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稍微穿插有電影《小丑》的劇情描述，慎入）
在前一篇文章裡面，我分析了《小丑》中的主角亞瑟是如何成為「小丑」這個反派角色，而整個城市的窮人們，又是如何成為暴民的。而在這一篇文章裡面，我想要來談談，要避免像劇情中那樣劇烈的社會階級鬥爭的發生，是否有一些心理學上的可能？
當整個高譚市的窮人們暴動的時候，身為白領階級、享有豪宅的湯瑪士‧韋恩接受媒體採訪，面對高譚市的暴動，他說了一句：「我出來競選，就是為了幫助這些人的。」
這句話，在窮人們的耳裡聽來格外諷刺，貧富差距如此巨大，一個有錢人口口聲聲地說要幫助窮人，他坐擁豪宅，不知民間疾苦，又怎麼懂得該如何「幫助」？
為什麼窮人會對有錢人恨之入骨？為什麼小丑殺了三個有錢人，會帶來窮人的團結？這得從社會心理學上的社會分類（social categorization）來談起。
我們天生，就會對外界事物「貼標籤」
從心理學的研究來看，我們天生，就有對外界事物「貼標籤」的本能。為什麼會如此呢？因為當我們出生之後，要認識這個世界，勢必要對這個世界做出分類，以便加速我們理解這個世界。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想像你今天是一個上古時代的人類，你要生存下來，勢必得做出些判斷：
- 哪些植物是有毒的？哪些植物是可以吃的？哪些地方是安全、可以居住的？哪些動物是有可能傷害自己的生命的？
面對自然界龐大的資訊，我們勢必要對這個世界做出分類，並賦予所謂的「標籤」，才能夠安然地生存下去。
為了生存，這樣的能力被保存了下來，因此我們天生就具備對外界做出分類的能力。也就是說，我們天生就會對外界的事物「貼標籤」。
貼標籤本身，可以是中性的，也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負向的。例如，我們會把一群四隻腳、有尾巴、有特定臉型的動物，貼上「貓」的這個標籤，這是我們天生就具有的能力。這或許是一個中性的標籤，而對於愛貓人士來說，則是一個正向的標籤。
同樣的，我們天生就會懼怕一些生物，譬如說「蛇」這個標籤，對我們可能就具有負向的意涵，因為被蛇咬到可能會讓我們喪失生命。我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判斷一條蛇有沒有毒，看到蛇來了，趕快跑就對了。
心理學家開始研究「標籤」這件事情，可以回溯到二戰結束之後──為什麼德國人可以如此輕易地把猶太人貼上負面的標籤，並將之殺害？這是當時的心理學家們好奇的一件事情。
亨利‧泰弗爾（Henri Tajfel）在很早期的時候，設計過一個實驗：
他準備了8條線段，第一條比第二條長5%，第二條比第三條長5%，依此類推。接著，他讓受試者評估這些線段的長度，其中一些受試者，僅僅是單純地看到這8條線段，另一些受試者，則會看到較長的4條線段上被標上「A」的標籤，較短的4條線段則被標上「B」的標籤。
結果發現，那些看到線段上被標著「A」、「B」標籤的受試者，在評估線段長度的時候，覺得同一組內的線段長度差距比實際上還要小，而「A組」和「B組」之間的差異比實際上來得更大。而那些看到無標籤線段的受試者，他們評斷時的誤差則是隨機的1。
或許你會覺得這個研究沒什麼，但這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上，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里程碑：「當我們對事物做出分類的時候，我們就會開始對事物做出主觀的評價，影響它的客觀事實。」
而前面提到，做分類可是人們演化上留下來的本能，因此，我們看到的世界，永遠不可能是客觀的世界。
從「貼標籤」到「社會分類」
前面提到，貼標籤這個本能，可以是中性的，也可以帶有正面或負面評價的意涵，尤其是當它發生在「給別人貼標籤」的時候。
泰弗爾在1970年，做了一個影響後代社會心理學極大的研究2。他請一群人觀看投影幕上的圓點，然後問他們大概看到了幾個圓點。
在統計完每個人的估計值之後，每一個學生，會被告知說「你高估了圓點的數量」或「你低估了圓點的數量」。
接著，學生們要完成一項任務：「拿到一筆錢，並分配給其他人。」結果發現，被告知高估圓點數量的人，傾向於把錢多分一些給其他高估圓點數量的人，低估者亦同。
這一個實驗，揭示著另一個事實：「我們不僅無法看見客觀的世界，而且會輕易地偏好和自己同類的人，即便只是『同樣高估或低估圓點數量』這樣微小的分類。」
這就是所謂的社會分類：「我們會把天生貼標籤的能力，拿來分類社會上的人們。」
「社會分類」既是必然，標籤與對立由此出現
後續的心理學家，又陸續做了許許多多的研究來看「社會分類」這件事情，研究的結果大抵是這樣的：
「我們會偏愛與自己相同分類的人，也就是所謂的『內團體（in-group）』，但不一定會對不同分類的人──也就是所謂的『外團體（out-group）』──貼上負面的標籤（負面的標籤就是所謂的『偏見（prejudice）』）」3。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而言會偏好和自己同類的人，但對於其他人，則會維持中立的看法。但不幸的是，人們很容易對外團體貼上負面的標籤，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對於這個社會上的人事物，都會有自己的喜好跟厭惡。
有人天生喜歡小嬰兒，因為他們很可愛；有人天生討厭小嬰兒，因為他們很吵。當我們對外界的人事物，有了「負面的標籤」，也就是「偏見」時，我們就會討厭那一群人，即便他們可能根本沒有對我們造成什麼危害。
從幼稚園或國小開始，常常就會出現所謂的霸凌，霸凌是怎麼來的？有可能是我們覺得這個人的行為舉止很怪，讓我們覺得不舒服。有可能是他的膚色或口音和我們不一樣，因為他是東南亞移民的小孩。
一旦我們覺得某些人讓我們不喜歡、產生了偏見之後，我們就有可能對他們做出一些攻擊性的行為，尤其當資源短缺，只夠供給一部分的人的時候，偏見就更有可能引起攻擊性的行為。
當一個城市裡，貧富差距極大，窮人過著困苦的生活，他們很有可能會產生社會心理學上所謂的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當自己的群體和外群體相比，處於劣勢的時候，因而產生的負面情緒，覺得自己應該也值得擁有和外群體相同的生活水平。
而當小丑槍殺了三名有錢人之後，加上原先的相對剝奪感，人們便帶著小丑的面具上街抗議，造就了一場窮人試圖向有錢人討回自己應有的生活權利的運動。
從「社會對立」到「逆轉偏見」的可能性
然而，社會對立是不可能被化解的嗎？在社會心理學上，曾經有一個著名的研究，就是在探討這件事情。
這個研究是由穆扎弗·謝里夫（Muzafer Sherif）與卡羅琳·謝里夫（Carolyn Sherif）所設計的，一個名為羅伯斯山洞（Robbers Cave）的實驗4：
在 1954 年，22 名 11、12 歲，彼此從未見過面、具有相當大背景差異的小男孩，參加了一場位於羅伯斯山洞州立公園的夏令營。這些小男孩被分成了兩組，但彼此都不知道有另一組小男孩也參與了這個夏令營。在第一個星期裡，彼此在不知道有另一組成員的情況下，各自發展出了自己的小隊長、隊名、隊旗等等，其中一組叫做老鷹隊，另一組則叫做響尾蛇隊。
到了第二周開始，實驗者讓他們發現彼此的存在，並且要他們進行一些競爭，諸如棒球、美式足球、拔河等等，這時候，因為勝利的只有一組，也就造就了兩個團體相互咒罵、攻擊的行為產生。
實驗者最終的目的是希望讓對立的兩組能夠和好，他們一開始的作法是，透過一場宣傳活動，讓兩組成員相互致意並問好，結果發現這並沒有效果。後來他們讓這兩組的人，有更多非競爭性的接觸機會，例如安排彼此一起看電影或聚餐，且讓兩組成員交錯而坐，但依然沒有效果。
最後，這個實驗出現了一場意外：某天晚上，運糧的卡車掉入泥濘之中，兩組隊員必須要合力地把卡車拉出來。結果這個事件，讓彼此的敵意慢慢消失了。實驗人員後來又故意破壞營區的供水系統，當兩隊隊員面臨缺水危機的時候，非得相互合作才能取得飲用水。結果在這些互助合作的情形下，團體界限消失了，彼此甚至互相「結為好友」。
這個實驗告訴了我們什麼？要解決團體對立，讓彼此直接接觸是沒有用的。要讓彼此的對立化解，必須要在彼此追求共同目標的情況下，感到彼此是命運共同體，如此一來，才能讓偏見與對立消失。
還記得我們的成長過程中，常常看到老師安排學生參訪「療養院」、「安養院」等等，但這些真的有助於我們消除對老人、對身心障礙學生的偏見嗎？
實驗結果告訴我們，單純的接觸是沒有用的。在教育的現場中，也常會看到學校安排「照顧身障同學海報設計大賽」、「協助東南亞移民孩子口號設計大賽」等等，但從羅伯斯山洞帶給我們的啟示來看，這些似乎都是在做白工。
怎麼樣的情形會有用呢？心理學家埃利奧特·阿朗森（Elliot Aronson）提出「拼圖技術（jigsaw technique）」，這是一種教育現場實作的方式：5
所有的學生被分成幾個小組，每一個小組中，都包含不同種族與不同能力的人，每一組都必須派出一人，到教室的其中一個地方，學習某一項技能，然後再回到小組之中，把剛剛學到的技能跟整組分享，唯有如此，才能完成整體的共同任務。
透過這樣的方式，阿朗森讓不同種族的對立消失了，因為他們必須同心協力，才能完成共同的目標。
回到台灣的教育現場，要達成這樣的方式，其實不困難。例如：
老師可以設計一個很簡單的遊戲，叫做「支援前線」，然後把身障生、外籍生等等分配到各組當中，然後老師說：「我現在需要五隻不一樣的鞋子。」每一組剛好都只有五個人，身障生、外籍生勢必也得貢獻他們身上的鞋子，才能達成老師要求的任務。
如此簡單的設計，就有助於學生之間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藉此消弭偏見、歧視的可能。而這樣的方式，從羅伯斯山洞的實驗來看，比設計「協助弱勢攝影大賽」等等常見的教育方式，更能達成消弭對立的效果。但還是要記得：
- 設計教材的時候，要避免出現資源相對不足的情況（如：只有一組會獲勝）
- 任務必須是身障生、外籍生可以辦得到的任務，否則可能會造成小組成員更加責怪組內的身障生、外籍生的窘境。
從美蘇冷戰看大規模對立解套的可能性
然而，拼圖技術或許有助於解決學校中的對立，但窮人們和富人們的對立，又有解套的可能性嗎？
從歷史上來看，美蘇冷戰的一次經驗，讓我們看見其中的希望。在1960年代，美蘇之間發生古巴飛彈危機，但戰爭之所以沒有爆發，蘇聯最高領導人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對約翰·甘迺迪（John Kennedy）總統所說的一段話，被後代學者認為是消弭這場戰爭的關鍵：
如果你真的關心你們人民的和平與福祉，那是你做為總統的責任；而我，作為總理，同樣關心我的人民。更進一步地說，要維持整個世界的和平，則是我們共同的責任，如果這場戰爭開打，傷及的將不只是我們兩國，而將會對整個世界造成毀滅6。
在《大腦超載時代的思考學》一書中，作者丹尼爾．列維廷（Daniel Levitin）認為，這段話減少了美蘇之間「內團體」與「外團體」對立的情況，他在提及己方之外，也為對方的處境著想。事實上，這段話之中，便包含了「彼此的共同目標」──避免世界毀滅──在裡頭。
回到《小丑》一劇當中，如果湯瑪士‧韋恩說的不是「我出來競選，就是為了幫助這些人的。」而是「我可以理解他們為什麼上街抗議，因為他們的生活狀況實在過得太糟糕了。站在一個富豪階級的立場，我願意將我的財產捐出來，協助改善消滅巨大老鼠的問題、排解垃圾沒有人收拾的困境。高譚市是我們共同生活的城市，我想，我會盡我所能的將貧富差距縮小，減少公共衛生的困境，增列預算，讓需要尋求社工、諮商協助的人們，能夠獲得良好的社會資源，以解決他們在生活上的困擾。」
我想，這一部電影的走向，將會變得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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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Tajfel, H. (1981).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CUP Archive.chapter four (“The importance of exaggerating”) and fiv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some contexts of judgements”)
- Tajfel, H. (1970). Experiments in Intergroup Discrimination
- Hewstone, M., Rubin, M., & Willis, H. (2002). Intergroup bia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1), 575-604.
- Sherif, M.; Harvey, O.J.; White, B.J.; Hood, W. & Sherif, C.W. (1961). Intergroup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he Robbers Cave Experiment. Norman, OK: The University Book Exchange. pp. 155–184.
- Sheehy, Noel; Chapman, Antony J.; Conroy, Wendy A. (1997), “Aronson, Elliot”,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Taylor & Francis, pp. 23–24, ISBN 978-0-415-09997-4
-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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