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之聲，國王的口吃——《有一天會成真！》

• 文／政佑：目前就讀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是個喜歡自然生態、熱愛分享所學的 20 歲青年。

不久前，我看到電視播出金曲獎最佳新人 ØZI 的廣告歌「血脈」其中的歌詞「基因裡好戰的染色體」，霎時一驚。

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各位，你有發現我驚嚇的原因嗎？先別急著解答，在這之前，我們先把這句話的關鍵字找出來，一起從頭認識它們。

關鍵字一：染色體

1879 年德國科學家佛萊明首次發現，細胞分裂時會出現一些易被染色的絲狀物，也就是我們所知的「染色質」。

染色質由 DNA 及蛋白質組成。是由四種去氧核醣核苷酸組成（dATP、dTTP、dGTP、dCTP）的雙股螺旋物質 DNA，每間隔一段距離便會纏繞在蛋白質上，形成核小體，乘載組成我們身體藍圖的遺傳資訊。

染色質存在於真核生物（譬如各位）的細胞核中，細胞分裂時， 疏鬆的染色質會集結纏繞成棒狀的「染色體」。

人類有 23 對染色體，其中有 22 對體染色體，1 對性染色體，身體中每個細胞（除了精子跟卵子）內的染色體都一樣，只是基因表現的形式不同，才會讓各部位器官發育成不同的樣子，也讓每個人都長得獨一無二。

關鍵字二：基因

1865 年，遺傳學之父孟德爾發現遺傳因子會控制生物體的表現形式，這個遺傳因子正是所謂的「基因」。

基因是遺傳的基本單位，是一段特定的核苷酸序列（例如 DNA），包含內含子及外顯子。外顯子包含的即是有功能的部分，而內含子則是在形成蛋白質過程中，會被切除丟棄的部分。

在一對染色體中相對位置上的基因，就像並排的兩列火車，A 火車第三節車廂與 B 火車第三節車廂位置是一樣的，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是決定基因表現的原因之一。這兩個基因便是大家聽過「等位基因」。它們造成的結果一如生物課本上大家都看過的例子：只考慮遺傳因素的情況下，若紅花是顯性基因，白花是隱性基因，且這個性狀是半顯性遺傳，那同時有顯性跟隱性基因的植物就會開出粉紅色的花。

講到這邊，大家還記得前面有說過染色體組成成分是 DNA 與蛋白質嗎？

也就是說，染色體搭載著基因，基因是「包含在染色體裡面的」，所以不是「基因裡的染色體」，而是「染色體裡的基因」才對喔！

關鍵字三：好戰

因為基因搭載了遺傳的基本資訊，在生物實驗中，有時為了確定某段基因和想知道的表現形式間的關係，會透過切除此段基因，來看生物體在實驗中是否和未切除時的原始性狀相異。

那麼，真的有基因會使人好戰嗎？

2015 年 GENEOLINE 報導中提到，芬蘭研究者在分析犯罪者基因後發現，單胺氧化酶（MAOA）基因、鈣黏蛋白（CDH13）基因與暴力行為可能有關聯。2013 年科學人雜誌《人格病態由腦觀之》中提及 MAOA 基因若產生變異，會導致個體代謝多巴胺（dopamine）、血清素（serotonin）和腎上腺素（epinephrine）能力下降，這三種物質皆屬生物胺（Biogenic Amines），為衍生自胺基酸的神經傳導物質，在神經訊息傳遞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當它們的代謝能力受影響，會使人的攻擊性提高。

但這不代表一切暴力行為都是基因惹的禍。基因只是造成暴力傾向其中一項因素。

生活裡有很多容易被搞混、曲解的生物名詞，平常大家可能不會意識到，但被發現、糾正時，真是尷尬到天邊……。如果你還是生物領域的學生，把染色體和基因的關係搞混可是會被崩潰的老師用分數爆擊的啊！！！

若大家都能注意到生活中不合理的地方，時時有著追求真確的意識，這個社會一定會有更多的理解、包容，也能減少更多因誤解而產生的衝突。

最後補充一點：拜託 ØZI 的粉絲不要追殺我啊！

參考資料

1. 國家實驗研究院生物知識庫詞條〈內含子和外顯子（Intron & Exon）〉
2. 蓴瓈的生物教學筆記〈什麼是基因？〉
3. 生物小講堂公鴿 YouTube 頻道
4. GENE OLINE〈解讀與生俱來的暴力基因〉
5. 〈人格病態由腦觀之〉，2013 年 131 期 1 月號，科學人雜誌

家內性侵的心理創傷研究

「為什麼說謊？」「這種爸爸真是禽獸不如！」「你吃這些藥就會好」⋯⋯這些是家內性侵受害者常聽到的話，卻也是將之推向孤立邊境的話。本文濃縮自不同受害者的生命篇章，中研院民族所的彭仁郁副研究員，透過臨床田野訪談與精神分析，希望幫助理解受害者內心的真實黑洞。

家內性侵：讓空氣凝結的話題

「九零年代初期，我在臨床實習時，原以為醫院是安全的環境，可以和心理學專業的同儕、學長姐討論家內性侵的議題，但說出口的當下空氣卻凝結⋯⋯」彭仁郁回想。無論是大眾或專業工作者，面對「家內性侵」或稱「亂倫暴力」的議題，在毫無準備之下，往往不知如何反應才適當。

彭仁郁提到，我們會想像家內性侵的受害者一定會有某種樣貌，以至於當他們訴說創傷經驗時，我們會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把他們當成脆弱的易碎品來對待。

這樣小心是好的，但過度先入為主去預設樣貌，反而會和家內性侵受害者錯身而過，不見得是他們希望得到的肯認。

時間回溯到高中時期，住在宿舍的彭仁郁和室友熟了之後，幾名同學無意間聊起了被性騷擾的經驗，當大家一個一個分享，才發現「原來這不是只有我在面對」。但對於十多歲的孩子，通常覺得要躲起來處理，因為很多加害者就是自己家裡的長輩、或鄰居。

為什麼家內性侵受害者「不說出口」，這需要從幾個面向來理解：家庭的保護者和加害者常是同一人、受害者的心理創傷、主流臨床精神醫學診斷的限制、與社會對事件妖魔化的壓力。

心理創傷：曾發生的，彷彿沒發生過

曾在醫院急診室、社福機構等單位服務，彭仁郁發現在這些場域和家內性侵受害者接觸時間過短，彼此只能停留在醫病關係，大多互動為開立心理創傷證明、或創傷急性效應舒緩等流程，無法深入了解受害者的生命真實樣貌。

因此，彭仁郁在法國與台灣期間，主動進入家內性侵受害者自組的救助協會，也透過研究計畫與受害者們深入訪談，在臨床人文學、心理學、精神分析的先備知識下，聆聽受害者的生命經驗，並協助梳理受害者難以言說的心理創傷。

與童年受虐或性侵的受害者們訪談時，彭仁郁發現許多受害者不太敢使用「意象」的語言，彷彿一但開始想像，就會召喚真實的受害場景，當時的恐懼會活生生地侵襲感官。大多數人可以明確區分夢與現實，但對於曾受到家內性侵創傷者而言，在幻覺與真實之間，出現了模糊地帶。

「有可能是經常在家經歷性侵暴力，讓受害者自動觸發解離狀態，這是一種自我保護：我要假裝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彷彿是場夢。」彭仁郁說明，這像是腦海中存在一個橡皮擦。「爸爸進到我的房間⋯⋯爸爸壓在我身上⋯⋯」但後來爸爸對自己做了什麼，許多受害者會想不起來。

有位受害者花了五年的時間，才有辦法說出「我難過」這三個字。因為在這之前，爸爸打他不准哭，一哭打得更厲害。身體明明在痛，又要假裝痛不存在。持續處於撕扯狀態。

精神分析也會用「感官爆炸的後延效應」來解釋這個「症狀」或創傷狀態。當家內性侵受害者受到毆打、性侵、辱罵，心靈的自我防禦機制會在當下阻斷記憶這些片刻，但身體卻會記得這些痛覺，並延宕至未來。成年後，受害者一旦感到精神壓力，這些身體痛覺會立刻回來，因此許多受害者在訪談時回憶起過往，會不自覺伸手阻擋臉部、表情恐懼，甚至觸發歇斯底里的狀態。

長期下來，受害者的「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界線漸漸變得不那麼明確，曾發生過的事件連自己都不敢確定發生過（即「負向幻覺」），然而，一旦試著拼湊腦海的圖像，將它化為語言文字，就會感覺此時此刻正身處充滿痛楚的場景。

正因為受害者無法說清楚這些創傷經驗，進入診間時常被簡化地診斷為重鬱症、恐慌症、思覺失調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 等疾病，並給予藥物消除症狀，例如抗憂鬱劑、抗焦慮劑，卻忽略受苦的核心。

然而，國際上已有許多醫學人類學和臨床實務研究指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標準化診斷，忽視了創傷主體經歷哪些事件、不同人之間的殊異性，往往造成令心理創傷被精神疾病遮蔽的弔詭。

心理創傷：我，不存在這個世上

另外，家內性侵受害者也經常表示「我不存在這個世上」、「在家人眼裡我什麼都不是」。受害者的自我邊界是溶解的，因為加害者不容許這個邊界存在。彭仁郁與許多受害者訪談發現，家內性侵的加害者——長輩、親戚，常常視受害者為自己的「延伸物」。

受害者在生長歷程中，不斷在原生家庭的加害者眼中尋找自我，卻只看見自己以被物化的工具身分存在。

作為自我認同基礎的「家」，經常由「迫害」——「情感依附」等衝突對立面構成。這樣的狀態從幼童成長至青少年、甚至是進入社會後，難以與他人產生連結，因為「我」本身沒有被賦予存在的權力。

受害者不斷對加害者和依附者的一舉一動察顏觀色，認定自身存在的主要意義就是服務加害者的需求，以至於不被容許有自我界線、沒有「自我之膚（ego skin）」能包圍、涵納自己的情緒，因而也難以命名自身感受。當思想、言行、感受超出被容許的想像界線，會感到錯置的罪惡感，甚至會產生受創的思考邏輯：揭發（告發）＝攻擊加害者＝家的撕裂和毀滅。

彭仁郁與受訪的創傷主體試著透過隱喻，間接描繪創傷主體的「心靈地景」所呈現存在內心的恐懼與矛盾。

比如，一位受訪者的說法和反應，讓彭仁郁聯想到一個畫面，她把自己內心的畫面跟受訪者分享：「你好像是一隻受傷無助的小動物，生在一個有兇狠野獸的山谷裡。野獸告訴你，牠們是你的父母親，但是動不動就咬你、攻擊你，還要求你被攻擊了不准哭、不准叫、更不准逃走。這個可怕的山谷不是你想像中期待的家，但是你好像沒有辦法離開，為什麼？」

聽到這樣的畫面，受訪者沉默許久後，說道：「因為我對這個山谷的每個角落都很熟悉，雖然有野獸，我知道牠們什麼時候會出現、會在哪裡出現；也知道牠們憤怒的時候，只要把自己丟給牠們吃，牠們滿足了就會安靜下來。如果離開這裡，就算理智上我知道可能別的地方野獸比較少，但是我怎麼知道牠們什麼時候會出現？沒辦法預測，這是更可怕的！而且，我怎麼知道表面上看起來像人的人，會不會在我不注意的時候，突然變成野獸？」

受害者沒有安全感，內在不斷逃亡、非常疲累。

彭仁郁提醒，如果旁人沒有意識到受害者的心理狀態，只要讓受害者感受到一丁點不信任感，就可能會逼迫受害者「說謊」，亦即「我先告訴你發生什麼事，但我同時加上其他沒發生的細節，或移動事情發生的時間順序，好混淆視聽。因為當我察覺到你可以定位我的時候，我就感到不安全」。許多社福機構或檢調單位，在尚未建立信任感、沒有意識到這個心理狀態下，可能會因而對家內性侵受害者前後不一的說詞感到納悶、產生誤解。

當受害者無法言說創傷，請借用你的感受

創傷憶痕的幽微糾結，使得有意識的噤聲、或無意識的失憶，成為家內性侵受害者重要的倖存策略。要如何在訴說與聆聽之間建立信賴，並深入了解受害經歷？

透過臨床田野一次次與不同的家內性侵受害者訪談，彭仁郁深深感受到「心靈地景」這個溝通方式的重要。

大部分的受害者到了面前，從外表看不到創傷，但我們不知道他內在淌著血。他要怎麼帶你進入內在世界？只能用想像的語彙、用圖像化的隱喻。

由於家內性侵受害者說不清楚傷痛、害怕說出口的噩夢成真，在訴說與聆聽之間需要建構一個「過渡空間」，讓創傷主體的想像和表達能在這個「過渡空間」安全馳騁，才可能漸漸修復自我內在，減少疲憊地自我放逐狀態。

「你沒辦法感受、沒辦法想像，那就讓我成為你的『容器』，將我的心靈潛意識暫時借給你用。你告訴我感覺，我把我聽到的感覺回饋給你，想像我在你經歷的狀態下可能會感覺到什麼。」彭仁郁說明讓受害者心靈地景浮現的方式，但這只是朝向創傷療癒可能的第一步，而不是終點。

聆聽，是持續通往受害者心靈地景的必要途徑。受過臨床訓練的心理人類學家 Katherine P. Ewing（1997）曾強調「忍受沉默」的重要。不斷發問、無法容忍對話間的空隙，會顯現聆聽者的焦慮，也透露著對於蒐集某種特定答案的預設框架。

「當你過度相信你已經知道的，都會阻擋你理解活生生的經歷」，彭仁郁很認真地接著說道，「我不會說我是家內性侵心理創傷的專家，沒有任何人可能是。我只是跟很多受害者一起工作、傾聽他們的見證，漸漸能夠理解內心的複雜程度，和潛藏在的核心創傷。」

外界的獵奇與正義，也是受害者的痛源

心理創傷的形成，不只取決於家內性侵的暴力程度，更取決於受害者在這些殘酷生命背景中，如何想像自己存在的樣貌、如何與社會他人連結。因此，心理創傷療癒不應只是給予藥物、消除症狀，而是協助讓受害者能成為一個主體，感覺到自己存在這個世上，並找到修補人際關係網絡的接點。

對於創傷主體而言，每次與他人接觸，都會經歷一次確認自身存在樣態的試煉：「對方看見的是什麼樣的我？」、「對方會接納這樣的我嗎？」

若創傷主體能明確知道自己被安放在他人心中一個位置，令這個值得他人凝視、眷顧的「我」是存在的，在這個意義上，「修復自我放逐狀態」與「修補斷裂的社會連結」是同步的。

然而，真實情況並不是這麼容易。媒體常用獵奇的「狼父、禽獸」標題來妖魔化家內性侵事件，但媒體正義中的狼父，正是受害者從小依存的爸爸。

「我的爸爸在一天 24 小時之內，他可能照顧了我 23 小時，卻也加害我 1 小時。你們罵我的爸爸是禽獸，但我卻是他的小孩，在這種情況底下，我要怎麼告訴你曾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彭仁郁以受害者的視角點出，情境永遠是複雜的。

一句話在受害者聽來，可以鼓勵他、或使之更消沉，取決於受害者的心理狀態、與發話者和受害者的關係。儘管與許多家內性侵受害者長期工作，彭仁郁仍認為，沒有任何安慰的話語或標準流程，是可以預先準備好，因為每位受害者都有自己的獨特之處。

另外，許多剛踏入這個領域的臨床工作者，會背負著過大的自我壓力，認為要完全承擔受害者的心理創傷。「但這就像有人溺水了，你卻也一起溺水，幫不了任何人」彭仁郁比喻。

我給自己的提醒是；我一隻腳在創傷情境裡，為了和受害者站在一起；但一隻腳站在外面，為了穩住我們兩個人，不會一起被創傷淹沒。

依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104 年統計資料，家內性侵受害者以 12~18 歲最多（佔 36％），6~11歲次之（佔 26％）。考量可能有許多通報黑數，彭仁郁參考國外調查與臺灣《蒲公英飛揚計畫》的數據推估：「若國高中或大學班級，班上有 30 人的話，可能約有 2～3 人曾經歷過家內性騷擾或性侵，受害者男女都會有。」這些數據的重要性是，讓受害者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的、被孤立的，而能透過適當的協助面對心理創傷。

「因為我們都假設家內性侵只會發生在別人家，自己家永遠不會發生。」這句話彷彿一面被拳頭揮破的鏡子，照映著家內性侵受害者求援碰壁的現實。

參考資料

1. 彭仁郁的個人網頁。
2. 彭仁郁，2014，〈臨床田野：遇見異己者、把「人」找回來〉，劉斐玟、朱瑞玲編，《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對話：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頁69-110，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3. 彭仁郁，2012，〈失序的「家」：亂倫性侵倖存者的家庭經驗〉，共 18 頁，發表於「什麼是家？」「現代家庭」後的個人化、心理化、多樣化趨勢學術研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2－07－03～2012－07－05。

本著作由研之有物製作，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作者：史考特．索羅門
  演化生物學家和科學作家。
  萊斯大學生物科學系的教授，開授生態學、演化生物學和科技傳播。

高山上的住民如何適應空氣稀薄的環境？

貝克並不是首位針對高海拔地區居民進行生理調查的研究者。二十世紀較早的時候，包括卡洛斯．蒙格（Carlos Monge）和亞伯特．赫塔多（Alberto Hurtado）在內的秘魯研究人員，已經開始研究高海拔地區秘魯人的生理狀況。他們記錄了研究對象的身體特徵，包括大型胸腔和肺，以及血液中高濃度的血紅蛋白，這些特徵似乎有助安第斯居民在山區生活。

事實上，與居住在海平面高度的低地原住民相比，生活在大約四千公尺高的安第斯山原住民，他們血液中的氧氣含量確實較高。但他們也發現，長期居住在高海拔地區的居民常患有現在被稱為慢性高山症的疾病，部分原因是由於血液循環中充滿太多的紅血球細胞。換句話說，製造較多的紅血球細胞有助身體適應低氧環境，但是過量也會導致問題。

保羅．貝克和他的學生們認為，安第斯原住民的特徵是世代以來環境適應和天擇造成的結果。雖然他們還不能確定遺傳基礎，卻認定他們在當地高山居民身上記錄的特徵是遺傳而來，而非僅是終生生活在山區的結果。對於這個想法的部分支持，來自於對在不同海拔間遷徙者、在相近海拔間遷徙者，以及從未遷徙者之間的比較。雖然高地居民搬到低地後，血紅蛋白濃度會隨著離開山區而下降，但出生在山區的人即使搬到山下，仍保留了較大的胸腔。移民的孩子是特別有趣的觀察對象──父母從低地搬到高海拔地區的孩子，並沒有發展出與家庭來自高地的孩子相同的大型胸腔。

貝克的學生辛西亞．貝爾（Cynthia Beall）好奇居住在世界其他高海拔地區的人，是否與安第斯原住民採行一樣的方式適應稀薄的空氣。一九七○年代初期，尼泊爾和西藏開始向外國人開放，讓我們首度有機會比較兩個世界最大的高海拔民族之生理結構。貝爾徒步數日到偏遠村莊收集血液樣本並進行測量，這些孤立族群自祖先們盤據該地區已經幾千年了。

研究所得的結果是驚人的──藏人充分適應空氣稀薄的生活環境，但他們的身體面對低氧環境的方式與安第斯原住民完全不同。生活在高海拔地區的藏人與安第斯原住民相比，血液具有較少的血紅蛋白，並攜帶較少的氧氣。事實上，與住在海平面高度的人相比，大多數藏人的血管中流動著較少的氧氣，但他們呼吸著含氧量少了百分之四十的空氣，身體功能卻良好運作，這怎麼可能？

血液含氧量低的藏人如何能在高海拔地區茁壯成長？貝爾設想所有可能的解釋，並開始測試她的假設。她發現，藏人的呼吸速度比安第斯原住民來得快，就好像是低地居民首次抵達山區時那樣。但低地居民的呼吸速度會隨著適應稀薄的空氣而減緩，藏人則會保持大口呼吸。儘管呼吸快能在一定時間內讓更多空氣進入肺部，似乎能補償空氣中減少的氧氣，但是來自血液的數據顯示情況並非如此。

貝爾最終找到答案。她發現，與安第斯原住民和低地居民相比，藏人呼氣時一氧化氮的水平較高。一氧化氮會導致血管擴張（這也是造成勃起的原因），讓更多血液以更快的速度流通。貝爾還發現藏人的肌肉有較多的毛細血管，這種纖細的血管網絡負責將氧氣輸送到目的細胞。血流速度快與運送目的地增加，這兩個因素加總起來，意味著即便藏人血液中的含氧量較安第斯原住民為低，在高海拔地區生活完全不是問題。事實上，同樣生活在高海拔地區，藏人似乎比南美安第斯原住民具有優勢，因為藏人很少染上慢性高山症。道理就在於藏人體內並沒有與高山症相關的高血紅蛋白。

面對同樣的高海拔空氣稀薄問題，藏人和安第斯原住民發展出完全不同的解決之道。考量到這兩個族群持續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根據考古學的證據，藏人已在該地生活至少三萬年甚至更久，而安第斯原住民則是一萬一千年──貝爾和她的同事假設，天擇在這兩個例子中都影響了生理，只是不同族群的回應方式不同。不過他們還沒有遺傳數據能證明天擇在此的影響力。

基因組時代的新發現

基因組時代開展的同時，貝爾和同事們也開始研究第三類的高海拔族群，也就是衣索比亞高地的阿姆哈拉人（Amhara），結果在他們身上發現了另一種面對低氧環境的生理適應模式。阿姆哈拉人的血紅蛋白數量少，就像藏人一樣，但是阿姆哈拉人的血液特別之處在於氧氣含量高。貝爾的團隊還將住在衣索比亞塞米恩山區超過七萬年的阿姆哈拉人，與另一個在相同山區生活僅有五百年歷史的奧羅莫民族（Oromo）進行比對。

一如預期地，奧羅莫人的生理機能與阿姆哈拉人並不相同，天擇有較多的時間在後者身上運作。此外，奧羅莫人的血液特徵與已經適應高海拔生活的低地人民近似。這是第三個人類適應高海拔環境獨立演化根源的證據。所有跡象都指向，天擇以不同方式在這三個高海拔地區中都起了作用。唯一缺少的證據是運用基因組數據，來識別負責這些性狀的基因，並確認天擇的作用。

在二○一四年的萊斯特會議上，貝爾的同事──芝加哥大學的義大利裔遺傳學家安娜．狄倫佐（Anna Di Rienzo），讓聽眾更快認識到基因組數據如何呈現人類對高海拔地區的適應性。二○一○年，同樣關注藏人適應高海拔環境遺傳基礎的三個研究小組，在幾周內陸續發表他們各自的研究結果。結論大致相同：當地藏人的基因確實受到天擇影響。他們在藏人與十分親近的中國漢族身上，找到這些基因的不同版本；當中特別是被稱為 EPAS1 和 EGLN1 的這兩個基因，它們最突出的作用都涉及感知和反應進入身體的含氧量。研究也發現與藏人特有的低血紅蛋白相關的等位基因，並顯示天擇在晚近產生影響的有力跡象。針對安第斯山和衣索比亞族群的基因組研究則未得出如此直接的結論，但似乎天擇也在這些族群中發揮作用，只是天擇影響他們的基因所引發的生理特徵改變與藏人不同，一如貝爾和同事所描述的情況。

沒有簡單的方法可以彌補稀薄的空氣。不同於紫外線輻射的變化可透過使用防曬霜和服用維生素補充品來適應，低氧是高海拔地區無法避免的生活現實。你可以在短時間內補充額外的氧氣，例如登山客試圖登頂時或在醫療緊急情況下所採行的方式，但要連續使用就很不實際。因此，對於超過兩千五百萬目前生活在一萬英呎以上的人來說，過往促成適應的相同演化壓力，今日可能仍起著作用。

就像皮膚色素沉著和傳染病的例子，面對低氧環境，天擇促成表現提升的性狀，在懷孕、分娩和童年早期時可能最為顯著。低海拔地區的女性來到高海拔地區分娩時，罹患妊娠毒血症這類併發症的風險更大。患有妊娠毒血症的女性會出現高血壓症狀，若未經治療，可能危及母親和嬰兒的生命。有趣的是，與生活在相當海拔的不同族裔比較，安第斯原住民、藏人和阿姆哈拉女性平均來說會生育出更重的嬰兒。由於嬰兒體重較重往往生存機會較大，這意味著天擇已在這三個族群中起著作用。

事實上，在找出相關基因之前，貝爾和同事已在既存藏族女性身上推斷出，具有影響血液中血紅蛋白結合氧氣量等位基因的女性，所生育的嬰兒存活率更高。這顯示天擇不僅在過去促使高海拔地區居民更適應環境，其作用仍在運行中。

為了找出有助藏人在高海拔地區生活的基因所在，貝爾從鄰近的高地族群──尼泊爾的雪巴人（Sherpa）──身上收集樣本。雪巴人因其在高海拔山區攀登探險的傑出能力聞名，成為外國人嘗試攀登珠穆朗瑪峰和其他喜馬拉雅山峰的登頂嚮導和挑夫。芝加哥大學的狄倫佐與研究團隊，比較了貝爾收集的雪巴人血液樣本、之前在西藏收集的樣本，以及部分由國際人類基因組單體型圖計畫（the HapMap Project）所收集的其他族群參考基因組數據。結果顯示，面對高海拔環境，藏人和雪巴人發展出某些相同的遺傳適應，現代藏人似乎源自與高地居民婚配的低地移民，藉以獲得有益高地生活的基因。

這是一項重大突破。狄倫佐和同事發現，不只突變，有益基因還可以透過性行為獲得。突變會發生──我們尚無法確切知道突變發生在人類身上的頻率，但一項比較兒童與其父母基因組的研究顯示，平均而言，每個嬰兒出生時身上都帶有大約六十個新基因突變。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改變是有害的或中性的，但在極少數情況下，它們是有助益的。更重要的是，有益的突變僅始於單一個人，並且需要長達數個世代的時間才能在族群中普及開來。該嬰兒必須要長大，才能生育同樣身懷有益突變的孩子，繼續一代接著一代傳承下去。雖然突變非常有可能在普及之前就從族群中消失，但有益的突變也有可能已經傳到他處。

突變可能罕見，但性行為卻不然。任何時候來自不同族群的人一起生兒育女，他們孩子的基因組就混合了來自各自族群的基因。從藏人身上取得的資料顯示，透過性行為在不同族群間流動的基因，可以有效地啟動演化過程。為了更加了解我們未來的演化，我們需要了解基因如何在族群間流動。

本文摘自《未來人類：人類將演化到哪裡去？》，八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