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活星期二】曾仁杰：「不同領域碰撞，產生的就是價值」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任何通盤的氣候計畫都必須借助許多不同領域的力量。氣候科學能說明我們需要處理這個問題的「原因」，卻告訴不了我們處理的「方法」。為此，我們需要結合生物學、化學、物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工程學等領域。

創新不只是技術革新

就能源、軟體等領域來說，不能只是從嚴格的技術角度來思考創新。創新不僅僅是發明一台新機器或新製程，還包括對商業模式、供應鏈、市場和政策提出新穎觀點，以協助新發明問世、達到全球規模。

創新既代表全新的工具，也代表全新的做事方式。

考量到上述種種前提，我把計畫中的不同內容分為兩大類。其中一類是擴大創新的供給，實驗大量的新穎想法；另一類是加速對創新的需求。兩者攜手並進。如果沒有創新需求，發明家和決策者就不會有任何動力推出新想法；如果沒有穩定的創新供給，消費者就無法取得全球亟需的環保產品，來實現零排放。

擴大創新的供給

第一階段的工作是典型的研究與開發，即偉大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發想出我們需要的技術。儘管今天有許多低成本的低碳解決方案，卻仍然沒有掌握實現全球零排放所需的一切技術。為了盡快備妥這些技術來發揮影響力，各國政府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未來10年內，對清潔能源與氣候相關的研發投入增加五倍

對研發的直接公共投資，是我們因應氣候變遷的重要方式，但政府在這方面的投入遠遠不足。

我們應該花多少錢呢？我認為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提供很棒的比較基準。NIH 每年預算約為 370億美元，成功研發許多救命藥物和治療方法，對美國人與世界各地的民眾來說不可或缺。

這正是絕佳的例子，也是我們因應氣候變遷所需決心的典範。雖然將研發預算變五倍聽起來是天文數字，但與當前挑戰的難度相比，顯得微不足道，而且強力反映了政府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

加大投資高風險、高回報的研發計畫

這不僅僅攸關政府砸了多少經費，更攸關政府是否把經費花在刀口上。

各國政府曾因為投資清潔能源而引火上身。決策者不想讓人覺得自己在浪費納稅人的錢，這當然可以理解，但因為恐懼失敗，反而造成對於研發的投資短視近利，傾向找更為安全的投資目標，而且最好交由私部門出資。政府主導研發的真正價值在於，可以冒險嘗試那些可能失敗或不會立即獲益的大膽理念。

我們需要政府承諾資助能推動清潔能源科學發展的超大規模計畫（數億或數十億美元）。政府也得承諾長期資助這些計畫，這樣研究人員就會曉得來年都會固定得到補助。

研發呼應最大需求

實用價值尚不明顯的「藍天研究」（blue-sky research，又稱基礎研究）與科學發現的實際應用（即所謂的應用研究或轉譯研究）兩者有明顯區別。雖然是不同的概念，但如果凡事都要講究正統，認為基礎科學不應該被商業考量給汙染，毋寧大錯特錯。

那些優異的發明之所以問世，是因為科學家在研究之初就考慮到最終用途。我們需要更多的政府計畫，整合亟需突破領域中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

一開始就與產業界合作

我還遇過另一項人為的區分，即初期的創新是為政府服務，而後期的創新是為產業服務。但在現實中不該如此區分，我們在能源領域面臨的艱難技術挑戰尤其不能如此簡化，因為想法成功與否最重要的衡量標準，就是能否遍及全國、甚至全球的規模。

初期的合夥關係會吸引懂得達標的內行人。政府和產業界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克服障礙、加快創新循環。企業可以幫忙製作新技術的原型，提供市場方面的洞見，並且共同投資計畫。當然，他們負責把技術商業化，所以理應要盡早讓他們參與。

——本文摘自《如何避免氣候災難：結合科技與商業的奇蹟，全面啟動淨零轉型新經濟》，2023 年 ３ 月，天下雜誌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王怡蓁、美術編輯｜張語辰

老科技的全球史

一般所認為的「科技」，多指重大的發明、或最新的技術。而關於「科技史」，也多以強調重大發明的方式書寫。然而，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李尚仁研究員，翻譯《老科技的全球史》一書提出不尋常的觀點：日常生活中「被大量使用」的物品，更是科技。

2017 年 11 月，《老科技的全球史》作者大衛・艾傑頓 （David Edgerton） 應邀來台進行系列演講，本文摘錄部分演講內容，並專訪此書的翻譯者李尚仁，聊聊持續不斷使用的老科技，在歷史上是如何改變生活。

書中導論一開始指出，大多數的科技史是為了特定族群所寫，在上位者宣揚著某種特定的科技理念，將科技與創新綁在一起。大衛甚至在書的一開始便反問讀者：「保險套是否比飛機還重要？」，以不同尋常的科技史詮釋，促進讀者腦筋高速轉動。

在演講的開始，大衛以原子彈舉例，他認為原子彈是可怕的，象徵性地標示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並非同一般所想的是結束戰爭的原因。儘管焦點都放在「創新毀滅性武器」，但事實上那些舊的、廣泛使用的武器：步槍、火炮、坦克，在二次大戰殺死的人數，遠大於轟炸機與原子彈。

當今最危險的兩件事，莫過於我們自以為知道答案，以及政府自以為知道什麼是最重要的發明。

大衛演講現場再次問大家：「洗衣機是否比核子反應爐重要呢？」他明白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不可能有兩三樣發明就足以改變社會，但卻是世上普遍存在的政策與經濟迷思。

他透過這個提問，點出迷思：「更多的創新，將帶來更多的權力與進步嗎？」這聽起來很合理，然而從書中的實際數據來看，許多致力創新的國家，經濟成長的程度與創新的發展卻不成正比。例如力求創新的美國從 1920 年代至今，經濟發展速度已經不是最快的，現今反而是中國取得頭籌。這現象也來自於，發展中的國家可以模仿已開發國家的創新，所以就算不投入創新也可以快速成長。這正是科技史給我們強而有力的警告。

大衛認為人們要做到兩件事：首先是拒絕企業與政府餵養給我們的全盤創新說法，但不是拒絕進步，而是要「勇於質疑」；第二，科技需符合人們的「使用需求」，創新的神話常灌輸人們對於未來是沒有選擇的，很多問題只能透過創新解決，但其實我們有選擇，也有許多運用現行科技就能採取的解方。

20 世紀的生產力毫無疑問是增加了，但科技究竟在其中發揮怎樣的作用，依舊是個謎。接下來透過《老科技的全球史》譯者李尚仁的問答梳理，以書中大衛的角度來觀看老科技的重要性。

我們鮮少關注科技與歷史的關係，科技史的重要性在哪裡？

改變社會的，往往不一定是最知名的科技，像是我們日常衣服食物的廉價大量生產，其普遍供應足以改變社會，就是很重要的科技成果，但大家不會覺得這些生產科技的改良很有名，甚至不會將這些日常現象與「科技」直接產生連結。

我們大多談論的是像奈米、超導體等研發技術，但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卻很少拿來討論。2017 年 8 月 15 日全台大停電，我們才會發現「供電系統」的技術其實很複雜，才會去討論電力系統的問題，但平常並不會注意到。

 科技史就是討論科技如何形塑人們的生活，並不是去講哪些發明有多麽偉大。

大衛提到多數人把科技視為發明，在台灣也是，為什麼會這樣？

這與教育中如何敘事、還有國族主義有關係。課本或大眾媒體的發明故事，看起來總是比較動人，藉由「戲劇性的發明」來說故事比較吸引人，尤其是發明家從小如何努力奮鬥。

而科技史的寫作，又與塑造民族英雄有關，更能進一步強化國族主義，彰顯該國有哪些偉大的發明以及聰明的人物。

歷史課本介紹了中國三大發明：火藥、指南針與印刷術，但我們卻很少知道火藥從古至今的流變，造紙技術在科技史領域也不是熱門的研究題目，這些題材可能會變成產業史、博物館史，而非科技史。

如何讓大眾認識科技史，就是要讓大眾先看看自己生活周遭的技術。

像是遇到停電，就會想到發電系統，而去關心電力是如何傳輸，有時甚至是透過爭議才會讓大家關心這些議題，例如反核、擁核的論述；火力發電、風力發電跟其他再生能源發電的不同。

另一個例子是我們生病常用到的盤尼西林 （Penicillin）。

盤尼西林的戲劇性故事發生於 1928 年的英國，發明者弗萊明在未洗乾淨、長滿細菌的培養皿中意外發現盤尼西林，在對其治療細菌感染的性質有所了解後，卻無法大量生產。真正大量生產是到了二戰初期的美國。但大家對於盤尼西林的認識，多止於最初如何戲劇性地發現，而在美國如何達成大量生產的過程與努力卻少為人知。大量生產的技術是什麼？在什麼背景下被大量製造？這些其實都是重要的問題。

《老科技的全球史》提醒我們要警惕科技國族主義，應該盡量自行研發所需科技是個迷思。大衛提醒我們看看生活周遭的產品，絕大多數都是其他國家所發明。發明的共享是普遍的歷史現象，也是件好事。

此外，他也認為自給自足的想法常有害社會福祉。大衛這個論點看似違反常理，但我們可以想想今天的汽車、電腦或智慧型手機如何被製造與運輸，這些產品的組裝與製造所需的元件與工具往往來自不同國家。這是為何英國汽車工業將深受脫歐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因為不同的汽車零件來自外國，脫歐後進出口的關稅將大幅增加。

我們生活中其實有許多物品不會被視為科技，我的朋友林崇熙教授研究的「台灣農村拼裝車」便是一個例子。拼裝車在農村有許多用途，但大多人只會覺得拼裝車游走在違法邊緣，甚至是登不了檯面的物品，但其實拼裝車作為一項科技產物，它在台灣農村有許多用途、發揮不少重要功能。

醫學上也有不常被注意的科技嗎？

我本業從事醫學史研究，因此特別有興趣的部分在於醫療技術。在傳教醫療史中，有些醫師因地制宜在中國改良手術台，過去並未受到注意。另外還有「麻醉技術」非常快速地傳入中國，當時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在廣州使用了麻醉技術，雖然中國人第一次看到很訝異，但也很有興趣、並不抗拒。所以我想了解當時中國人接受麻醉技術的原因，會不會與過去的傳說故事或相關藥物有關。我想了解當醫療技術傳入不同文化與國家，為何有些很快被採用，有些卻受到排斥。

我也從事熱帶醫學史的研究，當中有關於「瘧疾」的調查，我想知道他們怎麼研究這些蚊子、怎麼評估這些蚊子，怎麼抓到、怎麼觀察，這些都是很簡單的技術，只是必須知道他們怎麼使用，例如使用什麼圖表紀錄分析。這是我很感興趣的部分，也是接下來會繼續進行的研究。

使用 vs. 創新，這兩種科技有何不同？

「使用中」的科技通常代表「大量使用」，科技必須要被大量使用，才會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如果一項科技被發明後，沒什麼人用，很難產生影響力。

而且通常大量使用的科技，是需要一段時間來流傳、改良。

像是蒸汽機，我們都知道 18 世紀瓦特改良蒸汽機，但蒸汽機在 19 世紀才在人類社會改良地更好用、更重要，但一般的科技史不太會去強調 19 世紀的蒸汽機如何進步。

大多數「創新」的科技發明產物，其實不會被民眾廣泛地使用，因為幾乎每個科技都有替代物品。例如傳輸訊號可以用光纖、也可以用衛星；記帳可以用紙筆，也可以用電腦、手機。被人們最大量使用的科技，可能是稍微好用一點、或是稍微便宜一些。

最創新的科技不一定會被使用，也有些因素是文化或歷史導致。例如台灣地狹人稠的城市，以能源或交通安全層面，使用公共軌道運輸會比每個人開一台車、騎一台機車更有效率。但是，當初先蓋了許多道路，現在突然叫大家不要騎車開車，我們來蓋軌道，就會遭到很多困難與阻力。

最早受到青睞的科技不見得是最適合特定社會的科技，某個科技一旦先有許多人使用，往往讓社會陷入比較不好的科技選擇而難以自拔。

大衛提倡要大家抗拒「創新的迷思」，應如何做到？

《老科技的全球史》作者大衛，他不是抗拒創新，而是提醒不要相信會有創新的科技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創新的科技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有時這樣的說法是讓人不去面對真正的問題。

例如，有人提出未來一定會有創新的科技可以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例如碳捕捉技術，但這樣的宣稱，有時反而會阻礙現今不當行為的改變。現在就能做的是共同減碳，提高能源效率、減少私人交通工具、多搭乘大眾運輸，但這樣的改變可能會帶來些不方便，也會跟產業利益相衝突，所以把「創新科技」作為拖延的藉口，把問題留給未來。

翻譯此書的契機？

我跟大衛其實是師生關係，我在英國唸碩班的期間，修了大衛的科技史課程。大衛的想法很特別，不是以「創新」的科技為主，而且指定讀本中有許多經典，像是韋伯、馬克思等社會科學，或是博物館史、文化產業等。主修科技與經濟的大衛很重視「計量」，但通常歷史學科較重視「質性」研究。

大衛自認是個左派，也常刊登文章在《新左評論》，但並不是那種教條式的左派，也會重視右派的意見。他指出左派的人有些幻覺，覺得自己掌握歷史的真理與智慧，右派只是有權勢但蒙昧反動。但他認為右派往往很有創新能力，左派若對此無知而活在自以為獨佔智慧的幻象中，會付出慘痛代價。

會擔任這本書的翻譯是因緣，大衛在 2012 年接受清華大學的邀請訪台，他後來將他的思想寫在一篇史學論文《從創新到使用》，但其用字較為艱澀縝密，讀起來較不容易，後來他便以大眾導向寫了《老科技的全球史》這本書。出版後，上海的出版社有簡體翻譯，但刪除了許多與中國有關的內容，像是大躍進的部分，許多註解也被拿掉。

我認為這本書在台灣特別有參考價值，因為台灣不是以「發明」為名的國家，但卻有許多「使用」的科技。

像我小時候看到介紹十大發明家的書，沒有一個是台灣人，但若從「使用」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拼裝車也是一種代表性的科技。因此，我想翻譯這本書，將「使用」的科技史介紹給台灣的讀者。

延伸閱讀

• 李尚仁的個人網頁
• 現代世界的物質史：《老科技的全球史》中譯本導言
• 〈給大衛．艾傑頓的一些問題〉──大衛．艾傑頓專訪翻譯
• 熱帶的病媒蟲，是如何被發現？一段從英國到廈門的醫學史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保險套是否比飛機更重要？專訪《老科技的全球史》譯者李尚仁，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