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COVID-19 高端疫苗議題持續延燒，甚至有謠言直指政府會用吹箭強迫國民中鏢。然而，用吹箭打針是真的有可能嗎？它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般人對於吹箭的了解，第一個想到的總是古代暗器、或是原住民狩獵的工具。但事實上，對一名獸醫師而言，吹箭其實是再稀鬆平常不過的日常。

獸醫使用吹箭，主要目的是在一定的距離之外，透過麻醉放倒兇猛或是敏感緊張的動物。舉例而言，野生動物 / 動物園獸醫師會在動物需要健康檢查，或是疑似生病時，透過吹箭放倒動物進行醫療。而動保處的獸醫師，也會透過吹箭來麻倒流浪犬貓，捕捉來進行絕育，以此控制流浪動物數量。

吹箭是如何達到注射效果的？

其實，吹箭的「箭」非常特別，是將一般的注射針巧妙改造後，讓它在刺入身體的同時，釋放出裡面的藥物。所以說，如果用一般的針，就算真的給你射中，藥也沒辦法完全打進去啦！（以為在射飛鏢嗎）

回答這個問題前，不妨先回頭想像一般打藥的狀況：護理師會先用酒精棉擦拭，然後要你深呼吸，再用超快的手速把針戳進去，並把藥推到底。最後，再拿著乾棉花按住傷口，要嚇得臉色蒼白的你自己壓迫止血。

可想而知，要使用吹箭一般沒有閒情逸致事先用酒精消毒。而一段距離外，即使能夠成功刺入，也少了一股注射藥劑進去目標物體內的推力。

因此，改造的第一步在於創造出一個打入身體後才出現的「推力」！簡略地說，透過剪開針筒尾端，並將另一個空針筒的活塞取出，塞入尾羽毛線（像是羽毛球一樣為了在空中穩定！），最後，再將附有毛線的活塞塞入針筒尾端，在這個多出的空間內灌入瓦斯氣後，就創造出了一種壓力！

第二步，是讓藥物不會在打入身體前就不小心噴出來！這裡小巧思是，把針頭開口封起來後，在側邊開一個小開口，並用套子蓋住。這個目的在於，在刺入身體時，套子順勢被推開後，才會顯露出側開口。

此時，加上瓦斯氣的推力，就可以一氣呵成地把藥物打入身體內！

完成了超炫改良注射針後，只要再找一根空心長管子，就準備好吹箭的工具了！雖然簡單說就只是用力吹氣，但其實這是很考驗技巧的一項技術，尤其是在目標會移動的狀態下！而老練的獸醫師，可以神準地在 10 公尺以上的距離準確擊中目標！

其實除了看似土派用吹的吹箭之外，還有很炫的空氣槍可以用科技的力量來取代吹氣的噴射力，但因為屬於管制品，且價位較高，目前還是以傳統吹箭法為主。

通常吹箭會瞄準哪裡？

其實給藥途徑很多，有分成皮內、皮下、肌肉以及血管。而吹箭這種方式主要就是透過肌肉注射，如果是需要打皮內、皮下或是血管的藥物劑型或劑量，則不適合透過吹箭的方式給予。

那一般吹箭會瞄準哪裡的肌肉呢？一般會瞄準肉多的地方！獸醫通常會瞄準動物的臀部、大腿等肉多且面積大的地方，提高出擊的成功率。

網傳要保護手臂跟脖子，老實說這些部位真要射中還真不簡單！不提手是很靈活且擺動幅度大的部位。脖子不但肉不多，更是有豐富血管神經的地方，如果是特意瞄準脖子，根本是想謀殺了吧！

總結而言，利用吹箭的方式打疫苗，理論上絕對是可行的！然而，說政府會用吹箭的方式強迫施打高端疫苗，讓民眾心生恐懼，絕對不是一件對疫情有幫助的事。

參考資料

• 台灣 CDC 疫苗簡介
• Warren, R. J., et al. “A modified blow-gun syringe for remote injection of captive wildlife.” Journal of wildlife diseases 15.4 (1979): 537-541.

• 作者 / 黃伊平｜台北大學法研所畢業，執業律師

面對來勢洶洶的 COVID-19 疫情，我們必須提高疫苗接種率，才可能達成群體免疫的效果。不過，最近施打 COVID-19 疫苗後發生不良反應的新聞頻傳，讓許多民眾對疫苗施打產生不小疑慮（註一）。

基於施打疫苗確實有防止疾病蔓延、促進公共衛生的必要性，但且普天之下確實也沒有 100% 安全的疫苗，所以傳染病防治法第 30 條就設有「預防接種救濟補償」制度，讓民眾在因施打疫苗發生副作用的時候，可以請求金錢補償（註二）。

該如何申請補償？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30 條，以及還有依此制定的《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下稱審議辦法）》規定，民眾在施打疫苗後，如果發生身體不適、甚至死亡的話，本人或死者的法定繼承人，可以在２年內填寫申請書，並準備相關的證明文件（例如就醫和病歷資料），向施打地的衛生局申請預防接種救濟給付（詳細流程請參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製作之手冊）。

地方政府衛生局在受理民眾申請的７天之內，就必須開啟調查程序，調查受害人的就醫病歷，以及受害者提出的證明資料，並將調查結果送請衛福部進行審議。

補償金額怎麼算？

地方政府衛生局把調查結果送到衛福部後，衛福部會成立「審議小組」來審議民眾的申請。其中的首要的關鍵任務，就是先鑑定「預防接種與受害情形關聯性」。

審議辦法第 13 條規定，審議小組透過鑑定，會將疫苗跟不良反應間的關係分為「無關」、「相關」或是「無法確定」三類（註三）。如果認定為後兩者──即「相關」或「無法確定」時，就會再進一步計算補償金額。

此時，審議小組會依照審議辦法第 18 條規定，從各種角度，如受害人的「就醫過程」、「醫療處置」、「實際傷害」、「死亡或身心障礙程度」、「與預防接種的關聯性」⋯⋯等，綜合判斷補償金額。

而補償金額，在前述審議辦法第 18 條的附表中，也有明確依照受害人的身體狀況，像是：死亡，極重度、重度、中度、輕度的障礙，或是不良反應的高低等情況，列出不同的補償範圍。

以死亡給付為例，如果鑑定死亡與疫苗接種「相關」，將有 50 萬到 600 萬元的給付，如果是「無法確定關聯性」，將有 30 萬到 350 萬元的救濟給付。

「疫苗接種補償制度」的特殊性？

從給付的條件也可以看出，「疫苗接種補償制度」跟一般「損害賠償制度」的不同之處。

通常我們在講損害賠償的時候，提出賠償的人通常一定要向法院證明行為跟損害之間有「一定關連性」，例如：買便當吃壞肚子，受害者通常需要證明吃壞肚子是因為便當有問題所造成，才能向請求法院判便當店提出賠償。

然而，如同法學俗諺提醒：「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如果沒有辦法證明「行為跟損害」之間有任何關聯，通常原告都會敗訴。

反觀「疫苗接種補償制度」，縱使透過醫學鑑定後，無法確定疫苗跟不良反應間到底有沒有關係，也依舊提供補償。

說到底，這是因為當民眾施打疫苗，其實也是為了公共利益（如降低疫情氾濫），如果不幸發生意外，實在不應該要求個人完全承擔這樣的特別犧牲，所以立法者在設計補償制度的時候，就採取了這樣的設計。

不服補償金額，該如何救濟？

受害民眾或死者家屬若就補償金額不服，固然可提起訴願和行政訴訟。不過，這邊有兩個重點：

• 在提起訴願與行政訴訟時，人民是否有舉證責任？
• 法院是否會尊重之前的機關決定？

人民有舉證責任嗎？

前面提到，一般民事損害賠償的案件，請求賠償的人通常有「舉證責任」，必須向法院證明行為跟損害之間有「一定關聯性」；沒辦法證明的話，就可能會敗訴。

• 那在民眾請求疫苗救濟補償的案件中，是否也有責任證明疫苗施打跟不良反應之間有「相關」或「無法確定」的關聯性呢？答案是「沒有」。

最高行政法院過往指出：在疫苗補償的訴訟中，因為有關疫苗的選擇、保存、接種方式及安全評估，都是在行政機關的掌控之中，如果要求民眾對這些不熟悉的事物負起舉證責任，顯然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所以應該將舉證責任倒轉到行政機關身上，由行政機關負起證明「無因果關係」的責任（註六）。

法院如何判斷之前機關決定？

不過，另一方面，法官畢竟不是醫學領域的專家，針對「疫苗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係」，通常會尊重審議小組的決定空間（專有名詞叫做「判斷餘地」），進而採取比較寬鬆的審查態度。

換句話說，除非法院調查之後，認為審議過程「並未遵守法定程序」，或「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甚至做出「與事件無關的考量」等情形，否則法院通常會尊重審議小組的判斷（註四）。

舉「審議過程基於錯誤事實」的狀況為例，曾有某Ａ在接種 H1N1 新型流感疫苗後持續身體不適，檢查後發現罹患 ADEM（急性瀰散性腦脊髓炎），經過診治仍然死亡；Ａ的家屬提出疫苗救濟申請，審議小組經判斷後，認為Ａ罹患 ADEM 是因為自身感染造成，排除和疫苗有關，所以沒有給付補償。

但法官審理後認為，審議小組的審議過程沒有詳細檢查Ａ的病程發展及就診經過，只把Ａ的家族病史拿來做推測，並以偏概全地擷取護理人員的片段說詞，即認定Ａ的發病與疫苗無關，所以審議小組的判斷是基於錯誤的事實和不完全的資訊。

也就是說，在事實調查不完全的前提下，不能完全排除Ａ是因為接種疫苗才引發 ADEM。而既然無法完全排除Ａ死亡與預防接種的關聯性，衛福部審議小組的決定就有問題，於是法院下令給予補償。（註五）

未來補償案件會更多？

回到疫情的發展，疫情指揮中心在 6 月 20 日表示：截至 6 月 19 日止，國內接種 AZ COVID-19 疫苗共計 1,446,608 人次，其中 314,487 人次為 75 歲以上長者。

目前疫苗不良事件通報系統（VAERS）已收到 67 例接種 AZ COVID-19 疫苗後死亡的報告（截至6/19為止）。死亡個案大多為高齡且有慢性疾病，尚無死亡個案被判定為與疫苗相關。

除了 AZ 疫苗外，莫德納疫苗也已經陸續開始施打，將來還會有更多不同廠牌的疫苗出現在市面上。由於施打疫苗的副作用已經成為民眾急切關心的議題，可以預期未來民眾申請疫苗接種救濟補償的相關案件，在行政法院將有不少激烈的攻防戰。

註解

• 註一：匯流新聞網，2021 年 6 月 22 日新聞：打疫苗死亡再 35 例！3 人不到 60 歲 1 熟女當天洗澡暈厥已顱內出血。
• 註二：傳染病防治法第 30 條
  • 因預防接種而受害者，得請求救濟補償。
  • 前項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受害情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受害發生日起，逾五年者亦同。
  •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疫苗檢驗合格時，徵收一定金額充作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
  • 前項徵收之金額、繳交期限、免徵範圍與預防接種受害救濟之資格、給付種類、金額、審議方式、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註三：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第 13 條｜審議小組鑑定預防接種與受害情形關聯性之分類如下：
  • 一、無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鑑定結果為無關：
    • （一）臨床檢查或實驗室檢驗結果，證實受害情形係由預防接種以外其他原因所致。
    • （二）醫學實證證實為無關聯性或醫學實證未支持其關聯性。
    • （三）醫學實證支持其關聯性，但受害情形非發生於預防接種後之合理期間內。
    • （四）衡酌醫學常理且經綜合研判不支持受害情形與預防接種之關聯性。
  • 二、相關：符合下列情形者，鑑定結果為相關：
    • （一）醫學實證、臨床檢查或實驗室檢驗結果，支持預防接種與受害情形之關聯性。
    • （二）受害情形發生於預防接種後之合理期間內。
    • （三）經綜合研判具有相當關聯性。
  • 三、無法確定：無前二款情形，經綜合研判後，仍無法確定其關聯性。
  • 前項醫學實證，指以人口群體或致病機轉為研究基礎，發表於國內外期刊之實證文獻。
  • 第一項綜合研判，指衡酌疑似受害人接種前後之病史、家族病史、過去接種類似疫苗後之反應、藥物使用、毒素暴露、生物學上之贊同性及其他相關因素所為之醫療專業判斷。
• 註四：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 年度訴字第 418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 年訴字第 73 號判決。
• 註五：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度訴更二字第 30 號判決。
• 註六：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355 號判決。

本文接續上一篇：去髒血除百病？種族滅絕陰謀論的原型——塔斯基吉梅毒實驗（上）

A 編按：從事心理學或醫學研究的人，一定對「人體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不陌生。只要是「與人有關」的研究計畫，都需要 IRB 核准才可以執行。

《一切都是泛科學的陰謀》專題與你一同挖掘各種陰謀論的脈絡！當錯誤已成定局，我們必須向未來尋求救贖，而人體試驗委員會的誕生，正是為了避免下一個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發生！

不讓病患接受治療，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公諸於世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在醫學界不是甚麼秘密，公衛局一直持續向醫學界公佈實驗數據。大部分醫師都不覺得這個實驗有倫理上的問題，也都支持實驗繼續，但仍有醫師提出質疑。例如 1965 年，亨利福特醫院的沙茨 (Irwin J. Schatz) 醫師發表文章抨擊：「我十分震驚醫師居然容許病人在致命疾病有療法的情況下，不讓他們接受治療。就我看來，如果覺得為了從未受治療的群體中獲得資訊，有些人的犧牲是值得的。那我建議美國公共衛生局和實驗相關醫師在道德倫理的操守上，有必要重新評估。」不過沙茨醫師的抨擊，完全沒能引起公衛局和醫學界的注意，但下面這位就沒這麼好打發了。

邦斯頓 (Peter Buxtun) 是公衛局的性病探訪員和研究者，1966 年的一天中午，邦斯頓在午餐時無意間聽到同事們談論塔斯基吉實驗。他感到困惑，因為這不像是為了提升公眾健康的單位會做的實驗，於是向公衛局調了塔斯基吉實驗的相關報告。他看完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公衛局竟然核准這種嚴重違反人性與倫理的實驗。出自良心的壓力（也冒著丟飯碗的風險），邦斯頓多次向上級反應停止該實驗，但都被龐大的官僚系統掩蓋。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無力的邦斯頓找來媒體做為後援。1972 年，他將實驗的相關報告和資訊爆料給二個媒體：紐約時報與華盛頓星報。1972 年 7 月 26 日，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登上紐約時報的頭條，舉國譁然。面對排山倒海的輿論和憤怒的群眾，公衛局宣布停止該實驗。

1972 年實驗終止時，最初的 399 名受試者中，只剩 74 名仍活著。29 名直接死於梅毒；100 名死於梅毒併發症；40 名受試者的妻子感染了梅毒；有 19 名受試者的子女出生即患有梅毒，但此時公衛體系仍沒有安排剩餘的受試者就醫。

人體試驗委員會的成立

美國國會於 1973 年針對塔斯基實驗召開公聽會，邦司頓與公衛局官員在會上的證詞，證實政府允許這種違反人性與倫理的實驗，讓數百位國民於政府的默許中，在致命疾病有治療方法的情況下痛苦地死去。

公衛局的官員在公聽會上編織各種謊言（例如受試者有簽署同意書、有定期給他們些微治療等），試圖降低自己的責任。但兩位受試者在公聽會上的證詞，讓這些謊言不攻自破。這讓主持公聽會的參議員相當憤怒，要求公衛體系立刻給予剩餘的受試者和其家屬最好的醫療照顧。國會也認定有必要立刻建立人體試驗的相關準則。

1974 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家研究法，規定所有由國家資助的研究機構必須成立內部評審單位，也就是人體試驗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各項有關人體試驗的研究，必須經過 IRB 的審核通過後方可執行。而 IRB 的成員除了該領域的專家，也須包含法律、倫理道德等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士，以多方面的觀點來保障受試者的權益。

另外也規定研究者在提出人體試驗計劃之前，應先證明在實驗室及動物實驗上有效。計劃也必須對如何選擇受試者、對受試者可能的危害、受試預期效果等做清楚解釋。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徵得受試者的同意並獲得同意書授權。

1979 年，全國生物及行為研究人體受試者保護委員會出版的「貝爾蒙特報告」提出三項 IRB 的最高指導原則：尊重人格、行善和正義。

美國政府這一系列的措施，就是希望避免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悲劇再次發生。

道德爭議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可謂是人體試驗的經典「反例」，有上過 IRB 課程的讀者一定都聽過，因為它幾乎全方面的違反了人體試驗的準則。

首先是受試者來源，研究團隊選擇當時社經地位都處於最低的黑人族群進行實驗，已經符合易受傷害族群的標準。再來他們以欺瞞、誘騙的方式引誘受試者加入，並且沒有充分告知受試者梅毒與實驗的相關風險，讓他們處在嚴重的資訊不對等情況。

最後，當青黴素成為治療梅毒的有效工具後，這個實驗就該停止了。沒有任何理由要繼續觀察梅毒感染末期對人體的病理影響，因梅毒已經不是難以治癒的惡疾了。但他們不僅沒有停止，甚至還多次阻止受試者接受治療，任由他們繼續被梅毒折磨，眼睜睜的讓受試者在痛苦掙扎中死去！

黑人種族滅絕陰謀論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曝光後，幾乎讓美國政府與醫療單位在黑人社群心中信用破產，很多黑人從此不再相信政府與醫療界，他們不再參加各種醫療項目，甚至許多貧窮的黑人也不願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費醫療服務，深怕又被當作實驗對象。當時就有黑人以「有計畫的種族滅絕」來形容這個實驗，這讓政府提供的公共醫療服務，在黑人心中被貼上「種族滅絕陰謀」的標籤。

因此當 1980 和 1990 年代的愛滋病風暴席捲美國時，黑人社群內流傳著這樣的陰謀論：「愛滋病是人造疾病，目的是要我們服用治療藥物，藉此消滅我們！」很多黑人不願意接受治療，讓公共醫療單位在對黑人愛滋病的治療及宣導教育上困難重重，這導致愛滋病對黑人族群產生更重大的傷害。

時至今日，「種族滅絕」的陰謀論在黑人社群內仍時有所聞，甚至各類流行文化中也不乏這種論調。可見塔斯基吉實驗對黑人社群傷害如此之深，至今仍無法弭平。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結果

1974 年 12 月，美國政府與實驗剩下的受試者們達成和解。美國政府同意支付37500美元給每位存活的受試者；15000 美元給每個已故受試者的繼承人；16000 美元給每位存活的控制組成員，以及 5000 美元給每個已故控制組成員的繼承人。

雖然受試者得到金錢補償，但沒有任何一個公衛局的官員為此實驗道歉與負責。這群官員在公聽會上被問到對二戰納粹和日本的非人道人體試驗時的態度，都表示嚴厲譴責，也都認可紐倫堡守則^註1對人體試驗的重要性。但回到塔斯基吉實驗上，就沒有人認為自己有錯了。他們都認為自己只是服膺於當時的官僚體系和社會價值，換做任何人也會繼續進行實驗（這個說法是不是很耳熟~）。不過仍有一人對受試者們感到深深的抱歉，那就麗芙斯護理師。

麗芙斯護理師是讓塔斯基吉實驗順利進行的重要關鍵，同是黑人的麗芙斯護理師在實驗期間真誠地與受試者互動，把他們視為自己的家人，且真心相信實驗對黑人有所助益。黑人們也都非常敬愛與相信麗芙斯護理師，甚至稱她為「眾人的護理師」。因此實驗上許多的不順暢，總能在麗芙斯護理師的解釋與黑人對她的信任下順利完成。

但身為黑人的麗芙斯護理師，為何不認為實驗有種族歧視？首先當時的職業分工，治療病患是醫師的職責，護理師只負責執行醫師的指令，並不會去質疑醫師。此外當時的社會氛圍（女性之於男性、黑人之於白人等權威等級）也限制著她的作為與想法。

麗芙斯護理師一方面協助這個毫無人性的實驗，一方面又無私的照顧每位受試者，這種矛盾性讓我們很難稱她為「壞人」。或許這表明了塔斯基吉實驗在當時的社會氛圍、價值觀與官僚系統等因素下，並非我們所想的如此黑白分明。

1999 年，柯林頓總統代表美國政府對該實驗的受試者道歉，但只剩 8 個受試者活著見證這個遲來 25 年的道歉了。

後記

在有 IRB 審查且倫理認知不斷提升的現代，塔斯基吉實驗的悲劇還有可能發生嗎？個人認為答案是肯定的。科學研究並非我們所想的那般客觀中立，社會氛圍、價值觀、政治思維等多種因素都會影響科學研究的立場。畢竟科學家和科學社群也處在這個社會中，也會受到社會的影響。另外科學研究出於對知識的好奇，被知識誘惑而做出非人道實驗的事件至今仍時有所聞。而為了獲得更好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人員打著「進步」的口號，想方設法規避法規與監督。

有時研究人員一時的偏見與便宜行事的心態，加上體制的默許，讓這些小問題不斷累積最終釀成大禍。我們以旁觀者的角度，總能義正嚴詞的批評這些事件。但換做是我們，有辦法辨認出自己已被社會價值影響，而做出有偏見的判斷嗎？有發現自己做事時便宜行事的心態嗎？面對體制做出傷及他人的不合理時，能勇於提出反對嗎？

這些問題都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回答的，但如果沒有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刻的思考與反省，類似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事情，只會一再上演。

註釋

1. 紐倫堡守則：是一套人體試驗之準則，是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紐倫堡審判的結果。具體地說，其準則是由於納粹於戰時對人類進行不人道的實驗而來。

參考資料

1. 梅毒
2. 疾管署梅毒簡介
3. 灑爾佛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