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大學風起雲湧的這股知識轉移浪潮到底是怎麼回事？

今年初外子在網路上看到一則廣告，徵求北英格蘭幾個不同姓氏的志願者響應一個基因調查的研究計畫，因為外子的姓氏恰好符合計畫的需求，所以我們就在一個指定的時間去了公告的地點 [1]，當天現場來了將近上百人，甚至包括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一位地區性廣播電台記者，以及一個製作公司的外景小組，他們正在幫 BBC 拍攝一個長達八集的電視紀錄片【不列顛的故事】（Great British Story），發現探討的內容有謀合之處，便決定和該研究計畫互助合作。

三名研究人員分別從基因學、姓氏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向大家簡介了研究計畫，解釋因為多數人從父姓，而男性則是從父親處遺傳了 Y 染色體，許多研究已確認，某一種 Y 染色體往往和某一個姓氏呈現特殊關聯，且多數姓氏又會和某一地理區域具有特殊淵源，因此研究團隊認為，如能鎖定某幾個地區、某些特殊姓氏無血緣關係之男性 DNA，就有可能追蹤不同的 Y 染色體族群在歷史洪流中的分佈與流動狀況。該研究計畫目前將焦點放在保有北歐維京人（Norse Vikings）遺址的北英格蘭地區，同時在某些個案中，他們會把 Y 染色體的研究結果拿來跟線粒體 DNA（由母親處遺傳而得）的研究分析，以及從雙親處遺傳而得的 DNA 片段進行對比。

在聚會現場，研究人員向志願者們取得了計畫所需的 DNA，一一編號，解釋研究計畫將會如何保護隱私權、研究道德等細節，並說明當整個計畫結案以後，志願者們將會收到有關個人的 Y 染色體數據資料，同時整體的研究結果除了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之外，也將被公布於研究計畫的網站中。

當一切流程結束時，志願者們並未一哄而散，許多人留下來彼此聊天，更多人選擇向研究人員詢長問短，特別是團隊中的姓氏學家與社會學家最忙碌，連外子和我都忍不住去湊熱鬧，發現大家都對自己姓氏的由來和祖先的歷史充滿了好奇與想像，最愛問自己的姓氏意義為何？如何演變成今日形貌？發源地在哪裡？諸如此類的問題，而研究者們也顯得樂此不疲，和沒有專業背景的現場民眾打成一片，達到了充分的交流。

這種結合數個研究領域，並在研究流程中──無論是作業前、中、抑或後期──包含了校園外的互動與社會面向之思考的研究活動，是近幾年來在英國大學蔚為風潮的新趨勢，稱為「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fer）」，重點在提倡並強調學術研究對社會的貢獻與影響力。

在「知識轉移」正式成為一個專有名詞以前，類似的概念約莫就是技術轉移，還有專利權的申請，而這通常被視為理、工、醫學方面的專家可能比較需要注重的問題，人文社會學者們多半連想都不曾想過，只要研究論文能被刊載，或有書籍出版，或可以在學術會議中提出報告，一般就認為達到了傳播研究結果的宗旨。

新工黨在 1997 年組閣後的十幾年間，對英國的大學教育進行了好幾項體制上的改革，其中之一便是大學學費的付費問題，引起了社會上很大的反彈，不過改革提案終究還是通過了，英格蘭的大學生們先是每年要繳一千英鎊的學費（合約新台幣五萬元），數年後調高到三千英鎊，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聯合主政以後，最近又調高到了九千英鎊。雖然學費的改革方案有很多配套措施，本文意不在此，而是要指出，大學收費的需求使英國政府調整了許多學術政策方面的用語，以期向選民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訴求，證明大學教育的價值，以及學術研究在社會上可能發揮的功效，最後終於形成了這股推動多領域、跨領域和穿領域的知識轉移浪潮。

無可諱言，英國學界並非人人都張開雙手擁抱這股浪潮，事實上，很多大學教授消極抵抗、乃至積極反對知識轉移，他們擔心所謂「知識轉移」和「社會影響力」的眼光過於短視近利，根本與大學之理念背道而馳！再說，什麼是學術研究的社會影響力？是經濟利益嗎？文化提昇嗎？還是國家政策或民眾思想的轉變？應該用什麼指標、何種時程、又應如何衡量這些影響力？諸多細節至今依然莫衷一是。

然而，儘管知識轉移尚處於摸索階段，校園內外的支持者卻日益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近三五年來，許多英國大學內部已經衍生出了層層相應的機制，用於鼓勵各種跨科際、跨社群（如結合產、官、學）的對話與橫向思考，同時國家級的學術資助單位，甚至歐盟層級的研究款項等，也都挹注了可觀的投資在實踐知識轉移，以便加強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換句話說，知識轉移或許不會（也不應）取代傳統形式的學術研究，但卻有可能成為英國大學未來發展的主流。

舉例來說，歐盟下ㄧ波最具規模的學術獎助業務「地平線 2020（Horizon 2020: Framework Programme 8，簡稱 FP8）」，預計在 2014 年公開招標，但從 2013 年起便會開始徵求提案構想，主軸放在全球性的社會問題（如健康醫療、人口變遷、食品安全、永續農業……等），獲得獎助的研究提案不僅需要跨國合作，也必須符合跨學科、跨專業等前提要求，因為「地平線 2020」的終極目標，是為了要幫歐盟在快速變動的世界裡達到就業、創新、教育、社會融合與氣候／能源等五大面向的領先地位，而獎助單位早已體認到，面對這些重大且複雜的全球性社會議題時，再也無法由單一學科、領域的角度去思考，而需要多方面的學者、專家、社群等共同解決。

同樣的，英國國內的學術獎助機構也開始遵循類似的路線，獎助政策有四大原則：第一、格外注重跨領域／穿領域的需求；第二、獎勵各種形式的合作，無論是跨科系、跨學院、跨校園、跨專業／社群或跨國際皆可；第三、提倡大型、長程的研究計畫；第四、強調社會影響力（包括經濟、文化、社會等層面在內）。因此我們也開始發現一個趨勢，也就是不同贊助單位之間的通力合作，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研究評議會（Research Council UK，簡稱 RCUK），為了有效因應全球性的挑戰，規劃了六個研究範疇，每個範疇都由數個國家級的獎助單位共同支持，但由其中一個單位負責主導，例如「環境變遷」的研究範疇，就有關於機械物理、生化、社會、人文、科技、醫療與自然環境等七大獎助單位投下資源，通力贊助最優秀、最適切的研究計畫，並由自然環境研究委員會（Natural Environment Research Council）統籌協調。

為了追逐競爭愈趨激烈、但各方面報酬亦再不可同日而語的學術研究大餅，許多英國高等學府也不斷想方設法提升所屬研究人員的兩大競爭力，一是知識轉移，另一則是跨領域和穿領域的溝通與思考能力。以我個人所屬的里茲大學為例，校方的努力大約可分成三個方面來說明：

第一、獎項的投資，亦即在校內的研究獎助項目裡，增設了許多新的機會，鼓勵各種學科背景的學者們無論資歷深淺，均能投入知識轉移，包括籌畫影展或博物館特展、戲劇表演、召開與業界或大眾面對面的座談……等，目的可能是為了使某一研究計畫的執行更為周延，也可能是為了讓某種研究成果獲得更廣泛的迴響。

第二、行政上的投資，亦即在學校的行政體制內增闢知識轉移的系統，任務不僅在為獲獎的個人或團隊提供行政支援，更要積極協助有意願的學者開拓知識轉移的管道，例如探索開發專利及智慧財產權的潛能、討論可能的商機、尋找潛在的合作夥伴……等，因為知識轉移本身是一個有機的過程，腦力激盪使這個過程不斷產生新意、綻放令人振奮的火花。

第三、人才的培訓，也就是在校園裡開設各種訓練課程並製造機會，促進跨科際的互動與溝通，畢竟「隔行如隔山」，有跨科際的意願，不一定就有跨科際的能力，就我所參與過校方舉辦的多種培訓中，學習接受媒體採訪的課程給了我一些磨練，但我認為最難能可貴的，是讓社會學者及理工學者們齊聚一堂的幾場座談會，使不同背景的專家有機會聽取其他領域的思考邏輯，共識的達成絕非一蹴可及，但這些交流卻開啟了無窮的想像與可能的契機。

國內刻正推動的【科學人文跨科際】計畫，無形中恰似呼應了英倫穿領域知識轉移的新思維，希望對這股風起雲湧的浪潮做解析，也能為國內跨科際溝通／跨科際教育的努力提供某些實踐的創意和靈感。

附註

[1] 該計畫舉辦了兩場志願者會議，網路廣告指定了兩個不同的時間和地點。

參考資料

European Commission, Horizon 2020: Framework Programme 8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官網（http://ec.europa.eu/research/horizon2020/index_en.cfm）。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The Impact of Diasporas on the Making of Britain: evidence, memories, inventions 官網（http://www2.le.ac.uk/projects/impact-of-diasporas）。

原發表於 東西交叉口 及 跨科際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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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些人吃不胖，有些人沒抽菸卻得肺癌，有些人只是吃個感冒藥就全身皮膚紅腫發癢？這一切都跟我們的基因有關！無論是想探究生命的起源、物種間的差異，乃至於罹患疾病、用藥的風險，都必須從了解基因密碼著手，而揭開基因密碼的關鍵工具就是「基因定序」技術。

基因定序對人類生命健康的意義

在歷史上，DNA 解碼從 1953 年的華生（James Watson）與克里克（Francis Crick）兩位科學家確立 DNA 的雙螺旋結構，闡述 DNA 是以 4 個鹼基（A、T、C、G）的配對方式來傳遞遺傳訊息，並逐步發展出許多新的研究工具；1990 年，美國政府推動人類基因體計畫，接著英國、日本、法國、德國、中國、印度等陸續加入，到了 2003 年，人體基因體密碼全數解碼完成，不僅是人類探索生命的重大里程碑，也成為推動醫學、生命科學領域大躍進的關鍵。原本這項計畫預計在 2005 年才能完成，卻因為基因定序技術的突飛猛進，使得科學家得以提前完成這項壯舉。

提到基因定序技術的發展，早期科學家只能測量 DNA 跟 RNA 的結構單位，但無法排序；直到 1977 年，科學家桑格（Frederick Sanger）發明了第一代的基因定序技術，以生物化學的方式，讓 DNA 形成不同長度的片段，以判讀測量物的基因序列，成為日後定序技術的基礎。為了因應更快速、資料量更大的基因定序需求，出現了次世代定序技術（NGS），將 DNA 打成碎片，並擴增碎片到可偵測的濃度，再透過電腦大量讀取資料並拼裝序列。不僅更快速，且成本更低，讓科學家得以在短時間內讀取數百萬個鹼基對，解碼許多物種的基因序列、追蹤病毒的變化行蹤，也能用於疾病的檢測、預防及個人化醫療等等。

在疾病檢測方面，儘管目前 NGS 並不能找出全部遺傳性疾病的原因，但對於改善個體健康仍有積極的意義，例如：若透過基因檢測，得知將來罹患糖尿病機率比別人高，就可以透過健康諮詢，改變飲食習慣、生活型態等，降低發病機率。又如癌症基因檢測，可分為遺傳性的癌症檢測及癌症組織檢測：前者可偵測是否有單一基因的變異，導致罹癌風險增加；後者則針對是否有藥物易感性的基因變異，做為臨床用藥的參考，也是目前精準醫療的重要應用項目之一。再者，基因檢測後續的生物資訊分析，包含基因序列的註解、變異位點的篩選及人工智慧評估變異點與疾病之間的關聯性等，對臨床醫療工作都有極大的助益。

建立屬於臺灣華人的基因庫

每個人的基因背景都不同，而不同族群之間更存在著基因差異，使得歐美國家基因庫的資料，幾乎不能直接應用於亞洲人身上，這也是我國自 2012 年發起「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Taiwan biobank），希望建立臺灣人乃至亞洲人的基因資料庫的主因。而 2018 年起，中央研究院與全臺各大醫院共同發起的「臺灣精準醫療計畫」（TPMI），希望建立臺灣華人專屬的基因數據庫，促進臺灣民眾常見疾病的研究，並開發專屬華人的基因型鑑定晶片，促進我國精準醫療及生醫產業的發展。

目前招募了 20 萬名臺灣人，這些民眾在入組時沒有被診斷為癌症患者，超過 99％ 是來自中國不同省分的漢族移民人口，其中少數是臺灣原住民。這是東亞血統個體最大且可公開獲得的遺傳數據庫，其中，漢族的全部遺傳變異中，有 21.2％ 的人攜帶遺傳疾病的隱性基因；3.1％ 的人有癌症易感基因，比一般人罹癌風險更高；87.3％ 的人有藥物過敏的基因標誌。這些訊息對臨床診斷與治療都相當具實用性，例如：若患者具有某些藥物不良反應的特殊基因型，醫生在開藥時就能使用替代藥物，避免病人服藥後產生嚴重的不良反應。

基因時代大挑戰：個資保護與遺傳諮詢

雖然高科技與大數據分析的應用在生醫領域相當熱門，但有醫師對於研究結果能否運用在臨床上，存在著道德倫理的考量，例如：研究用途的資料是否能放在病歷中？個人資料是否受到法規保護？而且技術上各醫院之間的資料如何串流？這些都需要資通訊科技（ICT）產業的協助，而醫師本身相關知識的訓練也需與時俱進。對醫院端而言，建議患者做基因檢測是因為出現症狀，希望找到原因，但是如何解釋以及病歷上如何註解，則是另一項重要議題。

從人性觀點來看，在技術更迭演進的同時，對於受測者及其家人的心理支持及社會資源是否相應產生？回到了解病因的初衷，在知道自己體內可能有遺傳疾病的基因變異時，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衝擊如何解決、是否有對應的治療方式等，都是值得深思的議題，也是目前遺傳諮詢門診中會詳細解說的部分。科技的初衷是為了讓人類的生活變得更好，因此，基因檢測如何搭配專業的遺傳諮詢系統，以及法規如何在科學發展與個資保護之間取得平衡，將是下一個基因時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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