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活星期二】曾仁杰：「不同領域碰撞，產生的就是價值」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任何通盤的氣候計畫都必須借助許多不同領域的力量。氣候科學能說明我們需要處理這個問題的「原因」，卻告訴不了我們處理的「方法」。為此，我們需要結合生物學、化學、物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工程學等領域。

創新不只是技術革新

就能源、軟體等領域來說，不能只是從嚴格的技術角度來思考創新。創新不僅僅是發明一台新機器或新製程，還包括對商業模式、供應鏈、市場和政策提出新穎觀點，以協助新發明問世、達到全球規模。

創新既代表全新的工具，也代表全新的做事方式。

考量到上述種種前提，我把計畫中的不同內容分為兩大類。其中一類是擴大創新的供給，實驗大量的新穎想法；另一類是加速對創新的需求。兩者攜手並進。如果沒有創新需求，發明家和決策者就不會有任何動力推出新想法；如果沒有穩定的創新供給，消費者就無法取得全球亟需的環保產品，來實現零排放。

擴大創新的供給

第一階段的工作是典型的研究與開發，即偉大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發想出我們需要的技術。儘管今天有許多低成本的低碳解決方案，卻仍然沒有掌握實現全球零排放所需的一切技術。為了盡快備妥這些技術來發揮影響力，各國政府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未來10年內，對清潔能源與氣候相關的研發投入增加五倍

對研發的直接公共投資，是我們因應氣候變遷的重要方式，但政府在這方面的投入遠遠不足。

我們應該花多少錢呢？我認為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提供很棒的比較基準。NIH 每年預算約為 370億美元，成功研發許多救命藥物和治療方法，對美國人與世界各地的民眾來說不可或缺。

這正是絕佳的例子，也是我們因應氣候變遷所需決心的典範。雖然將研發預算變五倍聽起來是天文數字，但與當前挑戰的難度相比，顯得微不足道，而且強力反映了政府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

加大投資高風險、高回報的研發計畫

這不僅僅攸關政府砸了多少經費，更攸關政府是否把經費花在刀口上。

各國政府曾因為投資清潔能源而引火上身。決策者不想讓人覺得自己在浪費納稅人的錢，這當然可以理解，但因為恐懼失敗，反而造成對於研發的投資短視近利，傾向找更為安全的投資目標，而且最好交由私部門出資。政府主導研發的真正價值在於，可以冒險嘗試那些可能失敗或不會立即獲益的大膽理念。

我們需要政府承諾資助能推動清潔能源科學發展的超大規模計畫（數億或數十億美元）。政府也得承諾長期資助這些計畫，這樣研究人員就會曉得來年都會固定得到補助。

研發呼應最大需求

實用價值尚不明顯的「藍天研究」（blue-sky research，又稱基礎研究）與科學發現的實際應用（即所謂的應用研究或轉譯研究）兩者有明顯區別。雖然是不同的概念，但如果凡事都要講究正統，認為基礎科學不應該被商業考量給汙染，毋寧大錯特錯。

那些優異的發明之所以問世，是因為科學家在研究之初就考慮到最終用途。我們需要更多的政府計畫，整合亟需突破領域中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

一開始就與產業界合作

我還遇過另一項人為的區分，即初期的創新是為政府服務，而後期的創新是為產業服務。但在現實中不該如此區分，我們在能源領域面臨的艱難技術挑戰尤其不能如此簡化，因為想法成功與否最重要的衡量標準，就是能否遍及全國、甚至全球的規模。

初期的合夥關係會吸引懂得達標的內行人。政府和產業界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克服障礙、加快創新循環。企業可以幫忙製作新技術的原型，提供市場方面的洞見，並且共同投資計畫。當然，他們負責把技術商業化，所以理應要盡早讓他們參與。

——本文摘自《如何避免氣候災難：結合科技與商業的奇蹟，全面啟動淨零轉型新經濟》，2023 年 ３ 月，天下雜誌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王怡蓁、美術編輯｜張語辰

老科技的全球史

一般所認為的「科技」，多指重大的發明、或最新的技術。而關於「科技史」，也多以強調重大發明的方式書寫。然而，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李尚仁研究員，翻譯《老科技的全球史》一書提出不尋常的觀點：日常生活中「被大量使用」的物品，更是科技。

2017 年 11 月，《老科技的全球史》作者大衛・艾傑頓 （David Edgerton） 應邀來台進行系列演講，本文摘錄部分演講內容，並專訪此書的翻譯者李尚仁，聊聊持續不斷使用的老科技，在歷史上是如何改變生活。

書中導論一開始指出，大多數的科技史是為了特定族群所寫，在上位者宣揚著某種特定的科技理念，將科技與創新綁在一起。大衛甚至在書的一開始便反問讀者：「保險套是否比飛機還重要？」，以不同尋常的科技史詮釋，促進讀者腦筋高速轉動。

在演講的開始，大衛以原子彈舉例，他認為原子彈是可怕的，象徵性地標示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並非同一般所想的是結束戰爭的原因。儘管焦點都放在「創新毀滅性武器」，但事實上那些舊的、廣泛使用的武器：步槍、火炮、坦克，在二次大戰殺死的人數，遠大於轟炸機與原子彈。

當今最危險的兩件事，莫過於我們自以為知道答案，以及政府自以為知道什麼是最重要的發明。

大衛演講現場再次問大家：「洗衣機是否比核子反應爐重要呢？」他明白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不可能有兩三樣發明就足以改變社會，但卻是世上普遍存在的政策與經濟迷思。

他透過這個提問，點出迷思：「更多的創新，將帶來更多的權力與進步嗎？」這聽起來很合理，然而從書中的實際數據來看，許多致力創新的國家，經濟成長的程度與創新的發展卻不成正比。例如力求創新的美國從 1920 年代至今，經濟發展速度已經不是最快的，現今反而是中國取得頭籌。這現象也來自於，發展中的國家可以模仿已開發國家的創新，所以就算不投入創新也可以快速成長。這正是科技史給我們強而有力的警告。

大衛認為人們要做到兩件事：首先是拒絕企業與政府餵養給我們的全盤創新說法，但不是拒絕進步，而是要「勇於質疑」；第二，科技需符合人們的「使用需求」，創新的神話常灌輸人們對於未來是沒有選擇的，很多問題只能透過創新解決，但其實我們有選擇，也有許多運用現行科技就能採取的解方。

20 世紀的生產力毫無疑問是增加了，但科技究竟在其中發揮怎樣的作用，依舊是個謎。接下來透過《老科技的全球史》譯者李尚仁的問答梳理，以書中大衛的角度來觀看老科技的重要性。

我們鮮少關注科技與歷史的關係，科技史的重要性在哪裡？

改變社會的，往往不一定是最知名的科技，像是我們日常衣服食物的廉價大量生產，其普遍供應足以改變社會，就是很重要的科技成果，但大家不會覺得這些生產科技的改良很有名，甚至不會將這些日常現象與「科技」直接產生連結。

我們大多談論的是像奈米、超導體等研發技術，但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卻很少拿來討論。2017 年 8 月 15 日全台大停電，我們才會發現「供電系統」的技術其實很複雜，才會去討論電力系統的問題，但平常並不會注意到。

 科技史就是討論科技如何形塑人們的生活，並不是去講哪些發明有多麽偉大。

大衛提到多數人把科技視為發明，在台灣也是，為什麼會這樣？

這與教育中如何敘事、還有國族主義有關係。課本或大眾媒體的發明故事，看起來總是比較動人，藉由「戲劇性的發明」來說故事比較吸引人，尤其是發明家從小如何努力奮鬥。

而科技史的寫作，又與塑造民族英雄有關，更能進一步強化國族主義，彰顯該國有哪些偉大的發明以及聰明的人物。

歷史課本介紹了中國三大發明：火藥、指南針與印刷術，但我們卻很少知道火藥從古至今的流變，造紙技術在科技史領域也不是熱門的研究題目，這些題材可能會變成產業史、博物館史，而非科技史。

如何讓大眾認識科技史，就是要讓大眾先看看自己生活周遭的技術。

像是遇到停電，就會想到發電系統，而去關心電力是如何傳輸，有時甚至是透過爭議才會讓大家關心這些議題，例如反核、擁核的論述；火力發電、風力發電跟其他再生能源發電的不同。

另一個例子是我們生病常用到的盤尼西林 （Penicillin）。

盤尼西林的戲劇性故事發生於 1928 年的英國，發明者弗萊明在未洗乾淨、長滿細菌的培養皿中意外發現盤尼西林，在對其治療細菌感染的性質有所了解後，卻無法大量生產。真正大量生產是到了二戰初期的美國。但大家對於盤尼西林的認識，多止於最初如何戲劇性地發現，而在美國如何達成大量生產的過程與努力卻少為人知。大量生產的技術是什麼？在什麼背景下被大量製造？這些其實都是重要的問題。

《老科技的全球史》提醒我們要警惕科技國族主義，應該盡量自行研發所需科技是個迷思。大衛提醒我們看看生活周遭的產品，絕大多數都是其他國家所發明。發明的共享是普遍的歷史現象，也是件好事。

此外，他也認為自給自足的想法常有害社會福祉。大衛這個論點看似違反常理，但我們可以想想今天的汽車、電腦或智慧型手機如何被製造與運輸，這些產品的組裝與製造所需的元件與工具往往來自不同國家。這是為何英國汽車工業將深受脫歐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因為不同的汽車零件來自外國，脫歐後進出口的關稅將大幅增加。

我們生活中其實有許多物品不會被視為科技，我的朋友林崇熙教授研究的「台灣農村拼裝車」便是一個例子。拼裝車在農村有許多用途，但大多人只會覺得拼裝車游走在違法邊緣，甚至是登不了檯面的物品，但其實拼裝車作為一項科技產物，它在台灣農村有許多用途、發揮不少重要功能。

醫學上也有不常被注意的科技嗎？

我本業從事醫學史研究，因此特別有興趣的部分在於醫療技術。在傳教醫療史中，有些醫師因地制宜在中國改良手術台，過去並未受到注意。另外還有「麻醉技術」非常快速地傳入中國，當時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在廣州使用了麻醉技術，雖然中國人第一次看到很訝異，但也很有興趣、並不抗拒。所以我想了解當時中國人接受麻醉技術的原因，會不會與過去的傳說故事或相關藥物有關。我想了解當醫療技術傳入不同文化與國家，為何有些很快被採用，有些卻受到排斥。

我也從事熱帶醫學史的研究，當中有關於「瘧疾」的調查，我想知道他們怎麼研究這些蚊子、怎麼評估這些蚊子，怎麼抓到、怎麼觀察，這些都是很簡單的技術，只是必須知道他們怎麼使用，例如使用什麼圖表紀錄分析。這是我很感興趣的部分，也是接下來會繼續進行的研究。

使用 vs. 創新，這兩種科技有何不同？

「使用中」的科技通常代表「大量使用」，科技必須要被大量使用，才會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如果一項科技被發明後，沒什麼人用，很難產生影響力。

而且通常大量使用的科技，是需要一段時間來流傳、改良。

像是蒸汽機，我們都知道 18 世紀瓦特改良蒸汽機，但蒸汽機在 19 世紀才在人類社會改良地更好用、更重要，但一般的科技史不太會去強調 19 世紀的蒸汽機如何進步。

大多數「創新」的科技發明產物，其實不會被民眾廣泛地使用，因為幾乎每個科技都有替代物品。例如傳輸訊號可以用光纖、也可以用衛星；記帳可以用紙筆，也可以用電腦、手機。被人們最大量使用的科技，可能是稍微好用一點、或是稍微便宜一些。

最創新的科技不一定會被使用，也有些因素是文化或歷史導致。例如台灣地狹人稠的城市，以能源或交通安全層面，使用公共軌道運輸會比每個人開一台車、騎一台機車更有效率。但是，當初先蓋了許多道路，現在突然叫大家不要騎車開車，我們來蓋軌道，就會遭到很多困難與阻力。

最早受到青睞的科技不見得是最適合特定社會的科技，某個科技一旦先有許多人使用，往往讓社會陷入比較不好的科技選擇而難以自拔。

大衛提倡要大家抗拒「創新的迷思」，應如何做到？

《老科技的全球史》作者大衛，他不是抗拒創新，而是提醒不要相信會有創新的科技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創新的科技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有時這樣的說法是讓人不去面對真正的問題。

例如，有人提出未來一定會有創新的科技可以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例如碳捕捉技術，但這樣的宣稱，有時反而會阻礙現今不當行為的改變。現在就能做的是共同減碳，提高能源效率、減少私人交通工具、多搭乘大眾運輸，但這樣的改變可能會帶來些不方便，也會跟產業利益相衝突，所以把「創新科技」作為拖延的藉口，把問題留給未來。

翻譯此書的契機？

我跟大衛其實是師生關係，我在英國唸碩班的期間，修了大衛的科技史課程。大衛的想法很特別，不是以「創新」的科技為主，而且指定讀本中有許多經典，像是韋伯、馬克思等社會科學，或是博物館史、文化產業等。主修科技與經濟的大衛很重視「計量」，但通常歷史學科較重視「質性」研究。

大衛自認是個左派，也常刊登文章在《新左評論》，但並不是那種教條式的左派，也會重視右派的意見。他指出左派的人有些幻覺，覺得自己掌握歷史的真理與智慧，右派只是有權勢但蒙昧反動。但他認為右派往往很有創新能力，左派若對此無知而活在自以為獨佔智慧的幻象中，會付出慘痛代價。

會擔任這本書的翻譯是因緣，大衛在 2012 年接受清華大學的邀請訪台，他後來將他的思想寫在一篇史學論文《從創新到使用》，但其用字較為艱澀縝密，讀起來較不容易，後來他便以大眾導向寫了《老科技的全球史》這本書。出版後，上海的出版社有簡體翻譯，但刪除了許多與中國有關的內容，像是大躍進的部分，許多註解也被拿掉。

我認為這本書在台灣特別有參考價值，因為台灣不是以「發明」為名的國家，但卻有許多「使用」的科技。

像我小時候看到介紹十大發明家的書，沒有一個是台灣人，但若從「使用」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拼裝車也是一種代表性的科技。因此，我想翻譯這本書，將「使用」的科技史介紹給台灣的讀者。

延伸閱讀

• 李尚仁的個人網頁
• 現代世界的物質史：《老科技的全球史》中譯本導言
• 〈給大衛．艾傑頓的一些問題〉──大衛．艾傑頓專訪翻譯
• 熱帶的病媒蟲，是如何被發現？一段從英國到廈門的醫學史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保險套是否比飛機更重要？專訪《老科技的全球史》譯者李尚仁，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Y2OiiDkydc

文/林俞佐

「『智活文創』分別代表的是：『智慧、生活、文化、創新』」任教於交大土木系的曾仁杰教授，也是台灣智活文創聯盟計畫主持人，他在首場與PanSci泛科學合辦的「智活星期二」活動中，開宗明義地說明智活文創的架構跟精神。

「台灣智活文創產業跨校教學聯盟」的目的，是要將大學課程裡尋常的科技教育與文創結合。「我們希望可以將大學的課程中融入一些文創和科技的元素，並將這些領域碰撞、教學的經驗散播出去。」曾教授並接著問道：「如果要使挑食的小孩吃蔬菜水果最好的辦法是什麼？」答案很簡單，「把食物裝在麥當勞的紙袋裡。」開頭的投影片問答讓人驚覺價值包裝的魔力所在。(註：我曾經很喜歡喝麥當勞的大杯可樂，就是因為那個紙杯的包裝啊…)

科技的價值，是以有人「利用」來作為前提。曾老師分享一則故事：在二戰時期，偽畫專家Meegeren原本被批判責怪為叛國賊，但當他坦承自己其實是將荷蘭國寶畫家的畫作「偽造」後，再賣給德國納粹，反而成為保護國寶的國家英雄。這樣的評判驟然翻轉出自於立意是否良善，可這樣的說詞著實讓那些分辨不出真偽的藝術家跟收藏家臉上無光。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近年，一位著名小提琴家Joshua Bell提著價值400萬美元的小提琴在地鐵站演奏45分鐘，這個與華盛頓郵報合作的實驗揭露人們可能太過於忙碌無法駐足欣賞，也可能真的無法去辨別美好的事物。(最後Joshua Bell獲得約32美元的施捨報酬，其中20元還是認出他來的民眾給的><)

創新是不同領域或特質的融合、突顯、與轉向，這些創新方式在烹飪、建築、與日常用品中都大放異彩，例如在紐約結合不同飲食文化的廚師Marcus Samuelsson是融合式創新、在杜拜整棟建築外觀就是一個QR Code的QR Code建築是突顯式創新、不再只是單純交通工具的腳踏車就是轉向式創新。這些都是以想像力為本設計、創造出來的文創產物。各種實例早已遍布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另一個案例是位在美國舊金山，每次要價美金60元的美食深度之旅Avital Food Tour，純裝飾用的無鏡片眼鏡（或著該說，鏡架）、益發複雜跟精良的機械式手表等，看似在功能上早該被淘汰，但都在原本的用途外，因為附加了新的價值而更熱門。

每當特殊節日或是科學名家的誕辰、偉大發明的創造日，Google就不再只是單純的商標或圖案，這樣的巧思創造，讓科技披上更人文、具有溫度的外衣。這是不同領域之間合作、磨合產生的價值，也讓各領域的知識有交流的可能。(小編透過這個認識了英國廣播劇作家Douglas Adams，最近的本草綱目李時珍也是蠻厲害的阿！)

此外，日本藝術團體teamLab運用科技技術表現藝術人文主題、glass keyboard結合光學感應與設計研發。

teamLab的瀑心圖

曾仁杰老師是智活文創聯盟的主持人，可本身的專業是土木，不免會讓人好奇曾老師跨領域的初衷或勇氣？「剛開始是被陷害的」(XD) 但曾老師表示，其實只要邊做邊學，不要侷限自己，過程中收獲還蠻多的。像所帶的學生中有文組跟理組的學生，他們難免會有些溝通磨擦，對同一主題的想法不同，「吵架在所難免」，然而價值就在之中誕生。回到曾老師開頭的故事，我們是否具備審視真正價值所在的眼睛呢？「物質的價值不在物質本身，而在人們對他的認知。」或許磨擦就是驅動未來進步的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