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publish date:Feb 22, 2002
編輯 Vincent Liu 報導
你的咖啡要加奶精麼?如果你要的話，只要一根攪拌棒就可以將兩者混和均勻。但是在微小管道中，你要將兩種不同東西混和在一起，出乎意料地，卻是難以達到。
首先想到的是利用可移動式的微小元件加上外部電源，不過這個方式不是很實際的解決問題。
Whiteside研究相關團隊利用在微小管道的底部刻畫(pattern)非對稱結構;此被動式結構不需要移動微小元件和外部電源的驅動在低雷諾數的範圍，產生渾沌流動(chaotic flows)，達到兩種流體混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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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發現家裡的狗狗經常舔自己四肢，或是身上出現不明紅疹？當心這可能是過敏反應。寵物和人類一樣，也會有過敏反應，過敏可依照「來源」分為三種：吸入性過敏、接觸性過敏和食物性過敏。
不管是哪一種過敏反應，在人的身上都比較容易發現和排除。但狗狗的過敏卻很難處理，如果是接觸性或吸入性過敏，即使你把家裡打掃得很乾淨，還是無法排除帶狗出去散步時可能接觸到的環境過敏原。因此，對飼主來說，最容易控制的是食物性過敏。
食物性過敏是怎麼發生的呢？其實，「食物過敏」這個詞並不太準確。正確的臨床醫學用詞是「食物不良反應」（Adverse Food Reaction, 簡稱AFR）（Jackson, H. , 2009），指的是吃下食物後身體產生各種不良反應。並進一步分為食物過敏（Food Allergy）和食物不耐受（Food Intolerances）兩種。
如果你看過動漫作品《工作細胞》，你就會知道過敏其實只是免疫系統對特定成分產生的過度反應，因此全名為「過分敏感」；而食物不耐受則並非免疫性反應，而是消化系統無法代謝或對該生物體有毒，例如狗不能吃洋蔥或巧克力，否則會致死等等。
由於寵物沒有選擇權，只能吃飼主提供的食物，如果飼料中恰好有會造成牠 AFR 的成分，就可能產生各種症狀。除了腸胃發炎和拉肚子外，最明顯的外在症狀就是皮膚問題，包括搔癢、脫毛和紅疹等。後者容易被誤判為皮膚性疾病，讓許多飼主狂跑獸醫院的同時，獸醫也難以對症下藥。
雖然曾有研究透過讓醫師用血液或唾液是否檢測出 IgE 抗體來判斷狗是否過敏（Ermel, R et al.,1997），但最新的研究卻發現，無論使用無論血清的 IgE 抗原或是唾液裡的 IgM 或 IgA 抗原都無法有效檢測出狗狗的過敏來源（Udraite Vovk Let al., 2019 & Lam ATH et al., 2019），甚至會造成偽陽性誤判。因此，目前學界公認唯一能識別食物過敏原的方法就是「食物排除法」（Food Elimination Method）。
食物排除法的原理相當簡單粗暴，類似我們過去在學校做的實驗一樣，抓出「控制組與對照組」。首先，將狗狗的食物換成牠沒吃過、單一來源且易消化的高蛋白質或水解蛋白質；同時嚴格限制牠對其他食物接觸，包括其他人餵食或路上亂吃等可能性都要注意，此為「對照組」，如此持續 8～12 週，觀察皮膚是否有改善。如果確實有改善，那就證明了確實是 AFR 而非皮膚病。
下一步我們可以進行「食物挑戰」，在每餐食物中逐一嘗試可能的過敏原（例如常見的牛肉、雞蛋等），有如「控制組」，等到症狀又出現，就可以確認哪種食物成分是過敏原，未來就可以在飼料中排除，讓狗狗健康快樂地成長。
這個方法需要飼主的大力配合和耐心紀錄，不僅要在漫長的試驗期，更需要在控制期一一排除所有不可能之後，才能找到答案。而其中最困難的部分，也是實驗的基礎可能是第一步：「提供狗狗牠從未吃過，且肉品單一的蛋白質」，這點對多數飼主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大部分的寵物飼料成分都很複雜。不要說狗狗了，搞不好你連自己沒吃過什麼恐怕都不知道。
那該怎麼進行食物排除法呢？別擔心，沒有找不到的肉品，只有勇敢的狗狗。市面上已經有了針對過敏狗狗的低敏飼料，新萃推出了一系列低敏肉，包含單一肉種的袋鼠肉、鹿肉以及野豬等相比牛豬羊等較不容易取得的肉類，是進行食物排除法第一步測試的首選。
此外，新萃牌無論哪種飼料都有美國專利 Good 4 Life® 奧特奇專利保健元素，能促進飼料中的營養都被狗狗完整吸收。不僅過敏的狗狗能吃，有消化不良症的狗狗也適用。
春季下過雨後，竹林裡的竹筍紛紛冒出來，人們以這個自然現象形容事務勃興。
讓我們造個句吧：
竹子屬於禾本科，約有 1000 多種，矮的只有 10 幾公分，高的可以達到 40 公尺。竹子可以說是東方的植物，西方——無論歐洲或美洲——是不容易看到的。一般的竹子固然是圓的、綠的，但也有反乎常態的，像金線竹、墨竹、斑竹、方竹等等。
要講竹子的一生，免不了要從竹筍開始。竹筍是從地下莖冒出來的。冒得快極了，尤其是春雨過後，所以產生了「雨後春筍」這個成語。其實，雨後春筍還不算頂快，當竹筍冒得半高不高的時候，那才真快呢！最快的時候，一天可以長 120 幾公分！
竹子不論大小高矮，冒出地面約兩個月後就不再長了，此後不論怎麼施肥，都不再長高一點點、加粗一點點。一根竹子大概可以活 10 年到 20 年，因為地下莖不斷長出新的竹筍，所以我們感覺不出竹子也有生老病死。
竹子很少開花，有的幾十年開一次花，有的上百年開一次花；一開花，竹子就死了——連地下莖也死了；然後由落在地上的種子，長出新的一代。同一個地區的同一種竹子，通常都是同時開花；所以竹子開花的時候，經常帶來自然災變。
貓熊的食物 90％ 是箭竹，四川臥龍保護區的箭竹，每 45～50 年開花一次，因此每隔 45～50 年，大熊貓便要遭一次劫難。最近的一次開花是 1984 年，幸虧搶救得法，才沒有釀成不可收拾的災情。
竹子中空外直有節，象徵了君子的虛心、正直、節操，這種象徵意義，到了畫家手裡，就化為濃淡有致的墨竹。古今以畫竹聞名的畫家首推清初的鄭板橋，他說：「凡吾畫竹，無有師承，多得於紙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當他罷官歸里，在一幅墨竹上寫下有名的題跋：「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魚竿。」
竹子也是製作管樂器的材料，所以古人將樂器稱為「絲竹」。竹子也可以製紙；製作各種器具更不在話下。用來紮鷹架，可以蓋幾十層的高樓，據說比鋼架還牢固。更妙的是，當年愛迪生發明電燈的時候，首先試驗成功的燈絲就是用竹子燒成的炭絲！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近年來國際局勢動盪，無論是阿富汗戰爭、敘利亞內戰，還是正在發生的俄烏戰爭，無情的戰火造成大批民眾被迫成為難民。我們常從新聞媒體看見難民的苦難故事，你是否想過難民希望透過故事傳遞哪些訊息？故事本身又如何影響難民的人生？
中央研究院 112 年「知識饗宴——王世杰院長科普講座」邀請院內歐美研究所王智明副研究員，以「難民故事：權利、自由與尊嚴」為題，聚焦三部有關北韓難民的故事文本，探討難民如何在一次次的行動中脫離身分枷鎖，找回屬於自身的權利、自由與尊嚴。
2021 年 8 月，美國結束長達 20 年的阿富汗戰爭，美軍陸續從阿富汗撤軍、塔利班政權開始接管全境。8 月 16 日，一架 C-17 美軍運輸機載著逃難的阿富汗民眾從喀布爾機場起飛，大批沒搭上飛機的民眾奮力爬進輪艙或緊緊抓住機身，造成多人從空中摔落死亡。
這架平時只能搭載一百多人的運輸機，最後超載了 640 名阿富汗民眾。他們滿心期待奔向美國「自由」的領土，但在降落卡達烏代德空軍基地的那一刻，他們瞬間成為阿富汗「難民」，在前方等待他們的是漫長艱辛的特殊移民簽證申請。
身在臺灣的我們可能很難想像被迫成為難民的辛酸，但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王智明副研究員發出提醒：
事實上，難民議題並非遠在天邊，難民可能就在我們身邊，甚至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
不論是 1949 年國共內戰的大江大海、1975 年越南難民的投奔怒海，還是 1980 年代時有所聞的反共義士，難民都與臺灣歷史的脈搏相應，乃至成為血脈相連的一分子。
為了啟發人們對難民議題更立體的理解與關懷，王智明特別以「難民故事：權利、自由與尊嚴」為題，分享難民之於民族國家的批判意義，並聚焦三部有關北韓難民的故事文本，探討難民如何在一次次的行動中脫離身分枷鎖，找回屬於自身的權利、自由與尊嚴。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 2022 年 6 月發布的《全球趨勢報告 2021》，截至 2021 年為止，全球被迫流離失所者高達 8 千 930 萬人，其中有 72% 難民在鄰近國家接受庇護，但這些收容國中卻有 83% 屬於中低收入國家。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些難民人口中，有將近一半（約 41%）是急需援助的未成年兒童。
王智明提到，這些數據清楚指出，難民問題是一個正在發生、亟待解決的國際議題，歐美國家對於相關援助措施已有很多討論，但值得我們追本溯源反思的是：是什麼原因迫使人們逃離家鄉？難民議題與你我又有什麼關聯？
造成難民的原因除了戰爭以外，經濟發展機會的缺乏、極端氣候導致的飢荒、威權政體對生命的威脅等，都可能迫使人們冒著生命危險遠走他國。我們會為逃難途中溺斃的敘利亞兒童落淚，關心俄烏戰爭下失去家園的烏克蘭人民，這些出於人道的情感相當重要。但是難民只是遠在他方的他者嗎？臺灣是否曾有與難民相關的歷史記憶呢？
事實上，臺灣也曾有一段庇護難民的歷史。近期推出的公視紀錄片《彼岸他方》，帶我們回到 1978 至 1988 年的澎湖白沙鄉講美村，這裡曾設立一處「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中南半島難民接待中心」，專門用來收容 1975 年北越共產陣營統一全境後出逃的越南人，10 年間曾收容 2 千多名越南難民。
這些來自越南的難民，多數是在越南討生活的華僑，他們能被臺灣接納，也多半與他們的「華僑」身分相關。他們有些人後來選擇入籍臺灣，更多則再轉移至他國。看似和平的結局卻是一連串問題的開端，進入臺灣社會後，他們究竟是難民還是同胞？是陌生人還是自己人？是苦海求生的平凡人還是反共義士？這些矛盾的疑問凸顯了難民議題的複雜性，背後關乎的不僅是人道救援，還涉及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問題。
許多敘述難民故事的作品皆試圖探討複雜的難民議題，王智明特別注重的是：難民如何敘述自己的故事？而故事本身又如何形塑難民？就他的觀察，難民的故事通常圍繞著權利、自由、尊嚴的喪失與追尋。
王智明舉詩人 W. H. Auden 的詩作〈Refugee Blues〉為例，傳達難民喪失權利的內心掙扎與尷尬處境。其中一段詩句描述難民試圖入境他國卻拿不出護照的情形：
領事拍著桌子說，如果你沒有護照，在法律上你就算死亡。但我們還活著，親愛的，但我們還活著。
詩中諷刺的指出，一旦成為難民，身分證明文件比人本身更為重要，因此如何取得合法證件成為難民故事的核心關鍵。另一方面，「故事」本身也可能成為協助難民獲救的「證件」，一段動人的故事能讓難民獲得被外界接納、自我療癒的機會。
但是逃難故事的單一化、奇觀化，也可能窄化了難民的形象，遮蔽了難民經驗的多樣性。畢竟難民經驗不是只有逃難這一端，抵達之後的生存狀態亦是難民經驗極為重要的成分。王智明特別選了三部有關北韓難民（脫北者）的故事文本，讓我們從不同視角體會：難民如何被期待去講述一套有既定劇本的故事，以及故事本身如何形塑並影響難民的人生。
第一部作品是朴研美寫的《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In Order To Live）。朴研美的脫北故事讓人一窺北韓鐵幕政權下，平民百姓真實的生活樣貌。作者為了逃離北韓，冒著生命危險橫渡冰凍的鴨綠江、逃離掮客和黑幫的魔爪、跨越荒涼的戈壁沙漠後抵達蒙古，費盡千辛萬苦才得以搭機飛往南韓。
朴研美的脫北歷程如同一段冒險故事，也是一個相當「典型」的難民故事，符合多數人對難民的既定認知。然而，王智明提醒，並非每個難民都有相同的經歷，但每個人所經歷的痛苦都是無法類比的。
多數讀者習慣用一種「奇觀式」的視角觀看難民故事，藉此激發對難民苦難經歷的同情心。王智明認為這情有可原，因為只有在讀者惻隱之心被啟發後，我們才有可能去理解和同理難民的處境。但王智明也向大眾拋出疑問：
第二部作品是韓裔美國作家 Krys Lee 寫的《How I Became a North Korean》。故事發生在中國和北韓的邊境，主角是一名住在中國的朝鮮人，他曾到美國生活，後又回到中朝邊境。在誤打誤撞下被誤認成脫北者，發生從「移民」變成「難民」的身分錯置。
書中詳實描述脫北者在逃難過程中遭遇的各種威脅。某些女性被迫成為性工作者，或被賣給有殘疾的中國男子為妻。男性則可能受黑幫的暴力壓迫，淪為沒日沒夜出賣勞力的黑工。在中朝邊境中的他們無所依靠，既要尋求日常溫飽，又要躲避警察，只能依賴教會等人道救助團體的協助，但是人道救助並非全然無私。
王智明發覺，這部作品最特別的是，翻轉了拯救者與被拯救者的刻版印象。看似拯救者的教會卻是脅迫者之一，以向警察檢舉來威脅脫北者信教。看似被拯救者的主角，最終還是得靠自己的力量恢復自由身，並拯救其他脫北者。更關鍵的是，當他們成功抵達南韓之後，脫北者的身分並未隨之褪去，反而纏繞其身，成為恐共的南韓社會歧視他們的理由。
第三部作品是韓國作家 Cho Haejin 寫的《I Met Loh Kiwan》。故事的主要敘述者是一名韓國記者，他受到脫北者 Loh Kiwan 的啟發，踏上一趟追尋難民經歷的旅程。故事重點不在敘述脫北過程，而是聚焦探討脫北者來到異國後的生活。
故事的敘事者亦步亦趨地來到比利時，探訪 Loh Kiwan 曾落腳的地方，感受與思考作為難民的他曾遭受過什麼樣的待遇，如何以極為有限的資源度過初到比利時的每一天。包括被旅館的接待人員白眼和冷待，保存早餐的麵包作為一天的食物，沒有工作與方向，面對自己饑餓與他人幸福間的巨大落差，以及在異國語言和文字裡的苦苦掙扎。
「Loh Kiwan 在此化身成一個象徵、一條線索，讓讀者投身在難民經驗中，走一遍難民到異國後可能遭遇的經歷。」王智明點出該部作品在敘事角度上的特殊之處。
故事結局相當振奮人心，Loh Kiwan 在餐廳遇見一名菲律賓難民，她得到去英國的機會，而 Loh Kiwan 也願意一同前往。他們看似拋棄在比利時好不容易獲得的安穩生活，事實上正逐步擺脫被援助者的身分枷鎖，靠自己的力量去學習新語言、適應新環境，如同一般人一樣擁有真正的尊嚴。
這三部作品呈現了不同的敘事視角，包括難民的自我表述、既定認知的翻轉、難民異國經歷的反思。經由閱讀這些故事，我們對難民的認識，將不只停留在「受援助者」或「被同情對象」等刻版標籤之中。
王智明更提出另一個認知陷阱，也就是脫北者常被放在反共敘事下來理解，脫北行動代表反對獨裁的金氏政權、肯定自由民主的價值。但是當脫北者真的來到民主國家後卻發現，他國政府與人民並沒有想像中的寬容，反而要求脫北者服膺特定的反共義士形象，更在無形間將其「他者化」，在公民與難民之間劃出一道界線。
朴研美曾提到當初決定脫北的原因：「我們只想活得像個人！」沒有人願意成為難民，通常也不是為了特定政治目的，多數人只是為了追求可以「活得像個人」的基本人權。然而，所謂的「人權」卻是說的比做的多，雖然聯合國人權公約有明文規定保障所有人類的權利，卻少有國家可以明確執行。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說：「沒有了公民權，也就沒有了人權」，但真正能取得公民權的難民通常少之又少。面對人權的弔詭，鄂蘭甚至刻意主張：「難民最需要的就是名聲，什麼樣的名聲都好，只要能鬧事、被看見，就有爭取權利的機會。」
換言之，那些沒被看見、聽見的難民，就沒有被理解的機會。雖然難民的故事可能將難民「他者化」，但王智明認為，我們更應該關注故事背後的情感和聲音，因為這些聲音恰恰是難民訴求被聽見的機會。
在演講的最後，王智明將難民議題再次拋給眾人反思。在臺灣這個由多元族群組成的移民社會，我們正面對美中勢力多方較勁、臺海周邊詭譎多變的局勢：
我們都是外來者，我們也可能成為流亡者。希望他們的故事不會成為我們的經驗。
期許眾人能透過不同的難民故事，與原本不熟悉的世界建立聯繫，看見權利被長期忽視的族群，喚醒我們對人權與正義的關懷。當我們能進一步理解並尊重難民的經歷，認真思考造成難民傷痛與移動的歷史，才有化解歧視、寬容接納外來者的可能，實踐真正的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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