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更傾向於相信平凡的臉孔

• 作者：黃伊平／執業律師，台北大學法學碩士

編按：在出現Deepfake之後，網路世界進入了「眼見不為憑」的年代。

本次泛科學和法律白話文合作策畫「Deepfake 專題」，從Deepfake 技術與辨偽技術、到法律如何因應。科技在走，社會和法律該如何跟上、甚至超前部署呢？一起來全方位解析 Deepfake 吧！

網紅小玉涉嫌利用人工智能 AI「Deepfake」（深度造假）技術，把多位公眾人物的臉部圖像移花接木到色情影片的主角身上，重製成「換臉影片」，並成立「台灣網紅挖面」社群，供人付費觀看，以獲取不法利益。被害人數眾多，其中不乏藝人、政治人物、知名網紅等。

而未經當事人同意，製作「換臉」的影片，這樣的行為會觸犯那些法律呢？

換臉影片觸犯《刑法》哪些罪名？

換臉影片屬於新型的數位性犯罪，在台灣還沒有處罰前例，目前大多認為可能會涉犯《刑法》的「散布猥褻罪物品罪」和「妨害名譽罪」。

「散布猥褻物品罪」包括哪些具體行為？

首先，刑法處罰「散布猥褻物品」的行為，依照實務見解是指：「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內容可與性器官、性行為及性文化的描繪與論述聯結，且引起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的狀態」。

具體來說，「Deepfake」換臉影片的劇情，如果含有「暴力、性虐待或人獸性交」的情節，或雖然無關「暴力、性虐待或人獸性交」，但有引起一般人羞恥的性器官裸露、性行為的內容，且缺乏適當的安全阻隔措施（例如沒有用包裝隔絕並標示「18 禁」），就會違反《刑法》的散布猥褻物品罪，刑度是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實務上，曾有人不滿女友提分手，憤而把交往時拍攝的女友裸體照片散布在社群網站 Instagram，被法院判拘役 50 天，並以「一天 1000 元」易科罰金。

還有一則案例是前男友在兩人分手後，在網路論壇上傳親密影片供人瀏覽，被害人直到聽朋友說網路上有疑似自己的性愛影片，才知道受害。而觸法的前男友，也被法院判有期徒刑 3 月，緩刑 2 年。

另外，如果換臉影片的內容涉及「未成年人」，加害人除了違反《刑法》的散布猥褻物品罪外，還會同時觸犯保護兒少所特別制定的《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如「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以及「散布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而且，基於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的原則，加害人將會被用刑責較重的《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罪》來處罰。

舉例來說，有個案例是被告在拍攝自己跟未成年人的性愛影片後，用影片要脅被害人，又把影片上傳到色情網站。針對拍攝影片的行為，被法院處有期徒刑 1 年 1 個月；恐嚇未成年人的部分，則被處有期徒刑 3 個月，得易科罰金；最後，散布猥褻影片的部分，被處有期徒刑 6 個月，得易科罰金。

不過，並非所有傳送裸露照片的人都會被定罪，還需要達到「散布」的程度，實務就曾有被告先拍攝被害人跟自己性交時的照片，還有被害人的大腿、胸部等私密處，再將照片傳送給某位網友觀賞；法院認為，被告只有把照片傳給「1 名」網友，不算是「散布」，就不能用散布猥褻物品罪處罰。

換臉影片又為何符合「妨害名譽」？

所謂妨害名譽罪，包含「公然侮辱罪」和「誹謗罪」兩種類型。兩者的共同點，都是在保護人民的名譽免於侵害，但差別在於：前者是透過「表達意見」來侵害名譽，後者則是用「陳述事實」的方式來做。

實務上，有法院用「事實能否驗證」的判準來區分「公然侮辱罪」和「誹謗罪」。

換言之，如果行為人的言論，語意脈絡空洞而無意義，無法客觀檢驗所依附的事實，僅讓被害人主觀評價下的感情或名譽意識受損，就屬於「侮辱」；反之，如果語意脈絡具體而有意義，客觀上可以清楚理解、辨識指摘的特定事實是什麼，此時就傷害到被害人客觀外部的名譽，就是「誹謗」要處理的範疇。

舉例來說，曾有被告在他人臉書專頁文章下留言「智障超譯的女表子」等文字，法院認為「婊子」是針對撰文者的「性別」的侮辱性用語，判被告犯刑法的公然侮辱罪，處罰金2千元。

另則案例是：被告在臉書社團爆料公社上，張貼指摘被害人是「史上地表最強小三」等內容的文章，法院認為被告用散布文字的方法，指受害人是介入他人婚姻關係的第三者，足以貶損人格尊嚴與社會評價，所以觸犯刑法的加重誹謗罪，處拘役 45 日，得易科罰金。

那 Deep fake 換臉影片到底觸犯「公然侮辱罪」還是「誹謗罪」呢？

由於影片已直接將被害人的臉置換到 AV 內容當中，雖然沒有明確使用侮辱或謾罵被害人的文字，但影片本身已足以向觀賞者傳達「羞辱、侮蔑」被害人的意味，並讓被害人感受到極大的輕視和痛苦，所以可能會成立刑公然侮辱罪。

而含有性交和裸露鏡頭的換臉影片，一旦在網路流出後，不免有人會相信影片主角有拍攝的事實，將嚴重影響被害人在一般人心中的名譽和社會地位，所以也可能會成立加重誹謗罪。

而觸犯刑法公然侮辱罪，可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觸犯刑法加重誹謗罪，則將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換臉影片還觸犯了《個人資料保護法》！

所謂「個人資料」，依規定包括：任何足以辨識個人的資料，包括姓名、生日、特徵等。由於製作「Deepfake」換臉影片，勢必會擷取被害人的臉部照片，而可以辨識個人的「臉部特徵」，實務肯認這就屬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要保護的「個人資料」。

而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及利用，原則上需要得到當事人本人的同意，僅當政府機關基於法定目的，或私人基於契約關係、或其他重要的公共利益時，才能在不經同意的前提下，合理使用，但無論如何都不能侵害當事人的利益。否則，可能就會違反「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最高可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0 萬元以下罰金。

類似案例像是：被告未經被害人同意，就在臉書社團張貼被害人的姓名、年齡、地址、個人大頭照、生活照、住家外觀照片，同時發表「小心這個人外表會騙人，目前侵占案避不見面」等言論。法院認為，被告把自己跟被害人間的債務糾紛私怨訴諸公眾，將被害人的個人資料揭露在臉書社團專頁，顯然侵害被害人的資訊隱私或自決權，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罪名，處有期徒刑 3 月，得易科罰金。

此外，為了製作 Deep fake 換臉影片，勢必使用明顯能夠辨識被害人的臉部照片，且非出於任何公益目的；依個資法，加害人就該負起「損害賠償」的責任！

肖像權被侵害，可依《民法》請求賠償

《民法》保障每個人的肖像權，這是一種「個人決定肖像是否公開的權利」，肖像權人可以自己決定是否揭露自己肖像，並決定在何種範圍內、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

因此，如未經同意，就拍攝、重製他人的肖像等，就會侵害肖像權。

過去曾有案例，被告未經他人同意，就把被害人的照片後製，在臉上增加手掌圖案，並刊登在網路，表示「打臉」的意思，即使被告辯稱是為了評論與公益有關的事項，才製作網路圖片，但法院認為被告「並沒有」利用被害人肖像的權利，而以網路方式公開打臉圖片，已嚴重侵害被害人的肖像權。被害人除了可以請求刪除打臉圖片，也可以要求賠償自己的精神上損害。

因此，那些臉部照片遭盜用、被製成換臉影片的被害人，可以依法請求製作者刪除影片，並請求慰撫金──具體來說，法院將依照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的影響、被害人痛苦的程度、雙方的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確認合適的賠償金額。

換臉也是「性騷擾」，可以申訴啟動調查

什麼是性騷擾行為？《性騷擾防治法》指出：像是那些違反被害人意願，播送跟性或性別有關的影像，而有損害被害人的人格尊嚴，造成被害人感受敵意或冒犯的情境。

而換臉影片將被害人照片後製成 A 片主角，彷彿讓眾人看見赤裸裸的自己，使被害人深感冒犯和不舒服，就是一種性騷擾。

性騷擾事件的被害人可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訴，主管機關即應開啟調查程序，並可依法對行為人處以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而有鑑近年數位和網路性別暴力案例頻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更在今年 110 年 2 月 3 日，發布「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一文，內容是參酌 CEDAW 一般性建議第 19 號第 6 段意旨，明確定義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明列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的態樣，其中就包括「未經同意散布與性／性別有關個人私密資料」，並表態有意擬定相關防治政策、訂修法規，有待後續明顯進展。

要求換臉影片下架，有法律機制嗎？

被害人若發現某網路平台上有換臉影片，可以要求業者將影片下架嗎？

關於網路平台業者有無管制用戶言論的責任，曾有判決指出：網路業者並非司法機關，沒有判斷用戶行為是否構成侵害他人權利的權限，且若平台判斷錯誤，將有侵害言論自由的疑慮。為了兼顧用戶的言論自由及保護被害人權利，網路業者只有在「明知或有相當理由足認確實發生侵權行為」時，才有採取防止措施（例如刪文）的義務。

換言之，在侵權事實水落石出之前，依照法院的慣例，網路平台業者可能沒有主動和積極管制用戶言論的權責，被害人除非能證明權利受到侵害，才能要求網路平台業者下架影片，較難及時避免損害繼續擴大。

為了處理這樣的進退兩難，行政院在 107 年 4 月 27 日提出《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明定網路業者對提供使用的資訊，應負擔法律責任──當被害人告知或警察機關通知有侵權的內容，網路業者就應採取適當的處置並保全證據。

業者如果確實在合理期間內移除侵權資訊，並好好保全相關證據，就可以免除後續的賠償問題。因此，本草案如經未來立法院三讀通過，可望附加網路業者更多積極管制換臉影片的措施。

此外，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要求，須設立「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申訴管道」。若民眾發現有害兒少身心健康的網路色情內容時，可以向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提起申訴，iWIN 機構將依規定進行查證，如查證屬實，即通知業者移除或改善，若屆期未移除或改善，主管機關可以對業者進行裁罰。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科技的發展原意是要改善人們的生活，然而一旦遭有心人濫用，所造成的危害，將是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

如長期氾濫的虛假訊息、以及層出不窮的網路性暴力威脅，除了有賴立法管制，也不該忽略加強對網路使用者的教育宣導，而將性別平權的概念深植到每個人的心中，才能從根本解決網路／數位的性別暴力現象。

願立法追上科技的腳步前，我們每個人都自動自發地成為 Deep fake 換臉影片的終結者。當看見非法的色情影片，不下載、也不分享，提出檢舉，終結那些血淋淋傷害持續擴大的可能性。

• 文／雞湯來了實習生蔡加柔
• 校稿／雞湯來了陳世芃、張芷晴、榮淑媚
• 製圖／雞湯來了特派員黃子芸
• 編輯／雞湯來了蕭子喬

單身靠實力，結婚就靠大數據－《戀愛是科學》

「先將設立的理想型條件列出來，然後用電腦分析、引用大數據配對、清查身家背景，最後再簽訂婚前協議，進而快速鎖定「需要」的而非「想要」的伴侶，是避免浪費彼此時間的相親模式。」這是《戀愛是科學》女主角顏霏主張的戀愛 SOP，在劇中 ，她開設一間名為「戀愛科學婚姻仲介所」的公司，藉由大數據的分析，會員配對成功率達到八成之高。

如果這間公司真實存在，你想要加入嗎？你同意她提出「婚姻就是找一個適合你的合夥人」的說法嗎？

我們的匹配指數－「愛情」等於「合適」嗎？

當「勝女」如同「剩女」

「三高女」為何是婚姻市場釘子戶？

劇中年齡高、薪資高、學歷高的「三高女」卓乃慧，是一位事業有成的霸道女總裁，卻因為年齡偏大、學歷高又個性強勢等等所謂「死亡組合」，導致沒有願意與她牽手的對象，最後到戀愛科學婚姻仲介所尋求協助，並有了出乎意料的發展。

有一種好，是朋友都是為你好。有一種幸福，是別人覺得你幸福！

我稱它為亞洲壓力。－《戀愛是科學》

相較於乃慧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的對象，學歷必須在碩士以上，另外一位林小姐是朋友陪伴而來的。朋友打著幫她尋找幸福的名號，花了半小時洋洋灑灑地列了一堆條件，但是這樣真的是林小姐想要的嗎？

以上兩位角色其實有個共同點，就是她們為自己設下「十分明確且詳細的前提」，無論是否這些條件出自門當戶對的文化或是他人意見。這時我們可以思考一個被討論已久的議題：究竟我們要選擇的是「我愛的人」還是「適合我的人」？換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本身便是感性與理性之間的角逐。

系統的誤差值－當感性破解大數據

系統不會出錯，幫我配對出來的，一定都是條件、能力、價值觀各方面都相當適合我結婚的對象，可是系統它不會知道誰能讓我心情好， 誰會逗我笑。－《戀愛是科學》

我才不管什麼大數據，我 27歲，我選妳。就算妳離過婚，我都選妳。－《戀愛是科學》

儘管使用科學輔助，與乃慧設立條件相差甚遠的有福，仍然走進乃慧的心。劇中的另一對，男主角王軒宇也突破大數據，無視一切不利條件也鍾情於女主角顏霏。他們的情感都是突破大數據的存在，確實稱不上理性，而這又是為什麼呢？

事實上，儘管科學上確實能部分證實，我們的心動軌跡有跡可循，但至今依然沒有任何理論或是學者，能完整詮釋愛情的全貌。或許你也曾發現，無論再怎麼理性抉擇，你的暗戀對象或是伴侶，可能依然與你在心裡設定的理想型不太相同，究竟為何「直覺的喜歡」有時會讓人忽略所謂公認的「客觀擇偶條件」呢？學者曾證實，這樣莫名的吸引力其來有自。

當愛來臨時－５大吸引力來源

人類皆是感性與理性的綜合體，所以要做到完全拋卻感性是近乎不可能的。因此劇中除了女主角顏霏使用的科學數據相親法之外，仍有許多「不可測因素」悄然牽動著每位角色的情感，其中，就包含許多「吸引力來源」。以下統整幾項研究，與大家分享超乎理性、多半來自潛意識的五項吸引力來源：

來源 1｜時常遇見的「熟悉感」

學者曾在大學課程進行調查，發現在學期結束後，同學與座位附近的同學較有機會成為朋友、建立親密連結。另外一位研究者也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生宿舍，詢問一群學生的大學生活中三位親密好友，結果顯示 65% 來自同一棟宿舍。

《戀愛是科學》劇中，在沁藍送了 27 次宵夜之後，軒宇對她漸漸產生情感，可見情感連結或多或少與「熟悉感」相關。但在現實生活要注意的是，勇敢追愛和死纏爛打往往只有一線之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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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2｜價值觀念具「相似感」

心理學家 Heider 提出的平衡理論指出，人會追求平衡的認知，例如相似的價值觀、意見、政治傾向等。其他學者也在研究中指出，伴侶婚後價值觀的相似性，對於關係滿意度的影響非常大！

然而這也不能過度追求。例如顏霏的客戶 Jason，就堅持他的對象必須熟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因為他希望有人能一起討論感興趣的事物。儘管我們認同伴侶間是需要相似感的，但是太過在意相同，反而會讓關係終止。

來源 3｜本能追求的「安全感」

人類會因為過往經驗、個人性格等種種原因，漸漸影響對於感情中安全感的需求，進而影響擇偶。因此討論戀愛關係時，我們常提及三種親密依附類型：焦慮型、逃避型、安全型。簡單來說，容易缺乏安全感者多屬於焦慮型，逃避型的人則傾向封閉心房，並且注重隱私與關係界線，至於安全型，則是普遍認為的理想類型。

男主角軒宇和他的前女友沁藍，前者就偏向逃避型、後者則偏向焦慮型。軒宇始終不善於表達心意，而沁藍缺乏安全感，這也成為他們分開的致命傷。

相關測驗：你的安全感是哪一種愛情依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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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4｜能被喜歡的「認同感」

我們容易被「表現出喜歡我們自己」的對象吸引。社會心理學者觀察進行快速約會（speed-Dating）的雙方並進行訪談後，部分受訪者表示，若感受到對方對自己有興趣，那麼自身會容易被對方吸引。

《戀愛是科學》角色裡，並沒有明顯的感情線來自於此。但我們能觀察到，顏霏在之前將軒宇視作小弟弟，在得知軒宇之前暗戀過自己之後，才轉換想法慢慢地察覺自己的心意。

來源 5｜直觀感受上的「容貌」

亞里斯多德曾表示：「美貌是勝過任何介紹信的推薦函。」以生物本能來說，不可否認我們會被美麗的人事物吸引，可能是偏好對稱的五官、大眼睛等。然而每個世代的審美也都有變化，每個人看待容貌條件的想法都不同，最重要的是，有意識的思考容貌對於自己的意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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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交叉點－戀愛是「感性」與「理性」的交匯

有一些爸媽的觀念也是很奇怪，小時候學生時期不讓小孩談戀愛， 但是長大後卻直接催婚，這不是很不符合邏輯嗎？就等於是從來不考模擬考，就直接學測一樣恐怖。－《戀愛是科學》

所以，選擇伴侶之時除了考慮種種條件，最為重要的其實是回歸自我本身。勇於面對心裡的真實情感，梳理清楚這樣的吸引力從何而來、程度為何。

像是劇中的大數據聯誼法，近乎是絕對理性且公認可靠的存在。然而，這樣的客觀條件僅是輔助我們的工具，我們依然要依靠探索與自主思考。如此尋找出結合感性與理性的交匯之處，很可能就是一段幸福關係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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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林奕丞（2015）。夫妻間依附類型配對組合、休閒興趣的相似程度與婚姻滿意度之關係。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文琴（2006）。夫妻性格的相似性及互補性與婚姻滿意度及親密度的關係。佛光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Festinger, L. (1950). Informal social communic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7, 271-282.
• Eastwick, P.W., Finkel, E.J. (2008). An in-depth speed-dating exploration of sex differences in romantic partner preferences and the disconnect between stated and in-vivo preferences.

• 作者：克萊兒．瓊斯(Claire Jones)
  本文編譯自《自然》，原文為〈Careers and controversy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在上一篇中，我們看到女性最早是如何在科學上佔有一席之地。接下來我們會了解到，為了學術研究機會，女性科學家都做出了哪些妥協與權衡，又面臨怎樣的難題呢？

• 為何女性在科學發展歷程中常常缺席？爬梳一戰前女性參與科學的歷史（上）

情非得已的無償合作

雖然優秀的學會可能並不願意擁有女性成員，但她們依舊會想方設法找到途徑加入，並且也透過其他方法來參與到研究當中。1880-1914 年間，大約有 60 名女性藉由創作或共同創作論文，或者是在持續至今的倫敦社交季中亮點般的年度晚會上進行展示，以此貢獻於皇家學會。

有些女性像是古生物學家桃樂西婭．貝特 (Dorothea Bate) ，和著名於對節育的工作付出，但也因為對優生學的支持而惡名昭著的瑪麗．斯托普斯 (Marie Stopes)，則甚至獲得皇家學會支助她們研究的獎學金。

斯托普斯的科學事業讓她為了研究而旅遍各地，接受政府的委託，發表將近 40 篇科學論文，並且對煤林生態帶來重要的見解。她獲得德國慕尼黑大學 (University of Munich, Germany) 與倫敦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的博士學位，還成為曼徹斯特大學的第一位女性科學教職人員。

我們現代對科學專家「支薪」這樣的普遍認知，其實在 1910 年代以前都尚未完全普及，縱使從事科研工作的男性（和部分女性）自從 1870 年代開始就假定如此，但這往往是由於像電機工程這樣新興技術和企業的出現。

就算女性受過大學的訓練，她們還是傾向穩妥、低地位的，做例行工作的角色，例如 1890 年代在格林威治天文臺 (Royal Observatory, Greenwich)、1907 年自倫敦帝國學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建立起，做研究助理和計算工作。

然而，跟支薪的男性一起工作，但女性科學家卻收不到任何酬勞的狀況並不少見。以貝特為例，她自從 1898 年便在倫敦自然史博物館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工作，但一直到 1948 年她六十幾歲以前，貝特數年以來都沒有收過報酬也沒有被承認為員工。

「讓中產階級的女性獲得報酬」這樣的想法違背了所有對良好女性特質的理想典範。

在該世紀早期，這樣的觀念也同樣影響了為農藥問題與害蟲提供經濟上忠告的愛蓮娜．奧梅羅德 (Eleanor Ormerod)。儘管對一名富有的中產階級女性而言，要進行研究或做從旁教導——也就是女性少數受到尊重的職業來說——其實是相較容易的。

而工產階級的女性則可以透過企業經營以獲得進入科學領域的途徑，作為導航儀器製造者、發明者以及航海領域的出版作家珍妮特．泰勒 (Janet Taylor)，不僅在 1860、1870 年代於倫敦東區建立了航海專科學校，連英國海軍部 (Admiralty)也是她的客戶之一。

奧梅羅德是一名開創性的科技科學家，尤其是她在 1877-1901 年間發佈的年度報告，對建立英國的經濟昆蟲學的紀律有很大幫助。雖然奧梅羅德是自學也沒有獲得任何正式證照——鑒於科學界的業餘慣例，這種情況並不少見——但她依舊在各式大學做培訓授課和顧問，也是英國愛丁堡大學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K) 的主考官。

奧梅羅德也參與了國際間的合作研究，並作為法律案件的專業證人和皇家農業學會的昆蟲學顧問，然而，她並沒有被給付薪資，只會獲得偶爾的經費，儘管在接下來的十年都免費給予她專家的意見。

「從旁協助」——女性科學家的獨立研究

跟丈夫或者其他男性家庭成員合作，也是當時女性要進入科研領域的一種途徑，然而就算是最平等的科學夥伴關係，男性也較易獲得名聲，而他的女性共同研究者則扮演助理的角色。

即便如此，許多女性也接受了這樣的狀況。天文學家瑪格麗特．哈金斯 (Margaret Huggins) 和前面提到過的史考特 (Henderina Scott)——植物學家、古植物學家與慢速攝影的先驅——都是這樣的例子。她們都是獨立的研究者，但帶入那個時代的觀念而言則是作為她們丈夫「夥伴 (helpmeets)¹」的妻子。

截然不同的是，史考特的丈夫是贊同女性進行科學研究強烈支持者，而哈金斯的丈夫則抱怨疾病妨礙了他，使他沒能夠去阻止皇家學會 1906 年對電機工程學家和物理學家赫莎．艾爾頓 (Hertha Ayrton) 的原創研究頒授休斯獎章 (Hughes Medal)。

當艾爾頓於 1923 年過世時，《自然》上的一篇訃聞聲稱，比起追求她個人的科研興趣，她更應該要照料她的丈夫，「在丈夫回家時幫他穿上絨毯拖鞋」，如此他能夠投注更多努力在他的科學工作上。艾爾頓或許成功地做為一名科學家，但至少根據為她寫訃聞的人而言，她並沒有成功的做為一名妻子。

艾爾頓備受尊敬的那些研究有部分是在她丈夫於倫敦肯辛頓的中央機構² (Central Institution in Kensington, London) 的實驗室裡完成的，包括她在 1902 年的《The Electric Arc》書中提及的一些工作，該書成為電機相關學科的重要資料，並自 1899 年開始系列刊載於《自然》上。當她的丈夫去世，艾爾頓便失去了進入機構的權利，轉而將她的客廳變成實驗室，但這也引發了對她的研究以及科學信譽的質疑，尤其當實驗強調需要精準的測量和儀器時。

科學領域更加開放！與之同時迎來的反對

當女性要踏進實驗室時，總是需要格外小心，因為這裡往往被視為是展現男子氣概的空間。而女性的存在可能會引起懷疑——如果不是徹底的敵視的話——尤其當進入許可是基於研究而非教育目的。這樣的對立狀態時常導致平行場所的發展，像是 1884 年的劍橋大學女性巴爾弗生物實驗室 (Balfour Biological Laboratory for Women)。

當新的世紀來臨，愈來愈多女性進入大學教育中的科學領域，而倫敦大學便是普及「女性專業研究學者」概念的關鍵角色，以其自從1878年起，倫敦大學便在平等的基礎上將學位對男性和女性開放（醫學除外）。

當時著名的女性學院，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和貝德福德學院 (Bedford College)，都具有相當強的科學領域學科，甚至在 1886 年皇家霍洛威學院開校時，就已經具有配備良好的化學和生物學實驗室。

而自從 1889 年一個特別法案通過之後，女性便也被允許從蘇格蘭的大學畢業。（直到1916年才授與女性畢業的醫學學位除外）

但女性高等教育的戰爭並未迎來勝利，該年，物理學家威廉．威瑟斯．摩爾 (William Withers Moore) 利用對英國醫學會的演講，警告並反對女性的大學教育，因其會對女性的生殖健康和心理健康造成「危險」。

然而，有些已經獲得學位的女性對於他的警告毫不畏懼，她們開始擔任從事研究的職位，並且開始在英國、德國和美國修習以獲得更高的學位。像是數學家和生物統計學家卡爾．皮爾森 (Karl Pearson) 便在 1904 年建立的倫敦大學學院高爾頓實驗室雇用一些女性，而在貝德福德學院主修數學的愛麗絲．李 (Alice Lee) 也在他的指導下獲得科學博士學位。

雖然女性在劍橋大學並不能被授予學位直到 1948 年（在牛津大學開始授予的 27 年後），但她們還是會學習自然科學並且會對研究做出貢獻，在 1902-1910 年期間，劍橋大學紐納姆學院的女性研究學者對基因科學的建立相當有幫助，並在生物學家威廉．貝特森 (William Bateson) 身旁工作。

在該世紀末，另一條較受歡迎的女性進入科學的途徑也被建立出來，就是在女子高級中學或學院進行授課，許多女性畢業生在教學上找到她們在科學界的合適位置，包括劍橋大學的數學家莎拉．布斯托爾 (Sara Burstall)，便在 1898 年成為曼徹斯特女子高中 (Manchester High School for Girls) 的校長。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滿意這樣的發展。化學家威廉．阿姆斯壯 (William Armstrong) 在 1904 年莫斯利教育委員會 (Mosely Education Commission) 的報告上強調演化給予女性的「智力缺陷」並且發出了關於「允許她們教導男孩科學知識會「汙染」他們，並且帶來毀滅性的影響」的可怕警告。

平凡的科研女性也值得被看見

在一戰期間女性科學家的重要工作——當男人們都在遙遠的前線時，站出來持續運營實驗室——只有到了現在才被給予應有的讚揚。

像是斯托普斯因為戰時的努力奉獻而被英國政府的工業研究部聘雇，並且在那裡進行煤炭結構成分的合作研究。還有希爾達．菲比．哈德森 (Hilda Phoebe Hudson)，像其他女性數學家一樣，加入了空軍部以研究航空工程學的相關問題。

廣為流傳的女性在科學上的歷史傾向於頌揚傳奇的「女英雄」，像是愛達．勒芙蕾絲 (Ada Lovelace)（在她短暫生命的至少末期，將她傑出的數學能力多用在賭博上），或是榮獲兩次諾貝爾獎的居禮，而不是那些盡她們最大努力以進入科學領域——往往是非常成功的——的平凡女性。

但透過這些平凡科研女性的故事，便能讓我們牢牢記得，讓女性參與科學的寬宏，不僅可以終止科學中「消失的女性」的把戲，更能夠創造觀點好讓人們知道：「科學是，且永遠會是，為女性如同為男性而生」，如此而為現代的性別失衡點一盞明燈。

註解：

1. 意即同伴或協助者，尤其是指妻子。
2. 一種在 20 和 21 世紀的高等教育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