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是不理性的人？淺談常見的歸因謬誤，及其背後的意義

• 編按：公共電視、CATCHPLAY與HBO Asia共同推出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後掀起了如火如荼的討論。從無差別殺人事件展開了一系列關於加害者、被害者、加害者家屬以及被害者家屬，還有媒體以及與論的探討，讓我們能從更多維度的面向去思考這樣的悲劇之後仍未解的那些事。
  關於道德及是非對錯，很難有標準答案，戲裡是這樣、在戲外更是如此；而在這兩篇文章當中，作者試圖透過其他的事件以及書籍文本去探討無差別殺人事件背後的成因，以及他們的家庭。若有任何想法，也都歡迎跟我們一起討論。

在《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一書中的開頭，黃致豪律師寫下了這一段話：

「正因為人的思想與行為模式極其複雜，從來不易歸因於單一因子或事件，因此無論從科學、法律，甚至哲學的觀點，長期浸淫於司法行為科學與法律的實務工作者，其累積的知識越多，往往越不願走那條思考上的捷徑，不希望把犯罪單純地簡化為犯罪者一身、一時、一地的個別行為，進而主張單純地給予對應的懲罰或殺戮。
因為這樣的認定根本無助於解決人類所面對的犯罪或司法問題，只是找出一頭供多數群眾洩憤的代罪羔羊而已。」

也因此，我也要慎重地提醒讀者，本文所列舉的所有因素，都不必然構成無差別殺人案，我不願因這篇文章，讓精神疾病、被霸凌、教養問題等因素，成為社會千夫所指的對象。

隨著《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國內播映，許多人又開始重新關注「無差別殺人案」的議題；而在這兩篇文章裡，我想做的則是，試圖從三本有關「無差別殺人案」的書籍中去梳理、拼湊出無差別殺人案可能發生的原因與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我們可以嘗試做些什麼。

這絕對不會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犯罪，而我希冀的，也是希望讀者在讀完這篇文章之後，能更敏銳地去關心生活周遭的朋友、家人，減少這些悲劇發生的可能性。

為何無差別殺人案，特別讓人恐懼？

1999 年 4 月 20 日，科倫拜高中，發生了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兩名該校的學生持槍攻擊了數十名師生之後自盡。在那之後，美國發生了許多的模倣犯。

2008 年的 6 月 8 日，日本秋葉原發生了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兇手開貨車衝進充滿人潮的秋葉原，再持刀攻擊路人。

2014 年 5 月 21 日，一名少年持刀於台北捷運上，隨機攻擊車上的乘客。

隨機殺人案為何會特別引起社會關注呢？原因可能在於，他們殺人的對象和一般殺人案不同：他們殺傷的都是素昧平生的人，兇手根本不知道他們殺害的對象叫什麼名字、有什麼來歷¹，也就是「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²

那這一點為何會特別讓我們覺得可怕呢？我們都渴望對我們的人生有掌控感，都希望能夠自己的遭遇是可以推估、可以預測的。但是無差別殺人案讓我們害怕的地方就在於，即便我們素昧平生，依然有可能成為被殺害的對象，這讓我們無法預料，因而讓我們感到害怕。

如果用心理學的詞語來說，就是這樣的案件摧毀了我們心中的「公平世界假說」──某些人會成為受害者，他們也得為自己受害負起一些責任³。

而無差別殺人事件的發生，似乎是完全不可預料的。因為如此，才令人特別的害怕，害怕也使我們激起許多情緒，例如憤怒、惶恐。也因為有這些情緒，讓我們對於這些案件的發生，更容易受到情緒所牽引，做出一些攻擊性的行為，例如朝人權辯護律師潑糞，或是寄黑函到兇手的家人家中。

那又有沒有哪些因素，可能推動著無差別殺人案的發生呢？

殺人與自殺，只有一線之隔？

事實上，在這些無差別殺人案當中，有許多的犯罪者本身是有強烈自殺慾望的⁴，例如在日本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JR 荒川沖站路上無差別殺人事件、八王子路上無差別殺人事件等案件中，「這些人沒有想過逃亡，他們打算就在犯罪現場被捕、被射殺，或者自殺。他們不只不重視他人生命，同時也看輕自己生命。」⁵，而美國的科倫拜事件，兩名兇手在殺人之後，也在犯罪現場以槍自斃⁶，同時，台灣的北捷殺人案，兇手在犯罪後供稱「因為不想活了，又不敢自殺，多殺幾個人就能被判死刑了。」他在第一次與辯護律師會晤時，也向律師說，「為什麼我沒有像美劇一樣，當場遭警方擊斃？」

想自殺者跟想殺人者之間常只有一線之隔。多數自殺的人不會想殺人，但許多想殺人的人是因為想自殺，才會走到那一步。

──瑪麗莎·蘭達佐（Marisa Randazzo）⁶

而從自殺的這件事情，其實又能帶出一件事情──是什麼讓這些人想自殺的呢？

湯瑪斯·喬伊納（Thomas Joiner）博士認為，有三個因素會讓一個人走向自殺，第一個是受挫歸屬感（我總是孤單一人），第二個是自覺自己的存在造成他人的負擔（世界沒有我會更好），然而，要真正付諸實行，第三點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就是「我不害怕去死」⁷。

在科拜倫慘案發生之後，警方從兇手的家中搜出了許多祕密日記，這些日記私密到兇手家人從來都不知道它們的存在，更遑論事先覺察。在日記當中，兇手寫滿了「想到自殺，我就覺得有安息的希望，不管下輩子會到哪──終於不用再跟我自己、世界、宇宙奮戰──我的身心、所有事物都將回歸安寧」、「天哪，我真的好想去死……」等等的文字，從科倫拜慘案發生的兩年前，一直到慘案發生前夕為止，這些日記一直默默地藏在這個孩子的房間裡。

了解了這些無差別殺人案，多是出於想要自殺，其實代表著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在做自殺防範的同時，也減少了無差別殺人案發生的機會。

人會想要自殺，部分原因是因為出於精神疾病的侵擾⁸。比如說，科倫拜殺人事件的兇手之一，便身受憂鬱所擾，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許多「描述孤獨、憂鬱、反芻、執著於尋找愛」的文字，但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會從憂鬱或自殺走向殺人的人，其實只是九牛一毛⁹。我不願這些話讓精神疾患背負惡名，因為精神疾患與無差別殺人案的交集僅是非常微小的一塊，正如同《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中所說的，嚴重精神疾病本身為暴力的風險僅有4%，不過當吸毒及酗酒伴隨出現時，這件事情的危險性會提高一些¹⁰。

然而，就算知道了這些人想要自殺，但依然有一個謎團：是什麼因素，讓一個人從自殺走向無差別殺人？

從自殺意念到無差別殺人事件

亞當·蘭克佛 (Adam Lankford) 博士專門研究自殺炸彈客和大規模槍擊犯的自殺意圖。根據他所寫的，這些人有三個主要特徵：心理健康出問題，導致當事人想尋死、深感受迫害、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¹¹如果從這個理論來看，「深感受迫害」和「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是一個人從自殺到無差別殺人的橋樑。

事實上，許多無差別殺人案的兇手，都曾經遭遇迫害，例如科倫拜事件的兩名兇手便是如此，他們在校園中屢遭霸凌，讓他們對這些霸凌者產生怨恨。¹²若我們深加探討這些迫害的發生，我們會得到一個更重要的事情，那件事情便是──無論是科倫拜事件、秋葉原事件，或是北捷事件，這些兇手和社會都失去了連結感，而他們又深陷社會的泥沼裡，這使得他們對這個社會產生怨恨，因而決定對整個社會進行復仇。這也是他們會選擇「無差別」行兇的原因：對他們而言，造成他們落入這樣的境地裡的，正是整個社會。

順帶一提，除了遭遇霸凌之外，在青少年身上，兩人結伴犯案也是一個促成無差別殺人案發生的機緣。一份在 2001 年針對青少年校園槍手的研究指出，在 34 名青少年校園槍擊案當中，有 25%的人結伴犯案，與常是獨自一人犯案的成年狂暴殺手不同。在這份研究當中指出，通常這兩個搭檔，一個是精神病態，另一個則是易受他人左右、個性依賴、鬱鬱寡歡者。科倫拜事件的產生便是如此¹³，不過，雙人搭檔的情形在亞洲似乎不常見。

除了深感受迫害之外，「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也是這些人犯下無差別殺人案的動機之一。就以北捷的案例與秋葉原的案例來說，兇手都希望透過殺人來幹一件大事^14,15，而這種想要揚名立萬的心理，或許也和社會風氣有關，正因為這個社會如此地充滿了階級性與成王敗寇的理念，使得這些社會中最為孤立的人，想透過登上頭條來獲取大家的注意。

然而，有沒有可能，在「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的背後，他們渴望的其實是「誰都可以，拜託你懂我，拜託你來愛我？」。¹⁶

人際連結，或許是無差別殺人犯罪的良藥

在這裡，我想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既然一個人會犯下無差別殺人案，是因為與社會脫離連結而孤單一人，並因此而陷入極度的憂鬱當中，那麼，如果讓他們重新建立人際連結，是不是就能讓他們重新回歸社會了呢？」

事實上，有一些研究與案例，正支持著這樣的想法。

先來看看孤立無緣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困境。在 1970 年代，溫哥華心理學教授亞歷山大（Bruce K. Alexander）設計了一個實驗，他們將老鼠放在一個空籠子裡面，裡面有兩瓶水，一瓶是清水，另一瓶是加了古柯鹼或海洛因的水。你猜，老鼠會去喝哪一瓶水？

沒錯，就是那瓶有毒品的水。

但實驗並沒有在這裡結束。亞歷山大設計了另一個籠子，裡面有許多的遊樂設施、許多好吃的食物，還有許的同伴。

有趣的事情來了，在這個獲得彼此連結的活動空間裡，老鼠居然不再吸食有毒品的水，而是乾淨的水！這樣的發現可以說是顛覆了我們傳統對於上癮的認知。

那麼，無差別殺人犯是否有可能因為與人重新產生連結，而重回社會當中呢？

從《無論如何，就是想殺人》以及《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裡，都能讀到這樣的內容：貫串無差別殺人案兇手的生命裡，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我是一個孤單的人，沒有人在意我」，他們要不是被孤立，就是遭逢人際霸凌，即便他們看起來好像有朋友，但是事實上在他們的內心當中，其實都深受憂鬱與孤單所苦。事實上，無論是老鼠或是人，一旦被孤立在這個社會當中時，我們渴望連結而不可得的痛苦，都是促使我們走向毀滅的一個重要因素，無論是吸毒、自殺、或是無差別的毀滅這個世界。

在台灣的判例上會以「無教化可能」作為判死刑的依據，然而，在挪威的社會裡並不是如此。挪威的監獄系統採取的是讓犯人互助合作、享有正常人際互動、並且過著優渥的生活，他們不標籤化犯人，不用囚犯編號稱呼犯人，而是用本名稱呼，每一個人都能保持著自己身為人的尊嚴，和監獄官的互動就像朋友一般。

結果呢？這個監獄島上的再犯率只有16%，包括成功矯治了一名曾經奪走 22 條人命的殺人犯奧芬·奈瑟特 (Arnfinn Nesset)：奈瑟特最後以服刑時態度良好於服刑 14 年後釋放，隱姓埋名，過著平靜的日子。¹⁷

關心身旁的人，其實就是最好的預防

當然，要台灣一夕之間改變原先的司法體制，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但從上面的這些事情讓我們知道，要預防這些犯罪的發生，最好的方式就是讓身旁的人感受到人際連結。坦白說，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如同《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中，蘇·克萊伯德提到的一樣，他從來都不知道她的孩子在學校遭受如此嚴重的霸凌。

你或許會覺得她是個不負責任的媽媽，但事實上，在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這本書之後，你會發現，她的兒子不但對家人表達了許多愛意、互動融洽，且從來沒有向家人提起被霸凌等事情。

那麼，我們又該如何關心身旁的人呢？蘇·克萊伯德在她的序當中提到了，有位前同事注意到她 13歲的女兒變得有些孤僻，在聽了克萊伯德的故事之後，她決定追問孩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女兒終於忍不住崩潰，說出了她被強暴，並計畫打算尋死的事情。在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之後，讓我了解到，有許多事情讓我們感到羞恥，因此不會輕易地和其他人吐露，在這個時候，若是自己能夠更勇敢一點，主動尋求心理諮商等資源，或是身旁的人能夠敏銳覺察他人的變化，或許就能使這些悲劇免於發生。

下一篇文章當中，我們來看看關於加害者家屬的困境。

• 從《我們與惡的距離》看無差別殺人(2)：普通的家庭為何會養出殺人犯？

資料來源：

1.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66
2.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18
3. Lerner, M.; Simmons, C. H. Observer’s Reaction to the 『Innocent Victim』: Compassion or Rej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6, 4 (2): 203–210.
4.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3，「多數兇手都曾企圖自殺，或出現過自殺念頭，或是曾飽受嚴重憂鬱或絕望之苦。」，原文出自THE FINAL REPORT AND FINDINGS OF THE SAFE SCHOOL INITIATIVE，p.21
5.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25
6.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63
7.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9，引自Why People Die in Suicide(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8. 「自殺而死的人當中，多達90%~95%有嚴重精神疾病，其中以憂鬱症與躁鬱症最常見」，《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8
9.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99
10.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3
11.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202，引自《The Myth of Martyrdom》。
12.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第12章
13. J.R.Melody, A.G. Hempel,K.Mohandie,A.A.Shiva,and B.T.Gray.”Offender and Offense Characteristics of a Nonrandom Sample of Adolescent Mass Murder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vol.40, no.6(2001):719-28，引自《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200
14.  新頭殼 鄭嫌4月po臉書「要幹大事」 校方曾輔導
15.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61
16.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75
17. 開放式監獄的迷思：挪威監獄島巴斯托伊

• 編按：在上一篇〈假裝堅強，是為了避免受傷和失望——心理解析《我們與惡的距離》(1)〉中，我們談過了喬安的生氣經常是為了掩蓋悲傷，也提到天晴把母親推開，有時候只是怕自己受到傷害。
  而本篇文章我們繼續來聊聊，你是否曾像大芝一樣，在受到他人關心的時刻不知所措？當你明明感覺到自己很脆弱卻又假裝堅強的時候，是什麼支撐著你？

——-以下有一、二集劇情描述，怕雷慎入——-

李大芝：禁不起關心，是因為不相信自己值得

「請再努力一下，為了你想見的人，想做的事，想成為的自己」
「你不堅強的話，脆弱給誰看？」
「別人都說你好勇敢，別人都誇你很堅強，那是因為你知道，當你脆弱的時候，沒有人會接住你。」

這些都是網路上面流傳的句子（最後一句是我寫的 XD），看起來或許很有道理，甚至有些話也住進你的心底。但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當你明明感覺到自己很脆弱卻又假裝堅強的時候，是什麼支撐著你？

如同劇中的李大芝，「背負」著哥哥殺人的罪名、父母的期待，用某種堅強來避免別人失望，所以總是很努力很努力，不要變成別人的拖油瓶。如果你也是這樣的人，那麼可能在人生當中你會有這兩個很典型的特質：

1. 扛起一切責任：阿玲破水的時候，去頂替她的位子，可是又很害怕自己做不好會辜負喬安的期待。

2. 怕變成別人的麻煩：曾經被重重傷害的人，最難好的，其實是對於其他人的信任。當別人想要關心他的時候，心裡經常會出現各種複雜的聲音——

• 我真的值得別人對我這麼好嗎？
• 如果信任你，會不會有一天你反而會傷害我、背叛我？
• 如果我把心交給你，會不會有一天你仍然離我而去？

幸好，隨著時間，那些受創傷的人，還是可以慢慢建立起一些對別人的信任——只要關心的人堅持而且穩定 [11]。劇中的房東思悦其實很關心大芝，可是每當她說出一些關心，換來的都是大芝的沉默。

她送大芝髮圈，大芝不知如何以對；她早上在公司提離職被喬安飆，思悦問他要不要到她開的飲料店「小確悦」聊聊，她猶豫不決；甚至，在思聰（思悦的弟弟）搬家過來和他一起住的時候，她第一個擔心的問題竟然是：「那我要搬走嗎？」，其實這一個又一個的防衛行為，只是為了避免自己再次受傷，但隨著劇情的推進，思悦也漸漸走進她的心房。

大芝一邊煮麵一邊思念，然後也把這樣的思念，用某種形式傳遞給思悦。兩個同樣「失去」母親的人，在這一刻，心裡面某一個殘破的一塊暫時獲得了完整。

如果你跟大芝一樣，好學又好強，而且你知道你的強壯是為了維持住心裡面某一個很容易崩壞的地方，命運往往會安排一個「思悦」來訪，他和你有同樣的悲傷、同樣的失望、同樣對自己的罪惡感，這就是所謂的「傷口的吸引」[12]。看起來好像很神，但說穿了，就是他能夠懂得你身上，別人所不能夠懂的那種痛。

在黎明之前，天空總是最黑的

篇幅所限，截稿在即（劉軒說，對於完美主義的我們來說，有時候做完比做好更重要 [13]），這部動人心弦的影片還有很多深刻的部分可以觸及，例如：

「媽媽沒有路用，只存了這樣⋯⋯往後你就要靠你自己了⋯⋯」大芝媽媽說，這段話逼哭了很多人。
「爸爸跟媽媽你們是不是要離婚？所以愛會消失對不對？⋯⋯你騙人，妳跟爸爸之前也很相愛，現在還不是不愛了？你們要離婚，為什麼不會找我討論？」天晴說。
「你說的那個薪水當然也很重要，但是頭條新聞是讓人進場的⋯⋯」NEWS哥說，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你很好學、好強，但不要挑戰人性」鏡傳（盛竹如）說，而且那句「無事不登三寶殿」一直讓我出戲哈哈哈。

發現了嗎？一間小小的公司，每一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議題與悲劇。

那些表面上看起來光鮮亮麗、講話很大聲的人，或許心裡住著一個脆弱的靈魂；那些總是很勢利、只看績效表現，沒有一點人情味的主管，他也要看廠商和股東的臉色，回到家之後或許還要面對一個比他更冷漠的人；那些總是看起來像野口一句話都不說的同事，憂鬱的眼神裡面看起來總好像有心事，但從頭到尾他可能沒有想要推開誰，他只是害怕說出口之後，會造成別人的麻煩。

從殺人到離婚，從精神病患到孤兒，從嘴臉猙獰的主管到低聲下氣的職員，我們經常會不小心就用他所做的事情來定義他這個人（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bias）[14]，可是卻忽略了，他也是一個「人」，更忽略了這個社會和情境的脈絡，如何把這個人「捏成」今天這個樣子。

看完了前兩集，很多人都說很難過，因為劇情竟然那麼血淋淋地貼近我們的真實，讓我們想躲都躲不掉不掉。

大家都說新聞的環境要改變，可是每天依然還是播報腥羶色的新聞博取大家的注意力。儘管有些人想要努力，可是這個圈子似乎並沒有變好，而是越來越糟糕。

聽起來很絕望對嗎？事實上，從行為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改變本來就是困難的，當我們要改變習慣或者是立刻調整某些事情的時候，大腦都會做最後的奮力一搏，結果現狀看起來不但沒有更好，反而更糟糕。這就是江湖上人稱的「削弱突現」（extinction burst）[13]。

或許，現在是台灣新聞環境以及精神病污名化最糟糕的一年，我們用各種嗜血和標籤來區隔，形成一種內心暫時的安全 [15]。但我們都有能力避免，讓今年變成往後最好的一年。

回過頭來，喬安的假裝堅強，其實是因為要避免失望；她看起來推開了所有的人，但也卻因為她這樣的盛氣凌人，才能夠對抗高層，捍衛心中新聞的底線。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你就會發現她的情緒也有它的功能。

人生好難，我們總是會選擇性地看到光明裡的黑暗，卻忘記了光暗本來就是相輔相生，在如此巨大的陰影裡，也藏著愛的縫隙。

參考資料：

• [11] Harris, N. B.（2018）。深井效應：治療童年逆境傷害的長期影響 （The Deepest Well: Healing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Childhood Adversity）（朱崇旻譯）。台灣，台北：究竟出版。
• [12] 有時候，這樣的吸引會能療癒（例如這裡），但也有時候，會帶來負面效果（例如這裡）
• [13] 劉軒（2019）。能自處，也能跟別人好好相處：成熟大人該有的33個心理習慣。台灣，台北：天下文化。
• [14] PHILIP, E. T. (1985). Accountability: A social check on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8(3), 227-236.
• [15] 見舊文《塵爆效應：為何傷這麼大，還要繼續罵？》
• [16] Sprecher, S., & Felmlee, D. (1997).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Romantic Heterosexual Couples Over Time from “His” and “Her” Perspectives. Sex Roles, 37(5), 361-379. doi: 10.1023/a:1025601423031

y編按（2017.10.20）：你還記得小燈泡嗎？「2016 年 3 月 28 日，發生了不幸的內湖隨機殺人事件，一名無辜的四歲女童就這樣命喪黃泉。如同以往的隨機殺人事件一般，許多人總是將所有責任推到兇手身上，並帶著自認為的正義來審判兇手，給兇手貼上許多的標籤，例如精神疾患，且認為我們應該將所有精神疾患患者隔離以預防犯罪等等。」

我們總會在重大事件發生之後，不斷的討論、不斷地擔心害怕、不斷地試圖找出方式來解決，但為何也會開始替加害人甚或是被害人貼上一些標籤呢？又為何會在真相還不明朗時，社群平台上已經一片討論、媒體不斷發快訊和懶人包？我們又該如何自處？

或許，從這次的事件開始，我們能慢慢學習「先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下來，關心與陪伴身邊的朋友，讓彼此獲得心理上的舒緩。」去理解和我們不一樣的人，然後彼此了解，相互幫助吧。

前幾天，我的朋友在facebook上面傳了一張圖給我，我在這裡也來考考讀者，空格內應該填入多少？

想好答案了嗎？

我知道你想的是60，因為讀心理學的都會讀心術。

可是其實正確答案是：

咦這不是小學數學嗎？

沒錯！看似簡單的題目，我們為什麼會被影響到呢？因為在我們的認知當中，這類型的題目應該是要有關連性的，所以我們很自然地會受到上面三題的解題邏輯影響，因而在空格內填入60。

還有另外一個很有名的例子，就是 A、B、C與 12、13、14：

當我們橫著讀時，我們就會把中間的字讀做 B，但是當我們直著讀時，則會讀做 13。為什麼會這樣呢？原來，心理學上有一個名詞──脈絡效應（context effect），就是在說明這樣的現象。

何謂脈絡效應？

所謂脈絡效應指得是：我們會運用過去的經歷來解讀當前的刺激。透過這樣的方式，在我們遇到新的刺激時，才能夠辨識與解釋他們[1]。

這是個脈絡效應的經典例子，同樣一個符號，在前面我們會解讀為 H，在後面我們則解讀為 A。

脈絡效應不只在文字與數學的脈絡上存在，它同樣存在於我們的生活情境當中。心理學家發現，當顧客站在舒適的高度觀看商品時，他們會對商品有較好的評價；若是站在讓他們感到不舒服的地板高度觀看商品時，則給予該商品較低的評價[2]。同樣的，當我們在解讀社會事件時，也很容易受到脈絡效應的影響。

在我前一篇文章〈從動物方城市看你所不知道的偏見與歧視〉當中提到了，我們很容易對和我們不同的人產生偏見，並給他們貼上負面的標籤，而這些負面的標籤又常常影響到他們對自我的概念，使得他們變成更糟糕的人，也就是所謂的標籤理論[3]。在這一篇文章裡面，我要談談我們是如何選擇性的建構我們所以為的真相，並且對此信以為真。

有一群心理學家，想看看我們到底有多容易受到自己的期待影響，因而對我們看見的事實產生不公正的評斷。他們播放一場大學美式足球賽的影片給兩隻對陣球隊的在校生觀看，並記錄他們評斷對方犯規的次數。雙方的學生都認為那是一場粗暴的比賽，但是有 86% 的勝利方學生，認為是對方開始爭端的，但只有 36% 的敗北方學生，覺得是自己球隊開起爭端的。除此之外，有 53% 的敗北方的學生認為是彼此一起起爭執的，只有 11% 勝利方的學生認為事實是如此[4]。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因為我們在觀看社會事件時，會透過選擇性登錄（selective encode）的方式，選擇自己想看到的事情。

因此，我們所以為的社會現實，其實是我們建構出來的。

從脈絡效應到歸因謬誤

但是，事情沒有這麼簡單。試想一個情境，今天你和一個不認識的人約面交商品，你準時到了約定地點，等待對方的出現，結果對方卻讓你等了 20 分鐘才到來，這個時候你會怎麼想呢？你會認為對方是個糟糕的人，或是對方可能有一些急事、路上塞車了等等的原因所以才遲到呢？平均而言，較多的人會選擇「對方是個糟糕的人」這個選項，也就是認為這件雖事是對方的性格造成的，而非外在的環境因素[5]。社會心理學家 Lee Ross 把這樣的行為稱為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bias, FAB）：在怪罪別人的錯誤時，我們總是高估了對方的性格因素，而低估了情境的因素[6]。

2016 年 3 月 28 日，台北終於出了大太陽，如此美好的日子裡，卻發生了不幸的女童殺害事件，一名無辜的四歲女童就這樣命喪黃泉。如同以往的隨機殺人事件一般，許多人總是將所有責任推到兇手身上，並帶著自認為的正義來審判兇手，給兇手貼上許多的標籤，例如精神疾患，且認為我們應該將所有精神疾患患者隔離以預防犯罪等等。

身為一個心理系學生，對此感到十分的痛心，那些說出這些話的人，真的知道精神病患的分類嗎？

在佛洛伊德之前的年代，歐洲確實就是用隔離的方式處置精神病患的，他們將患者綑綁起來，在大腦上鑿洞，企圖讓魔鬼離開病患的身體；直到佛洛依德的出現，開始了現代的臨床治療之後，我們才開始對精神病患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在近年來發生這麼多案件之後，許多人似乎仍認為，只要將犯罪者標上「非我族類」的標籤，並將之隔離處置，這個社會就會安詳和諧。我想起了鄭捷事件發生之時，許多媒體也用「反社會人格」等標籤貼在他的身上，卻不了解這些標籤背後所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

我最近剛好在看一部和精神病患有關的韓劇《沒關係，是愛情阿》，在劇中，我很喜歡裡面的一段對話：

「得癌症患者、截肢患者，那樣的病患，或是殘疾人士，都能得到同情和安慰，可是人們卻用異樣的眼光看待精神病患者，就好像看到蟲子一樣。如果連續受到巨大打擊的話，是誰都有可能患上精神疾病的。」

那些人在汙名化精神病患的同時，真的有想過他們的心情嗎？或是真的了解何謂精神病患呢？我們可以很輕易的將他人貼上標籤，但是卻無助於解決問題。

我曾在一篇文章當中提到了：

根據 FBI 在 1984 年，整理歸納的 36 名連續殺人魔當中發現，這些殺人魔，大多是被虐待長大的，無論是受到精神虐待，或是性虐待，他們的童年是十分的悲慘，而這也和他們性格違常、精神疾患有著相關性，也使他們無法信任他人[7]。在《上帝的黑名單》一書中，有一名殺人魔，幼時甚至被母親打到一眼失明，甚至還禁止其就醫；另一名殺人魔，則被母親強迫穿女裝上學，受盡同學的羞辱。那一些慘無人道的童年經驗，無論是身體上或是心靈上，都是讓人難以忍受的；而這一些童年的脆弱因素，也和他們的前額葉萎縮有著相關性，前額葉負責掌管衝動抑制，這樣的功能損害，也使得他們更容易鑄成大錯。

因此，我覺得把所有的責任，全都歸咎到他們身上，並且用一顆子彈來了結他們，是非常不負責任的作法，這等於是讓他們承擔了所有的責任，而他們所受到的凌虐與羞辱，卻完全不在我們的考量範圍之內──「他們得為虧欠社會的部分負起全責；而社會所虧欠他們的部分，則隨著他們的伏法而逝去」。

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女童母親所說的話讓我為之動容，她說：「這樣的隨機殺人事件兇嫌當時是沒有理智的，這不是靠立什麼法就能解決問題，我很希望政府能從根本、從家庭、從教育來讓這種人消失在社會上。我希望我們的子子孫孫都不要再出現這樣的人……」。我想，這位母親能在遭遇如此重大創傷之後說出這樣的話，實在是讓人崇敬與佩服。

我們為何總是對此爭論不休？

但是，我想許多人會急著在事件發生之後責怪兇手、毆打兇手、在網路上謾罵與批評等等，其實也是有原因可循的。海苔熊曾在鄭捷案發生之後，寫了一篇文章〈江子翠喋血│我不敢搭捷運了，怎麼辦？〉，裡面提到了，這是因為我們相信這個世界是公平的（公平世界假設，Just-world hypothesis）、「好人有好報，壞人有壞報」，但是今天卻出現了這樣的案件，讓我們感到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所以在重大災難發生之後，我們會不斷重複兩件事情：

(1)搞清楚發生什麼事情，所以你會反覆地刷新臉書，追蹤新聞，找回控制感。

(2)與其他人建立連結，留言或跟別人談論，找回安全感。

因此，在重大事件發生之後，我們之所以會不斷的討論，不斷地擔心害怕，不斷地試圖找出方式來解決，全都出自於你我的焦慮。

而我們要做的應該是，先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下來，關心與陪伴身邊的朋友，讓彼此獲得心理上的舒緩。雖然我們能做的並不多，但是能夠陪伴彼此冷靜下來，減少情緒化的討論，我想這樣做就已經很足夠了。（其他可以做的方式，可以參考我在泛科學寫的第一篇文章：寫在復興台北空難之後：從創傷之中，重新站起來）

就如同《動物方城市》當中所呈現的故事一樣，也許哈茱蒂永遠也沒辦法讓那個城市變得完全和平，這個社會也永遠不可能完全沒有犯罪。但是，歷史上許多人為了人們和平所做的努力，為了消除對立所做的努力，全都不是白費的，馬丁路德金恩、曼德拉為黑人人權所做的努力、甘地為印度人所做得努力，都讓人們的對立越來越少，和平越來越多；同樣的，我們能做的，或許就是這樣的事情。

我很喜歡《悲慘世界》這部歌劇所傳遞的精神：愛可以製造更多的愛，而標籤與偏見則會讓彼此變得越來越分裂。

最後，我想加上一段這幾天對這個事件的體會：

其實支持死刑跟反對死刑的人，追求的可能是同樣的一個世界——一個和平、善良、和樂的世界。

因為我們都害怕、都不了解和我們不同的人，就如同心理學研究的一般，我們很容易把跟自己不一樣的人區分開來，因為我們都害怕未知的事物，尤其當這些事情會威脅到我們的利益與生命時。

只是有些人覺得，只要消滅了和自己不一樣的人，世界就會和平，於是世界上出現了希特勒，出現了種族隔離政策，出現了對同志的歧視，出現了會在社團評鑑會批評BDSM社團的教授。但是在這個背後，他們的想法都是一樣的，我們追求的是一種安全感。

只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是，這樣做真的有助於解決問題嗎？還是只是一時的情緒而已呢？我們有許多的方式可以來處理我們的不安，或許把非我族類都消滅掉是一個直觀的方法，但是這樣做，真的有助於社會變得更完善嗎？

或是我們應該反過來想，我們要如何去理解和我們不一樣的人，然後彼此了解，相互幫助呢？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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