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世界盃：禁慾？還是不禁慾？

本文由 高柏科技 合作，泛科學撰文

林唯耕剛回台灣任教時，曾在清華大學的實驗室裡用一立方公分的「氨」做實驗。沒想到氨氣意外洩漏，那股刺鼻的氣味瞬間瀰漫整棟大樓，引來眾多師生抗議。

「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在實驗室裡用氨了。」他在《思想實驗室》的訪談中，帶著笑意回憶這段往事。

這段插曲聽來像是一則工程師的寓言：在理論模型中，氨是太空熱控系統的理想介質；但在現實的辦公大樓裡，它首先是逼人逃竄的臭味。公式本身沒有錯，但現實世界永遠比公式更複雜——它包含了人、成本、風險，以及必須為後果負責的工程師。

高柏科技技術專家、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林唯耕 ，曾任職於美國 OAO 工程部熱流組，深耕電子構裝散熱與熱管技術多年。隨著 AI 浪潮席捲全球，他鑽研一輩子的老問題再次被推向科技產業的核心：當晶片運算速度無止境攀升，那股伴隨而生的熱，究竟該往哪裡去？

熱不會讀新品發表會

科技巨頭在發表會上熱衷於談論大型語言模型、GPU 規格與驚人的算力。這些詞彙在投影片上光鮮亮麗，彷彿進步毫無邊界。然而，每一次數位運算都紮實地發生在實體晶片上。晶片會發熱、材料會疲勞老化，一旦設備過熱，系統便會降頻保護。在物理現實面前，再動聽的發表會敘事也必須低頭。

回顧個人電腦發展早期，晶片幾乎不需專屬散熱元件。隨後，鋁製鰭片、風扇、熱管到均溫板逐一登場。這段歷程常被視為技術升級，其實更像是對空間的極限勒索：晶片功率翻倍，發熱源的面積卻沒變大，機箱空間也不可能無限擴張。

林唯耕指出，散熱設計的核心只有三要素：功率、熱源面積與空間限制。他舉例，在標準的 1U 機箱中，若發熱面積約為三十乘三十毫米，氣冷系統在達到八百瓦時就會面臨瓶頸。這並非固定的物理常數，而是取決於空間、面積與氣流的動態平衡。最現實的代價在於，風扇轉速提升的背後，是噪音、電力損耗與空間占用。

因此，「液冷技術」的興起並非單純為了追求酷炫，而是算力密度提升後的必然選擇。它能更精準地帶走晶片廢熱，卻也將新的挑戰帶入機房：漏液風險、流道堵塞、材料相容性，以及維運時的難度。工程的進步，本質上鮮少是徹底消滅問題，更多時候是選擇一組「比較值得承擔」的新問題。

太空教他的，不是把答案搬回地面

太空熱控工程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它剝奪了地球上最常見的散熱工具。在真空宇宙中，沒有空氣能讓風扇製造對流；受光面溫度破百度，陰影處卻極度嚴寒。工程師必須純粹仰賴熱傳導、熱輻射，以及熱管與環路型熱管（LHP）來搬移熱能。

熱管運作的關鍵在於「相變」——液體蒸發時吸收大量潛熱，冷凝後重回循環。林唯耕比較了銅與水的熱傳導能力：在他設定的特定條件下，實心銅塊約能傳導 120 瓦的熱能；但若每秒有一立方公分的水發生蒸發相變，移熱量可瞬間拉升至 2.4 千瓦（kW）。他強調「每秒」的觀念，因為散熱談的是動態流動速率，而非靜態的冷卻魔法。

儘管如此，太空科技並不能直接套用到地面。太空元件因考量重量、功耗與維修難度，偏好無馬達幫浦的被動式設計；但地面 AI 伺服器面臨更高的熱負載與環境溫度，往往仍需幫浦驅動流量。當年那場「氨氣洩漏」事故正是最好的提醒：技術是否「先進」，與它是否「適合」當下的場景，始終是兩回事。

好論文，為什麼仍可能造不出好產品

學術研究致力於證明「可行性」，而工業現場則要求「可重複性」——不僅要能運作，還得確保每台出廠的設備都不漏水。林唯耕將此定義為「從 0 到 1」與「從 1 到 100」的差別。後者涉及良率、成本、公差與客戶信任。論文中那次最完美的實驗數據，在產線上往往未必管用。

他從不避談失敗。在高柏科技早期與學界合作時，也曾遇過實驗數據無法複製，或研究方向偏離產業需求。這未必是雙方努力不夠，而是彼此對「成功」的標準不同。為了解決這道鴻溝，高柏科技推動「柏苗啟航創新培育計畫」，每年投入逾千萬資金與成大、中山、台科大等校合作，並指派專業人才在過程中持續微調、校正，確保研發貼近產線現實。

他分享了近期一項液冷工質校正專案。團隊使用非侵入式的超音波流量計進行觀測，但由於儀器預設以「水」校正，換成其他化學流體後讀數便出現誤差。最初嘗試用幫浦壓差推算，卻發現缺乏重複性，數據甚至推導出不合理的蒸發率。最後團隊回歸基本面，改用秤重法搭配能量平衡進行交叉驗證，才讓數據成功收斂。

這個故事真正的價值不在於「產學雙贏」的口號，而在於那段不夠優雅的挫折：假設失效、數據混亂、方法砍掉重練。也正是在這種時刻，企業需要的不只是會算數的人才，而是能洞察研究何時「走鐘」，並有權力喊停、要求重來的關鍵決策者。

林唯耕坦言，過去在校園裡總認為「技術第一、成本第二」，進入商界後才驚覺行銷與信任關係往往才是關鍵。這番話雖然不如科技突破那樣動聽，卻是產品能否進入市場的殘酷真相。再卓越的散熱設計，若無法穩定生產或贏得客戶信任，也僅止於一份精美的報告。

AI 會給答案，誰來負責出貨？

訪談尾聲，主持人國威提出了一個時代難題：假設 AI 能在彈指間生成散熱架構、材料配方與流道設計，企業該選擇全面擁抱 AI 的速度，還是保留緩慢但穩定的工程驗證，以規避潛在的失效風險？

林唯耕拒絕落入二選一的框架。他的觀點是：兩者並存。AI 擅長處理資訊、生成草案；但工程師仍須實作原型，進行嚴苛的性能與可靠度測試，最終由人決定是否出貨。這並非盲目崇拜人類直覺，而是基於一項事實：AI 的資料庫裡，通常沒記載下一次「意外洩漏」或「材料疲勞」的細節，且模型永遠無法為量產結果擔負法律與商業責任。

在 AI 時代，最稀缺的未必是熟練下指令（Prompt）的人，而是具備這種能力的人：能預判答案可能在哪裡出錯、能設計實驗將問題「逼」出來，並且願意為最終的量產品質負起責任。

大眾習慣將雲端想像成輕盈、無重量的空間。但現實中，雲端是由龐大的機房架構而成，裡面裝滿了晶片、管線、泵浦與冷卻液。虛擬算力的每一次擴張，都會在實體世界留下發熱的足跡。散熱工程師的價值，就是不讓這筆物理帳單，被埋沒在光鮮亮麗的投影片背後。

F 編按：本文編譯自 Live Science

是不是常聽人家講「運動天賦」？這種天賦到底是什麼？運動員哪裡跟我們不一樣？這個問題現在科學家或許可以給你一個答案。近年透過腦科學研究發現，運動員的大腦與普通人的大腦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塑造了他們在比賽中的敏捷反應、精確動作及卓越判斷能力。

所以現在運動選手不只比體力，還要比腦力了嗎？這些差異具體差在哪裡？

快速反應：視覺處理能力

在團隊運動如足球或籃球中，快速處理視覺資訊並作出決策對勝負至關重要。一項 2013 年發表於《Scientific Reports》的研究發現，職業運動員比起業餘運動員或一般人更擅長處理動態視覺場景，例如追蹤快速移動的物體。這種能力能夠幫助運動員在瞬間解讀賽場上的複雜資訊，並迅速做出反應。

視覺處理能力的測試還可用於判斷運動員是否適合回歸賽場，例如在傷後復健階段，確保運動員在完全恢復判斷能力之前不會貿然上場。

肌肉記憶：動作的自動化編程

對於體操選手或跳水運動員而言，肌肉記憶是完成複雜動作的關鍵。2023 年《Journal of Neuroscience》的一項研究表示，大腦如何通過訓練快速「壓縮」和「解壓縮」動作資訊，最終將動作序列整合成一個流暢的過程。這種訓練過程使運動員能夠無需刻意思考，便能完美執行複雜動作。

肌肉記憶的形成依賴於大腦皮層神經元的網絡活動，這種神經編程能力也同樣適用於訓練有素的音樂家或舞蹈家。

預測能力：球場上的決策利器

運動員擁有卓越的預測能力，例如棒球擊球手能根據投手的動作，快速判斷球的速度與方向。2022 年發表於《Cerebral Cortex》的研究發現，當擊球手預測投手的投球軌跡時，大腦左腹側顳葉皮質的神經元活動會根據預測結果而改變。

這種高效的預測能力源來於運動員在比賽中，學會透過關聯視覺線索與物體運動軌跡的技能。研究還發現，潛水選手等專業運動員的大腦中與動態運動解讀相關的區域，如上顳溝（STS），比普通人更厚，這也反映了運動訓練對大腦結構的塑造。

平衡與空間感：身體控制的高峰

對體操選手來說，擁有非凡的平衡感與空間感知能力，兩者缺一不可，而這在科學上被稱為「本體感覺」（proprioception）。位於小腦的神經網絡讓運動員能迅速調整身體姿態，即使在空中失誤也能及時修正動作。

然而，當這套「安全網」失靈時，可能導致嚴重後果。如 2020 年東京奧運中，體操選手西蒙·拜爾斯（Simone Biles）因「扭轉失靈」而一度無法控制動作，凸顯了平衡能力在高風險運動中的重要性。

注意力與認知靈活性：多任務處理的關鍵

團隊運動要求運動員能快速在不同思維模式間切換，例如足球選手需在控球時預測對手動作並調整策略。2022 年《國際運動與運動心理學期刊》的一項研究顯示，運動員，特別是參與高強度間歇訓練的選手，擁有更強的認知靈活性和注意力分配能力。

研究也指出，這些能力的提升可能與長期訓練相關，但確切機制仍需進一步研究。

抗衰老的秘密：運動對老年大腦的保護

這些運動訓練對大腦的影響，可不是只有相關區域的提升。運動對大腦健康的影響，可能會持續一生。一個典型例子是加拿大田徑選手奧爾加·科特爾科（Olga Kotelko），她在 95 歲時仍保持驚人的腦部健康，其白質結構完好程度甚至接近比她年輕三十多歲的普通人。科學家認為，持續的運動訓練可能是她保持記憶力與認知敏銳的原因之一。

下一代的訓練策略：腦力與體力並重

隨著運動科學的不斷進步，科學家也開始呼籲教練更注重對年輕運動員的腦部訓練，例如提升記憶力與決策能力。西悉尼大學的運動科學家凱莉·斯蒂爾（Kylie Steel）指出，運動員的身體或許會訓練至極限，但在認知能力上仍擁有巨大的潛力提升。例如，足球訓練中可以鼓勵球員使用非慣用腳進行射門，以提升大腦靈活性，幫助他們在成年後更加出色地應對比賽挑戰。

近年研究讓我們重新認識了體育訓練對人體的深遠影響，運動改變的不僅是肌肉，還包括大腦。從視覺處理到肌肉記憶，再到抗衰老的腦部結構，透過運動與科學的結合，將為未來的運動員開啟全新可能性，也提醒我們，持續鍛煉不僅益於身體，也有助於大腦的健康。

2020 東京奧運如火如荼地進行，但日前美國「體操天后」拜爾絲以心理健康因素，退出東奧多項體操賽事震撼各界！但運動員除了體能出類拔萃外，其實心理層面與常人無異。她的退賽也讓大眾更加關注運動員的心理健康。

「體操不是一切，心理健康比運動更重要！」身為美國隊奪金熱門人選、手握奧運 4 金輝煌戰績的拜爾絲（Simone Biles）在賽後記者會上強調。最終，她以心理健康為由，退出東奧體操團體賽後，再度退出跳馬等多項賽事。

被公認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運動員」（Greatest of All Time, G.O.A.T.）的拜爾絲在奧運退出多項賽事，許多媒體在第一時間紛紛讚賞她的決定。

拜爾絲和先前日本網球女將大坂直美（Naomi Osaka）的退賽，也都再次突顯兩大心理健康的趨勢：Ｚ世代比起其他世代，更能覺察自身的心理健康；以及，受到疫情影響，運動員的心理健康狀況變得更需要關注。

繼大坂直美退賽後，Ｚ世代運動員帶頭倡議心理健康

在拜爾絲退賽之前，世界排名第 2 的「網球天后」大坂直美，就因長期飽受憂鬱症之苦，拒絕出席賽後記者會。最終，以保護心理健康為由，在 6 月宣布退出今年法國網球公開賽。

她也在《時代》周刊寫下「不 OK 也沒關係！」（‘It’s O.K. Not to Be O.K.’）的專欄文章，除了首次對外揭露從法網退賽後的心路歷程外，也呼籲體壇需積極正視運動員的心理健康。

不只拜爾絲、大坂直美積極為心理健康公開發聲，過去游泳名將「飛魚」菲爾普斯（Michael Phelps）、短跑運動員諾亞萊爾（Noah Lyle）等運動員，都曾公開自身患有憂鬱症等經驗。

高度關注自身心理健康的浪潮，也開始吹向各行各業。在去年對 1000 名美國成人所進行的調查，就發現有 80% 的員工考慮辭掉目前的職位，轉而從事更注重員工心理健康的工作。考量自身心理健康的因素，也與正在歐美職場出現的大規模離職潮有關。

比起其他世代，Ｚ世代更有心理健康病識感

心理學家麥克米倫（B. Janet Hibbs）就強調，在 1996 年後出生的Ｚ世代，比前幾代人，更願意尋求心理健康的幫助，並揭露自身相關經歷。而對心理健康議題積極關注和公開發聲的新動力，可能是種世代轉移。

Z世代比起其他世代更能「覺察」自身心理狀態，主要和學校的心理衛生教育，以及當今對心理健康議題的討論更開放有關。而會開始如此「重視」自己的心理健康，一部分原因也和新冠疫情有關。

畢竟在這段期間，我們多出許多時間和自己獨處，也會開始重新審視、並評估現有的生活。也積極去思考未來要專注在哪些對自己真正重要的事，而不只是取悅別人等。

雖有調查指出，Ｚ世代的心理健康狀況比上個世代更差，但同時也指出Ｚ世代是更善於意識自身心理健康問題，並積極尋求相關幫助。在 2019 年的調查就發現，Ｚ世代只有 45% 的人，表示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良好；相比之下，千禧一代（1980－1990 年代出生的人）則有 56%。

且在疫情之下，也重創年輕族群的就業機會。去年美國 CDC 的調查也有類似發現，在18 至 24 歲年輕族群中，有 62.9% 的人表示自己有焦慮或憂鬱的症狀，是所有年齡層中比例最高的；且在該族群有 25% 的人，表示自己曾在過去一個月內考慮過自殺。

值得慶幸的是，Ｚ世代卻比長輩們更可能尋求心理支持的相關資源。在 2019 年的調查就發現，在Ｚ世代中，有 37% 的人表示自己曾接受過心理治療，或尋求其他心理支持資源；而在千禧一代、Ｘ世代、戰後嬰兒潮的比例，尋求資源的比例分別為 35%、26%、22%。

疫情之下，運動員的心理健康變得更需要關注

Z世代除了對心理健康有更多覺察外，運動員們更是獨自承受各界、贊助商等的期待和關注，並且需要在賽事中拿出最完美的表現。也因此他們承受超乎常人想像的壓力——尤其是菁英運動員。

過去國際奧委會的報告就指出，大約有三分之一的運動員，曾在職涯中遭受心理健康危機，包括沮喪、憂鬱、焦慮、飲食失調和倦怠等。

古特巴格（Vincent Gouttebarge）等人在 2019 年的薈萃分析研究也發現，有「33.6% 的菁英運動員」和「26.4% 的前運動員」都表示自己有焦慮和憂鬱的症狀。另外在近期研究中，發現相較於男性運動員（10.2%），女性運動員在焦慮或憂鬱症上，有更高的患病率（約 26%）。

在疫情期間，要如何持續維持身心巔峰狀態，並迎戰推遲一年的東奧，成為運動員們最大的挑戰。這些處於運動生涯巔峰的運動員，多半難擁有正常的社交生活，且在封城期間，運動員的訓練方式、時間，以及經濟狀況等方面都受到衝擊，這些也都影響到他們的心理健康。

去年 10 月，史丹佛大學團隊的研究就發現，有更多的職業運動員體驗到焦慮／憂鬱的症狀，且比疫情之前更嚴重。在去年 3 月中到 8 月間，有 22.5% 的運動員至少有一週有一半的時間，感到沮喪和憂鬱等，而疫情之前這個比例只有 3.9%。同樣，也有 27.9% 的運動員表示自己在疫情期間，感受到緊張和焦慮的情緒，而疫情前只有約 4.7%。 

「運動員能夠優先考慮自身的心理健康，而不是不惜一切參加比賽。」

拜爾絲、大坂直美等運動員的公開喊話和倡議，不僅能讓大眾理解他們正面對的心理健康挑戰是如何影響他們的工作，更能夠試圖消弭精神疾病的汙名化。希望未來不論是體壇、職場及整體社會，都能逐漸接受「不 OK 也沒關係」！

參考文獻

• Gouttebarge, V., Castaldelli-Maia J., Gorczynski, P., Hainline, B., Hitchcock, M., Kerkoffs, G., Rice, S., and Reardon, C. (2019). Occurrence of mental health symptoms and disorders in current and former elite athlet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53, pp.7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