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火紅的迪士尼動畫片《動物方城市》（Zootopia，取自 zoo 和 utopia 兩個單字），吸引了許多觀眾前往電影院觀賞。但是在兔子哈茱蒂的警察夢背後，這部電影藏著許多偏見與歧視的議題。就好像以前常常聽到的那些話：「女生念理工科又不吃香」、「讀哲學又找不到工作」等等，許多偏見與歧視充斥著這個社會，阻撓著我們追求夢想的心。
偏見、歧視與刻板印象
那麼，社會當中的偏見和歧視，又是怎麼形成的呢？原來，要形成偏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過去的研究人員發現，我們很容易就會對和自己分屬不同團體的人，產生負面的態度。我們會對這個社會當中形形色色的人進行社會分類（social categorization），把社會上的人們分成跟自己屬於同一群的內團體（in-group）與和自己分屬不同群體的外團體（out-group）。
當我們在把自己和他人做分類時，我們很容易把自己的團體看得比其他團體優秀[1]，即使只是微不足道的線索，也會造成這樣的結果。例如 Henri Tajfel(1971) 就曾做過一個實驗，他讓受試者評估一堆點點的數量，並隨機指派受試者到兩個群組裡面，告訴他們其中一組是「圓點高估組」──他們估計出來的點點都比較多，另一組是「圓點低估組」──他們估計出來的點點都比較少；但事實上，這是心理學家騙他們的，其實他們只是被隨機分組而已。接著，心理學家要求他們分配金錢給兩團體的成員，結果發現，他們在分配酬勞的時候，會把較多的錢分給和自己同一組的人，儘管他們只是依據如此無厘頭的方式被分組而已[2]。由此可見，儘管只是如此微薄的線索，都會讓人們產生區分團體的傾向，並偏愛自己團體內的成員[1]。
但是，在一般的情況下，雖然我們會偏愛自己團體的成員，但是不會對其他團體產生敵意，只是單純地維持中立情感而已；就好像在動物方城市當中，所有同種的動物會居住在一起相互幫助，但不會去刻意攻擊其他種類的生物。就好像我們可能會對和自己同社團的人比較好，可是不會無緣無故去攻擊其他社團的團員一樣。
但是，當團體內的資源短缺時，有限的資源只能供給其中一個團體，那麼在此時，團體的偏見就會漸漸演變成為歧視的行為；就好像動物方城市當中的那句台詞：「恐懼就是製造對立最好的方式。」當哈茱蒂說出了那些不該說的話之後，草食性動物開始對肉食性動物產生了恐懼感，他們的生存需求遭受到了威脅，於是團體歧視就開始出現了——在火車上，草食動物媽媽告誡女兒不要和肉食動物坐得太靠近；或是以前的美國社會，對於同志議題不了解，覺得他們和異性戀不同，覺得他們很可怕、違反基督教義等等，就造成了許多的歧視；之前的台大 BDSM 社團審查事件，有教授就說出了可能會有女學生被綁在椰子樹上以酒瓶公開插入等等，我想就是出於不了解與恐懼、害怕、反感等原因，進而產生的歧視行為。
事實上，除了公開的歧視之外，我們平時也會存在著許多刻板印象（stereotype），例如電影當中，兔子對狐狸總是抱持著戒心，父母不斷告誡哈茱蒂：狐狸是一種危險的動物。在現實社會當中，我們也常常會對別人產生刻板印象，例如「看動漫的人就是宅」、「愛打球的人都不愛讀書」、「讀心理學的人就應該可以猜透別人在想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些刻板印象呢？
原來是因為我們大腦的認知功能有限，如果我們大腦必須要儲存大量的資訊，那勢必腦容量會爆炸，恐怕得和 Alphago 一樣裝個 1200 核心才夠。為了避免這樣的窘境，所以我們會把相似的資訊儲存在一起，例如當你聽到三國志當中「張飛」這個角色時，你一定會想到粗魯、粗心、壯漢這些詞，如果今天告訴你，其實張飛是一個很細心的人，那麼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很不搭。正因為我們大腦儲存資訊的方式，本來就會採取建立檔案的模式來儲存，因此必然會有一些刻板印象存在，甚至當出現反例的時候，我們還會刻意地忽略掉這些反面的資訊，只相信自己所相信的，這也是為什麼大家都覺得牡羊座很衝動、雙魚座很細膩，儘管星座研究在統計上和人格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們還是都深信自己所相信的東西，因為我們會透過肯證偏誤（confirmation bias）的方式，刻意忽略掉不支持我們信念的證據。
基因決定了一切？
另外，這部電影也探討到了基因能否決定一個人的議題。其實這個議題早在心理學界爭議已久，目前的看法是，有些部分是基因決定的比較多，有些部分是後天決定的比較多。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用一個人的基因斷定一個人，這其中有許多原因是值得探討的：
一、個體差異
我們常常會有一個刻板印象，就是男生比較適合讀理工，女生比較適合讀文科，確實就數理能力而言，男生普遍比女生來的強；但是別忘了人們之間是具有個體差異的，在女生當中理工比較強的那群人，確實具有比一部分男生更好的數理能力，並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斷定所有女生都不適合讀理工。
二、後天努力
現在的心理學，已經不再採取基因決定論的方式來看待人了。比較常見的看法是基因、環境、個體三者共同交互影響，形成一個人的整體。因此，除了基因的因素之外，環境的好壞以及個人的信念都是重要的。就好像哈茱蒂靠著後天的個人努力，考上了警察一般，即使先天不具有優勢的人，有時候也能憑著自己的努力來達成目標。
除此之外，根據生物學的研究，我們有某一個基因，並不代表那個基因會被表現出來，因為基因外面有一個蛋白質開關，它會隨著環境的變化決定是否要啟動該基因，也就是所謂的外遺傳（epigenetic） ，因此，我們的基因會不會影響到我們，有時候是會受到環境影響的，而我們人又能夠選擇、甚至去創造改變我們的環境，因此不必然會受到基因的控制。就好像片中的研究，最終他們找到解藥，解救了被獸化的動物，即使他們野性的基因依舊存在，但是他們卻不再表現出來了。
三、標籤理論
哈茱蒂在接受採訪時，用了一句「他們的DNA決定了他們會變野蠻」，這是一句非常危險的話。因為我們的刻板印象與歧視，常常在他人身上貼上了標籤，而根據心理學當中的標籤理論，這樣的標籤常常會讓當事人做出他們被標籤的行為。
標籤理論認為，人們都會自然而然地做出一些不符合社會常規的行為，此時我們稱之為「原始偏差行為（Primary Deviance，或稱初級偏差行為）」，但人們並不會因此就走上犯罪的生涯，因為這些事情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就好像小男孩有時候會去拉小女孩的頭髮、掀小女孩的裙子一樣，只是調皮搗蛋而已。但若是此時，我們把一個「壞小孩」的標籤強加在他們身上，反而讓他們遭受極大的社會壓力，甚至自暴自棄，「反正大家都覺得狐狸會幹壞勾當，那我就當個壞人算了」，在劇中的狐狸胡尼克如是說。因此，這些被貼上標籤的人，他們的偏差行為有可能會越演越烈，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繼續犯下「衍生偏差行為（Secondary Deviance，或稱次級偏差行為）」，成為真正的犯罪者。
我們總是譴責犯罪者，但殊不知這個社會上有多少的罪犯，都是在人們的標籤與刻板印象塑造出來的呢？胡尼克心碎與冷血的背後，不知道隱藏了多少不為人知的辛酸，而我們有意無意地批評別人，讓許多人必須要和他一樣，藏起自己受傷的心，冷淡與無情的面對這個世界，雖然外表看似有自信，但內心卻是脆弱而受傷的。（有興趣的人歡迎讀我這一篇文章：寫在演講之後──三個傻瓜與脆弱高自尊）
四、單一解釋的風險
有許多研究成果，只用了單一的解釋就斷定一切，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作法，例如在過去，心理學家就發現男女生的大腦大小是不同的，男性大腦顯著大於女性，但是當時他們並不敢發表相關研究成果，因為這勢必會遭受女權運動者的批評。但是，大腦大小的差異，代表著男性比較聰明嗎？其實並不能這樣說，男女大腦大小的不同，是演化下所造成的結果，一方面男性普遍比女性高壯，第二方面，男女大腦本來就具有不同的功能，男性只能一次專注做一件事情，而女性則是比較能夠多工處理，同時完成許多的任務。因此，男女大腦的差異，並不能解釋為男生比較聰明。同樣的，哈茱蒂在片中莽撞地說出「他們的DNA決定了他們會變野蠻」這句話，也犯了同樣的謬誤，造成許多不必要的對立。
五、測驗設計上的問題
有許多時候，測量性格、性向等等的測驗，本身就具有一些設計上的問題。例如過去有研究指出白人智商比黑人高，就是因為智力測驗的題目設計對白人較為有利，因此，在進行推論時，若是貿然地進行詮釋，也是非常危險的作法。
六、同理心
事實上，正如同演化所說的適者生存，每一種留存下來的基因，都必然會有其用途，只是我們能不能把自己善用在正確的位置上罷了。電影《我心中的小星星》就是在詮釋這一件事情，我們需要的是同理與支持那些和我們不一樣的人，幫助每個人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發揮自己的所長。
逆轉偏見
最後，我們該如何消除歧視與偏見呢？1954 年夏天，心理學家 Muzafer Sherif 與同事帶了兩組小孩子參加夏令營。他們刻意操弄這兩隊團體競爭，果不其然，雙方馬上就開始相互謾罵與攻奸，甚至半夜襲擊對方的帳篷等等。但是，心理學家設計了一些共同合作的目標，必須要雙方協力合作，才能得到最後的成果，便成功消除雙方的敵意，讓他們相互成為朋友[3]。這個實驗告訴我們，若是要消除彼此之間的偏見，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彼此追求共同的目標，讓他們成為命運共同體[4][5]。而這就有賴於權威者的幫忙了，像是本片的結尾，哈茱蒂運用她的影響力，使得警局成員團結一致，成為一個和諧的團體。而在現實生活當中，如果學校老師能夠透過團體合作的方式鼓勵學生共同參與班級經營、球隊教練透過團體的共同目標鼓舞球員練習，都是很棒的逆轉偏見的方式。
我想，我之所以這麼喜歡《動物方城市》這部電影，正是因為它觸動到了我心中尚未崩壞的地方，多麼希望人們能夠和諧相處，尊重並包容所有和自己不同類的人；而不是因為不了解、害怕、和自己不一樣等等，就給對方貼上奇怪的標籤，從而製造對立與壓迫。
期望我也能用我寫文章的影響力，讓這個社會多出一些些的美好。
參考資料
[1]Nelson,S.M.(2006).Redefining a bizzare situation: Relative concept stability in affect control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9, 215-234
[2]Tajfel, H., Billig, M., Bundy, R., & Flament, C. (1971).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intergroup
behavior.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 149-177.
[3]Muzafer Sherif, O. J. Harvey, B. Jack White, William R. Hood, Carolyn W. Sherif(1961)Intergroup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he Robbers Cave Experiment.
[4]John F. Dovidio Samuel L. Gaertner Kerry Kawakami(2003)Intergroup Contact: The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
[5]Thomas F. Pettigrew ;Linda R. Tropp(2006)A Meta-Analytic Test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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