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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套深厚的歷史

蘇 上豪
・2014/06/05 ・3284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SR值 530 ・七年級

condom我的大兒子最近接到兵單,知道這個消息,心情是混雜著驚喜與慚愧。驚喜的是,那個曾經因為母親早期破水,出生後不得不住在保溫箱裡的小男嬰,如今已年長茁壯,到達了法定的成年歲數,可以擔負起保家衛國的責任;慚愧的是,身為父親的我,因為長年忙於工作,竟然不知道他已經十八歲了。

不免俗的,為了顯出一位父親的威嚴與關心,在知道大兒子收到兵單的當天晚餐後,我感性地拍了他的肩膀,然後說道:

「蘇哥哥(我平常對大兒子的暱稱),你已經十八歲了,爸爸先在這裡祝賀你成年了,從今以後,你要像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做事要有擔當,而且要為自己做的事負起應有的責任。」

原本以為這段勉勵的話,多少可以促進點親子關係,不料卻觸動家裡兩位女人敏感的神經。

由於大兒子讀的是男女合校,加上身材高挑健壯的他又是籃球社社長,雖然沒有聽聞他和任何一位女同學有交往的消息,不過我的母親在聽到那段感性的勉勵之後,首先就發難了。

「阿樂(我母親對大兒子的暱稱),十八歲了,要知道輕重,學校裡的女生那麼多,可不要跟人家隨隨便便,出什麼問題不太好……」

「對啊!蘇哥哥,現在的女生膽子都很大,你可要小心,不要做了什麼以後會後悔的事……」我的老婆在聽到母親那段語重心長的提醒之後,立刻就加入戰局,希望大兒子不要意亂情迷,做出傻事。

「我知道。不過,我又沒有交什麼女朋友!……」

此時的大兒子臉色已經沈了下來,低聲回答了這段話,沒有想到家裡的兩位「女性長輩」,一搭一唱又說了些勸誡的話,雖然是肺腑之言,但連我聽起來都不是滋味,更何況是原本就「無辜」的大兒子。

「吼!知道了……」

面對長輩的耳提面命,大兒子只能點頭如搗蒜,想辦法趕緊脫離這個是非之地,回到自己的書房裡暫時避一下風頭。不過,在他走進房內之前,我卻聽到了他的輕聲抱怨,嘴裡自言自語嘀咕著:

「又不是三歲小孩了,那會隨便亂搞……,再笨也會用保險套,緊張個什麼勁!」

他就這樣悻悻然走進書房去,讓我一時之間,心裡又有了一層愧疚感,原本高高興興的父子互動,卻造成了兩位「女性長輩」囉唆個沒完。

在大兒子還沒有抱怨,說出「保險套」這個字眼時,我剛開始還打算加入戰局,想以開玩笑的口吻提醒他們三個人,醫院裡的婦產科主任李醫師,就住在我們家前面第二個巷口右轉,第一棟大廈的十四樓裡,有事可以找他等等之語,但還是忍了下來,免得激怒了那兩位「女性長輩」,讓局面更加難看與尷尬。

只是「保險套」安全嗎?我不想告訴大兒子的是,根據許多生育控制專家的統計,男性使用「保險套」的「中獎率」可以高達百分之十八,即便是熟練的老鳥,也有百分之二的失敗機會,無法和女性避孕藥的效果相提並論。所以,「保險套」夠保險嗎?那還要看使用者的熟練度而定。

現今的保險套已是「避孕」與「避免性病傳染」的重要利器,不管是生育控制,抑或是愛滋病防治專家,都建議男性朋友要「戴套」,表示對性伴侶的尊重與保護自身的安全。不過翻開醫療發展的歷史,你會發現它有很多吸引人的軼聞瑣事,遠比它現在的面貌有趣多了。

「保險套」在什麼時候出現在人類的歷史上,至今仍是莫衷一是。有歷史學家指出,在法國某山區的洞窟,距今一萬到一萬五千年的壁畫裡,就有描繪出男女交媾時,使用類似「保險套」的東西,不過這種說法一直受到各方的質疑,因為在那個還在為「生存」而奮鬥的年代裡,人類文明應該還沒有所謂的「節育」與「性病」的防治慨念,自然談不上保險套的使用了。

同樣的例子也發生在三千年前埃及的壁畫上,畫裡的男性在生殖器上都戴著不同顏色的套子。沒有文獻資料可以證明古埃及人用它來節育,不過倒是有歷史學家猜測,認為這種套子應該是用來防止蚊蟲叮咬,以及在戰鬥中避免生殖器受到傷害,而各種顏色的出現,應該是為了做「階級」的區分。

至於在人類的文獻裡,第一次有關使用「套子」而避免懷孕的記錄,並不是在醫學典籍裡被發現,而是出現在神話故事裡。

根據古羅馬帝國時代作家Antoninus Liberalis創作的神話故事所描述,由於克里特島的國王Minos太過邪惡,他的精液被認為藏有毒蛇與蠍子,於是他的妻子Pasiphae在行房時,套上了由羊膀胱做成的套子來防止懷孕。

這個神話雖然不是真的,但後人解讀起來,認為Antoninus Liberalis不可能憑空想像出這種東西,因此判斷當時的人們就可能使用類似的套子來防止懷孕,推論是人類利用「保險套」的濫觴。如果後續還有學者挖掘出同時代的文獻或物品可以証實這個觀點,那一定會顛覆現今學者的思維,因為現在女性用保險套的發明,可比男性用的保險套要晚上一段時間。

上述的歷史僅止於看圖說故事,或者是穿鑿附會。有關於「保險套」使用的文獻記錄,應該首次出現於十六世紀,那時候因為十字軍東征,伴隨著梅毒盛行。於是義大利的解剖學家Gabriello Fallopio。在他死後兩年,大約是在一五六四年的時候,有人將他的著作發表。書裡提到他的發明,也就是將亞麻布做成的「陰莖套」,而且讓大約一千一百位男性使用,據他自己的記錄,這些人並沒在性行為之後而染上梅毒。

不管這本著作的真實性如何,但它可以算是歷史上第一次用「保險套」來預防性病傳染的記載。但不管它的記錄如何,「保險套」如何融入人類的生活中當中,始終是個謎團。

根據學者Norman Himes所著的「Medical History of Contraception」中的臆測,他認為「保險套」是中世紀某個屠夫,意外用動物的腸子套著男性生殖器,以防止在性行為中感染梅毒而發明,並非如傳言所說,是在十五世紀時,因為法國有個叫做「Condom」的小鎮盛行梅毒,那裡的居民為了防止它的傳染,進而發明了「保險套」。

但是據我醫師的觀點來看,人類歷史上開始使用保險套,應該如同大多數的歷史專家推測的一樣,是和防止梅毒傳染脫不了關係,至於它的風行,若依照歷史文獻的資料顯示,大約在十七世紀就已經開始了。

例如在一六五五年,法國有名的情色小說《L’Escole des Filles》(女子學校)裡,就有記載女主角Suzanne說到,有男人使用「Preservative」(法文叫保險套,英文字譯卻是防腐劑)來做為「避孕」的措施之一;另外在一六七一年,法國散文家Madame de Sevigne(塞維尼夫人)寫給她女兒的書信中也談及,那些由「金箔匠的皮膚(Gold-beater’s skin,意即在製作金箔時,墊在金箔之上以耐捶打的『牛腸』)所做的套子,如同穿戴武器一般,讓性行為樂趣盡失,好像是蜘蛛結網來對抗外來風險一樣。

上述的記載透露了兩個重點,第一個是保險套在十七世紀時,已經是稀鬆平常的日用品;而另一個重點是,保險套的功能已不再是單純為了預防「性病」傳染,它也開始提供「避孕」的功能了。

到了十八世紀,保險套的使用已更加風行,例如威尼斯著名的花花公子、採花賊Casanova,多次在他的情色自傳裡提到保險套,甚至將它當成汽球使用,把它吹飽後,用以取悅他的女朋友們(如圖)。有位醫師Rollenton煞有介事研讀他的這本回憶錄,將心得在某次醫學會報告,認為Casanova把保險套的使用是以「避孕」為主,而不是為了預防「性病」一途,避免他的偷情造成太多的非婚生子女。結果Rollenton的報告得罪了那次會議的主席,不得將它發表在該次會議的刊物裡,但最後文章還是收錄在英國內科學會的期刊裡(British Medical Journal)。

「保險套」談到這裡,大概之後沒有什麼新鮮的話題,因為在十九世紀橡膠問世以後,已經取代了原先的動物製品,諸如腸子、膀胱等原料,邁入了另一個新的紀元,等到二十世紀乳膠單一聚亞胺脂發明之後,更薄、更可靠的保險套問世,接受度提高,自然大大刺激了它的產量與銷售。

不過「好奇寶寶」的我依然有一事未明,那就是為何保險套要叫做「Condom」呢?根據北卡萊納大學William Kruck教授的考證,這個字最先出現在一七零六年Lord Belhaven的書中,而隨後在一七一七年,Daniel Turner的書裡也引用了這個字。至於它的字源並非前面那個叫做「Condom」的小村落而來。一九一一年學者Ritcher認為是來自波斯文「Kendu」或「Kondu」,表示是從動物腸子製成可以貯藏東西的空管。

但不管如何,「Condom」的字源和其發明一樣,似乎也是個歷史上難解的謎團,所以也無怪乎花花公子雜誌在一九七二年用Conundrum「英譯:謎語、難題之意」,來做為Condom這個字的來源註解。

從大兒子的兵單件,讓我好好回溯了「保險套」的歷史,讓我驚訝那薄薄的套子,竟然也有如此的「歷史深度」,是我始料未及的。而且它的原始功能是為了防止「梅毒」的傳染,如今卻成為預防「愛滋病」的要角,好像是為了人類那無止盡的慾望,一直存在的防火牆一樣,歷久而不衰,你說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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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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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人。1985年進入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就讀,在繁忙的課業之餘從事文藝創作,曾連續獲得國防醫學院「源遠文學獎」1988及1989年小說獎第一名。 2010年起,受邀於網路「散文專欄作家交流平臺」,以「島國良民」為筆名,透過簡短的故事,發表有關醫學的科普散文迄今。現為臺北市博仁綜合醫院心臟血管外科主任。著有《開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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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玉石、罌粟花與地下走私——這是「中緬泰」邊境百姓的日常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09/13 ・6266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姜雯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孤軍以外的邊境研究

1949 年,一群國民黨軍隊從雲南撤退至緬甸、泰北,成為英勇反共的「孤軍」。但在異域孤軍的故事外,有更多平凡百姓為求謀生,穿梭遊走在雲南、緬甸、泰國的邊境國界,他們的聲音鮮少被聽見。「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張雯勤研究員,多年來她循著這些「雲南移民」的足跡穿梭中泰緬城鎮,探究邊境人們獨特的生命故事與面對困境的能動性。

邊境百姓的日常:玉石、毒品與地下走私

在網路上幾乎找不到張雯勤的照片,她的研究也多以英文書寫。「用英文可以讓國際看見這些故事,另一個因素是保護我自己。」

何以需要這樣的保護?

張雯勤做的是「邊境研究」,她長年從事的人類學田野場域,北起中國雲南,向下延伸至緬北,再一路至泰北──這是一片廣闊、複雜且危機重重的邊境地域。

這裡有 1949 年以後從雲南撤退至此的國民黨孤軍村落,也有隨著政治情勢、經濟生計頻繁遷徙的平民百姓,盤根錯節的武裝叛軍勢力,數百年往返滇緬的馬幫貿易,玉石、毒品、物資的地下走私。

張雯勤踏入田野至今已有 27 年。她的研究從泰北孤軍,延伸到雲南移民的遷徙、跨境貿易,以及對於人類學更重要的主題——邊境百姓的日常生活。過去,學界焦點集中在邊區的國家政治治理,但作為人類學家,「日常」有其獨特深刻的意義。

邊境研究在社會學科裡相對冷門,張雯勤透露,剛開始投稿國際期刊,編輯曾誤以為她是男性。

「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右上圖,瑞麗、洋人街、臘戌等是中緬邊境城鎮,跨境貿易和移動頻繁。右下圖,1950 年初國民黨部隊從雲南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大其力,後來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1992 年,張雯勤從清邁偶然到了泰北的 Tha Ton,自此展開她的邊境田野研究。圖/研之有物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盛開的罌粟花田,景色至美。罌粟是鎮靜劑的原料,提煉後可製成鴉片、海洛因、嗎啡,泰國、緬甸、寮國過去為產地,曾被稱為金三角地帶。圖/張雯勤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雲南、緬北多高山,自古商隊便常以騾馬進行長程跨境貿易。在歷史上,雲南人一直往來高地東南亞一帶。這個區域在太平時期提供長程貿易的機會,家鄉動亂之際,更成為避難處所。因緣於他們的流動性,幾個世紀以來,雲南人在高地東南亞已建立許多移民社群與跨境網絡。圖/張雯勤
過往馬幫商隊騾馬身上的騾鈴。圖/研之有物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臘戌的摩托車市集。市集裡除了販賣走私摩托車,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圖/張雯勤
緬甸市集販售的「自製車牌」。圖/研之有物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緬甸翡翠玉石聞名世界,貴重的翡翠藏在石頭內,剖開石頭前,都懷有一絲發財夢。但玉石礦場不時傳出崩塌新聞,無數人魂斷礦區,導演趙德胤拍攝的電影《挖玉石的人》、《翡翠之城》,便真實呈現當地人冒險挖石的血淚情境。圖/張雯勤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張雯勤指著地圖,說明段大嬸的流離遷徙路線,她解釋:「段大嬸的故事呈現了雲南移民婦女過去不被看見的經濟能動性,尤其是在泰緬邊區長程貿易中的重要角色,這是以往在馬幫經濟文化研究從來沒有被討論的。」圖/研之有物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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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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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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