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活星期二】曾仁杰：「不同領域碰撞，產生的就是價值」

任何通盤的氣候計畫都必須借助許多不同領域的力量。氣候科學能說明我們需要處理這個問題的「原因」，卻告訴不了我們處理的「方法」。為此，我們需要結合生物學、化學、物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工程學等領域。

創新不只是技術革新

就能源、軟體等領域來說，不能只是從嚴格的技術角度來思考創新。創新不僅僅是發明一台新機器或新製程，還包括對商業模式、供應鏈、市場和政策提出新穎觀點，以協助新發明問世、達到全球規模。

創新既代表全新的工具，也代表全新的做事方式。

考量到上述種種前提，我把計畫中的不同內容分為兩大類。其中一類是擴大創新的供給，實驗大量的新穎想法；另一類是加速對創新的需求。兩者攜手並進。如果沒有創新需求，發明家和決策者就不會有任何動力推出新想法；如果沒有穩定的創新供給，消費者就無法取得全球亟需的環保產品，來實現零排放。

擴大創新的供給

第一階段的工作是典型的研究與開發，即偉大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發想出我們需要的技術。儘管今天有許多低成本的低碳解決方案，卻仍然沒有掌握實現全球零排放所需的一切技術。為了盡快備妥這些技術來發揮影響力，各國政府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未來10年內，對清潔能源與氣候相關的研發投入增加五倍

對研發的直接公共投資，是我們因應氣候變遷的重要方式，但政府在這方面的投入遠遠不足。

我們應該花多少錢呢？我認為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提供很棒的比較基準。NIH 每年預算約為 370億美元，成功研發許多救命藥物和治療方法，對美國人與世界各地的民眾來說不可或缺。

這正是絕佳的例子，也是我們因應氣候變遷所需決心的典範。雖然將研發預算變五倍聽起來是天文數字，但與當前挑戰的難度相比，顯得微不足道，而且強力反映了政府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

加大投資高風險、高回報的研發計畫

這不僅僅攸關政府砸了多少經費，更攸關政府是否把經費花在刀口上。

各國政府曾因為投資清潔能源而引火上身。決策者不想讓人覺得自己在浪費納稅人的錢，這當然可以理解，但因為恐懼失敗，反而造成對於研發的投資短視近利，傾向找更為安全的投資目標，而且最好交由私部門出資。政府主導研發的真正價值在於，可以冒險嘗試那些可能失敗或不會立即獲益的大膽理念。

我們需要政府承諾資助能推動清潔能源科學發展的超大規模計畫（數億或數十億美元）。政府也得承諾長期資助這些計畫，這樣研究人員就會曉得來年都會固定得到補助。

研發呼應最大需求

實用價值尚不明顯的「藍天研究」（blue-sky research，又稱基礎研究）與科學發現的實際應用（即所謂的應用研究或轉譯研究）兩者有明顯區別。雖然是不同的概念，但如果凡事都要講究正統，認為基礎科學不應該被商業考量給汙染，毋寧大錯特錯。

那些優異的發明之所以問世，是因為科學家在研究之初就考慮到最終用途。我們需要更多的政府計畫，整合亟需突破領域中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

一開始就與產業界合作

我還遇過另一項人為的區分，即初期的創新是為政府服務，而後期的創新是為產業服務。但在現實中不該如此區分，我們在能源領域面臨的艱難技術挑戰尤其不能如此簡化，因為想法成功與否最重要的衡量標準，就是能否遍及全國、甚至全球的規模。

初期的合夥關係會吸引懂得達標的內行人。政府和產業界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克服障礙、加快創新循環。企業可以幫忙製作新技術的原型，提供市場方面的洞見，並且共同投資計畫。當然，他們負責把技術商業化，所以理應要盡早讓他們參與。

——本文摘自《如何避免氣候災難：結合科技與商業的奇蹟，全面啟動淨零轉型新經濟》，2023 年 ３ 月，天下雜誌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王怡蓁、美術編輯｜張語辰

老科技的全球史

一般所認為的「科技」，多指重大的發明、或最新的技術。而關於「科技史」，也多以強調重大發明的方式書寫。然而，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李尚仁研究員，翻譯《老科技的全球史》一書提出不尋常的觀點：日常生活中「被大量使用」的物品，更是科技。

2017 年 11 月，《老科技的全球史》作者大衛・艾傑頓 （David Edgerton） 應邀來台進行系列演講，本文摘錄部分演講內容，並專訪此書的翻譯者李尚仁，聊聊持續不斷使用的老科技，在歷史上是如何改變生活。

書中導論一開始指出，大多數的科技史是為了特定族群所寫，在上位者宣揚著某種特定的科技理念，將科技與創新綁在一起。大衛甚至在書的一開始便反問讀者：「保險套是否比飛機還重要？」，以不同尋常的科技史詮釋，促進讀者腦筋高速轉動。

在演講的開始，大衛以原子彈舉例，他認為原子彈是可怕的，象徵性地標示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並非同一般所想的是結束戰爭的原因。儘管焦點都放在「創新毀滅性武器」，但事實上那些舊的、廣泛使用的武器：步槍、火炮、坦克，在二次大戰殺死的人數，遠大於轟炸機與原子彈。

當今最危險的兩件事，莫過於我們自以為知道答案，以及政府自以為知道什麼是最重要的發明。

大衛演講現場再次問大家：「洗衣機是否比核子反應爐重要呢？」他明白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不可能有兩三樣發明就足以改變社會，但卻是世上普遍存在的政策與經濟迷思。

他透過這個提問，點出迷思：「更多的創新，將帶來更多的權力與進步嗎？」這聽起來很合理，然而從書中的實際數據來看，許多致力創新的國家，經濟成長的程度與創新的發展卻不成正比。例如力求創新的美國從 1920 年代至今，經濟發展速度已經不是最快的，現今反而是中國取得頭籌。這現象也來自於，發展中的國家可以模仿已開發國家的創新，所以就算不投入創新也可以快速成長。這正是科技史給我們強而有力的警告。

大衛認為人們要做到兩件事：首先是拒絕企業與政府餵養給我們的全盤創新說法，但不是拒絕進步，而是要「勇於質疑」；第二，科技需符合人們的「使用需求」，創新的神話常灌輸人們對於未來是沒有選擇的，很多問題只能透過創新解決，但其實我們有選擇，也有許多運用現行科技就能採取的解方。

20 世紀的生產力毫無疑問是增加了，但科技究竟在其中發揮怎樣的作用，依舊是個謎。接下來透過《老科技的全球史》譯者李尚仁的問答梳理，以書中大衛的角度來觀看老科技的重要性。

我們鮮少關注科技與歷史的關係，科技史的重要性在哪裡？

改變社會的，往往不一定是最知名的科技，像是我們日常衣服食物的廉價大量生產，其普遍供應足以改變社會，就是很重要的科技成果，但大家不會覺得這些生產科技的改良很有名，甚至不會將這些日常現象與「科技」直接產生連結。

我們大多談論的是像奈米、超導體等研發技術，但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卻很少拿來討論。2017 年 8 月 15 日全台大停電，我們才會發現「供電系統」的技術其實很複雜，才會去討論電力系統的問題，但平常並不會注意到。

 科技史就是討論科技如何形塑人們的生活，並不是去講哪些發明有多麽偉大。

大衛提到多數人把科技視為發明，在台灣也是，為什麼會這樣？

這與教育中如何敘事、還有國族主義有關係。課本或大眾媒體的發明故事，看起來總是比較動人，藉由「戲劇性的發明」來說故事比較吸引人，尤其是發明家從小如何努力奮鬥。

而科技史的寫作，又與塑造民族英雄有關，更能進一步強化國族主義，彰顯該國有哪些偉大的發明以及聰明的人物。

歷史課本介紹了中國三大發明：火藥、指南針與印刷術，但我們卻很少知道火藥從古至今的流變，造紙技術在科技史領域也不是熱門的研究題目，這些題材可能會變成產業史、博物館史，而非科技史。

如何讓大眾認識科技史，就是要讓大眾先看看自己生活周遭的技術。

像是遇到停電，就會想到發電系統，而去關心電力是如何傳輸，有時甚至是透過爭議才會讓大家關心這些議題，例如反核、擁核的論述；火力發電、風力發電跟其他再生能源發電的不同。

另一個例子是我們生病常用到的盤尼西林 （Penicillin）。

盤尼西林的戲劇性故事發生於 1928 年的英國，發明者弗萊明在未洗乾淨、長滿細菌的培養皿中意外發現盤尼西林，在對其治療細菌感染的性質有所了解後，卻無法大量生產。真正大量生產是到了二戰初期的美國。但大家對於盤尼西林的認識，多止於最初如何戲劇性地發現，而在美國如何達成大量生產的過程與努力卻少為人知。大量生產的技術是什麼？在什麼背景下被大量製造？這些其實都是重要的問題。

《老科技的全球史》提醒我們要警惕科技國族主義，應該盡量自行研發所需科技是個迷思。大衛提醒我們看看生活周遭的產品，絕大多數都是其他國家所發明。發明的共享是普遍的歷史現象，也是件好事。

此外，他也認為自給自足的想法常有害社會福祉。大衛這個論點看似違反常理，但我們可以想想今天的汽車、電腦或智慧型手機如何被製造與運輸，這些產品的組裝與製造所需的元件與工具往往來自不同國家。這是為何英國汽車工業將深受脫歐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因為不同的汽車零件來自外國，脫歐後進出口的關稅將大幅增加。

我們生活中其實有許多物品不會被視為科技，我的朋友林崇熙教授研究的「台灣農村拼裝車」便是一個例子。拼裝車在農村有許多用途，但大多人只會覺得拼裝車游走在違法邊緣，甚至是登不了檯面的物品，但其實拼裝車作為一項科技產物，它在台灣農村有許多用途、發揮不少重要功能。

醫學上也有不常被注意的科技嗎？

我本業從事醫學史研究，因此特別有興趣的部分在於醫療技術。在傳教醫療史中，有些醫師因地制宜在中國改良手術台，過去並未受到注意。另外還有「麻醉技術」非常快速地傳入中國，當時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在廣州使用了麻醉技術，雖然中國人第一次看到很訝異，但也很有興趣、並不抗拒。所以我想了解當時中國人接受麻醉技術的原因，會不會與過去的傳說故事或相關藥物有關。我想了解當醫療技術傳入不同文化與國家，為何有些很快被採用，有些卻受到排斥。

我也從事熱帶醫學史的研究，當中有關於「瘧疾」的調查，我想知道他們怎麼研究這些蚊子、怎麼評估這些蚊子，怎麼抓到、怎麼觀察，這些都是很簡單的技術，只是必須知道他們怎麼使用，例如使用什麼圖表紀錄分析。這是我很感興趣的部分，也是接下來會繼續進行的研究。

使用 vs. 創新，這兩種科技有何不同？

「使用中」的科技通常代表「大量使用」，科技必須要被大量使用，才會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如果一項科技被發明後，沒什麼人用，很難產生影響力。

而且通常大量使用的科技，是需要一段時間來流傳、改良。

像是蒸汽機，我們都知道 18 世紀瓦特改良蒸汽機，但蒸汽機在 19 世紀才在人類社會改良地更好用、更重要，但一般的科技史不太會去強調 19 世紀的蒸汽機如何進步。

大多數「創新」的科技發明產物，其實不會被民眾廣泛地使用，因為幾乎每個科技都有替代物品。例如傳輸訊號可以用光纖、也可以用衛星；記帳可以用紙筆，也可以用電腦、手機。被人們最大量使用的科技，可能是稍微好用一點、或是稍微便宜一些。

最創新的科技不一定會被使用，也有些因素是文化或歷史導致。例如台灣地狹人稠的城市，以能源或交通安全層面，使用公共軌道運輸會比每個人開一台車、騎一台機車更有效率。但是，當初先蓋了許多道路，現在突然叫大家不要騎車開車，我們來蓋軌道，就會遭到很多困難與阻力。

最早受到青睞的科技不見得是最適合特定社會的科技，某個科技一旦先有許多人使用，往往讓社會陷入比較不好的科技選擇而難以自拔。

大衛提倡要大家抗拒「創新的迷思」，應如何做到？

《老科技的全球史》作者大衛，他不是抗拒創新，而是提醒不要相信會有創新的科技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創新的科技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有時這樣的說法是讓人不去面對真正的問題。

例如，有人提出未來一定會有創新的科技可以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例如碳捕捉技術，但這樣的宣稱，有時反而會阻礙現今不當行為的改變。現在就能做的是共同減碳，提高能源效率、減少私人交通工具、多搭乘大眾運輸，但這樣的改變可能會帶來些不方便，也會跟產業利益相衝突，所以把「創新科技」作為拖延的藉口，把問題留給未來。

翻譯此書的契機？

我跟大衛其實是師生關係，我在英國唸碩班的期間，修了大衛的科技史課程。大衛的想法很特別，不是以「創新」的科技為主，而且指定讀本中有許多經典，像是韋伯、馬克思等社會科學，或是博物館史、文化產業等。主修科技與經濟的大衛很重視「計量」，但通常歷史學科較重視「質性」研究。

大衛自認是個左派，也常刊登文章在《新左評論》，但並不是那種教條式的左派，也會重視右派的意見。他指出左派的人有些幻覺，覺得自己掌握歷史的真理與智慧，右派只是有權勢但蒙昧反動。但他認為右派往往很有創新能力，左派若對此無知而活在自以為獨佔智慧的幻象中，會付出慘痛代價。

會擔任這本書的翻譯是因緣，大衛在 2012 年接受清華大學的邀請訪台，他後來將他的思想寫在一篇史學論文《從創新到使用》，但其用字較為艱澀縝密，讀起來較不容易，後來他便以大眾導向寫了《老科技的全球史》這本書。出版後，上海的出版社有簡體翻譯，但刪除了許多與中國有關的內容，像是大躍進的部分，許多註解也被拿掉。

我認為這本書在台灣特別有參考價值，因為台灣不是以「發明」為名的國家，但卻有許多「使用」的科技。

像我小時候看到介紹十大發明家的書，沒有一個是台灣人，但若從「使用」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拼裝車也是一種代表性的科技。因此，我想翻譯這本書，將「使用」的科技史介紹給台灣的讀者。

延伸閱讀

• 李尚仁的個人網頁
• 現代世界的物質史：《老科技的全球史》中譯本導言
• 〈給大衛．艾傑頓的一些問題〉──大衛．艾傑頓專訪翻譯
• 熱帶的病媒蟲，是如何被發現？一段從英國到廈門的醫學史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保險套是否比飛機更重要？專訪《老科技的全球史》譯者李尚仁，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在中學時代，家裡有台 VHS 錄影機就不錯了，那時幻想著能當科學家的我，只要新聞有什麼科技新知一定錄下，同時心中感嘆，好多先進國家的新穎產品，可能要十年後才會在東南亞的市場上出現吧。可是經過了 VCD、DVD 的年代，現在要看高解析度的 HD 影片，只要能夠上網就行。以前 YouTube 的畫質超爛，沒想到現在第四台的畫質已遠落後很多 YouTube 影片了，科技變化的速度真是一日千里。

過去大學時的電腦螢幕是笨重的 CRT，這不算什麼，我老闆年輕時還用過打孔機當輸出輸入的裝置咧；更傳奇的是據說想當年，台灣史上第一台電腦──IBM650 系統，是用牛車扛到新竹交通大學去的，而且開機向貴賓的表演啟用後就過熱壽終正寢而報廢了。剛上大學，有筆電的同學屈指可數，可是現在我家除了老爸，老媽、弟妹是人手一台 iPad。

我有些年紀稍長的朋友，他們還用過磁帶當儲存設備吧，還有現在絕大多數年輕人都沒看過 5¼ 吋和 3½ 吋磁碟了吧？那就是所謂的 A 槽和 B 槽啊，所以硬碟才是 C 槽。不過現在絕大多數好幾百 MB 甚至上 GB 的程式，也直接上網購買下載安裝了，我現在筆電的光碟機，似乎沒用超過十次了吧。甭說是光碟機，連 USB 碟或外接硬碟也偶爾才用到，很多東西直接上傳到雲端就能備份或分享了。

我小時候立志，長大後一定要買部大英百科全書回家擺！沒想到，長大後，紙本大英百科已經絕版了，現在不僅上網就能到維基百科，還能去編撰條目呢！記得大概大三時，大家突然爭相走告，說可以去一個叫 Google 的網站去搜尋自己的名字，可以找到相關網頁哦！這多麼新奇啊，那時大家主要的入口網站還是 Yahoo! 呢！

初中時，我老爸買了支摩托羅拉的手機，逢人就故意拿出來假裝看簡訊，大家驚呼爭先傳閱的表情，可以讓他爽半天；一直到我大三，班上只有一位同學有手機，到了大四也差不多只有不到一半同學有手機吧，而且都還是智障手機。現在連我那些唸中小學的姪兒們都用智慧手機了，如果有人還在用智障手機，大家還真要傳閱了呢。

都是因為他們的關係

一切彷彿都回不去了，現在只要出門忘了帶手機，千方百計都要回家拿。老實說，我已經不知道過去沒有網路、沒有手機的日子倒底是怎麼過的？現在那些被網路和手機填補的時間，過去自己究竟用來幹什麼啊？無法隨時找得到人，是怎麼能不著急的呀！

還有許多過去流行的事物，如無名小站、ICQ、MSN 等等，也一一走向歷史，可是我們有了 Instagram、Gmail、部落格、臉書、Plurk、Twitter、WhatsApp、LINE 等等。以前新聞上報導的科技新產品，要等好久才會在市面上看到，似乎那些科技新知是科幻，可是現在絕大多數科技產品都是全球同步上市，很多東西都是直接在市場上看到，而非等待好幾載。

這些科技上的方便，或者束縛，都要拜一群超有遠見的阿宅所賜。這本《創新者們：掀起數位革命的天才、怪傑和駭客》（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 the Digital Revolution）就是在講述這群天才的八卦和故事，是一本令人愛不釋手、趣味盎然的好書！

在 2011 年，《創新者們》作者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已經在《賈伯斯傳》（Steve Jobs）為蘋果電腦創辦人賈伯斯立過了傳（請參見〈傳奇的賈伯斯傳（Steve Jobs）〉）。艾薩克森在《創新者們》要敘述一群阿宅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大群有卓越眼光、不羈創意與無比勇氣的人，如何攜手合作創造出電腦與網路，讓數位時代得以降臨，讓賈伯斯能大展雄才。薩克森也真是位奇才，雖然 IT 產業有許多艱澀的術語，他卻能把阿宅們的故事和人生說得天花亂墜、引人入勝，恨不得自己也能宅一輩子（誤）。

開發表的第一個電腦程式，出自百年前一位熱愛數學的詩人拜倫（Lord Byro）之女愛達（Ada Lovelace）之手，她早就預言的電腦與網路世界。《創新者們》 也一一探索掀起數位革命的秀異之士，具備了什麼樣的特質，其中包括 MIT 的教授布許（Vannevar Bush）、早夭的天才圖靈（Alan M. Turing）、大科學家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英特爾的諾宜斯（Robert N. Noyce）和摩爾（Gordon E. Moore）、微軟的比爾蓋茲（Bill Gates）、蘋果電腦的賈伯斯（Steven Jobs）、發明 WWW 的柏納－李（Tim Berners-Lee）、谷歌的佩吉（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 Brin）等人。

《創新者們》 揭露了這群天才、怪傑、阿宅和駭客如何思考、為何如此有創造力，還有他們尋求合作的智慧，以及如何借助群體合作之力，使創造力更上層樓。很有趣的，在《創新者們》裡，不少開天僻地的創新者們，都不見得有正式的學位，有些連正式的大學都未必上過，而且也幹過不少違法犯紀的事。如果是在台灣這個高度重視學歷和紀律的社會，他們這些曠世奇才恐怕就淪為社會邊緣人了吧？

《創新者們》的故事，尤其到了後半部，大多發生在北加州，也就是在舊金山灣區的矽谷。我唸書的學校離矽谷大約一個半小時車程（正常速度開的話），因為有好友在矽谷工作，所以也蠻常過去的。矽谷是有名的冒險者天堂，據說矽谷裡開公司的老闆，半均倒過七家公司。可是，在那裡只要敢提出好的主意，敢找人要錢，就有創投公司願意投注，他們不僅仍有西部拓荒的冒險精神，而且還信仰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價值觀。 《創新者們》或許是口口聲聲談創新的政商名流該人手一本的吧，讓我們見識創新是怎麼一回事，而非僅是嘴炮而已。《創新者們》提出，數位年代的創新有三種組成團隊的方式，一種是政府出資整合，電腦原型機和網際網路前身 ARPANET 就是政府主導和資助的，並且形成產官學三方合作；第二種是由私人企業領軍，像是富有創意的公司如德州儀器、INTEL、Google、微軟和蘋果，他們創新的動力是豐厚的獲利；第三種是同儕共有生產制，也產生了好用的產品如 GNU/Linux、OpenOffice、FireFox 和維基百科等等。

這三種團隊方式都為我們創新性地生產了很多好用的產品，缺一不可。有些右派保守人士一味批評政府不該資助科研，因為政府效率低等等，認為只有私人企業才有真正的創新。這顯然是錯的，《創新者們》和吳修銘（Tim Wu）的《誰控制了總開關？》（The Master Switch: The Rise and Fall of Information Empires）甚至舉出實例，指出試圖扼殺創新的，大企業也曾經有份哦！（請參見〈到底是誰控制了總開關？〉）如果沒有政府資助，讓學術界可以打造出當時還不實用的機器等等，電腦的發明恐怕要落後了好幾十年了吧？如果沒有大量政府資助的基礎研究，現在生技公司哪來那麼多基礎知識去搞生技新藥？僅因為政治信仰就一味反對政府資助基礎研究，是不折不扣的睜眼說瞎話。

我有位朋友前陣子參觀了加州舊金山灣區山景市的計算機歷史博物館（Computer History Museum），拍了一個很有趣的影片示範了差分機（Difference engine）的運作（以下影片出自網路）：

雖然看影片時有幾位朋友是唸資訊科學出身的，可是他們也不知道差分機的實際用途。歷史上的差分機一號（Difference Engine No.1）是英國科學家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研發的自動化數學機器，由英國政府出資，工匠克里門（Joseph Clement）打造，預計完工需要 25,000 個零件。巴貝奇不斷延後完成期限的嚴重超支（英國政府在 1842 年的最後清算發現整個計畫一共讓國庫支出了 17,500 鎊）。《創新者們》在追溯電腦科技的歷史，故事的源頭就是巴貝爾設計差分機以及和愛達的友誼。

科技背後，全是有溫度的人

愛達和巴貝奇認識於 1833 年，之後一直有維持通訊，因此對巴貝奇在差分機和分析機引擎方面的進展頗有了解。1842 到 1843 年間，愛達翻譯了一位義大利數學家（後來當上義大利首相）費德里科‧路易吉（Federico Luigi）關於講述巴貝奇分析機的論文時，應巴貝奇的要求在後面附上了譯者評注，她的譯者評注比原文還長、影響力更大，愛達在其中用非常詳細的描述，設想了如果分析機成真的話，要如何用它來求伯努利數列（Bernoulli number）的值，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個電腦程式，因此愛達也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位程式設計師。在 1980 年，美國國防部製作了一個新的電腦語言，就命名為 Ada。英國計算機公會每年都頒發以愛達為名的獎項。《創新者們》算是為愛達致敬的。

即使不是 IT 宅，也會發現《創新者們》很有啟發性。IT 科技已深入我們每一天的生活，並非是個陌生的國度，《創新者們》用很有趣的方式，讓我們瞭解到主修資科的朋友在課堂上都未必學到的故事和八卦，除了寓意深遠，還很有娛樂效果，是本寓教於樂的好書！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並同步刊登於 The Sky of Ge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