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中市政府又再一次的宣示，企鵝館是一定要蓋的，縱使已經身處四面楚歌，反對聲音如潮浪般的襲來的狀況之下，似乎也震撼不了市政府的決心。「興建容易，經營難」在市政府對外說明的計畫當中，提出以引進民間企業，進行經營管理，並以海生館企鵝館的成功的經營經驗為模式，企圖說服大眾企鵝館開發案的未來性與榮景。難道說公共工程委外經營就是提昇經營績效的萬靈丹嗎？讓我們回顧近10年以來，國內水族館/博物館經營的心酸血淚史，瞭解水族館經營的真實狀況。

國內許多水族館或海洋公園的經營，無論是公立或私立，目前大都是慘淡經營，倒閉的案例比比皆是。位於士林的台北海洋生活館就是最血淋淋的例子。這個由東森集團所開發的案子，當初成立時執行長洋洋得意，開幕的第一年營業額高達上億元以上，然從第二年開始，業績逐年下滑，參觀人數迅速下降，還曾經在倒閉前一年內，發生維生系統機械故障，導致館內一夜之間大洋池魚類因氧氣不足而大量死亡的慘狀。桃園的水族珍奇館在前幾年亦難逃金融海嘯的侵襲而關閉；位於苗栗通霄鎮的海洋生態園區，以水族展示館結合海水浴場的遊樂場，是由鎮公所所推動的BOT的案子，這個園區亦在前年因年年虧損而關園。鎮公所隨後再進行另一次的委外招標案，歷經兩年多，最後終於改以海洋遊樂園方式，將此燙手案子委外經營，至於它是否能維持多久就很難說了。從遊樂園所在的地理位置可發現，冬季時東北季風強，海水水溫受到大陸低溫沿岸水的入侵影響之下，水溫常可低於20C以下，此寒冷的水溫並不合適從事水上運動，因而大幅降低營運的效益。今年年初苗栗沿岸河口地區還發生魚群大量被凍死事件，引發縣政府高度關懷，由此顯見此園區能開放經營的天數幾乎只有半年，而暑假旅遊旺季卻也是許多觀光業者相互角力的季節，市場競爭相當激烈，獲利空間小，這就是規劃不佳的案子丟給不知情民間去承擔的惡例。

以往台中市內也曾有水族館的設立，如今也早就關門大吉了。在海生館開幕造成轟動之後，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也試圖在館內成立小小動物園，其中也有各式各樣的水族展示箱與兩棲物種的展示，然經過短短的四年之後，如今盛況以不復當年，新任館長孫維新教授就任不久還拿起將其中一條蛇與觀眾互動，造成一時的轟動，然就整體而言，活體展示畢竟不是自科館的本質特色，小小動物園的展示前途堪慮，令人擔憂不已。

位於高雄澄清湖內的珍奇園也是小型的水族館，館內水族箱規模小，展示箱空間狹小，有些大型海洋生物如鯊魚，甚至無法轉身，早已違反展示動物生存空間的基本要求; 而以珍奇異獸的作為展示理念，企圖吸引觀眾入園參觀的作法，也早已過時。這個園區目前也是委外經營，然因其為已故國家元首的防空避難，具有古蹟歷史的價值，所以及展示各類貝類的珍奇性，且又位在澄清湖風景區內等各種條件加持庇佑之下，得以苟延殘喘，存活下來。

隸屬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的澎湖水族館，先前由海景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所得標經營，如今也轉手為澎湖本土的大東山集團（澎湖在地珠寶業財團）所接手經營，該館位於馬公鎮為澎湖旅遊知名必訪景點，得天獨厚。以往在公部門經營時期，收支尚可接近平衡；又當時國內水族館方興未艾，因而曾風光一時，如今建築與設施都逐漸老化當中，當年的風華逐漸凋零，早已不復當年盛況。另一個同屬於農委會系統的台東海洋生物中心的水族館，在開幕蜜月期之後，也以委外方式委託德合集團經營，2010年合約未滿就因虧損過度而提早解約。目前由台東海洋生物中心改為小丑魚主題館，經營人力則採用外派人力，由此經營慘況可推知，水族館關閉是早晚必然的命運。

位於花蓮的海洋公園，乃是由縣政府與遠雄集團所合作的BOT案，開幕當年曾經一度瓜分台灣旅遊市場，威脅海生館的經營，然自此之後，遊客人數逐年下降，從當年號稱200萬人次的驚人數據，至去年為止已經不達60萬人，人數相差之大，可謂天壤之別。最近兩次颱風之後，東部飽受豪雨淹水之苦，交通中斷為颱風季常態狀況，讓原本不熱洛的生意，更是雪上加霜，目前經營狀況是否能支撐過台灣中小企業要命的關鍵年真可說是兇多吉少。關閉之後的水族館，其最大的問題就是生物的安置，舉例來說原屬於台北海洋生活館的宅男龜就是因為無處可去，最後只好安置在海生館內了。若海洋公園真的陷入如此的慘狀，園內海洋哺乳類的去留，尤其是保育類的海豚將是最令人擔心的物種。

宜蘭目前有一以活螃蟹為展示的水族館，剛開幕時亦曾以各式各樣的造型特異的螃蟹為賣點，在當時確實造成一股熱潮，又結合生態農場與民宿經營，生意可說是如日中天，不可一時。然如今台灣觀光業發達，外加油電逐年上漲，目前館內只保留小型的水族展示，其餘高耗能的展示缸大都閒置，而轉以生態農場為主的生態旅遊，維持生意，水族館已經不再是主角，未來很有可能只能機動地展示乾示螃蟹標本，以減少能量成本的支持。宜蘭尚有以極地生物展示為主的極地海洋世界，三年前由民間業者以BOT方式與宜蘭縣政府簽約進行興建，預計2010年底開館，而如今暑假旅遊旺季即將來臨，卻未見任何行銷宣傳訊息，今年電價物價雙雙高漲，建設與經營成本可能超乎原有想像，是否能如期完工充滿了變數。

今年六月終於完成委外經營作業的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其委外作業過程不是一個慘字所能形容，籌備期間甚至在2008年時曾傳出要停止興建的謠言，要不是當年正逢選舉總統大年，基隆地方各界極力向中央爭取，就不會有現今的海科館。籌備期間海科館公開委外過程數度流標，探究其中原因在於民間自備的工程經費龐大，主展館工時過長，且當年海生館在國內早就已經有其海洋教育的一定地位，這些種種的原因嚴重地威脅海科館興建案，差點讓它胎死腹中。雖然海科館雖與海生館為兄弟館，但就行政編制等級而言，它其實是中央四級單位，未來人力與經費都比其他同屬教育部的社教機構少了許多，後續經營可預期地辛苦。歷經多次流標，今年海科館委外經營案好不容易才由國際知名的台灣本土造船公司承攬下來，有趣的是船公司老闆明明知道這是虧本生意的情況之下，仍然願意以傳承的理念，回饋社會的精神，推廣海洋科技教育，然這樣的例子卻是鳳毛鱗爪，少之又少。承接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委外經營案的大同公司，也是在公私雙方經營理念不同，外加虧損連連，最後雙方不歡而散，雖然教育部希望科教館另覓業主，但卻乏人問津，其因在於科教館經營並不符合經濟效益，最後只好回歸科教館自行經營，古云：「殺頭生意有人作，賠本生意沒人作」，這才是自由競爭市場的真理。

哪海生館的委外案呢？它至今還活著，礙於府院高層堅持推動BOT政策之下，造成民間經營的很辛苦，公部門監督地得很無奈而已。海生館開幕之後前兩年，每年入館的遊客人數皆打破200萬人次；珊瑚王國館開幕的那一年單單暑假兩個月，遊客人數幾乎破百萬人次，聲勢浩大直接威脅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與國立故宮博物院。然自此之後，好景不常。人數亦逐年下降，就算當年造成一時轟動的白鯨，至今也無法抵擋遊客人次逐年下降的趨勢。最近幾年來，海生館整年入館人數並未達到原有預計180萬人次的經營目標。雖然2006年海生館興建完工世界水域館，建構四大主題與兒童探索館，然而自此之後，至今近兩年實質購票人數卻未始終未能超過140萬人次。海景世界股份有限公司雖力圖振作，但卻徒勞無功，期間有多次以企鵝館為行銷主打賣點，期望吸引大量遊客，但仍是欲振乏力，此顯見企鵝的魅力已經與想像有明顯地落差。如今台中市政府卻以海生館為其項背，連第二期海洋館的興建方式也要以比照海生館BOT的經營模式，真可謂是只看到BOT表面的平靜與歷史榮景，而未見其暗潮洶湧之險惡。由海生館出版的兩本有關公私協力的書籍中，公私部門在一個BOT政策之下，各自表態的情況下，就可一窺雙方衝突與不合之處。前不久雙方完成修約，海景公司回饋公部門的權利金大幅縮水，直接打擊公部門經常性的營運，這卻是始料未及的事。

國內其他BOT失敗的案子比比皆是，不僅僅限於博物館範疇而已，國內最大的BOT案-高速鐵路，除了建設過程之中，不斷地追加經費引發爭議之外，正式營運之後亦未達成合約要求營運量目標，連年虧損的金額早已經超過上百億，這難道不足以說明公部門以一廂情願的心態，推出賠錢的BOT案，是無法吸引民間企業公司進駐經營的，最後還是府方要自行收拾爛攤子，萬一此情況發生在台中企鵝館的話，在市政府無力收拾殘局的狀況下，台中大街就可能會上演企鵝上街抗議說：「我要回南極」遊行活動。

由這10年多來的BOT案例，很清楚地說明政府想以委外經營的方式來推動公共工程政策顯然大有可議之處。台中市府方為回應廣大反對民意的力量，說明將來企鵝館將學習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經營企鵝館的營運模式，以增加其營運效率，簡單來說公務部門出資興建企鵝館，完成之後，將其經營權悉數轉給民間經營，美其名為透過民間高效率的經營，一方面可以提昇經營業績，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國家節省經費，減輕政府財政負擔，然而其背後卻只是凸顯府方對於如何經營企鵝館沒有任何專業可言，當然亦無法自行經營，因此在兼顧短期政治績效與迴避未來政治責任的權衡之下，只好選擇將經營的燙手山竽丟給民間企業承擔，府方只要負擔監督的責任，至於經營業績的好壞，完全由民間以自付盈虧的方式經營；萬一企鵝館經營失敗不如預期，民間企業自然而然成了眾矢之地的替死鬼；府方或可再一次進行公開招標，尋找另一個不知情的民間業者收拾殘局，讓府方從事主轉為躬親主，除了受到道德譴責之外，完成無須負擔任何行政法律責任。台中市政府妄想以海生館BOT為模式依樣劃葫蘆，企圖造成台中企鵝館經營榮景的假象，其實只凸顯其規劃缺乏周詳考慮，也正可能正為自己開啟一條失敗的道路。（待續 III -觀光篇）

台中企鵝館系列：企鵝說我不要去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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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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