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身體沒問題，卻一直醒不過來？不該再被誤解的功能性神經症狀障礙——《謎病睡美人》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集體歇斯底里症（mass hysteria）：一種影響特定群體的病症，典型特徵為激動、焦慮、非理性行為或信念，或其他無法解釋的症狀。

誤解、扭曲、貼標籤

大眾很容易對所謂 「集體歇斯底里症」的報導產生興趣。相關消息常以獵奇角度呈現，記錄的不是故作暈倒的做作女孩，就是突然流行的怪異行為。

事實上，不只媒體誤解和扭曲集體歇斯底里症的真實樣貌，資訊不足的醫界成員也是如此，而且後者不在少數——想想哈瓦那症候群的例子，連負責調查的資深醫學專家都不辨菽麥，將集體心因性疾病和詐病混為一談。在埃爾卡門，很多人以為只有受過創傷的人才會出現集體心因性疾病。

與大多數醫學問題相比，集體心因性疾病似乎更容易被陳腔濫調攻訐，也更常被早已過時的理論錯誤解讀。其中尤其顯著的問題是，人們總是認為這種病起於發病者的內在，是他們心理脆弱，但實際情況往往不是如此。

真正的集體歇斯底里症爆發與其所處的社會關係更大，遠遠大過發病者個人。

在埃爾卡門開始陸續有人發病前不久，兩個非常不一樣的社群也發生了類似事件，一個在美國，另一個在蓋亞那。雖然兩個發病族群在人口統計特徵上十分接近，都是小鎮學校的少女——兩者背後的社會驅力卻相當不同。

勒洛伊風暴

第一個案例發生在二○一一年，地點是紐約州的勒洛伊。勒洛伊中學位於曼哈頓北方三百五十英里、尼加拉瀑布東方七十英里處。它現在成了無人不曉的神經流行病爆發地，許多媒體為該病症貼上集體歇斯底里症的標籤。

據說最早發病的是高年級生凱蒂．克勞特伍斯特。

她學業優異，人緣極佳，還參加了啦啦隊。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是在《紐約時報雜誌》上，印象非常深刻，因為她讓我想到柳波芙。相片裡的凱蒂和柳波芙一樣望向遠處，表情有如被全世界遺棄。不過，相片裡也看得出這個女孩活潑的一面。她穿的彩色襪子刻意不成雙，顏色鮮豔，粉紅色的房間到處都是少女風的小飾品。

我不禁好奇：是凱蒂和柳波芙的攝影師要她們別露出笑容？還是她們真的像照片上那麼憂愁？

報導說凱蒂發病於二○一一年十月。那天她睡完午覺就不由自主地出現一些小動作，也忍不住一直發出聲音，症狀類似妥瑞症。接著，她下巴抽搐，五官扭曲，身體痙攣、扭動，甚至沒來由地大叫。

凱蒂的症狀過了數星期才開始傳染，先是傳給她的啦啦隊好友瑟菈。

瑟菈的症狀幾乎和凱蒂一模一樣，在動作和發聲上出現非自願動作（tics），除此之外，她變得結巴，四肢劇烈擺動。瑟菈發作之後，這種病先在這兩名女孩的小圈子傳開，後來又傳到校內更大的人際圈。

隨著這種病的擴散，其症狀也開始改變，驗證了哈金所說的分類效應和迴圈效應。

新病人的症狀變得更猛也更重，有的女孩像解離型癲癇一樣全身抽搐，有的甚至無法走路。連凱蒂和瑟菈的症狀也出現變化：她們肌肉抽動的情形嚴重到不斷跌倒，最後不得不坐輪椅。

不過，北美這群女孩在很多方面比埃爾卡門的女孩幸運，最起碼她們都能去大型醫院看神經科；在最早發病的十二個女孩裡，十個去了水牛城的同一個神經學團隊看診。由於發病人數不算多，院方一開始沒看出病例之間的關連，也想過可能是妥瑞症，然而一旦發現此病症的傳播在交友圈之中，這個預想便不成立。

醫療團隊澈底調查後，判斷為功能性神經症狀障礙症，為她們下了 「轉化症」的診斷。

學校嚴肅看待這場集體發作，不但請人檢查環境，也呈報疾病管制中心，紐約州衛生處也隨後介入，環境檢查沒有發現毒素或傳染物。

不被理解的功能性疾病

爆發的前三個月，事態似乎得到控制。病患家屬和平時一樣信賴醫生，也相信女兒一定會復原。

然而，二○一二年一月，當衛生處決定在學校召開說明會，讓更多人了解調查結果（在此之前，只有發病的女孩和她們的家人知道診斷詳情），事情也開始走樣，後續發展對牽涉其中的每一個人都不好。

在說明會上，衛生處向到場的家長和學生保證學校安全無虞，也隱約透露這場爆發可能與壓力有關。但他們略過細節不談，只表示這些部分受個資法保護，不能公開討論。

沒想到這番說法猶如提油救火——一方面是因為學校裡的人難以接受這個解釋，另一方面是因為很多人不知道功能性疾病的威力，不相信心理因素真的能造成如此嚴重的神經症狀。衛生處對相關資料諱莫如深的態度，更製造出不信任的氛圍。

轉化症（功能性神經症狀障礙症，FND）的診斷是一回事，家長和學生對這個診斷的認識卻是另一回事，兩者之間的落差讓傷害有了可乘之機。

在埃爾卡門， 「集體心因性疾病」的標籤帶來混亂；在勒洛伊，轉化症的診斷同樣掀起波瀾。功能性疾病或心身症的診斷經常受到誤解，類似情況在我們平日行醫時也屢屢出現。對於這種類型的疾病，大家自以為了解的東西大多是錯的。

當他們極力抗拒功能性疾病的診斷，他們抗拒的其實是對這種病早已過時的錯誤詮釋，而不是我們現今所理解的功能性疾病。

——本文摘自《謎病睡美人》，2022 年 11 月，麥田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就此陷入沉睡

如同我在報紙上讀到的女孩蘇菲，二十多年來，瑞典零零星星有數百個孩子陷入沉睡，諾拉和赫蘭便是其中之二。

延伸閱讀：明明身體沒問題，卻一直醒不過來？不該再被誤解的功能性神經症狀障礙——《謎病睡美人》

昏睡病的病程緩慢，不易察覺，這場大流行正式的醫學報告最早出現在二○○○年代初。病童一開始是變得焦慮和憂鬱，接著行為逐漸改變：先是不再和其他孩子玩，一段時間之後甚至不再玩耍。他們變得愈來愈退縮，最後沒辦法上學。他們話愈來愈少，最後不再開口，只躺在床上。

當他們進入最深的沉睡期，便不再進食，不再睜眼，完全不動，對家人和朋友的鼓勵毫無反應，似乎也感覺不到疼痛、飢餓或不適。

簡言之，他們不再與世界互動。

最早出現症狀的那些孩子曾入院，醫生給他們做了電腦斷層掃描、血液檢查、腦波檢查，甚至做腰椎穿刺抽脊髓液檢查。結果無一例外，全部正常。

儘管這些孩子對外界毫無反應，腦電圖卻像健康人一樣出現「醒—睡」週期。情況最嚴重的一些孩子轉入加護病房，由醫護人員嚴密觀察，但還是沒人能喚醒他們。

因為查不出病因，醫院能提供的幫助十分有限。他們用鼻胃管為孩子餵食；物理治療師每天為他們活動關節，確保呼吸道暢通；護理師也定時為他們翻身，免得他們因為長期不動產生褥瘡。最後，住不住院對他們來說差別不大，許多孩子被帶回家中由父母照顧。

孩子的年紀從七歲到十九歲都有，較為幸運的沉睡數月，更多人過了數年才醒過來，其中一些直到現在仍未清醒。

昏迷？沉睡？還是放棄生存？

這病症是何時出現的，以前從未遇過，所以也沒人知道該怎麼描述它。稱之為「昏迷」，似乎不盡正確：昏迷指的是陷入深層的無意識狀態，但一些孩子好像還是察覺得到周遭變化，檢查顯示他們的大腦對外界刺激有反應。

稱之為「沉睡」，也不太對：睡眠是自然的，但這些孩子並非如此，他們怎麼也叫不醒。

最後，瑞典醫生群決定用「淡漠」（apathy）來形容這種症狀。依瑞士精神病學家卡爾．雅斯培的定義，「淡漠」是沒有感覺、無意行動，苦樂無動於中，全然不受情感或其他事物所動。醫生群認為這個描述符合他們見到的狀況。

幾年後，「淡漠」成為正式的醫學名稱——瑞典文 Uppgivenhetssyndrom 字面意義是「放棄」，中文譯為放棄生存症候群（resignation syndrome）。

站在諾拉床邊，我覺得這個名稱不失精準。奧爾森醫生掀開諾拉的洋裝，露出她的腹部，讓我看她緊身褲裡還包了尿布；諾拉毫不抗拒這侵犯之舉。她一隻手垂在床邊，狗過來用鼻子拱她的手，她還是沒有反應；奧爾森醫生輕壓她的腹部，拿聽診器聽，接著又聽聽她的心臟和肺部。不論是檢查、奧爾森醫生的親切閒談、屋裡的陌生人，還是狗在房內走來走去，統統沒有引起任何一點反應。

現代醫學的運作邏輯

奧爾森醫生不時轉頭對我說檢查結果。

「心率九十二，偏高。」

我聽了一陣不安，又難過起來。我也覺得九十二偏高，不像沒有情緒、超過一年文風不動的孩子的心率。這個數值顯示她處在情緒激發狀態——換句話說，和淡漠恰恰相反。心率是由自律神經系統控制的，不受意識操控。副交感神經在我們休息時將呼吸和心跳放慢；交感神經系統在危機時啟動戰或逃機制，加快心跳以準備行動——諾拉的身體在準備什麼呢？

奧爾森醫生捲起諾拉的袖子量血壓，她還是動也不動。

「一百，七十一。」奧爾森醫生對我說。這倒是孩童休息時的正常數值。她抬起諾拉的手讓我看看它多麼無力，她一鬆手，那隻手臂就直直落回床上。我看過一些奧爾森醫生的報導，她曾把冰袋放在這些孩子的皮膚上，看看他們會不會有反應。

我也看過報紙上的一張照片，一名放棄生存症候群的病童敞著的肚子上放了一包冷凍蔬菜。

我讀醫學院時學過，疼痛刺激是評估病人有沒有意識的標準程序；但我現在不這樣做了，因為我漸漸認為這是不必要的殘酷檢測。所以，我很高興奧爾森醫生並不打算為我再做一次這種測試。孰料她轉向我，要我為諾拉做些檢查。

我遲疑了，我是醫生沒錯，但我不是諾拉的醫生。我向諾拉的母親望了一眼，她還是站在床尾。我們兩人語言不通，之前短短的幾句對話都是透過奧爾森醫生。她似乎很高興我來訪，但我多希望能不經轉傳直接和她聊聊。我們圍在床邊的一群人語言太多，彼此之間的關係又各有不同，我很難捉摸房裡的氣氛。

奧爾森醫生挑挑眉毛問我：「不然妳來這裡做什麼？」

問得好，一時之間，我也不曉得自己為什麼在這了。在執業生涯中，我其實見過不少和這兩個孩子有點類似的病人；她們哪一點特殊到讓我覺得非跑這一趟不可？我本來到底想得到什麼？

奧爾森醫生用拇指輕輕撥開諾拉的眼瞼，諾拉的眼睛上翻，只看得到眼白。「貝爾現象。」奧爾森醫生說。

貝爾現象是閉眼時的正常反射動作：眼球會在眼瞼閉上時向後翻。但奧爾森醫生是刻意撐開諾拉的眼睛，不讓她閉上，所以我看到的是這孩子抗拒睜眼的證據。她的眼球之所以後翻，是因為她正試圖讓眼睛闔上。這到底是無意識的反射動作，還是諾拉其實是更主動地抗拒溝通呢？

「試看看嘛。」奧爾森醫生進一步慫恿我：「妳才是神經科醫生，對吧？」

我想起我為什麼會來這裡了。奧爾森醫生是已經退休的耳鼻喉科醫生，她亟欲幫助這兩個孩子，多給這家人一些支持。她歡迎我來訪，是因為我是神經科醫生，她希望我能解幫助她們，好像諾拉不吃不動躺在床上一年半這事本身，還不夠奇特到讓她得到需要的幫助。找神經科醫生這種腦部疾病專家來看看，說不定能為診斷添點分量——至少奧爾森醫生希望如此。

這便是現代醫學的運作邏輯：疾病（disease）才能引人矚目，病症（illness）如果不能找到證據證明它是疾病所致，就不會受到關注。
所以在醫學疑難雜症中，心理問題、心身症、功能性疾病是最不受重視的。

——本文摘自《謎病睡美人》，2022 年 11 月，麥田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神祕（mystery）：目前仍屬祕密、不可解或未知之事。

我最早是從新聞網站讀到這個故事。當時是二○一七年末，報導的標題是：瑞典神秘怪病。

九歲女童蘇菲已形如槁木超過一年，動也不動，了無反應，不與人溝通，不吃不喝，甚至不睜開眼睛。事實上，她有很長一段時間只是靜靜躺著，似乎渾然不覺時光流逝。

該篇報導附有一張蘇菲的照片，她裹著一張粉紅毯子，背後黃色條紋的壁紙上釘著幾張孩子的塗鴉——也許是她發病前畫的；照片背景不是醫院，她躺在自家臥房床上。雖然她對外界毫無反應，但醫學檢查證明她的大腦健康無恙，掃描不但沒能解釋她為何陷入昏迷，反而顯示她沒昏迷。

醫生群對她無計可施，只好請她家人帶她返家自行照顧。她就這樣躺了數月，沒有好轉，也沒有惡化。

雖然報導標題把蘇菲的病寫得猶如無解之謎，但內文其實已透露原因。蘇菲一家原本是俄國人，遭到當地黑幫迫害，逃到瑞典尋求庇護，蘇菲曾經目睹母親被人毆打，父親被警察逮捕。他們一家逃離俄國，抵達瑞典後沒多久，蘇菲就發病。

所以醫生合理假設她的病是心理因素造成的。

「身體為心理代言」應是不證自明

身為神經學家，我很清楚心理對於身體所能發揮的力量，也許比大多數醫生都更明白；我不時看到因為心理機制、而非身體疾病失去意識的病人。我認為這種現象一點也不罕見，甚至稱不上不尋常，許多轉介給我的病人以為自己是癲癇，但他們至少有四分之一是解離型癲癇或心身症癲癇。

這種個案為數不少，在我的執業生涯裡不算異數——來神經科求診的病人，可能有高達三分之一其實是心身症。

他們的身體症狀是真實的，也的確導致他們失能，只不過那些症狀不是疾病所致，而是心理或行為因素造成；不論麻痺、失明、頭痛、暈眩、昏迷、顫抖，還是任何一種你想得到的症狀或失能，都有可能是心身症。

而當然，心理因素不只可能引起神經問題，也可能影響身體任何一個器官，造成各式各樣的症狀，從皮疹、呼吸困難、胸痛，到心悸、膀胱問題、腹瀉、胃痙攣……幾乎無所不包。

然而，儘管這類病症隨處可見，很多人還是心存懷疑，認為它們不像其他醫療問題那麼「真實」。我承認，我不懂大家為什麼小看心理對身體的影響，因為我知道身體會以各種方式對我說話，不論我想不想聽：我的姿勢會隨心情而變；即使我不想透露對別人的觀感，一沒控制好表情就等於昭告天下。

既然內在世界會化為外在動作，說心理問題可能致病似乎並不過分。

在我看來，「身體為心理代言」應該是不證自明之理，但我有種感覺，不是每個人都像我一樣，把身體變化和想法意念的關連看得這麼理所當然。所以，見到一個孩子因為極端壓力而出現僵直（catatonic）問題，大家才會如此詫異又困惑不已。

心身症必因心理創傷而起？

不過，只要想想醫生和科學家忽視心身症的歷史有多長，我們或許不會太驚訝大眾為何如此低估其威力。幾乎大半個二十世紀裡，大眾都透過佛洛伊德的眼光看神經性心身症，稱之為歇斯底里症（hysteria）或轉化症（conversion disorder）。

在佛洛伊德對這個主題的開山之作《歇斯底里症研究》一書中，他推斷癲癇、麻痺、歇斯底里所造成的各種失能，都是隱藏的心理創傷轉化為身體症狀。舉例來說，過於害怕表達想法的女性可能壓抑恐懼，以致失去語言能力。

依佛洛伊德的設想，每個症狀都能回溯到心理創傷形成的特定時刻。他的想法非常有吸引力，甚至到現在，還是有許多人（包括不少醫生）相信：只要從被壓抑的創傷和被否認的虐待切入，就足以完全解釋所有心身症。

然而，由於有些醫生堅信病人的問題在於否認尚未解決的內心衝突，而病人如果不願接受這種解釋，便正好映證了醫生的觀點，所以數十年來，「心身症必因心理創傷而起」的看法其實對醫病關係有損無益。

心身症領域的科學進展停滯，為神祕敘事留下了許多開展空間。一個人的大腦看來完全健康，怎麼可能陷入昏迷？心身症患者的神經傳導路徑明明絲毫無損，為何腿部會癱瘓？那個虛無飄渺、被稱為「心智」的東西是怎麼造成癲癇的？事實上，二十一世紀已經為回答這些問題投入大量心血。

不該再被誤解

在神經學領域，心身症已然成為顯學，相關研究迅速增加。至少在科學界，我們已經懂得更細膩地剖析心身症的成因，不再將之一味歸因於心理壓力。目前尚待努力的是，這些新知仍局限於專科醫生和病人團體之內，大眾對之依然相當陌生。

現在有人將過去稱為「歇斯底里症」的病改稱為「轉化症」，但更新、也更貼切的名稱是功能性神經症狀障礙（functional neurological disorder, FND）。

雖然大多數醫學專科仍在使用「心身症」一詞，用來指涉他們認為是心理因素所致的醫療問題，可是神經科已逐漸以「功能性」（functional）取代「心身性」（psychosomatic），傾向使用前者，是因為既點出神經系統的功能出了問題，又拿掉了經常被（錯誤）解讀成心理脆弱、甚至瘋癲的前綴詞「psych」。

「功能性」既指出這是生物性問題，又不像昔日觀點那樣假設壓力的存在。功能性一詞保持了開放性，接受情緒創傷不是心理過程影響大腦功能，甚至造成失能的唯一可能。

不論是一般醫學上的「心身症」，還是神經科的「功能性神經症狀障礙」，不但都十分常見，也都可能發展成非常嚴重的症狀。可是大家未必都能意識到這點，因為在大眾領域，它們可能被各種誤解、委婉說詞、陳腔濫調掩蓋，很難受到注意。

從媒體報導就看得出來，他們經常把功能性神經症狀障礙說成「神祕怪病」。

——本文摘自《謎病睡美人》，2022 年 11 月，麥田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