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難的語言存在嗎？語言學研究對外語學習會有幫助嗎？——語言學家林若望專訪

本文由 建研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當你走進一棟建築，是否能感受到它對環境的友善？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但現今建築不只提供我們居住和工作的空間，更是肩負著重要的永續節能責任。

綠建築標準的誕生，正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匱乏問題，確保建築設計能夠減少資源浪費、降低污染，同時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然而，要成為綠建築並非易事，每一棟建築都需要通過層層關卡，才能獲得標章認證。

為推動環保永續的建築環境，政府自 1999 年起便陸續著手推動「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以及「綠建材標章」的相關政策。這些標章的設立，旨在透過標準化的建築評估系統，鼓勵建築設計融入生態友善、能源高效及健康安全的原則。並且政府在政策推動時，為鼓勵業界在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綠建築手法，自 2003 年特別辦理優良綠建築作品評選活動。截至 2024 年為止，已有 130 件優良綠建築、31 件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涵蓋學校、醫療機構、公共住宅等各類型建築，不僅提升建築物的整體性能，也彰顯了政府對綠色、智慧建築的重視。

說這麼多，你可能還不明白建築要變「綠」、變「聰明」的過程，要經歷哪些標準與挑戰？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綠建材標章

第一招：依循 EEWH 標準，打造綠建築典範

環境友善和高效率運用資源，是綠建築（green building）的核心理念，但這樣的概念不僅限於外觀或用材這麼簡單，而是涵蓋建築物的整個生命週期，也就是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和維護階段在內，都要貼合綠建築的價值。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臺灣在綠建築的制訂上不落人後。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溫高，濕度也高，得要有一套我們自己的評分規則——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應運而生，四個英文字母分別為 Ecology（生態）、Energy saving（節能）、Waste reduction（減廢）以及 Health（健康），分成「合格、銅、銀、黃金和鑽石」共五個等級，設有九大評估指標。

我們就以「台江國家公園」為例，看它如何躍過一道道指標，成為「鑽石級」綠建築的國家公園！

位於臺南市四草大橋旁的「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第8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唯一的濕地型的國家公園。同時，還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其外觀採白色系列，從高空俯瞰，就像在一座小島上座落了許多白色建築群的聚落；從地面看則有臺南鹽山的意象。

因其地形與地理位置的特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則成了台江國家公園的首要考量。園區利用既有的魚塭結構，設計自然護岸，保留基地既有的雜木林和灌木草原，並種植原生與誘鳥誘蟲等多樣性植物，採用複層雜生混種綠化。以石籠作為擋土護坡與卵石回填增加了多孔隙，不僅強化了環境的保護力，也提供多樣的生物棲息環境，使這裡成為動植物共生的美好棲地。

第二招：想成綠建築，必用綠建材

要成為一幢優秀好棒棒的綠建築，使用在原料取得、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綠建材」非常重要。

這種建材最早是在 1988 年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被提出，一路到今日，國際間對此一概念的共識主要包括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廢棄物減量（reduce）和低污染（low emission materials）等特性，從而減少化學合成材料產生的生態負荷和能源消耗。同時，使用自然材料與低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建材，亦可避免對人體產生危害。

在綠建築標章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於 2004 年 7 月正式推行綠建材標章制度，以建材生命週期為主軸，提出「健康、生態、高性能、再生」四大方向。舉例來說，為確保室內環境品質，建材必須符合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等條件；為了防溫室效應的影響，須使用本土材料以節省資源和能源；使用高性能與再生建材，不僅要經久耐用、具高度隔熱和防音等特性，也強調材料本身的再利用性。

在台江國家公園內，綠建材的應用是其獲得 EEWH 認證的重要部分。其不僅在設計結構上體現了生態理念，更在材料選擇上延續了對環境的關懷。園區步道以當地的蚵殼磚鋪設，並利用蚵殼作為建築格柵的填充材料，為鳥類和小生物營造棲息空間，讓「蚵殼磚」不再只是建材，而是與自然共生的橋樑。園區的內部裝修選用礦纖維天花板、矽酸鈣板、企口鋁板等符合綠建材標準的系統天花。牆面則粉刷乳膠漆，整體綠建材使用率為 52.8%。

在日常節能方面，台江國家公園也做了相當細緻的設計。例如，引入樓板下的水面蒸散低溫外氣，屋頂下設置通風空氣層，高處設置排風窗讓熱空氣迅速排出，廊道還配備自動控制的微噴霧系統來降溫。屋頂採用蚵殼與漂流木創造生態棲地，創造空氣層及通風窗引入水面低溫外企，如此一來就能改善事內外氣溫及熱空氣的通風對流，不僅提升了隔熱效果，減少空調需求，讓建築如同「與海共舞」，在減廢與健康方面皆表現優異，展示出綠建築在地化的無限可能。

在綠建材的部分，另外補充獲選為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新建工程，其採用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較低的建材，比方提高高爐水泥（具高強度、耐久、緻密等特性，重點是發熱量低）的量，並使用能提高混凝土晚期抗壓性、降低混凝土成本與建物碳足跡的「爐石粉」，還用再生透水磚做人行道鋪面。

同樣入選 2023 年綠建築的還有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首先，他們捨棄金屬建材，讓高爐水泥使用率達 100%。別具心意的是，他們也將施工開挖的土方做回填，將有高地差的荒地恢復成平坦綠地，本來還有點「工業風」的房舍告別荒蕪，無痛轉綠。

等等，這樣看來建築夠不夠綠的命運，似乎在建材選擇跟設計環節就決定了，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建築是活的，需要持續管理–有智慧的管理。

第三招：智慧管理與科技應用

我們對生態的友善性與資源運用的效率，除了從建築設計與建材的使用等角度介入，也須適度融入「智慧建築」（intelligent buildings）的概念，即運用資通訊科技來提升建築物效能、舒適度與安全性，使空間更人性化。像是透過建築物佈建感測器，用於蒐集環境資料和使用行為，並作為空調、照明等設備、設施運轉操作之重要參考。

為了推動建築與資通訊產業的整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4 年建立了「智慧建築標章」制度，為消費者提供判斷建築物是否善用資通訊感知技術的標準。評估指標經多次修訂，目前是以「基礎設施、維運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智慧創新」等六大項指標作為評估基準。
以節能管理指標為例，為了掌握建築物生命週期中的能耗，需透過系統設備和技術的主動控制來達成低耗與節能的目標，評估重點包含設備效率、節能技術和能源管理三大面向。在健康舒適方面，則在空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空氣品質、水資源等物理環境，以及健康管理系統和便利服務上進行評估。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建築應用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及智慧創新 8 大指標先進技術，來達成兼顧環保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是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打造的指標性建築，受到國際矚目。

在興建階段，為了保留基地內 4 棵原有老樹，團隊透過測量儀器對老樹外觀進行精細掃描，並將大小等比例匯入 BIM 模型中，讓建築師能清晰掌握樹木與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確保施工過程不影響樹木健康。此外，在大樓啟用後，BIM 技術被運用於「電子維護管理系統」，透過 3D 建築資訊模型，提供大樓內設備位置及履歷資料的即時讀取。系統可進行設備的監測和維護，包括保養計畫、異常修繕及耗材管理，讓整棟大樓的全生命週期狀況都能得到妥善管理。

智慧建築導入 BIM 技術的應用，從建造設計擴展至施工和日常管理，使建築生命周期的管理更加智慧化。以 FM 系統 ( Facility Management，簡稱 FM ) 為例，該系統可在雲端進行遠端控制，根據會議室的使用時段靈活調節空調風門，會議期間開啟通往會議室的風門以加強換氣，而非使用時段則可根據二氧化碳濃度調整外氣空調箱的運轉頻率，保持低頻運作，實現節能效果。透過智慧管理提升了節能效益、建築物的維護效率和公共安全管理。

總結

綠建築、綠建材與智慧建築這三大標章共同構建了邁向淨零碳排、居住健康和環境永續的基礎。綠建築標章強調設計與施工的生態友善與節能表現，從源頭減少碳足跡；綠建材標章則確保建材從生產到廢棄的全生命週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並保障居民的健康；智慧建築標章運用科技應用，實現能源的高效管理和室內環境的精準調控，增強了居住的舒適性與安全性。這些標章的綜合應用，讓建築不僅是滿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成為實現淨零、促進健康和支持永續的具體實踐。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南島語族的起源與變遷

南島語族發源自何方？是學界長期探索的焦點，在眾多研究領域中，語言學界為分布在南太平洋與印度洋諸島的族群確立關係，分類命名為南島語族（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語言證據指出，南島語族可能是從臺灣擴散出去。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語言學研究所張永利研究員，為我們深入分析，臺灣南島語保存哪些其他南島語「丟失的現象」，可以藉此重建南島語族的發展源頭與遷徙路徑。

南島語族的發源地究竟在何方？目前已有越來越多證據指出，南島語族可能是從臺灣出發，遷徙至廣大的南太平洋與印度洋島嶼開枝散葉。

考古學家在臺灣、呂宋島、大洋洲等地出土相似的陶器碎片，經年代鑑定後發現，最早的繩紋紅陶陶器來自 5、6 千年前的臺灣大坌坑文化。植物學家則對各地的構樹樣本進行分子親緣分析，發現南太平洋島嶼的構樹應源自臺灣，推測先民帶著樹皮衣材料構樹，自臺灣遷徙至南太平洋諸島。

除了上述證據，還有一樣活在生活周遭的非物質遺產，能作為南島語族「出臺灣說」的有力證據，那就是臺灣原住民族正在使用的「語言」！

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是研究與推廣「臺灣南島語」的重要基地，走進語言所典藏豐富研究著作的展覽室，投身臺灣南島語研究近 30 年的張永利研究員，與我們熱情分享語言學家的工作。

各地南島語言的特徵與變遷，是語言學家長期探索的問題，多年來一位位研究者深入原住民族部落，用羅馬拼音一字一句記錄部落長者的口語發音，經由比較臺灣與其他地區南島語言的關連與特徵，南島語族的發展源頭與遷徙路徑就在歷代語言學家的重建下現形。

如何確定臺灣南島語更接近原始南島語？同源詞繁簡成線索

南島語族是總人口數近 4 億人的龐大族群，其分布範圍北到臺灣、南到紐西蘭、東到復活節島、西到馬達加斯加。臺灣是南島語族分布的最北界，目前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共有 16 族，每個族群都有自己的語言，在整個南島語族 10 個主要語言分支中，臺灣南島語就佔了 9 個分支，其語言多樣性與存古性為世界少見。

「曾有外國學者讚嘆：南島語言是上帝送給臺灣的禮物！」張永利逐步分析臺灣南島語的珍貴之處：「考古和語言證據推估，臺灣南島語至少有 5 千年歷史，而麻六甲海峽附近國家使用的馬來語只有 2 千多年而已。此外，臺灣南島語還保留一些其他語言丟失的現象。」

所謂「丟失的現象」正是語言學家證實臺灣南島語較古老、可能是南島語族早期祖居地的關鍵證據。藉由歷史語言學方法比較南島語言之間的親緣關係與發展先後，丟失的現象慢慢浮現，成為值得研究的案例。

首先，語言學家特別構擬出一套「原始南島語」作為比較標準，音韻、構詞、句法越接近原始南島語者，就越有可能是族群發源地。

要構擬出原始南島語並不簡單，語言學家無法穿越時空回到 5 千年前，必須集結全球語言學家的力量，深入各個南島語族聚落採集語言材料，再從中找出語音、語意相似的「同源詞」做比較。由於語言變化的過程經常發生「由繁趨簡」現象，因此發音越複雜的語言通常越古老，語言學家再從較古老的語言構擬出原始南島語。

張永利舉同源詞「眼睛」為例，說明臺灣南島語較為古老的原因。眼睛的原始南島語是「maCa」（大 C 的發音為 ts 複合音，同注音符號ㄗ），而臺灣的排灣語是「maca」，其發音與原始南島語相同。

再看看馬來語的眼睛是「mata」，ts 複合音明顯簡化成 t，發生語言「由繁趨簡」的現象，證明臺灣南島語比馬來語更古老。

張永利進一步解釋，為何「由繁趨簡」現象可看出語言發展的先後順序：「有人可能會質疑，為什麼語言不是從簡單變複雜，發音由 t 變成 ts？如果是這樣你要解釋，多出來的 s 音是怎麼無中生有。這就如同人類社會的變遷，從複雜變簡單通常有跡可循，但無中生有需要創新的力量，從來不是簡單的事。」

這些語言有畫面！從同源詞推測千年前的生活型態

同源詞還可以重建南島語族原初的生活環境。根據語言學家的觀察，能成為同源詞的單字通常是日常使用的基本詞彙，例如爸爸、媽媽等親屬稱呼、數字 1 到 10，或是眼睛、頭、手、腳等身體部位。

因此，如果還能發現動物、植物、生活器具的同源詞，代表這些事物是曾經長時間存在的文化，才得以跨越千年時空在語言中留下印記，成為一窺南島語族原初生活環境的線索。

語言學家從原始南島語、原始排灣語、原始泰雅語、原始鄒語彙整出 100 個基本同源詞，當中包含許多指稱農作物、野生動植物、生活日用品的字詞：

從上述同源詞可推測，原始南島語族應該是以稻作維生，擅長紡織與編織技藝，生活周遭可見「露兜樹、甘蔗、藤」、「河鰻、田鼠、蒼蠅」等主要分布在亞熱帶地區的動植物。這些同源詞所反映的自然與文化特徵，對解答南島語族發源地問題具有相當大的啟發。

此外，從某些同源詞的語意轉變還可看出指稱的是外來事物。例如鄒語的「水牛」叫作「’ua chumu」，「chumu」是指「水」，但「’ua」最初並不是指「牛」，其真正的意思是「鹿」。換句話說，水牛應該是外來物種，推測鄒族先民看到外來的牛，跟鹿一樣都是四隻腳的大型哺乳類動物，因而發生「指鹿為牛」的情形。

講話講重點！第一個字就表明重點的「焦點系統」

除了從同源詞可以證明臺灣南島語較接近原始南島語，語言學家還發現，比起其他地方的南島語言，臺灣南島語保存最完整的「焦點系統」。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文法，在世界其他語言中並不常見。

焦點系統是用來凸顯一句話中想要強調的焦點，主要分成主事、受事、處所、工具共 4 種焦點，每種焦點都有相對應的動詞詞綴變化，並會在重點字詞前方加上格位標記 a。

由於南島語言習慣將動詞置於句首，等於你聽到第一個字就知道說話者想強調什麼。以下為 4 種焦點在排灣語的使用方式：

古老的修飾用語：副動詞

最後一個臺灣南島語較為古老的證據在於，其詞類相當有限，主要是動詞、名詞的應用，沒有真正的副詞、形容詞等修飾詞。但是當有需要用到修飾用語時該怎麼辦？這就輪到特殊的「副動詞」登場！

副動詞顧名思義是指：具副詞作用的動詞，是臺灣南島語經常使用的詞類。張永利秀出排灣語和馬來語的句子，進一步說明副動詞與一般副詞的不同：

排灣語的「g<em>alju」就是一個副動詞，意思是「慢」，之所以看出它是一種動詞，關鍵在於它跟後頭表示「吃」的動詞「k<em>an」有一樣的詞綴變化「em」。而中間的連繫詞 a 亦可應證「g<em>alju」與「k<em>an」應同屬於動詞。此外，「g<em>alju」的後面連接附著代詞「aken」表示「我」的意思，附著代詞一般會貼在動詞上。

值得注意的是，古老的副動詞在臺灣南島語言普遍保留下來，但是在臺灣之外的南島語言，如馬來語，卻通常都已經丟失。

綜上所述，從同源詞複雜度、焦點系統完整性、使用詞類有限等語言證據可知，臺灣南島語在目前已知的上千種南島語中，其古老排名可說名列前茅，也代表臺灣可能是南島語族早期的祖居地。

張永利表示：「綜合歸納現在的語言和考古證據，我們可以畫出南島語族遷徙路徑，基本上是從臺灣遷徙出去，先遷往菲律賓群島，再往南到婆羅州一帶，隨後一分為二，分別往東方太平洋和西方印度洋遷徙。」

用「說」的文化資產——母語

對張永利來說，越深入研究就越能體會，臺灣南島語真的是臺灣千年不墜的國寶！除了持續在學界發表臺灣南島語的概念運用規則，張永利也會到原住民部落推廣族語，多年來也跟國內語言學家一起編寫鄒語、噶瑪蘭語、賽德克語等族語教科書。

在與族人互動的過程中，張永利發現，年輕族人為了溝通方便，有簡化族語的傾向，以致某些傳統用語漸漸流失。

以鄒語為例，傳統上在說 11 這個數字時，老人家會講 maskx veiya ucni，「maskx」是 10、「ucni」是 1，中間的「veiya」是「回來」的意思，翻譯成中文就是「10 回 1」，可見鄒族會使用十進位來算數，可是現在的年輕人通常會省略「veiya」的用法。

另外名字的說法也發生簡化現象，例如有一位鄒族人的名字是 Pasuya、家族名是 Tiakiana，老人家會講 Pasu’e Tiakiana，大致的意思是「來自 Tiakiana 家族的 Pasuya」。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就直接講 Pasuya Tiakiana，身分證上的名字也這樣登記。

面對日漸普遍的族語簡化現象，張永利有感而發的說：「年輕人覺得只要聽得懂就好，但我會跟他們說，語言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很多說法只存在特定族群中，想復振傳統文化就要講道地的族語。」

一般人常將語言視為溝通工具，認為只要能有效溝通就好，然而深諳語言奧妙的張永利卻有不同看法：

語言也是一種文化資產，不論是臺灣南島語、華語、臺語或客語都有其文化特色，具有身分識別作用。

「母語能留著就是你的寶藏，現在『特色』就是你最重要的資產！」母語是臺語的張永利不僅在學術場域研究語言，更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多使用母語來保存語言資產。「語言不是只寫在教科書、或在課堂上唸，一定要積極使用，這樣語言才能真的活起來！」

千年以來，臺灣這座南島語族的原鄉發展出眾多語言文化各具特色的族群，如今在族人及語言學家的努力下，族語的復振工作正如火如荼進行，許多正名成功的族群紛紛從族語找回身分認同，找回值得守護的南島語族寶藏。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黃楷元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你是個言之有據的人嗎？

胡適先生曾說過「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當有人質疑你時，你就必須提出證據來。然而，世界上有些民族在說話時會「自帶證據」，真正落實言之有據！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語言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孫天心院士，在翻山越嶺深入藏族部落後，揭開神秘的「示證式」語法。究竟藏人如何在每句話中結合證據？為何會發展出如此特殊的語法形態？一起來認識言之有據的溝通方式，從語言的多樣性中，體會不同文化的繽紛之美。

班長走進鬧哄哄的教室，大聲宣佈：「期末考取消了！」這時候，同學們會怎麼反應呢？

「真的假的？」

「誰跟你說的？」

「你怎麼知道？」

類似這樣的場景，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可見。班長原本講的話，資訊不夠，欠缺「發言依據」。得透過其他的詞彙、語句，去把那句話「補充」得更加可信。像是：

「老師要我跟大家說，期末考取消了！」

「我看到公佈欄上寫，期末考取消了！」

但有的語言，直接在「語法」之中，就融入了這段話的「證據程度」，讓發言的人真正做到「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聽者也能立即判斷這段話的可信度。這就是語言中的「示證式（evidential）」，也是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孫天心院士一項引人入勝的研究。

如何用語法的形態變化，讓講話可以「自帶證據」呢？用「時制（tense）」來打個比方，要表示「那時候他很快樂」，中文必須額外加上時間副詞「那時候」；但有現在–過去時制形態的英文卻只需改變動詞形式「He WAS happy」，就可表達時制。

「示證式」也是相同道理。孫天心院士表示，世界上大約有四分之一的語言，會藉由語法形態變化，直接表達陳述的證據。例如南美洲的 Quechua 語，就有三種不同的動詞後綴（語尾），對應三種證據狀態：直接證據（親眼所見）、間接證據（由情況判斷）和聽聞證據（由他人提供）。

臺灣人熟悉的母語和外語中，示證式的用法不易見，不過在跟漢語同屬漢藏語系的「藏語」，就存在細緻的示證區別。孫天心院士是國內少數精研藏語的專家，就用示證形態特別豐富的「達古藏語」，來為我們介紹這個有趣又有點燒腦的機制。

證據強度的關鍵：如何及何時取得訊息？

如果你是一位達古藏語的使用者，你在講話時會特別留意言談中的證據強度，來決定動詞的形式。而證據有多強，則關乎你如何得知所要陳述的訊息。

首先，當你講的事情是你自己現在或過去的「自主行為、習慣或持續性狀態」，由於這些訊息本來就掌握在你手中，需使用「親知示證」（動詞後綴 -lə），這也是證據強度最高的形態。

若是陳述自己親見的他人行為，或自己的「非自主行為」（例如不小心跌倒），你就是個「目擊者」，仍然擁有高度的訊息取得權，需使用「親歷示證」（動詞後綴 -wɐ）。

若某件事發生當下並沒有參與（包括雖在場但未察覺），而是在「事後察知」的話，不同於前兩種情況，你這時只掌握「間接」訊息取得權，需使用「後知示證」（動詞後綴 -tsə）。

前述這三種情況是以訊息取得的來源來界定，而另外一種區分標準，則是從「認知整合的程度」來看。比方說，某件事情才剛剛發生、甚至正在進行中，你雖然是「直接」取得這些現場、當下發生的訊息，但認知上還來不及完全整合，需使用「新知示證」（動詞後綴 -wuʔ）。

如果認知整合的程度比較充分，像是你陳述的是自己當前的生理、心理狀態，或對於外界情況較長時間的觀察結果，則需使用「深知示證」（動詞後綴 -jiː）。

於是，達古藏語的使用者光聽你使用的動詞形式，就可以判斷你講的話有幾分證據了。除了這種陳述句之外，示證式也可以用在疑問句中，用來「判斷與猜測」對方回答時所提供的證據。如果猜錯，回答者也同樣可以用示證式來推翻提問者的判斷。

看起來眼花撩亂？但對於把達古藏語當成母語的人來說，這些都是有如呼吸一般的本能反應。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 Wola 語更為複雜，甚至把「受話者」的證據也考慮進去，稱為「集體示證」。這讓 Wola 語「做了（某事）」的謂語形態竟然有多達 57 種變化！

示證式「解碼」：從語言使用中窺見生活軌跡

然而，為什麼藏語、Quechua、Wola 這些語言會發展出「示證式」語法呢？這些使用示證式的民族，有什麼地緣上、親緣上的脈絡可循嗎？

孫天心院士介紹，學者發現世界上有三處「示證熱區」：喜馬拉雅山區、新幾內亞高地、南美洲西北角。這些區域的地理條件落差很大，看不出共通性。

以藏語而言，古代藏語並沒有嚴謹的示證區別，直到現代才發展出來。各地的藏語方言在示證體系的繁簡不一、形式也無法對應，顯見示證式的語法化、多樣化，是在相對短暫的時間內各自發展出來的。空間地緣、歷史親緣，恐怕都不是關鍵因素。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這些民族在講話時都特別「實事求是」呢？

目前看來，有複雜示證區別的語言，多使用於小型或封閉的語言社群。

這個問題，不只語言學家好奇，人類學家也感興趣。在大量的田野調查及資料分析後，學者們發現，越是小而封閉的社會，人們彼此熟識、互動頻繁，你早上講話不實在、可能下午就被抓包。

這種氛圍下，為了避免被指責和質疑，對於訊息交流時的「言語誠信」就會要求較高，語言中的示證式便應運而生。龐大而流動快速的社會，人際關係較為疏離，就比較難以在語言中發展出示證的用法。

在南美洲秘魯的 Nanti 語言社會，示證式甚至不只是語法，而是一種根深柢固的「價值」。當地的不成文規範，提及他人行為時只能陳述親眼所見，或引用當事人自述，不能揣測推斷。

有位人類學家提到，他只是請當地友人揣測一下她的丈夫去了哪裡（他出門時沒有說），一直遭到拒絕，最後居然大發脾氣：「你怎麼可以叫我做這種事？」這是他第一次看到當地人發這麼大的火。

語言之中，通常隱含著每個社會的集體思維、習癖、價值觀。示證式只是其中一種，各語言中還存在很多隱藏線索值得觀察，例如重視「時制（tense）」的語言，說話者就會特別留意事件的相對時序，以及說話時間的關聯。

特別有趣的是，孫天心院士分享了四川的嘉戎語動詞非常重要的「方向（orientation）範疇」，也就是講話時必須在動詞上標明（垂直）上下、（河流）上下游、（太陽）東西方。例如，當我們說「我去上一下洗手間」，當地人則會說「我去上一下（位在東邊的）洗手間」。

「這個文化裡面的人，方向感都特別好。若是路癡，可能連話都沒辦法好好講。」孫天心院士笑道。

差點為學術「捐軀」？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的苦與樂

一般人可能連背英文動詞時態變化都覺得有些頭痛了，但對於孫天心院士來說，這些少數民族語言的特殊規則，就有如萬花筒一般，越探究越是興味盎然。

但要研究少數民族的語言，可沒辦法像報名外語補習班那麼簡單。最難的關卡，就是要找到理想的該語言使用者。因為不只是要學會聽說溝通而已，還要透徹研究，深入掌握語言的結構、變化、演進，這就是為什麼好的研究請益對象，猶如鳳毛麟角般稀有。

不只母語要好、漢語要好、還要耐性好，才能忍受學者打破砂鍋式的糾纏提問。最重要的，是要有時間跟著我們耗。

如果能夠在臺灣找到適合的研究對象，語言學家們必然是滿懷感激。但為了更充分地研究，有時候仍然需要走訪母語原鄉，實際觀察語言使用中的精微奧妙。

這種時候，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的學者可就辛苦了。母語聚落通常地處偏僻，物質條件、交通環境也往往較不理想。孫天心院士回憶，有一次為了要研究藏族及羌族的語言，前往高海拔的四川馬爾康。想避開一路上的二手煙味及塵土，沒有搭乘大客車，而是從成都包了私家出租車上山。

沒想到，成都的司機不熟悉當地路況，沿途彎道及坍方，走得險象環生。突然一個轉彎的下坡，來不及放慢速度，連人帶車衝出路面，打滑了一圈，在懸崖的邊緣停住。司機嚇到臉色慘白，剩餘路程全都龜速前進。

雖然是餘悸猶存的回憶，但孫天心院士講起長年在四川藏區做田野研究的經歷，仍然帶著興奮雀躍。辛苦之處自不待言，然而箇中樂趣，讓他甘之如飴。

「藏緬語豐富的音韻、形態變化在世界語言中引人矚目。剛開始研究確實會感到困惑，但當慢慢找出規則、對應模式、甚至類型化之後，那種成就感難以言喻，而且越挖掘就會找到越多驚喜，令人欲罷不能！」

孫天心院士捲起舌頭，親自示範不同藏緬語發音的微妙差異。生動之處，讓人忍不住想推出有聲書。語言學是一種「口耳之學」，把音發準是學習新語言的第一課，必須嚴格、精確地模仿，差一點點都不行。如果無法掌握細微差異，要進行任何進一步的比較分析都是空談。而要做好這件事，熟練掌握國際音標是重要的基本功。

學語言已不簡單，鑽研少數民族語言的困難度更非一般人能想像。對孫天心院士來說，除了興趣外，還有一種更重要的驅動力，是身為學者的「使命感」！

語言的現象極為豐富，以不同的角度反映人類思維的運作、人際交流的策略。然而多數語言處於弱勢，甚至瀕臨消亡。我選擇離開安適的象牙塔，走進田野研究瀕危語言，目的就是為記錄保存人類語言的多樣性做出一份貢獻。

一種專屬於學者的自豪，展露在孫天心院士的眉宇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