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動物方城市看你所不知道的偏見與歧視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 遊戲性別政確恐慌症候群：以理解為處方（下）

*本主題共2篇，該篇為下篇，以「遊戲性別議題偏見的成因」為主軸，探討製作方與玩家如何跳脫出議題的爭端，為遊戲圈帶來更多元的環境。

若想獲得更完整的資訊與閱讀體驗，歡迎點選上篇：「政確」遊戲也要湊一咖！最後生還者 2、地平線西域禁地、APEX LEGEND…

媒體的心理影響——政治正確恐慌

近年來，女權等性別議題在新聞媒體上的曝光率大幅成長，隨之而來的聳動標題及標籤化現象，卻可能進一步導致族群間的對立。遊戲作為性別印象的傳播媒介之一，在加入相關內容後亦開始被放大檢視，不過這些討論並非源於多元性別元素被大量加入而引起關注，而是透過媒體的渲染報導，才得以被大眾注意。

當社會上有人開始倡導加入這些元素的必要性與正確性，人們長期根深蒂固的審美觀，在短時間內被政確的聲音淹沒，就可能導致人們不適應、變得敏感，甚至引發論戰。

受訪者 Jack 是位 20 歲、自國中起就常與朋友遊玩線上遊戲的大學生，主要透過 PC 平台遊玩射擊和卡牌遊戲， 以及時下較有話題性的單機遊戲。針對現今遊戲的設計逐漸加入不同要素，他表示近幾年遊戲新增了不少多元背景的角色，一開始玩家也都不太適應，「畢竟這些多元群體是社會中的極少數。」玩家自己在現實生活中都不曾遇過這樣的人，這些角色在遊戲中出現的頻率卻高得離譜。另一位受訪者 Jerry 同樣是 20 歲大學生，原先以遊玩射擊和卡牌遊戲為主，近年來轉往遊玩任天堂的 Switch 遊戲。面對遊戲中新增多元要素引發的爭議，他直言：「很多人都對角色的背景太小題大作了，每次只要出現這種話題就一定要爭得你死我活的。」另一位 19 歲的大學生小凱，曾遊玩過《最後生還者2》與《地平線：西域禁地》與其他有性別議題爭議的遊戲。他說：「我在玩一些有性別議題的遊戲時，實際玩起來不會特別在意這些設定有什麼問題，但常常看見討論區會有人針對這些點爭論和製造迷因，起頭者卻又稱自己其實不在意這些，實在有點矛盾。」

單純因背景設定含有性別政確元素，就會引起爭論的現象，顯示現今社會對於性別議題仍存在大量紛爭與分歧，導致支持與反對的聲音都特別敏感。能夠促進不同意見之間的交流當然是一件好事，如果雙方都能保持理性溝通，對於建構更加多元和諧的社會而言無疑是有利的。然而過往爭議衍生出來的經常是各說各話的謾罵和羞辱，導致意見不合的兩方更加針鋒相對。

遊戲中的不友善性別環境是由遊戲本身塑造的嗎?

Geek Feminism Wiki 是一個提供科技、科幻領域中的女性議題相關資訊的網站，在其中的 Gaming 條目提到：女性在遊戲中面臨了性化環境（Sexualized Environment）、性別主義廣告（Sexist advertising）、線上騷擾（Online harassment）等問題。前二者源自遊戲的不友善設計，而其成因之一是遊戲或多或少存在現實的縮影。

 小凱提到，很多遊戲的內容都來自現實與歷史。為了考量真實性，遊戲在製作時往往會將這些不友善情境「照搬」，即使是完全虛構的故事，多半也是以「對現實的認知」去發想，其中就包括平時累積的刻板印象，而這亦是部分遊戲被認為不友善性別的原因之一。

倘若為了破除刻板印象，而強行更動歷史現實，也不是很恰當的做法，「像是以二戰為舞台的《戰地風雲五》裡面出現女士兵，但那時的女性是不可能當士兵的。」如何在忠於歷史的情況下，盡可能顧及性別友善的實踐，是開發團隊必須權衡的。

另一個不友善性別的隱患，正是玩家本身。談及被線上騷擾的經驗，19 歲的小美平時喜歡玩線上遊戲也常接觸 ACG 作品，她表示自己在玩《鬥陣特攻》、《英雄聯盟》這類男性玩家居多的遊戲時，曾遭遇過一些男性玩家的騷擾。

玩家亦是建構遊戲環境的一部分，當騷擾發生，官方確實有提供協助的義務，但就根本而論，這並不是遊戲造成的問題，而是玩家自身行為不恰當所導致。

在社會風氣改變、女性意識抬頭、女性玩家比例升高的現今，性別教育的年代隔閡與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仍發揮著一定影響力。男性玩家在遊戲圈中仍握有話語權與主控權，讓許多女性玩家在網路社群不時受到迷因式的嘲諷，更經常遭遇線上騷擾。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象並不是遊戲圈獨有，而是社會的縮影在遊戲圈中被話語權的差異放大了。

遊戲屬於玩家還是大眾?

遊戲並非是一個單向傳遞的媒介，它們傳遞的想法和理念可以被認同，同樣也可以被批評和討論。相較於武斷禁止遊戲的表現形式，玩家直接與開發團隊進行溝通協商是更為恰當的作法。

令人惋席的是，近年來針對爭議作品的檢討方式充滿了非黑即白的斷言，在部分新聞媒體斷章取義的推波助瀾下，不同的聲音之間變得更加不理解彼此，失去理性和對話空間，只剩下惡意謾罵在撕裂社會。

小美：「一個被灌輸特定觀念的人，只有在和他人理性溝通後，才會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作品所展現的特定價值觀，也是人們表達自身想法的自由，畢竟每個人和遊戲都有自己的一套審美標準。

「我自己身為女性，也會喜歡一些角色形象是蘿莉或是性感的遊戲作品，這些作品明明沒有刻意得罪任何人，卻被逐漸封禁，我認為這個趨勢並不健康。」她舉例，像是 STEAM 上面原先設定有蘿莉角色的作品都被迫改變形象，不然就會遭到下架。

另外在《鬥陣特攻》當中，她喜歡的角色造型也因為太性感而被迫改動。遊戲作品是對於偏好的展現，無可避免的帶有立場與主觀意識，雖然惡意歧視毫無疑是不被允許的，但在表達個人取向的立意上，遊戲是否有必要符合每個人的期待，值得我們深思。

以額外要素引起轟動，還是以原創推廣議題？

根據 Newzoo 統計，2019 年女性遊戲玩家突破 10 億大關，佔玩家總數的 46%。除了原先以男性為主的熱門遊戲拉入的新的多元客群外，女性向市場的開發已有一段時間。無論是日本的 BL 作品所帶來的「腐女」文化，以及其乙女向手機遊戲所帶來的成功，例如《偶像夢幻祭》、《刀劍亂舞》，皆證明了女性的消費能力，市場不再只以男性向遊戲為導向。

可以應證上述說法的是，在被問及「相對於『在 3A 大作或既有作品塞入政治正確的元素』，『更改設定來博取大眾眼球，以事件本身作為故事主軸或以特定族群作為客群的原創遊戲』，是否較為合適？」時，身為遊戲製作者的張毅回答：「或許是這樣沒錯，這類遊戲往往底下的討論區都相當和平，不太會有偏激言論出現，大家都很享受當中內容。」

市場上的產業多是以目標客群來運作的，與其讓既有遊戲的舊客群來接納新客群，可能面臨族群衝突的風險，針對新客群開發新遊戲是個推廣議題的安全方法。這種方式雖然無法讓議題馬上被大眾認識，但能讓接觸遊戲的玩家對議題有更深的理解，而非流於表面的資訊接收，更能夠同時照顧到不同族群的心情。

相信無論製作方或玩家，都期待所有人能夠找到符合自己偏好與價值的遊戲，倘若真正考量多元並期望促進雙方理解，遊戲開發團隊也許不應強制變動深獲玩家喜愛之既有角色，以推行其觀點，這種作法可能會將多元族群、弱勢少數推上爭端，也可能無意將歧視的帽子扣在其他玩家頭上。

多元的價值若能夠以原創加入的方式實現，或許能達成對原始玩家的尊重，也是在某種程度上給予多元族群的理解。

性別議題為遊戲賦予的價值

雖然多元性別與政確要素在過去就曾出現在諸多遊戲當中，卻一直到近年才被大量曝光，並以爭議的形式被廣泛討論。現今遊戲中多元元素的加入與改動還是以小範圍為限，對遊戲體驗的影響並不大，因此多數玩家即使對這些元素有意見，仍會選擇繼續遊玩，如同張毅所言：「好的遊戲不會因為增加或少一些政確元素就變得不好玩。」

多元的族群觀點與價值觀與遊戲圈尚在相互磨合的階段，但可以預見的是未來這些要素的加入會更加頻繁。受訪者 Jack 說道：「仔細想想，這樣角色的出現或許也是能讓玩家們認識這些少數群體的方式和機會，不見得真的是為了圖利誰或為他們發聲，而是對於『社會上出現了這樣類型的人』的一種回應，不需要都帶著偏激眼光去看待，可以試著去接受。」

Jerry 也說：「越來越多多元性別角色的出現，其實在遊戲內容方面能帶給玩家更多不一樣的體驗，像是劇情設計、角色互動都可能和以往單一性別的作品有著更不同的呈現，也是一種值得期待的發展，畢竟遊戲作品對於玩家而言，最需要的就是保持新奇。」

 多元性別要素爲遊戲帶來更多可能，這些要素的加入讓遊戲有更新穎的角色互動與趣味性，也讓遊戲劇情有更多選擇與變化。  

張毅則提及其製作《花語：百合》時的理念：「我們團隊比較隨興一點，有時腦中閃過『真想做這樣子的遊戲！』就付諸實行了，實在不容易解釋理念，但我想可以從評論區的一些玩家反饋中找到答案吧。有一些人比較纖細、比較孤單、比較少人理解，但也都很努力尋找快樂。若能有一款作品讓他們得到共鳴，產生了『原來有人感同身受啊』的感覺，那麼這款作品對他來說，就是獨一無二的。這款作品並不是想為誰發聲，只是我覺得對部分玩家來說，這款作品有不可取代性，就十分有意義了。」

「若我們回歸議題本身，網民口中的社會正義戰士，當然有人是為博名等自身利益而動，但一定也有人因理念或浪漫，而希望看到有更多元的角色吧。」加入了多元性別要素的遊戲並不只是特定族群的發聲管道，更不是純粹的討好，而是一種新的嘗試，當人們放下彼此成見，以欣賞的角度來體驗遊戲，才能使遊戲發展有更多的可能性。  

參考資料：

Women Account for 46% of All Game Enthusiasts

Geek Feminism Wiki

遊戲界的性別議題有哪些？

最近火紅的迪士尼動畫片《動物方城市》（Zootopia，取自 zoo 和 utopia 兩個單字），吸引了許多觀眾前往電影院觀賞。但是在兔子哈茱蒂的警察夢背後，這部電影藏著許多偏見與歧視的議題。就好像以前常常聽到的那些話：「女生念理工科又不吃香」、「讀哲學又找不到工作」等等，許多偏見與歧視充斥著這個社會，阻撓著我們追求夢想的心。

偏見、歧視與刻板印象

那麼，社會當中的偏見和歧視，又是怎麼形成的呢？原來，要形成偏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過去的研究人員發現，我們很容易就會對和自己分屬不同團體的人，產生負面的態度。我們會對這個社會當中形形色色的人進行社會分類（social categorization），把社會上的人們分成跟自己屬於同一群的內團體（in-group）與和自己分屬不同群體的外團體（out-group）。

當我們在把自己和他人做分類時，我們很容易把自己的團體看得比其他團體優秀[1]，即使只是微不足道的線索，也會造成這樣的結果。例如 Henri Tajfel(1971) 就曾做過一個實驗，他讓受試者評估一堆點點的數量，並隨機指派受試者到兩個群組裡面，告訴他們其中一組是「圓點高估組」──他們估計出來的點點都比較多，另一組是「圓點低估組」──他們估計出來的點點都比較少；但事實上，這是心理學家騙他們的，其實他們只是被隨機分組而已。接著，心理學家要求他們分配金錢給兩團體的成員，結果發現，他們在分配酬勞的時候，會把較多的錢分給和自己同一組的人，儘管他們只是依據如此無厘頭的方式被分組而已[2]。由此可見，儘管只是如此微薄的線索，都會讓人們產生區分團體的傾向，並偏愛自己團體內的成員[1]。

但是，在一般的情況下，雖然我們會偏愛自己團體的成員，但是不會對其他團體產生敵意，只是單純地維持中立情感而已；就好像在動物方城市當中，所有同種的動物會居住在一起相互幫助，但不會去刻意攻擊其他種類的生物。就好像我們可能會對和自己同社團的人比較好，可是不會無緣無故去攻擊其他社團的團員一樣。

但是，當團體內的資源短缺時，有限的資源只能供給其中一個團體，那麼在此時，團體的偏見就會漸漸演變成為歧視的行為；就好像動物方城市當中的那句台詞：「恐懼就是製造對立最好的方式。」當哈茱蒂說出了那些不該說的話之後，草食性動物開始對肉食性動物產生了恐懼感，他們的生存需求遭受到了威脅，於是團體歧視就開始出現了——在火車上，草食動物媽媽告誡女兒不要和肉食動物坐得太靠近；或是以前的美國社會，對於同志議題不了解，覺得他們和異性戀不同，覺得他們很可怕、違反基督教義等等，就造成了許多的歧視；之前的台大 BDSM 社團審查事件，有教授就說出了可能會有女學生被綁在椰子樹上以酒瓶公開插入等等，我想就是出於不了解與恐懼、害怕、反感等原因，進而產生的歧視行為。

事實上，除了公開的歧視之外，我們平時也會存在著許多刻板印象（stereotype），例如電影當中，兔子對狐狸總是抱持著戒心，父母不斷告誡哈茱蒂：狐狸是一種危險的動物。在現實社會當中，我們也常常會對別人產生刻板印象，例如「看動漫的人就是宅」、「愛打球的人都不愛讀書」、「讀心理學的人就應該可以猜透別人在想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些刻板印象呢？

原來是因為我們大腦的認知功能有限，如果我們大腦必須要儲存大量的資訊，那勢必腦容量會爆炸，恐怕得和 Alphago 一樣裝個 1200 核心才夠。為了避免這樣的窘境，所以我們會把相似的資訊儲存在一起，例如當你聽到三國志當中「張飛」這個角色時，你一定會想到粗魯、粗心、壯漢這些詞，如果今天告訴你，其實張飛是一個很細心的人，那麼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很不搭。正因為我們大腦儲存資訊的方式，本來就會採取建立檔案的模式來儲存，因此必然會有一些刻板印象存在，甚至當出現反例的時候，我們還會刻意地忽略掉這些反面的資訊，只相信自己所相信的，這也是為什麼大家都覺得牡羊座很衝動、雙魚座很細膩，儘管星座研究在統計上和人格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們還是都深信自己所相信的東西，因為我們會透過肯證偏誤（confirmation bias）的方式，刻意忽略掉不支持我們信念的證據。

基因決定了一切？

另外，這部電影也探討到了基因能否決定一個人的議題。其實這個議題早在心理學界爭議已久，目前的看法是，有些部分是基因決定的比較多，有些部分是後天決定的比較多。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用一個人的基因斷定一個人，這其中有許多原因是值得探討的：

一、個體差異

我們常常會有一個刻板印象，就是男生比較適合讀理工，女生比較適合讀文科，確實就數理能力而言，男生普遍比女生來的強；但是別忘了人們之間是具有個體差異的，在女生當中理工比較強的那群人，確實具有比一部分男生更好的數理能力，並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斷定所有女生都不適合讀理工。

二、後天努力

現在的心理學，已經不再採取基因決定論的方式來看待人了。比較常見的看法是基因、環境、個體三者共同交互影響，形成一個人的整體。因此，除了基因的因素之外，環境的好壞以及個人的信念都是重要的。就好像哈茱蒂靠著後天的個人努力，考上了警察一般，即使先天不具有優勢的人，有時候也能憑著自己的努力來達成目標。

除此之外，根據生物學的研究，我們有某一個基因，並不代表那個基因會被表現出來，因為基因外面有一個蛋白質開關，它會隨著環境的變化決定是否要啟動該基因，也就是所謂的外遺傳（epigenetic） ，因此，我們的基因會不會影響到我們，有時候是會受到環境影響的，而我們人又能夠選擇、甚至去創造改變我們的環境，因此不必然會受到基因的控制。就好像片中的研究，最終他們找到解藥，解救了被獸化的動物，即使他們野性的基因依舊存在，但是他們卻不再表現出來了。

三、標籤理論

哈茱蒂在接受採訪時，用了一句「他們的DNA決定了他們會變野蠻」，這是一句非常危險的話。因為我們的刻板印象與歧視，常常在他人身上貼上了標籤，而根據心理學當中的標籤理論，這樣的標籤常常會讓當事人做出他們被標籤的行為。

標籤理論認為，人們都會自然而然地做出一些不符合社會常規的行為，此時我們稱之為「原始偏差行為（Primary Deviance，或稱初級偏差行為）」，但人們並不會因此就走上犯罪的生涯，因為這些事情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就好像小男孩有時候會去拉小女孩的頭髮、掀小女孩的裙子一樣，只是調皮搗蛋而已。但若是此時，我們把一個「壞小孩」的標籤強加在他們身上，反而讓他們遭受極大的社會壓力，甚至自暴自棄，「反正大家都覺得狐狸會幹壞勾當，那我就當個壞人算了」，在劇中的狐狸胡尼克如是說。因此，這些被貼上標籤的人，他們的偏差行為有可能會越演越烈，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繼續犯下「衍生偏差行為（Secondary Deviance，或稱次級偏差行為）」，成為真正的犯罪者。

我們總是譴責犯罪者，但殊不知這個社會上有多少的罪犯，都是在人們的標籤與刻板印象塑造出來的呢？胡尼克心碎與冷血的背後，不知道隱藏了多少不為人知的辛酸，而我們有意無意地批評別人，讓許多人必須要和他一樣，藏起自己受傷的心，冷淡與無情的面對這個世界，雖然外表看似有自信，但內心卻是脆弱而受傷的。（有興趣的人歡迎讀我這一篇文章：寫在演講之後──三個傻瓜與脆弱高自尊）

四、單一解釋的風險

有許多研究成果，只用了單一的解釋就斷定一切，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作法，例如在過去，心理學家就發現男女生的大腦大小是不同的，男性大腦顯著大於女性，但是當時他們並不敢發表相關研究成果，因為這勢必會遭受女權運動者的批評。但是，大腦大小的差異，代表著男性比較聰明嗎？其實並不能這樣說，男女大腦大小的不同，是演化下所造成的結果，一方面男性普遍比女性高壯，第二方面，男女大腦本來就具有不同的功能，男性只能一次專注做一件事情，而女性則是比較能夠多工處理，同時完成許多的任務。因此，男女大腦的差異，並不能解釋為男生比較聰明。同樣的，哈茱蒂在片中莽撞地說出「他們的DNA決定了他們會變野蠻」這句話，也犯了同樣的謬誤，造成許多不必要的對立。

五、測驗設計上的問題

有許多時候，測量性格、性向等等的測驗，本身就具有一些設計上的問題。例如過去有研究指出白人智商比黑人高，就是因為智力測驗的題目設計對白人較為有利，因此，在進行推論時，若是貿然地進行詮釋，也是非常危險的作法。

六、同理心

事實上，正如同演化所說的適者生存，每一種留存下來的基因，都必然會有其用途，只是我們能不能把自己善用在正確的位置上罷了。電影《我心中的小星星》就是在詮釋這一件事情，我們需要的是同理與支持那些和我們不一樣的人，幫助每個人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發揮自己的所長。

逆轉偏見

最後，我們該如何消除歧視與偏見呢？1954 年夏天，心理學家 Muzafer Sherif 與同事帶了兩組小孩子參加夏令營。他們刻意操弄這兩隊團體競爭，果不其然，雙方馬上就開始相互謾罵與攻奸，甚至半夜襲擊對方的帳篷等等。但是，心理學家設計了一些共同合作的目標，必須要雙方協力合作，才能得到最後的成果，便成功消除雙方的敵意，讓他們相互成為朋友[3]。這個實驗告訴我們，若是要消除彼此之間的偏見，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彼此追求共同的目標，讓他們成為命運共同體[4][5]。而這就有賴於權威者的幫忙了，像是本片的結尾，哈茱蒂運用她的影響力，使得警局成員團結一致，成為一個和諧的團體。而在現實生活當中，如果學校老師能夠透過團體合作的方式鼓勵學生共同參與班級經營、球隊教練透過團體的共同目標鼓舞球員練習，都是很棒的逆轉偏見的方式。

我想，我之所以這麼喜歡《動物方城市》這部電影，正是因為它觸動到了我心中尚未崩壞的地方，多麼希望人們能夠和諧相處，尊重並包容所有和自己不同類的人；而不是因為不了解、害怕、和自己不一樣等等，就給對方貼上奇怪的標籤，從而製造對立與壓迫。

期望我也能用我寫文章的影響力，讓這個社會多出一些些的美好。

參考資料

[1]Nelson,S.M.(2006).Redefining a bizzare situation: Relative concept stability in affect control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9, 215-234

[2]Tajfel, H., Billig, M., Bundy, R., & Flament, C. (1971).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intergroup
behavior.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 149-177.

[3]Muzafer Sherif, O. J. Harvey, B. Jack White, William R. Hood, Carolyn W. Sherif(1961)Intergroup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he Robbers Cave Experiment.

[4]John F. Dovidio Samuel L. Gaertner Kerry Kawakami(2003)Intergroup Contact: The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

[5]Thomas F. Pettigrew ;Linda R. Tropp(2006)A Meta-Analytic Test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高智商成績分數可以用買的！？

當時，在布洛瓦郡鑑別資優生的程序在一、二年級時展開。如果老師判斷一個孩童可能有資格參加資優課程，就會轉介孩子去學校心理師那裡作一個測驗。家長也可以聘請私人心理師來進行測驗。凡是被測出智商在一百三十以上的孩童就會被評估納入資優課程。由於幼年貧困和英語能力有限已經被證明會影響標準化測驗的成績，低收入戶學生以及英語非母語的學生被判定為資優生的門檻比較低，是一百一十五。

可是該郡學生的智商分數看起來很怪。分數並非正常分布，而是在一百二十九分時人數歸零，然後在一百三十分時（亦即被認定為資優的最低門檻）人數驟然升高。而且沒有一個孩子拿到不達門檻的一百二十九分。

後來分析這些數據的經濟學家蘿拉．朱里安諾（Laura Giuliano）帶著冷冷的幽默感告訴我：「高智商分數似乎是有市場的。」私人心理師表面上是被聘請來評估孩子，可是以每次幾百美元的價格，他們實際上是被雇來確保孩子被認定為資優。朱里安諾告訴我，當她自己的孩子接近入學年齡，其他的家長低聲告訴她哪些心理師是「好的」。「好」似乎意味著掌握了「發現」智商一三〇的技巧。

這種買來的智商是理解這種差距的一條線索：大多是白人的富有家長基本上是替子女買到資優生的名額。但是這仍舊無法解釋黑人孩童和拉美裔孩童、英語非母語的孩童、低收入戶孩童被鑑別為資優的人數何以如此之少。就算富有的白人小孩被鑑別為資優的人數超出正常比例，這也不該壓低其他孩童被鑑別為資優的人數。

辨別資優生的新作法——剔除老師和家長的推薦制度

帕克懷疑篩選過程的第一步可能有問題，亦即當老師和家長推薦學生去作測驗。於是在二○○三年十一月，她把那張地圖展示給學校董事會看，並且提出了一種鑑別資優生的新做法。帕克說，關於誰該接受測驗，布洛瓦郡不該仰賴任何人的個別判斷。該郡應該對每一個孩子進行篩選。面對那張凸顯出不平等的閃亮紅色地圖，學校董事會一致投票贊成。

二○○五年，布洛瓦郡展開了全面篩選。員工得到加班費，加班對該郡兩萬名二年級學生進行測驗。由於眾所周知智商測驗和其他標準化測驗都含有偏見，所選用的測驗是一種非語言的認知測驗，把這種風險降到最低。該測驗不依靠與任何特定文化有關的文字或圖像，而是測量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

在學生作過測驗之後，帕克的團隊就親手把用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海地克里奧爾語寫成的家長同意書送到每個學校，讓家長能夠同意接下來的步驟。他們有技巧地回答家長的來電，那些家長擔心這張有關「特殊學生」的書面通知乃是表示孩子有行為問題。團隊成員要他們放心，說事情正好相反，說這是個好消息。

等到篩選程序完成，結果很驚人。在全面進行篩選之後，黑人孩童和拉美裔孩童被認定為資優的人數增加為三倍。在接下來那一年裡，有資格參加資優課程的另外數百名孩童中，有八成來自低收入戶或是英語非母語的學生。這些學生當中有許多人的分數明顯高出門檻，這表示即使是資賦特別優異的孩子從前也被排除在資優課程之外。

問題不在於這些孩子的資賦不優異，而在於沒有人費心去把他們找出來。

改變篩選制度與教育環境——不同種族間的成績差距就消失了

改變不僅止於此。布洛瓦郡規定：只要學校裡有資優兒童，哪怕只有一個，該校就必須替這名學生設立一間特殊的「高成就學生教室」，配備有受過特殊訓練的教師和更進階的課程。然後這間教室就會把分數接近門檻的那些學生也收進去──例如，某個年級有四名資優生，而一間「高成就學生教室」可以容納二十四名學生，就表示分數緊跟在後的二十名學生也可以在這間教室學習。

於是這些學生就也能從更快的步調、更豐富的課外活動、更高的教師期望和同儕支持中獲益。朱里安諾及其同事大衛．卡爾德（David Card）發現：在這種特殊教室學習的黑人和拉美裔「高成就學生」在數學和閱讀的成績大幅提升。在被安排進入這些教室之前，這些學生的數學和閱讀成績比不上智商相同的白人學生。在那之後，這個差距消失了。

這些學生當中有更多人變得有資格繼續參加步調加速的課程，使他們走上新的學習道路。事實上，黑人和拉美裔學生的整體數據情況都有了改變。事實證明，在進行普遍篩選之前，這些學生不僅比較不可能被篩選為資優，而且更可能被篩選出有學習障礙。而這種加強篩選反映在智商分數的整體分布上。在進行普遍篩選之後，黑人和拉美裔學生的分數分布圖和白人學生的分數分布圖變得一致。

——本文摘自《隱性偏見》，2022 年 10 月，平安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