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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MIT(台灣製造)到 MIT(麻省理工)──我的留學與求職之路

活躍星系核_96
・2018/04/22 ・7027字 ・閱讀時間約 14 分鐘 ・SR值 540 ・八年級

  • 文/游子揚 │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工學博士,現任美國麻州大學洛爾校區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副教授/副系主任。寫這篇短文的目的,在於分享個人的留學與工作經歷,某些經驗對未來想出國留學與從事教職的人可供參考之用。

一、出國之前

台灣早期傳統的教育:念好書、找工作、安分守己。圖/ken19991210 @Pixabay

我從小生長在一個傳統的家庭,父親是公務員,母親在私人企業上班。在家中被教導最重要的美德是孝順,在國小時期被教導最重要的是服從。那是一段台灣仍在蔣家獨裁統治之下的威權時期;也是每個小學生每天進校園之際,必須在教官的監督之下,向校門口的蔣介石銅像鞠躬敬禮的時期。在國中之前對人生並沒有太多想法,家長給的人生教訓,簡言之,就是:

把書唸好,找份工作,成家立業,安分守己。

國中畢業之後,在沒有太多自由空氣的環境之下,面對了升學聯考。高中聯考沒考上前三志願, 而五專聯考卻考上台北工專。在祖母的鼓勵之下,以及對於機械、化工、材料等科系的不暸解,選擇進入了土木工程科就讀。在北工唸書的五年,反而因為自由開放的學風,重拾了對書本的興趣。

圖書館漫遊開啟了對於新知的學習精神。圖/jarmoluk@pixabay

長期在光華商場(現已拆除改建)透過自己動手組裝以及維修電腦的課餘活動,變得喜歡親自動手解決問題 。同時也因為北工圖書館的豐富外文館藏,課餘之際,開始對於外國文獻(英文,日文,德文)的內容感到興趣。不知不覺中,常常在圖書館裡待到關門之後才回到宿舍,卻也因此培養了對數學、物理、哲學以及文學的廣泛興趣。這段圖書館內漫遊的經歷,讓我認識到不是所有的知識都能在課堂上學到,能在課堂上學到的只是極少部分,更多的新知要靠自己持續不斷的學習才能獲得。

另外,也為了瞭解圖書館內的外文書籍內容,在學時選修了三年的日文以及一年的德文。然而,即使覺得自己有個很豐富的五年求學經驗,在升學考試中,卻沒有得到相對應的結果。在畢業時的二年制技術學院聯招當中,僅考上第三志願雲林科技大學,必須南下雲林開始兩年的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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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經驗給了我很大的啟示,在一個以考試成績決定前途的制度中,知識被價值化,進而區分成有用與沒用的知識。學生學習的範圍,則被決定考試題目的老師所決定。 在這種制度中,只有考卷上的知識能決定自己的前途。兩年的雲林求學讓我遇到了鼓勵我做研究的好老師(吳文華教授),也開始嘗試到做研究(土壤結構互質)的樂趣。

直到技術學校開始發現做研究的樂趣。圖/Thought Catalog@flickr

技術學院畢業後,透過保送甄試進入了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在張瑞宏教授的門下撰寫碩士論文,研究複合地盤的土壤極限承載力。這段正規的研究所教育,讓我對做研究有了更全面性的瞭解。研究所畢業之後,沒有時間想太多,就入伍服一年十個月的預官役。

服役期間,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下一步,考量留在國內或出國唸書的幾種可能性。退伍之後, 在中央研究院擔任九個月的研究助理,同時準備留學考試。在申請到學校之後,便在家人的期盼之下,赴美留學。我非常的幸運,有在背後充分支持我的雙親與其他家人,即使他們當初沒有主動鼓勵我出國唸書,卻也沒有阻止我出國。

回顧這段早期的求學時期,感受到在台灣的教育制度之下,文憑主義在各行各業的重要性。也感受到台灣社會對於「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扭曲,演變成大多數台灣民眾重視傳統大學體系,輕視技職教育的心態。在過去的教育制度之下,學生只要會念書,就是好學生、好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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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亦然。這種「動腦優於動手」的心態,只會造就產業空洞化,並導致學生追逐文憑而低估了解決問題的動手能力。假使一個國家的教育制度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培養社會上需要的各式各樣人力,那麼這個教育制度就應該提供各種需要的學校,以健全國家人力訓練的需要。將各級學校都升格成大學,顯然是沒有以國家整體需要為考量所作的短視決定。

二、來到波士頓

波士頓的天際線。圖/ ahundt @Pixabay

在沒有想太多的情況之下,就從台灣飛到地球另一端的美國麻省理工,開始自己另一階段的研究生涯。剛到麻省理工的第一個學期,很難一言以蔽之地形容在心態上以及文化上的衝擊。只覺得以前自己知道與拿手的事物,忽然間在新同學之間變得非常普通。留學考試成績單上的漂亮數字,並不能立刻轉化成在課堂上的表現。更發覺自己有太多地方不夠好,態度也不夠認真。

在土木系裡,還記得教結構動力學的卡索(Eduardo Kausel)教授飛快的板書,濃厚的智利口音,以及天外飛來一筆的課間問題,讓自己覺得課前準備的重要性。康納(Jerome J. Connor)教授的結構力學與分析課上,用簡潔的數學描述複雜的結構行為,以及大量使用電腦程式建立工程結構物的數值模型,以便於預測結構行為。

吳(Shi-Chang Wooh)教授的非破壞性檢測課上,使用超音波來界定工程材料的損害程度。歐康納(Ruaidhri M. O’Connor)教授的智慧型結構系統與感測器課上,利用壓電材料設計一套裝置在橋樑上的能源採收器。烏姆(Franz Ulm)教授的理論力學課上,用抽象代數分析力學系統的行為。同樣來自台灣的梅強中(Chiang C. Mei)教授,在系上是我極為敬畏的老師。在三樓走廊盡頭的教室外,聽到他跟學生開會討論的聲音,是許多土木系上博士生共同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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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Thought Catalog@pixabay

布由柯茲特克(Oral Buyukozturk)教授的鋼筋混凝土學中,學到從實驗結果建立解析式的理論模型,並且將之應用在結構設計上。因為布由柯茲特教授對於結構物老化與損壞行為的興趣,我決定跟隨他進行博士論文的研究。另一個原因是,布由柯茲特教授長期投注大量心力在研究提案書(research proposal)的撰寫上,我想從他身上學習如何撰寫好的研究提案書。

經過我們一段時間的討論,決定嘗試以電磁波作為探測混凝土結構物的工具,於是我必須去電機系補修這方面的相關課程,跟隨孔金甌(Jin Au Kong)教授以及史達林(David Staelin)教授學習電磁波散射理論以及在遙感測量方面的應用。並因為從事雷達量測方面的研究,常常要坐巴士到麻省理工的林肯實驗室,與那邊的工程師討論實驗細節與研究問題。

在教學現場討論中,由左至右:Christopher Ingemi (undergraduate)、本文作者、 Jones Owusu-Twumasi (PhD student) 圖/作者提供

稍後,孔教授更加入了我的博士論文委員會,對我的研究提供更深入的建議。我從孔教授身上學到的不僅僅是電磁學方面的知識,還有他追求研究問題的答案之熱情,以及他難以置信的博學多聞。孔老師上課只帶一兩張紙,就可以從問題的控制方程式一路推導到最後的解答,顯見他在理論方面的扎實訓練。

他不但對電磁學有透徹的了解,還對歷史上相關學者的生平與彼此之間的關係暸若指掌。常常,他在課堂上推導了好幾頁的積分方程之後,有機會就會開始說一些學者的生平逸事。孔老師在私底下跟在課堂上一樣地平易近人,他的治學態度可以從他在研究討論中所提出的問題看出,他對於基本理論的掌握有嚴格的要求。非常可惜的是,孔老師在我博士論文答辯前兩個月,就因為急性肺炎而突然在醫院中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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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Tomo Saito@flickr

在麻省理工求學的七年期間,能有機會在課堂上從機械系,物理系, 數學系,還有航太系的其他教授身上,學習到不同領域知識,以及他們的治學態度。也有機會看到來自各國的學生孜孜不倦,日以繼夜地投入他們的研究。認真的態度,不是只有一兩年的付出就能造成,而是要數年乃至於數十年的訓練,方能夠達到的境界。

當一個組織(大學或公司)有夠多認真做事的人,認真的文化就可以開始紮根。在台灣有許多人喜歡在各種場合使用漂亮的詞彙,即使是在高等教育以及科學研究的領域,也常聽到一堆漂亮卻空泛無比的計畫與口號。

這些現象反映了主事者只想要用膚淺的標題,而非實際的成果來說服國民的短視心態,還有被無用的形式主義(做做樣子)所綁架的可悲心理。個人以為,要達到頂尖的境界,其實就是每個人把自己的本分做到最好;並且不斷追求進步,突破自己既有的程度,最後持之以恆。

三、畢業之後:如何找工作?

圖/ Sayurta@wikimedia

拿到博士學位之前,就得先想畢業之後的工作。除了工作之外,外國學生在美國還有簽證的問題要考慮。沒有工作,外國學生在美國就無法長期居留。如同在其他國家,博士畢業生在美國有幾種職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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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業界,政府機構,或是自己創業。

若想待在學術界,可以申請博士後研究員,或是大學講師,或是大學助理教授的職缺。申請博士後研究員的職位通常需要完整的學術履歷,研究計劃書,以及三個推薦人的聯絡方式。申請大學講師的職位通常需要完整的學術履歷,教學計畫,以及三個推薦人的聯絡方式。

source:pxhere

申請大學助理教授的職位通常需要完整的學術履歷,研究計劃書,教學計畫,以及三封推薦信。通常申請資料寄出一段時間(通常是一到三個月)後,如果獲選進入電話面試(phone interview)的階段,就會接到電郵或電話約定時間談話。電話面試可能是三十分鐘,或是一個小時。如果獲選進入來校面試(on-campus interview)的階段,會在幾天之內約定時間。在來校面試的當天,會有將近一整天的面談,從學校的管理階層(例如學務長,學院院長),到系上教授。應徵者需要發表一個正式的學術演講,通常是一個小時左右。

有時候,應徵者也需要針對一個題目試教三十分鐘到一個小時。來校面試結束之後,甄選委員會的成員會開會投票,一旦學校的管理階層(通常是學院院長)同意,就會正式對甄選第一名的應徵者發出職缺的通知。收到通知的應徵者必須在短時間(一天到三天)之內接受或拒絕。倘若第一名的應徵者拒絕這份工作,甄選委員會會立刻向第二名的應徵者發出通知,做為下一輪的甄選結果,直到兩方都共同同意為止。

在目前競爭激烈的美國學界,通常一個助理教授的職缺很快就會被填補,很少進入第二輪。在工程的領域,大部分的博士畢業生可能要先從事幾年的博士後研究,才有機會爭取到大學助理教授的職缺。少部份的優秀(就學術成就而言)博士畢業生,卻可能有數個職缺來選擇。現實的情況是,每一個大學職缺的甄選結果,都要有幾百個博士要失望,只有一個會滿意。 en.malinaesc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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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站上講台的第一天

圖/Alexas_Fotos @Pixabay

大學教授,顧名思義就是在大學傳達知識的學者。傳達知識的最傳統方式,就是在課堂上教書。大部分的博士生在攻讀學位的過程中,應該都是擔任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的工作居多,少數會擔任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擔任研究助理固然對研究的進展較有幫助,但是一旦畢業之後開始教書,在教學上剛開始的適應期會比較長。若是擔任過教學助理,有協助過授課教授準備課綱與教材,一旦自己開始教書,會比較快進入狀況。

無論是哪種情況,教學不該是每年一成不變地覆誦同樣的教材,因為每年的學生都不會相同,而學生的學術訓練與背景更是每年都會改變。倘若如此,教授們怎能用同樣的方法來持續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還記得上第一門課的時候,對象是大四學生與研究生。站上講台的第一天,一直在想該如何準備一個完整的開場白,該如何面對學生的問題,該如何將事理解釋到清楚的程度等等。為了準備教材,自己重寫了一份講義。主要操心之處在于,擔心準備的材料不足以應付每週三小時的課程,所以加入了學科內近期的發展與新的理論,結果學期結束時,發覺還有一些課題來不及教到,才暸解掌握上課進度是很重要的事。

另外,因為每門課的學生程度都不儘相同,如何教到讓大部分學生瞭解的程度,對我來說純粹是一門經驗科學。上課講解方式如果是為了班上程度最好的學生,那麼大部分學生就會因為跟不上而迷失。如果是為了程度最差的學生,那麼大部分學生就會因為無聊而失去興趣。如何掌握到班上大部分學生的程度,並且即時調整教學的方式,需要經驗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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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爭取研究計劃的經費?

圖/StartupStockPhotos @Pixabay

大學教授除了教書之外,還需要做研究。在美國,研究經費的來源主要是聯邦政府的各部門(例如國家科學基金會,能源部,交通部,國防部等等),州政府,業界,以及私人基金會。教授們向政府爭取經費的方式,通常是撰寫研究提案書(research proposal),提交給政府各部門內掌管研究經費的官員審核。

各單位審核的方式不盡相同,通常的做法是,主管官員先召集一個由外部人士組成的評選委員會,然後委員會成員再經由評選審核,推薦應被核准的研究計劃書,而主管官員通常也仍保有最後的決策權。換言之,倘若該主管官員主觀認為,經由委員會推薦的研究計劃書仍不夠水準,該官員還是可以決定不批准經費。同時,即使研究計劃書被核准,但是申請的經費最後被打折扣的情況也常發生。

此外,有些研究單位(例如聯邦交通部)也會要求計劃申請人(教授),親自到政府單位做個研究報告,再決定是否批准申請的計劃。各個單位的做法都不盡相同,美國政府在科研核獎機制方面,並無對聯邦各部門有統一的規範,更遑論各州級單位科研核獎機制的各行其政了。

圖/Akshay93@pixabay

由於美國學術界與政府部門的規模,客觀審核的目標較容易達成,因為計劃申請人(教授)不可能認識所有的官員,反之亦然。因為不認識人,所以只能客觀地從研究計劃書當中的內容來作決定。這種制度適用于像美國這樣規模的國家,卻不適用於像台灣這樣的國家,因為台灣的學術圈太小,相互熟識的學者之間很可能互相審核研究計劃,最後就容易落入利益交換(這次我幫助你的計劃書通過,下次換你幫我)的結果。

一旦利益交換的情況發生,最後獲選的一定不是就內容而言最優秀計劃書,而會是有最多人情包袱的計劃書。如此一來,整個科研核獎機制就失去功用,而納稅人的稅金就變成一群有關係的學者之間,彼此私相收授的囊中物。

當然,常此以往,一個國家的科研水準就永遠不會進步,也永遠無法跟其他先進國家競爭。這也是為何香港的科研核獎機制,是採用委託外國學者來審核的方式,而不是由香港本地的學者彼此互相審核。如果人都會有私心,就需要用制度來制衡。

從幾個學術界的弊案看來,在當今的社會中,「具有博士學位」這個條件再也無法當作高尚人格的完全保證,這是從事學術工作的學者們應該深刻謹惕的警訊。我們當然不能用以偏概全的心態來看待整個學術界,但是學術界在一個國家與社會中的獨特角色(創造科技新知,培育技術人力,養成合格國民),可以讓一個不法學者的負面影響力遠遠超越個人。同樣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教授們,更應該在培養人才的專業訓練之外,用自身的行為彰顯人格教育的重要性。

六、總結

圖/fietzfotos @Pixabay

回顧自己從台灣製造到麻省理工的這段旅程,自己走的是一段與許多出國留學的人較為不同的路。從技職體系到大學體系的轉換,看見了兩個體系的不同訓練,也看見兩個體系共同需要面對的挑戰。到另一個國家求學,能讓自己看見過去想法的盲點,藉由不同的思考方式與做法,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技職體系強調與特定職業結合的訓練,大學體系著重在相對全面性的教育。

然而,出了社會之後,不論是技職或是大學背景,在工作職務上的要求同樣沒有藉口。技職畢業生不能說自己不懂得理論,而大學畢業生不能說自己不善於實務。在麻省理工的校徽裡,有一個工程師與一個學者並肩而立,象徵理論與實務的同等重要性。在任何一個領域,所謂的專業,其實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不論是動腦或動手。

麻省理工學院的校徽。

在國外,唸書與工作是兩回事。作一個在國外求學的學生,生活的目標很簡單,就是把研究做好。在波士頓遇到妻子,成家立業之後,生活的目標就變成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在沒有台灣家人相伴的郊區家中,我們的美國夢除了在事業上的衝刺,也包括了在生活上的學習。對自家房屋的維護與修繕,庭院的整理(夏天除草,秋天掃葉,以及冬天鏟雪),都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說人生就是許多經歷的結合,出國唸書絕對會是一段讓人生變得精彩的過程。更重要的是,這段過程會給你一張,親自看見與經歷世界的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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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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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active galactic nucleus, AGN)是一類中央核區活動性很強的河外星系。這些星系比普通星系活躍,在從無線電波到伽瑪射線的全波段裡都發出很強的電磁輻射。 本帳號發表來自各方的投稿。附有資料出處的科學好文,都歡迎你來投稿喔。 Email: contact@pansci.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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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 AI 的關係是什麼?走進「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透過藝術創作尋找解答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10/24 ・3176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本文與財團法人臺灣生活美學基金會合作。 

AI 有可能造成人們失業嗎?還是 AI 會成為個人專屬的超級助理?

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AI 與人類之間的關係,成為社會大眾目前最熱烈討論的話題之一,究竟,AI 會成為人類的取代者或是協作者?決定關鍵就在於人們對 AI 的了解和運用能力,唯有人們清楚了解如何使用 AI,才能化 AI 為助力,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與生活品質。

有鑑於此,目前正於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C-LAB 展出的「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特別將展覽主題定調為奇異點(Singularity),透過多重視角探討人工智慧與人類的共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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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B 策展人吳達坤進一步說明,本次展覽規劃了 4 大章節,共集結來自 9 個國家 23 組藝術家團隊的 26 件作品,帶領觀眾從了解 AI 發展歷史開始,到欣賞各種結合科技的藝術創作,再到與藝術一同探索 AI 未來發展,希望觀眾能從中感受科技如何重塑藝術的創造範式,進而更清楚未來該如何與科技共生與共創。

從歷史看未來:AI 技術發展的 3 個高峰

其中,展覽第一章「流動的錨點」邀請了自牧文化 2 名研究者李佳霖和蔡侑霖,從軟體與演算法發展、硬體發展與世界史、文化與藝術三條軸線,平行梳理 AI 技術發展過程。

圖一、1956 年達特茅斯會議提出「人工智慧」一詞

藉由李佳霖和蔡侑霖長達近半年的調查研究,觀眾對 AI 發展有了清楚的輪廓。自 1956 年達特茅斯會議提出「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詞,並明確定出 AI 的任務,例如:自然語言處理、神經網路、計算學理論、隨機性與創造性等,就開啟了全球 AI 研究浪潮,至今將近 70 年的過程間,共迎來三波發展高峰。

第一波技術爆發期確立了自然語言與機器語言的轉換機制,科學家將任務文字化、建立推理規則,再換成機器語言讓機器執行,然而受到演算法及硬體資源限制,使得 AI 只能解決小問題,也因此進入了第一次發展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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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957-1970 年迎來 AI 第一次爆發

之後隨著專家系統的興起,讓 AI 突破技術瓶頸,進入第二次發展高峰期。專家系統是由邏輯推理系統、資料庫、操作介面三者共載而成,由於部份應用領域的邏輯推理方式是相似的,因此只要搭載不同資料庫,就能解決各種問題,克服過去規則設定無窮盡的挑戰。此外,機器學習、類神經網路等技術也在同一時期誕生,雖然是 AI 技術上的一大創新突破,但最終同樣受到硬體限制、技術成熟度等因素影響,導致 AI 再次進入發展寒冬。

走出第二次寒冬的關鍵在於,IBM 超級電腦深藍(Deep Blue)戰勝了西洋棋世界冠軍 Garry Kasparov,加上美國學者 Geoffrey Hinton 推出了新的類神經網路算法,並使用 GPU 進行模型訓練,不只奠定了 NVIDIA 在 AI 中的地位, 自此之後的 AI 研究也大多聚焦在類神經網路上,不斷的追求創新和突破。

圖三、1980 年專家系統的興起,進入第二次高峰

從現在看未來:AI 不僅是工具,也是創作者

隨著時間軸繼續向前推進,如今的 AI 技術不僅深植於類神經網路應用中,更在藝術、創意和日常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而「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第二章「創造力的轉變」及第三章「創作者的洞見」,便邀請各國藝術家展出運用 AI 與科技的作品。

圖四、2010 年發展至今,高性能電腦與大數據助力讓 AI 技術應用更強

例如,超現代映畫展出的作品《無限共作 3.0》,乃是由來自創意科技、建築師、動畫與互動媒體等不同領域的藝術家,運用 AI 和新科技共同創作的作品。「人們來到此展區,就像走進一間新科技的實驗室,」吳達坤形容,觀眾在此不僅是被動的觀察者,更是主動的參與者,可以親身感受創作方式的轉移,以及 AI 如何幫助藝術家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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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奇異點」展出現場,圖為超現代映畫的作品《無限共作3.0》。圖/C-LAB 提供

而第四章「未完的篇章」則邀請觀眾一起思考未來與 AI 共生的方式。臺灣新媒體創作團隊貳進 2ENTER 展出的作品《虛擬尋根-臺灣》,將 AI 人物化,採用與 AI 對話記錄的方法,探討網路發展的歷史和哲學,並專注於臺灣和全球兩個場景。又如國際非營利創作組織戰略技術展出的作品《無時無刻,無所不在》,則是一套協助青少年數位排毒、數位識毒的方法論,使其更清楚在面對網路資訊時,該如何識別何者為真何者為假,更自信地穿梭在數位世界裡。

透過歷史解析引起共鳴

在「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規劃的 4 大章節裡,第一章回顧 AI 發展史的內容設計,可說是臺灣近年來科技或 AI 相關展覽的一大創舉。

過去,這些展覽多半以藝術家的創作為展出重點,很少看到結合 AI 發展歷程、大眾文明演變及流行文化三大領域的展出內容,但李佳霖和蔡侑霖從大量資料中篩選出重點內容並儘可能完整呈現,讓「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觀眾可以清楚 AI 技術於不同階段的演進變化,及各發展階段背後的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狀態,才能在接下來欣賞展區其他藝術創作時有更多共鳴。

圖六、「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奇異點」分成四個章節探究 AI 人工智慧時代的演變與社會議題,圖為第一章「流動的錨點」由自牧文化整理 AI 發展歷程的年表。圖/C-LAB 提供

「畢竟展區空間有限,而科技發展史的資訊量又很龐大,在評估哪些事件適合放入展區時,我們常常在心中上演拉鋸戰,」李佳霖笑著分享進行史料研究時的心路歷程。除了從技術的重要性及代表性去評估應該呈現哪些事件,還要兼顧詞條不能太長、資料量不能太多、確保內容正確性及讓觀眾有感等原則,「不過,歷史事件與展覽主題的關聯性,還是最主要的決定因素,」蔡侑霖補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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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Google 旗下人工智慧實驗室(DeepMind)開發出的 AI 軟體「AlphaFold」,可以準確預測蛋白質的 3D 立體結構,解決科學家長達 50 年都無法突破的難題,雖然是製藥或疾病學領域相當大的技術突破,但因為與本次展覽主題的關聯性較低,故最終沒有列入此次展出內容中。

除了內容篩選外,在呈現方式上,2位研究者也儘量使用淺顯易懂的方式來呈現某些較為深奧難懂的技術內容,蔡侑霖舉例說明,像某些比較艱深的 AI 概念,便改以視覺化的方式來呈現,為此上網搜尋很多與 AI 相關的影片或圖解內容,從中找尋靈感,最後製作成簡單易懂的動畫,希望幫助觀眾輕鬆快速的理解新科技。

吳達坤最後指出,「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除了展出藝術創作,也跟上國際展會發展趨勢,於展覽期間規劃共 10 幾場不同形式的活動,包括藝術家座談、講座、工作坊及專家導覽,例如:由策展人與專家進行現場導覽、邀請臺灣 AI 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以「人工智慧與未來藝術」為題舉辦講座,希望透過帶狀活動創造更多話題,也讓展覽效益不斷發酵,讓更多觀眾都能前來體驗由 AI 驅動的未來創新世界,展望 AI 在藝術與生活中的無限潛力。

展覽資訊:「未來媒體藝術節——奇異點」2024 Future Media FEST-Singularity 
展期 ▎2024.10.04 ( Fri. ) – 12.15 ( Sun. ) 週二至週日12:00-19:00,週一休館
地點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圖書館展演空間、北草坪、聯合餐廳展演空間、通信分隊展演空間
指導單位 ▎文化部
主辦單位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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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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