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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之聲,國王的口吃——《有一天會成真!》

PanSci_96
・2015/08/03 ・3402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SR值 543 ・八年級

《王者之聲:宣戰時刻》The King’s Speech/導演:湯姆.霍珀Tom Hooper

文/悠揚

電影《王者之聲》刻畫了英王喬治六世口吃的經歷,這位歷史上臨危受命卻最終被人讚譽為「勇者無敵」的國王,借此片再次讓觀眾回到了那個充滿榮耀的時代。影片中,「達西先生」柯林.佛斯精湛的演技,令他沒有爭議地登上2011年奧斯卡的影帝席位。

此外,本片也讓人們開始關注口吃這一常見卻又讓人困擾不已的身體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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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演講對政治人物來說本是家常便飯,這似乎是他們生來的使命和理應擅長的事情——但對喬治六世來說,這卻是場充滿艱辛的旅程。為了即位以來最重要的「王者的演講」,6 個月來,他每天都要進行「魔鬼訓練」。當他身著禮服走向演講席,身邊陪伴的是他的妻子,還有他的語言導師羅格(Lionel 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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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王者之聲》中,男主角進行語言訓練之場景。source:IMDB

童年心理陰影並非口吃成因

口吃在人群中並不鮮見。美國約有300萬口吃患者,平均100人就有 1 人口吃。美國言語聽覺研究聯合會的專家鮑爾(Mark Power)認為,口吃的成因是受不同基因調控的,因此,口吃人群中也存在家族遺傳特性。

也有一部分的人因為成年之後心理方面的創傷或頭部受傷而發生口吃。2007年發表在《神經語言學》(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 )上的一篇論文就記載了文獻當中出現的由成年期心理創傷造成的口吃病例,其中的誘因包括了工作過度勞累、自殺未遂、離婚、失業等,但是,每一個個案都有獨特性,而且心理創傷也並不一定會導致口吃的症狀。因此,這類由心理問題導致的口吃也還待進一步的研究。不過,研究人員在文中對成年後口吃和發展性口吃的症狀進行了比較,發現成年後的口吃在言語困難上更傾向於片語成塊的不連續,而發展性口吃患者則更多地出現重複詞語的口誤。在大腦結構的異常方面,兩者沒有太大區別。

《王者之聲》中描述,喬治六世因童年壓抑、被糾正左利手等經歷導致口吃。而在現實生活中,童年的心理陰影並不能完全成為口吃的原因。倘若果真如此,那估計很多人都要變成口吃者了——誰小時候沒受過一點挫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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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諾伊大學著名的口吃專家雅依利(Ehud Yairi)認為, 兒童的口吃也並不太會成為他們的心理負擔。小孩子開始口吃時,由於年齡太小,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口吃,所以很少因此感到焦慮。只有成熟後,才會因為口吃造成的負面作用開始焦慮和自卑。另一說法認為,有些孩子學說話時,因為不斷重複某些詞或聲音被父母指責,就開始口吃。雅依利認為,這也不大可能是兒童口吃的原因。兒童期的口吃多和兒童大腦語言區域的發育不完全有關,多數兒童長大後都能恢復。

人們普遍認為,口吃是心理問題,因為焦慮或緊張導致結巴,一如電影中羞澀的喬治六世。但科學家發現了某些基因和口吃的關聯,說明口吃是由於基因變異,影響了大腦對聲帶肌肉的控制能力。美國國家失聰暨其他溝通障礙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n Deafnes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Disorders)的研究員德雷納博士(Dennis Drayna)主持的研究發現,口吃者普遍存在 GNPTAB、GNPTG 和 NAGPA 三種基因上的變異。

這些基因多與負責控制聲帶肌肉的大腦區域發育有關,異常的基因突變會造成細胞死亡,導致言語機制的「故障」,最後導致口吃症狀。由於這類生理性失調常發生在孩子開始學說話的階段,因此,常讓人誤將口吃和能力差或智商低畫上等號。

這些基因同時還與兩種嚴重的新陳代謝疾病——黏脂質症 II 型和黏脂質症 III 型息息相關,它們會造成細胞內糖類和脂肪體聚積,導致骨骼發育異常和嚴重學習障礙。其中,黏脂質症 II 型患者會失去說話能力。科學家認為,口吃並不是一種社交功能障礙,而是實實在在的生理疾病。這項發表於美國科學促進會的最新研究顛覆了傳統認知,有助於為藥物治療和基因療法鋪路,最終治癒口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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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大腦言語能力

為了更好地讓人們擺脫口吃的困擾,科學家們從神經機制和訓練方法兩方面進行了探索。

電影中,治療師讓喬治六世戴上耳機大聲放古典音樂,同時錄下他讀莎士比亞的聲音。在喬治六世看來,這是個相當荒謬的治療方法,一氣之下選擇放棄。但當他無意間翻出那盤黑膠唱片時,卻驚訝地發現,聽不到自己說話聲音情況下的朗讀流暢無比,完全沒有平時的結結巴巴。

電影中的這一治療手段和神經學家對口吃的發現有不謀而合之處。在近十年對口吃患者的神經學研究中,人們發現,口吃者與語言相關的大腦活動有著與常人不同的模式。德克薩斯健康中心的神經學家皮特.福克斯(Peter T. Fox)等人1996年就在《自然》雜誌撰文指出,通過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手段能夠發現口吃患者在言語過程中,左半球聽覺皮層的反應較常人更弱,這可能反映出他們在言語過程中對聽覺資訊的自我監控有誤。2009年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的韓裔科學家張秀恩(Soo Eun Chang)領導的一項對口吃患者的 fMRI 研究再次證明,口吃患者不僅在言語階段,在對語言的知覺階段,大腦的言語部分功能也不如正常人活躍。電影中治療師的這一手段在現實生活中也有類似的應用:透過改變對口吃者言語的回饋時間、頻率等資訊,校正口吃患者大腦聽覺回饋的不足,也能夠減緩口吃的症狀。

除了針對聽覺回饋的校正,科學家們還對以下問題感興趣: 為何有些兒童可以從口吃中恢復,而有些則不可以?張秀恩教授就著力於進行「發展性口吃」在兒童和成人間的比較。在2008年發表在《神經成像學》(Neuroimage)上的一篇文章中,她利用磁共振彌散張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方法掃描了口吃兒童的大腦,發現了持續口吃的兒童和口吃康復兒童的大腦灰質體積、大腦白質纖維和連接通路呈現出不同的模式。相對於正常兒童來說,兩組口吃兒童都出現了語言區域灰質成分的減少。而持續口吃兒童在弓狀纖維束(arcuate fasciculus)處的大腦連接則比其他兒童更弱——弓狀纖維束是連接大腦中兩個重要的語言功能區威尼卡區(Wernicke’s area)和布洛卡區(Broca’s area)的神經纖維束,威尼卡區負責語言理解,而布洛卡區負責「說話」,所以弓狀纖維束起到把「想說的」傳遞為「說出來」的重要功能。張秀恩認為,那些成年後口吃消退的兒童,其大腦與言語有關的腦區經過重新塑造變得與常人一樣,而沒有恢復正常的人,其大腦中仍保留著獨特的神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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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張秀恩和她的同事還對成年口吃患者的大腦結構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成年口吃患者的主要癥結也在於弓狀纖維束處的大腦連接。成年口吃患者的大腦右半球無論在言語過程中的活躍程度,還是結構的纖維連接方面都比一般人要強。這個結果卻是口吃的兒童所沒有的。張秀恩認為,右半球的活動增強可能是大腦可塑性的一種體現,為了補償左腦語言能力的減弱,口吃患者在成長過程中鍛煉出了更加「強大」的右腦以便執行正常的語言功能。

言語訓練需日復一日

口吃的治療不是一朝一夕就可達成的。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傳播學系教授庫克(Paul Cooke)本人就是一個口吃者。他從五、六歲時就有口吃的症狀,現在他用自我控制的方法儘量減少口吃的出現。「我到現在仍然承認我是一個口吃患者,但我也是一個能成功控制它的人。」庫克說。現代治療口吃的方法和影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怪異訓練方法基本吻合:放鬆訓練,深呼吸,唱歌,音樂治療和舌頭靈活性訓練。這些言語治療多多少少能有效果,也是治療口吃的必經過程,但它們絕不是「萬靈藥」。想從口吃中恢復,需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訓練和檢查。

事實上,有很多人都像喬治六世一樣,曾經或一直在經受口吃的磨煉,如我們所熟知的演員瑪麗蓮.夢露、蔣雯麗等。

電影中,喬治六世從治療師那裡回來,給女兒們講了個童話故事:「從前有兩位小公主:伊莉莎白和瑪格麗特,她們的爸爸被邪惡的巫婆詛咒變成了企鵝。這讓他痛苦萬分,因為他是那樣喜歡抱著他的女兒們,卻因為兩隻短翅無法做到。回家的路途遙遠,為了及時趕到,他一頭鑽進水裡,終於成功地回到宮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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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公主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擁吻,他終於變成了——你們猜是什麼?」故事到這兒,所有人都會脫口而出:「王子!」但這位「企鵝公爵」給出的答案是:「他變成了一隻短尾巴的信天翁,因為這下他有了很大的翅膀,可以抱著他的兩個小公主了!」這個故事就像是在講這個電影本身,以及所有關注口吃的人們:雖然很難脫胎換骨成為童話中的王子,但國王完成了他第一場流利的演講, 演化成不完美、卻擁有堅強翅膀的「信天翁」。

getImage (3)

本文摘自《有一天會成真!科學松鼠的電影科技教室》,華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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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還要更快!讓國家級地震警報更好用的「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01/21 ・2584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本文由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 文/陳儀珈

從地震儀感應到地震的震動,到我們的手機響起國家級警報,大約需要多少時間?

臺灣從 1991 年開始大量增建地震測站;1999 年臺灣爆發了 921 大地震,當時的地震速報系統約在震後 102 秒完成地震定位;2014 年正式對公眾推播強震即時警報;到了 2020 年 4 月,隨著技術不斷革新,當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以下簡稱為地震中心)僅需 10 秒,就可以發出地震預警訊息!

然而,地震中心並未因此而自滿,而是持續擴建地震觀測網,開發新技術。近年來,地震中心執行前瞻基礎建設 2.0「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預計讓臺灣的地震預警系統邁入下一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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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網路吧!用建設與技術,換取獲得地震資料的時間

「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起源於「民生公共物聯網數據應用及產業開展計畫」,該計畫致力於跨部會、跨單位合作,由 11 個執行單位共同策畫,致力於優化我國環境與防災治理,並建置資料開放平台。

看到這裡,或許你還沒反應過來地震預警系統跟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有什麼關係,嘿嘿,那可大有關係啦!

當我們將各種實體物品透過網路連結起來,建立彼此與裝置的通訊後,成為了所謂的物聯網。在我國的地震預警系統中,即是透過將地震儀的資料即時傳輸到聯網系統,並進行運算,實現了對地震活動的即時監測和預警。

地震中心在臺灣架設了 700 多個強震監測站,但能夠和地震中心即時連線的,只有其中 500 個,藉由這項計畫,地震中心將致力增加可連線的強震監測站數量,並優化原有強震監測站的聯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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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中心的評估中,可以連線的強震監測站大約可在 113 年時,從原有的 500 個增加至 600 個,並且更新現有監測站的軟體與硬體設備,藉此提升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

由此可知,倘若地震儀沒有了聯網的功能,我們也形同完全失去了地震預警系統的一切。

把地震儀放到井下後,有什麼好處?

除了加強地震儀的聯網功能外,把地震儀「放到地下」,也是提升地震預警系統效能的關鍵做法。

為什麼要把地震儀放到地底下?用日常生活來比喻的話,就像是買屋子時,要選擇鬧中取靜的社區,才不會讓吵雜的環境影響自己在房間聆聽優美的音樂;看星星時,要選擇光害比較不嚴重的山區,才能看清楚一閃又一閃的美麗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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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有太多、太多的環境雜訊了,因此當地震儀被安裝在地表時,想要從混亂的「噪音」之中找出關鍵的地震波,就像是在搖滾演唱會裡聽電話一樣困難,無論是電腦或研究人員,都需要花費比較多的時間,才能判讀來自地震的波形。

這些環境雜訊都是從哪裡來的?基本上,只要是你想得到的人為震動,對地震儀來說,都有可能是「噪音」!

當地震儀靠近工地或馬路時,一輛輛大卡車框啷、框啷地經過測站,是噪音;大稻埕夏日節放起絢麗的煙火,隨著煙花在天空上一個一個的炸開,也是噪音;台北捷運行經軌道的摩擦與震動,那也是噪音;有好奇的路人經過測站,推了推踢了下測站時,那也是不可忽視的噪音。

因此,井下地震儀(Borehole seismometer)的主要目的,就是盡量讓地震儀「遠離塵囂」,記錄到更清楚、雜訊更少的地震波!​無論是微震、強震,還是來自遠方的地震,井下地震儀都能提供遠比地表地震儀更高品質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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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於 2008 年展開建置井下地震儀觀測站的行動,根據不同測站底下的地質條件,​將井下地震儀放置在深達 30~500 公尺的乾井深處。​除了地震儀外,站房內也會備有資料收錄器、網路傳輸設備、不斷電設備與電池,讓測站可以儲存、傳送資料。

既然井下地震儀這麼強大,為什麼無法大規模建造測站呢?簡單來說,這一切可以歸咎於技術和成本問題。

安裝井下地震儀需要鑽井,然而鑽井的深度、難度均會提高時間、技術與金錢成本,因此,即使井下地震儀的訊號再好,若非有國家建設計畫的支援,也難以大量建置。

人口聚集,震災好嚴重?建立「客製化」的地震預警系統!

臺灣人口主要聚集於西半部,然而此區的震源深度較淺,再加上密集的人口與建築,容易造成相當重大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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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都會區的建築老舊且密集,當屋齡超過 50 歲時,它很有可能是在沒有耐震規範的背景下建造而成的的,若是超過 25 年左右的房屋,也有可能不符合最新的耐震規範,並未具備現今標準下足夠的耐震能力。 

延伸閱讀:

在地震界有句名言「地震不會殺人,但建築物會」,因此,若建築物的結構不符合地震規範,地震發生時,在同一面積下越密集的老屋,有可能造成越多的傷亡。

因此,對於發生在都會區的直下型地震,預警時間的要求更高,需求也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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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著手於人口密集之都會區開發「客製化」的強震預警系統,目標針對都會區直下型淺層地震,可以在「震後 7 秒內」發布地震警報,將地震預警盲區縮小為 25 公里。

111 年起,地震中心已先後完成大臺北地區、桃園市客製化作業模組,並開始上線測試,當前正致力於臺南市的模組,未來的目標為高雄市與臺中市。

永不停歇的防災宣導行動、地震預警技術研發

地震預警系統僅能在地震來臨時警示民眾避難,無法主動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若人民沒有搭配正確的防震防災觀念,即使地震警報再快,也無法達到有效的防災效果。

因此除了不斷革新地震預警系統的技術,地震中心也積極投入於地震的宣導活動和教育管道,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報地震 – 中央氣象署」、跨部會舉辦《地震島大冒險》特展、《震守家園 — 民生公共物聯網主題展》,讓民眾了解正確的避難行為與應變作為,充分發揮地震警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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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地震中心預計於 114 年將都會區的預警費時縮減為 7 秒,研發新技術的腳步不會停止;未來,他們將應用 AI 技術,持續強化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降低地震對臺灣人民的威脅程度,保障你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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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俄烏戰爭,學習心理急救
胡中行_96
・2023/02/09 ・3800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前言:泛科學臉書粉專推廣〈在臺海危機下,淺談戰地醫療〉時,讀者們熱情分享檢傷分類經驗,與急救課程資訊。事後更有國軍弟兄私訊筆者,表示對相關中文資料的迫切需求。有別於先前介紹戰時的醫療制度與創傷急救,本文摘譯知名期刊《The Lancet》(中譯「刺胳針」或「柳葉刀」)的附屬刊物,概述俄烏戰爭中,烏克蘭承受的公衛挑戰;並分享俄裔美國心理學家 Elena Cherepanov 對當地心理健康應變的觀察。同時,再次歡迎大家提供更多專業資訊,討論臺灣應該如何備戰,謝謝。

烏克蘭總統Volodymyr Zelenskyy視察被俄軍屠殺的地區。圖/President Of Ukraine on Flickr(Public Domain)

公衛挑戰

疾病給烏克蘭帶來的負擔,在承平時期並沒有特別沉重。然而,俄烏戰爭不僅重擊當地醫療體系;難民的文化差異和語言隔閡,以及物資與藥品不足等,也造成周邊國家的壓力。戰爭期間,聯合國(UN)、世界衛生組織(WHO)、紅十字會(Red Cross)、明愛(Caritas)等單位,紛紛在當地和鄰國展開救援。學者訪談烏克蘭等多個歐洲國家的政府部門與民間組織,統整出一張俄烏戰爭的公衛挑戰清單:[1]

  • 產科照顧:對孕婦產前、生產和產後,以及新生兒的照顧,都被戰火打斷。[1]
  • 婦幼營養:食物、營養品,還有金錢的流通受阻,以致婦女與孩童營養不良。[1]
  • 長期處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以及肺結核和愛滋病等既有的感染,不見得能夠獲得穩定的藥物供給,與即時的專業協助。[1]
  • 冷冽天候和長途跋涉:在嚴寒中逃難,容易造成肺炎、凍瘡、失溫,以及上呼吸道感染。需要庇護所、衣物和毛毯。[1]
  • 身體創傷急救:欠缺醫療器材和物資補給。人力方面,則得訓練社區志工,進行檢傷分類和急救。[1]
  • 精神創傷急救:除了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有些敘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難民,於俄烏戰爭中受到二次精神傷害。跨文化的精神健康服務,變得格外重要。[1]
  • 疫苗普及:當地COVID-19疫苗與兒童常規疫苗接種率偏低,而逃難的人口中,九成是婦女和兒童。[1]
  • 潔淨水源:缺乏安全的用水,難以防範傳染病的爆發。[1]
  • 性暴力與性販賣:須要保護機制、心理社會支持與女性衛生用品包(dignity kits);以及生殖健康、安全墮胎和家暴處理等服務。[1]
烏克蘭總統Volodymyr Zelenskyy探訪傷兵。圖/President Of Ukraine on Flickr(Public Domain)

心理創傷

戰爭會帶來長期,甚至跨世代的心理傷害。[2]出生於俄羅斯的心理學家 Elena Cherepanov,長年任教於美國,專攻心理創傷。曾於 2014 年烏克蘭東部戰亂時,透過 Skype 指導 170 名基輔與烏東的心理學家、心理健康工作者、社工人員與心理系學生。[3]2022 年 2 月 23 日晚間,俄軍入侵烏克蘭。[4]Cherepanov 博士在 11 月的《公衛前沿》(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期刊上,分享自己對戰爭的觀察。她將烏克蘭民眾在身心反應上的轉變,分為下列幾個時期:[2]

  1. 戰爭初期:基於歷史、文化、宗教和血脈的淵源,烏克蘭民眾難以接受鄰國入侵的事實,覺得慘遭背叛[2]性侵女性、綁架兒童,以及系統性安全檢查,蒐集個資,再強迫難民遷徙的過濾營(filtration camps)等,種族滅絕的事件頻傳。經由媒體報導,引來國際的同情與支持。[2, 5]同時,手機和社群媒體即時分享的功能,雖能維繫人與人的連結,卻也帶來資訊真偽難辨的混亂。網路論壇中,起先充斥驚愕顫抖無法置信之類的留言。接著,當難民逐漸抵達鄰近友邦,依然持續哭泣失眠做惡夢。在高度警戒的狀態下,有些人拒絕使用安眠藥。心理衝擊也可能以生理形式呈現,例如:噁心想吐,多半起因於戰時的緊張情緒,而非食物中毒。[2]
  2. 戰爭滿月:到了 3 月底,烏克蘭民眾開始產生對未來的憂慮。失去親人、家園和戰前的生活,精神與情緒疲乏麻木,有些便拒絕前往庇護所。一邊是無法控制的憤怒躁動,增加家庭衝突;另一邊,又因為不得不拋下被徵召或羸弱的至親,而遺留心靈創傷。目擊殺掠、性侵和虐待,或是與父母分離的兒童,出現依戀問題行為退化,表現得比真實年齡還幼小。原本乖巧的孩子,也可能變得黏人冷漠挑釁有攻擊性[2]
  3. 戰爭近期:烏克蘭群眾開始習慣戰爭的狀態,一些長期或原有的問題,例如:酗酒或家庭失和等,又再度浮現。[2]

在人道危機中,老年人身心障礙者等族群,面臨減少的援助與增加的阻礙,更是顯得脆弱。一方面害怕離開熟悉的環境,另方面是為了避免成為家人的負擔,他們有些選擇留下來,因而容易喪命於原本能預防的傷害。[2]

心理健康資源

烏克蘭的心理健康體系,在開戰初期,被突如其來的龐大需求,搞得措手不及。所幸專業人員兩個月內便上了軌道。除了一般面對面的服務,Cherepanov 博士表示,當地還有下列選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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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遠距醫療:COVID-19 疫情期間變得普及的遠距科技,正好於戰時派上用場,提供危險地區心理諮詢。[2]
  2. 網路社群:通訊軟體 Telegram 和社交平臺 Facebook上,支持性團體林立。在俄烏戰爭期間,成為烏克蘭人媒合供需,互通有無的重要管道。緊急心理問題的求助貼文,也會引來早就離鄉背井的相關從業人員,即時回覆。有些團體從世界各地,聘僱幾百名通俄語和烏克蘭語的心理工作者,每天答覆 200 至 300 則訊息。也有在 2020 年白羅斯(Belarus;舊譯「白俄羅斯」)政治危機時,成立的臉書社團,用既有的經驗,協助烏克蘭人度過難關。[2]
  3. 聊天機器人:操烏克蘭語、俄語和白羅斯語的聊天機器人 Faino 和 GotoHelp,效益如何還有待評估。[2]
烏克蘭總統 Volodymyr Zelenskyy 探訪傷患。圖/President Of Ukraine on Flickr(Public Domain)

心理急救

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是一套用來給予身陷危機者心理支持,加強其調適能力,並滿足基本需求的對策。有別於精神科的臨床技巧,無論是專業醫療人員或一般民眾,都可以學習並執行。[6]世界衛生組織的心理急救指南,建議大眾注意重大危機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受難的對象,以及哪些單位參與救援。[7]在擁有這些認知的前提下,進行下列心理急救的步驟:

  1. 觀察(look):在行動前先確認安全,以免自己陷入危險環境。接著,觀察受害者身心的基本需求,然後思考有哪些可運用的相關資源或服務。每個人對危機的反應不同,有些呈現在情緒上,例如:易怒或沮喪;有些則沉默或出現頭疼、疲憊等症狀。兒童、青少年、孕婦、老人、身心障礙者和被歧視的族群,特別需要關照。[7]
  2. 傾聽(listen):簡單地報上自己的名字,以及所屬的組織。情勢允許的話,將人帶到安全且寧靜的地方。用溫和的語氣,鼓勵他專注於緩慢的呼吸。給予陪伴,別讓情緒低落者獨處。以尊重的態度,全神貫注地聆聽對方的憂慮,試圖釐清需求的優先順序。務必維護對方隱私,不要任意轉述。[7]
  3. 連結(link):協助受害者獲得水、食物、住所和醫療等資源,並提供局勢與計劃的最新動態。動盪時期的資訊混亂,必要盡可能地查證並隨時更新。切勿為了安撫人心,就擅自捏造。針對特定文化背景及宗教信仰,可轉介給相關社群;或是透過社福單位,協尋親屬,兩者皆能帶來心靈慰藉。[7]

在結束心理急救的階段性任務後,如果就這麼離開,或許會太突然。要讓受助者理解,接手的專業人士會負責以後的事務。然後選擇適當的時機,與他們道別,並奉上誠摯的祝福。[7]

美國國家心理創傷中心(National PTSD Center)版本的心理急救指南,從07:56開始。影/鄭若瑟Joseph Cheng on YouTube

烏克蘭經驗

Cherepanov 博士指出,在沒有中央統籌的狀況下,烏克蘭等地的心理健康從業人員,冒著生命危險,自發性地付出,並組織社會資源。他們讓世人看到,唯有喚起大眾對心理創傷的重視,才能強化社會韌性,以及減少對求助的汙名化。必要訓練專業人員、醫療工作者、教師和志工,心理急救的能力;並建立社區型的支援體系,共同分擔責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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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 高振傑、蘇逸人(2021)《心理急救手冊》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2. UCLA早期心理急救模式」(2010)災難與創傷心理資訊網。
  3.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社會心理急救資源冊》(2018)香港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

參考資料

  1. Kumar BN, James R, Hargreaves S, et al. (2022) ‘Meeting the health needs of displaced people fleeing Ukraine: Drawing on existing technical guidance and evidence’.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Europe.
  2. Cherepanov E. (2022) ‘Mental health providers in Ukraine need support but they are not helpless: Professional self-organiza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10:1009431.
  3. Smith, K. (2015) ‘Trauma in Ukraine’. Monitor on Psychology, 46(4).
  4. United Nations. (17 JAN 2023) ‘The UN and the war in Ukraine: key information’. Regional Information Center for Western Europe.
  5. Ochab EU. (30 OCT 2022) ‘What Are Putin’s ‘Filtration Camps’ And Why Are They Concerning?’. Forbes.
  6. Schafer A, Snider L, Sammour R. (2016) ‘A reflective learning report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s of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PFA) in Gaza’. Disaster Health, 3(1): 1-10.
  7. Snider L, van Ommeren M, Schafer A. (02 OCT 2011)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Guide for field worker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胡中行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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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澳洲臨床試驗研究護理師,以及臺、澳劇場工作者。 西澳大學護理碩士、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士(主修編劇)。邀稿請洽臉書「荒誕遊牧」,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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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洛伊的女巫,集體歇斯底里症——《謎病睡美人》
麥田出版_96
・2022/12/11 ・2487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集體歇斯底里症(mass hysteria):一種影響特定群體的病症,典型特徵為激動、焦慮、非理性行為或信念,或其他無法解釋的症狀。

誤解、扭曲、貼標籤

大眾很容易對所謂 「集體歇斯底里症」的報導產生興趣。相關消息常以獵奇角度呈現,記錄的不是故作暈倒的做作女孩,就是突然流行的怪異行為。

事實上,不只媒體誤解和扭曲集體歇斯底里症的真實樣貌,資訊不足的醫界成員也是如此,而且後者不在少數——想想哈瓦那症候群的例子,連負責調查的資深醫學專家都不辨菽麥,將集體心因性疾病和詐病混為一談。在埃爾卡門,很多人以為只有受過創傷的人才會出現集體心因性疾病。

集體歇斯底里症的真實樣貌不易辨識。圖/Pexels

與大多數醫學問題相比,集體心因性疾病似乎更容易被陳腔濫調攻訐,也更常被早已過時的理論錯誤解讀。其中尤其顯著的問題是,人們總是認為這種病起於發病者的內在,是他們心理脆弱,但實際情況往往不是如此。

真正的集體歇斯底里症爆發與其所處的社會關係更大,遠遠大過發病者個人。

在埃爾卡門開始陸續有人發病前不久,兩個非常不一樣的社群也發生了類似事件,一個在美國,另一個在蓋亞那。雖然兩個發病族群在人口統計特徵上十分接近,都是小鎮學校的少女——兩者背後的社會驅力卻相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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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洛伊風暴

第一個案例發生在二○一一年,地點是紐約州的勒洛伊。勒洛伊中學位於曼哈頓北方三百五十英里、尼加拉瀑布東方七十英里處。它現在成了無人不曉的神經流行病爆發地,許多媒體為該病症貼上集體歇斯底里症的標籤。

集體歇斯底里症:影響特定群體的病症;特徵為激動、焦慮、非理性行為或信念,或其他無法解釋的症狀。圖/Pexels

據說最早發病的是高年級生凱蒂.克勞特伍斯特。

她學業優異,人緣極佳,還參加了啦啦隊。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是在《紐約時報雜誌》上,印象非常深刻,因為她讓我想到柳波芙。相片裡的凱蒂和柳波芙一樣望向遠處,表情有如被全世界遺棄。不過,相片裡也看得出這個女孩活潑的一面。她穿的彩色襪子刻意不成雙,顏色鮮豔,粉紅色的房間到處都是少女風的小飾品。

我不禁好奇:是凱蒂和柳波芙的攝影師要她們別露出笑容?還是她們真的像照片上那麼憂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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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說凱蒂發病於二○一一年十月。那天她睡完午覺就不由自主地出現一些小動作,也忍不住一直發出聲音,症狀類似妥瑞症。接著,她下巴抽搐,五官扭曲,身體痙攣、扭動,甚至沒來由地大叫。

凱蒂的症狀過了數星期才開始傳染,先是傳給她的啦啦隊好友瑟菈。

瑟菈的症狀幾乎和凱蒂一模一樣,在動作和發聲上出現非自願動作(tics),除此之外,她變得結巴,四肢劇烈擺動。瑟菈發作之後,這種病先在這兩名女孩的小圈子傳開,後來又傳到校內更大的人際圈。

隨著這種病的擴散,其症狀也開始改變,驗證了哈金所說的分類效應和迴圈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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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病人的症狀變得更猛也更重,有的女孩像解離型癲癇一樣全身抽搐,有的甚至無法走路。連凱蒂和瑟菈的症狀也出現變化:她們肌肉抽動的情形嚴重到不斷跌倒,最後不得不坐輪椅。

不過,北美這群女孩在很多方面比埃爾卡門的女孩幸運,最起碼她們都能去大型醫院看神經科;在最早發病的十二個女孩裡,十個去了水牛城的同一個神經學團隊看診。由於發病人數不算多,院方一開始沒看出病例之間的關連,也想過可能是妥瑞症,然而一旦發現此病症的傳播在交友圈之中,這個預想便不成立。

女孩們肌肉抽動的情形嚴重到不斷跌倒,最後不得不坐輪椅。圖/Envato Elements

醫療團隊澈底調查後,判斷為功能性神經症狀障礙症,為她們下了 「轉化症」的診斷。

學校嚴肅看待這場集體發作,不但請人檢查環境,也呈報疾病管制中心,紐約州衛生處也隨後介入,環境檢查沒有發現毒素或傳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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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理解的功能性疾病

爆發的前三個月,事態似乎得到控制。病患家屬和平時一樣信賴醫生,也相信女兒一定會復原。

然而,二○一二年一月,當衛生處決定在學校召開說明會,讓更多人了解調查結果(在此之前,只有發病的女孩和她們的家人知道診斷詳情),事情也開始走樣,後續發展對牽涉其中的每一個人都不好。

在說明會上,衛生處向到場的家長和學生保證學校安全無虞,也隱約透露這場爆發可能與壓力有關。但他們略過細節不談,只表示這些部分受個資法保護,不能公開討論。

沒想到這番說法猶如提油救火——一方面是因為學校裡的人難以接受這個解釋,另一方面是因為很多人不知道功能性疾病的威力,不相信心理因素真的能造成如此嚴重的神經症狀。衛生處對相關資料諱莫如深的態度,更製造出不信任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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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症(功能性神經症狀障礙症,FND)的診斷是一回事,家長和學生對這個診斷的認識卻是另一回事,兩者之間的落差讓傷害有了可乘之機。

在埃爾卡門, 「集體心因性疾病」的標籤帶來混亂;在勒洛伊,轉化症的診斷同樣掀起波瀾。功能性疾病或心身症的診斷經常受到誤解,類似情況在我們平日行醫時也屢屢出現。對於這種類型的疾病,大家自以為了解的東西大多是錯的。

當他們極力抗拒功能性疾病的診斷,他們抗拒的其實是對這種病早已過時的錯誤詮釋,而不是我們現今所理解的功能性疾病。

——本文摘自《謎病睡美人》,2022 年 11 月,麥田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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