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月，卡拉哈里沙漠的狐獴（meerkat），在清晨五點，就把鼻子探出土丘外面；其他的族群則多睡了一個小時多。經過十一年多的觀察，研究人員發現每個狐獴族群有自己的時間表，即便一個族群內，原始的成員都已經死亡。狐獴會在族群間移動，所以這個差異不會是遺傳性的；移民會適應當地的「習慣」，而幼體則從成體學習起床的時間。這些證據顯示，不是只有人類具有「傳統」。
資料來源：ScienceShot: Meerkats Have Their Own Traditions [ 6 July 2010]
費洛蒙是一種非常大的分子，會從動物體內散發出來並影響其他動物身體的行為。
這種物質當初是在 1959 年由德國生物化學家阿道夫．布特南特（Adolf Butenandt）發現， 這位科學家在二十年前就因為首次合成出性激素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說他是化學界的搖滾巨星都還不足以形容他的貢獻。
他的研究發現，費洛蒙的功能和激素一樣，但是只對附近的相同物種個體有效。
舉例來說，如果動物 A 在動物 B 附近釋放出性費洛蒙，動物 B 的身體會吸收這些分子，整體行為也會受到影響。這其實代表動物 A 具有像丘比特的能力，只不過用的不是箭，而是分子。
基於以上的原因，費洛蒙有時會被稱為「環境激素」（eco-hormone），因為這類分子的運作方式就像是體外的激素。
和激素相同的是，費洛蒙有各式各樣的結構。有些分子非常小，有些則相當大，不過全都是揮發性分子，這表示分子在特定條件下會輕易蒸發。揮發性物種通常很好辨識，因為會帶有強烈的氣味（像是汽油或去光水）。
研究人員決定把這種分子命名為費洛蒙（pheromone），是因為字面上的意思是「轉移興奮感」，而這正是費洛蒙的功能。
強大的費洛蒙分子可以傳送幾種不同主題的訊號給附近的同類，例如食物、安全狀況或者性。舉例來說，螞蟻會在巢穴和食物之間的路徑散發費洛蒙，來通知彼此食物來源在哪裡。
狗在散步時對消防栓撒尿是為了標示自己的領域，這時釋放的就是領域費洛蒙。就連雄鼠也會散發出性相關的費洛蒙來吸引雌鼠，同時也會導致附近的雄鼠變得更有攻擊性。
人也會散發出任何一種類型的性費洛蒙嗎？
出乎意料的，人類不會散發任何一種形式的性費洛蒙。不過我們自以為有費洛蒙的原因在這裡：1986年，溫尼弗雷德．卡特勒（Winnifred Cutler）發表的研究宣稱，她成功分離出第一種人類性費洛蒙。
在這項研究計畫中，她蒐集、冷凍並解凍來自幾位不同對象的性費洛蒙。一年之後，她將這些分子塗在許多女性受試者的上唇，接著便宣稱她觀察到和大自然的動物類似的結果。
事實上，卡特勒的研究完全是一派胡言。她根本沒有分離出人類性費洛蒙；而只是把奇怪的氣味塗在隨機受試對象的上唇，其中包括——請做好心理準備——腋下的汗水。
與其說是分離出純費洛蒙，不如說她蒐集的是人流汗時排出的電解質，而且還抹在別人的臉上。
直到今天，卡特勒的噁心科學研究還流傳在網路上的各個角落，這表示如果有人在 Google 上搜尋「人類性費洛蒙」，就會和得到一堆錯誤資訊。有些研究人員堅信我們總有一天會發現性費洛蒙，不過在這本書出版的當下，科學界尚未找到任何人類性費洛蒙。
一直以來有不少相關研究在執行和重複進行，也盡可能針對各種變數進行調整，而所有的研究團隊都得出相同的結論：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大概沒有性費洛蒙。
但人類有史以來就是這樣嗎？如果大多數的其他哺乳類都有性費洛蒙，包括兔子和山羊，為什麼我們沒有？
答案其實意外簡單：人類學會了溝通。
我們可以用語言（和蠟燭……還有性感內衣……）告訴伴侶我們有興趣滾床單，而雪貂則必須往理想交配對象的方向散發性分子。
——本文摘自《完美歐姆蛋的化學》，2022 年 12 月，日出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上帝賜給人類的大禮是：不必發情就可以“交配”
因此人類自然不需要費洛蒙這樣的信息素
需要的是“外貌”“財力”“個性”……等能吸引對方的因素
所幸我們不必在電線桿或樹幹上當眾撒尿 有時一個微笑也能引發異性的好感
另外 人類的賀爾蒙也是促進性趣的內分泌 這比費洛蒙要犀利猛烈多了
我最喜歡引用的諺語 ：
賀爾蒙負責一見鍾情
柏拉圖負責白頭偕老
輾轉反側，徹夜難眠的時候，您幾點起床？就算醒了，工作效率是否異常低落？
在此，請您非但別只想到自己，還要拿出一點同理心：因為被剝奪睡眠的澳洲喜鵲，也深受困擾。
2022 年 4 月的《科學報告》期刊，有一篇標題冗長的論文，叫做〈失眠削弱澳洲喜鵲的認知表現並改變其歌曲產出〉[1]。其第一作者澳洲 La Trobe 大學博士候選人 Robin Johnsson，認為歌唱的時辰與類型，對於喜鵲的社交生活相當重要，並以此做為研究主題[2]。且不論在 COVID-19 疫情之前，有些人就已經沒什麼社交生活，更不要談呼朋引伴一起歡唱 KTV，人家喜鵲可是隨時都過得多采多姿。
於是，牠們就被科學家抓去做實驗了。
首先，研究團隊架設陷阱，用起士誘捕野生喜鵲。為牠們戴上標有序號的腳環之後，再關進裝有監視器的房間裡。接著，為了測量腦電波圖（electroencephalogram, EEG）與肌肉電位圖（electromyogram, EMG），科學家把無辜的喜鵲抓來開刀。於其腦部表面和頸部肌肉，植入電極貼片（electrodes），方便之後記錄睡眠狀態[1]。
然後，喜鵲們就去接受特訓。
研究團隊準備了一種木製食器，左右各挖一個淺槽。其中一個槽裡，盛裝少量起士和麵包蟲。第一次食物直接攤在眼前，不加以掩飾；第二次猶抱琵琶半遮面；第三次開始蓋子完全擋住凹槽，令喜鵲啥也看不見。在訓練的初期，全部的食器都採用灰色蓋子。直到最後的「聯想學習」（associative learning），蓋子被換成黑色或白色。喜鵲掀開特定顏色的蓋子，發現下面藏有食物。這樣重複 15 次，讓牠們不把「食」、「色」的關係兜在一起也難[1]。
結訓後，研究團隊把食器裡的獎勵換成「不會動的麵包蟲冷盤」（chilled, unmoving mealworms），為喜鵲舉辦驗收成果的模擬考。除了執行「聯想學習」的覓食活動，科學家也期望牠們展現「反轉學習」（reversal learning）的能力。將蓋子的顏色調換，要喜鵲嘗試選出有食物的凹槽。這個階段有一些評分要點[1]，例如：
凡是順利通過模擬考的喜鵲們，便能晉升至下一關。
在實驗的主要階段，喜鵲們被劃為三組，分別體驗下列三種睡眠模式之一：無干擾睡眠、6 小時睡眠剝奪，以及 12 小時睡眠剝奪。研究人員防止喜鵲睡著的花招，包括：迫近或拍打鳥舍、發出噪音，或是輕撫充滿睡意的喜鵲[1]。如同可憐的臺灣中學生，明明前晚都沒睡飽，隔天還得參加考試。研究人員存心要看失眠的喜鵲，怎麼失常。
正式測驗的結果不出所料，沒睡飽的喜鵲容易犯錯，而且要花較長的時間，才能選出正確答案。有些喜鵲甚至失去參與測驗的動機，傾向找機會補眠。其實以前的研究便顯示，失眠也會降低人類的認知表現。諸如參與動機、清醒程度（alertness）、注意力、警戒等級（vigilance）等，都會受到負面影響[1]。
除了喜鵲考試的成績，科學家也記錄了牠們社交行為的變化。失眠的喜鵲寧可睡覺，也不要唱歌。最後就算唱了，單曲的長度卻意外地延展。原本的晨曲改在中午演出，頻寬變得狹窄，內容相較貧乏，顫音也明顯減少。這與人類的口語溝通，大同小異。當一個人睡眠不足，說話的速度會緩慢下來，咬字不如平常清晰，語句重覆的機率提高，甚至可能妨礙聽眾理解講者所要傳達的訊息[1]。
澳洲喜鵲有複雜的家族。牠們用歌聲來劃定疆域，分辨敵友，並建立「鳥」際關係。失眠不僅會害喜鵲把歌唱得七零八落，也會進一步危及其社交生活。既然以往的人類睡眠實驗結果，與喜鵲有那麼多的相似處，下次在抱怨疫情害自己沒朋友之前，我們是不是應該先睡飽，再來思考怎麼社交呢？
備註：此實驗結束後，參與受試的澳洲喜鵲，均在 2019 年 7 月被野放。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1950 年代，臺灣每位婦女平均生育數曾高達 7 人，但近年生育率卻呈現雪崩式下滑，一再探底。為何生育率好似青春小鳥，一去不回頭？「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鄭雁馨副研究員，她透過數據與生育指標指出，臺灣生育困境並非來自年輕夫妻只生一胎，而是因為未婚人口持續上升，低生育率的背後，與東亞的家庭和婚育文化密切相關。
「新生兒再創新低」、「生育率全球最低」，臺灣生育率警訊年年登上新聞。多年來，政府從育嬰假、生育津貼、第二胎獎勵等各式政策輪番端上桌，但生育數據卻似乎鐵了心，一去不回頭。
年輕人為什麼不生孩子了？許多人直指低薪、高房價、工時過長，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鄭雁馨則把焦點轉向文化與傳統價值，她直言：「經濟結構有它的影響力。但我認為，放到東亞文化脈絡來看，低生育率和家庭性別文化脫不了關係。」
在美國主修社會學與人口學的鄭雁馨，五年前開始投入生育議題的量化研究。她發現過去三、四十年，臺灣的家庭模式經歷劇烈變化，晚婚日趨普遍、同居逐漸不再是禁忌，但同時許多傳統價值依然延續，例如香火傳承、孩子必須在婚姻關係中出生。
鄭雁馨運用戶政資料和社會調查進行人口研究，爬梳數據背後的婚育圖像，試圖從更廣泛的文化視角，探究低生育率的根本構成。
「臺灣與東亞各國的狀況非常相似，經濟發展已高度現代化，但父權文化和家庭主義盛行，長輩對年輕人成家仍有很強影響力。我們需要從東亞文化的角度出發，來分析生育率議題。」
東亞家庭與性別文化，交織出臺灣特殊的生育圖像。一大特色是：相較於西方多數國家，臺灣的生育率持續走低，沒有「回血」的跡象。
媒體報導常提及的探底生育率，指的是「時期生育率」（Period Total Fertility Rate, PTFR）。以 2020 年為例，計算方式是：將 1971-2005 年次各年齡的女性生育率加總起來推算，如果女性依循這一系列年齡別生育率，度過可生育階段（15-49 歲）後會有幾個孩子，以此推估婦女一生的平均生育數。
這項指標方便快速，能立即呈現生育景況，不過也有盲點。由於計算方式混合了 35 個世代，一旦社會急速變遷，大量女性晚婚晚育，讓 15-30 歲的生育率明顯大幅下降， PTFR 便會被低估而失真。
「PTFR 適合用來比較全世界的生育概況，描繪出鉅觀的圖像。但是若一個社會經歷劇烈變化，要精準地分析生育狀況與診斷低生育率成因，世代生育率（CTFR）是比較可靠的指標。」
「世代生育率」 （Cohort Total Fertility Rate, CTFR ）不受生育步調的影響，但必須等到女性年滿 49 歲 （或至少滿 45 歲） ，才能計算出同一世代的女性實際平均生育數。
當女性地位提升後，開始大量接受高等教育、進入職場，生育年齡因而逐步後延，會讓時期生育率（PTFR）顯著下滑⸺這是已開發國家都曾走過的路。例如， 20 世紀瑞典生育率從 3.6 到世紀末腰斬至 1.5。不過如同少部分高生育率的西方國家，瑞典 CTFR 一直維持在平穩的兩個小孩，PTFR 雖然看似下降，CTFR 卻能撐住在替代水準，主要是那些「行程 」延後的瑞典女性最後都有加入生育行列 。
這個現象來到東亞，卻明顯不存在！
比對臺灣這兩項生育率指標，自 2000 年初以來，PTFR 已近二十年低於 1.5，香港、南韓和日本同樣低迷，始終看不到生育率回補逆轉。進一步觀察 1950-1979 年出生者的 CTFR，東亞是全世界極少數持續下滑的地區。
主要原因是：15–30 歲延後未發生的大量生育率，在 30–45 歲回補力道不足，造成 PTFR 和 CTFR 雙雙下跌。其中關鍵，便在於日益增多的各年齡層未婚人口！
「 同時參照 PTFR 和 CTFR，才能掌握低生育率的真實結構，進一步分析為何臺灣或東亞生育率無法回補。 」鄭雁馨強調。
在東亞各國，未婚人口對生育率的影響異常關鍵，因為東亞的一大婚育特色是：孩子必須出生在婚姻關係中。以臺灣來說，非婚生育僅 2～4%，數十年不動如山。獨特的「婚育包裹」文化，讓不結婚幾乎等同不會生孩子，因此分析世代總生育率（CTFR）、並對照未婚率，便能拆解生育率的結構。
那麼比對數據，究竟是「誰」不生孩子了？
1965 年之後出生的女性，同一世代生育率開始低於兩人。然而，一直到近年，已婚婦女的平均生育數依舊達到兩人，世代生育率下滑，其實是因為越來越多人沒有結婚。以六年級中段班（1975 年出生）為例，世代生育率為 1.6 人，但已婚人妻平均生育兩名子女，細究來看，原因是有 20% 未婚女性。
「 一窩蜂只關注時期生育率（PTFR）超低，很容易陷入盲點，通通鎖定在『大家不想生孩子』。實情是，多數夫妻婚後都會生育，甚至逾七成生到兩胎以上。」
換言之，低生育率的關鍵密碼並非不生孩子，更可能是：還沒結婚。
當越來越多人不只晚婚，且最後根本沒有走入婚姻，在東亞文化背景下，也意味著關上了生育大門，西方常見的生育率延後回補，因此失靈。
1980 年代以前，「不結婚」這個人生選項鮮少出現。若三字頭還是孤家寡人，左鄰右舍、叔伯阿姨早已爭相出手牽紅線。 當時，40 歲仍未婚的比例不到 5%。
如今，大齡單身男女不再鳳毛麟角， 45-49 歲仍未婚的比例已近二成。鄭雁馨參與的國際研究團隊從模型推估，到了 2050 年，臺灣 40-49 歲男性未婚比例很可能將超過 30%、女性超過 25%。換言之，假設非婚生育仍不被主流文化接受，幾乎也就預告了生育率一路下滑的劇本。
想要打破冰凍三尺的生育率，進一步理解這些未婚者的生命狀態，至關重要。「如果因為負擔不起成家壓力，提升薪資水平、生育補助或許有效；如果多數人是不婚主義，經濟政策自然無濟於事。」
結婚不好嗎，為什麼這麼多人選擇另一條路？他們是堅持不婚？渴望成家卻找不到另一半？受限經濟壓力不敢「婚頭」？或者，想有孩子但不想結婚？
從臺灣社會變遷調查來看，越年輕的世代，越傾向不把婚姻視為人生必選題，認同「未婚也能幸福和享受生活」的比例呈上升趨勢，「敗犬」標籤慢慢被「一個人也很精采」取代。
然而，許多單身者其實並非是不婚主義者。根據 2013 年主計處調查，未婚女性裡學歷越高、結婚意願越強，而且 45-49 歲仍有兩成考慮成家。那麼，她們單身的原因又是什麼？
除了學生族群以外，「尚未遇到適婚對象」在各年齡、學歷都壓倒性勝利，尤其以大專以上最明顯。顯然，並非徹底拒絕結婚，而是難以找到共度人生的「牽手」，是不少單身女性的難題。雖然結婚和生育是兩個人的事，但弔詭的是：社會調查很少詢問男性未婚的原因，所以其生命處境是否與女性相似，仍亟待研究。
「許多人傾向結婚，但沒有找到合適對象。關鍵在於社會高速發展後，新世代對婚姻、家庭角色的期待轉變，而與傳統文化發生衝突，這就形成了婚育配對的困難。」鄭雁馨分析。
半世紀以來，臺灣的政治、經濟飛躍性成長，躋身先進國家。女性的教育、就業與社會成就，不斷突破傳統限制，公領域裡女力崛起，但目光移轉至家庭與文化價值，傳統父權力道的鬆動遠不如預期。
拚兒子是其中一個例子。
在臺灣胎次越高，新生兒性別比例的失衡越嚴重。當媽媽拚到第三、四胎，經常承受非男孩不可的香火壓力，「性別篩選」成為不能說的秘密。對照 2006 年與 2016 年東亞社會調查，儘管已相隔十年，臺灣男性認為「至少要生下一個兒子來傳宗接代」，始終有堅定不移的 44% 。
家務分工是另一個東亞共同性別文化。時至今日，臺灣婦女依舊負擔近八成的家務，家事、小孩一肩扛。但即便丈夫想共同育兒，性別環境的土壤也未必足夠厚實。
北歐廣泛使用的雙親育嬰假，移植到臺灣，2017 年統計 76% 媽媽申請育嬰假，但爸爸僅 8%。除了傳統文化通常預設母親是優先照顧者，兩性的薪水差異，也讓爸爸休假帶孩子，必須同時承受經濟成本與傳統文化的雙重壓力。
「我們的性別平等改革，在教育、就業率表現很高。相對來說，文化層面的變化沒那麼明顯，包括婚育、家庭關係，這是東亞文化圈的共性。」鄭雁馨分析。
因為家庭關係緊密，長輩對下一代婚姻具有高度影響。新好媳婦除了上網「靠北婆家」，回到現實世界，多半仍得努力和長輩們磨合。這也意味，在講求孝道與家庭主義的社會，家庭內的傳統性別文化更難動搖。
種種盡在不言中的文化規範，交織出一片無形的婚育壓力，也形成兩性對婚姻家庭的期待落差。
對高社經背景的女性而言，走入家庭、養育照顧孩子，要付出比男性更高的機會成本，可能間接延緩兩性結婚的時程。
走入婚姻，需要直面傳統文化壓力，但單身者卻也可能被同一套價值，無情拒於門外。
鄭雁馨研究發現，二字頭的未婚男女，未來結婚的機率兩性相差不大；但若到了 35-39 歲，往後十年，女性結婚的機率就遠比男性下降許多。
研究突顯了殘酷的社會現實：
在婚姻市場裡，大齡是女性的「被扣分項」。背後不僅隱含父權文化對性別角色、形象的期待，另一個關鍵原因仍是生育——好不好生、生得好不好，經常被歸責在母親身上。
鄭雁馨直言：「十幾年來，我們的公衛體系依然不斷強調『34 歲以前是黃金生育年齡』，而且主要針對高齡女性。但現實是，整個社會有一半女性 （和男性）此時還沒有進入婚姻，但她們已經被貼上不好生的標籤。」
隨之而來，也是她們在婚姻市場上將面對的歧視與擇偶困境。事實上，高齡生育風險不僅存在女性身上，越來越多流行病學研究也指出高齡爸爸對母親生育的影響，但我們的社會選擇忽視後者而強調前者。
當社會結構急速轉變，家庭與文化價值變動緩慢，齒輪時不時被卡絆，凍結的人口成長有機會回溫嗎？
「我們必須認清，人口萎縮是必然的。」鄭雁馨認為，生育率下滑已非一日之秋，現階段只能減緩速度。綜觀來看，已婚夫妻的生育狀況並不悲觀，了解結婚率下滑的原因是較直接的目標。但相較於日本早已進行系統性研究，臺灣對未婚圖像的掌握始終蒼白貧乏。
「如果高生育率奠基於昔日女性必須犧牲受教和就業權，人生只有育兒持家一個選項，那當代的低生育率或許沒什麼不好。」鄭雁馨直言：「但如果很多女性想成家卻無法實現，政策應該更努力解決，包括未婚而想當父母的人，我們能否有更彈性開放的思維，達到生育自主。」
有多少人渴望成家？有多少人因為低薪高房價，不敢組成家庭？又有多少單身者只想要孩子？更多細緻的實證研究，是思考生育政策的重要基礎。
持續推動友善、支持婚育的性別平權社會，更是根本。「歐洲經驗告訴我們，家戶內的性別平等如果沒有跟上，整體生育率就很難提升。」鄭雁馨這麼說，
「育兒需要成為一整個村莊、社會、國家的事，而不是女性理所當然的天職。」
a0921003785彼得 潘
狐禪
胡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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