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應對禽流感需要科學開放性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羅馬浴場：帝國先進的水利設施

水與都市衛生也有很大的關係。人類總是居住在河川、湖泊、湧泉等可以立刻取得乾淨水源的地方。但隨著文明的發展，人口集中的都市日漸發達，水源也因此逐漸短缺，於是發展出可大量供應乾淨水資源的設備——上水道。

所謂的上水道，指的是透過建造溝渠等方式，將水從郊外的湖泊或河川上游引進城市。

最早大規模建設上水道的是古羅馬人。他們不但整頓了上下水道、做出用水沖刷排泄物的馬桶，更驚人的是，他們甚至建造了公共廁所——考古學家曾在一處遺址裡挖掘出一千六百座馬桶。

從西元前三一二年至西元三世紀左右，古羅馬建設了許多上水道，從數十公里遠處將乾淨的水引進都市。當時以建造地下管線為主，不過也會用石材和磚塊建造拱型的水道橋；而且為了保持水質，還沿著主要管線設置蓄水池和過濾池。這些運送到市區的水，會分配至公共浴池、宅邸、公共設施，以及讓民眾汲水的噴泉。

古羅馬的公共浴池規模龐大，內部裝潢也十分豪華。一般來說，每座城市至少都有一座公共浴池，做為重要的社交場所。裡面設有專用的房間，由專人在身上抹油，並用木製或骨製刮板將身上的汙垢連同油脂一起刮除，以及不同水溫的浴池、蒸氣烤箱、健身房、圖書室等，民眾還可以在公共浴池內的講堂談論哲學和藝術。

高跟鞋、斗篷和香水 衛生觀念的倒退

然而，隨著羅馬帝國覆滅，大部分的上水道也遭到破壞。一直到中世紀晚期，不但上下水道長期不見天日，連公共廁所也消失了。當時的基督教教義認為，所有肉體欲望都要盡可能節制，裸體入浴是深重的罪孽。公共浴池就別提了，連自家也未設置洗浴設備，可說完全不具備衛生觀念。

這麼一來，城鎮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民眾在道路和廣場上隨意大小便。只能隨便處理的結果，使得排泄物滲入地下，導致病原菌汙染水源。

貴婦們身穿下襬寬大的長裙，就是為了方便隨地排泄；十七世紀初問世的高跟鞋，則是為了避免街上的糞尿泥濘弄髒腳而設計出來的——所以當時的高跟鞋不只是鞋跟，連鞋尖也會墊高。據說，當時甚至有鞋底高達六十公分的超級高跟鞋⋯⋯

另外，民眾會從二樓或三樓的窗口，將尿壺裡的排泄物直接往路上傾倒，所以外出時需要穿上斗篷，以遮擋這些「天上掉下來的禮物」。由於危險有可能隨時從天而降，當時的紳士才會養成護衛淑女走在道路正中央的習慣。

當時的人不太洗衣服，也完全不泡澡或沖澡。為了掩蓋體臭，有錢人會噴上大量的香水，香水工業發達的背後，其實是這個緣故。

乖乖照規定，才叫有禮貌

當時的人一旦感覺到便意，根本不在乎時間、地點，直接公然在外排泄。就連十七世紀的法國代表性建築凡爾賽宮，在早期的建設工程中，根本不包含廁所用和浴室用的水道設備。

宮殿裡，像是太陽王路易十四和著名的瑪麗．安東尼王后，他們所使用的都是坐式馬桶——臀部挖空的椅型便器，而排泄物就積放在下方用來承接的盆子內。當然，國王的馬桶不但鋪上了天鵝絨，還以金銀刺繡做為裝飾，是非常豪華的設計。

這個時代的凡爾賽宮，包含王公貴族、僕人在內，推測約有四千人住在裡頭，但宮中的坐式馬桶僅有不到兩百八十具，數量嚴重不足。因此，在宮中舉辦豪華絢麗的舞會時，愛乾淨的人還會帶著攜帶式便座，再由僕人負責將桶內的排泄物倒進庭園裡；當然，宮中的排泄物也一樣倒在這裡。至於未自備便器的人，則會直接在走廊、房間角落、庭園草叢裡大小便。結果，以美麗聞名的庭園處處充滿糞便，散發出嚴重的惡臭。

宮殿的庭園造景師見狀，非常憤怒，便在庭園裡插了一座「禁止進入」的牌子。一開始大家還不放在眼裡，直到路易十四下令要遵守立牌的指示，賓客才開始守法。

事實上，法語「禮儀」（uiquette）的原義就是「立牌」——最基本的禮貌，其實就是遵守既有的規定。而從這段軼事中，我們也可以預見，惡劣的衛生條件，必然為生命帶來重大威脅。

——本文摘自《世界史是化學寫成的：從玻璃到手機，從肥料到炸藥，保證有趣的化學入門》，2022 年 2 月，究竟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1901 年，一場可怕的災難無聲無息地降臨到臺灣，無數看不見的細菌跟在老鼠身上，穿越過大街小巷，讓鼠疫在臺灣各地四散傳播，最終有 4 千多人染疫，3 千 6 百多人因此身亡，就連當時負責收治、隔離傳染病的「台北避病院」院長本田祐太郎也不幸殉職。

過街老鼠還能人人喊打，但看不見的鼠疫卻依然難以預防，於是，時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特別請來了「鼠疫專家」高木友枝來臺灣。他一舉讓臺灣醫療升級成 2.0 版本，成功撲滅了令人頭痛的鼠疫，到了 1910 年，該年度臺灣因鼠疫死亡的人數一口氣降至僅僅 18 人。

究竟是多麼強大的存在，有如外掛般推動臺灣的公共衛生發展呢？高木友枝在臺灣醫療史上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被杜聰明譽為「臺灣醫學衛生之父」。

空前成功的霍亂防治經驗

雖說高木友枝是後藤新平在帝國大學唸書時認識的好友，但真正讓後藤新平延請高木來到臺灣的理由，還是著眼於他於傳染病防治本身的強大實力與經驗。

1894 年，中日之間爆發甲午戰爭，隨著戰爭而來的，除了硝煙戰火，更有無數傳染病趁虛而入，當時，高木友枝就曾深入香港進行鼠疫調查。

隔年，日本的軍事用船上爆發霍亂，高木友枝被派往似島臨時陸軍檢疫所擔任事務官，最後製造出了霍亂血清、成功治療了霍亂患者，締造了史上首次用血清治療霍亂的成功案例。

這漂亮的第一仗，建立了高木友枝在公衛領域的名聲，接下來他擔任了各種公衛相關職位，更在 1897 年成為日本代表，前往莫斯科參加萬國醫事會議，以及柏林萬國癩（痲瘋）病會議。

而面對臺灣的鼠疫，高木友枝認真制定了兩大方針：撲滅鼠類、接種疫苗。

雙管齊下撲滅鼠疫

消滅老鼠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不簡單，高木友枝首先針對船舶、火車等處頒布了相關檢疫辦法，對外部來源進行控管。對內部原有的潛在病原呢，高木友枝則採用了軟硬兼施的方式，除了用獎勵的方式鼓勵大家捕鼠，也會請衛生警察加強規範清潔不合格、或沒有配合捕鼠的家戶，最後則透過重新規劃城市分區，來提升臺灣的衛生條件。

另一方面，高木友枝也全力支持鼠疫疫苗接種計畫，一步步降低感染率與死亡率，最終讓鼠疫逐漸絕跡。後來，高木友枝將這段時間內的研究與行政措施出版成德文著作《臺灣的衛生事情》，為這段歲月留下了光輝的紀錄。

然而，撲滅鼠疫並非高木友枝對臺灣醫療衛生唯一的貢獻，他還有許多影響更加深遠。

為醫之前必先學為人 高木友枝的醫療教育理念

1902 年，高木友枝開始擔任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校長。

就任醫學校校長期間，他創立了「臺灣醫學會」，嘗試聯合當時的臺灣醫界力量，為公衛盡一份心力。同時，他還創辦《臺灣醫學會雜誌》，讓大家可以透過刊物去探討西方醫學研究的成果，同時對總督府的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高木友枝在臺擔任教職時，從不會有種族偏見，也不禁止學生在學校使用母語，用一顆尊重臺灣文化的心，栽培新一代的醫生。同時，他也非常重視學生的品格教育，對每一屆畢業生都會給出同樣的勉勵：

為醫之前，必先學為人。

1912 年前後，臺灣總督府曾意圖逮捕當時從事抗日活動與學生運動的蔣渭水、杜聰明等人。當時他們尚在醫學院就讀，高木友枝身為校長，以「教育獨立」、「校園自治」的理念一肩扛下總督府的壓力，甚至對學生表達自己不反對相關運動的立場。

種種事蹟，都在這些學生心中留下了無法取代的重要形象。

為科學研究奠定基礎建設

除此之外，高木友枝對於當時的臺灣科學研究也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當時基礎建設並不發達，臺灣各處仍處於瓦斯與自來水缺乏的時代，要進行實驗可說是非常不便：加熱試管得用酒精燈、想要有壓力的水也得自己生，總之就是十分麻煩。於是乎，高木產生了設立基礎研究機關的念頭，並且拿著草案去找了後藤新平。

計畫很快就取得了共識。1907 年，日本特別撥下了一筆經費，準備成立「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其下分別有化學部及衛生部，而首任所長正是高木友枝。

1939 年，中央研究所在幾經改制後撤廢，另成立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工業研究所及熱帶醫學研究所。雖然「中央研究所」不復存在，但其打下的基礎仍成為了臺灣早期學術研究發展最重要的支柱。而部分單位如林業試驗所、農業試驗所亦延續至今，繼續為臺灣做出貢獻。

1919 年高木接到一項令人意想不到的任務。時任臺灣總督的明石元二郎創立了「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並制定了當時臺灣最大規模的電力建設案──日月潭水力發電計畫。

這案子有多大，其中出現弊案的可能性就有多大。為了避免這些事情影響工程進度，明石元二郎特別找來了高木擔任社長（沒錯他又一次地空降了），而且，這個位子一做就是十年。

想見識高木友枝的廬山真面目？彰化高中就看得到！

高木友枝在臺灣的期間，充分發揮了一位知識份子的影響力，不僅推動了公共衛生發展、培育了無數重視德行的學生、促成了研究院的誕生、監督了水力發電的開發，更是用一顆溫暖而充滿人道精神的心，溫暖了無數學子。

在他過世後，杜聰明等人特別撰文表達自己對他的懷念，黃土水更特別為他雕塑了半身像，如果你想瞧瞧高木友枝這位一代宗師的真面目，可以去彰化高中的博物館看看這件國寶級作品喔！

1. 張名榕。高木友枝典藏故事館落腳彰化高中，教者之愛打動人心。台電月刊，677 期。https://tpcjournal.taipower.com.tw/article/3203　
2. 林炳炎。重塑台灣醫校長高木友枝博士的雕像。https://www.lib.ntu.edu.tw/CG/resources/U_His/academia/no2-ch3.htm
3. 鈴木哲造（2007）。日治初年台灣衛生政策之展開——以「公醫報告」之分析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37，143-180。https://www.his.ntnu.edu.tw/publish01/downloadfile.php?locale=en&periodicalsPage=3&issue_id=33&paper_id=193
4. 鼠疫：疾病介紹。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iCortfmEfVKqcZMeDdEuDA
5. 陳恒安（2017）。漱口水、高木友枝與《台灣的衛生狀況》。科技大觀園。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Article/C000003/detail?ID=d9810238-4efa-47b0-a619-94d98a603f77
6. 莊永明（1998）。台灣醫療史: 以臺大醫院為主軸。遠流出版，頁 711。
7. 林炳炎（2013）。高木友枝醫學博士的學術生涯。https://pylin.kaishao.idv.tw/wp-content/uploads/2013/11/20131114drtakaki.pdf
8. 劉仁翔（2020），明治初期岩田技師的臺灣中部地區鼠疫調查報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197 期。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97/2729
9. 避病院。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https://zh.wikipedia.org/wiki/避病院
10. 范燕秋。醫療衛生歷史篇：日治時期。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展覽。https://tme.ncl.edu.tw/tw/醫療衛生歷史篇#h1-
11. 劉士永。日治時期臺灣的防疫與衛生行政。https://www.ntl.edu.tw/public/Attachment/1119143647100.pdf
12. 魚夫。中央研究所──日治時期臺灣學的重鎮。天下，獨立評論。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94/article/4481?fbclid=IwAR2kIbtcHiFZizClhLs0RxSs7GjDNwA9POujMN-YLkmI7Gq5i3RRMYfwxj4

作者／David Dickson（科學與發展網路 SciDev.Net 主編）

試圖限制有爭議的禽流感研究的發表，可能弊大於利。

上周，一名 12 歲的印尼男孩在感染了 H5N1 禽流感病毒之後死亡。自 2005 年該病首例病例報告出現之後，他的死，讓全球死亡人數達到了347人。

乍看之下，這個數字與因為其他傳染病而死亡的數以百萬計的生命相比，並不太令人擔憂。儘管該病毒常常是致命的——最多 80% 的感染者死亡——人類感染該病的總發病率仍然相對較低。

這是由於大多數人只是在接觸了受感染的家禽之後才被感染。但是，如果這種病毒能在人與人之間傳播，那又會如何？

如今，在荷蘭的一所醫學中心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工作的兩組科學家，讓這種凶兆更進了一步。這兩組科學家都對這種病毒進行了遺傳改造，讓它們能夠通過空氣在雪貂之間傳播——這意味著類似的毒株可能進化成（或者被製造成）能夠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其後果可能是如此災難性的，所以在去年，一個於 2005 年成立以監看研究實驗室製造生物的潛在生物安全風險的美國機構，即建議這項投稿至世界兩大主要科學期刊《科學》（Science）和《自然》（Nature）的論文，不應發表全文。

美國生物安全國家科學顧問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Advisory Board for Biosecurity，NSABB）的論點是，這些資訊可能被恐怖主義集團或個人用於製造強而有力的生化武器，如果釋放到人群中，可能引發致命的疾病流行。

限制的風險

這個論點背後具有一個有力的邏輯。不公佈製造致命病毒所需的技術細節步驟，肯定會讓任何想複製這個過程的人，面臨更多的困難。

還有些人的建議則更進了一步，他們呼籲禁止所有可能帶來新的、可能致命的病毒研究，並限制這類資訊的獲取。他們的論點是，這類病毒如果逃出實驗室，它們帶來的威脅是如此巨大，以至於甚至沒有任何理由能為進行這些研究的風險加以辯護。

但是，這些論點都有缺陷。那些尋求經過大量編輯形式發表資訊的人們，面臨了一種風險，即科學家將無法獲得這些資料，而這對那些可能在準備防範這種病毒的舉措而言（例如開發疫苗），可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全面禁止這些研究可能有類似的影響。對禽流感及其如何傳播、變異的科學理解，在將另一場流感大流行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而言，具有關鍵作用。 1918 年橫掃全世界的流感病毒導致了 20% 的被感染者死亡，估計死了 5000 萬人。

另一種策略

科學界在過去幾個月以來，已經對如何處理這些論文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最初，NSABB 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即發表編輯過的版本，把一些關鍵的科學技術資料刪除。

收到投稿的這兩份期刊，一直在探索它們如何在這樣做的同時，讓審查過且可以確保他們會負責任地使用這些資料的科學家，獲得這些論文的全文。

但是仔細考慮一下，這個選項存在困難。例如，其中一篇論文的許多技術資料，已經在科學會議上公佈了，因此，阻止它進一步傳播出去的嘗試可能無效。

兩周前（2月16日），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的一場會議上，提出了另一個重要的反對意見，即很難在要求全部資料的科學家的審查標準上，達成國際一致的意見。

全盤考量

在這次世界衛生組織會議之後，《自然》期刊在一篇社論中表示，公開發表論文的好處超過了目前為止所發現的風險，而且在原則上，「這篇論文最終應該全文發表。」[1]

同樣地，《科學》的主編近來在接受 BBC 採訪的時候也說：「我們的預設立場是我們不得不將全文發表。」[2]

最終決定還有待世界衛生組織的進一步討論。但是這個立場是勇敢而正確的。

如果要理解這種病毒的潛在變化，能獲取這些資料的科學家越多，就會獲得越大的公共衛生利益。

這超過了限制獲取資料以防止它們落入壞人之手的利益——而後者的利益可能是短期的。《自然》期刊也說，目前對生物安全的關注「太空泛而且是假設性的。」

此外，決定誰是「壞人」、誰應該做出這個決定的政治敏感性，有可能加強在限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方面就已經存在的國際緊張局勢，最近的一個例子是關於伊朗的核計畫。

但是，如果要更廣泛地提供這些資料，有兩件事是關鍵。首先，公開發表必須伴隨著一個有效的監測體系。這個體系將會審視這些資料的可能濫用。

第二，這個議題均需要衛生官員和記者的積極推促，確保它被充分告知，以及盡可能地促進廣泛的公眾辯論。

諸如印尼等開發中國家，禽流感傳播率最高、死亡人數也最多，他們對於這場辯論的結果特別感興趣。他們在防止病毒傳播的新技術（如有效的疫苗）中獲得的利益，要比限制這些資料發表的利益來得多。

對於生物安全的考量必須審視全局。它們肯定是重要的，但是不應該影響我們對於該病毒進化後形式、開發充分保護措施的迫切性上的判斷——不論這種病毒是自然的還是人造的。

參考文獻

[1] Flu papers warrant full publication （Nature 482, 439 (2012) ）

[2] Journal’s concern over bird flu research—BBC News online [2012-02-17]

本文原發表於 SciDev [2012-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