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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血型，是為了避免被輸錯血嗎？

很不可思議的，日常生活中很多地方都會被要求填寫血型。

馬拉松的報名表和號碼牌、幼兒園或學校的文件、貼身的避難包等，都有血型註記欄位。

但是在不少國家，如果要求市民也填寫同樣的資料，這就困難了。因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血型，問了反而徒增困擾。

究竟我們填寫的血型資訊有什麼用？或許你會想，莫非是受傷需要輸血時可以派上用場？但這其實是誤會。

即便患者提前告知，輸血前仍會確認患者的血型

輸血前一定會進行血液檢查確認血型。每家醫院所需時間不同，但一般來說，血型檢查結果只需要數十分鐘就能出來。還有在輸血前，一定會進行將患者血液與一部分血液製劑混合，觀察是否出現有害反應的「交叉配合試驗」。

這些不會因為病患本人主張「我是 A 型」就省略。即使以前在同一家醫院接受過血液檢查，確切知道血型的狀況下，也一定要做交叉配合試驗（除了術前檢查等例外）。

為什麼呢？理由很單純。如果誤用了不同血型的血液，會引起危及性命的「溶血反應」，這麼重大的資訊，不能光靠患者自我表述。

另外，很多人是以出生時受檢的結果當作自己的血型，但新生兒的血液檢查不一定正確。有些人以為自己是 A 型，第一次手術時接受檢查才知道是 B 型，不能依賴自我表述的血型也有這個層面的考量。

什麼都不知道的緊急狀況下，到底該怎麼辦？

那麼，如果遇到不知道血型的患者大出血，也來不及做血型檢查的緊急狀況，該如何處置？這個時候就只能相信本人的自我表述嗎？

當然不能。這個時候就只能用 O 型血了，因為不管對方是什麼血型，應該都不會引起嚴重的反應。即使是緊急狀況，也不可能只利用自我表述的血型情報。

近年來因為有這樣的案例，所以出生時很多醫療機構不會驗血型。正在閱讀此書的你，或許不知道自己小孩的血型，完全不用擔心，需要的時候再去檢查即可。

順道一提，我也不知道自己小孩的血型。

緊急情況時，為什麼 O 型血能輸給所有人？

在 1900 年，奧地利人蘭德斯坦納發現「血液有不同類型」前，錯誤輸血的事故頻傳。

蘭德斯坦納注意到人的血清和他人的紅血球混合後，有的會凝結破裂，有的不會。在經過確認很多樣本配對的反應後，歸納出人有 A、B、C 三種血液類型的結論。之後的研究又發現了第四種 AB 型，C 型被改稱為 O 型。

所謂的血型，就是指紅血球表面的抗原種類。你可以想像細胞表面有很多棘刺狀物，輸血的時候最重要的「棘刺」有 ABO 和 Rh 二種系統。

A 型紅血球有 A 抗原，B 型紅血球有 B 抗原，AB 型則同時有 A 抗原和 B 抗原，O 型的沒有抗原；另一方面，A 型血清有抗 B 抗體、B 型血清有抗 A 抗體、O 型血清兩種抗體都有，AB 型則是兩種都沒有。

看起來非常複雜，但結論很簡單，我們只會有對自己的抗原不反應的抗體。

抗體和抗原就像鑰匙和鎖孔，如果 A 抗原對抗 A 抗體、B 抗原對抗 B 抗體就會產生凝集反應，紅血球就會被破壞。

因此如果把 B 型的紅血球輸給 A 型患者、把 A 型紅血球輸給 B 型患者，紅血球抗原和抗體會相互結合，凝結破裂。

另一方面，O 型的紅血球不管對方是誰都不會凝結，是因為 O 型紅血球沒有 A 抗原也沒有 B 抗原。不管是稱為 C 或 O，都是代表「沒有」抗原，也就是「零」的意思。

此一發現在安全輸血普及上扮演極重要的角色。1930 年，蘭德斯坦納以此成就獲得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

血型不只有 ABO，Rh 也有超過 40 種抗原

如同 ABO 有 A 和 B 二種抗原，Rh 也有 C、c、D、E、e 等超過四十種抗原。其中有 D 抗原的統稱為 Rh 陽性、沒有的稱為 Rh 陰性。錯誤輸血會引起強烈反應的，是 D 抗原。

發現 Rh 的還是蘭德斯坦納，是在發現 ABO 後四十年的 1940 年。

Rh 是取恆河猴（Rhesus monkey，德語為 Rhesusaffe）頭兩個字母。因為 Rh 是恆河猴共通的抗原。順道一提，日本人罕有 Rh 陰性者，大約只有 0.5％，台灣人為 0.3％，但白人則有 15％。

血型還有很多其他分類。MNS 血型、P 血型、Lewis 血型、Kell 血型、Diego 血型等不勝枚舉。如果是罕見血型，即使 ABO 和 Rh 一致，也有可能發生錯誤輸血。

明明知道自己的血型沒什麼用，為什麼大家都很在意？

「血型」本來是沒有必要知道的醫學資料，但為什麼很多人都會記得呢？而且不只是自己的血型，有的人連家人、朋友、同事、上司的血型都一清二楚，實在是很驚人。

理由恐怕是很多人都認同血液性格學說。當然，血液和個性之間的關聯毫無科學根據，只要想到血型的機制，就會知道紅血球表面抗原跟個性有關的說法有多無稽。

當然，也不能受到「你是 O 型所以會有〇〇個性」的暗示，因而影響到人格形成。如果真的是這樣，那對本人是有害的。

不管如何，還是有很多人期待用血型將人歸類。現在電視或雜誌上「O型的人一板一眼」「A 型和 B 型速配指數？」等不可思議的企畫仍舊源源不絕。

人與人之間，要靠直接對話、一起相處，才能初步互相認識。很遺憾的，這真的不是靠血型就可以了解的事。

——本文摘自《了不起的人體：如此精妙，如此有趣，說不定還能救你一命》，2022 年 7 月，如何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S編按：【科科齊打交】是我們網站改版過後，希望可以與大家一起進行的全新對話形式。

泛科學編輯部會盡力蒐集資料，提供可以協助討論的科學內容，非常期待能夠塑造一個開放與理性討論的空間。

現在，我們想邀請你，在閱讀完相關內容後，在此文底下留言，與我們分享你的想法！告訴我們：你認為，面對似是而非的醫療資訊，我們究竟該如何查證？

May the knowledge be with us.

肝膽排石法大戰？蒼藍鴿與愛莉莎莎的論點

2020 年 11 月 27 日，愛莉莎莎 Alisasa 上傳了一支影片，以親身經歷搭配書籍介紹了一種「印度古代流傳自然療法」──肝膽排石法，分享自己通過食用瀉鹽（硫酸鎂）、橄欖油與葡萄柚汁，進而排出體內結石的經歷。

今 (2021) 年年初，台大醫院兒科醫師吳其穎（蒼藍鴿）發布影片駁斥前述影片充滿不實資訊，直言橄欖油中的三酸甘油酯與葡萄柚汁中的鉀離子，會通過皂化反應形成皂化石，並非膽結石。

2 月 12 日，愛莉莎莎上傳了新的影片，片中嘗試回應蒼藍鴿的說法，說明自己「並不是沒有做功課」，且參考資料《神奇的肝膽排石法》獲得多名權威人士推薦，應為可信內容。影片一出，引發不少討論。

這樣的查證過程，有哪些值得討論之處？

Google 搜尋到資料後，就算完成了查證的工作了嗎？

在回應蒼藍鴿的影片中，愛莉莎莎反覆強調自己有做功課、看了很多資料。然而，無論是 Google 而來的資料，或是已經出版的書籍，都可能存在錯誤，如果未經判讀，僅因搜尋了資料便認為瞭解了所有知識，可能接觸到錯假訊息而不自知。

只要是專家，說的都可信？

影片中，愛莉莎莎一一列舉出推薦《神奇的肝膽排石法》的各方大大與醫生，認為有專家背書，足以證實其真實度。

然而，專家誤導大眾的事情，在歷史上也曾發生過，像是諾貝爾獎得主鮑林 (Linus Pauling) 便曾大力推薦維生素 C 的好處，然而，高劑量的維生素 C 不但沒有益處，還可能造成脹氣及腹瀉等等副作用。

由此可見，即便是所謂「權威」，也可能由於某方面的知識不足，自身既有偏見，甚至是利益，而誤導他人。盡信專家、不信專家之外，我們更應該去理解並判斷專家所言背後的脈絡。

我的經驗，就能代表一切？

愛莉莎莎最初的影片中，分享了自己的經歷，認為排石過後，對不好的東西都非常敏感。同時，也不斷引用書中的內容，「證明」肝膽排石法是有用的。

然而，若是將自身經驗當作真理，其實容易陷入確認偏誤 (confirmation bias) 的泥淖之中，不斷蒐集有利自己想法的訊息、忽略不利的內容，這樣帶著偏見去解讀訊息，就會產生「我想的都是對的，你看別人也都這麼說」的輪迴之中。

那麼，我們要如何知道資訊是否「科學」呢？

哲學家卡爾·波普爾 (Karl Raimund Popper) 認為，科學的假說需要具備「可證偽性」 (falsifiability)。如果 A 假說擁有可證偽性，並不表示 A 假說是錯的，而是表示，我們有辦法去反駁 A 假說。

《反智》一書中，便曾舉出以下例子：

「星期二紐約將會下雨」就是可證偽性的；因為當天紐約如果沒下雨，該揣測就可以被駁倒。一個靈媒聲稱無形的鬼魂對自己耳語，則不是可證偽性的，即便這樣的聲明很可能是假的。

在面對各式各樣的「健康資訊」或「科學新聞」時，我們也不妨參考此文整理的步驟，一一拆解文章：

1. 此研究做在「誰」身上？
2. 支持此研究的人或單位？
3. 此研究的「受試人數」有多少？
4. 有無隨機分派、雙盲控制、對照組？
5. 顯著程度如何？有沒有說明 P 值大小？
6. 同樣主題下，其他研究的結果如何？
7. 受試者的人數多寡？

各位科夥伴們，在日常面對各式各樣的醫療資訊時，是如何辨別真偽的呢？如果身邊的人向你提倡所謂「新式療法」，你又會如何回應？

本次的延伸閱讀為 y編私房推薦書單：

• 《廚房裡的偽科學》，八旗文化。
• 《專業之死》，臉譜出版。
• 《拒絕真相的人》，八旗文化。
• 《反智》，天下文化。
• 《別輕易相信！你必須知道的科學偽新聞》，時報出版。

• 文／新興科技媒體中心　陳璽尹博士後研究員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二）麻疹再起》

編按：充斥在新聞媒體或社群上的偽科學謠言，或似是而非的「新發現」，通常都以誇張聳動的標題吸引讀者的目光，並讓多數人深信不疑。誰能擔任這個破除迷思的角色，成為科學家與媒體傳播間的橋樑，為閱聽者導正視聽呢？這一系列文章，將介紹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MC）如何運作，打擊新聞上的偽科學、假訊息。

麻疹原是相當普遍的兒童傳染疾病，藉由飛沫或直接接觸患者鼻後分泌物傳播，是高傳染性疾病；患者初期症狀有發燒、咳嗽、流鼻水、眼紅及口腔內出現白點，3至7天後皮膚會出現污斑紅疹，通常會由臉部擴散至全身，短則維持4至7天，長則3周。病重者的呼吸系統、消化道及腦部會受影響，嚴重則會死亡，因此有「兒童瘟疫」之稱。

MMR 麻疹疫苗，拯救千萬性命

美國自 1963 年開始使用單一麻疹疫苗，之後便使用 MMR疫苗，讓原本每年有數十萬的麻疹病例降到 1980 年代的數千人，到2013 年，美國每年所通報的病例已降至 200 名以下；在全球，MMR 疫苗接種情況自 1980 年代起大幅提升，光是疫苗所防治的麻疹傳染狀況，據統計每年就減少了 1400 萬人的死亡。^[1]

MMR 是麻疹（Measles）、腮腺炎（Mumps）與德國麻疹（Rubella）的三合一活性減毒疫苗之簡稱，這支疫苗在 1971 年研發完成，由美國開始施打，並於 1989 年引入第二劑 MMR 疫苗以增強人體對於此三種病毒的免疫力。

台灣自 1992 年起，對滿 15 個月的嬰兒至國三男女生全面施打 MMR 疫苗，疫苗施打之後，麻疹、腮腺炎與德國麻疹在台灣的盛行率大大降低，從 1994 至 2008 年只有5例德國麻疹症候群確診個案，2009 年至 2018 年，台灣已再無發現新的德國麻疹案例。^[2] 這幾年，台灣的麻疹病例通報一向是零星個案，20年來也未有人因麻疹死亡，但在 2018 年 3 月底至 4 月，共通報 22 起麻疹病例，是近 9 年來的同期新高。

若要避免流行傳染疾病大規模爆發，注射疫苗是現今所知最有效的方式，但疫苗施打也各有限制。就 MMR 疫苗來說，一歲以下嬰兒因免疫力不足，無法承受減毒疫苗的強度，便完全暴露於感染風險，此時，只有透過社群間高度的疫苗接種率、提升群體免疫力（herd immunity），才得以阻絕傳染途徑。

簡單來說，群體免疫力的概念就是，群體中愈多人對某一種病毒有抵抗力，病毒傳染給較不具免疫力個體的途徑就越少。

試想，若辦公室裡有 1 人帶著具傳染力的感冒病毒，若接觸的人抵抗力都很低，病毒就會以較快的速度傳播出去；反之，若這一群體裡的抵抗力高，每一位具抵抗力的個體就是防止病毒傳播的屏障，大規模傳染的機會就低上許多。也就是，接種疫苗保護的不僅是個人健康，也大幅度降低群體罹病的風險（圖一）。

麻疹捲土重來，起因回溯二十年

2018 年的麻疹案是先以地區性爆發感染，再藉由強傳染力的病毒，將麻疹疫情隨著全球化的人員移動、跨越國界與地理屏障，在全世界似有捲土重來的趨勢。自 2017 年起，歐洲開始出現群聚性的麻疹案例，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統計，2018 年上半年歐洲感染麻疹的人數是4萬1千人，這個數字比 2017 年全年統計約 2 萬人，要多上一倍。^[4]

這次風暴的醞釀實有近 20 年之久，讓原本幾近銷聲匿跡的麻疹病毒，乘風而起。而要說起這個故事，那得回到 1998 年的英國。

當年任職於皇家慈善醫院（Royal Free Hospital）醫學與病理組織學系（Medicine and Histopathology）的副教授安德魯．韋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博士，1998 年 2 月發表一篇研究，宣稱他觀察到孩童在接種 MMR 疫苗之後，行為劇烈改變、出現自閉症（autism）的症狀，且他認為 3 種疫苗的加成效力太強，可能引發身體的強烈免疫反應，進而造成腸道不適症（bowel disorder）。

該研究發表在頂尖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上，加上他為這項研究所召開記者會，在大眾心中種下對疫苗的懷疑。

宣稱「疫苗致自閉」研究遭撤回，反疫苗陰影仍在

同（1998）年 4 月，丹麥一項縱長 14 年的研究，顯示 MMR 疫苗與自閉症無關，而後直至今日，在不同地區、不同時間所陸續發現的所有證據，都指向韋克菲爾德的宣稱毫無所本。2001 年，他向皇家慈善醫院辭去職務；2010 年，他在《刺胳針》上發表的這篇研究因為資料不實而遭撤回；同年，英國醫學總會（the General Medical Council）因韋克菲爾德違反研究道德與財務規範，而革去他在英國執業的資格（圖二）。

然而，儘管「接種 MMR 疫苗會導致自閉症」已被證實是偽造證據而得出的說法，但在大眾傳播技術日趨發達下，訊息傳遞無時差、無邊界的今日，挾著拒打疫苗是「對抗疫苗公司獲取高利潤」、「抵抗政府控制」的訊息，再次於社群中蔓延，掀起一波波的「反疫苗運動」。

這20年來，即使所有的證據都指向 MMR 疫苗與自閉症無關，但是這起事件的漣漪效應逐年反映在疫苗的接種率上。

1995 年，MMR 疫苗在英國的覆蓋率原本高達 92%；2004 至 2005 年，接種比例降至 81%；隔年 4 月，英國一名 13 歲的學童因染麻疹死亡，這是 14 年來的唯一案例。^[5]

2007 年，接種率回升到 85%，距離能達到群體免疫力的 95% 門檻還有一大段進步空間（注：群體免疫力的計算考量到許多變數，包括此一傳染病毒有多容易傳播、感染的週期，以及一個患者在感染週期中可傳染多少人；要防止某一種疾病大規模流行，就必須達到依照這個病毒傳播速度所計算出來的群體免疫力，才能讓這個病毒沒有足夠的宿主傳播出去。）

直到 2011 至 2012 年，MMR 疫苗在英國的覆蓋率才再次回復到91.5%。^[6]

科學界共識，為何比不過造假發表？

拉開英國 MMR 疫苗與自閉症的科學研究一覽表，發現自 1998 年韋克菲爾德偽造的那篇論文開始，科學界為了確定大規模注射的疫苗是否真有危害，啟動了各國的科學家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來找尋 MMR 疫苗與自閉症的關聯，以期獲得共識。

而當第一筆發現兩者毫無關聯的研究在同年發表，又或後來一篇篇通過同儕審查而發表的論文都證實疫苗與自閉症無關連，那為什麼無法力挽狂瀾、扭轉民眾對疫苗的信心？後續那些縱長十多年的研究、涵蓋幾百位孩童、動用國家型資料庫的研究，為何比不上一篇只有 12 位個案的偽科學論文？

英國 SMC 於 2002 年成立，當時除了 1990 年代延續的狂牛症疑雲，1998 年開始的反疫苗風波在英國 SMC 草創之初，正如火如荼在媒體上延燒。

媒體對「平衡報導」執著，反助長謠言

長期關注健康風險傳播的研究者塔米．博伊斯（Tammy Boyce）博士為此撰寫專書《健康、風險與新聞：MMR 疫苗及媒體》（Health, Risk and News: The MMR Vaccine and the Media ）於 2007 年出版，分析此事在媒體上的呈現方式及其影響。

她主要以 2002 年 4 月至 10 月的電視媒體和報紙為對象，觀察 MMR 疫苗與自閉症相關新聞的資訊內容與來源，她認為主要的問題就在於媒體對於「平衡報導」的執著。

事實上，由於只有極少數的科學家不同意 MMR 疫苗的安全性，為了要創造接種 MMR 疫苗的正反兩面意見，媒體傾向報導反對 MMR 疫苗的「故事」：而要成全這樣的故事，收納的除了韋克菲爾德的一篇研究，不可能還有其他科學家的意見，因為那只能不斷得到肯定 MMR 疫苗的安全性的說法，於是科學家與醫療專業人員的意見不再能博得版面，取而代之的是家長的擔憂、政治人物的評論，與反疫苗團體的訴求。^[7]

在博伊斯出版專書之前，她與另一位任教於英國卡地夫大學（Cardiff University）研究新聞、媒體與文化的學者賈斯汀．路易斯（Justin Lewis）博士，2003 年率先在《自然免疫學評論》（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期刊上發表這項研究結果， 分析民眾分別在 2002 年 4 月和 10 月，針對 MMR 疫苗資訊的感知落差。

在此調查執行的幾個月前（2001 年 12 月），當時的英國首相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被媒體問及他的兒子是否有接種 MMR 疫苗，布萊爾以個人隱私為由拒答，此新聞一出，各方爭相報導。

即使僅存在一個反對 MMR 疫苗的科學研究，而大部分的科學研究都證實其安全性，民眾仍舊認為有相當的證據可用以質疑 MMR 疫苗。

路易斯與博伊斯分析了 2002 年 1 月到 9 月的英國主要電視新聞、廣播與報紙所談論的 MMR 疫苗，發現只有約一成的內容談及「全世界有 90 個國家都認為 MMR 疫苗是安全的」，約三成提到首相布萊爾的兒子，而自閉症與腸道不適症則佔了近7成。

這份國家級的調查發現，相較於 4 月，民眾同意「MMR 疫苗的正反證據相當」這一陳述的比例，在 10 月時有顯著成長（4 月：39%；10 月：53%）。意即，即使僅存在一個反對 MMR 疫苗的科學研究，而大部分的科學研究都證實其安全性，民眾仍舊認為有相當的證據可用以質疑 MMR 疫苗。

不意外地，此研究也發現願意接種 MMR 疫苗的比例，從 4 月的 53%，短短 5 個月便降至 47%。

科學界與媒體界攜手，傳達決策的「風險」與「效益」

面臨 MMR 疫苗已持續多年的媒體爭戰，2002 年 4 月 2 日才開張的英國 SMC，經過一個月的時間，便召開了第一次跨領域會議，由英國 SMC 的主任費歐娜．福克斯（Fiona Fox）主持，當日約 50 位與會者，包括了科學界、媒體界的頂尖研究者，政治人物與英國各大媒體的記者與編輯。^[8]

在這份由英國 SMC 所發布的會議紀錄可知，當天的討論主軸有以下幾點：

• 第一，從 2001 年開始到 2002 年 2 月，科學社群有積極、有效地與媒體在 MMR 疫苗上對話嗎？有的話，是怎麼做的，沒有的話，又是為什麼？
• 第二，自從 1998 年韋克菲爾德的研究第一次獲得媒體高度注意，我們做了哪些努力？
• 第三，對於善於將重心放在鮮為人知的事物且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之媒體，科學家是否覺得無力？
• 第四，如果 MMR 疫苗事件延燒是基於民眾對科學的誤解，那麼是否反而可藉由這樣的事件、媒體的興趣，來傳遞真正的科學是如何運作？
• 第五，從這次媒體所關注的 MMR 疫苗事件，我們是否能從中學到什麼，以因應下一次的論戰？

這次紀錄上僅歷時兩個小時的會議，卻提供了英國科學與媒體界許多重要的啟示。要拿回大眾對於科學的信任，首要的是，與會者都同意科學家必須盡可能地公開與透明，那是搏回信任最簡單，也是唯一的路徑。

但是對於大眾來說，在訊息中揭露過多的資訊，包括相對的風險、理論上的風險，又或用我們「永遠無法真正得知未知之事」（unknown unknowns），如此既學術又複雜的概念，只會讓閱聽人資訊癱瘓。

也許，亟需在日常中做各項決定的新聞閱聽人，遇到如此複雜的爭議，科學界或媒體界要攜手的目標，是清楚說明各項決策的「風險」與「效益」，來替代複雜冗長的科學知識陳述。科學家善用媒體，媒體善用科學專業，才是專家與媒體一同贏回大眾信任的共善之道。

• 上一篇：消滅狂牛症驚悚謠言，催生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科學家與媒體的橋樑（一）

註釋

1.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09.) 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on of Vaccine-Preventable Diseases. Atkinson W, Wolfe S, Hamborsky J, McIntyre L, eds. 11th ed. Washington DC: Public Health Foundation.
2.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8）。《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
3.  吳佳夙、林杜凌、鄭雯月、柯靜芬、林明誠、魏嵩璽（2016）。＜2015年中部麻疹群聚感染事件─尚未接種麻疹疫苗幼兒感染後之傳播調查＞。《疫情報導》32(8)：176-181。
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2018). “Measles cases hit record high in the European Region.”
5.  New Zealand. (2010.) “UK experts on Wakefield’s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ruling”
6.  NHS Digital. (2012). “NHS Immunisation Statistics – England, 2011-12.”
7.  Boyce, T. (2007). Health, risk and news: The MMR vaccine and the media. Bern: Peter Lang.
8.  Lewis, J., and Speers, T. (2003). “Science and Society: Misleading Media Reporting? The MMR Story.” 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3(11): 913–918.
9.  Science Media Centre. (2002). “MMR: Learning Lessons: A report on the meeting hosted by the Science Media Centre.”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二）麻疹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