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發表於周成功專欄[2012-01-04]

本文登出時，總統大選即將落幕。但不論誰當選，都不該輕忽了宇昌案所牽引出學術界利益衝突如何規範的問題。從一個局外人來看，宇昌案當然有許多令人不解之處，譬如說Genetech花了九億美元，買下唐南珊的公司——Tanox，看中的是Tanox治療氣喘的新藥，而唐南珊手上的愛滋病藥物TNX-355如果真的有很大的市場潛力，為什麼Genetech自己不想開發，而急欲釋出它的專利？而何大一在行政院開發基金評審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從否決唐南珊的申請案到贊成宇昌，乃至最後接受邀請成為持股1億台幣的公司董事，難道沒有一點利益衝突的疑慮？但在宇昌案的爭議中，我觀學術界的反應是出奇的冷漠。這個現象顯示對學術界利益衝突該如何規範，我們學界的領袖們仍然缺少應有的重視。

我們首先要澄清利益衝突究竟是什麼意思？譬如說，一個科學家的所作所為，必需依循公正的原則以取得社會大家對科學界的信任。那麼維護科學界的信譽就是科學家首要的利益 (primary interest)。當然科學家也有其他利益需要維護，像是財務收入，名聲等等。當他對後者的關注可能會影響到他前者的作為時，利益衝突的疑慮就出現了。在檢討是否有利益衝突存在時，常常有人會說：我絕對不會讓我的專業判斷受到其他利害關係的影響。或是說：我以我的名譽擔保，絕不會讓利益衝突發生！還有一種常見的說辭是：請就事論事，去直接判斷我的專業作為，而不是去管我的財務關係。

這些辯解其實都錯失了建立學術界利益衝突規範的核心，那就是維繫公眾對專業的信任，如何避免社會大眾對科學家的專業判斷產生懷疑，是建立學術界利益衝突規範最基本的原則。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科技專業的複雜度已經使得社會大眾沒有能力去解讀專家所作決定的正確性，而有能力解讀的人往往事不關已，或不在其位。這時候科學界最需要的就是來自社會的信任。但社會大眾對科學家的信任會不會被濫用？如何確保這樣的信任是學術界的責任。學術界有責任維繫自已公正而值得被信任的形象。在這種考量下，當金錢利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時，縱使對正確的專業判斷也要有所保留，而不該照單全收。

舉個想像的例子，何大一是國際知名的AIDS專家，如果未來宇昌的TNX-355作好後仍然請他來主持TNX-355的臨床實驗，我們都知道臨床實驗一旦成功藥品上市，會帶來可觀的金錢收入。何大一是宇昌的股東，自然會分到一大筆錢，如果這時候臨床實驗的結果有些可說，可不說的小瑕疵，利益衝突的疑慮就出現了。我們不懷疑何大一的人格或是操守，但是建立學術界利益衝突的規範，不就是要從根本去除這種瓜田李下的嫌疑！

美國國家醫學院(Institute of Medicine of National Academies) 曾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討論醫學界利益衝突規範的問題，2009年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就叫作：醫學研究、教育與臨床的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 in Medical Research, Education and Practice)。針對上述假設性的問題，委員會給了一個非常明確的建議。為了精準傳達建議的內容，我在此直接引用原文，不作翻譯:

Academic medical centers and other research institutions should establish a policy that individuals generally may not conduct research with human participants if they have a significant financial interest in an existing or potential product or a company that could be affected by the outcome of the research. Exceptions to the policy should be made public and should be permitted only if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committee (a) determines that an individual’s participation is essential for the conduct of the research and (b) establishes an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managing the conflict and protect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research (RECOMMEDATION 4.1 page 4-17).

最後，這本書的首頁引了哥德的一句話，也值得提出來作為我們反省的起點:「僅僅知道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實踐。光有意願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執行。」(Knowing is not enough, we must apply. Willing is not enough; we must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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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些人吃不胖，有些人沒抽菸卻得肺癌，有些人只是吃個感冒藥就全身皮膚紅腫發癢？這一切都跟我們的基因有關！無論是想探究生命的起源、物種間的差異，乃至於罹患疾病、用藥的風險，都必須從了解基因密碼著手，而揭開基因密碼的關鍵工具就是「基因定序」技術。

基因定序對人類生命健康的意義

在歷史上，DNA 解碼從 1953 年的華生（James Watson）與克里克（Francis Crick）兩位科學家確立 DNA 的雙螺旋結構，闡述 DNA 是以 4 個鹼基（A、T、C、G）的配對方式來傳遞遺傳訊息，並逐步發展出許多新的研究工具；1990 年，美國政府推動人類基因體計畫，接著英國、日本、法國、德國、中國、印度等陸續加入，到了 2003 年，人體基因體密碼全數解碼完成，不僅是人類探索生命的重大里程碑，也成為推動醫學、生命科學領域大躍進的關鍵。原本這項計畫預計在 2005 年才能完成，卻因為基因定序技術的突飛猛進，使得科學家得以提前完成這項壯舉。

提到基因定序技術的發展，早期科學家只能測量 DNA 跟 RNA 的結構單位，但無法排序；直到 1977 年，科學家桑格（Frederick Sanger）發明了第一代的基因定序技術，以生物化學的方式，讓 DNA 形成不同長度的片段，以判讀測量物的基因序列，成為日後定序技術的基礎。為了因應更快速、資料量更大的基因定序需求，出現了次世代定序技術（NGS），將 DNA 打成碎片，並擴增碎片到可偵測的濃度，再透過電腦大量讀取資料並拼裝序列。不僅更快速，且成本更低，讓科學家得以在短時間內讀取數百萬個鹼基對，解碼許多物種的基因序列、追蹤病毒的變化行蹤，也能用於疾病的檢測、預防及個人化醫療等等。

在疾病檢測方面，儘管目前 NGS 並不能找出全部遺傳性疾病的原因，但對於改善個體健康仍有積極的意義，例如：若透過基因檢測，得知將來罹患糖尿病機率比別人高，就可以透過健康諮詢，改變飲食習慣、生活型態等，降低發病機率。又如癌症基因檢測，可分為遺傳性的癌症檢測及癌症組織檢測：前者可偵測是否有單一基因的變異，導致罹癌風險增加；後者則針對是否有藥物易感性的基因變異，做為臨床用藥的參考，也是目前精準醫療的重要應用項目之一。再者，基因檢測後續的生物資訊分析，包含基因序列的註解、變異位點的篩選及人工智慧評估變異點與疾病之間的關聯性等，對臨床醫療工作都有極大的助益。

建立屬於臺灣華人的基因庫

每個人的基因背景都不同，而不同族群之間更存在著基因差異，使得歐美國家基因庫的資料，幾乎不能直接應用於亞洲人身上，這也是我國自 2012 年發起「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Taiwan biobank），希望建立臺灣人乃至亞洲人的基因資料庫的主因。而 2018 年起，中央研究院與全臺各大醫院共同發起的「臺灣精準醫療計畫」（TPMI），希望建立臺灣華人專屬的基因數據庫，促進臺灣民眾常見疾病的研究，並開發專屬華人的基因型鑑定晶片，促進我國精準醫療及生醫產業的發展。

目前招募了 20 萬名臺灣人，這些民眾在入組時沒有被診斷為癌症患者，超過 99％ 是來自中國不同省分的漢族移民人口，其中少數是臺灣原住民。這是東亞血統個體最大且可公開獲得的遺傳數據庫，其中，漢族的全部遺傳變異中，有 21.2％ 的人攜帶遺傳疾病的隱性基因；3.1％ 的人有癌症易感基因，比一般人罹癌風險更高；87.3％ 的人有藥物過敏的基因標誌。這些訊息對臨床診斷與治療都相當具實用性，例如：若患者具有某些藥物不良反應的特殊基因型，醫生在開藥時就能使用替代藥物，避免病人服藥後產生嚴重的不良反應。

基因時代大挑戰：個資保護與遺傳諮詢

雖然高科技與大數據分析的應用在生醫領域相當熱門，但有醫師對於研究結果能否運用在臨床上，存在著道德倫理的考量，例如：研究用途的資料是否能放在病歷中？個人資料是否受到法規保護？而且技術上各醫院之間的資料如何串流？這些都需要資通訊科技（ICT）產業的協助，而醫師本身相關知識的訓練也需與時俱進。對醫院端而言，建議患者做基因檢測是因為出現症狀，希望找到原因，但是如何解釋以及病歷上如何註解，則是另一項重要議題。

從人性觀點來看，在技術更迭演進的同時，對於受測者及其家人的心理支持及社會資源是否相應產生？回到了解病因的初衷，在知道自己體內可能有遺傳疾病的基因變異時，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衝擊如何解決、是否有對應的治療方式等，都是值得深思的議題，也是目前遺傳諮詢門診中會詳細解說的部分。科技的初衷是為了讓人類的生活變得更好，因此，基因檢測如何搭配專業的遺傳諮詢系統，以及法規如何在科學發展與個資保護之間取得平衡，將是下一個基因時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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