢業時的二年制技術學院聯招當中,僅考上第三志願雲林科技大學,必須南下雲林開始兩年的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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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經驗給了我很大的啟示,在一個以考試成績決定前途的制度中,知識被價值化,進而區分成有用與沒用的知識。學生學習的範圍,則被決定考試題目的老師所決定。 在這種制度中,只有考卷上的知識能決定自己的前途。兩年的雲林求學讓我遇到了鼓勵我做研究的好老師(吳文華教授),也開始嘗試到做研究(土壤結構互質)的樂趣。

直到技術學校開始發現做研究的樂趣。圖/Thought Catalog@flickr

技術學院畢業後,透過保送甄試進入了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在張瑞宏教授的門下撰寫碩士論文,研究複合地盤的土壤極限承載力。這段正規的研究所教育,讓我對做研究有了更全面性的瞭解。研究所畢業之後,沒有時間想太多,就入伍服一年十個月的預官役。

服役期間,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下一步,考量留在國內或出國唸書的幾種可能性。退伍之後, 在中央研究院擔任九個月的研究助理,同時準備留學考試。在申請到學校之後,便在家人的期盼之下,赴美留學。我非常的幸運,有在背後充分支持我的雙親與其他家人,即使他們當初沒有主動鼓勵我出國唸書,卻也沒有阻止我出國。

回顧這段早期的求學時期,感受到在台灣的教育制度之下,文憑主義在各行各業的重要性。也感受到台灣社會對於「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扭曲,演變成大多數台灣民眾重視傳統大學體系,輕視技職教育的心態。在過去的教育制度之下,學生只要會念書,就是好學生、好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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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亦然。這種「動腦優於動手」的心態,只會造就產業空洞化,並導致學生追逐文憑而低估了解決問題的動手能力。假使一個國家的教育制度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培養社會上需要的各式各樣人力,那麼這個教育制度就應該提供各種需要的學校,以健全國家人力訓練的需要。將各級學校都升格成大學,顯然是沒有以國家整體需要為考量所作的短視決定。

二、來到波士頓

波士頓的天際線。圖/ ahundt @Pixabay

在沒有想太多的情況之下,就從台灣飛到地球另一端的美國麻省理工,開始自己另一階段的研究生涯。剛到麻省理工的第一個學期,很難一言以蔽之地形容在心態上以及文化上的衝擊。只覺得以前自己知道與拿手的事物,忽然間在新同學之間變得非常普通。留學考試成績單上的漂亮數字,並不能立刻轉化成在課堂上的表現。更發覺自己有太多地方不夠好,態度也不夠認真。

在土木系裡,還記得教結構動力學的卡索(Eduardo Kausel)教授飛快的板書,濃厚的智利口音,以及天外飛來一筆的課間問題,讓自己覺得課前準備的重要性。康納(Jerome J. Connor)教授的結構力學與分析課上,用簡潔的數學描述複雜的結構行為,以及大量使用電腦程式建立工程結構物的數值模型,以便於預測結構行為。

吳(Shi-Chang Wooh)教授的非破壞性檢測課上,使用超音波來界定工程材料的損害程度。歐康納(Ruaidhri M. O’Connor)教授的智慧型結構系統與感測器課上,利用壓電材料設計一套裝置在橋樑上的能源採收器。烏姆(Franz Ulm)教授的理論力學課上,用抽象代數分析力學系統的行為。同樣來自台灣的梅強中(Chiang C. Mei)教授,在系上是我極為敬畏的老師。在三樓走廊盡頭的教室外,聽到他跟學生開會討論的聲音,是許多土木系上博士生共同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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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Thought Catalog@pixabay

布由柯茲特克(Oral Buyukozturk)教授的鋼筋混凝土學中,學到從實驗結果建立解析式的理論模型,並且將之應用在結構設計上。因為布由柯茲特教授對於結構物老化與損壞行為的興趣,我決定跟隨他進行博士論文的研究。另一個原因是,布由柯茲特教授長期投注大量心力在研究提案書(research proposal)的撰寫上,我想從他身上學習如何撰寫好的研究提案書。

經過我們一段時間的討論,決定嘗試以電磁波作為探測混凝土結構物的工具,於是我必須去電機系補修這方面的相關課程,跟隨孔金甌(Jin Au Kong)教授以及史達林(David Staelin)教授學習電磁波散射理論以及在遙感測量方面的應用。並因為從事雷達量測方面的研究,常常要坐巴士到麻省理工的林肯實驗室,與那邊的工程師討論實驗細節與研究問題。

在教學現場討論中,由左至右:Christopher Ingemi (undergraduate)、本文作者、 Jones Owusu-Twumasi (PhD student) 圖/作者提供

稍後,孔教授更加入了我的博士論文委員會,對我的研究提供更深入的建議。我從孔教授身上學到的不僅僅是電磁學方面的知識,還有他追求研究問題的答案之熱情,以及他難以置信的博學多聞。孔老師上課只帶一兩張紙,就可以從問題的控制方程式一路推導到最後的解答,顯見他在理論方面的扎實訓練。

他不但對電磁學有透徹的了解,還對歷史上相關學者的生平與彼此之間的關係暸若指掌。常常,他在課堂上推導了好幾頁的積分方程之後,有機會就會開始說一些學者的生平逸事。孔老師在私底下跟在課堂上一樣地平易近人,他的治學態度可以從他在研究討論中所提出的問題看出,他對於基本理論的掌握有嚴格的要求。非常可惜的是,孔老師在我博士論文答辯前兩個月,就因為急性肺炎而突然在醫院中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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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Tomo Saito@flickr

在麻省理工求學的七年期間,能有機會在課堂上從機械系,物理系, 數學系,還有航太系的其他教授身上,學習到不同領域知識,以及他們的治學態度。也有機會看到來自各國的學生孜孜不倦,日以繼夜地投入他們的研究。認真的態度,不是只有一兩年的付出就能造成,而是要數年乃至於數十年的訓練,方能夠達到的境界。

當一個組織(大學或公司)有夠多認真做事的人,認真的文化就可以開始紮根。在台灣有許多人喜歡在各種場合使用漂亮的詞彙,即使是在高等教育以及科學研究的領域,也常聽到一堆漂亮卻空泛無比的計畫與口號。

這些現象反映了主事者只想要用膚淺的標題,而非實際的成果來說服國民的短視心態,還有被無用的形式主義(做做樣子)所綁架的可悲心理。個人以為,要達到頂尖的境界,其實就是每個人把自己的本分做到最好;並且不斷追求進步,突破自己既有的程度,最後持之以恆。

三、畢業之後:如何找工作?

圖/ Sayurta@wikimedia

拿到博士學位之前,就得先想畢業之後的工作。除了工作之外,外國學生在美國還有簽證的問題要考慮。沒有工作,外國學生在美國就無法長期居留。如同在其他國家,博士畢業生在美國有幾種職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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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業界,政府機構,或是自己創業。

若想待在學術界,可以申請博士後研究員,或是大學講師,或是大學助理教授的職缺。申請博士後研究員的職位通常需要完整的學術履歷,研究計劃書,以及三個推薦人的聯絡方式。申請大學講師的職位通常需要完整的學術履歷,教學計畫,以及三個推薦人的聯絡方式。

source:pxhere

申請大學助理教授的職位通常需要完整的學術履歷,研究計劃書,教學計畫,以及三封推薦信。通常申請資料寄出一段時間(通常是一到三個月)後,如果獲選進入電話面試(phone interview)的階段,就會接到電郵或電話約定時間談話。電話面試可能是三十分鐘,或是一個小時。如果獲選進入來校面試(on-campus interview)的階段,會在幾天之內約定時間。在來校面試的當天,會有將近一整天的面談,從學校的管理階層(例如學務長,學院院長),到系上教授。應徵者需要發表一個正式的學術演講,通常是一個小時左右。

有時候,應徵者也需要針對一個題目試教三十分鐘到一個小時。來校面試結束之後,甄選委員會的成員會開會投票,一旦學校的管理階層(通常是學院院長)同意,就會正式對甄選第一名的應徵者發出職缺的通知。收到通知的應徵者必須在短時間(一天到三天)之內接受或拒絕。倘若第一名的應徵者拒絕這份工作,甄選委員會會立刻向第二名的應徵者發出通知,做為下一輪的甄選結果,直到兩方都共同同意為止。

在目前競爭激烈的美國學界,通常一個助理教授的職缺很快就會被填補,很少進入第二輪。在工程的領域,大部分的博士畢業生可能要先從事幾年的博士後研究,才有機會爭取到大學助理教授的職缺。少部份的優秀(就學術成就而言)博士畢業生,卻可能有數個職缺來選擇。現實的情況是,每一個大學職缺的甄選結果,都要有幾百個博士要失望,只有一個會滿意。 en.malinaesc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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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站上講台的第一天

圖/Alexas_Fotos @Pixabay

大學教授,顧名思義就是在大學傳達知識的學者。傳達知識的最傳統方式,就是在課堂上教書。大部分的博士生在攻讀學位的過程中,應該都是擔任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的工作居多,少數會擔任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擔任研究助理固然對研究的進展較有幫助,但是一旦畢業之後開始教書,在教學上剛開始的適應期會比較長。若是擔任過教學助理,有協助過授課教授準備課綱與教材,一旦自己開始教書,會比較快進入狀況。

無論是哪種情況,教學不該是每年一成不變地覆誦同樣的教材,因為每年的學生都不會相同,而學生的學術訓練與背景更是每年都會改變。倘若如此,教授們怎能用同樣的方法來持續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還記得上第一門課的時候,對象是大四學生與研究生。站上講台的第一天,一直在想該如何準備一個完整的開場白,該如何面對學生的問題,該如何將事理解釋到清楚的程度等等。為了準備教材,自己重寫了一份講義。主要操心之處在于,擔心準備的材料不足以應付每週三小時的課程,所以加入了學科內近期的發展與新的理論,結果學期結束時,發覺還有一些課題來不及教到,才暸解掌握上課進度是很重要的事。

另外,因為每門課的學生程度都不儘相同,如何教到讓大部分學生瞭解的程度,對我來說純粹是一門經驗科學。上課講解方式如果是為了班上程度最好的學生,那麼大部分學生就會因為跟不上而迷失。如果是為了程度最差的學生,那麼大部分學生就會因為無聊而失去興趣。如何掌握到班上大部分學生的程度,並且即時調整教學的方式,需要經驗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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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爭取研究計劃的經費?

圖/StartupStockPhotos @Pixabay

大學教授除了教書之外,還需要做研究。在美國,研究經費的來源主要是聯邦政府的各部門(例如國家科學基金會,能源部,交通部,國防部等等),州政府,業界,以及私人基金會。教授們向政府爭取經費的方式,通常是撰寫研究提案書(research proposal),提交給政府各部門內掌管研究經費的官員審核。

各單位審核的方式不盡相同,通常的做法是,主管官員先召集一個由外部人士組成的評選委員會,然後委員會成員再經由評選審核,推薦應被核准的研究計劃書,而主管官員通常也仍保有最後的決策權。換言之,倘若該主管官員主觀認為,經由委員會推薦的研究計劃書仍不夠水準,該官員還是可以決定不批准經費。同時,即使研究計劃書被核准,但是申請的經費最後被打折扣的情況也常發生。

此外,有些研究單位(例如聯邦交通部)也會要求計劃申請人(教授),親自到政府單位做個研究報告,再決定是否批准申請的計劃。各個單位的做法都不盡相同,美國政府在科研核獎機制方面,並無對聯邦各部門有統一的規範,更遑論各州級單位科研核獎機制的各行其政了。

圖/Akshay93@pixabay

由於美國學術界與政府部門的規模,客觀審核的目標較容易達成,因為計劃申請人(教授)不可能認識所有的官員,反之亦然。因為不認識人,所以只能客觀地從研究計劃書當中的內容來作決定。這種制度適用于像美國這樣規模的國家,卻不適用於像台灣這樣的國家,因為台灣的學術圈太小,相互熟識的學者之間很可能互相審核研究計劃,最後就容易落入利益交換(這次我幫助你的計劃書通過,下次換你幫我)的結果。

一旦利益交換的情況發生,最後獲選的一定不是就內容而言最優秀計劃書,而會是有最多人情包袱的計劃書。如此一來,整個科研核獎機制就失去功用,而納稅人的稅金就變成一群有關係的學者之間,彼此私相收授的囊中物。

當然,常此以往,一個國家的科研水準就永遠不會進步,也永遠無法跟其他先進國家競爭。這也是為何香港的科研核獎機制,是採用委託外國學者來審核的方式,而不是由香港本地的學者彼此互相審核。如果人都會有私心,就需要用制度來制衡。

從幾個學術界的弊案看來,在當今的社會中,「具有博士學位」這個條件再也無法當作高尚人格的完全保證,這是從事學術工作的學者們應該深刻謹惕的警訊。我們當然不能用以偏概全的心態來看待整個學術界,但是學術界在一個國家與社會中的獨特角色(創造科技新知,培育技術人力,養成合格國民),可以讓一個不法學者的負面影響力遠遠超越個人。同樣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教授們,更應該在培養人才的專業訓練之外,用自身的行為彰顯人格教育的重要性。

六、總結

圖/fietzfotos @Pixabay

回顧自己從台灣製造到麻省理工的這段旅程,自己走的是一段與許多出國留學的人較為不同的路。從技職體系到大學體系的轉換,看見了兩個體系的不同訓練,也看見兩個體系共同需要面對的挑戰。到另一個國家求學,能讓自己看見過去想法的盲點,藉由不同的思考方式與做法,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技職體系強調與特定職業結合的訓練,大學體系著重在相對全面性的教育。

然而,出了社會之後,不論是技職或是大學背景,在工作職務上的要求同樣沒有藉口。技職畢業生不能說自己不懂得理論,而大學畢業生不能說自己不善於實務。在麻省理工的校徽裡,有一個工程師與一個學者並肩而立,象徵理論與實務的同等重要性。在任何一個領域,所謂的專業,其實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不論是動腦或動手。

麻省理工學院的校徽。

在國外,唸書與工作是兩回事。作一個在國外求學的學生,生活的目標很簡單,就是把研究做好。在波士頓遇到妻子,成家立業之後,生活的目標就變成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在沒有台灣家人相伴的郊區家中,我們的美國夢除了在事業上的衝刺,也包括了在生活上的學習。對自家房屋的維護與修繕,庭院的整理(夏天除草,秋天掃葉,以及冬天鏟雪),都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說人生就是許多經歷的結合,出國唸書絕對會是一段讓人生變得精彩的過程。更重要的是,這段過程會給你一張,親自看見與經歷世界的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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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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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active galactic nucleus, AGN)是一類中央核區活動性很強的河外星系。這些星系比普通星系活躍,在從無線電波到伽瑪射線的全波段裡都發出很強的電磁輻射。 本帳號發表來自各方的投稿。附有資料出處的科學好文,都歡迎你來投稿喔。 Email: contact@pansci.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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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即停薪:如何證明你的時間值多少?車禍背後的認知 x 情緒 x 金錢 x 法律大混戰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6/01/09 ・3286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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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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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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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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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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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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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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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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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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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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